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doc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doc 1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申万里 [关键词]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 [摘 要]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 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这里生存下来，一些在京城做了官， 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 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 情况下，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了中国士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 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江南儒士;游京师;荐举 The Southern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Capital in Yuan-dynasty There were quite lots of the Southern Confucian scholars who come to the capital in Yuan-dynasty. Although their intention were vary most of them were to seek a position in the center 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lives were very difficult in the capital but most of them survived there till they got what they want. Expect of this the Southern scholars also spread abroad Confucianism among the Mongol and other officials which became a important public voice to sustain the Yuan government to carry way. out in Chinese 京城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历代政治家和各种人才施展才能的最 广阔的舞台，因此，对于各地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儒士来说，京城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 遇和发展空间。基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经常来到京城，寻求个人 [1](卷八十七下《杨雄传》)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古代文献中对这种现象记载很多，如西汉学者杨雄、唐 [2](卷四十一《释祕演诗集序》)[3](卷四百四十一《文苑三?卢稹传》)[4](卷四朝学者欧阳修、宋朝儒士卢稹、金朝儒士李仝十一《李仲和墓碣铭》)等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尽管历代对这种现象毁誉不一，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儒 士寻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方式，对历代选举制度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元朝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王朝，江南儒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元朝蒙 古统治下的四个等级群体中，江南儒士属于南人，政治地位最低。元朝有限的科举、荐举以 2及“岁贡儒吏”的选举制度，很难满足其入仕要求。于是，大量江南儒士到元朝都城大都 (今北京市)寻找发展机遇，成为大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 有关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 代的游士之风》探讨了元代儒士出游求仕的情况和游士的生活，对于元朝江南儒士游京师的 [5][6]问题，该文没有涉及。拙文《元代游学初探》考察了元代士人出外游学的情况，元代江 南儒士游京师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考察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原 因、求仕手段、结果以及他们在大都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现象的文化 1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代江南儒士与社会综合研究》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07FZS001。 2元代儒士处境的有关问题，请参考拙文《元代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 2期)、《元代游学初探》(《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类似成果还有:陈得芝《从“九儒十丐”看元代 儒士的地位》(《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任崇岳《略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社会 科学辑刊》1981年3期)、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 出版公司1984年6月)等。 