中日甲午之战后中国蚕丝业的畸形现象

中日甲午之战后中国蚕丝业的畸形现象 中国近代蚕业史概论*(二) 周匡明 载《蚕业史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选》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是到处受欢迎的商品。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争先恐后地掠购，我国生丝输出在国际生丝输出总产量中一直是占绝对优势的。当时日本生丝的输出起初还不及意大利为多，同时日本也还是经常输入我国生丝的老主顾。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已逐步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日本，已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在天皇制片面培植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各产业部门不均衡地发展和步调不一致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化，促使早熟了的日本垄断资本在1890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恐慌，恰恰这时又遇到1889年和1890年连续二年的农业大欠收，这就使整个日本社会的矛盾愈加复杂化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全民的富强。即使用以维持和加强天皇制的所谓‘富国强兵’中的富国，也不是容易就能达到的。因此，天皇制不得不到处寻找土地、米、金银以及一切物产和‘富源’……为了获得这种‘收纳’之源，最诱人的手段就是侵略他国。”(1)为使消除1890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恶化而迫不及待地向海外扩张——开辟走向近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这即是形成1894年甲午侵略战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 在那样的现实背景下，日本的养蚕、缫丝业的发展在当时也就成为解救日本纺织工业危机的唯一方向。原因是： 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在产业部门中尤其占首位的纺织工业发展很快：然而，日本的纺织工业早在1890年以前纺织资本在国内市场上就已经没有出路了。例如：1890年日本国内棉纺生产总额约为三千六百万斤，而进口棉纺达三千二百万斤。不难想象，当时日本纺织生产面临的危机是如何的深重了。因此，纺织资本一方面早就打算在中国开辟市场，进行倾销；另一方面，已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缫丝工业。然而日本制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营和技术方面都很落后，不仅不能与当时先进的意、法二国制丝业抗衡，即与中国手工缫制的“辑里丝”比较也大不如。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积极效法意、法机器缫丝，并从事蚕丝业的改良．比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力量毕竟还比较薄弱，”(2)要在短短时期内，从深重的生产矛盾中解脱，这毕竟不是一件易事。正在这时，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爆发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胜利”，给日本军国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形成阶段铺平了道路，解决了日本经济危机，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日本蚕丝生产也随着天皇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侵略势力的长大而快速发展。以桑面面积而论．若以甲午战争前五年(1889年)为100，到1909年已增至198％：蚕茧产量也从1889年为100％的指数增长到1909年的305％，养蚕户数增加指数虽较小，但一户的饲养数已大为增加，农村中已出现大量的养蚕专业农家，蚕桑生产已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大批的农村资本主义养蚕经营培植起来了。兹将上项数据列表(3)如下： 在这时期，日本号称“制丝大王”片仑，从1900年前后起有了显著的发展，三井财阀等也以大量的资金投资于大规模的制丝工业：日本生丝输出额也大幅度地上升。1890年前后，日本生丝已超过中国生丝输出额，(4)成为全世界生丝输出最多国家。据日本《蚕丝要鉴》统计，1909年日本生丝输出占世界总额34.2％，同年中国生丝输出量占世界总额的30.5％。