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考研阅读翻译-2011 text1

英语考研阅读翻译-2011 text1 2011 text1 纽约爱乐乐团决定聘请Alan Gilbert作为下一任的音乐总监，这从2009年任命被宣布之日起就在古典音乐界引起了热议。别的不说，大部分人的反应是积极的。“好啊，终于好了～” Anthony Tommasini写道，他可是一个以严肃著称的古典音乐评论家。 但是，这个任命之所以一起人们惊讶的原因却是Gilbert相对而言并不是很有名。甚至在时代杂志上发文支持Gilbert任命的Tommasini都称其为:低调的音乐家，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飞扬跋扈的指挥家的气质。纽约爱乐乐团迄今为止都 )和Pierre Boulez布列兹那样的音乐家领导是由像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马勒 的。这样去描述这个乐团的下一位指挥，至少对于时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苍白的表扬。 就我看来，我不知道Gilbert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或者是一个好的指挥。但是我能确定的是，他能表现出很多有趣的乐章，但是我却应该不会去Avery Fisher Hall或者其他地方去听一场有趣的交响乐演出。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我的CD架上，或者打开的我的电脑从ITUNES上下载更多的唱片。 那些忠实的音乐会观众会讲唱片并不能代替现场的演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当下为了获得艺术爱好者的钱，时间，关注度，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们(其实就是指交响乐团，同意复述)不仅要和剧院，舞蹈队，演出公司和博物馆竞争，而且还需要和那些记录了20世纪的伟大的古典音乐演奏者表演的唱片竞争。唱片很便宜，那里都能买到，并且比现在很多现场音乐会的艺术质量要高。进一步的讲，听众能选择听唱片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到处可以获得的唱片给传统的演出机构带来了危机。 对于古典音乐演奏者而言，他们可能的一个回应就是排练出唱片上没有的曲目。Gilbert对新音乐兴趣已经被广泛的关注了:Alex Ross，一名古典音乐的批评家，就这样描述道:他能够把爱乐乐团变成一个完全不同，更加有活力的组织。但是那种不同的性质也是什么呢,可能仅仅增加乐团演出的曲目是不够的，如果Gilbert和他的乐团要进步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改变美国最古老的乐团(就是纽约爱乐乐团)同他们想吸引的新观众间的关系。 Text2 当八月份，Liam McGee以总裁的身份从美国银行离职的时候，他的解释出人意料的直白。他没有忸怩的用平常的模糊的理由来遮掩他的离开，他很坦诚的讲他离开就是为了去追求他经营一家公司的目标。McGee说宣扬自己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决定。两周后，他第一次和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的董事会第一次会谈，这家公司在9月29日提名他为董事会主席和CEO。 他说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找好后面的职位(下家)，使他有时间去反思他到底想去经营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同时也就他的激情和决心，给了外界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样做的并不只是 McGee一个人。最近几周，Avon and American Express的一些高级经理离职并解释说想需找一个ceo的职位。当董事会迫于股东的压力对一系列的计划进行审查的时候，那些计划被否定掉的经理们也会想离开。激烈的商业环境同样使得高 级经理很小心，模糊的表态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声誉。 当经济复苏的标志开始确定的时候，二把手们可能更愿意在没有网(新的工作)情况下换工作。第三季度，根据Liberum的调查，CEO的更迭和一年前相比减少了23%，这是由于紧张的董事会紧盯着他们的ceo们。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好转，对有理想的头儿们，机会是很多的。 离开高管的职位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职位，并不是传统的做法。多年以来，经理们和猎头们都认同这样一个原则:最有吸引力的CEO的竞争是那些需要去挖来的人。Korn Ferry， senior partner Dennis Carey说道:我所做的每一次的招聘中，董事会都要求我从那些在任的CEO中寻找人选。 那些没有找到工作就离开的人并不是很快就能找到顶级的职位。10年前，Tropicana被PepsiCo (PEP)收购了，她以经理的身份离职了，她说他想当ceo。但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她才成为一家小型互联网交换公司的头。2005年Robert Willumstad带着想成为CEO的梦想离开了Citigroup。可是三年后他才成为了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的CEO。 很多招聘的人都说对于高管而言，过去认为的丢脸的感觉(没有工作)已经慢慢消失了。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跳槽，离开一个不好的工作变得更加可以接受了。一个猎头就说到: “传统的规则是待在你原来的地方会更加安全，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 那些受伤最厉害的就是那里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人。” Text3 过去，市场营销的成功诀窍简而言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然而时过境迁。虽然传统的“付费”(paid)媒介，比如电视和广播广告、平面广告和路边广告牌等，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如今还可以利用许多其他形式的媒介。比如，痴迷于某种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会乐意将之推荐给朋友，从而为企业创造因产品的优良品质带来的“无偿”(earned)媒介。企业还可以利用“自有”(owned)媒介，通过邮件向其网站的注册用户发送产品和销售提示。事实上，如今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方式，意味着市场营销的影响力来自于传统付费媒介之外的广泛因素。 营销人员通过付费和自有媒介推销其产品，而在“无偿”媒介方面，营销人员就像是触发用户响应的初始催化剂。在某些情况下，某营销者的自有媒介会成为另一个营销者的付费媒介。比如，当某电子商务零售商出售其网站的广告空间时，我们就将这种“售出”媒介定义为拥有巨大流量、以致其他机构纷纷前来投放内容或电子商务引擎的自有媒介。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已蓬勃发端于零售商和航空、酒店等旅游供应商，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无疑可以走得更远。比如，强生公司创建了著名网站BabyCenter，借以推广互补性乃至竞争性产品，而其他营销者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收入，还令该网站看起来公正客观，并且使企业有机会从其他公司的营销 活动中获得可贵的信息，最后还有助于扩大所有相关企业的用户流量 剧烈的技术变革使营销人员获得了数量更多、种类更广的沟通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因为激动的消费者能够以更迅速、更明显、更有害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与“无偿”媒介相对的“劫持”媒介:某项资产或活动变成了对某个品牌或产品不满的消费者、其他股东或积极分子的劫持物。比如，社交网络用户正领悟到，他们可以通过“劫持”媒介来对最初创建该媒介的企业施加压力。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激动的消费者试图劝服其他人共同抵制两家公司的产品，从而危及企业声誉。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企业的回应不够快或不够好，那么就可能酿成悲剧。比如，在今年较早前发生的召回危机中，丰田汽车公司采取了较快且较有序的社交媒体回应行动，包括在Twitter和社会新闻网站Digg等网站上与客户进行直接交流，从而挽回了部分损失。 Text4 毫无疑问，Jennifer Senior在有煸动意味的的杂志封面故事中表达了她的独到见解， “我爱我的孩子们，我讨厌我的生活”——这唤起了人们的谈兴。人们一谈到养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完全令人愉悦、生活充实的事情。Jennifer Senior 没有指出养孩子到底是使得父母快乐呢还是痛苦呢，她倒是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幸福:幸福不应该是一个个瞬间的快乐组合的可以被衡量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幸福视为一种过去式的状态。尽管抚养孩子的日子漫长难熬，令人筋疲力尽，但是Jennifer Senior认为，正是那些心绪沉重的时刻，日后却成为我们欢乐的源泉。 杂志封面上一位给力的母亲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这种圣母与圣子(麦当娜和孩子)的图画这周在杂志上多次出现。例如杂志上讲到最近刚收养孩子的母亲 桑德拉布鲁克，以及那种很常见的“詹尼弗阿尼——有时是刚变成单身母亲—— 斯顿怀孕了”的新闻。实际上，每周都有至少一位名人母亲、或者准母亲在杂志上笑迎读者。 在一个不断地庆祝生育的社会中，承认自己后悔生育孩子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支持杀小猫，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把父母的后悔与孩子的后悔相比较，这显然并不合理。没有人会去让不情愿养孩子的父母去反思自己是否不该养孩子，但是那不幸福的没有孩子的人却为类似这样的信息所困扰:“孩子是世上唯一最可珍惜的东西”，显然，你们的不幸必须通过生儿育女才能得以消除。 当然，像美国周刊与人物这样的杂志提供的名人父母的形象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像Bullock这样的单身母亲时更是如此。多项研究表明，有孩子的父母很少比没有孩子的夫妇更快乐，而单亲家庭是最不快乐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养一个孩子实在太麻烦了，没有人可以依靠。然而，你听听Sandra和Britney说的话:自己“一个人”养孩子，其实非常简单。(她们当然觉得简单了，因为她们是在周围有一帮人全天侯的侯着啊。) 很难想象有的人生孩子就只是很傻很天真因为Reese和Angelina这种名流使这种行为变 的很光鲜，——多数成年人其实理解:养孩子可不是剪头发那样简单。但这确实有趣:反思一下我们每周看到的无忧无虑，幸福诱人的为人父母的生活会不会从一种微小的，无意识的方面加剧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这种方式就好像:我们有那种想成为“ the Rachel”(老友记中的单身妈妈)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我们看上去有点像詹尼弗安尼斯顿(Rachel 的扮演者)。 2010 Text 1 在过去的25年英语报纸所发生的变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可能就是它们对艺术 方面的报道在范围上毫无疑问的缩小了，而且这些报道的严肃程度也绝对降低了。 对于年龄低于40岁的普通读者来讲，让他们想象一下当年可以在许多大城市报纸上读到精品的文艺评论简直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20世纪出版的最重要的文艺评论集中，人们读到的大部分评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章都是从报纸上收集而来。现在，如果读到这些集子，人们肯定会惊诧，当年这般渊博深奥的内容竟然被认为适合发表在大众日报中。 从20世纪早期到二战以前，当时的英国报纸上的评论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广泛，包罗万象，我们现在离此类报纸评论越来越远。当时的报纸极其便宜，人们把高雅时尚的文艺批评当作是所刊登报纸的一个亮点。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各大报刊的评论家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详尽报道他们所报道的事情，这在当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写作是件严肃的事情，人们相信:甚至那些博学低调不喜欢炫耀的评论家，比如George Bernard Shaw和Ernest Newman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他们的文章会高调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批评家们相信报刊评论是一项职业，并且对于他们的文章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感到很自豪。“鉴于几乎没有作家能拥有足够的智慧或文学天赋以保证他们在新闻报纸写作中站稳脚跟”， Newman曾写道，“我倾向于把‘新闻写作’定义为不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用来嘲讽受读者欢迎的作 ‘轻蔑之词’ ” 家的一个 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家们现在实际上已被人们遗忘。从1917年开始一直到1975年去世不久前还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写文章的Neville Cardus，如今仅仅作为一个撰写关于板球比赛文章的作家被人们所知。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古典音乐评论家之一。他也是一位深受读者青睐的文体家，所以1947年他的《自传》一书就成为热销读物。 1967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评论家。然而，他的书现在只有一本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他大量的音乐批评，除了专门研究音乐评论的人以外，已鲜为人知。 Cardus的评论有没有机会重新流行,前景似乎渺茫。在他去世之前，新闻业的品味早已改变很长时间了，而且他所擅长的措词华丽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散文风格对后现代的读者没有什么用处。何况，由业余爱好者作音乐批评的传统早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 Text 2 在过去的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商业方法被授予了专利权。