1 意义，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顽强生命力，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 元朝江南儒士游京师之风气比较盛行，根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元代有127位江南儒士有游京师的经历。从这些儒士的地域分布来看，江浙行省最多，江西行省次之;从游京师的时间分布来看，世祖在位时期较少，元朝中期最多，元末仍有相当多的数量。元朝江南儒士为什么要游京师呢, 首先，求官、改变自身处境，是江南儒士游京师的主要目的。元朝中期以后，江南儒士出仕非常困难，一些人把京城作为解决他们出仕问题的理想之地，元儒士程子长认为: 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 [7](卷二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己。《送程子长北游序》)这种观点反映了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改变自身处境的目的。揭傒斯有诗写道:“始[8](《诗集》卷七《临川曾君„„别临川春即归，偶从知己上王畿。但求禄养酬初志，敢许京尘浣客衣。”读而为之和》)这里的“但求禄养酬初志”，也就是求官，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前面观点基本一致。 [9](卷三十《送黄文中游京师序》)[10](卷二十此类例子很多，如儒士黄孚(字文中)、儒士唐荣祖(字景辉)、三《元故处士唐君墓志铭并序》)等。上饶儒士谢钧游京师，向其师杨维桢告别时说: [11],卷八《谢生君举北钧辱先生教而未有仕路～以行先生学也～辱在泥涂～钧耻之～先生耻之。上序》, 这番表白，表达了大多数游京师儒士的目的和心态。另外，一些家境富裕的儒士也通过游京师求官，浦江儒士郑铢(字彦平)游京师前向家人说:“丈夫不能用世，亦犹是尔。予 [12](寅卷《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郑府君墓将为万里游，当必有所遇，即弗遇，归老丘壑，亦未晚耳。” 铭》第615页)[12](寅卷《故奉训大夫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郑君墓志铭》)其族侄郑深(字浚常)也有类似的情况。元代浦江郑氏为受到元朝表彰的“义门”，影响很大，其子弟自然无衣食之忧，其出游京师，主要目的是求官，达到荣华富贵。 其次，追求建功立业。宋朝以来，士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士人自我标榜的豪言壮语。元初科举长期停废，大部分江南士人只能隐居乡里，默默无闻。于是，一些儒士试图通过游京师，求得任用，为国家建功立业。如儒士镏斗凤，初为句容县学官，不久慨然曰:“大丈夫坐庙堂，佐天子出号令，以保乂庶民。不然，仗节出万里外，气慑强敌耳，奈何栖栖服章逢乡井耶,”于是他北 [13](卷六《镏府君墓铭》)游京师。吉安儒士萧雷龙的例子更加典型: 元平江南～束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游燕都……有言于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见～奏对称旨。翼日～复条:崇 [14],《翰苑续集》卷七《元故秘书著作郎芳洲先生萧学校、进贤才、薄赋敛、均徭役、禁驱奴、革和买六事以闻。府君阡表》, 元代江南儒士在不愿意沉浮乡里的情况下，通过游京师，直接向元朝最高层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成就事功，这是他们游京师的目的之一。 第三，为了延续家族的影响游京师。宋元的更替，原宋朝的一些仕宦大家受到打击，不再具有昔日的荣耀。这些家族的一些儒士试图通过游京师做官，扩大影响，挽救其家族的衰落。安仁县儒士汤深(字造道)为南宋时尚书某的从兄，“入国朝，故家多零替。”他“尝一 [15](卷二十三《逢原汤先生哀辞》)游京师。”宜兴岳氏南宋时为仕宦之家，元朝以后“竟尔销谢而不复能有其家矣”，后人岳榆(字季坚)决定北游京师，“人讶其衣褐无寸赢，亦何所挟,”季坚曰: 先人由布韦登仕版～其言行历有可传世而垂后者～惧将泯无闻也～吾将扫文儒先生之门～ [16],卷庶几委雄文、勒贞石～所谓发幽光于朽坏、慰孝思于无穷～吾岂辞不肖而惮夫贫哉,?八《送岳季坚序》, 2 岳榆的上述言论，反映了他通过游京师振兴家族的强烈愿望。对于这些儒士重振家族的“壮举”，其家人一般会全力支持。吴县儒士陈惟允决定北游京师，“母兄乐其志，既束装， [17](卷十七《送陈惟允序》) 筮日以戒其行。” 第四，观光游览。南宋以来，南北分裂一百五十余年，江南儒士没有条件到北方游历。元朝统一以后，特别是元朝中期以后，社会安定，交通发达，到北方游历的条件具备，一些江南儒士欣然游京师，感受京城的壮观和传说中燕赵悲歌之士的传奇。儒士曹知白(字又玄)“尝游京师，王侯巨公多折节与之交，章辟屡上，先生悉辞，谢曰:‘吾闻燕赵多奇士，庶 [18](卷十《贞素先生墓志铭》)几见之，岂龌龊求官者比耶,’即日南归。”儒士陈旅自述游京师的情况时说: 旧岁得吴中便舟～因乘春水至都门～登槐台赋诗～物色燕市中有感慨悲歌之士～可与晤 [19],卷十三《上赵平章书》, 语～以发抒其所蕴者而已矣～王公贵人则不敢以草野之语告之也。? 嘉定儒士强彦栗也有类似的情况: 曩尝勇不自禁～出吴关～历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遂绝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翱翔乎阙里,过涿野～以蹈厉燕赵之俗,而遂达乎京师～以观天子之先。京师权贵人有奇其才～挽臵 [11],卷八《送强彦栗游京师序》, 于宿卫～而彦栗径诀去～不惭留。? 第五，上书或交游。元朝统一之初，江南社会比较混乱，政治黑暗，一些江南儒士于是来到京城上书，指出时政之弊，求得元朝上层改变对江南的统治政策，如前面提到的萧雷龙就是如此。元朝中后期，仍有一些江南儒士来京城上书，不过，其主要目的与以前不同，大多数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元朝重视，以便与京城权贵进行私人交往。如元末浦江儒士郑镛(字彦贞)游京师，他虽然“为书数千言陈时政之弊。”但在京城期间，他主要是与揭傒斯、黄 [12](寅卷《元封从仕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溍等京城文化名流“论文谈诗，或至达旦不休，”并没有求官。 