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

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 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主名的伟大诗人。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这伟大诗人作传记, 记叙其一生的事迹, 对其人格、成就给以最高评价的人。 可以断言如某司马迁不写《屈原列传》, 后世就不会知道在战国时期楚国还有过屈原这个人。从王逸、刘腮、朱熹到郭沫若, 人们一致认为《离骚》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辉煌空前诗作。他们所以有这样同一的认识, 就是由于研究屈原在知人论世方面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 都是司马迁的《屈原传》, 毫无例外。 我们都知道, 在先秦典籍中, 从未发现过有关记录屈原事迹的片纸只字。在司马迁以前, 汉文帝时贾谊写过《吊屈赋》( 淮南王刘安曾奉武帝命给《离骚》作过传。)或说作赋, 见《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但他的论《骚》的评语, 仅依稀见于班固的《离骚序》, 其余又语焉不详。 此外, 略前于史迁的朱买臣, 曾以能“说《春秋》, 言《楚辞》” 被武帝所赏识)见《史记?酷吏列传》、《汉书?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王、贾传》, 而《汉书?艺文志》中仅著录有《朱买臣赋》三篇, 并未见其有说《楚辞》以及有关论述屈原或介绍屈原事迹的著作传世。因此我们说没有司马迁的《屈原传》, 我们不但不知中国历史上有屈原其人的存在, 就是有《离骚》其文传世, 也是不得其解的, 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也就是因为关于屈原事迹的记录, 只有司马迁一家之说, 后世所流传的《屈原传》, 又由于错简或传抄有误, 在本传上出现一些时间矛盾叙述模糊的地方)如疏和放的时间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就有人怀疑《屈原列传》是伪作, 甚至从而要否定屈原其人的存在。从前人, 尤其是清代人, 治朴学, 重考证, 善疑古, 他们虽然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 如阎若璨《尚书古文疏证》就是。但这里也产生了一些流弊, 就是有的疑其所不当疑。正如高步滋先生所说“ 辨古书真伪, 清儒尤擅其长。后世学者羡前人之得名也, 于是卤莽灭裂, 不肯深思切究, 稍有所疑, 辄斥为伪书, 以迎合浅人不悦学之心理, 而博取高名, 遂致古书竟无可读者, 其流毒遂不可胜言。” 我们不能因为《屈原列传》的叙述个别地方有些矛盾, 就整个否定《屈传》的真实性, 本来司马迁作史, 为了“盖其慎也” , 于题材的去取上就自订有“疑则传疑” 的义例的。)见《三代世表序》这种实录精神对一个古史家来说还是科学的。 司马迁写《屈原传》, 他具体依据哪些成文资料, 如上文所述, 我们已无从考证了。但我们从《屈原传》本身, 就可以真实地看出他给屈原作传的动机和题材的主要依据来。他说余读《离骚》、《天间》、《招魂》、《哀呈阶, 悲其志, 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江, 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这是说他先前读到《离骚》、《哀那》等作品, 被作品中所反映的炽烈的爱国热情, 芳香高一挤才洁忠贞的情操, 遭迪坎坷悲惨的政治遭遇所感动, 引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和景慕( 漫游期间,适长沙, 特地到泪罗江畔凭吊了屈原殉国的遗迹, 同时又有意识地去楚国民间屈原放逐足踪所及之处, 访问了遗氓野老, 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屈原动人的事迹和传说, 这样, 作个史家, 他本身就有“ 求国家之遗事, 考贤人哲士之终始” , 阐幽发微, 表彰先贤的职责( 这点他在《史记》一匕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中就开章明义有所表明, 有志为那些砒行立名的岩穴之士, 阎巷之人立传, 通过他的如椽之笔得以“ 施于后世” 。何况象屈原这样人物, 虽然留下的文献那样不足, 他又哪能听其“名湮灭而不称” 呢+ 他给屈原写佳传自然是责无旁贷的。 尤其司马迁受腐刑后, 想到自己的“ 绝宾客之知, 忘室家之业,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 务 壹心营职, 以求亲媚于主上” 的“拳拳之忠” , 竟因李陵事件“ 终不能自列, 因为诬上, 卒 从吏议, ” “ 深幽图圈之中, ” “ 又洱之蚕室, 重为天下观笑” 的政治遭遇, 与屈原的“正道直行, 竭忠尽智” 的耿直行为, 遭到“ 谗人间之” , “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的处境, 不只被疏被放, 最后至于“ 忿惑不容, 投江而死” 的结局, 两人又何等相似, 这样的 “ 同明相照, 同类相求” , 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 生平志趣, 政治遭遇, 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对其作品内容所反映的深细隐曲的蕴义微旨, 体会得自然比‘般人更加深刻真切。