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2008-5-21新华 一．《春秋》与《左传》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是传注《春秋》的一部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故又叫《左氏春秋》。 《春秋》原为古代对记事史书的通称，今所见《春秋》乃记述春秋时期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春秋时期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多年间各诸侯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左传》记事到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比《春秋》多出两年。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春秋》记事简略，全文仅一万六多字（据三国曹魏时张晏和晚唐张彦的统计，当时的《春秋》尚有一万八多字），若不加注释，后人往往不得要领。桓谭说：“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故有不少后人为《春秋》作传。“传”，有诠释的意思。据《汉书•艺文志》，为《春秋》作传的共有5家，至今存世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作者公羊高）、《春秋谷梁传》（作者谷梁赤），合称“春秋三传”。《公羊》和《谷梁》晚出，至西汉才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注经多揭示行文中的“微言大义”，主观色彩较浓，往往穿着附会；《左传》是用秦前的文字大篆写的，注经重叙事，补充了《春秋》未记的大量史实。 《春秋》用语讲究，往往暗寓褒贬（此即所谓“春秋笔法”），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礼”。故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朱自清云：《春秋》有两大功能：一征实，二惩戒。尤重后者。 《左传》不仅是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还是一部文学散文名著。不少作品叙事生动，尤其擅长描写战争，不少人物形象鲜明。 二．作品解读 “郑伯克段于鄢”原是《春秋》里的一句话，记述发生在隐公元年五月的一件事。本文是《左传》对“郑伯克段”有关史实的记述。具体展示了春秋时期郑国内部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1．郑郑庄公家世及时代特点 郑伯，即郑庄公（前757-——前701），姓姬，名寤生，是郑国第三代国君。他的祖父是西周厉王之少子，因与外族入侵者（戎）作战有功，于周宣王22年（前796年）封于郑，为郑桓公，同时任周朝卿士，其父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代国君。 公元前770零年，周幽王宠幸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宜臼在外祖父申侯和鲁侯和许文公的帮助下，引犬戎灭了西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郑桓公战死。周幽王被杀后，申侯、鲁侯和许文公乃立前太子宜臼于申，是为平王。时镐京历经战乱，宮室破碎，田地荒芜，一时难于恢復，且犬戎仍散居镐京附近，对周室构成极大之威协。而雒邑自经周公营建为东都以来，已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其地位仅次于西都镐京。于是平王乃決心将都城东迁。平王由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护送，入驻洛邑，此后的周朝便被称为东周。也是“春秋”（前770——475）的起始点。 郑桓公去世后，前770年郑武公世袭郑国国君及东周王朝卿士之职。郑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武姜。郑武公十四年（前757年），武姜生太子寤生，郑武公十七年（前754年），生少子叔段。 郑武公二十七年（前744年），武公病重，武姜请立段为太子，未许。同年，武公不治病逝。庄公即位（同时世袭东周王朝卿士之职），当时只有14岁。 从社会形态说，是奴隶制开始解体，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人欲横流、人性丧失的时代。 2．郑伯克段的来龙去脉 郑庄公母子兄弟之间的矛盾由发生、到解决，有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 当初，由于庄公出生时难产，惊吓了姜氏，使姜氏爱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进而将个人的好恶延伸到政治，武公病重时，武姜就多次向郑武公提出废长立幼，但未得武公允许。是为矛盾的起因；庄公即位后，姜氏为段“请制”、“请京”——是为矛盾的开端；共叔段违背礼制， “都城过百雉”—— 是矛盾的发展；共叔段“将西鄙北鄙贰于己”、“收贰为己邑”——矛盾进一步发展；共叔段“将袭郑”—— 是矛盾的高潮；郑伯克段于鄢——矛盾的解决（据《史记》，郑伯克段在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姬宜臼49年）；战后，郑庄公一怒之下，将母亲姜氏囚禁于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孝子颖考叔闻讯，主动前来献计，用“隧而相见”的办法解脱了庄公的困境，使“为母子如初”，是为“克段”的尾声。 3．对郑庄公的评价 郑庄公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左传》对兄弟俩是各打五十大板。在叙述至"大叔出奔共"后有段议论——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段议论,实际上是对《春秋》“经文”微言大义的诠释。