事郑彦贞甫墓志铭》)徽州休宁儒士黄一清(字清夫)的例子也比较典型: 年逾四十始游京师……内翰赵文敏力荐之当路～欲用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缔[20],卷三十八《秋江黄君墓志铭》, 交相国,中书平章李孟,～荣孰大焉～持此足以复吾亲矣～竟辞归。 另外，一些江南儒士游京师是为了到国子学游学，具体情况见拙文《元代游学初探》，这里不在重复。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目的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元初他们主要为了让元朝上层了解江南情况，调整对江南的统治政策;元朝中后期以后则主要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发展。不过，就元朝大多数游京师的江南儒士来说，其基本目的还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尴尬处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映了他们在逆境之中的进取精神。 二 上文已经说明，元朝中期以后，大多数江南儒士游京师是为了求官，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求官呢, 元代江南儒士求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条件。儒士方孝孺写道:“人之垂令名于当世者， [21](卷九《上胡先生二首》)岂易得哉,盖其才灼然有过于人，而又有达者引之于前，贤者扬之于后也。”方孝孺所说的“才”和“达者”、“贤者”的引荐，是进京求官的江南儒士需要具备的条件。 从史料看，一些官宦之家的子弟或家族背景显赫的江南儒士不难具备上面条件，求官相对比较顺利。如饶州儒士周暾游京师，其叔父周应极任职于元朝集贤院，周暾顺利地进入国子学，不久，“远方献异兽，曰:“麒麟”，暾作赋千百言上之，中书省丞相大悦，以属参知 [22](卷十九《周夫人李氏墓志铭》)政事察罕，使命以官。”台州儒士陈遘(字万里)为翰林学士陈孚(字 [23](卷十九《顺堂记》)刚中)之子，他于大德八年(1304)游京师，调官以归。浦江儒士郑深(字仲几)游京师。投丞相脱脱，“入其家教其子。”脱脱拜相，郑深历任宣文阁授经郎、礼部员外 3 [12](宋濂《故奉训大夫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郑君墓志铭》) 郎等职。 对于大部分没有相关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的江南儒士来说，既使他们有超凡之才，也需要创造条件，争取“贤者”、“达者”的引介。于是，一些人“决臆裂眦，不顾生死，诣庙堂[23](卷二十《酣庵记》)[23](卷二十三《送范德机序》)求奇中书。”或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王公之门，” “麻 [23](卷二十三年《送邓善之应聘序》)衣弊冠，柔声媚色”以求权贵的眷顾，不过，对他们来说，“遇不遇， [23](卷二十三年《送邓善之应聘序》) 命也。” 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儒士为了达到目的，可谓各显神通，求官方式有下面几种: 第一，上书议政。上书议政是江南儒士展示其政治才华的最直接方式，被广泛采用。元末信州儒士余从善游京师，就打算“凡情之不上达与凡官府之厉害，民力之凋残，将开口而 [24](卷下《送余从善赴京序》)论，披腹而陈。”杭州儒士冯士升(字进卿)游京师，也是“吐其磊磈者 [11](卷二十五《冯进卿墓志铭》)于执政贵臣。”确实有一些儒士通过上书议政的方式获得成功。如儒士萧焕有，“弱冠游京师，以《救荒三策》知名，教授桃源。”杭州儒士杨瑀(字元诚)天历间游 [11](卷二十四《元故中奉大夫浙东尉杨公神道碑》) 京师，“论治道及艺文事„„署广成局副使。” 不过，上书议政并不是万能之策，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可能会得罪权贵，失去做官机会，甚至引来祸患。饶州儒士祝蕃(字蕃远)延祐四年(1317)游京师，“颇论天下事，一名卿曰:‘国家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非后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国家故事有非愚陋所能知，然田里之休戚， [25](卷七《上饶祝先生行录》)顾肉食者弗察耳。’”祝蕃的议政得罪了权贵，结果只能是空手而归。元初余干州儒士张文穆上书议政则是得罪了权臣桑哥: 尝被,世祖,召入便殿～问当时急务……公所上数十条～皆当时切要～上命执政以次第举行。而桑哥、卢世荣辈以‚罢冗官?一条为侵夺朝权～詈声朝堂～曰:‚何物蛙虾儿～遽欲夺吾柄邪,?夜令健儿俟其途。将甘心焉～幸中表赵文敏知之～邀还邸中～得免。明日虽 [26],《张文穆公》, 拜翰林承旨～寻以惧祸病免。 这里，张文穆上书引起宰相桑哥不满，受到其恐吓和人身威胁，被迫逃归。如果议政得罪了皇帝，危险就更大了。庐州儒士潘纯(字子素)游京师，“每宴集，谈笑倾座。尝著《衮 [27](卷五十七《人物二十?游寓》)卦》以讽切当世，或以达于文宗，欲系治之，因亡走江湖。”台州儒士陈基(字敬初)后至元元年(1335)游京师，上书力陈太后(奇氏)之失，“上方溺爱，诘 [28](附录《陈基传》) 知其由，欲寘基于罪，怒且不可测，遂引避南归。” 其二，以文求仕。江南儒士大多以文见长，一些有文采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往往能成为他们达到目的的关键。方回在送儒士徐某游京师的诗中，就有“问君何所恃，珠玉富千篇” [29](卷二十五《送徐君奇入燕》)之句。说明江南儒士对以文求仕的重视，元代以文求仕的例子很多:周 [30](卷一百八十七《周伯琦传》)伯琦(伯温)在元朝至大年间游京师，献《皇元颂》，授翰林待制。”儒士李裕游京师，“撰《至治圣德颂》一篇，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闻英宗，召见玉德殿，令 [14](《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墓志铭》第405页) 宿卫禁中。” 其三，以才求仕。元朝中期，国家稳定，政事烦杂，确实需要各种人才，元人虞集写道: 方是时也～国家丰裕～府库充斥……而秉钧轴者～多练事而袭故～安常而厌动～慢驰之习见焉。于是～有智力过人者欲见于有为～以功名自许～招徕才俊～采拾论议～一言悟主～ [22](卷三十四《翰林直学士曾君小轩集序》) 风采震动……不次超擢以建事功。 虞集的记述，反映了元中期因国家行政效率低下，而“不次超擢”地任用人才的情况。不过，元朝任官注重实际能力，儒士既要擅长文章，还要有较强的治事能力，才能得到任命的机会。