亚马逊网站获得的专利是在线“单击”付费系统。美林公司的资产分配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得到了法律保护。有个发明者的提箱技巧也获得了专利。 现在，该国最高专利法院似乎完全准备好要缩减商业方法专利，因为商业方法专利自从十年前第一次批准授予以来一直有争议。在一项使得知识产权律师们议论纷纷的提议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声称它将利用某个具体案件来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广泛的复审。密苏里大学法学院Dennis D. Crouch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Bilski案例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可能将消除整个专利类别”。 对于商业方法诉求的限制是个戏剧性的彻底变化，因为正是联邦巡回法院自己引进了这种专利。那是在1998年，对于所谓的美国道富银行的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做出了判决，批准了筹集共同基金资产的方法具有专利权。这一裁决使得商业方法专利文件以几何数级增加，起初只是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对于某些特定 类型的在线交易系统试图争取独家专有权。后来，更多的公司竞相添加这样的专利权，希望这样一个防御性的行为可以先下手为强。2005年，IBM公司在一份法院报告中声称:尽管怀疑这种专利授权的法律基础，但它已经申请了300多份商业方法专利。同样，当一些华尔街投资公司出席某些反对其金融产品的法庭案件时，他们会给其各类金融产品申请专利来作为自己的维权武器。 前面提到的Bilski案例牵扯到一份已申请的方法专利，即关于能源市场的风险规避方法(注:也可译为“套期保值或对冲风险”)。上诉法院罕见地裁定，该案件将不由三位法官听审，而是由全部十二名法官共同进行。另外，上诉法院还宣 ”道富银行的裁决。 布，它想探讨的另一件事情是是否应该“重审 联邦巡回法院的这一裁决效仿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缩小了专利持有者的受保范围。例如，去年四月，法官们认定太多的专利授予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发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的专利法律师Harold C. Wegner教授表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们正在对最高法院的反专利动态做出反应”。 Text 3 在《引爆流行》这本书中，作者Malcolm Gladwell认为社会流行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小部分特殊个体的行为引起的，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影响者。他们异乎寻常的博闻多识，能言善辩，人脉广泛。从直觉上讲，Malcolm Gladwell的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它没有解释流行观念的实际传播过程。 人们之所以认为影响者很重要，是因为受到了“两级传播”理论的影响，即信息先从媒体流向影响者，然后再从影响者流向其他人。这一理论看似合理，但未经验证。营销人员接受两级传播理论是因为该理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影响者，并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些精英 们就会替他们完成大部分的营销传播工作。这一理论似乎还可以解释某些装扮、品牌或社区为何会突然受到出乎意料的追捧。对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寻找原因，你会发现总是有一小群人开风气之先，率先穿上、宣传和开发人们此前从未留意的东西。这种事实证据与该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只有一些特别的人才能引领潮流。 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影响者对社会流行潮流的影响力远比人们认为的要小。事实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是无关紧要。 研究者的观点源于对社会影响力的简单观察:除了少数像Oprah Winfrey 这样的名人之外(她强大的人气影响力主要来自媒体影响力，而非她与观众互动的人际影响力)，即使人群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无法与那么多的“其他人”互动，从而引领潮流。然而，根据两级传播理论，正是这些非名人影响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从而推动了社会流行潮流。但是，要让一种社会流行潮流真正发生，每个受影响的人还必须影响他的熟人，而他的熟人又必须影响其他熟人，依此类推;但是会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熟人中的每个人，与最初的影响者几乎没有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人际影响的网络中，如果第一个影响者受到两次抵制，那么他的连锁影响范围就不会继续扩大，或者说影响的人不会很多。 基于这一人际影响力的基本事实，研究者们研究了社会影响的动力机制。我们对不同人群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计算机模拟，不断调整人们影响他人和受他人影响 的各种变量。他们发现，人们所说的“全球连锁反应” —— 影响力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广泛传播 —— 发生的主要前提，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着那么几个影响者，而主要取决于易受影响的人们是否达到了临界数量。 Text 4 台面上，银行家们将他们的麻烦归咎于己身，台面下，他们一直把目标对准他人:会计准则制定者。银行业抱怨会计规则迫使他们报告巨大损失，认为这不公平。规则规定他们必须以第三方付出价格来评估部分资产的价值，而非按照管理者和监管者期望该资产能够获得的价格。 不幸的是，银行的游说活动看来已显成效。其中细节可能无法获知，但是准则制定者在独立性方面——这正是资产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已经做出妥协了。银行如果不以能够吸引买家的价格计量有毒资产，银行系统的复苏将会非常困难。 美国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与国会激烈摩擦之后，匆匆通过了规则的修改。这些修改使得银行在使用模型评估非流动资产方面用有更大的自由，同时使得它们确认收益表中长期资产损失时更为灵活。FASB主席Bob Herz大声反对那些“怀疑我们的动机”的人们。然而银行股票上涨了，这些修改强化了“管理层使用理性判断”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一个游说团的客气之言。 欧洲的部长们立刻要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也这么做。IASB表示它不想没有 完整计划就冒然行动，但它在今年下半年完成规则修订时必须屈服的压力十分巨大。欧洲委员会委员Charlie McCreevy警告IASB说:它不是“处在政治真空中”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并表示欧洲可能最终会发展出不同的会计规则。 正是这些银行呆错了星球，它们的账目上充斥着估值过高的资产。现在他们争论道市价高估了损失，因为市价主要反映了市场的暂时性流动性不足，而非坏账的可能范围。几年中没人会知道真相。但是，银行股票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交易，这一点反应了投资者的怀疑。死寂的市场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瘫痪的银行由于怕账面损失既既不愿出售资产，也不愿意去购买那些看似不错的廉价资产。 为了让银行系统重新运转起来，损失必须被确认和处理。美国收购有毒资产的新计划只有在银行将资产定价在足够吸引买家的水平上才会有效。成熟的市场需要独立的，甚至是好斗的准则制定者。FASB和IASB以往正是这样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敌意的，例如改进股权和退休金的相关规则。但是现在向批评者妥协是自寻压力，他们会进一步做出让步。 2009 Text 1 习惯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们无意识地养成了习惯，任由大脑自动操作，且不知不觉在熟悉的常规中感到轻松舒适。“并非选择，而是习惯会控制那些没有思想的人。”19世纪时，威廉?华兹华斯说。在千变万化的21世纪，甚至“习惯”这个词本身也带有负面涵义。 因此，在创造和革新的背景下来谈论习惯，似乎显得有点矛盾。但大脑研究人 员发现，当我们有意识地培养新的习惯，就创建了平行路径，甚至是全新的脑细胞，可以让我们思绪的列车跳转到新的创新轨道上来。 我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受习惯影响的一成不变的生物而否定自己，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新习惯来指导改变。事实上，我们对新事物尝试得越多，就会越远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职场及个人生活中变得越有创造性。 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试图戒除旧习惯;一旦这些惯有程序融进脑部，它们就会留在那里。相反，我们有意使之根深蒂固的新习惯会创建平行路径，它们可以绕过原来那些路径。 《开放思想》一书的作者达瓦纳?马克瓦说:“革新所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对好奇的着迷。然而我们被教导去做‘决定’，就像我们的总裁称呼自己为‘决策者’那样。”她接着说，“但是，决定意味着除了一种可能性外，其他的都被扼杀了。优秀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总是在探寻着许多其他的可能性。” 她说，我们都是通过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 年代末发现人类天生主要用四种方法应对挑战:分析法，程序法，相关法(或合作法)和创新法。但是在青春期结束，大脑关闭一半的能力，仅仅保留了那些大约在生命最开始的十几年时间里似乎是最为宝贵的思维方式。 目前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化测试主要强调分析法和程序法这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中很少有人会本能地使用创新和合作的思维方式。M.J.瑞恩是2006年出版的著作《今 》一书的作者以及马克瓦女士的商业合作伙伴，她解释说:“这打破年我将…… 了美国信念体系里的主要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使之永久化的谎言，这会造成平庸。了解你擅长什么，再多做一些就会成就卓越。”这正是培养新习惯的用武之地。 2009 Text 2 俗话说，贤父知己子，但是如今男人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至少可以确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了。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住所附近的药店里付30美元买一个父子关系测试包(PTK)，然后另支付120美元以获得结果。 道格?福格是Identigene(生产这种在药店可以出售的测试包的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指出，自从去年PTK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以来，购买者已经超过6万人。超过24家公司直接向公众出售DNA检测工具，价格从几百美元到2500多美元不等。 最受欢迎的DNA测试是父子和血缘关系检测，被收养的孩子可以利用它找到自己的生物学亲属，家庭也可以用它来追踪到被收养的孩子。DNA检测最近不受到许多热心的族谱学家追捧，还为那些提供家族寻根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支持。 许多测试需要从唾液中获取细胞，将唾液送至公司进行检测。所有的测试都需要另外一个相关人员的DNA进行比对。 但是观察家们持怀疑态度。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说，“那些声称可以进行血统检测的人，他们兜售的测试有一定的不准确性”。他注意到每个人都有许多祖先，仅几个世纪以前就有几百个之多。但是多数血统检测只考虑某个单一系统，或者是遗传自父亲的Y染色体，或者是只由母亲遗传的线粒体DNA。这个DNA只揭示了一两个祖先的基因信息。但是，仅仅3代之前，除了 曾祖父母，他们还有6个外曾祖父母，或者4代以前，除了曾曾祖父母，他们还有14个外曾曾祖父母。 批评家们还争论说商业性基因检测的好坏取决于参照基因数据库的好坏，参照基因数据库是用来同样本进行对比的。一些公司使用的数据库里的数据并非系统性的采集而得，而是将不同研究项目的信息胡乱搜集在一起。这意味某个DNA数据库可能会从某些地区收集很多信息，而在别的地区不收集信息，所以一个人的测试结果会随着测试公司的不同而不同。此外，公司用来评估血缘关系的电脑程序可能申请了专利，不能对其进行同行审查或外界评估。 2009 Text 3 贫穷国家中正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学家及政治家们普遍误解。毫无疑问，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进步，对于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及学术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那种认为教育是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庆幸这个观念不对，因为创立新的教育体制，让足够多的人接受教育以推动经济发展需要两代或三代人来完成。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可以进行在职培训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的首个证据出现在美国。不久前，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正处于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美国工人被嘲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被认为这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一直是汽车组装生产力的领袖。然而，研究表明丰田、尼桑和本田位于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大约是日本同行的95%，这是美国工人接受在职培训的结果。 