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承乾从聪明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思动因[要略]

论李承乾从聪明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思动因[要略] 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 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 作者:毛 蕾 摘 要: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个人命运是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由于初唐时人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太宗自身因“玄武门之变”的心理阴影，使得国运长久成为贞观君臣共同关注的重点，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贞观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在这种压力与责任共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承乾，承担着太宗国运长久的沉重愿望，承受着东宫师傅犀利尖刻的批评，再加上自身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理障碍，以及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在此种种压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 唐太宗的嫡长子李承乾在太宗即位后2个月便确立为继承人，其时年仅8岁。承乾天资聪慧，甚得太宗喜爱。虽有足疾，但“不废步履”。贞观前期，太宗对承乾着力培养，12岁便令其于尚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省听讼，“有不伏者，于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贞观九年(635)高祖驾崩，“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然而贞观十年(636)以后，有关太子承乾的负面信息日益增多，诸如“骑射畋游，酣歌戏玩”，“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等等，甚至模仿突厥的生活方式，“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而对于上书切谏的东宫师傅，承乾不仅不听，反而多次起意加害，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谋反。 与承乾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大约始于贞观十年，太宗表现出对另一皇子李泰的过度偏爱。李泰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太子。贞观十年，“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因李泰体胖，太宗就特许其“乘小舆至于朝所”。听说朝廷官员看不起魏王，太宗勃然大怒，说:“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 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惶惧流汗拜谢”。贞观十六年(642)，朝廷每月对魏王府的料物供给超过了东宫。太宗还下诏让李泰逾制徙居武德殿，几与太宗朝夕相处。后经魏征进谏，才得以更正。这种超乎寻常的举动，正如褚遂良所形容的:“爱之逾嫡，嫡庶不分。”种种迹象表明，在太宗心目中，太子承乾和李泰的地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太宗甚至说出了“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旧唐书?韦挺传》说“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恐非虚言。 太宗对魏王泰的偏爱，对尚在太子位的承乾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和打击，给承乾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但这不应该是承乾最终变得不可理喻走向谋反的唯一原因。关于太子承乾的讨论，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批评承乾自甘堕落不求上进，太宗的骄纵和溺爱，以及太子教育失误等方面，而《剑桥中国隋唐史》则给出另外一个解释，认为“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 承乾被立为太子17年后，最终因谋反被贬废。孤立地看，这不过是唐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一次失败的选择和调整。但如果放到刚刚结束400多年南北分裂、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来重新梳理太子承乾变化背后的心理因素，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一、唐初的时代背景以及太宗君臣的互动模式 在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承乾变化的具体原因之前，很有必要花一些笔墨，梳理一下唐初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贞观朝政的一些典型特征。 1 危机感是初唐时人的普遍心态 东汉王朝瓦解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分裂动乱时期。虽有西晋和隋的短暂统一，但直到唐朝建立并统一全国，才结束了长达40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这一时期政权更迭纷繁，鲜有国祚长久者。正如贞观十一年(637)侍御史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中所说:“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j在后人称颂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时，很容易忽略的是，作为生活在初唐尤其是高祖、太宗时期的人们，尽管已经统一全国，但对这个新生的唐朝能走多远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此前400多年并没有一个可资参照的成功 案例 全员育人导师制案例信息技术应用案例心得信息技术教学案例综合实践活动案例我余额宝案例 。唐朝这个新生事物究竟会不会和之前的绝大多数王朝有一样的“宿命”，恐怕是初唐时期的政治人物们普遍担忧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祚长久”、“祚运长短”就成为唐太宗和朝臣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并多次成为朝堂上讨论的重点。在这些讨论中，夏、商、周三代以及汉王朝，成为国运长久的楷模，而二世而亡的秦、隋则自然成为反面的典型，时刻提醒着唐太宗君臣不要步其后尘。