丽水县儒士叶琛(字景渊)天历元年(1328)游京师，“诸贵人奇其才，辟宣使于 [14](第2012页，《叶治中历官记》)通政院。”儒士王仲淮(字季楚)，游京师，“有多季楚才者，荐其名辽 [14](《王季楚哀辞》，第100页)阳行中书，授季楚大宁路儒学正。”另外，台州路宁海儒士吴尚辅(字国 [25](卷八《吴尚辅传》)[31](卷十四《送谢逢原序》)[31](卷十四《送邓汉杰序》)材)、儒士谢逢原、儒士邓汉杰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官职。 4 其四，到京师参加科举。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制度，给江南儒士带来希望。不过元代科举规模很小，每次会试录取进士不超过百人，江南儒士数量众多，竞争特别激烈，于是一些江南儒士试图到京城参加科举。元朝政府对南人在京城参加科举是严格限制的，元朝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蒙古、色目、汉人在大都、上都居住一年以上，有恒产者可以在官司推荐之下参加科举，南人冒充者治罪，一般江南士人在京师参加科举是不合法的。不过，元朝允许国子生参加科举，江南士人如果进入国子学，就可以以国子生的身份，得到在大都或上都参加科举的机会。前面提到的儒士李裕就是以宿卫身份进入国子学，天历二年(1329)“国子分监扈从上京，岁适当宾，有旨命就试，擢进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陈州事。” 其五，以医术、音乐、绘画等技艺求仕。元代游京师的江南儒士很多，时人感慨:“四 [32](卷五《送刘伯原适武昌将之京师序》)方之游京师者且相属道路矣～”这种情况势必导致竞争的激烈，面对激烈的竞争，一些儒士选择了利用医术、音乐等技艺寻找发展机会。元人杨维桢记载: 士有学周、孔之艺者～不幸不荐于有司～而其志不甘与齐氏共耕稼～则思自致于京师。 [11],卷八《送于师尹游京师序》, 不幸其艺又不偶～始不免资小道于王侯～以冀万一之遇者。 类似的例子当然也很多，台州儒士于师尹，参加科举“连不得志于有司”，他于是认为: [11](卷八《送于师尹游京师序》)“儒技不利吾，旁挟者岐黄氏之伎也，不耦于此，将有耦于彼乎,” “岐黄”为传说中的歧伯和黄帝，相传为中国医家之祖，于师尹这里所说的“岐黄氏之伎”，当然指医术。从史料看，江南儒士在京城行医确实受到欢迎，一些人还因此得官。衢州儒士陈可斋，“家世业儒，自儒而医。早岁游京师，受知王公大人，辟为中书省医，再转，擢庆元[33](卷四十七《白云轩铭》)路鄞县尹。”台州儒士向子虚“以医名京师，京师之人无贵贱贤愚皆趋之。”[17](外集《叶孝墅哀辞并序》)[34](卷十五《存诚斋记》)宣城儒士王德裕“精于医，其游京师也，远近谒之。”儒士王元直以医术游京师，“问药者踵门，随试辄效。太医院官与之相厚善，诸公贵人咸礼敬焉。”[9](卷二十七《送王元直序》)儒士吴择中，“善医，往年来客翰林承旨脱脱公，公有疾而病，择中投刀匕 [35](卷四，揭傒斯《赠吴教授南归序》) 药即愈”，脱脱荐为云南行省大理路儒学教授。 除了医术以外，绘画、音乐、书法也是一些儒士所擅长的，一些儒士挟此游京师。吴县儒士朱德润(字泽民)就“兼善于画，尝出游京师，公卿贵人咸加礼遇，驸马都尉沈阳王尤 [36](附录《海粟老人冯子振叙》)爱重之，奏辟征东儒学提举。”嘉定儒士吴元英(字仲雍)游京师，他擅 [37](卷三《燕台啸咏序》)长音乐，“京师之公卿大夫、四方宾客与其贵游子弟之造门者，惟琴是听。”书法也可以作为求官的凭借，澧州儒士杨惟肖于泰定三年(1326)游京师，“乃以善楷书，[38](卷十四《乡贡进士翰林书写杨君墓志铭》)试补翰林书写。”儒士葛子熙至正初年游京师，“会皇上命修辽、金、宋史，宰相选善书者二十有一人，誊写《宋史》以进。子熙因在选中，廷议以为郡学录、 [39](卷八《送葛子熙序》) 县教谕。” 元代江南儒士以技艺游京师，取得成功的不少，不过，这毕竟不属于江南儒士游京师的“主流”，很多儒士对其并不认可，元人宋耿就失望地指出: 比年～医、卜、百工伎艺挟其能游京师者～始焉～竭其才～精其术～以觊有所遇。既遇 [38],卷十二《送墨工魏元德序》, 矣～志骄心怠～怠则业荒～骄则誉丧～悲夫: 三 江南儒士在京城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北方的自然环境、自身的经济困难、南北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北人对南人的歧视和轻慢等，都是对他们生存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史料看，大部分江南儒士都能在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为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奔走。 江南儒士来到京城后，需要找到住处，作为京城生活的落脚点，然后就是寻找谋生手段，在京城长期定居。一般江南儒士赁屋居住，正如傅若金所说:“今之客京师，其能自买宅而[32](卷二《寄寄亭记》)无待僦屋以居者鲜矣。”儒士赁屋居住的例子很多，抚州儒士危素来到京师后， 5 [40](卷四《苦学斋记》)[39](卷八《送夏仲“寓迎阳之里。”吉安儒士夏仲信游京师，也是“僦居凤池之里。”信序》)只有少数有经济实力又打算长期定居的江南儒士“买屋天子都”，在京城安家，以便“朝 [8](《诗集》卷四《杜从事元美戏彩堂》) 趋玉堂里，夕侍阿母前”，过上稳定的生活， 初到京城需要解决谋生问题，这对旅京江南儒士来说并非易事，元人揭傒斯有诗描写都城江南儒士的生活: 渺渺寒门士～客游燕蓟城。上无公卿故～下无旧友朋。裘葛不自蔽～藿食空营营。四顾灾沴余～但闻号哭声。日负道德懿～敢怀轩冕荣,节食慎所欲～聊以厚我生。 这首诗形象地反映出京城江南儒士处境的艰难，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江南儒士傅若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在京城的生活情况: 傅子客游京师～数岁贫不能自居～恒寄于人而业笔砚以衣食。前年有日南之役,随元朝使者出使安南,～既还～待选天官～业遂废～而益贫居。无恒宇～求访者率病焉。今年秋～ [32],卷二《寄寄亭记》, 舍于丞相掾、相人赵德隆所僦明时坊何氏第之西亭。 傅若金通过“业笔砚以衣食，”寄人篱下，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其他人的情况也类似，[8](《文集》卷三《范先生诗序》)临江儒士范梈(字德机)“辞家北游，卖卜燕市。” 台州儒士向均(字子 [8](《诗集》卷七)虚)“买药都市中。”