最近，在进行住户建设检查时，研究人员发现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尽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非常复杂，但是未受过教育的，英语不是母语的墨西哥工人总是能够达到最佳的劳动生产率标准。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不得不怀疑，即使政府不强迫发展教育，经济持续增长也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毕竟，教育就是那样开始的。一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狩猎和采集野果时，除了寻找食物他们没有时间想其它很多的东西。只有当人类能够更高效地获取食物时，才有时间做其它的事情。 随着教育的进步，人类的生产潜力也增加了。当竞争的环境推动我们的祖先实现这一潜力，他们又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先进的经济水平要求复杂的政治制度，越来越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是这种复杂政治制度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因此，如果没有政治改革，贫穷国家可能无法摆脱其贫困陷阱，而政治改革则只能靠更广泛的正规教育实现。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没有因缺乏正规教育而受到限制。相反，生产力的提高受到限制解释了为什么教育的发展速度不是更快了。 2009 Text 4 在新大陆的历史上，被研究的最彻底的学者是17世纪新英格兰的牧师和政治领袖们。根据美国标准哲学史的记载，在美洲殖民地中,“其他地区的人对学术的追求都没有这么狂热。”据许多书籍及文章记载，新英格兰的领袖们在美国学术 界中确立了正在发展、后来成为主流的清教传统的基本主题和关注点。 通过这条途径来了解新英格兰人，通常意味着要首先研究清教徒的神学创新和对于教会的不同理念——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但是为了与我们对南部学术界的研究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将最初的清教徒们视作欧洲文化的传递者，他们根据新大陆的情况进行了调整。 新英格兰作为殖民地，在追求广为人知的礼貌及艺术鉴赏力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 到达马萨诸塞州的最早定居者包括那些在英格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深具影响力的英国人。在1629年之后的十年间，除了90多位来到马萨诸塞教堂的有学识的牧师，还有像约翰?温斯罗普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到达波士顿之前，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律师及皇室官员。这些人大量写作、出版书籍，新旧大陆都有读者，这样便给新大陆带来了热衷学术的氛围。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新英格兰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极少有工匠或农民(更不用说靠他们养活的家人及仆人)留下文学作品以供分析，但是很明显，他们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大的学术性。他们的思想中往往有一种传统的迷信成份。一个名为约翰?戴恩的裁缝于17世纪30年代末移民到新大陆，他留下一个记录，陈述了离开英格兰的理由，内容充满了预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打开圣经，告诉父亲说，自己看到的第一行字会决定他的命运，他读了那些神奇的话语:“(圣经原文)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之物，我将成为你们的神，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性的混乱，经济挫折和宗教希望——这所有的一切在他打开圣经的一刹那都出现了。人们想知道戴恩在清教教堂里听到布道牧师认真解释圣经时会作何感想。 与此同时，许多定居者并没有戴恩那样虔诚，就像一位牧师在海边遇到一些人时听到的那样，那些人嘲弄说他们不是为了宗教来到新大陆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捕鱼。” 2008 Text 1 在现代生活中女性就算是在某些领域可以追赶上男性，但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领先的，尽管是她们不太想要的。纽约的退伍军管理医院精神科首席医生Yehuda博士说道，和男性相比，女性面对压力时，更容易受到影响，导致抑郁和紧张。 对于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显示出性激素会在某种程度去影响面对压力的反应，导致在同样的条件下，女性产生更多的致病化学物质。在几项研究中，当受到压力的雌鼠的卵巢(雌性的生殖器官)被拿掉后，它们的化学反应变得和那些雄性的一样了。 对于女性来说，除了产生更多的导致压力的化学物质外，她们产生压力的“机会”也更多。“并不是女性要处理的事情太少，而是她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Yehuda博士说道。“她们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有时候甚至比男性的还大”，她观察到，“她们只是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看起来会更容易精疲力尽。” Yehuda博士注意到了另一个男女之间的不同点。“我认为，女性通常要做的事是慢性的，重复的。而男人去战场，承受的是格斗的压力。男性面临的更多的是随意的身体上的暴力。 女性面对的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是在家庭环境中的。不幸的是，她们与父母还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之间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问题。这种长期的关系的磨合是更有破坏性的。 Adeline Alvarez 18岁结婚并生了个儿子，但她决定完成大学学业。“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拿到大学学位，因为我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而这就是我的逃避，去学校，争取上游，做到更好。”不久后，她离了婚变成一个单亲母亲。“除了照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要工作，付房租，养车，还债是最难的事情了。我的生活就是不停的支付自己的账单。” 不是每个人经历着和Alvarez describes一样的长期的压力，但是大多数女性都在处理着太多的责任，很少得到喘息，从而感到了压力。Alvarez的经历证明了当压力威胁你的健康和正常生理功能之前解压是非常重要的。 2008 Text 2 原本一切都很简单。一组研究员在实验室里共同完成一个试验，把结果提交给某刊物，刊物的编辑把作者姓名及相关信息隐去，把报告交给这些研究者的同行去审阅。根据评论意见，编辑将决定是否发表。因此，版权留在刊物出版社手上，辛苦探求知识的研究者反倒要花钱订阅刊物。 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提供资金的机构施加压力，质疑为什么商业刊物可以通过限制刊载的手段从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中牟利，互联网使得阅读科研结果成为现实。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近日发布一项调查，描述了这一现象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John Houghton和经合组织的Graham Vickery联合完成这一报告，内容使目前为止收入丰厚的出版商们感到汗颜。但是这项报告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标志着科学尝试的一项关键性因素即将发生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的价值和公共投资能否取得较高回报，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广泛的流通、人们是否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这些研究成果。这是一项很大的产业。在美国，核心科研出版市场产值每年在70亿美元到110亿美元左右。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社集团宣称全世界专业出版本类期刊的出版商有2000多家。他们每年在16000种刊物上发表120万篇以上文章。 这个数字现在有所变化。根据OECD报告，目前有75%的专业期刊在互联网上有在线阅读。全新的商务模式正在形成，报告作者总结出其中三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大订单模式，即机构团体订阅者通过签订网站协议付钱购买阅读一批刊物文章题目的权限。第二种为开放式出版模式，这种方式的典型特点是要求作者(或其雇主)付费发表文章。最后一种为开放式档案模式，即一些组织，比如大学或者国际实验室建立和维护的一些机构数据库。其他的模式都是对这三种的不同组合，比如延期开放式是指某一些期刊在发表文章的前六个月只允许付费阅览，此后转为免费阅读。至少对论文的发表来说，这些都将颠覆传统的同行审阅模式。 2008 Text 3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Wilt Chamberlain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中仅有的身高超过7英尺的三个人之一。可是如果他参加了上个赛季的话，他就变成了42分之一了。这些年来在较大的职业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而他们的经理人也更愿意调整队员的运动服来适应队员们更大，更高的身材。 虽然体育界的这种趋势可能蒙蔽了一个没有被承认的现实:美国人基本上停止生长了。虽然现在人们比140年前高了2英寸，特别是那些出生在已移民美国很多代的那些人，但是明显的，在二十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身高的极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长得更高了。“在这个基因和环境的条件下，现在整体的人们已经长到我们能够达到的范围 了，”Wright州大学的人类学家William Cameron Chumlea说道。拿NBA球员 来说，他们身高的增加主要由于从世界各地招募到了球员。 身高的增长一般在20岁以后就停止了，而发育是需要能量和营养的，其中的蛋白质用来供给组织的生长。在20世纪初，营养不良和儿童疾病妨碍了整体的发育。但是当饮食和健康的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每20年都增长了大概1.5英寸，这就是长高的趋势。根据疾病防治中心，从1960年开始，人们的平均身高，男性5英尺9英寸，女性5英尺4英寸，就没有怎么改变了。 总的说来，避免太高的身高是有很多优点的。在生产时，较大的婴儿通过产道是有更多的问题的。而且，就算人类已经直立行走已经几百万年了，我们的脚和背部继续对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双足直立的姿势和巨大的肢体。“有一些限制是个体器官的基因结构导致的。”西北大学的人类学家William Leonard 说道。 基因的最大化可以改变，但是不要期待它会马上就能发生。Mass州的Natick的军队研究中心的高级人类学家Claire C. Gordon确信百分之九十的入伍新兵不需要更换新的制服和工作站。她说，不像那些篮球制服，军队的制服长度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了。如果你需要在不远的将来预测人类的身高而去设计一款新的设备，Gordon说基本上，“你都能够使用现在的数据并且觉得非常地自信。” 2008 Text 4 1784，52岁的乔治?华盛顿在成为美国总统5年前，牙齿就几乎已经掉光了。他专门请牙医从他的奴隶口中拔出九颗牙齿种在自己的身上。 这跟很多人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那个砍樱桃树的华盛顿有点大相径庭。但是最近开始，历史学家开始越来越关注奴隶制在美国开国一代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多半是受了1998年DNA事件的影响。那个事件证明托马斯?杰弗逊至少和他的奴隶萨利?赫明思生过一个孩子。学者们从头至尾地研究历史还是近三十年的事情。一些历史学家揭示了早期开国者们的道德妥协和早期国家的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很多开国元勋知道奴隶制是错误的， 但是大多数并没有去反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建国者们受到了当时文化的束缚。当华盛顿和杰弗逊私底下表示对奴隶制的不满时，他们也明白奴隶制同时也是他们努力建造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一方面，南方各州无法认同废除奴隶制度。如《不完美的上帝:乔治?华盛顿、他的奴隶和美国的建立》一书作者Wiencek所描述，拥有努力“就像拥有一笔巨额存款”。如果没有对于这种“特殊制度”的保护，南方各州不会同意签署宪法。这种特殊的制度保护包括:在国会代表人数中一个奴隶可以算作五分之三个公民。 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也取决于奴隶制度。正由于这个五分之三公式，南方选举团的选票扩大了，杰弗逊才在1800大选中险胜。入主白宫之后的1803年，杰弗逊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扩大了奴隶制度，这片土地后来被划分为了13个州，其中包括3个蓄奴州。 然而，杰弗逊还是解放了赫明思的孩子们，虽然没有同样解放赫明思和其他150名奴隶。华盛顿在目睹了美国独立战争中黑人士兵的英勇之后开始相信人人生就平等。于是，不顾亲属的反对，他解放了自己所有的努力。而仅仅在十年前，解放奴隶的法案才在弗吉尼亚得以批准。 2007 Text 1 如果你打算在2006年世界杯锦标赛上调查所有足球运动员的出生证明，那么你很有可能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巧合:优秀足球运动员更可能出生于每年的前几个月而不是后几个月。如果你接着调查世界杯和职业比赛的欧洲国家青年队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甚至更明显。 什么可以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呢,下面是一些猜测:a)某种占星术征兆使人具备更高的足球技能;b)冬季出生的婴儿往往具有更高的供氧能力，这增加了踢足球的持久力;c)热爱足球的父母更可能在春季(每年足球狂热的鼎盛时期)怀孕;d)以上各项都不是。 58岁的安德斯?埃里克森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他说，他坚信“以上各项都不是”这一猜测。在瑞典长大的埃里克森，一直研究核工程，直到他认识到，如果他转向心理学领域，他将会有更多机会从事自己的研究。他的首次试验是在大约30年以前进行的，与记忆相关:训练一个人先听一组任意挑选的数字，然后复述这些数字。“在经过大约20小时的训练之后，第一个试验对象(复述)的数字跨度从7个上升到20个，” 埃里克森回忆说。