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主

俄罗斯民主? 综观俄罗斯政治转型迭宕起伏的十年，俄罗斯人在国家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建设上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强力总统制的确立和新型联邦制的重构。 一、强力总统制的确立苏联解体之前，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民主派人士希望以最高苏维埃为基础建立议会民主制度，防止个人专制独裁。他们以此为旗帜号召苏联社会和人民否定和推翻现行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地位。当屹立了74年之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崩溃之际，其“人民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大会制”的政治架构并未随之消失。民主改革派掌握国家政权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1991年通过全民公决设置了总统一职。在相互关系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高居于总统之上，总统被置于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务，撤销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反之，俄罗斯总统没有权力解散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或停止它们的活动。应当指出，设立总统职位，在国家权力结构上改变了传统的立法与执行权力相统一的苏维埃体制，在俄罗斯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的情况下有利于加强执行权力，但是，很显然，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或议会制居主导地位，它没有改变“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实质。 因此，在俄罗斯政治体制走向何处上昔日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派认为当前的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力的总统带领国家渡过社会经济危机，所以应建立总统制的模式。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派认为应该建立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通过议会监督制约总统。随着分歧加深，俄罗斯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和宪法危机。一时间，总统和议会双方纷纷抛出新的宪法草案，试图以基本法的形式承认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1993年9 月就在双方已经不可调和之时，叶利钦果断采取措施用武力之举镇压和解散议会。接着再次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的总统制宪法。1995年5 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规定了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组织、程序和方法。至此，俄罗斯现行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完成。 俄罗斯的强力总统制既不同于美国式的总统制又与法国的半总统制有所区别。作为联邦元首的总统拥有众多权力，其权力范围大于前两国总统，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强总统，弱议会”的现象。立法，总统，政府，司法相互制衡的严重不对称也使有人称这一体制为“超级总统制”. “叶利钦时代”向“普京时代”的平稳过渡使这一体制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时间。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今天俄罗斯的制度框架及其运行机制总的来说是民主的。普京上台后，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提升国家崇拜意识的种种举动并不能对十年来俄罗斯民主成果造成根本损伤，相反，以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强力总统制，对于政治整合、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新型联邦制的重构前苏联的解体使深埋多年的民族矛盾和中央地方矛盾激化，直接阻碍了俄罗斯的国家现代化。因此，如何有效整合中央与地方特别是各民族主体利益便成为重构国家政治制度首要价值目标。 前苏联时期，尽管按照列宁的民族自治和自决权理论，由各民族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使它们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实际上俄罗斯实行的是联邦制、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混合型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且在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下，各民族自治形式所享有的自治权利又是极其有限的。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同样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总统与议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更增加了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的离心倾向。因此，有必要通过签署联邦条约，阻止各种独立和分化运动。经过各方妥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为一方，组成联邦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为另一方，就划分管辖对象和职权问题签署条约。 1992 年3 月31日，各方签署了联邦条约。联邦条约的签署首先改变了过去在联邦制的形式下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行分权制度，其实质是联邦中央与联邦各主体之间划分权限的条约。其次，条约规定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联邦条约对于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上它不仅遇到了挑战，也暴露了本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车臣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拒绝在联邦条约上签字，试图独立。其次， 一些边疆和州不满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纷纷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1993年10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苏维埃会议决定将该州改名为乌拉尔共和国。其它一些州也准备宣布成为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化潮流不是要谋求独立或半独立，而是反映了边疆区和州争取平等的联邦主体权利的要求。 总之，俄罗斯新的联邦制度已初见端倪。但地方和中央等各利益主体博弈结果使联邦条约终未在1993年12月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仅仅突出了各主体平等的原则。这主要表现为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上院）由每个主体来自立法和执行机关的2 名代表组成。但是，这也随着普京上台以来的改革而发生变化。