金华浦江儒士吴直方来到京师，“第困于在下，而峻登枢要者又讳问布衣，支影翩翩于五千里外，恶衣菲食，或不能继，凡历三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 [14](《元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第294页) 矣。” 初到京师的困难时期度过以后，旅京江南儒士的生活基本稳定下来，他们开始建立和扩大在京城的社会网络，争取尽快取得荐举做官的机会。这种构建社会网络的工作，不仅要花费金钱和精力，还要精心设计，给权贵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徽州儒士程愿学(字希圣)游京师: 尝黎明与其友出郭外～道过大第～友入谒～诿令君少俟。比出已暮～君犹俨立不去。蜀 [41](卷七《长乐县人赵公炞职秘府～闻而嘉之～即造令君与语～大悦～即日挈行李过其馆授策焉。程令君行状》) 程愿学受到重视，是因为他通过一个小事，表现出的超人的诚实守信品格。他不久受荐为兵部从事，此后得到长乐县尹而归。常州儒士张从善游京师，则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音乐、舞蹈天赋:“觞酒微醉，箕踞吹洞箫，间持如意起舞，闻者服膺，观者属目。用是辟枢密院 [16](卷八《赠张从善序》)译吏。”前面提到清江儒士范梈(字德机)游京师: 卖卜燕市～见者皆敬异之～相语曰:‚此必非卖卜者也。?已而为董中丞所知～召臵馆下～ [8](《文集》卷三《范先生诗命诸子弟就学焉。由是名动京师～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序》) 范梈“卖卜燕市”，既为了谋生，也为了吸引权贵注意。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儒士在京城构建的社会网络中，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京城江南籍官员;二是京城有汉化倾向的元朝官员。 元朝统一以后，一些江南儒士应召到京城的中书省、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处做官，如赵孟頫、袁桷、黄溍、柳贯、吴澄、贡奎等，也有一些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在京城做官，如揭傒斯、陈旅、虞集、吴直方、危素等，这些京城官员大多以文辞见长，与江南儒士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有的还与一些江南儒士存在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因此成为江南儒士京城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南儒士在京城与这些官员交往的史料很多，如东阳儒士胡助(字履信)游京师，“见知于翰林学士元公复初(元明善)，中书参政王公继学(王士熙)，翰林侍讲袁公伯长(袁桷)、虞公伯生(虞集)、集贤学士贡公仲彰(贡奎)、御史中丞马公伯庸(马祖常，色目人)、国子祭酒宋公诚甫(夫)(宋本)，皆待以奇士，日相唱和，用诸公荐，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42](卷十八《纯白先生自传》)吉安儒士萧贻孙(字翼父)游京师，“所交皆一时名人，亲宾过从，谈说 6 [43](卷六《萧翼父墓志铭》) 叠叠，棋枰酒盏，欢洽竟日。” 元代主张实行汉法的一些蒙古、色目官员，如余阙、泰不华、朵儿直班、脱脱等也比较重视收罗人才，这些官员也成为京城江南儒士社会网络的重要成员。江西儒士涂叔良游京师，[28](卷十六《送涂叔良序》)“客翰林待制武威余公(余阙)所，„„借势王公巨人希进取。”抚州儒士 [15](卷二十一《说学斋铭》)危素游京师，“承旨朵儿直班公筑室以客之。”杭州儒士杨瑀(字元诚)游京师，“受知于中书平章政事文贞王(阿鄰帖木儿)，携见上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事，使 [11](卷二十四《元故中奉大夫浙东尉杨公神道碑》)备宿卫，署广成局副使。”临川儒士黄冔(字殷士)游京师，“受 [14](第1894页，《元故翰林知中书参知政事朵儿直班公及丞相贺公惟一，授淮南等处行中书省照磨。”待制黄殷士墓碑》) 当江南儒士受知于权贵，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以后，其处境有所好转。一些人在京城任官，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更多人被荐举为地方官职，离开京城赴任。一些没有被任官的人，也成为权贵的家庭教师或门客，衣食无忧。 江南儒士被荐举为地方官职以后，一般会离开京城赴任，虞集在写给儒士郑某的一首诗[22](卷一《题郑秀才隐居》)中写道:“昨者游京师，侯门曳华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归与。”就反映了江南儒士得官高兴赴任的情况。对于留在京城任官或尚没有任官的儒士来说，旅京生活还 [8](《诗集》卷三《去妇词》)[20](卷二十七《嘉议大要继续。有人娶了“贵人女子为妻”，也有人娶了倡女为妇。夫礼部尚书致仕于公神道碑》)[44](卷二《文章设问》)另外，京城妇女“通于江南求仕者，比比皆然。”台州儒士林 [44](卷二《希元报应》)希元就是“通馆人之妇，就娶为妻。”不过，也有一些江南儒士个人生活比较严谨。儒士刘彬卿初到京城，客中书省平章塔海之家，“平章劝其纳少室以奉巾栉，彬卿曰: [14](《刘彬卿传》，516页) ‘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发白，肯中道弃之乎,’不听。” 旅京江南儒士在闲暇时间，一般用于切磋诗文，探讨学术，如新昌儒士张希文游京师，买房居住，“所居积书环四壁，若巢然，人因号书巢先生。京师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与语， [32](卷九《故百丈尹张先生行状》)或竟日乃去。”吉安儒士范汇(字朝宗)游京师，“客于公卿之门，所交[45](卷一《丽泽斋》) 皆天下士，相与讲习，皆唐虞三代纲常、伦义、礼乐、诗书之大端。” 除了一起探讨诗文学术，燕集成为旅京江南士人日常交流感情的重要形式，揭傒斯有诗描写他与朋友的一次燕集: 同舍莫不还～佳客满庭户。槐阴蔼将敛～厨人亦延伫。觞酌始参差～微风澹容与。归入 3头分至～酬谢见眉宇。八郡十二人～京华偶宾主。不饮各已醉～中情久相许。 京城会试以后，旅京江南儒士一般宴请前来会试的同乡，举行盛大的燕集，程端礼记载了至正十一年(1351)旅京儒士与江浙行省来京会试者举行的燕集: 天下乡贡进士云会于京师～群试于礼部。