(5)这时日本的制丝工业也早已十分成熟地成为日本产业部门积累资金的头等重要企业了。然而先天不足的日本蚕丝业愈向前发展，经与农业生产中的粮食生产以及其他生产事业之间的矛盾亦愈益尖锐化。也因为国内蚕业生产条件限制的缘故，致使已大尝甜头的日本垄断财阀们对一水之隔的中国蚕桑生产的广阔基地感到分外眼红．日本蓄意独占中国蚕丝原料茧，从而把中国蚕业生产变为日本制丝工业原料供给地的野心计划，也随着“天皇制传统侵略大陆野心”而愈来愈系统化了。但是，中国蚕业生产是在西方殖民势力控制下有所发展的，日本意欲独占中国生丝原料和市场的企图．势必与老牌帝国主义各国引起利益冲突。中国蚕丝业生产也就厕身于新老殖民势力尔虞我诈矛盾之中。 因此说，要认真研究中国近代蚕业生产的历史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殖民势力各国掠取中国生丝(中外生丝贸易)和干涉内部生产活动的种种史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蚕业生产与中国蚕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上述二方面的关系又互相交织，因此为辑述方便起见，在这里选择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日两国生丝在外销中的消长关系说起。 中国生丝对外贸易历史悠久，而日本生丝输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世界生丝贸易中还几乎是空白的。1859年，横滨开港，甲州岛始有六捆生丝出售给意大利。七十年代起日本生丝方在世界生丝市场上初露头角。1875年，世界生丝产额为158,000担，是年中国输出生丝即有74,183担，约占世界产额53％，而同年日本输出仅及世界产额的7％左右。(6)日本自八十年代以后，生丝产量增加的比率便逐年上升，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些年代里，生丝产量逐年大幅度上升，生丝出口成倍增长。如果我们以1875年为起点推移半个世纪来看，1925年中国生丝输出额为101.620公担，而日本是年输出则三倍于我国，生丝输出额达310.660公担。(7)五十年间，我国生丝输出增长极为缓慢．而日本生丝在这半个世纪中则猛跃30倍以上。从历年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日本生丝输出的激增还是这半个世纪中的后二十年间的事，也就是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成为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劲敌的。例如1905年我国生丝输出额为64,060公担，同年日本输出则为35.820公担，中国生丝输出约为日本生丝输出的1.7倍以上，远超于日本．然而仅隔五年，到1910年，日本生丝输出即达89,050公担，激增了一倍多。日本生丝自1909年起输出超过了中国．迫使历来在世界生丝输出占第一位的中国生丝，至此降为第二。日本自1910年以后，生丝产量仍然上升速度很快，至1925年生丝输出即如前所说已达310.660公担。而我国生丝输出自1905年至1925年之间一直徘徊在6万担至10万担之间，增长幅度很小。当时由于美国丝织业生产的畸形发展，1925年以后，一度美国所需生丝原料达60万公担之巨，在如此庞大的需求关系招引之下，在日本生丝被美国大老板吸收贻尽尚不满足的情况之下，中国生丝输出方受美国市场求过于供的影响而才有较快的增长。1929年日本生丝输出额达348,570公担，是年中国生丝输出为140,801公担。(8)就输出量来说，这一年中、日两国都是历史上生丝输出的最高纪录：然而数量上中国生丝输出与日本输出额差距也越来越大。 1929年以后至1937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因疯狂地扩军备战．把矛头对准中国，以实现它的“征服大陆”的侵略野心，国内蚕业生产在军事急需的影响下，减少了输出额，但生丝输出已成为日本“生死悠关”的经济命脉，虽蚕丝业受到各方面的波动．可是还保持每年30万担左右的输出，而中国生丝自1931年以后，一面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日丝操纵美国市场的排挤下急剧下降。1932年我国生丝输出已下降到42,310公担，1935年仅40,440公担，至1937年更下降到32.010公担，真所谓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如果就上述年份的中国生丝输出与日本再作一对比，问题就可明显地看出：中国仅有的三、四万公担生丝输出中，运销美国的生丝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日本生丝就1935年为例，是年输出生丝总额33万余公担中，销往美国市场的即为28万9千余公担，1937年输出28万公担总额中，销美国的也有24万4千多公担，(9)这说明日本生丝输出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倾销美国．独霸了美国生丝市场。问题的实质何在?