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久四郎 唐代的廣東(上) 1915

唐代的广东(上)〔日〕中村久四郎作朱耀廷译编者按: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的《唐代的广东》一文,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于一九一五年(日本大正十四年)三月至六月日本《史学杂志》。该文重点是论述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状况,史料极为丰富。中村氏通过掌握的大量史料,对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状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较为深刻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日本研究中西交通史专家桑原鹭藏博士在其所著的《蒲寿庚考》一书中,谈到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史料时,认为《唐代的广东》是必读的文章之一。我国已故史学家、中山大学史学教授岑仲勉先生,在编著《隋唐史》时,亦以《唐代的广东》作为参考书目。二人对该文均极为推许,现特由我馆朱耀廷同志将原文译出,在本刊发表,以供史学界同仁研究参考。第一、绪言虽然说:“在中国的近代史或现代史上,广东及广东人的地位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百年以前,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举国轻重的非常人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据有其地而对中国发生很大影响的人物,故广东在中国史上的价值好像不大”云云。这种说法,只不过说明事情的一面。认为广东在中国史上的价值不大的人,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从来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作为主导地区的中国内部历史上,广东的重要性虽或较小夕但广东的地位,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则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广东在中国对外通商史上的地位关系,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长崎对本国通商史上的地位关系,何况本国通商史上对长畸的重视,也只不过是近代大约三百年间;而广东则远自汉代的往古直到现代,已经有二千多年的长久历史了。由此看来,广东在中国的通商史上,比之长崎之在日本的通商史上,更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研究广东的重要,就较之研究长崎尤其要紧。第二、广东发展史的七个时期如通览中国的通商史,就可以将广东发展的历史,分为下列七个时期:(一)汉代广东通商的开始时期;(二)五胡六朝时代广东通商发达的时期,(三)隋唐时代广东通商的旺盛时期,(四)唐末广东通商的中落时期,(五)宋代广东通商的复兴时期,(六)元代广东通商的过渡时期;(七)明清时代广东通商的多难时期。今本篇所要论述的,则为(三)隋唐时代的广东通商,特别是关于唐代的情况。第三、唐代广东的概况当叙述唐代的广东概况,虽然没有将唐以前的情况提起之必要,可是,从前汉时代即开拓南粤的疆土,而且在搜求珍宝,同时又有所谓大秦王(东罗马帝国)派遣的使者航海前来,以及其他的历史等等,所以要从第(一)汉代的广东开始的情况说起的话,就未免太冗长了,今姑从略。第(二)在五胡六朝时代,则由于中国中原战乱相继,连自古以来就想和外国通商往来的汉民族,也没有从事远略的徐裕;只有广东因僻处岭南,少受中原战乱的影响,故只岭外广东的通商,才稍未衰退。到了隋朝一统天下,国内的纷争渐息,便欲举全力以向外图。四方的远略,于是发生,其对于邻近中国大陆各国的种种谋略,自不待言。此虽未达到实现,竟连从来对于汉民族全无所知的西欧东罗马帝国,尚且欲与之交通,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拂蒜(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的条文里就有:“隋场帝,常将通拂森,竟不能致”等语,便可知之。这就是唐代汉民族为对外发展通商而发出的先声。及唐的兴起,天下大定,国威四播。唐韩退之所谓:“唐受天命,为天子,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大小,咸臣顺于朝。时节贡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送殷员外序)这只是将其大休总括说的。这样一来,随着北方陆路交通的重开,南方海运交通也显著进步了。韩退之所谓“唐继古帝,海外受制”(《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就是指扩展到南海方面的唐朝势力简括说的。而且当时当南方海运要冲的,就是广州。从韩退之和柳宗元的文章看来,不是也谈过广东通商的概况么?