“该试验对象不断进步，在接受大约200个小时的训练后，他复述的数字已经达到80多个。” 这一成功，连同后来证明的记忆本身不是遗传决定的研究，使得埃里克森得出结论，即 记忆过程是一种认知练习，而不是一种本能练习。换句话说，无论两个人在记忆力能力上可能存在怎样的天生差异，这些差异都会被每个人如何恰当地“解读”所记的信息所掩盖。埃里克森确信，了解如何有目的地解读信息的最佳方法就是一个为人所知的有意练习过程。有意练习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一个任务。相反，它包括确定明确的目标、获得即时的反馈以及技术与结果的浓缩。 因此，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包括足球领域在内的广泛领域中专业执行者。他们收集了能够收集的所有资料，不只是表现方面的统计数据和传记详细资料，还包括他们自己对取得很高成就的人员进行的实验室实验结果。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结论——我们通常称为天分的特征被高估了。或者，换句话说，专业执行者――无论是在记忆还是手术方面，在芭蕾还是计算机编程领域――几乎总是培养的，而不是天生的。 Text 2 在过去的几年，《星期日报》的增刊《漫步》开设了一个名为“询问玛丽琳”的专栏。人们被邀请去询问玛丽琳?沃斯?萨文特，玛丽琳?沃斯?萨文特在10岁时测试的智力水平达到别人23岁时的水平，这使得她的智商高达228――是有记录的最高水平。智商测试要求你完成口头和视觉分析，要求你在纸张被折叠、剪切后想象它的形状，要求你推论数字的顺序，还有其他类似的项目。所以，当沃斯?萨文特面对普通人(智商为100)提出的像“热爱与喜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运气与巧合的特征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她感到有点困惑。设想物体、判断数字模式的能力如何使一个人能够回答难倒了一些最杰出的诗人和哲学家的问题，这可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智力包含的不仅仅是一次测试所得的分数。而聪明意味着什么,可以明确显示智力有多少,我们能够从神经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了解的智力又有多少, 人类有关智力的定义性术语似乎仍然是智商分数，即使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进行智商测试。智商测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斯坦福—比奈特智力衡量表和威斯勒智力衡量表(两种都包含成人和儿童测试类型)。由于这些测试一般要花费几百美元，因此通常只有心理学家才进行这些测试，尽管这些测试的变种存在于书店和环球网上。像沃斯?萨文特得到这样的超高分数也再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分数依据的是相同年龄者的统计学群体分布状况，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实足年龄乘以100来划分智能年龄。其他标准测试，比如学术能力检测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包含了智商测试的主要方面。 罗伯特?杰?斯顿伯格认为，这样的标准测试不可能评估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重要因素。在其名为“智力测试如何明智,”的文章中，斯顿伯格指出，传统的测试最恰当地评估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没有测量创造性和实际知识，这些也是解决问题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一旦种群或环境发生变化，智商测试就不一定预测得那么准确。研究发现，如果在低压力状况下进行智商测试，那么这种测试就可以预测出领导才能，但 是，在高压力状况下，智商测试所得的结果与领导才能的关系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它预测的结果是相反的。任何经历过学术能力检测的人都会认为，应试能力也很重要，无论是知道何时应该进行推测，还是知道应该忽略什么问题。 Text 3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那些曾经可以依靠辛勤劳动和公平条件以维持其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被经济风险和新现实改变了。如今，一份解雇 通知 关于发布提成方案的通知关于xx通知关于成立公司筹建组的通知关于红头文件的使用公开通知关于计发全勤奖的通知 书、一个不利的诊断结果或者配偶的去世都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将一个家庭从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降格成为一个新贫困家庭。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数百万母亲出去工作，改变了基本的家庭经济状况。学者、决策者以及各类批评人士对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变化的副作用:家庭的风险增加了。如今的家庭根据其新的双收入限度安排开支。因此，它们失去了它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曾经有过的缓解举措——一个后备挣钱者(通常是妈妈)，如果家庭的主要挣钱者失业了或者病倒了，她可以出去工作。这种“额外工人效应”可以支撑失业保险或残疾保险提供的安全网，以便帮助家庭渡过难关。但现在，家庭财产的损失再也不可能通过呆在家里的其 他伴侣的额外收入弥补了。 在同一时期，要求家庭在其退休收入中承担更多风险。钢铁厂的工人、航空公司的职员以及汽车产业工人加入了数百万不得不担心利率、股市波动以及可能比其退休收入存在时间更长的严酷现实家庭。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总统一直致力于将社会保险体制转变成一种储蓄存款账户模式，要求退休人员将其大多数或所有保障报酬用来交换依靠投资回报所得的报酬。对于更年轻的家庭来说， 而且，最近实前景不容乐观。卫生保健和家庭承担份额的绝对成本都上涨了——施的健康储蓄计划正在从立法机关扩展到沃尔玛员工，包含大量更高的减免，并且给家庭未来的卫生保健带来许多新投资风险。甚至人口统计状况也对中产阶层家庭不利，因为有一个体弱、年迈的父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物资和经济援助——就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8倍。 从中产阶层家庭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根本不像一种发挥更多支付能力的机会，而是像一种将经济风险大规模转向那些已经负担过重的家庭的令人恐惧的加速行为。经济副作用已经开始，政治副作用可能也将开始。 Text 4 不鸣则易，一鸣惊人(本来从不下雨的 , 却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老板和董事会用最终挑选出其最严重的清算帐目和顺从问题以及改善其无效的公司管理之际，一个新的问题预示着让他们——特别是在美国——赢得那种令 人不愉快的头条新闻的危险，这些头条新闻不可避免地给这些领导者带来管理方面的附属效应:信息的不安全性。迄今为止，信息保护工作一直被留给临时的、低层次的信息技术人员承担，并且只被看成是信息资源丰富产业所关切的一个方面， 比如银行业、电信业以及航空旅行业，如今，信息保护则成为各类商业老板议事日程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今年，好几次消费者和员工信息的重大泄密事件使得管理人员匆忙检查其复杂的信息系统和商业程序，以便寻找潜在的弱点——这些泄密事件发生在像时代华纳、美国国防部承包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不同机构。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海姆?门德尔森认为“信息正在成为一种需要像保护其他财产一样而保护的财产”。“保护消费者信息的能力是市场价值的关键因素，这是董事会应该为了股东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埃尼?诺姆暗示，事实上，正如存在公认会计原则的观念一样，或许可能应该是采取公认安全措施的时候了。他表示“为安全、备份以及恢复确定适当的投资标准是一个管理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其神秘在于，对任何老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意外。然而，对于最迟钝的管理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应该是，作为最珍贵经济财产的诚信被轻易破坏，而要恢复诚信却代价高昂，而且，很少有什么比一个公司让敏感的个人信息落入不妥当人之手更可能破坏诚信的了。 这类事情的现状可能受到缺乏有关信息泄露的法律处罚(在美国，不是在欧洲) 的激励，尽管还没有的到证实。直到加利福尼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美国的公司不必告知任何人信息何时泄露，甚至包括受害人。这种情况可能迅速改变:如今，许多被提议的信息保护立法正在华盛顿特区讨论。同时，6月17日有关偷窃大约4000万信用卡账户信息事件的披露给得此前一天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决定蒙上阴影，该决定请全美国注意，如果公司没有提供适当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那么监管人员就会采取行动。 2006 01 不管我们如何喋喋不休地谈论差别，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台同化人们的神奇的机器。这就是民主化的着装和言谈，并且还有种随意和缺乏尊重感，这些构成了通俗文化的特性。人们被一种消费文化所吸引了，这种文化是由十九世纪在高雅的氛围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百货商店所开始的。 他们不是为了迎合有知识的精英们而开设的专门商店，而是创建了“不分阶层和背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大众商店。这使得购物成为一种大众的、民主的行为。大众传媒、广告和体育也是协助人们均质化的推动力。 尽管这种文化并不算高雅，但也算不上有害，移民们很快就融入了这种共同文化。Gregory Rodriguez为美国移民研讨会撰文指出，今天的移民既不是处于空前的水平，也不抵制同化。 在1998年，移民占全国人口的9.8%;在1900年为13.6%。在1990年以前的十年之中，在每千位居民当中，有千分之3.1的新来的移民;而在1890年以前的十年之中，每千位居民当中就有千分之9.2的移民。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同化指标——语言、拥有产权住房和异族结婚情况。 1990年的人口普查透露:“来自十五个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移民在到美国十年后英语说得‘好’或‘很好’。”移民的子女几乎都说两种语言，且精通英语。“到了第三代，在大多数移民家庭，他们的母语就消失了。”因此，有人就把美国描述成了“语言的坟场”。到了1996年，出生于国外的、在1970年以前到达美国的移民有75.6%购置了自己的住房，这个数字高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拥有自己所有权住房的百分比——69.8%。 在国外出生的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与美国本土白人和黑人相比，与异族通婚的比率要高。”到了第三代，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裔女性与非西班牙裔男性结婚，而有41%亚裔美国妇女与非亚裔男性结婚。罗得里格斯写道，即使那些住在世界各地偏僻村庄的的孩子们都是诸如阿诺.施瓦辛格和加思.布鲁克斯等明星的星迷，然而“一些美国人却害怕住在美国的移民不知为何能不受这个国家的同化力量的影响” 。 在美国是否存在不和以及潜在的不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国家足够大以至于什么现象都存在。但是与美国动荡狂暴的过去相比，如今的社会基本不能说明美国的社会环境正变得黑暗，且正在恶化。 02 众所周知Stratford-on-Avon只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亚,但这儿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他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变得敌对。这儿有皇家莎士比亚公司(RSC)， 它在Avon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里将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呈现给 大家 。这儿的居民大部分是靠挣来游玩的游客的钱来维持生计，这些游客并不是来看戏剧的，而是来看Anne Hathaway的庄园，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和其他的景色。 Stratford的当地乡绅们都质疑剧院有没有为当地的税收收入做一点贡献。他们直言讨厌RSC的演员，这些演员留着长头发，长胡须，拖着凉鞋，吵吵嚷嚷。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当你想到作为他们摇钱树的莎士比亚,自己也是个演员，留着胡子，一起大吵大闹。 游客群并不是完全分开的。游览者乘公车来,，经常会去游览Warwick城堡和Blenheim宫殿，通常不会去看戏，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对在Stratford能找到剧院感到惊讶。然而，看戏者只花少量的时间在观光上，也就是在戏剧演出时顺便看看。RSC主张，是看戏者给城镇带来大量的税收，因为他们通常花整晚上时间(有些是四到五个晚上)在旅馆或饭店里大量消费。然而游览者在当天的黄昏前就能把所有事情做完了，然后离开小镇。 当地居民并不这么认为，地方政府也直接没有给予RSC补贴。Stratford一向都会哭穷。然而城镇上每一家旅馆似乎都增加了新的部门或是鸡尾酒酒吧。希尔顿也在这儿建了一座自己的酒店，这里肯定可以能看到被装饰一新的哈姆雷特汉堡酒吧，Lear休息室，宴会厅等等。进一步说，这里消费将很贵。 总之，居民不明白为什么RSC需要补贴。(剧院已经打破了连续三年以来的就座率纪录。去年整年的1431个座位的就坐率达到了94%，今年将会更高。)当然，原因是，演戏的花费高了，然而票价仍然很低。 大幅增加票价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把Stratford的最有魅力的顾客,年轻人赶走。他们完全是为了戏而来，不是为风景。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虽然他们从各个地方而来)——消瘦、率直、专注的脸庞，穿着牛仔裤和便鞋，吃着小圆面包，在剧场外的石板上过夜，以便能买得到20张座票和80张站票，这些票都是为那些睡觉的人准备的，并且在票房第二天上午10点半开始售票时就卖给他们。 03 当史前的人到达世界的一个新的地方时，那里的大部分动物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它们突然灭绝了。小部分动物种族存活了下来，但大部分的，成长缓慢的动物则成了狩猎的目标，并且很快被狩猎到灭绝。现在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大海中. 