以往我国有关学者对此例举了不少原因作了分析，总括地说，在外因方面：(1)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生丝外销急剧地排挤和阴谋破坏；(2)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3)人造丝生产的发展；(4)国际汇兑率变动的影响等因素。在内因方面：是由于蚕品种庞杂，饲养方法落后，缫丝机械陈旧和缫丝方法墨守成规等一系列因素所造成。以上所举种种．不能不说是造成我国蚕丝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忽兴忽衰的原因所在。但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本质的东西还寓于上述错综复杂的现象之中，因此，只有当我们将上述历史过程一一加以归纳，问题的实质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请看一看我国蚕丝业一度出现畸形繁荣的来龙去脉： 由于西方殖民势力各国掠取我国廉价的蚕丝原料不断加强，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国蚕业生产，这个构成我国封建自然经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而被加速破坏了；也由于外国资本的不断冲击和渗透，我国蚕业生产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起了变化：那就是隶属于工场手工业的农村手工缫丝在经过二、三十年顽强的抵抗之后，只得节节败退下来，农家自缫自织的家庭手工业被迫处于破坏的境地，旧式手工场也不得不进行改组；因此使我国手工缫丝和手工丝织业从旧的行会手工业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民家庭手工业，逐渐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围和轨道，并有一部分迅速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也是特有的现象。无疑地位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它不是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巨大压迫所造所的。(10) 当中国蚕丝业生产由于外国资本掠取中国生丝原料的刺激和不断加强，迅速发展起来之时，亦正是这个时期，日本蚕业生产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十九世纪末叶，日本缫丝工业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农村养蚕也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日本为了实现走向帝国主义道路，对于积累资金有巨大力量的蚕丝业生产已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但是先天不足的日本，由于国内生产条件的限制和国内市场的狭窄，不得不广找出路。因为促使生丝出口贸易已关系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命运和绝对主义的天皇制的巩固，(11)因而当中国蚕丝业在列强刺激下有所发展便成为日本统治集团以目中的眼刺：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正在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在加深矛盾。不过在十九世纪末叶，日本还不具备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实力。因此当西方列强为了更多地掠取中国廉价的蚕丝原料，直接干预我国蚕业生产内部事务——所谓改进，科学管理中国蚕丝业——日本表面上也起而“赞同、倡和”。当时最先提出改进中国蚕丝业生产的是法国人，“1880年。总税务司赫德，受里昂商会之委托。就驻华税务司中推选十九人，并列举十一条二十项，以着手于吾国蚕丝业之调查”，(12)接着英、德、美等也争先恐后插手进来，打着帮助中国“改革”蚕丝业生产现状，“提倡”科学管理等旗号，四出活动搞调查，搜集资料；实际上他们的真实企图是各自为要把中国蚕丝业生产资源和它今后发展的潜力摸一个底，以便各国制订他们对中国生丝掠取的长远规划。在这期间日本也立即挤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弹着西方列强同样的调子，且在调查中国蚕丝生产现状的行动上还特别惹人注目。何以见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日本财团是什么“用心”呢?概括地说：它既妒忌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蚕丝业的控制和垄断，又恐列强对中国蚕丝业的扶持从而使日本蚕丝业发展招来不利。