正像唐太宗自己所言:“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由于唐太宗和同时代的诸多朝臣，大多对隋文帝统一后的盛世奢华留有印象，也亲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颠覆，因此对隋朝的关注和反思尤其多而且深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以隋亡为鉴可以说是贞观年间太宗君臣讨论最多的话题。韩国磐先生就曾经统计过，“翻开唐人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看到唐太宗君臣谈到以亡隋为戒的事，有四十五处。” 2 唐太宗“以史为鉴”的个人原因 就唐太宗而言，在“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个人原因。这大致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唐太宗是有着远 大抱负的皇帝，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皇帝，期冀着自己的统治成就和大唐江山的基业一样流芳百世，代代相传，成为与周、汉相媲美的长治久安的典范。正像贞观九年太宗所说:“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二是玄武门事件对太宗的心理影响。唐太宗十分在乎自己留在将来史书中的形象，并希望能尽力完善自己的历史形象。贞观十三年(639)、十四年(640)太宗反复询问褚遂良、房玄龄，要求观看当朝国史和起居注，太宗的解释是要“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同时也是“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这反映出太宗内心十分在意那场残酷的玄武门之变，尽管可以将其类比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鸠叔牙而鲁国宁”，“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但唐太宗显然明白，用血腥手段换来的登基是他个人经历中的一个无法抹去的缺憾，唯有行所谓的周公之道，励精图治，江山永固，自己的历史形象才有可能真正免于(或较少地)被后人指责，史家也才会把笔墨集中在书其善，而不是书其恶。因此，玄武门事件反而会促使唐太宗更加努力地听从大臣的谏议，克制自己的奢欲。 3 使命感和责任感是贞观朝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 我们注意到，贞观朝群臣进谏时，往往遵循这样的模式:以尧、舜、禹、汤、文、武等圣贤之君为楷模，来规劝或激励唐太宗，行帝王之道，向圣哲看齐，而不与秦皇汉武为伍。这样的例子《贞观政要》中相当多见。如贞观七年(633)，太宗准备去九成宫避暑，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太宗因此赏赐姚思廉帛五十段。再如贞观十五年(641)，太宗遣使往西域“市马”，魏征谏曰:“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太宗立即下令中止。 在这种进谏模式的背后，是魏征所提出的“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政治理念，即只要有意愿向圣贤看齐，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能够做到像圣贤一样。这句话出自贞观初太宗和魏征等大臣关于“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的讨论。魏征认为“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魏征还列举了黄帝、颛顼、商汤、周武王都是在大乱之后重建政权并迅速实现了天下太平。这一“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的政治理念给了唐太宗极大的鼓舞，也成为激发唐太宗实现长治久安伟大理想的最好动力。 正是这种向圣贤看齐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王朝命运的不确定感，让太宗不断提醒自己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要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宗曾对侍臣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因此，太宗多次强调君臣要“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每看事有不利于人，须极言规谏”，而在太宗君臣的讨论中，居安思危，善始令终也是最经常提到的，“善恶之际，兴亡斯在，不勤于始，将悔于终”，“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 因此，，贞观君臣上下同心，励精图治，“主纳忠谏，臣进直言”、“君臣合契”的融洽的君臣关系，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合理的逻辑，即在一个长治久安不易得的时代，一个对自己有着较高心理期待的创业之君，一段难以抹杀的个人血腥记录，加上一群以社稷为己任的创业守业之臣，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共同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段明君贤臣的完美佳话。 然而，正如魏征谏言所说:“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唐太宗并非圣人，在善始令终、日慎一日的背后，要做到时刻对自己高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严要求，时刻保持完美，这绝非易事。众所周知。太宗贞观十年后统治大不如前，这反映出唐太宗在执政的后半段，已渐渐或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做到像贞观初期一样励精图治，并时刻保持一种对王朝命运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尽管如此，唐太宗面对朝臣们的犯颜直谏，最后大多能够推心置腹，“深嘉其言”，“深愧之”，这反映出唐太宗勇于承认错误的突出品质。作为一个万人之上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非易。也正是唐太宗这种大度的、开放的心态，使得大多朝臣在进谏时敢于直言，甚至言辞犀利不留情面，从而形成了贞观朝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给承乾把脉:太子承乾变化的诸多原因 在了解了初唐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贞观朝君臣的互动模式之后，再来分析承乾的变化，我们认为，导致承乾最终崩溃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因太宗偏爱魏王泰给承乾造成的危机感之外，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心理原因: 第一，承乾身上担负着太宗实现“国祚长久”的沉重愿望 太宗对培养太子十分重视，“搜访贤德，以辅储宫”，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太宗先后挑选了10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这些人包括王珪、李纲、萧瑀、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令狐德棻、房玄龄、魏征等等。应该说太宗对太子的老师们是寄予了厚望的，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对犯颜进谏的大臣如李百药、于志宁、孔颖达等，唐太宗都是赞赏有加。 