于时～江浙行省与计谐者四十有三人～前举二人～由胄监者六人～既试～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师者～相率持金钱～具劳礼～张国西门外 [37](卷三咸宜里之荣春堂～以燕劳之礼。喜国家之得贤～乐郡县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 另外，一些江南儒士得到京城权贵的尊敬，成为其座上之宾客，生活富丽而豪华。揭傒斯在描绘吴县儒士张清夫游京师情况时写道:“夫君自别吴江水，声名籍籍京华里。家家屏 [8](《诗集》卷二《吴歌一首送张清夫提举征东校官先还吴中》)障待新词，日日王侯置醇礼。”一些江南儒士则有机会参加蒙古贵族甚至皇帝的狩猎或宴会，他们对这样的生活非常自豪，甚至离开京城多年，一些儒士还会对这种盛大场面历历在目。揭傒斯有诗描述他参加皇帝围猎的情况: 朝从猎城南～暮从猎城北。白马逾飞翰～轻裘如膏泽。尘起知兽骇～风高验鸟疾。支箭 [8](《诗集》卷三《京城闲闻杂言八首》) 落双鹙～千金出俄刻。归来拜恩宠～乐饮过一石。 江西永丰儒士刘鹗有一首《食粥歌》的长诗，回忆他游京师时得到京城权贵款待的宏大 3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三《城南燕集分韵得与字》。另外，揭傒斯的《城南宴集诗后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页290)则记述了当时宴集的详细情况，可参考。 7 场面: 京师嬉游二十载～铁石忍穷心有在。声名飙起凤凰池～风云已际鱼龙海。当时结交多贵人～往往尊我席上珍。执经或在弟子列～或遣弟子来相亲。剧谈王道尊礼乐～每激薄俗敦彝伦。闾阎疾苦详敷陈～亦或一慨眉为颦。有时华筵湖山下～争挽先生共陶写。满堂座客尽豪贵～亦知推让宗儒雅。盈盈珍馐簇金盘～衮衮葡萄浮玉斝。金钗十二列两行～班班初匪寻常者。主人行杯极欢笑～竞唱新词夸艳冶。半酣相恼索题诗～挥毫写向香罗帕。尊前为我发新声～自以风流望鄙野。万钱日食固有限～一笑千金绝无价。放怀满饮鹦鹉杯～何心复恋麒麟画。鹧鸪舞罢月欲上～半掩城门归并马。等闲高会难具论～酒酣掉臂金马门。三三五五正少年～[46](卷六《至正甲申„„因赋食粥歌以畅此怀》) 乘兴共我歌浮云。 另外，江南儒士一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官职，任职勤奋，兢兢业业。杨瑀记载了揭傒斯在京城做艺文监丞时的仕宦生活: 元统间揭曼硕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程钜夫,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47] 言。 京师里的生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江南士人对于仕宦和社会地位的要求，但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又时常使他们感到痛苦、孤独，思念家乡成为旅京江南儒士诗文中 [8](《诗集》的一个重要内容。揭傒斯《不寐呈何太虚》一诗中有“飘零知命晚，劳落梦家频。”卷二)之句，他的《和欧阳南阳月夜思五首》一诗写道:“渺渺故乡月，高秋今几何,京华落[8](《诗集》卷三)叶满，归路青山多。”思乡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思念家乡，对于来自江南的客人，这些旅京儒士感到非常亲切。友人虞德修来游京师，揭傒斯接待他，“夜语恒达旦，欢 [8](《诗集》卷三《送虞德修》)意既平生。”这种“夜语恒达旦”表现了他们对江南的思念与关切。 此外，在旅京江南儒士的诗文里，还表现出失落和对现状的不满，揭傒斯在送别友人离 [8](《诗集》卷六)京时有诗写到:“我亦京华留滞者，都门相送独凄然。”柳贯在与朋友谈到思乡时[48](卷四《乡友„„作次韵二首》) 也有:“固欲翔千仞，宁能闯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延荐。”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江南儒士的旅京生活中，既有成功的自豪与喜悦，也有远离家乡、寄人篱下的惆怅和失落。从元代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在京城有了一席之地，是南人中的佼佼者，这一点他们足以引以自豪。从京城的仕宦生活来看，他们所得毕竟只是较低职位，有的只能做权贵家中的门客，寄人篱下，因此，对现实的不满与失落又时常伴随他们的旅京生活。 四 关于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结果，根据本人不完全的统计，在记载明确的92人中，有75人得到各种各样的官职，占81.5%.无果而归者17人，占18.5%。这一统计数字虽然不能反映元代所有江南儒士游京师的实际结果，但至少说明元代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争取到相当多的入仕机会。现将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结果考察如下: 第一，留京做官 元朝留在京城做官(吏)的江南儒士主要是担任宿卫、宫内职务、蒙古权贵幕僚、中央官府吏职以及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和国子学的相关职务。 怯薛宿卫制度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怯薛成员称为怯薛歹，不仅待遇优厚，而且可以通过参政、出职等方式掌握权力。游京师的江南儒士能够加入怯薛组织，反映了他们在京城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从本文收集的资料看，江南儒士加入怯薛组织的有五人:杭州儒士张观 [20](卷(字观道)，他于大德九年(1305)游京师，“用荐者入宿卫于中宫，扈从往来两都。”三十五《延福太监张公墓志铭》)[49](卷二十四《郑徽州路歙县儒士郑渊游京师，“纵万金以结客，久留备宿卫。” 8 府君墓志铭》)前面提到的杭州儒士杨瑀、嘉定儒士强彦栗以及儒士李裕也是游京师，宿卫宫中。 除了担任宿卫以外，一些江南儒士受到蒙古权贵的信任，担任了蒙古高官、诸王的幕僚。金华浦江儒士吴直方就做了德王马扎儿台的幕僚: 泰定元年～,吴直方,奉省檄为上都儒学正～迨之官～已为代者所先。时德王马扎儿台留守滦京～闻公气宇恢廓～延而与之语～大悦。因聘入宾馆～使教其二子。公遂留德王家～后德王日益贵显～事有难决者～必质问而后行～如卜蓍龟～无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必与公对语终日。