因此当“前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有德人任海关税务司名苦拉英互稀氏，曾上书清政府，请于各省会力图蚕业教育行政，改良养蚕制丝，教唆子弟，分布各州县，以促蚕业发达，为富国要政。”(13)据说当时这个消息被日本朝野得知时。“闻之颇为惊恐”：(14)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却反而“淡漠视之．而不介意。”(15)清政府对这个“富国要政”竟如此地不予重视，这对日本丝业垄断集团来说，无异于是一帖清凉剂。继而日本统治集团也看穿满清王朝这个腐朽得已不足以抵御些微外力的政治躯壳是无所作为的：至于列强对中国蚕丝业生产的“关心”，日本人懂得这只不过是列强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蚕丝原料基地而已。因此日本垄断集团的对策认为：只要在本国加速发展蚕丝生产中，用心改进丝质，把大批丝质优良的生丝涌进国际市场，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便不摧自垮。日本为了实现它的预谋，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仅以十多年时间迅猛发展，生丝输出即赶上并超过了中国生丝输出量，准确地说，即在1909年以后，日本生丝输出超过了中国。不过在这一阶段前后的历史时期内，日本要想在国际市场——当时主要指欧洲市场——排挤掉中国生丝也并不顺利。其原因： 一、中国出口的厂丝，质量并不低于日本生丝．即以辑里丝(七里丝)言，由于机器缫丝所给予的影响。品质也逐步有所提高，也还能适应外国某些些丝织产品的需求： 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欧洲丝织工业率逐年发达，所需生丝原料也与年俱增．日丝在欧洲市场上虽急剧排挤中国生丝．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总的形势是求过于供，因此，中、日生丝当时在欧洲市场上的矛盾，还是局部性质的问题： 三、中国生丝和丝织物在欧洲市场上素有浑厚的历史基础，从贸易市场到消费者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信誉，日本丝商施展的各种阴谋伎俩均未如愿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已上升到垄断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随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办的大批丝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生丝的需求便直线上升：不仅日本生丝被美国吸收贻尽，即中国生丝也一度有半数的出口为美国丝商所掠购。日本眼见美国老板的胃口之大远远过于欧洲，于是天皇统治几乎以倾国力量大事展开对栽桑、养蚕、缫丝等方面着手改良，生丝输出也与年俱增。而在这期间，由于世界大战而变得贫困并遭受巨大破坏的欧洲各国的购买力大为降低，生丝消费自然也有限，同时“大战以后的欧洲各国都为大西洋彼岸的新兴帝国主义——美国的负债国：世界金融市场也由伦敦转向了纽约。”(16)而美洲大陆因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美国在大战中又大发战争财，美国丝织工业为了适应国内外奢侈豪华的生活享受，丝织业象雨后的春笋一样增长快速，“美国之丝织机械，共有十二万架，实三倍于法国，出货之量约十五倍于法。”(17)可见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丝织工业非常庞大，因此它的原料来源就“不得不有赖于东方及欧洲产丝国家之供给，以资应用。……日人知大利所在，遂努力生产，大量供给，但终以日丝品质究不若华丝可比。故日丝仅能作普通品之用，至高级织物则仍以华丝为佳，日人乃太事改良并增加生产，以迄求品质数量均过华丝。而华丝之美销．因之减退。”(18)不过在1920年——1930年这十年左右的时期．世界生丝消费的总的趋执是求过于供，同时也由于大宗出口的日丝在品质上还存在弱点，因此，中国生丝输出也还缓慢地有所增长的。由于外销畅通，且丝价高昂，也就直接刺激了茧价看高．茧价又不断刺激着农村养蚕的扩展，由此引起了蚕业生产各部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那个时期的农村养蚕生产的发展来看，江、浙二省是很突出的。 以江苏的无锡为例，无锡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栽桑之家，甚为寥寥”；自1904年沪宁铁路筑成，由于交通的便利，无锡地区的缫丝业即逐渐兴起，首先在无锡成立的机械缫丝厂叫裕昌丝厂，以后“在宣统元、二年间，各企业家见丝茧之利大有可图，复次第建筑锦记、源康、振艺等厂，嗣后仍有增加”，到1921年顷，无锡县每年产茧即达“岁产春茧十六万担，夏茧三万担，秋茧一万担”。(19)以后的十年间，无锡县的茧产量也还是有增无减在继续上升。广大农村由于茧价高。收益大，农家养蚕不言而喻自是十分快速。据浙江大学农学院1928年调查，浙江省的吴兴、海宁、嘉兴三县，在1928年养蚕户数均高达100％，也就是说，三县中的农户没有一家不养蚕；德清县调查也达99％，其他向有养蚕习惯的各县，一般亦多在70％—80％之间。