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共叔段在母亲的支持下，野心勃勃，妄图夺取政权，违背了祖宗家法，不像个弟弟，所以《春秋》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称“段”而不称“弟”，这就有贬抑他的意思。兄弟俩都意在争夺、执掌国家的权力，象两个国君，所以用了“克”。郑庄公作为兄长，有教育弟弟的义务，现在却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具体而言，是说没有在弟弟出现不好的苗头的时候，对他及时进行教育。《春秋》在记述这件事时，不称“公”而称“伯”就是讥刺其未尽到教育的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公羊》、《谷梁》对郑伯的态度也大致如此。 宋人吕祖谦《东莱博议》对郑庄公对付弟弟的谋略概括为：“匿其机而使之狎（轻忽），纵其欲而使之放（放肆），养其恶而使其成（谋反的罪名成立）”。清人高士其《左传纪事本末》认为，郑庄公乃“养骄长恶，以行其芟荑（shan ti）之计”。这两段评价在过去有很大的影响。它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从人物的社会责任去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而是从人物的心性去分析。指出郑庄公阴险狠毒的心性。 当代的学者有与传统观点相符的，如方智范等《新编大学语文指要》就认为，共叔段“狂妄而贪得无厌”，郑庄则公是个颇有权术、心狠手辣、阴险狡猾、虚伪至极的国君。也有为郑庄公“翻案”，认为郑庄公“在道义上、伦理上，庄公都站在理上，是正义的”的，也有为共叔段鸣不平，为其“叛国”辩诬的。 对郑庄公的评价与《长恨歌》主题的讨论不同，前者是讨论作者的创作动机，是通过讨论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而对于这个作品，则主要是就作品中所提供的艺术形象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在分析郑庄公的形象时，我们要注意几点：⑴对历史文化背景有个深入的了解，譬如关于“嫡长继承制”的问题；⑵要看到这场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它既是一场夺权与反夺劝的斗争，斗争双方又有血缘关系； ⑶矛盾有个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的过程；⑷政治斗争并非绝对“你死我活”；⑸思维方式避免简单化，对人只作“好人”与“坏人”的区分，对事只作“非对即错”的判断。 对这个人物，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看。第一，从政治斗争艺术的层面看： 当姜氏居心叵测地为段“请制”时，庄公委婉地拒绝了她。能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可谓少年老成，颇不简单。共叔段在修筑城墙时“过百雉”，这是对先王之制和庄公权威的挑战。对弟弟的越礼行为，郑庄公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更没有采纳祭仲的建议，立即采取行动。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时郑伯已牢牢掌握了国家的控制权，共叔段对其还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其次，对母亲轻率采取行动，容易落下不孝的罪名。故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让他做更多的坏事，然后再收拾他。所谓“自毙”是假，等待时机是真。这点，连老成持重的祭仲也被蒙在鼓里。“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收贰为己邑”这两个行动，程度有所不同，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郑庄公权力的肆意挑战和侵犯。到了这地步，双方矛盾的性质已经转化。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但郑庄公还是没有采取行动。这不是师出无名，而是时机还不是十分成熟。郑庄公不顾忠心耿耿、情绪激动的公子吕的一再危言进谏，坚持既定的方针，显得十分冷静、沉着。表现出庄公的老谋深算。当得知共叔段欲武装叛乱夺权时，郑庄公不但没有担心、恐惧，反而按奈不住地把憋了多年的心底话冲口说了出来。“可矣！”二字是全篇的“文眼”，有了这两个字，郑庄公在此之前的一切反常的言行都可得到完美的解释；他的性格、神采也因这两个字而凸现在世人眼前。其实，他不是对其弟的夺权阴谋无可奈何；也不是心怀仁慈，等待其改邪归正；更非不忍与同胞弟弟兵戎想见，而是要等待共叔段的叛逆行为昭然若揭，再一举置对方于死命。 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胸有成竹，深藏不露，以二十多年的时间施行一计，不仅赢得了鄢地之战的胜利，除掉了心腹之患，还赢得了京邑的民心，若纯粹从政治斗争策略的层面看，他这一手确实是很高明的。 第二，从郑庄公的为人看。 若从郑庄公的为人看，却未免奸诈、虚伪。 郑庄公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郑郑庄公看来，其弟共叔段违礼扩大城墙的建制、让西鄙北鄙“贰于己”和“收贰为己邑”，直至得寸进尺，“将袭郑”的行为都是“不义”的行为，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则是符合“义”的。 事实并非如此。 郑庄公是按照宗法制度中的嫡长继承制从父亲手中继承权力的，应该说，他的执政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却不能仅仅以此作为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在当时，非长子继承王位的现象也很普遍。 我国在夏朝时就有了王位世袭制，到西周时进一步完备。但这种观念到了西周末年春秋初期事，已经开始谈薄，只在秦统一中国后才真正制度化。如周幽王因为宠褒姒，结果废了嫡长子，改立褒姒之子为太子，引起嫡长子宜臼的不满，宜臼在外祖父申侯的帮助下，借助戎兵灭了西周，在郦山杀了幽王。