柳宗元曾为文致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当岭南节度使的马总叙述广东的情况云:“其外大海多蛮夷,由琉球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辐员万里,以执秩拱壁,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蛰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不与校大”(《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又郑权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赴广东就任岭南节度使时,韩退之亦为文给他送行,也曾叙述广东的对外关系说:“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琉球、毛人(新西兰)夷宜之州(泛指日本等外国?)林邑(今越南顺化)、扶南(泰国)、真腊(柬埔寨)、干陀利之属口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送郑尚书序》)。柳韩两大文豪所说决非故为夸张或舞文弄墨之词,而是说真正的史实。广州不仅是华南海运的要港,且为海外各国航行所必到的港口。所以广州的名声,远播海外各国,当时竟有把广州的一港,作为代表中国似的。外国人常直把广州叫作中国,而将长安的帝京,则称为摩诃支那。这在《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中就有:“释极量,中印度人也(中略),展转游化,渐达支那。(注)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宋高僧传卷二)。又还有下列的记述:“慧轮师者,新罗人也(中略),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岌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注)支那即广州也。摩诃支那即京师也)《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上)。从其他的史料也可以知道此种情形,并可想见当日广州之在中国所占地位的重要。以上所述,就是关于唐代广东的大体情况,至于要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这大体论的史实,再逐一顺着时代记之如下:第四、盛唐时代的广东标题所说的盛唐时代的名称,并非如明代高廷礼论唐诗所划分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盛唐的意义,而是指玄宗以前的唐代国威最强盛的时期而言。一旦交通贸易的繁荣,即形成物质财富的丰裕,这是当然的事情。若从上述韩退之《送郑尚书序》的文中说来,则广东当时已处于下列的兴盛状况:“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中略),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欢渭、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这样一来,前去珍奇名物堆积如山的广州当官,不独易为泊来洋货所迷,而且该地远处岭南,法网多疏,因而广州的官价,大都赃秽狼藉,极少能廉洁奉公的人。这种情况,亦非到唐初才发生的现象,而是远从汉代开始通商以来,就已存在的事实。因此,当时广州的刺史,多营私蓄,甚或公然侵掠,在任者常致巨富。《南齐书卷,二十三王艰传》中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十万也”云云。处在这样诸多诱惑的地方,官吏能清俭廉洁,是应特别称颂的,因而当日在广东的清廉官吏,就最为人民所称誉。虽然在唐以前,就有所谓饮了贪泉〔在广州城北二十华里叫做石门地方的一泉名)之水,虽廉士必贪的说法。可是晋朝曾任广州刺史的吴隐之《晋书卷十九本传》饮了夕却清操卓绝。此外还有其他的实例。在隋朝时代,也有类此的记载:“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隋书卷五十五侯莫陈颖传》。广东在唐代繁盛的原因,虽有种种,但简略说来,则可归结为下列的六大原因:(一)由于自隋以来,汉人对外发展的实力充沛,而南方海外发展的要地,就是广东。(二)六朝以来佛教流行的趋势,到唐尚未衰落,加以当时中国的君臣,大都阪依佛教,求法高僧多往来于天竺,通商就随着宗教而发展。并且往返海运,都以广州作为起点和终点的原因。(三)六朝以来的中国海运,正当旺盛的时期。(四)大食人(即阿拉伯人)的海运,也是重新兴起的时期。一__(五)竺船,即天竺船的海运,也是促进第(三)(四)两个原因。(六)波斯船及昆仑船的海运,亦尚未衰落。由于这些彼此相乘、相助的种种原因,唐初广东的繁荣,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官场贪污,和前代一个样,而在那个时候称颂清官廉吏的记载,也一如从前。就这样,太宗时代任广州都督的冯立,其清廉事迹已有明文载在《唐书卷一九一》他的本传中。关于昆仑船在则天武后时代来到广州,以及对于贪官路元睿的下场,·和对于清官王方庆的表扬,唐书作了对比的记述如下:“王方庆名琳字方庆,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环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中略)。