德王曰:‚吾与他儒生语～辄欠伸思睡～今与君言～有若聆钧天广乐～ [14](《元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第294页) 终日而不知倦～君诚奇士哉!? 上述史料反映了吴直方得到马扎儿台信任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松江华亭儒士尚玄(字文卿)游京师，英宗召其为说书。此后，他受到郯王彻彻秃的信任: 郯王彻彻秃闻其名～召见～待之有加。王严毅～寡言笑～与尚玄处～抵掌剧谈终日～尚玄亦知无不言。王尝谓左右曰:‚吾家得斯人～如执法御史。吾有过～彼且直言～汝曹宜惮 [25],卷八《夏侯尚玄传》, 之。? 浦江儒士郑深(字浚常)游京师，得到丞相脱脱信任，脱脱引见他觐见顺帝和皇太子爱 [12](寅卷，宋濂《故奉训大夫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郑君墓志铭》)猷识理达剌。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郑深决定回 [12](巳卷《眉寿二大字后题》) 浦江，“见皇太子，储君戚然，顾左右取远日所书‘眉寿’二大字赐之。” 有的江南儒士还参与到元朝最高层的政争，吉安儒士范汇(字朝宗)游京师，正赶上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密谋废除权臣伯颜事件，“夜召，草诏殿中，君仓卒条述，皆能黼黻[45](卷一《丽泽斋》) 天子所欲言。” 江南儒士在与蒙古权贵交往的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至正四年(1344)脱 [12](寅卷，宋濂《故奉训大夫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郑君墓志铭》)脱罢相离京，将其子哈喇章托付给郑深照顾。顺帝初年，伯颜专权，杀郯王，尚玄数次上书为郯王平反，“书凡万余言，号哭叩头，闻者莫不感 [25](卷八《夏侯尚玄传》)动。”刘彬卿为大宗正府译曹掾，与御史大夫朵儿直班成为生死之交: 御史大夫朵儿直班有忤相臣～出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省属治武昌～道梗未易达……从事官皆散去～独彬卿留。大夫曰:‘吾国家老臣～一死固当～彬卿～尔家贫～尔当从此逝也’: [14]彬卿曰:‘士穷见节义～正在今日～大夫何为出此言耶,’及大夫没～又护其丧还檀州。(《刘彬卿传》，第516页) 元朝中期以来，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机构中，江南儒士比较活跃，不少江南[13](卷六《镏府君儒士被任命到上述几个机构任职。江西儒士镏斗凤游京师，“擢应奉翰林文字。”墓铭》)儒士朱德润游京师，“仁宗皇帝召见玉德殿，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 [36](附录《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 修官。” 元代有岁贡儒吏的制度，定期选拔各地儒士或吏员到中央六部任令史。江南儒士在游京师的过程中，一些被中央机构录用，成为吏员。至治三年(1323)儒士谭适(字立之)游京[9](卷八十七《有元奉训大夫南雄路总管府经历谭君墓志铭》)师，“充司徒府掾。”儒士叶珂(字孟玉)游京师，“荐为 [14](《故节妇汤夫人墓碣铭》第291页)会福院知印。”丽水儒士叶琛(字景渊)游京师，“辟宣使于通政院。”[14](第2012页，《叶治中历官记》)[41](卷七《长乐 徽州路休宁儒士程愿学(字希圣)游京师，“擢从事兵部。”县程令君行状》)福建安福儒士范元镇(字元亨)至元三十年(1293)游京师，“辟徽政掾，又辟大 [8](《文集补遗》，《贵阳县尹范君墓志铭》) 司徒掾。” 第二，授官(吏)而归 元代江南儒士出仕困难，除了做学官以外，其他出仕的机会很少。由于学官数量有限，升转出现了严重的壅滞，一些儒士任满以后，十余年得不到重新任命，想要从学官升任地方 4行政官更加困难。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不少人得到学官的任命，一些人还被任命为地方 4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拙文《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以及拙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六章的有关内容。 9 行政官(吏)、财税官(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入仕的愿望。 江南儒士游京师者很多得到地方官(吏)或学官的职位，如余姚儒士王嘉闾(字景善) [10](卷二十七《竹梅翁传》)游京师，后至元六年(1340)中政院荐授松江等处财赋提举。儒士杜英发[11](二十四《南容教授杜公碣铭》)(字俊卿)游京师，“以才名得学正建宁。”吉安儒士李约(字审初)游 [14](《元故从仕郎兴化路总管府经历李公墓志铭》，第1310页)京师，“署缙山县学教谕。”儒士朱南伯游京师，“得海陵 [50](卷五《送朱南伯序》)[51](卷十三《元故郡文学。”临江路新喻儒士傅与砺游京师，“授广州路儒学教授。”广州路儒学教授傅君墓志铭》)[39](卷八《送刘子铉序》) 吉安儒士刘子铉游京师，“授吉安龙泉县教谕。” 第三，空手而回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者，空手而归的不乏其人。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其一，无所遇。江南儒士游京师需要亲朋好友的支持接待，更需要朝中权贵的引荐，一些人没有这种条件，只能失望而归。如吴兴儒士倪骧(字子举)游京师，“以其所学干贵人， [11](卷二十六《故处士倪君墓志铭》)不合，遂绝仕宦志。”金溪儒士朱夏(字符会)两游京师，“皆无所就 [49](卷五《朱元会文集序》) 而归。” 其二，既使得到权贵的知遇，也不一定能顺利得到官职，朝中反对南人入仕的权贵很多，南人入仕可谓困难重重。黄岩儒士林古泉游京师，“揭公(揭傒斯)尝荐于朝，政府无与为 [52](卷一《林先生哀辞》)力者，不获用。”临川儒士李思泰游京师，虽然“日与朝士大夫相接。”最后 [46](卷二《苍厓序》)也是失望而归。浦江儒士吴直方的例子最为典型，他游京师三十六年，大德年间，“书《昆卢大藏经》，礼部选笔札端谨者充，公在选中，以劳当得一官，未几罢。” 延祐初年，“明庙在潜邸，用大臣荐，入备说书。已而(明宗)出幸北藩，又罢去。” 元统二年， [14](《元“以公在先朝有讲说之劳，言与上，命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与对品阶，中书难之。”