这些年在海中的捕捞活动太过频繁，就像Ransom Myers和Boris Worm这些年所研究的，事物在迅速地变化着。他们研究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的鱼场。他们的方法不是为了试图估算特定区域的海洋中实际动物总数(活着生物的总数)，而是研究单位面积中海洋生物数量的变化。根据他们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型食肉的海洋生物(一种杀死和吃其它动物的生物)的总量在15年的时间里已经减少了平均80%。在一些大型的捕鱼场，这个数量已经减半。 Worm博士承认这些数字还只是保守数字 ，一个原因是今天的捕鱼技术已经大大改善，可以通过卫星和声波这些在50年前不可能有的东西来发现猎物，这同50年前相比意味着可以捕获更多的海洋生物，所以现在和过去的真正差距可能会比之前在捕获区记录的数据所体现出的更糟糕。在早期的时候，多勾的鱼杆线已经对鱼不起作用了。因此有一些鱼种没被抓到，往后没有鱼饵的鱼钩根本捕不到鱼，导致过去的捕鱼业受到轻视。而且，早期用鱼钩捕鱼的日子，有许多鱼在它们上钩后被鲨鱼给吃了。那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现在鲨鱼已经很少了。 Dr. Myers和Dr. worm声称说，他们的工作已经确定了一个正确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未来管理中必须要使用的。他们认为数据恰恰体现了一个海洋生物学家都支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改变基线”。这个概念就是说人们已经很难观察得到大范围海洋中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只是回顾从过去以来相对短的时间。这确有其事，因为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渔场的总储量如果连起初的最大可承受的 ,都不到，就应该降低捕鱼数量了。大多数渔场 捕鱼量的50 远远低于这个数，这是对以后的捕鱼业非常不利的. 04 许多事情让人们觉得艺术家很古怪。最古怪可能是:艺术家的唯一工作就是寻找情感，然而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大多是那些不幸的人。 当然不总是那样。艺术的最早形式，像绘画和音乐，都是最适合表达快乐的。但在19世纪的某个时期，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把快乐看成无意义的，假冒的，甚至是最糟的。我们可以从Wordsworth的黄水仙到Baudelaire的罪恶之花看出这种变化。 你可能会争论艺术变得对幸福如此怀疑是因为在现代看到了这样的苦难。但这并不是因为在早期不了解持久的战争,灾难和大规模的屠杀无辜。事实上，原因可能与之相反:现在世界上有太多快乐要去谴责。 归根结底，几乎完全致力于描写快乐的那种现代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广告。反快乐艺术的兴起几乎完全与大众传媒同步出现，而随之兴起了一种商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快乐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早期的人们被悲痛之使者所萦绕。他们工作到筋疲力尽，生活几无保障，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在西方，在大众传媒和文学普及之前，最有效的大众媒体是教堂，它提醒信徒们，他们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蛆虫的食物。在这种信仰下，他们对此已十分了然，无须其艺术再表现这种失落感。\ 今天，你们普通西方人面对的围绕我们四周的信息不是宗教的，而是商业的，而且一直让人快乐。 快餐食客、新闻主播、发短信的人，都在笑啊笑啊。我们的杂志突出刊登满面春风的名人和美满幸福的家庭。这样的消息都有一项任务——即引诱我们打开钱包去使这些看起来并不可靠的快乐变得真实起来。“欢庆吧～”宣传关节炎良药西乐葆的广告这样号召道，随后我们却发现它能增加心脏病的发病率。 但是我们所忘记的是――我们的经济依赖着我们的遗忘――经过痛苦得来的快乐比没有经过痛苦得来的快乐好得多。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事件，同时也暗含着巨大的损失和失望。现在，在耳边充斥着能轻易得到快乐的承诺时，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正如宗教曾经所做，死亡警示:记住你会死，一切将会终结， 快乐虽然到来，但是它不能消除苦难，而是与其共存。这可能比抽烟更加毒害人的健康，然而，不知为何，也许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2005 Text 1正门 人人都喜欢大幅加薪，但是当你知道一个同事薪水加得比你还要多的时候，那么加薪带给 你的喜悦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如果他还以懒散出名的话，你甚至会变得怒不可遏。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人之长情”，其潜在的假定其他动物不可能具有如此高度发达的不公平意识。但是由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里莫大学的Sarah Brosnan 和Frans de Waal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它也是“猴之常情”。这项研究成果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研究者们对雌性棕色卷尾猴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它们看起来很可爱，性格温顺，合作，乐于分享食物。最重要的是，就象女人们一样，它们往往比雄性更关注“商品和服务”价值。这些特性使它们成为Brosnan 和 de Waal理想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教这些猴子用代币换取食物。正常情况下，猴子很愿意用几块石头换几片黄瓜。但是，当两个猴子被安置在隔开但相邻的两个房间里，能够互相看见对方用石头换回来什么东西时，猴子的行为就会变的明显不同。 在卷尾猴的世界里，葡萄是奢侈品(比黄瓜受欢迎得多)。所以当一只猴子用一个代币换回一颗葡萄时，第二只猴子就不愿意用自己的代币换回一片黄瓜。如果一只猴子根本无需用代币就能够得到一颗葡萄的话，那么另外一只就会将代币掷向研究人员或者扔出房间外，或者拒绝接受那片黄瓜。事实上，只要在另一房间里出现了葡萄(不管有没有猴子吃它)，都足以引起雌卷尾猴的怨恨。48号 研究人员指出，正如人类一样，卷尾猴也受社会情感的影响。在野外，它们是相互合作的群居动物。只有当每只猴子感到自己没有受到欺骗时，这种合作才可能稳定。不公平而引起的愤怒感似乎不是人类的专利。拒绝接受较少的酬劳可以让这些情绪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其它成员。但是这种公平感是在卷尾猴和人类身上各自独立演化而成，还是来自三千五百万前他们共同的祖先，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05 Text 2 还记得科学家们认为吸烟会致人死亡，而那些怀疑者们却坚持认为我们无法对此得出定论的时候吗,还记得怀疑者们坚持认为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科学也不确定的时候吗,还记得怀疑者们坚持认为反对吸烟的游说是为了毁掉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政府应该置身事外的时候吗,许多美国人相信了这些胡言乱语，在三十多年中，差不多有一千万烟民早早的进了坟墓。 现在出现了与吸烟类似的令人感到难过的事情。科学家们前仆后继，试图使我们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最近的行动是由白宫召集了一批来自国家科学院的专家团，他们告诉我们，地球气候毫无疑问正在变暖，而这个问题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明确的信息表明是我们应该立刻着手保护自己。国家科学院院长Bruce Alberts在专家团报告的前言中加上了这一重要观点:“科学解答不了所有问题。但是科学确实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关键是我们的国家和整个的世界在做重要决策时，应该以科学能够提供的关于人类现在的行为对未来影响最好的判断作为依据。彰武 就象吸烟问题一样，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坚持认为有关全球变暖的科学资料还不完整。在我们证实这件事之前可以向大气中不断的排放气体。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到了有百分之百的 证据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随着风险越来越明显，并且不断增加，一个谨慎的民族现在应该准备一份保单了。正门 幸运的是，白宫开始关注这件事了。但是显然大多数总统顾问并没有认真看待 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出台行动计划，相反只是继续迫切要求进行更多的研究――这是一个经典的“分析导致麻痹案例”。 为了成为地球上有责任心的一员，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对于大气和海洋的深入研究。但只有研究是不够的。如果政府不争取立法上的主动权，国会就应该帮助政府开始采取保护措施。弗吉尼亚的民主党议员Robert Byrd提出一项议案，从经济上激励私企，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许多人看到这个国家正准备修建许多新的发电厂，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如果我们准备保护大气，关键要让这些新发电厂对环境无害。 2005 Text 3 在高质量睡眠的所有因素中，梦似乎是最无法控制的一个。在梦中，窗户通向的世界里，逻辑暂时失去了效用，死人开口说话。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阐述了革命性的理论，即梦是人们潜意识中欲望和恐惧经伪装后的预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神经病学家们转而认为梦是“精神噪音”，即睡眠时进行的神经修复活动的一种杂乱的副产品。目前，研究人员猜想梦是大脑情感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部分，当大脑处于“掉线”状态时对情绪进行规整。一名主要的权威人士说，梦这种异常强烈的精神活动不仅能被驾驭，事实上还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睡眠和感觉。芝加哥医疗中心心里学系主任 Rosalind Cartwright 说“梦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喜欢，就改变它。”112室 大脑造影的证据支持了以上观点。匹兹堡大学的埃里克博士说，在出现清晰梦境的快速动眼睡眠中大脑和完全清醒时一样活跃。但并非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一样，脑边缘系统(“情绪大脑”)异常活跃，而前额皮层(思维和推理的中心地带)则相对平静大。斯坦福睡眠研究员William Dement博士说:“我们从梦中醒来，或者高兴或者沮丧，这些情绪会伴随我们一整天。” 梦和情绪之间的联系在Cartwright的诊所的病人身上显露出来了。多数人似乎在晚上入睡的较早阶段做更多不好的梦，而在快睡醒前会逐渐做开心一些的梦，这说明人们在梦里渐渐克服了白天的不良情绪。因为清醒时我们的头脑被日常琐事占据着，所以并不总是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直到我们开始做梦，这种影响才出现。同济大学四平路 这一过程不一定是无意识的。Cartwright认为人们可以练习有意识地控制噩梦的重演。你一醒来就立刻确定梦中有什么在困扰你，设想一下你所希望的梦的结局，下次再做同样的梦时，试图醒来以控制它的进程。通过多次练习，人们完全可以学会在梦中这样做。 共济网 Cartwright说，说到底，只要梦不使我们无法睡眠或“从梦中惊醒”，就没有理由太在意所做的梦。恐怖主义、经济不确定及通常的不安全感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那些长期受到噩梦 折磨的人应该寻求专家帮助，而对其他人来说，大脑有自动消除不良情绪的方法。安心睡觉甚至做梦，早上醒来时你会感觉好多了。 2005 Text 4 美国人已不再期待公众人物在演讲或写作中能运用技巧和文采来驾驭英语，而 公众人物自己也不渴望这样。语言学家麦荷特喜好争论，他的观点混杂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看法。在他最近的书<做我们自己的事:语言和音乐的退化，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喜欢或在意,》中，这位学者认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胜利要对正式英语的退化负责。 责备放纵的六十年代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算不上是对教育衰落的又一场批判。麦荷特先生的学术专长在于语言史和语言演变。举例来说，他认为“whom”一词的逐渐消失是自然的，并不比古英语中词格尾缀的消失更让人惋惜。 然而，“做自己的事”这一对事务真实性和个人性的崇高信条，已经导致了正式演讲、写作、诗歌及音乐的消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在下笔时都会寻求一种更高雅的强调;而那之后，即使是最受关注的文章也开始逮住口语就写在纸面上。同样的，对于诗歌来说，非常个性化和富有表现力的创作风格成为了能够表达真实生动含义的唯一形式。无论作为口语还是书面语的英语，随意言谈胜过雅致的言辞，自我发挥也压过了精心准备。 麦荷特显示先生从上层和下层文化中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例子，从而说明他记录的这种趋势是确凿无误的。但就书中副标题中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应该、喜欢或在意，答案却不够明确。作为语言学家，麦荷特认为各种各样的人类语言，包括像黑人语言这样的非标准语言，都具有强大的表达力――世上没有传达不了复杂思想的语言或方言。不像其他大多数人，麦荷特先生并不认为我们说话方式不再规范就会使我们不能够准确的思考。 俄罗斯人深爱自己的语言，并在脑海中存储了大量诗歌;而意大利的政客们往往精心准备演讲，即使这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们眼里已经过时。麦荷特先生认为正式语言并非不可或缺，也没有提出要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他其实只是为那些美好事务而不是实用品的消逝而哀叹。我们现在用“纸盘子”而非“瓷盘子”装着我们的英语大餐。真是惭愧啊，但很可能已无法避免。 2004 Text 1 Gant Redmon律师去年下半年到处求职，他在互联网上的工作职位库“打造职业”中瞎碰一气，他没有成功地找到工作，但也被这个网站的“个人搜索代理”吸引住了。这个功能是互动的，人们可以键入诸如地点、职位和薪金的工作标准，等到资料库里有了合乎标准的工作 职位，系统就会发电子邮件给他们。Redmon选择了法律的、知识产权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这些关键词，三周后，他收到了第一份通知。