再就桑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而言。如当时最高的德清县，桑田面积就占48％。(20)请参看下表： 二、三十年间也一直是很高的。据海关历年统计1901～1911年间茧价平均数为101：8两；l912～1921年平均数为81.06两：1929年江苏无锡县改良茧最高曾达120元高峰，同年浙江嘉兴的改良茧较无锡则低得多。(21)不同地区之间茧价开差很大的原因很多，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在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供分析。此外，最高的标价，也不等于说农民即受惠到如此优价，实际上，那同一标价在不同地区之间价格开差也是很大的(这包括层层的中间剥削)．农民实际到手的是大打折扣的。现就江苏、浙江二省自1917—1931年这十五年间茧价的平均数和当年的米价二者的比价来看，二省前十年间，即自1917—1926年茧价为47.86元，茧、米比价，每市担鲜茧合米约9石(1929年前每石白米为156斤，1934年起每石白米为150斤)；后五年，即自1927—1931年间，苏、浙二省平均茧价为44.77元，合米约6.5石。详见下表： 我国南方蚕业生产集中产区的广东省，蚕丝业生产的畸形现状也很突出。 由于中国近代与西方早期接触以广州为最早，所以我国蚕业生产受外国殖民势力来华进行掠夺性贸易的影响也以广东地区为最早。不过，外国资本为便于掠取量多质优的江、浙生丝，在中国经营近代缫丝工业却一开始便以上海为中心而没有选择广州。也正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民族资本在广州地区经营的的近代缫丝工业受外国殖民势力在经济上的渗透和压迫也较少：但它在早期一度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阻力是不小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广州地区的近代缫丝工业方立定脚跟。自此以后，厂丝生产迅速发展，经过20年时间，即到1901年，厂丝几乎已经完全代替了“七里丝”(22)(手絚)，同时粤丝输出增长也相当快速。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各国特别是美国丝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地区的生丝输出自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初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个别年份外，出口数字也一直是有增无减的。据广东丝业研究所调查，自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间，广东生丝输出数量大都在四、五万包(每包八十斤)之多，最高年份达66，937包。(24)兹录其统计如下： 在上表所到这些年份中，广东方面生丝输出值一般都在五千万元左右，最高年份如表中所示达一亿三千万元，“则对于广东之对外输出贸易总值所占百分比，总在百分之八十有奇”，“若以输出凭藉着粤丝贸易养活的，约占全省户口十分之一，足足有三百万人之众，有此原因，粤丝贸易与本省农工商业，通通都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在于农的方面，有一、二百万栽桑、育蚕的蚕农，在于工的方面，有数十万的缫的女工。及万数千计为丝厂奔走服务的人员；在于商的方面．有无数的直接或间接上负有贩卖茧丝责任的商人，其中有银业、运输业、煤炭业等。”(25)在最兴盛的年份1922—1925年间，广东地区缫丝厂达299件，丝车达136,860台；(26)广东全省桑田面积在1922年顷有187万亩．分布38个县。例如珠江三角洲蚕桑最发达的县份顺德一县的桑田面积即有29万余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约70％，(27)比之江苏的无锡，浙江的嘉湖地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珠江三角洲农民回忆当年的盛况形容说：“一船丝运出，一船白银归，”(28)真可说鼎盛一时了。 素向称为我国第四大蚕区的四川省，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蚕桑生产也相应地发展快速。如四川蚕桑生产较集中的三台县，1909年全县栽桑约为二万五千亩。到1911年即增加到三万三千余亩；与此同时．蚕茧的产量也相应地有了增长，1909年产茧为21，285担，到1911年即增至33，970担。(29)丝厂的发展也是与年俱增的。四川省旧式手工缫丝在二十世纪以前一向也相当发达．全省士造大车最多时曾达三万具以上：以三台为最集中，约有五千多架，其次是南充、重庆、阆中与乐山各地。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重庆丝商刘顺泉设改良丝厂(即改良木车)于潼川(南充)，这是四川省从旧式手工缫丝过渡到机械缫丝的最早年代，不过真正的机器缫丝的开始是在1908年，这个缫丝叫“裨农丝厂”，厂主名陈宛溪。