他给屈原作传,在题材上, 不只是文字的)文献的, 而更主要依据他“适长沙” 亲自采访到的传在人民口头而活在人民心头的资料。以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作传记的题材, 也是司马迁写《史记》 人“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 “ 故谓之实录” 的原因之一。 不仅写《屈原传》是这样, 他写魏无忌、荆柯、韩信、李广、郭解等人的传记就都是运用了大量亲自采访材料的。 他写《屈原列传》, 在写作思想感情上, 如上述情由, 用的不是笔和墨, 而是用他的血和泪, 用他的灵魂写的。所以, 这不只是篇文学家人物传记, 也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抒情史诗。 正由于这篇传记充满激情, 故而有的片段, 不暇作散文的安排, 而将叙事、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 用诗的跳跃的手法进行表彰歌颂记叙议论的。所以, 我们今天读《屈原传》, 感到在个别片段上佛有突起突伏的现象。这点, 我倒同意姜亮夫先生的评论屈传是“ 以苍茫郁勃之气, 发为调悦自态之文, 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 。因为司马迁写《屈原传》虽然写的是屈原, 而在思想感情上简直又仿佛在写自己, 所以他写时语言激越得很, 今天读来觉得他的感情也热烈真挚得很。这种夹叙夹议兼抒情的龙门笔法, 不是史迁的变调, 正是他写传记的表现手法之, 《伯夷列传》《货殖列传》等也是这样写的。司马迁写《史记》, 有的篇章, 不单纯以叙述之笔传其事, 而时常用概括之笔抒其情。刘熙载说“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 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 鲁迅说《史记》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 钱基博说“ 司马迁以史笔抒骚情。” 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司马迁不只在《屈原列传》中对屈原倍加崇敬, 万分同情, 在《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 对屈原的“ 放逐, 乃赋《离骚》, ” 结合自己的身世, 也曾一再表示仰慕, 引为同调。如果我们不怀疑《自序》与《报任书》的真实性的话, 那么今人所说屈原这个人物是司马迁“ 编造” 出来之说, 就不攻自破了。 假如历史上确无屈原其人, 难道当时的任少卿和《史记》宣布后的一些读者们, 就能相信司马迁捏造出的这历史人物的存在的一面之词吗+何况如上文所说过的, 司马迁之前贾谊在文帝时己写过《吊屈原文》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说屈原是司马迁创造出来的子虚式的人物, 就象说《左传》是刘散一手伪造的书一样叫人感到新奇, 只是真正读过几部先秦两汉典籍的人, 定要天吃一惊, 莫名其妙，司马迁崇拜屈原, 作《屈原列传》。他是屈原的知己, 千古文章知己。他写《史记》不只在指导思想上, 师法孔子的《春秋》, 同时在思想感情上、美学创作意义上, 也是师法屈原的《离骚》的—师其意, 不师其辞。《屈原列传》中论《离骚》的—段文章, 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作品论。 司马迁不论给学术家或文学家立传, 如《老庄韩申列传》、《孟子荀卿列传》, 以及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传》等, 不只叙述这些学者作家的生平事迹,对其著述学术源流, 作品的思想观点, 主要内容, 也必“掇其指要, 而述其所以然, ” )张裕钊语?作概括精到的评论。 吴阁生说“ 史公于古今著述学术, 辄能综掣大要, 而削切陈之, 此千古特识也。” 确然, 《屈原传》中的两大段)尤其第一大段的论《骚》, 就是司马迁对《离骚》的思想分析, 艺术评论。他从《离骚》写作动机, 主题思想, 作品取材, 内容含义, 以及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作探讨, 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这段《离骚》论, 有人说是司马迁)或后人全部引用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之语。