当时议者,以臀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有制褒之日:“联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令赐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旧唐书卷九十八本传》。至路元睿被昆仑人杀死《新唐书卷二》·据则天武后纪载,是武后的光宅元年,亦即中宗的嗣圣元年(七月戊午)。广州昆仑,杀其都督路元睿。又《资治通鉴卷二O三》唐纪十九的光宅元年的一条载云:“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暗懦,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徐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昆仑人及其他胡商,在广州拥有不可轻侮的势力。而这也就足以说明当日广州通商的繁荣。还有褒赏王琳(字方庆)的事绩夕则在《全唐文卷五九》的《褒广州都督王方庆制》,及武皇后的文中亦已载之。其次,由中宗至玄宗时期,任广州都督的李朝隐,其清廉卓绝的事绩,在新旧唐书本传及《番禺县志》(卷三O)的文内已详。在特别叙述广东官吏的清廉事实里面,同时也是说明各国的珍物奇货聚集地(广州)通商繁荣的历史。第五、中唐时代的广东标题所谓中唐时代,可知就是指由玄宗到宪宗之间的时代。且说,在这个中唐第一的名主玄宗,自开元以后,当了约四十年的广东官吏,其清廉冬冬的名实显著者,则有宋瑞、李朝隐、卢灸三人。在《新唐书》卷一二六。《旧唐书》卷九八的卢灸传中,则于上述三人加上裴伯先而为四人。特别是宋王景,他和姚崇并称。宋、姚都是贞观时代仅亚于房、杜的名相。不单是为官清白名闻广州,而且政治手腕也极非凡。他于开元之初任广州都督,时粤人向以竹茅盖屋,故常患火灾,而宋憬则教以用瓦盖屋顶之法,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云。《旧唐书》卷六九,《新唐书》卷一二四。在开元六年正月,广州市民曾为宋王景立遗爱碑以彰其政绩。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八。其次,关于玄宗时代的广东,还有应加特记的三事:一为建议创设市舶使,二即张九龄开凿大庚岭,三为张九龄的传书鸽等事。关于创设市舶使事,桑原教授既于1914年在日本《史学杂志》第十号已有详述,今不复赘。惟有其徐两事,则略把鄙见述之。查唐代最初任市舶使之一人,是闻名的周庆立。他于开元二年即已在任,根据《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开元二年的条文之末,也可以作旁证了。虽然这是多徐的,现将其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揭之如下:“(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封皇子嗣真为邵王;嗣初为鄂王,嗣玄为哪王。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使舫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在《新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年的条文中,虽亦有封子嗣真为邵王的记载,却没有周庆立云云的叙述。新旧两唐书作为史料的价值,虽然大体上既有定论,但至少在这点上,也可以证明旧胜于新。可是使舫使的职掌,虽还未详,但周庆立曾任南海海运的官吏一事,就足以作为市舶使任命说的旁证了。而且根据前文,周庆立曾任南海海运要职,是在开元二年以前的事,就必须特别注意。这里再以一言,作为再考的开端。(1)张九龄开凿大庚岭的事实。关于标题的事项,在本志(《日本史学志》)第十五编第九号二十七页,曾将鄙见的一部分叙述过了。现在再作较详细的说明。大庚岭在广东省南雄县之北,江西省大庚县(今已改称大余县、旧名南安府)之南〔作者原文误将大庚岭的南北位置倒置了,特为更正·译者注)。一名台岭,又叫庚岭,为岭南的五岭之一。因中多梅树,故又名梅岭。它构成广东江西两省的分界,亦即经过广东和江西省境,北面接连华中,地当长江流域的咽喉。可是由于山岭险峻,妨碍南北交通极大,在开元四年张九龄就开凿这一新路,遂使南北交通极为便利。张氏此举,不只仅为谋交通之便,而对于广东通商的繁荣,以及全国各地物资交流的重要性,尤其不可忽视。此事新旧唐书的本传,俱未记载,只是从张九龄自己作的序文,才得知其详。特抄录如下:开凿大庚岭路序“先天二载,龙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穷幽极远,日月普烛,舟车运行,无不求其所宁,易其所弊者也。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禁截,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属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财,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兹乎?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日,稗使臣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饮冰载怀(一本作矢怀),执艺是度,缘蹬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闻闻,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锯耳贯胸之类,殊深绝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砒,宁与夫越裳白难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若斯而已哉。