该厂设在三台县的万安寺。(30)自此以后，到1912年即增加到五厂，缫丝釜(台)数为512釜；至1918激增至33厂，缫丝釜(台)为4039釜。(31)历年四川的生丝出口量，自民国元年以后至民国二十年，每年都有一万公担左右输出，有一些年份上升到近二万公担甚至个别年份还超过了二万公担。(32)数据可详参下表： 除以上所举四大蚕区外，我国其他各省，诸如湖北、安徽等省以及山东、辽东等地的柞蚕业也相应地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些省区的生产情况因资料较为分散，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总之，我国蚕业生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在外国殖民势力掠购生丝原料不断加强的刺激之下，在我国蚕桑丝织内部形成了明显的畸形现象。它表现在生丝出口方面的是：1929年我国生丝出口达到了140,801公担，这是历史上的最高峰，若加上内销估计数，年产量达207,210公担。(23)蚕茧产量据上海万国检验所的“华中丝业调查”载，(34)1926年以前，我国蚕茧产量估计在3,330,000担左右，又据日入上原重美1927年估计，我国蚕茧额达3，662，300担(35)(这里的单位“担”即当时通行的“关担”，一关担约相当今市制120斤，折算今市担约相当于今市制4,400,000市担)，这个数据即现今还常用到的我国历史上蚕茧最高年产量的出处和依据。 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蚕业教育与生产管理机构也相应地不断地增设和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设立。 我国第一所蚕业学校是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由浙江太守林迪臣创设，这个学校设立当年名叫“蚕学馆”，1908年蚕学馆改名为“浙江中等蚕桑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浙江公立蚕桑学校”，1913年又改名“浙江省立甲种蚕桑学校”。继此校以后络续创办的蚕桑学校则有：1907年楼文镳曾在杭州湖墅设立“蚕桑女学校”，这所学校历时不久，开办仅四年即停办了。在江苏，最早的蚕业教育为“女子蚕业学校”，这所学校初创在1910年(宣统二年)，开办时原系私立，校址在上海。1912年(民国元年)。复在苏州近郊浒墅关建校，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上三校是我国蚕业教育最早的几所学校。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农业专门学校设置章程，规定农业学校分甲、乙二种和女子职业学校三类。蚕业教育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数年之间各省纷纷开办为数相当多的各类蚕业学校，据民国七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调查．甲种蚕业学校及甲种农校(相当于高中程度)而设有蚕科者计27所，乙种蚕校及乙种农校蚕科(相当于初中程度)各省合计总数达114所，其中山东一省即有47所，河南省也占有40所，当时还有五省设有女子蚕校各一所；此外，还有应当地生产需要而设立的蚕业讲习所8所。(36)总计在1918年以前，全国各地中等程度蚕业教育机构达250多所。接着高等学校中蚕桑系科也先后在东南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五所大学内设置。 不过，这些为数众多的蚕业教育机构大都历时不久，一方面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同时学制也一再更迭，因此几经变更停废者竞十之八九。据统计到1931年顷，全国蚕业学校大、中、小合计仅剩下28所了。(37)换句话说，十三年间缩短了将近十分之九。当然这种急剧的变动，除上述政治原因外，与蚕业生产起伏不定本身的经济上的原因也大有关系。 自二十世纪以来，在蚕业生产较集中的省份或地区，也都相应地先后设立了生产管理机构(实质上一部分也是统治当局办理税收的机构)，有的称蚕桑局，有的称蚕务局；苏、浙、皖、粤等省桑发达的地区还先后成立了农事试验场，育蚕试验所。原蚕种制造所等从事试验或生产管理。迨至民国七、八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对我国生丝掠取的不断加强和便于控制进而直接干预中国蚕丝生产影响下，我国蚕业生产管理机构，在当时有了一些增设或改进；与此同时，西方几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曾联合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在我国的主要蚕丝生产基地．组成了一些“扶助”机构．诸如“合众蚕桑改良会”“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以及“广东万国丝业改良会”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亦是当时客观条件下的历史产物。