证据是班固的《离骚序》有“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 以‘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 浮游尘埃之外, 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斯论似过其真” 的话, 从而断定《屈原传》中由“ 离骚者犹离忧也” 到“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与“ 虽放流” 到“ 岂足福哉” 这两大段 文字, 都是刘安评《骚》的原文。我认为班固的七句引文, 确为刘安原语, 那是无庸置疑的, 而其余论《骚》诸语, 与大段抒情议论, 也都说成是迁引刘文, 则属臆度之言, 无可征信。我们可举司马迁写学人传记融会原著之例, 如《孟子荀卿列传》的开端一段太史公日余读《孟子》书, 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日磋乎, 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日“放于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这段话的主要论点, 我们覆案《孟子》第一篇《梁惠王上》第一章的原文确是有的, 而“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 故日„放于利而行, 多怨, ’ ” 则是司马迁对好利之为害的高度概括, 与孟子的“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 以“ 仁义而己, 何必日利” 的立论着重点并不一致。所以, 我以为《屈原传》这段论《骚》, 纵然有个别字句采用了淮南之词, 而主要观点, 基本倾向, 则是司马迁的, 不能认为这就代表刘安整个对《离骚》的意见( 或说是这两大段是司马迁全部抄袭或移植淮南《离骚传》的论《骚》原文。 因为我们细案这《传》中两段论《骚》文字, 不论对屈原的“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的的忠贞恳挚的思想感情的揭示, 或是又筑圃原的对人生事物, 对真理正义之所以抱有那样执着态度的认识, 从而给以无比祟高的评价, 都不是‘旧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 部署兵所从入” , “专挟邪僻之计, 谋为畔逆, ” 刚狠倔强、骄奢淫佚的淮南王及其僚属门客伍被、淮南小山辈所能有的。 再说史公的对《离骚》的两段议论, 与淮南王奉命“ 旦受诏, 日食时上” 的《离骚传》)成《离骚赋》, 不只时间上不可能, 体例上也说不通。颜师古说传, 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或如王念孙说传当作傅, 傅与斌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 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 善为文辞, 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 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 《艺文志》有《淮南赋》八十二篇, 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传》, 则安才虽敏, 岂能受诏而食时成书乎, 《汉纪?孝武纪》云“ 上使安作《离骚赋》, 旦受诏, 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云“ 诏使为《离骚赋》, 自旦受诏, 日早食己。此皆本于《汉书》。《御览? 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 是所见本师古不同原的《离骚》的—师其意, 不师其辞。《屈原列传》中论《离骚》的—段文章, 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作品论。 司马迁不论给学术家或文学家立传, 如《老庄韩申列传》、《孟子荀卿列传》, 以及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传》等, 不只叙述这些学者作家的生平事迹, 对其著述的学术源流, 作品的思想观点, 主要内容, 也必“掇其指要, 而述其所以然, ” )张裕钊语?作概括精到的评论。 吴阁生说“ 史公于古今著述学术, 辄能综掣大要, 而削切陈之, 此千古特识也。” 确然, 《屈原传》中的两大段)尤其第一大段的论《骚》, 就是司马迁对《离骚》的思想分析, 艺术评论 。他从《离骚》写作动机, 主题思想, 作品取材, 内容含义, 以及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作探讨, 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这段《离骚》论, 有人说是司马迁)或后人全部引用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之语。