凡趣徒没者,聚而议日:虑始者,功百而变常;乐成者,利十而易业。一隅何幸,二者尽就,况启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国家玄泽寝远,绝垠青泊,古所不载,宁可默而无述也?益刊石立纪,以贻来裔,是以追之琢之,树之不朽。”(《张曲江集卷一十》)本文起笔的“先天二载”,就是开元元年(先天二载十二月改元为开元)。再在文集(《张曲江文集》)里将此序文作附录,并载在《给事中魏山公苏铣》的铭中,今从略。总而言之,张九龄之开凿岭路,就是将南北约咽喉,也即是把广东北面重镇的南雄岭开通,因而可以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经由广东而与中原及海外各国交通的便利。从直接的关系看来,则广东和中国一大富源的长江中流以下地区,而使之交通便利的人,是值得注意的。说起来,长江中游方面和广东地区的交通,全没想到老早就已开通了。三国时,吴的孙权称帝,领有长江中游以下地区、建都城,增户口夕于是商业渐兴,长江水上帆墙如织。当时荆州地方在长江流域,正当重要的地区,当日蜀汉的刘备初和诸葛孔明相见时,孔明即说:“荆州北据汉河,(汉、河二水名,湖北汉阳府,汉口古亦日河口)利尽南海,东连吴会,(今江苏苏州府)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云云。见《三国志蜀志卷九诸葛亮传》所谓“利尽南海”的南海,就是广东。孔明说的虽然简单,却将现在的湖北荆州和广东的交通,作了肯定的说明。关于三国时代长江水上的商贾,则在《三国志·吴心`,卷九的吕蒙传中就有:“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脂艘中,、使白衣摇槽,作商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长江水上商人之多,不但有可以想见的记载,而根据《吴志》卷四,则士燮的一家兄弟们,当了南海的官吏,就将广东的南货运到华中一带。而再从《高僧传》卷二及《开元释致录》第三听载的《佛驮跋陀罗传》看来,后秦时代通往江陵(即荆州)的舟揖,倘遇到外国航船到时,即前往访问,据云其故乡天竺是说有五舶的记载,而且这些天竺五舶,就是首先航抵广州,然后循着飞通舟揖的地方航行,终于到达现在的汉江流域的荆州地方。这些记述,都是有关广东和荆州关系白:重要史料。若还再要详知同辽阔的广东和长江流域的交通关系的根本情况,则须阅读下列地方志,并按照地图加以思考,始可易于了解:咬“广东古百粤地,盖五岭之外,号为乐土,由雄(南雄)连(连州)可以向荆吴(湖广江西)是也。明章演撰《图书编》卷四十一。“夫广东上烛南斗,下联衡岳,左跨荆扬五岭之重阻,右瞰样柯溟渤之洪波(同上图书编)。”“荆郡业商贾者,上而滇黔,下而昊越,靡远不到《荆州府志卷五地理志(五、风俗)》”。“荆州府,控巴夔之要路,接率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匹荆州府》)”。总之,广东和长江流域乃至和北方中原的交通,真没想到当时已很发达而密切的了。自开元年代张九龄的开凿大庚岭,由是使广东同中原的南北交通更为便利。广东在中国的交通关系,就从此渐渐增加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2)张九龄的传书鸽玄宗时代航行来广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将其习俗传到中国,其中令人注意的就是飞奴,也即是传书鸽的一事。唐代的李肇在《庸国史补》卷下关于“狮子国海舶”的叙述中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中略)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各地文献,不少关于传书鸽的记载,使用传书鸽的外国人、也不一定是波斯人。在的Maconid为著作中,就有关于传书鸽约记载。当蒙古人征服和统治波斯的时代,他们重要报道,也借助于白鸽灼飞脚之便,这在HammeYegstall所著Hist。ryofthellkhans(伊尔汗斯的历史)中,亦可以看到。即在《酉阳杂姐》卷十六也有下列的记载:“鸽,大理垂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又《南部新书》已卷,也引用“酉阳杂姐”波斯船使用传书鸽之说。可见东西方的又料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使用传书鸽的风习,是与波斯船的航海前来,同时传到广东的。如当日的张九龄就是由于爱好这种传书鸽而至饲养起来。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下列叙述,便可知之。“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往只以书系鸽足下,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震讶”。原来张氏之祖先,是华北的一望族,九龄的曾祖父张君政,在唐初受任韶州别驾,前赴广东就任,后在官病卒,遂在当地落籍为土著。父张弘愈死后追赠为太常卿广州都督(《张曲江集》卷十二附录文献张公碑铭)即从《张九龄本传》来看,他也是曲江多李.曲江是在广东省北部的一县),因此被称为张曲江。他父祖以来,都熟悉广东情。