“我可找到金矿了，”Redmon说，他用电子邮件把自己的简历发给了那位老板，由此得到了该公司内部评议员的职位。112室 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个与找工作有关的网站，碰到一个有前途的机会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往往最终也没有结果，搜索代理使人不必不断地查阅资料库。但是，虽然有一个搜索代理帮了Redmon的忙，就业专家们还是看到一些缺点。例如，将自己的工作标准范围设定得很窄反而对你不利，“每回答一个问题，你就失去了一个做另外一种工作的机会，”一个专家说。辅导 找任何工作时，你都应该从一个狭窄的范围开始——你认为你想干的工作——然后拓宽它。“这些电脑程序中没有一个是这么设计的，”另一个专家说。“整个体系中没有任何就业咨询的成分在里面。”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代理看 作是一种提示，使你手头总是有几个工作机会;收到电子邮件的时候，就当它是提醒你再去资料库里看一看。“我不会指望代理功能帮我找到资料库中所有吸引我的东西，”一个求职指导书的作者说。 有的网站尽力设计自己的代理系统，以吸引求职者回来。例如，事业网站的代 它所认为最好的三个。理系统给登记过的人发的邮件中只包含三个工作职位—— 资料库中或许还有更多;求职者必须回到网站中才能看到它们——而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我们发出邮件的第二天，网站上的流量就会急剧增加，”职业网站的市场部副经理Seth Peets说。336260 37 即使那些并不需要找工作的人也觉得搜索代理很有用处。有的人通过它们密切关注着市场对自己这个职业的需求，或者搜集信息，好在和老板谈判工资的时候有些底气。Redmon虽然工作得很开心，但他仍保留着在“打造事业”网站的搜索代理。“这样你就知道外面的一切，”他说。有一个为个人搜索代理就等于有另外一双眼睛帮你巡视着外面的世界。 2004 Text 2 在近百年里，所有种类的不公平和歧视都遭到了谴责或被定为非法。但是还有一种阴险的歧视形式仍在大行其道:字母表主义。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劣势的人们来讲，这指的是对那些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后半部分的人的歧视。 人们早就发现，当顾客翻看他们的电话号码本的时候。与一家叫Zodiac的出租车公司相比，一家名叫AAAA的出租车公司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一个名叫Adam Abbot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比一个名叫Zoe Zysman的人占了多大的优势，就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了。英语名字均匀地分布在字母表的前后两部分里，然而很多出色人物的姓氏首字母都在A与K之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姓氏首字母分别是B和C;George Bush的前任中(包括他的父亲)有26个姓氏首字母排在字母表的前半部分，而只有16个在后半部分。更让人惊讶的是，七国首脑中有六个其姓氏首字母占有优势(Berlusconi, Blair, Bush, Chirac, Chretien and Koizumi)。世界三大中央银行家(Greenspan, Duisenberg and Hayami)的姓氏首字母也 都位于字母表前列，尽管他们其中之一实际上用的是日文。世界五大富翁也是这样(Gates, Buffett, Allen, Ellison and Albrecht)。 这仅仅是巧合吗,排在字母表末尾的人花去所有的业余时间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情况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妙了。在幼儿园第一年开始的时候，老师们从前排开始，按字母顺序给学生安排座位，为的是方便记忆学生的名字。所以近视眼的小Zysman被仍在了后排，而什么都感觉不到的老师们也很少问他那些启发智力，提高能力的问题。当时受字母表之害的孩子还以为自己幸运，逃脱了老师的控制，其实这导致的结果是成绩差，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相同的个别照顾，在公众面前说话时也就没那么自信。 这种羞辱并没有结束。大学毕业典礼上，姓氏以A，B，C打头的人自豪地受到了嘉奖，等轮到Zysman的时候，大多数人其实已经在打瞌睡了。求职面试的决选名单，选票，会议发言和出席名单:所有这些往往都是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而人们在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渐渐就失去了兴趣。 2004 Text 3 说起正在减速的经济，Ellen Spero并不绝望。但是这位47岁的指甲修剪师每天修剪、锉光、打亮的指甲并不想象她希望的那么多。她大多数的顾客每周消费12到50美元，但是上个月两个老顾客突然就不来了。Spero认为这都是疲软的经济搞的。“我是个很好的经济指示表”，她说，“我所提供的服务，人们想省钱 Spero正在缩减开支，在Cleveland她乡下的家附近的中档的时候就可以不要”。 商场迪乐，而不是在Neiman Marcus购物。她说“我不知道其他顾客是不是也会抛弃我。” 即使在格林斯番承认美国那炙手可热的经济已开始降温之前，许多上班族都已经觉察到了经济疲软的迹象。从汽车销售商到服饰专卖店，销售额由于顾客缩减了开支几个月来一直走低。零售业去年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收入占全年收入的24%，而今年他们的关键时刻又来到了。专家们说，假日销售和去年比，已经降了7%。但是先不要拉警报器。消费者们似乎只是稍有忧虑，并不惊慌，许多人说他们对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很乐观的，虽然他们已经勒起了裤腰带。 消费者说他们并没有陷入绝望，因为虽然报纸上的大标题看来让人沮丧，他们自己的财产感觉并没有什么损失。在大多数地区房地产价格仍很稳定。在曼哈顿，“四百万到一千万之间的房子非常抢手，主要是因为华尔街的分红”，房产经纪人Barbara Corcoran说。在旧金山，尽管疯狂的叫价逐渐平息，但房价仍在攀升。“以前总是有20到30个卖主，而现在只有两三个”，一个海滨地区的房产经纪人John?Tealdi说。大多数人对自己有能力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感到很满意。 许多人在这次经济萧条中仍能看到一线希望。想买房子的人会为低利率而高兴。老板们不会在意就业市场上少几个泡沫。许多消费者似乎受到了股市波动的影响，但投资者将此看作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就餐的人也能得到好处。过去在曼哈顿的新艾伦杜可斯饭店找张桌子是 不可能的，现在不是那样了。因此，格林斯番和各大公司还是可以举杯庆祝一下的。 2004 Text 4 当今的美国人并不特别重视对知识的学习。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运动员，演员，企业家，而不是学者。学校也只不过是我们把孩子送去获得实用教育——而不是为了学知识而学知识的地方。学校里很容易找到到处弥漫的反知识主义表现。 “学校总是处于一个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实用性总是高于知识性，”教育作家Diane Ravitch说，“学校能够成为一个平衡力量。”拉维奇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学校改革一个世纪的失败》追溯了我们的学校里反知识主义的根源，得出结论说它们根本不能平衡美国人对追求知识的厌恶。 但是学校能够而且应该是人们追求知识的地方。鼓励孩子抛弃脑力活动使得他们面对别人的剥削和控制而无能为力。如果没有能力进行批判性思维，维护自己的观点，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他们就不能充分地参与到我们的民主政治中来。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像作家Earl Shorris说的，“我们会变成一个二流的国家。社会文明度将降低。” 知识被人们看作一种权力或特权而受到憎恶，“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教授在他的<美国社会中的反知识主义》一书中这样说。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是关于美国政治、宗教和教育中的反知识主义根源的。Hofstadter说，从我们的 历史最早开始，我们的民主和民粹主义倾向就使我们摈弃一切和精英主义沾边的东西。实用性、基本常识、天分一直都被认为是比从书本中学来的任何东西都高尚的资质。 Ralph Waldo Emerson和其他一些超自然主义哲学家认为学校教育和高强度的书本学习会使孩子受到不自然的限制，“我们被关在学校和大学的背诵室里，一关就是10到15年，最后装了一肚子的文字却什么都不知道。”马克吐温的作品 ?芬》这样描述美国的反知识主义。这本书的主人公拒绝接受文明教<哈克贝利 化——上学认字——所以他保持了自己天生的好的品质。 在Hofstadter看来，知识和天分是不同的，我们虽不情愿，但只能羡慕别人的天分，但知识是我们头脑中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一面。天分对信息进行理解、应用、加工、并调整，而知识却会研究、思考、提问、总结理论、批判、并想象。 目前学校里知识仍遭到怀疑。Hofstadter说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知识的憎恶，对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却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并且对自己的立场颇为得意。” 2003 Text1 比尔多诺汶肯定会喜欢网络。这位美国间谍大王对情报着迷，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建立了战略事务办公室，后来又为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多诺汶相信，在谍报职业这个“大游戏”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如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买书和寄信这样的日常活动，也正在改变多诺汶曾经从事的这个职业。 最近的这次革命性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人偷看别人的电子邮件的问题，这样的电子间谍活动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国际互联网已经派生出一个可称为谍报的完整的产业。间谍们把它称为“公开情报”。随着互联网的增长，这样的情报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1995年中央情报局举办了一个竞赛，看谁能够收集到关于“布隆迪”的最多信息。胜者胜出了一大截，却是弗吉尼亚的一家小公司，名为“公开解决方案”，它的明显优势是它对电子世界的把握。 在这个新的电子世界中最引起轰动的是一个叫司特雷福的公司，它是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私营的情报分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情报销售给“麦克德莫国际”这样的能源公司。它的许多预测在网上都可以查阅，网址www.straitford.com. 该公司的总裁乔治弗莱德曼说，他把网络世界视为情报收集和情报发布两方面相互增强的工具，是间谍们的梦想。他的公司正在从远在世界的另一角落收集零散的信息，并预测在乌克兰将发生一场危机。“一旦这个报道发布，我们将从乌克兰突然新增500个浏览用户，”弗莱德曼，一位前政治科学教授说，“我们将听到其中一些人的回应。”当然公开的谍报活动的确有它的风险，因为很难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信息。这正是司特雷福公司挣饭吃的地方。 弗莱德曼只在奥斯汀市雇用了为数不多的雇员。其中的一些有军事情报工作背景。他把公司的“局外人”地位视为它成功的关键。司特雷福公司的简报听上去不像华盛顿当局常常提供的躲闪的言辞，政府机构往往避免发布引人注目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可能出错。弗莱德曼说，司特雷福公司为其独立的声音而感到自豪。 2003 Text2 18世纪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一个被误导的事业如果要成功，它惟一需要的是好人无所作为”。一个这样的事业现在正在寻求终止生物医学的研究，因为有这样一种理论说，动物享有权利禁止它们被用于实验。科学家应该对动物权利鼓吹者做出强有力的 回应，因为他们的言论混淆了公众的视听，从而威胁到卫生知识和卫生服务的进步。动物权利运动的领导者将矛头指向生物医学研究，原因在于它依赖公共资金的资助，并且很少有人懂得医学研究的过程。当人们听到医学实验虐待动物的指控时，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故意伤害动物。 例如，在近期的一次集市上，一位老奶奶站在动物权利宣传点前散发小册子，规劝人们不要使用动物制品和动物实验制品——肉类，毛皮，药物。当被问到她是否反对免疫接种时，她问疫苗是否来自动物实验。当被告知的确如此，她回答道，“那么我不得不说，是的，我反对接种”。当被问到瘟疫爆发怎么办时，她说，“不用担心，科学家会找到一种方法，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看，这样好心的人们就是不明白。 科学家必须把他们的意思传达给公众，并且要使用有同情心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而不要使用分子生物学的语言。我们需要说明动物实验与祖母的髋骨更换、父亲的心脏搭桥、婴儿的免疫接种、甚至宠物的注射针剂都密切相关。许多人不明白获得这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都必须进行动物实验。对于他们来说，动物实验说得好是浪费，说得不好是残忍。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科学家可以进入中学课堂，展示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应该对报刊的读者来信及时做出反应，以防止动物权利的误导言论在毫无质疑的情况下横行，从而获得一副真理的面容。科研机构应该对外开放，让人参观，向人们展示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人道的对待。最后，因为最终决定因素是病人，医疗研究机构不仅应该积极争取斯蒂芬库柏这样的名人的支持——他对动物实验的价值勇敢地进行了肯定——而且应该争取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支持。如果好人无所作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公众真的有可能扑灭医学进步的宝贵火种。 2003 Text3 近年来，铁路公司相互联合，组成了超大型集团，引起人们对垄断行为的极大关注。近至1995年，四家大型铁路公司占有整个铁路运输业务的约70,。到明年，一系列兼并活动完成之后，四家铁路公司将控制90,以上的铁路运输业务。支持组建超大型铁路集团的人认为，兼并将带来成本的大幅降低，服务项目的更好协调。他们认为，在公路运输的激烈竞争面前，垄断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许多客户却抱怨说，对于依赖长途运输的大宗商品来说，如煤炭、化学制品和粮食，由于公路运输花费太大，这样铁路公司就会“掐他们的脖子”。 