这个嫡长子宜臼就是周平王。周幽王“废嫡立庶”虽还只是个失败的尝试，但已兆其端，因春秋时期真正实行嫡长继承制的已不多。据统计，春秋时期鲁国十二公，唯鲁庄公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鲁国尚如此，其他诸侯国就更不用说了。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若按长幼之序就轮不到他。就郑国的情况来看，也并非只有嫡长才有继承权。郑庄公有三个儿子：忽、突、亹（读“伟”）。忽曾率兵助齐败北戎，齐侯欲将女儿嫁给他，忽却不愿意，祭仲劝谏说：“必取之。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左传•桓公十一年》）可见，在祭仲的心目中，三兄弟皆有资格为君。郑庄公死后，祭仲扶持郑庄公的嫡长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但庶子“突”有宋国做后台，宋国用计劫持祭仲，威胁他立“突”为君，祭仲被迫答应，改由 “突”执政，是为厉公。（祭仲后来亦被厉公所杀） 嫡长继承制的核心是维护制度宗法制，在维护族权、政权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却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因为用人不问贤愚、不论长幼，对宗族、对社稷黎民都是不负责的，也容易引发宫廷内部的争斗、仇杀。 因此，是否有正义性还要看他执政后是否为社稷黎民着想，是否重民、富民、安民。郑庄公执政四十多年，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有“小霸”之称，但在内政方面不见得有什么建树，在攻打许国、处理颖考叔被子都杀害的事情上更暴露出他在解决内部矛盾上的无能。这与后来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6年即位（即郑庄公去世后15年）重用贤良管仲改革政治，“三年大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郑庄公是按照宗法制度中的嫡长继承制从父亲手中继承权力的。郑庄公和齐桓公都是执政43年。郑庄公有祖父、父亲打下的良好根基，齐桓公却是从国外流亡回来，只三年就改变面貌。看来“小霸”的光环并不能说明什么。 从隐公十一年的“伐”许一战，也多少反映出郑国的政治状况及郑庄公的治国才能。攻许前，子都和、颖考叔在颁发武器过程中，发生争夺兵车的矛盾，差点打起来，但庄公毫无反映。两个月后在攻许的过程中，颖考叔非常勇敢，举着郑庄公的旗帜冲在最前面。但子都却偷偷的在后面放暗箭，把颖考叔射死了。事后郑庄公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他让一百名士兵拿出一头公猪，让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和一之鸡，用来只诅咒（zuzhou）射死颖考叔的凶手。实在荒唐。《左传》就评价说：“郑庄公失掉了政和刑。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既缺乏清明的政治，又没有威严的刑法，所以才发生邪恶。” 郑庄公死后，诸子、权臣之间围绕皇位展开的一系列残酷血腥的斗争也不能不说与“上粱”的不正有莫大关系。 就处理其弟夺权一事而言，从其手法与效果看，都很难说是符合“义”的。 郑庄公与姜氏和段的矛盾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夺权与反夺权的角度看，是对抗性的矛盾；但他们毕竟还有兄弟、母子这一层血缘关系，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而且不是一个突发事件，矛盾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如果处理得好，是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国家、人民避免战争之祸的。 比如，在发现京邑的城墙违背礼制时，假如能以国君或兄长的名义对其进行教育、提出警示甚至加以惩罚，是有可能改变矛盾发展的方向的。因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共叔段再愚蠢，也不至于在强大的对手已有防范的情况下，以卵击石；假如其母、弟不听劝告，仍一意孤行，郑伯也仁至义尽，光明磊落，不失仁君的的风范。可惜庄公没有这样做。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共叔段最后走上叛乱的道路，兄弟矛盾由非对抗性的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固然与姜氏的支持和纵恿有关，但郑庄公的有意“长恶”亦难辞其咎。 可见，郑庄公是一个工于心计，但内心却阴险狠毒、城府极深的封建政治家，这场斗争是由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和他的弟弟共叔段挑起的，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处心积虑，由违背礼制到公开叛乱，造成国家动乱，是彻头彻尾的不义。但是，从郑庄公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来看，也很难说是符合礼义的。因此，这场斗争，根本不是什麽“义”与“不义”的斗争，而是封建宫廷内部为了个人的权力而展开的互相残杀。无论谁胜谁负，都无法改变政权的性质。郑庄公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暗地里干的却是阴险狠毒的勾当。这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已“礼崩乐坏”，礼制和伦理道德已失去约束力，也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和极端虚伪。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的论断也许过于绝对，但郑伯克段之战确是不宜用“义”与“不义”来区分的。 有人不同意郑庄公阴险狠毒的观点。