证据是班固的《离骚序》有“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 以‘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 浮游尘埃之外, 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斯论似过其真” 的话, 从而断定《屈原传》中由“ 离骚者犹离忧也” 到“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与“ 虽放流” 到“ 岂足福哉” 这两大段文字, 都是刘安评《骚》的原文。我认为班固的七句引文, 确为刘安原语, 那是无庸置疑的, 而其余论《骚》诸语, 与大段抒情议论, 也都说成是迁引刘文, 则属臆度之言, 无可征信。我们可举司马迁写学人传记融会原著之例, 如《孟子荀卿列传》的开端一段太史公日余读《孟子》书, 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日磋乎, 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日“放于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这段话的主要论点, 我们覆案《孟子》第一篇《梁惠王上》第一章的原文确是有的, 而“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 故日„放于利而行, 多怨, ’ ” 则是司马迁对好利之为害的高度概括, 与孟子 的“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 以“ 仁义而己, 何必日利” 的立论着重点并不一致。 所以, 我以为《屈原传》这段论《骚》, 纵然有个别字句采用了淮南之词, 而主要观点, 基本倾向, 则是司马迁的, 不能认为这就代表刘安整个对《离骚》的意见( 或说是这两大段是司马迁全部抄袭或移植淮南《离骚传》的论《骚》原文。因为我们细案这《传》中两段论《骚》文字, 不论对屈原的“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的的忠贞恳挚的思想感情的揭示, 或是又筑圃原的对人生事物, 对真理正义之所以抱有那样执着态度的认识, 从而给以无比祟高的评价, 都不是‘旧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 部署兵所从入” , “专挟邪僻之计, 谋为畔逆, ” 刚狠倔强、骄奢淫佚的淮南王及其僚属门客伍被、淮南小山辈所能有的。 再说史公的对《离骚》的两段议论, 与淮南王奉命“ 旦受诏, 日食时上” 的《离骚传》)成《离骚赋》, 不只时间上不可能, 体例上也说不通。颜师古说传, 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或如王念孙说传当作傅, 傅与斌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 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 善为文辞, 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 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 《艺文志》有《淮南赋》八十二篇, 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传》, 则安才虽敏, 岂能受诏而食时成书乎, 《汉纪?孝武纪》云“ 上使安作《离骚赋》, 旦受诏, 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云“ 诏使为《离骚赋》, 自旦受诏, 日早食己。此皆本于《汉书》。《御览? 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 是所见本师古不同杨树达先生说传字不误, 王说非也。而西汉时传与故不同, 故谓训故, 传则泛论也。? . 一《韩诗》有《韩故》, 又有《韩诗外传》。?一《毛诗》合训沽与泛论为一书, 故统名《故训传》, 说详具《艺文志》。《艺文志》言《齐、韩传》取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 此说明西汉时传之体裁本如此, 今《韩诗外传》尚可见也。 这三说我们以仍为王氏据《汉纪?孝武纪》、《淮南》高诱注、《御览?皇亲部》之《离骚传》作《离骚赋》为合情尽理信实可据。但不管怎样, 史迁这两段论《骚》文字, 不只不像解释文字之训话的“传” 体, 也不类铺采搞文体物写志的汉赋形式, 更不像什么《韩诗外传》式的“ 西汉时传之体裁” 的“泛论” , 而是司马迁运用自己独有的所谓“龙门笔法” 写的富有抒情意味的一篇传记文学。这两段论《骚》之言, 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第一篇《离骚论》, 后世纵有数百十家论《骚》笺《骚》之作, 他们只是结合自己的时代)社会现实, 个人的身世, 政治的需要进行一番新探讨, 或对其山川地理名物草木鸟兽虫鱼, 文字音韵训话方面作些考证训释功夫, 或在章句方面作些疏通演绎通俗化工作罢了。至于对屈原其人的评议, 对《离骚》其文的思想内容, 艺术成就、美学价值的研究评价的深度, 从未有出其右者。这不是我一人之言, 有《屈原列传》与《离骚》的本文具在, 可以研究, 案覆,议论, 商讨。