2000年5 月13日普京签发命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在俄罗斯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7 大联邦区（中部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接着，普京提出修改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等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普京的举措和影响意味着俄罗斯在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中央权威流失后开始寻找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央集权和总统权威的民主制。 尽管，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成型，但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目前的制度也是经过十年转型艰难探索曲折演进而成，其国家政治制度有着许多漏洞甚至还有理论上被颠覆的可能，因此若要真正实现普京所称的“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唯其如此，才能相得益彰，扬制度所长避制度之短。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以后，打着秩序、法制、公正的旗号，向金融寡头开刀，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调控，在国内外引起了“专制倾向”的责难。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民主问题的讨论也很多，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俄民主化过程中已出现威权政治的回潮现象，还有观点认为俄正处于由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更有甚者，认为俄根本不具备民主的特征。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有一点上却是达成了共识，即俄罗斯的民主道路的确路途曲折，任重道远。本文试图从理论、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多重视角探讨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要素。 （一）从理论上讲，民主化进程中的回潮现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也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揭示了这一规律，他认为，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头两次民主化浪潮的每一波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实际上到了19世纪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才出现，不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二战，截至六十年代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回潮出现，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出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出现于七十年代，涵盖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到八十年代末又吞没了共产主义世界。亨廷顿认为，“自由化的波涛及其回潮呈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回潮都淹没了一些在前一次浪潮中过渡到民主政治下的国家。”〔1〕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俄罗斯勿庸置疑正是这第三波浪潮中的一员，从1989年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到九十年代叶利钦成为民主运动最具威望的棋手，再到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困境，政治危机，到普京上台后的强权举措导致俄在“强总统，弱国会，软政府”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切似乎都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的准确性，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正在第三波的回潮浪潮中悄然向威权主义过渡。 （二）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倒退也是其本身无法有效运作导致政治合法性瓦解和人民群众主体选择的结果。 “合法性”指的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自愿认同、服从和拥护，其内涵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而俄罗斯向民主转型时期的政府要想获得认可，谈何容易？首先它难以有效走出经济危机的瓶颈，获取人们的信任。1992年4月11日俄报纸《自鸣钟》报道，1992年4月，工作的人仅仅购买食品就花掉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工资，即使这样还不够。与1991年1月相比，到5月时，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0－26倍，而莫斯科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30－50倍。记者们问：我们生活得一天不如一天，今天，大多数居民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和平时期，我们却像生活在战争年代，一切不断失去，这公平么？〔2〕而到了1998年，休克疗法丝毫没有经济带来任何起色。工业生产仅为1990年的49.7％，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90年的51％，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倒退了二十年，贫困人口达到54％，居民实际收入比1991年下降40％，〔3〕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4〕 另外，由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治理不力，叶利钦所谓民主政府政治危机也接踵而至。从街头暴力、群众示威、流血冲突到地方离散、民族分裂，政府信誉每况愈下。1996年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的外事主任叶·格拉齐科夫在访谈中提到的一系列事实发人深省。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大多数居民都否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80％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恶化，对明天没有信心。国际上通常认为，如果居民对现行体制的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达到40％，该制度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这个比例在俄罗斯为43％以上，而大多数国家则为10－20％，一般来说，对中央政府的支持率不应低于20－25％，而在俄罗斯却只有10％左右。当时俄社会中对各类政党的信任程度只有4－6％，对议会为10－12％，对总统为14－18％，相信宪法的保证作用的比例只有16－17％，比共产党执政时期信任程度还低。〔5〕而1997年往后，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也显然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从1997年到普京上台，总理更换五届，政府人员也更替频繁，政治缺乏连续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俄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的软弱和妥协，引起国内舆论尤其是军方的强烈不满。 可见，“在民众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的时候，从人民的现实选择的角度，民主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人们把民主当成可以创造奇迹的救命稻草，到头来却发现曾经一心向往的民主制度只是软弱无效的象征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如今的俄罗斯越来越需要的是一个铁腕人物，一个能带领俄罗斯人民重温昔日帝国之梦，恢复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领袖，一个能够主持社会公正，结束党派纷争的强势政府和政治强人。 （三）俄罗斯政治民主进程屡屡受阻，也与其政治文化、宗教传统有关。事实证明，历史上有没有民主政治经验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 威廉·华莱士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把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向东推迟到1500年的西部基督教国家的边界。从北部开始，这条线沿着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东部边界，向南延伸，通过白俄罗斯、乌克兰，把西部的天主教乌克兰与东部的东正教乌克兰划分开来，再向南延伸，然后到罗马尼亚的西部边界，把外西尔尼亚与该国的其余地区断开，然后进入南斯拉夫，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其他国家的分界线穿过。这条线现在也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已经扎根的地区与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区分开来。〔6〕俄罗斯无疑也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正教自其传入起，便在俄罗斯民族身上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对东正教的信仰产生的弥赛亚意识，使人们把宗教使命感与国家力量和沙皇相结合，产生了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和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沙皇也自称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这就使得专制有了合法性依据。恰达耶夫说道，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沙皇被认作是神在地上的全权代理人”。〔7〕可见，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是与西方的民主传统格格不入的， 从政治文化的继承上来说，历史上，从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称帝，确立沙皇特辖制，统一法律，建立特辖军团，奠定中央集权制的基石，到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俄罗斯始终在专制的怪圈里循环。俄罗斯先后经历了多次的体制变化，政权性质也多次转换，但始终没有脱离过集权的轨道，即使是社会主义苏联也没有扭转这一局面。苏联的失误在于“党政机制以单向集权运行，……单向集权运行的峰顶致使国家政治体制同个人专权相结合”，没有“在集权与分权上实施科学的‘双向运转’”，〔8〕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非但没有使得俄罗斯摆脱这一惯性，反而更加强了这一传统，使得俄罗斯在专权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无论从古至今，说俄罗斯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都毫不为过。 当然，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特征并非专制一词所能概括。“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互相角力”〔9〕，俄罗斯文化中的亲东方色彩，容易演化成对权威的崇拜；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影响则从另一角度不断地校正这一趋向，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结合体。别尔嘉耶夫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任何历史哲学都没有猜透，一个无国家观念的民族，何以能够建立起如此强盛的庞大国家；一个最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何以能够在官僚政权面前俯首帖耳；一个富有自由精神的民族，为什么好像不愿过自由的生活。这个奥秘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阴柔之气和阳刚之气的特殊关系有关。”〔10〕这种二律背反性注定了俄罗斯在力图与西方靠拢过程中的尴尬处境和矛盾性，一旦无法在这两类文化的张力作用下寻求一个平衡点，就容易走向极端。而到目前为止，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传统显然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起着占据优势的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重阻力。 （四）俄罗斯在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性时刻改革的不彻底性是影响其民主的社会历史根源。 1861年改革被公认为是俄罗斯迈向现代化的起点，在这场标志性事件中，俄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却也为后来政治体制的弊端埋下了隐患。这场由沙皇亲自导演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了继续保全专制制度，保留了农村公社作为其基层行政和纳税组织，这成为俄民主化进程中永远的一块硬伤。马克思对此曾这样评价，“俄国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11〕从民主产生所需要的条件来看，显然这一改革举措严重地侵害了民主。摩尔在谈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时认为，民主发展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出现；二，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12〕众所周知，英国民主的出现即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实现了上层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对抗王权的局面。而俄国当时由于农业的落后没有形成必要的市民阶层，再加上独立的贵族遭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沉重的打击之后，恢复特权成为泡影，无力抵抗王权。所以，追根溯源，为什么俄罗斯当代民主进程困难重重，原因还在于它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在于其转型时期改革的不彻底性。 当然，历史并不能解释现在，昔日农村公社的残存和市民阶级的缺失使俄罗斯丧失了走上民主之路的机会，今天所谓中产阶级的复兴仍然会为俄罗斯的民主大业提供契机。但是问题在于关键性时刻机遇的丧失造成的代价是无可估量的，这也是本文把社会根源视为单独的一个因素的原因。任何外生型而非自然而然过渡而来的民主必然存在其扭曲的、走形的、脆弱的、牵强的一面，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俄罗斯经过十年的漫漫民主长路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是否再次验证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我们拭目以待。 综上，由于上述各方面抑制因素的存在，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俄出现威权主义的趋向并非只是一时之需要，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根源，只有在更深厚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现实，服务于未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威权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必要时可以弥补社会的权力真空，磨合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和解，防止社会失控，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它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正如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讲话，“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