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第294页)吴直方虽然后来通过丞相脱脱的支持才做了官，但其艰难可想而知。 其三，江南儒士游京师求官失败，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一些儒士得官后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好放弃。如吉安儒士阎弘毅，“自壮岁抱其才游京师，数荐不合。”后来，受荐为甘 [8](《文集》卷七《《天华万寿宫碑》》)肃儒学副提举，已经到了“逾五望六之年”，只好放弃。也有一些江南儒士在京城感受到北人对南人的歧视，愤然而归。如台州儒士丁仲容，游京师，“当国者思 [53](原序)阴废楚产之士，君察其机，不俟报可，翩然去之。”更有一些旅京儒士在求仕压力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生病死在京城，失去做官的机会。如儒士陈绍庭(字士直)游京师，大德[23](卷二十八《陈士直墓志铭》) 十一年(1307)九月死。 五 儒士游京师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现象，元代游京师的现象与其他王朝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不仅游京师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从游京师儒士的身份来看，则大部分属于江南儒士。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的统治特点以及江南儒士的社会处境密切相关。从史料看，相当一部分江南儒士游京师抱着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信念，将游京师作为实现人生的价值的手段。郑玉在送别儒士张伯玉游京师时说: 京师者～天下之都会而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子行壮矣:夫人之生也～岂徒然哉,必有异闻而后可以为耳～有异见而后可以为目～操笔弄墨而后可以为手～跋涉道途而后可以为足。……子行矣:见帝城之雄壮足以成吾博大弘远之器识。然后见朝之王公贵人、两院之 [54](《遗文》卷一学士大夫～与之议论当世之事～铺陈古人之得失～得志而归～当不与碌碌者比。《送张伯玉北上序》) 郑玉的这番议论，将游京师的意义，提到人生价值的高度，反映了江南儒士通过游京师以实现完美人生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元代江南儒士产生了游京师的强烈动力。 10 陈基在送儒士陈希文游京师时写道: 京师～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生乎斯世～苟耳目聪明～心志卓牢～手足无拳挛之疾～肩背无伛偻之患～贱不至于马医～辱不至于奴隶～贫不屑为贩贾、工祝之事～非诗书之言不习～非礼义之地不践～非逢掖之服不服～非章甫之冠不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貌可以接乎公卿大夫～气可以折冲乎尊俎～智可以效官使于骏奔执事之间……必扷泥涂～击奔飙～左攀鳞～右 [28](卷十九《送陈希文北上序》) 附翮～翩翩焉～扬扬焉～翱翔乎帝乡～徘徊于清都。 陈基的这段文字，则反映了江南儒士对游京师的强烈向往。这种向往被大部分江南儒士理想化，成为他们的一个人生追求。儒士傅若金认为:“为士者身不至京师，不足以昌其道。”[32](卷五《送孔学在诗后序》)儒士杜燧(字延之)晚年自认为一生“书剑无成，功名不偶”，“今发苍苍 [24](卷下《送杜延之赴京序》)而视慌慌矣，乃不获观上国之光，以洗耳目之陋，心恒慊然。”这种对游京师的强烈渴望，使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坦然面对游京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吴直方游京师三十有六年无果，虽然“落魄益甚”，但“其刚劲不屈之气，初不肯稍贬以徇流俗。或悯 [14](《元故集公，劝其南归，公笑曰:‘生为寄，死为弃，何分冀北与江南乎,’掉头去不顾。”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第294页) 元代江南儒士的这种顽强的信念，给游京师赋予了更高的文化意义。元代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儒士王祎写道: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薰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宋之遗俗销 [49](卷二十四《时斋先生俞公墓表》) 灭尽矣。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江南儒士将游京师赋予理想色彩的重要原因，他们通过游京师，“凡 [24](卷下《送余从善赴京序》)情之不上达与凡官府之厉害，民力之凋残，将开口而论，披腹而陈。”在向元朝中央政权反映江南社会要求的同时，也将儒家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向元朝统治者广泛宣传。尽管游京师的江南儒士之中，为了一己之私利的人居多，但他们“能优游京师，出入馆 [55](卷二《送程伯崇还江西叙》)阁，与四方缙绅韦布交游。”这本身就是传播和扩散儒家传统文化的表现，如此多的江南儒士活跃在大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对元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江南儒士游京师的现象，扩大了儒学在元朝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是对元代弊端重生的选举制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元政权的顺利运行以及元朝社会的稳定。同时，从江南儒士大规模游京师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精英——儒士，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勇气，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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