而西方各垄断资本集团愿掏腰包也各有各的打算，这些史料头绪纷繁，有待于作专题介绍。(待续)。 注释： (1)(日)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商务书局，119，133页。 (2)同上注。 (3)本表原载神山茂夫著《日本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发达》一书，转见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133页。 (4)日本《蚕丝要鉴》，1936年，《世界各国生丝生产量累年统计表》(中、日两国都是指输出量)。 (5)日本《蚕丝要鉴》，1936年，《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产量百分比》(中、日两国系输出量算出)。 (6)1926年法国里昂丝市联合会统计；转见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1936年，26页。 (7)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世界产丝国生丝产量统计》(中、日两国均为输出量)；日本《蚕丝要鉴》(1936)。 (8)日本生丝输出数字，据日本对外贸易册，中国生丝输出数字，据海关历年出口编制的数字，另参阅1946年3月22日“箴言报”依据“中国蚕丝公司”编制的统计数字，略有千担以上尾数出入，本文海关数字为准。 (9)league of nations：international trade in certain raw material and foodstuffs；转见《贸易月刊》，1943，3月。 (10)樊万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3月，107，114，115页。 (11)井上清：《日军的帝国主义》，146页。 (12)陶迪：《中国丝业之进步》，上海总商会月报，4卷7号(丝业号)，言论11—13页，1924，7月。 (13)李嘉瑗、黄公迈：《江、浙、粤丝业调查报告》，附条陈，农商公报，34期，报告33—34期，1917年5月。 (14)同上注。 (15)同注(13)。 (16)苏联科学院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编：《世界经济危机》314页。 (17)曾同春：《中国丝业》，商务印书馆，1933，95页。 (18)同上注：75—76页。 (19)虞冠英：《江苏无锡县二十年来之丝业观》，农桑公报，85期。 (20)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钱塘江道属各县蚕业概况》1928，转见，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45页。 (21)钱天达：《中国蚕丝问题》，38，39页。 (22)“七里丝”一名原出自浙江湖丝，此系外销通称(即农家手缫土丝)，详见前释。 (23)“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分(下卷，177页)广州。 (24)邓浩存：《从蚕业衰落说到广东经济之危机》，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出版，90页。 (25)廖崇真：《复兴粤丝贸易的几个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载《广东蚕业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出版，90页。 (26)乐嗣炳：《中国蚕丝》，世界书局，1935年，251页。 (27)辑见《广东省1959年蚕桑专业会议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报告》；1959年，广东农业厅刊。 (28)见考活《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1925年。 (29)神州日报：“四川三台县之蚕丝业”，转见“农桑公报”，72期，选载，28页，1920年7月。 (30)上原重美：《支那蚕丝业大观》，769页；部分资料参自作者手抄札记。 (31)参阅乐嗣炳：《中国蚕丝》，276页。 此处须加说明：文中所记33厂．丝车数4039釜并非全为利用动力的机械缫丝厂，其中一部分系改良木车丝厂或一部分土造木车兼有日式坐缫，详参31注原文，此处不具引。 (32)本表系转抄资料，该资料系作者在五十年代初年向管守孟教授借抄，此处引用仅供参考。 (33)参阅《蚕丝要鉴》，1936年《世界各国生丝产量累年统计》。 (34)《中华年鉴》，1926，687—688页。 (35)上原重表：《支那蚕丝业大观》，昭和四年，16页。 (36)参见尹良萤：《中国蚕业史》，1931年，60—70页。 (37)顾青红：《中国蚕丝教育之检讨》，《蚕丝杂志》，1947年，1卷，2期，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