,忿年仅十三,即曾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是上述则天武后时期广东的良吏,有所干求,《新旧唐书张九龄本传》)。不但如此,而且九龄的仲弟九皋,曾任岭南节度使(两唐书九份传、,季弟九章又任广州都督(张曲江集》)。这样一来,张九龄及其兄弟一家,皆通晓广伏月情形、航行该港的各国商船的状况风俗等等。既有见闻,自然熟知波斯船的传书鸽的事情。本来自幼聪敏((I日唐书本传》)的张九龄,当知传授其养鸽传书之法,以至实际应用之。总之,传书鸽的使用,可以说是在玄宗时代,由航行广州的波斯商人开始传到中国的。又在广东各地方志的风俗项中,也有“广人(粤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主者验其鸽·一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中,日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内主者择其最先归之鸽,以花红缠系鸽颈,而筋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南越笔记》卷一)等记载。可见放鸽会这一风习,是从飞奴即传书鸽转化而来的。又在清朝同治年间编纂的《番禺县志》(卷五十三)杂记一栏内、记述张九龄的飞奴事,加上“广人至今犹喜蓄”等语看来,广东人的养鸽放鸽的风习,就是张氏的遗风,也可以说就是航行广州的波斯人等的余风。又还有朝鲜李眸光的《芝峰类说》卷二十禽虫部中也记载《酉阳杂姐》及《稗海》所述的波斯船上养鸽传书的事实,文内有:“我国平时,人家多养鸽。俗传前朝时,使臣从海路赴京,故养之,此说似然”云云。如根据这种叙述,则朝鲜的养鸽,也可以说是从广东航船传来的波斯人的余风亦无不可。〔3)宦官对市舶的干涉唐朝一代的祸根,莫如宦官和藩镇之甚。关于藩镇约事情,今姑置不谈,宦官则在宫中用事,不独进行人君之废立,甚而至于就君,其专权横咨,实不忍言。唐代宦官不过是在宫庭中从事使役工作,及窃取了政柄,担任了耍职,以至总领禁军,竟还参与干涉市舶之事。从《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卷三九)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的“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一项的注释,即可知之。该注释云:“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对于满载珍奇物产的广州市舶,而希望宦官能廉洁自持,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详细的史料,虽然不知他们如何和广州的贪官污吏相勾结,如何进行收受贿赂,但玄宗时代作为广东贤官之一的卢奥(曾任南海太守),新旧两唐书《卢类传》,则有下列的记载:“中人之市舶者(旧唐书为中使市舶),亦不敢干其法。”可见贪官污吏在任时,宦官的犯法贪利之甚。但应分别,因为一提及宦官之所为,也很难说是他们的于法概出于他们的专横,有时也许是为逢迎君主之意,而去谋市舶之利的。当玄宗即位之初,曾焚毁珠玉锦绣,以示不再使用的决心。诅开元四年,据胡商的上书,知道海南多珠宝,有市舶之利可图,并且听说在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有灵药和善医,即遣监察御史扬范臣前去南海营求。可见君主自己也垂诞南海的珍奇巨利姚资通治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4)玄宗时代的广州繁荣概况今当进入下一时代之前,要大略把玄宗时代的广州繁荣的景况,先行一提。在《唐国史补》卷下的狮子国航船的一项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闻。有蕃长(是藩坊之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所谓“舶脚”就是船货之意。上列的记述,可见随着外国商船的入口,广东的市场便立刻活跃起来。这可以联想起在我国〔日本)德川时代,唐船、荷兰船等的进口,和当时长崎市民也有活跃气象一样。所谓“藩长”,就是唐船的船主,或荷兰船的船长,所谓“禁珍异”,使人想起德川时代奢侈品禁止输入的禁令。“蕃商的欺诈”云云,使人不禁想起秘密贸易等坏事。可知当日的广州和长崎实相类似,连这些方面也表现出来了。又关子广东通商的利益,从《资治通鉴》开元四年的一段文字中,也可窥见其一斑。该段有下列的叙述:“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接着上文又说“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可见开元年代的市舶使,虽然其职掌本来是管理贸易商人的,但却有与商人争利的贪婪性质。(6)肃宗时代大食、波斯两国人的侵凌广东其次,在肃宗时代的广东,发生了比上述则天武后时代,昆仑人杀了广州都督路元督引起更大的骚动。查载在唐史的就有:“(乾元元年十月)癸已。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十月乙未,以淮州刺史张方须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使〔《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夕浮海而去”〔《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条)。这些大食人、波斯人等的暴行,是因什么而发生的呢?