太宗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太宗曾多次表示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是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古来帝子，生于宫闼，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因此“我今严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太宗也在贞观二十年(646)亲自撰写的《晋书。武帝纪》史论中，借评论晋武帝在处理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得失，为自己废承乾辩护，认为“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而西晋“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的结局也是太宗所深深担忧的。在晚年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太宗对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太宗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太宗还感叹到:“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太宗这些表述，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疑。当然越到晚年，而且经历过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太宗的这种忧虑愈益强烈，但是应该说在太宗在位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试想，假如唐太宗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太宗因为自身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自然就会更加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良好的品德和表现。而面对年轻的太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都很容易使太子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记载:“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显然承乾很清楚他的一些不良表现是无法被太宗认可的，因为害怕受到谴责和惩罚的恐惧心理，他只能极力掩饰自己，阳奉阴违。也就是说，承乾的不良表现，事实上与太宗过高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久而久之，不良习惯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和修正，也就越来越得不到理解和原谅，成了恶性循环。最终承乾也就放弃了努力， 走向自暴自弃。 第二，极言切谏的背后，是对承乾来说不堪重负的责任和使命 在太宗先后为承乾挑选了10多位东宫师傅，仅有李纲、李百药、张玄素、于志宁、孔颖达、杜正伦等6人留下了与承乾有关的文字记录。应该说贞观前期太子承乾很好学，对东宫师傅也相当敬重。80余岁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在贞观初期(李纲贞观五年六月薨)任太子少师。李纲年迈有脚疾，承乾对李纲十分恭敬，“引上殿，亲拜之，大见崇重。纲为太子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听者忘倦。„„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李纲死后，承乾还为之立碑。李百药贞观五年(631)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子颇留意典坟”。贞观七年(633)，孔颖达任太 子右庶子，承乾常与之“评论古事”。 之后的承乾与东宫师傅之间矛盾却日益尖锐，对于谏言也十分抵触。一方面是东宫辅臣态度强硬:张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于志宁“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孔颖达“每犯颜进谏”，杜正伦“显谏无所避”;另一方面是承乾恼羞成怒:张玄素谏在宫中击鼓，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承乾嫉恨张玄素谏言不断，曾怒骂张玄素“庶子患风狂耶?”并曾密令户奴趁张玄素早朝时，“以大马棰击之，几毙”。对于于志宁的切谏，承乾大怒，“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杀之”。承乾曾说过:“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与其说承乾的反应是一意孤行拒谏饰非，不如说是他在诸多谏言“狂轰滥炸”下不堪承受的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反应。承乾乳母遂安夫人曾经对孔颖达说:“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众位辅臣在劝谏承乾时，有过于苛责、不留情面甚或是教训之嫌。 笔者认为，东宫辅臣极言切谏言大致有两个原因:(1)得到了太 宗的授意或支持。太宗曾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承乾耽于嬉戏，李百药曾作《赞道赋》以讽之，“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厩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并赐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之际，“因文见义，愈广规谏之道”，太宗赐其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励承乾之意”。于志宁也因撰《谏苑》规谏承乾得到了太宗的赏赐。所有这些都透露出太宗对于东宫辅臣的言行是支持和鼓励的，孔颖达故有“蒙国厚恩，死无所恨”之语。(2)东宫辅臣下意识拿对太宗的标准要求承乾。但显然太宗和东宫辅臣都未意识到，措辞严厉、不留情面的谏言，由于对象的不同，其效果可能大相径庭。被承乾憎恨以至于起意加害的张玄素，曾上书唐太宗谏阻兴修洛阳宫，称此举乃“袭亡隋之弊，„„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今若不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批评太宗甚至不如隋炀帝和桀纣，可谓语出惊人，所幸唐太宗不以为忤，反而欣然接受，曰:“善。”并赐采三百疋。连魏征都感叹张玄素有“回天之力”，乃“仁人之言”。能以如此的胆识和魄力谏言唐太宗，面对年轻的太子承乾，责任感和师道尊严的驱使，极言切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谏言的主旨和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都有着很明显的太宗君臣间议政谏言的痕迹，强调“本”、“源”，强调防微杜渐，善始克终。如张玄素谏言中，有“慎终如始，犹恐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还有“至如骑射畋游，酣歌妓玩，苟悦耳目，终秽心神。渐染既久，必移情性。