请看屈平之作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上称帝髻, 下道齐桓, 中述汤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祟, 治乱之条贯, 靡不毕见。其文约, 其辞微, 其志洁, 其行廉,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 故其称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 自珠灌淖汗泥之中, 蝉蜕于浊秽, 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世之滋垢, 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对《离骚》的评议, 可谓深湛精确, “ 削切陈之” , , 婉雅凄枪, 声情并茂, 真气动人。在司马迁同时代的文人中, 除了司马迁外, 谁人又能有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认识, 尤其“ 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一语, 这种大胆地打开后壁, 彻底地揭示出屈子作《离骚》的思想底蕴, 从而予以肯定, 在当时来说, 确属石破天惊之谈。虽然屈原他并不隐讳自己的怨愤, 一再表示过“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人心” , “ 惜诵以致憨兮, 发愤以抒情” 。 但后世对这点有的不但不同情, 而所抱的态度, 则是否定的, 批判的。班固就是其中有代表 性的一个。他认为屈原通过《离骚》“ 责数怀王, 怨恶椒兰” 是“ 露才扬己” , 认为屈原的由于君昏臣按, 在国势砧危的情势下“ 忿慰不容, 沉江而死” 的悲壮殉国行为, 为不能 象“ 通缓持可怀之智, 宁武保如愚之性” , 不是“ 明智之器。” 因而加以指责。 司马迁之所以懂得、同情、肯定屈原之由于怨愤而作《离骚》, 主要因为他俩的政治遭遇近似, 忠贞爱国的思想基础相同, 彼此写作的动机和动力一致。他在《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上就一再表示他的作《太史公书》, 乃是像屈原放逐而著《离骚》” 。 他认为屈原以及一些有作为的著述家, 他们写作, 都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的诗三百篇的作者一样, “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 思来者” 的。自己的写《太史公书》, 也是用来“ 以舒其愤思, 垂空文以自见” 的。因而我们说, 司马迁以一个怨字来论《离骚》产生的原因, 正是夫子自道。不管后人说什么《史记》是“发愤之作” , 还是什么“ 谤书” , 不外都是说他的“ 《史记》之作, 盖自怨生也” 的。这点, 他自己并不讳言。在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上就作一个重点来论述这千古第一“ 义人” 的《采薇歌》, 就是“盖自怨生也” 的, 用来反驳孔老夫子的“伯夷叔齐, 不念旧恶, 怨用是希, 求仁得仁, 又何怨乎” 之说的。在《儒林列传》说秦末以孔甲为首的鲁诸儒, 所以“持孔氏之礼器” , 投奔陈胜,参加农民起义, 也是“ 以秦焚其业, 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的。尤其在《伍子管列传》上更露骨地说“ 怨毒之于人, 甚矣哉, 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 况同列乎+ ” 用一个怨字来肯定屈原写《离骚》的基调, 不只真实地揭示了屈原写《离骚》的思想实际, 在客观上, 也说明阶级社会进步作家与落后势力斗争而产生的进步作品的实际, 同时也符合孔子说诗“ 可以怨” 的文学理论实际。近世一些进步文艺评论家, 好以《史记》比《离骚》, 太史公比屈大夫, 主要从他俩的写作的思想感情, 创作目的, 作品的客观意义来评论的。特别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司马迁阐述屈原之所以积怨抒愤的原因, 不是单纯从屈原个人的暖老悲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的角度去探索, 而是从他的“ 正道直行, 竭忠尽智, 以事其君, 谗人间之, 可谓穷矣” 的情势下, 看到“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诌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也, 方正之不容也” 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由血性中发出这天地间充满着忠烈正义之气的悲歌。 通过《屈原列传》的学习研究, 我可以这样说司马迁不只是屈原千古第一个知己,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卓越的有贡献的《楚辞》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