由于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唐室已非常贫困,肃宗的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大食的哈里发(HaliPh)阿蒲茶弗(ApojatardMansur)派遣军队,援助唐室。郭子仪等凭籍大食及回绝的外国援军,平定了安、史之乱。可是唐朝廷对待这等外国人不适当,以至回给人掠夺了东都洛阳(参照《唐书》回给传、仆固怀因传、郭子仪传等)。上述肃宗乾元元年的大食人、波斯人等在广东的暴行,也是由于不满唐朝廷的所为,要以暴力劫走他们西归留下的土产。(6)代宗时代市舶使吕太一的叛变及李勉的清廉和路嗣恭的贪污。下面要记载的,就是代宗的广德元年广州市舶使吕太一的叛变。在《旧唐书》《代宗纪》(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新唐书作十一月壬寅),宦官市舶使昌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体(新唐书作张休),纵令大掠广州。吕太一原是宦官而任市舶使要职的。原来代宗是为宦官李辅国所拥立的,李辅国以宦官而晋升博陆王的王爵。宦官封王,只此一人。就在有唐一代中,这也是宦官最得意的时代。一如上面所述,宦官不只是间接干涉广东贸易的巨利,而且在岭南经营宫市,例如称作市舶使的吕太一,便是其例证之一。又这个吕太一的叛变,不仅在代宗本纪中,即在《韦论传》(《旧唐书》卷一八三一八,《新唐书》卷四一三)中,也可见到。有名的杜甫诗,也曾述及此事,更为世所周知。其诗以“自平”为题,云:“自平中官吕太一,收珠南海干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成干戈密。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菜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铃此诗前四句以南海之乱为忧,后四句表述怀柔之道。吕太一从广德元年十二月揭起叛旗,至大历二年初,直至其平定,诗中谓“收珠南海千余日”,是表明自叛变至平定,约经过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广东的局势当然是戎马住惚,干戈扰攘〕故杜甫在题为“诸将五首”的诗的第四首云:“回首扶桑银柱标,冥冥氛气未全销”。在这种情况下夕当然不可能有南海的进贡物品运到长安。因此,同诗接着说:“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从这些诗中,也可以看到忧国诗人杜甫对于当时诸将领不能早日平定吕太一之乱,而深感不满。特别是当时正是宦官得意当权的时代。上述的李辅国以宦官而任兵部尚书,鱼朝恩亦以宦官为观军容使。同为宦官的吕太一在广东叛变,又久不能平。故诗人尤其愤概!再关于吕太一的叛变,有关杜甫各种注释的书,固不待言。就是在《东坡全集》卷六七、《石林燕语》、《猜觉寮杂记》卷上,及《群书札记》卷三等书,均有记载,这里不一一加以引用。(待续).心..口冲叫》,咬卜.0阳,0..0.州奋.哎卜城卜.0旧目0..0..0.州0..0甲,0..0旧.0.,0.,0.口0..0.试卜.0`.0。,O,.0..0。,0..心冲.0.,0.,0.州奋.<卜口O旧,0口《楚庭稗珠录》载:“五坡岭在海丰城北二里,上有文垂相表忠祠,遗像尚存。皿相临节于燕市。诗云:`昔年单炯走维扬,万里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程,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篙岳飞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淡路茫茫。衣冠七载混旗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龙驭两宫崖岭月,貌琳万毙海门秋。天荒地老英雄丧夕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秋,。渴公之祠而诵此诗,尚凛凛而生也”。这首诗扼要地概述了文天祥抵抗元兵、以身许国、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充分表现了他慷慨陈词、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南宋德宗二年(一二七五),元兵进逼,形势万分危急。临安小朝廷发出《哀痛诏》,号召“文武经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闻风而起,出兵勤王。当时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组织义军,入卫临安(今杭州),授为右皿相。未几,元兵陷临安,南宋覆亡。文天祥从元营逃出,坚持抗敌。祥兴二年(一二七八),进兵江西,收复失地多处,后又被元兵所败,退入广东夕途经海丰五坡岭,文天祥正在吃饭,突遭叛徒引元兵偷袭,被俘,押解燕京,始终不屈,于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三)就义。海丰人民在其吃饭被俘处建”方饭亭”,以志纪念。今年是文天祥殉国七百周年,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难,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得值纪念的ǐ方饭亭ì(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