„„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而像于志宁谏言中提到的“殿下必须上副至尊圣情，下允黎元本望”，“历代贤君，莫不丁宁于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处储君。善则率土沾其恩，恶则海内罹其祸”之语，本是善意的提醒，但却激怒了承乾，几乎引来杀身之祸。而张玄素那篇引得承乾起了杀心的谏言:“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阙侍膳问竖之礼;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求风声，则 无学古好道之实;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爱好者皆游伎杂色，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是招损。”措辞犀利尖刻，将承乾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尽管太宗君臣间的良性互动，留下了很多佳话，然而承乾毕竟不是唐太宗，尽管谏言都是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忽略了承乾的承受能力，毕竟承乾8岁即被立为太子，肩负着过于沉重的责任，日慎一日对于唐太宗来说都不易做到，似也不应过于苛责承乾。可惜太宗君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苛责中与培养继承人的初衷适得其反。 第三，孤独、叛逆以及身体缺陷所带来的心理障碍 当唐太宗在朝堂上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和愤怒，回到后宫忍不住恨恨地说“杀却此田舍汉”之时，所幸还有长孙皇后能够适时劝慰和疏导。以至于在其去世后，太宗怅然若失:“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太宗贞观十年之后纳谏大不如前，与长孙皇后去世也有一定关系。相比之下，处在成长期的承乾没有那么幸运。从8岁被确立为太子，到25岁被废，东宫师傅们居高临下不留情面，备受打击的承乾只能在身边的家臣奴仆身上寻找情感寄托。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太常乐童称心的同性恋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在太宗收杀称心后，承乾才会如此哀恸和绝望:“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入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甚至“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彻底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身体的残疾往往会对心理有影响，比较敏感和多疑，加上承乾肩 负着太宗“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的美好期望，重压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被曲解成对他的不满和指责，从而采取了更加抵触的对抗情绪。承乾曾经说过:“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撇开其话语中癫狂的成分，所谓“若当一设，不居人后”恰恰说明承乾一直希望以某些特殊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 《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载:“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洽，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在大臣面前为掩饰自己、美化自己、标榜自己而信口开河的这种现象，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原因，正是源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意，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承乾后来对突厥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十分痴迷，在宫中“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甚至想象自己是死去的可汗，模拟被追悼的感受。承乾还曾和汉王元昌玩战场厮杀的游戏，“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槊，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挝之，至有死者。”承乾还说:“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这些几近病态和癫狂的表现，或许可以解释为承乾幻想着在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内心的释放，从而忘却或舒缓现实中的心理压力。如果在这种虚幻中越陷越深，完全找不到回归现实的路，那便是精神失常了。 至于究竟是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了太子承乾破罐子破摔，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从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到太宗这4位皇帝确立皇位继承人的过程放在一起来看，便发现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这4位皇 帝，都是即位伊始便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然而事实上包括唐太宗长子承乾在内，这4位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因为种种原因却都没能顺利继位。因此，尽管尚无典型材料证实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承乾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站在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太宗偏爱李泰时的那种危机感和无助感，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语和行为，多一些理解。 三、结语 总之，承乾从被确立为太子之后，他的人生应该是在比较压抑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既包括他自己生理的残疾和心理的敏感，也包括唐太宗过高的期望值给他的压力，东宫辅臣的批评以及用要求唐太宗的标准来要求他，没有人理解，缺乏恰当的引导，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年轻的成长中的承乾极大的心理压力。应该说这些压力感既有承乾自身的原因，也是初唐那个时代君臣们的忧患意识在他身上的集中呈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同的人对压力的承受力不同，有的人能变压力为动力，有的人则在重压下精神崩溃。唐太宗身经百战，可以把压力变成动力，激励他不断完善自己。可惜承乾没有这么强的抗压能力，在各种压力下，更由于没有有效途径和方法来舒缓内心的压力和苦闷，承乾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和不可理喻，这或许是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