认为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因此，郑庄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矛盾激化之前，做化解矛盾的工作。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或美其名曰“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完全可以“不择手段”。这些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政治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一定就得“你死我活”，也并不一定就不可调和。武装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极端手段。中国封建的官场很重权谋，但表面上还要把道德作为遮羞布。明确提出政治斗争可以“不择手段”的，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在西方，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人。马氏在他的《君王论》中认为，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可以奸诈、残忍、背信弃义，而最终却往往会被人奉为伟大、英明的领袖。“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君王论》作为对封建专制君主政治斗争权谋的“验尸报告”无疑是十分精彩的，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艺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象《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可超越民族超越阶级一样。但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封建君主的残暴与虚伪，而不是要今天的人去认同那腐朽的价值观念。假如在大力提倡民主与法制的今天，却把这部以“人性本恶”为前提，以“人民是群氓”为基础，把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幌子干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极权为目的“教人向恶”的书奉为“有永恒价值”的经典，倒令人不明所以了。 至于战后后悔囚禁母亲的表现，显然有“作秀”的味道，因为当时姜氏已无法对他构成任何威胁，长期软禁母亲，只会使自己戴上不孝的罪名，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才散布“后悔”的言论以遮掩。母子“赋诗”的做法更显得矫揉造作，令人作呕。《左传》的作者借“君子”之口称誉颖考叔是“纯孝”，影响到庄公，也说明郑庄公的“孝行”并不是出自内心。结尾更耐人寻味地说明是“遂如母子如初”。试问，其母子“当初”之关系究竟若何？ 三．写作特点 1．选材不枝不蔓，详略得当。 以母子兄弟的矛盾为线索，详写矛盾的起因、发展激化的过程，略写战争的经过，突出了主旨。也体现了“擅长描写战争”的特点 2．人物形象鲜明。 500来字的篇幅，刻画了六个人物。郑庄公的工于机谋、阴险虚伪；祭仲的老成、公子吕的直率 ；姜氏的乖戾贪婪昏聩；共叔段的狂妄幼稚；颖考叔的纯孝机智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作者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重点理解郑庄公形象的塑造）。 首先，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 作者以郑庄公母子、兄弟之间的夺权斗争为线索，通过其母“请制”时的婉言拒绝，表现其政治敏感;通过其弟违背礼制修建城邑、将“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收贰为己邑”时一再不顾蔡仲、公子吕的近谏，按兵不动，直至发现共叔段欲与其母里应外合实行武装叛乱时，才主动出击，一举将公叔段打败，来描写他的性格特点。 其次，通过通过语言、行动富有表现力的细节表现人物。 郑庄公的语言，起初看似乎无可奈何，忍让随顺（“姜氏欲之，焉辟害？ ），后来则堂堂正正，似无懈可击， （“多行不义必自毙”；“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实际上是胸有成竹、深藏杀机 。 郑庄公的行动，起初是静观其变，听到段“将袭郑”后一改被动为主动，断然出击（“可矣！”派兵讨伐。凶象毕露。 战后禁母亲于城颖，又“后悔”、假装“和好”，显得十分虚伪。 第三，通过对比与衬托突出主要人物。 郑庄公与共叔段就是鲜明的对比：郑庄公工于机谋，老谋深算，共叔段则狂妄、幼稚； 郑庄公与两个臣子祭仲、公子吕也有对比，郑庄公深谋远虑，祭仲、公子吕急于求成； 祭仲与公子吕对郑庄公忠心耿耿，但祭仲老成持重，公子吕心直口快； 颖考叔之纯孝与郑庄公之伪孝也是个对比，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 思考与练习 1．“郑伯克段于鄢”原是《__________》里的一句话。 2．《左传》是一部_____________体史书。 3．所谓“春秋笔法”，是指在叙事中用语讲究，_________________的一种写法。 4．《郑伯克段于鄢》主要记述了春秋时期郑国宫廷内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简述郑伯克段的过程。 6． 郑庄公认为母弟的行为是“不义”的，那么这场斗争是否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为什么？ 7. 对郑庄公战后处理母子关系的做法，你有何看法? 8. 你认为颖考叔是个怎样的人? 9．文中主要用了哪些手法来刻画郑庄公的形象？ 10．“庄公寤生”、“公闻其期，曰：‘可以！’”、“（颖考叔）食舍肉”属什么描写？对刻画人物的性格有和作用? 11．从《郑伯克段于鄢》看，《左传》描写战争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