铁路运输业内的大规模联合意味着多数客户将会依赖一家公司的服务。通常，铁路公司对这些“被控”客户的收费要比有另一铁路公司竞争业务时多20,,30,。如果客户感到他们被多收费，他们有权上诉到联邦政府的“陆路运输局”以争取价格下调。但这个过程耗财、耗时，并且只有在真正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有作用。 铁路公司对“被控”客户进行区别对待的依据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降低所 有人的成本。他们认为，如果铁路公司向所有客户收取同样的普通价格的话，那么，可以使用公路运输或其他交通工具的客户将会转移，使剩下的客户来承担铁路正常运作的开销。这种理论得到了 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使铁路公司获得了一个决定谁败谁荣的权利。“我们是否真的想让铁路公司成为在市场上决定谁败谁荣的裁决者 呢,”马丁贝科维奇问道。他是一位常常代表铁路客户的华盛顿律师。 许多“被控”客户还担心他们很快将遭遇一轮新的大幅涨价。从整体来说，虽然铁路行业有耀眼的资产，但它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支付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要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然而铁路公司仍然继续贷款数十亿美元来进行相互兼并，而华尔街也鼓励它们这样做。请想一想今年南诺弗克公司和CSX公司为兼并康雷尔公司所花的102亿美元吧。康雷尔公司1996年铁路运营纯收入为4.27亿美元，这还不足这宗交易运作成本的一半。谁来支付其余的费用,许多“被控”客户担心他们会，因为南诺弗克和CSX公司将增加对市场的控制。 2003 Text4 据说，在英国死亡很紧迫，在加拿大死亡不可避免，在加利福尼亚死亡可以选择。难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的寿命几乎翻了一番。髋骨不行了可以更换，临床的忧郁症得到了控制，白内障仅用30分钟手术便可以切除。这些进步给老年人口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在50年前我刚从事医学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即使有一个伟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死亡也是无法战胜的——而我们不能面对这个现实，正危及我们自身的伟大。死亡是正常的;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环境里也会解体和灭亡。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一点，但是作为医疗消费者，我们常将死亡视为一个问题来解决。由于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我们常常要求用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即使它们不会有任何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期癌症的治疗。医生由于不能治愈疾病，同时又担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远远超出了科学能够认同的界限。 1950年，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127亿美元。2002年，这项开支将达到15400亿。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扭转它。有些学者总结说，如果政府资金有限，它应该停止支付延缓某一个年龄以上人群寿命的医疗费用——比如83岁左右。据说，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拉姆曾经说，老年多病者“有责任死去和让位”，以让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毕竟现在精力充沛的人们通常能工作到60岁，甚至更久，并仍然具有惊人的创造力。78岁的Viacom公司总裁萨姆勒雷斯顿开玩笑说他只有53岁。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欧康奈70有余，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库普80来岁还出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这些领导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对疾病的防治是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能够对付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作为一名年仅68岁的人，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老龄阶段保持创造力。 然而在这样的追求中，一个社会能够承担的费用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最昂贵和最激进的手段也可能是无效的和痛苦的。我也深知在医疗开销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们获得了比我们更长的、更健康的寿命。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可能在寻求不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法上花钱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更平常的方法上花钱太少。 2002 (1) 如果你想在谈话中用幽默来使人发笑，你就必须知道如何识别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问题。你的幽默必须与听众有关，能够向他们显示你是他们的一员，或者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情他们的观点。根据与你谈话的不同对象，问题也有所不同。如果你在和一群经理谈话，你就可以评论他们秘书的工作方法紊乱;相反，如果你在和一群秘书谈话，你就可以评论她们老板的工作方法紊乱。 下面举一个例子，它是我在一个护士大会上听到的。这个故事效果很好，因为听众对医生都有同样的看法。一个人到了天堂，由圣彼得带着他参观。他看到了豪华的住宅、美丽的花园、晴朗的天气等等。所有人都很安静、礼貌和友善，然而当这位新来的人在排队等候午餐时，突然被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推到一旁。只见这人挤到了队伍的前头，抓起他的食物，噔噔地旁若无人地走到一张餐桌旁。“这是谁啊,”新来的人问圣彼得，“哦，那是上帝，”他回答说，“但有时也认为自己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是你谈话对象集体中的一员，你就能够了解你们所共有的经历和问题，你就可对餐厅极难吃的食物或者总裁在选择领带方面差劲的品味进行评头论足。而对于其他听众，你就不能试图贸然地讲这种幽默，因为他们也许不喜欢外人对他们的餐厅或总裁有如此微词。如果你选择去评论邮局或电话局这样的替罪羊，那你就会很安全。 如果你在幽默时感到很别扭，你应该进行练习使它变得更自然。包括一些很随便的、看上去是即兴的话，你可以用轻松的、不做作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常常是你说话的方式使听众发笑，因此说慢一些，并且记住扬扬眉毛或者做出一种不相信的表情都会向人们显示你正在说笑话。 留意幽默，它常常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出现。它可以是一句常言的歪曲如“你要是一开始不成功，就放弃”，或者是玩弄语言和情景。留意夸张和打折扣的话。考虑一下你的谈话，选出一些词汇和句子，颠倒它们的秩序，并注入一些幽默。 2002(2) 从人类最初有了智慧至今，人们一直在设计日益巧妙的工具来处理那些危险的、枯燥的、 繁重的或者只是一般肮脏的工作。这种不得已的行为导致了机器人科学的产生——一门将人类的能力赋予机器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们还没有在机械上实现科幻小说的幻想，那么他们也已经很接近这个目标了。 由此引起的结果是，现代世界已经日益充斥着智能的装置，虽然我们几乎都注意不到他们，但他们的普遍存在却节省了许多人类劳力。我们的工厂里轰鸣着机器人生产线的节奏;我们的金融服务完成于自动柜员机旁，完成业务后，它们还会机械地、有礼貌地感谢我们;我们的地铁车辆由不知疲倦的机器人驾驶。由于电子和微观机械仪器的不断缩小，现在已有一些机器人系统能够进行精确到毫米的脑部和骨髓手术，其精确性远远超过熟练的医生用他们的双手所能达到的水平。 但是如果机器人要进入节省劳力的下一个阶段，他们必须能够在更少的人工监控下运行，并且至少能够独立地做一些决定。这些目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真正的 挑战。“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让机器人去纠正一个特定的错误，”NASA的一个机器人项目经理戴维?拉维里说，“我们仍然不能赋予机器人以足够的‘常识’，使它们能够与动态的世界进行可靠的交流。” 实际上对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追求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虽然一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一段乐观 那时候仿佛晶体管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展将使他们在2010年能够模的时期—— 仿人类大脑的活动——但是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将这个预测延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在试图建造思维模型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大脑中的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要比以前想像的更聪明，人类的感觉器官也比以前想像的更复杂。他们建造的机器人在严格控制的工厂环境里，能够在仪表盘上识别毫米以下的误差。但是人的大脑能够扫描一个快速变化的场景，迅速排除98,的不相干的物体，立即聚焦于森林中婉蜒道路旁的一只猴子，或者人群中的一张可疑的脸。地球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也不能仿效这种能力，并且神经学科学家仍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2002(3) 过去经济衰落的日子会不会重来,自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3月决定减少原油供应，原油的价格便从去年12月的不到10美元一桶上升到约26美元一桶。这次近3倍的涨价令人想起了1973年和1979,1980年两次可怕的石油恐慌，当时的油价分别涨了4倍和近3倍。前两次的油价暴涨都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那么这次警告人们厄运来临的头版新闻都到哪里去了呢, 本周伊拉克暂停石油出口，这使油价又一次上扬。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有可能在短期内使石油价格涨得更高。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这次油价暴涨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会像20世纪70年代那么严重。与70年代相比，现在多数国家的原油价格占汽油价格的份额要小很多。在欧洲，税金在汽油零售价的比例高达4/5，因此，即使原油价格发生很大的波动，汽油价格所受的影响 也不会像过去那么显著。 发达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性也不如从前，因此对油价的波动也就不会那么敏感。能源储备、燃料替代以及能源密集型重工业的重要性的降低，都减少了石油消耗量。软件、咨询及移动通讯消耗的石油，比钢铁、汽车行业少得多。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每一个美元所消耗的石油量比1973年少了近一半。国际经合组织在最近一期的《经济展望》中估计，如果油价持续一年维持在22美元左右，与1998年的13美元一桶相比，这也只会使发达国家的石油进口在支出上增加GDP的0.25%,0.5%。这还不到1974年或1980年收入减少部分的1/4。另一方面，进口石油的新兴国家由于转向了重工业，消耗能量更大，因此可能会受到石油危机的强烈影响。 另外一个不应因油价上升而失眠的原因是，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这次油价上升不是发生在普遍的物价暴涨及全球需求过旺背景之下。世界上很多地区才刚刚走出经济衰落。《经济学家》的商品价格指数与一年前相比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变化。1973年的商品价格跃升了70,，而1979年也上升了近30,。 2002(4) 最高法庭关于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问题的裁决，对于如何用药物减轻病危者的痛苦这个问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裁决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医生帮助病人自杀的权利，然而最高法庭实际上却认可了医疗界的“双效”原则，这个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道德原则认为，如果某种行为具有双重效果(希望达到的好效果和可以预见得到的坏效果)，那么，只要行为实施只是想达到好的效果，这个行为就是可以允许的。 近年来，医生们一直在借用这项原则，为自己替病危患者注射大剂量的吗啡镇痛的做法提供正当的理由，尽管他们知道，不断增加的剂量最终会杀死病人。蒙特非奥里医疗中心主任南希?都博勒认为，这项原则将消除部分医生的疑虑，这些医生在此之前一直强烈地认为，如果给病人充分的药品来止痛会加速他们的死亡的话工那就不能这样做。 波士顿大学健康法律系主任乔治?安纳斯坚持认为，只要医生是出于合理的医疗目的开药，那么即使服用此药会加速病人的死亡，医生的行为也没有违法。“这就像做手术，”他说，“我们不能称那些死亡为杀人是因为医生并没有想杀死病人，尽管他们敢冒病人死亡的危险。假定你是一名医生，只要你并没有想让病人自杀，你就可以去冒你的病人自杀的风险。” 另一方面，许多医疗界人士承认，致使医助自杀这场争论升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病人们的绝望情绪，对这些病人来说，现代医学延长了临终前肉体的痛苦。 就在最高法庭对医助自杀进行裁决的前三周，全国科学学会公布了一份长达两卷的报告——临近死亡:完善临终护理。报告指出了医院临终关怀护理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对病痛处理不力和大胆使用“无效而强制性的医疗程序，这些程序可能会延长死亡期，甚至会让死亡期难堪”。 “医疗行业采取步骤，让年轻医生去晚期病人休养所培训，对各种大胆的镇痛疗法方面的知识进行评估，为医院护理制定一份符合美国医疗保障方案的付款条例，以及为评估和治疗临终痛苦制定新的标准。 安纳斯说，律师可以在要求把医疗界的这些善意的行为变成更好的护理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不少医生对病人所遭受的毫无必要的，可预见的痛苦无动于衷”，乃至于已构成“蓄意虐待病人”。他说，行医资格理事会“必须明确表明——病人痛苦地死亡，可以推定，是由于医生处理不力造成的，应该因此吊销其从医资格”。 2001 (1) 专业化可被视为针对科学知识不断膨胀这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通过将学科细化，个人能够继续处理这些不断膨胀的信息并将它们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但是专业化仅是科学领域内一系列影响交流过程的有关现象之一。另一现象是科学活动的日益职业化。 在科学领域内，专业与业余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任何规律都有其例外。但是“业余”这个词的确具有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所指的那个人没有完全融入某个科学家群体，具体地说，他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个群体的价值观。19世纪的专业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训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要求，对业余人员进入科学界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以数学和实验室训练为基础的科学领域，这种倾向自然尤为明显，这可以通过英国的地质学发展过程得到证实。 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英国地质出版物进行比较，我们不但发现人们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而且人们对可以接受的论文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19世纪，局部的地质研究本身就可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如果局部的研究能够被专业人员接受，那么它越来越倾向于必须体现或思考更广阔的地质面貌。另一方面业余人员继续以旧的方式从事局部的研究。其整体的结果是使业余人员进入专业性地质学杂志更加困难，而审稿制度的全面引进使这个结果得到加强，这一制度开始是在19世纪的全国性杂志进行，进入20世纪后也在一些地方性地质杂志实行。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针对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的不同杂志。类似的分化过程也导致专业地质学家聚集起来，形成一两个全国性的团体，而业余地质学家则要么留在地方性团体中，要么以不同方式组成全国性的团体。 虽然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在19世纪的英国地质学界中已经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它的效果直到20世纪才充分显示出来。然而，从科学这个整体来看，19世纪必须被视为科学结构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2001(2) 今天，人们十分关注所谓的是信息差异问题——世界上信息资源丰富的地区和信息资 源贫乏的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确实存在，我和我妻子20年前就曾谈及这个临近的危险。然而，那时还不太明显的是一些抵制信息差异的、新的积极因素。实际上我们是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的。 一些技术上的因素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差异会缩小。随着互联网的日趋商业化，上网普及对商家是有利的——毕竟，上网人数越多，潜在的客户就越多。越来越多的政府，惟恐自己的国家落后，纷纷推广互联网的普及。一二十年之内，全球将有一二十亿人互联。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数年中，信息差异将缩小而不会变大。那是好消息，因为互联网很可能成为我们消除所面临的贫困的最强有效的工具。 当然，使用互联网不是惟一消灭贫困的方法。互联网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工具，但它却有巨大的潜力。 为了利用这个工具，一些贫穷国家就必须克服它们过时的针对外国投资的反殖民偏见。那些仍然认为外国投资是侵犯主权的国家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史。当美国建造它的工业基础设施时，它没有资金。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第二浪潮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港口、高速公路、码头等等——都是利用外资建设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在这块前英国殖民地投资。他们投入资金，移民参加建设。猜猜现在谁拥有这些基础设施,美国人。我相信这种事对巴西或其他所有的地方都一样。你拥有用以建设第三浪潮基础设施的外国资金越多——即电子基础设施——你就将越富裕。这并不是说躺在那里被人欺骗，或者让外国公司毫无限制地经营。但它的确意味着认识外资在建设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性，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就需要这些基础设施。 2001(3)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不相信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美国新闻编辑协会正试图回答这个痛苦的问题。该组织正深深陷入一个长期的自我剖析过程，即新闻 可信度调查项目。 遗憾的是，这次新闻机构可信度调查计划结果只获得了一些肤浅的发现，诸如新闻报道中的事实错误，拼写或语法错误，和这些低层次发现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令人挠头的困惑，譬如读者到底想读些什么。 但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有更深刻的根源。多数新闻记者都学着用一套标准的模式去看待世界，并把每天发生的事件纳入这种模式。换言之，在媒介机构的新闻采编室文化中存在着一套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为纷繁复杂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主干框架和一个现成的故事叙述结构。 新闻记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新闻编辑室的“标准模式”与众多读者的意趣相差甚远的原因。在最近一次调查中，问卷被送到了全国五座中等城市及一座大都市的记者手中，然后随机地给这些城市的居民打电话，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结果表明，与其他美国人相比，新闻记者更有可能居住在富人区，有女佣，有奔驰车，炒股，而他们去教堂，参加支援服务，扎根社区的可能性却很小。 记者们往往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精英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的工作往往反映了这些精 英传统的价值观。读者对新闻媒介令人震惊的不信任的根源并非是报道失实或低下的报道技巧，而是记者与读者的世界观每天都发生着碰撞。 这对任何一个工业产业来说都算是爆炸性的形势，对于一个正在衰落的行业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一个棘手的行业，却不断地雇用观点总体上使客户恼怒的雇员。然后它又出资组织研讨会和可信度调查项目，去探究为什么顾客们恼火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逃避新闻。但它似乎从来就没回过头来去注意那么多以前的顾客所抱怨的文化和阶级偏见。如果它能注意这个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进一步开放其多样化项目(这个项目现在还只单纯考虑招收不同种族和性别的员工)，进一步寻找那些世界观、价值观、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各不相同的各种记者。 2001(4)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并购浪潮。这个浪潮从异常活跃的美国席卷到欧洲，并以不可比拟的威力影响到正在崛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面对这个浪潮开始忧虑:“企业合并的浪潮会不会变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反竞争的力量,” 无疑，大企业正在变得更大、更强。跨国公司在1982年只占有国际贸易不到20,的份额。而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25,强，并且还在迅速上升。在那些对外开放并鼓励外资的国家的经济中国际分公司在国民生产中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部门。比如，在阿根廷，经过90年代初的改革之后，跨国公司在200家大型企业的工业生产中从43,增加到几乎70,。这个现象造成了人们对小型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作用以及世界经济的最终稳定的严重忧虑。 我认为，推动这股巨大的并购浪潮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包括日趋下降的运输与通讯费用，较低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以及市场的扩大和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扩大生产。所有这些对消费者来说都有益而无害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的财富也在增长。 目前证明这股合并浪潮是带来利还是弊的实例并不多。但是很难想像当今的几个石油公司的合并是否会重新造成约100年前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对竞争造成的同样的威胁，那时由于人们对该公司的这种担心而导致了它最终的解散。像世界 通讯这样的通讯公司合并似乎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价格，或者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反，通信的价格在迅速下降。在汽车行业，合并也同样在增加——比如戴姆勒与克莱斯勒，雷诺与尼桑的合并——但消费者看起来并未受到伤害。 但是合并运动必须受到严密监视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就在几星期以前，格林斯潘对银行业的巨大合并发出了警告。如果合并后如此巨大的银行出现，谁来充当最终的借贷者，发挥监督、规范和运作的作用呢,当一个国家对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的处理过于严厉时，跨国公司会不会把它们的生产从一地转到另一地呢,在那些将会影响许多其他国家的事情中，如美国政府与微软公司的诉讼案，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担负起“保护竞争”的责任呢, 2001(5) 当我决定辞去自己的全日制工作时决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性潮流的一 分子。一次平级的人事调动伤了我的自尊心，并阻断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促使我放弃自己地位较高的职业，当然，就像面子扫尽的政府部长那样，我也掩饰说“我只想与家人更多的呆在一起”。 奇怪的是，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写完两部小说后，我这个被美国人称为“放慢生活节奏”的试验，却使我老掉牙的借口变成了现实。我已从一个“获得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七年中在《她》这本杂志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任何东西只要一丁点的女人。 我已经发现(由于压力过大，凯茜已多次公开宣称要辞去《她》杂志编辑的职务，在这之后她也许会有同样发现)，放弃“忙忙碌碌”的生活哲学，转而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回报，比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更有价值。什么也说服不了我回到过去那种凯茜所宣扬的、我也曾自得其乐的生活中去: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最后期限，可怕而紧张的办公室的争权夺利，以及因为时间有限连做母亲也得“高效率”所造成的种种限制。 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一种简单、不大物质化的生活已成明确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慢生活节奏”——在美国也称“自愿简单化”——甚至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可称之为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想简单生活的人来说，有许多很畅销的帮你轻松生活的自助书籍;有各种简讯，例如省钱简报，会给美国人提供成千上万条有用的点子去做事，从回收保鲜腊到自制肥皂;甚至还有一些帮助团体，帮人按90年代中期脱离传统社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在美国，这种趋势一开始是对经济衰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出现于80年代后期缩小经济规模所引起的大量人员冗余之后——在英国，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的简化生活者中，这种趋势仍被认为与节俭政治有关联，虽然如此，然而我们有着不同的缘由去寻求使自己的生活简单化。论文网 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整个80年代我们曾被迫忙碌地生活，90年代中期的简化生活与其说是寻求神话般的好生活——自己种有机蔬菜以及冒险制造有机蔬菜——倒不如说我们都认识了自身的局限。 2000 Passage 1 一段长时间并且不费力而成功的历史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不利因素，但若处理得当，这种不利因素也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恰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辉煌时期，当时，它拥有比任何竞争者大8倍的市场，这使其工业经济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美国的科学家是世上最优秀的，它的工人是最富于技术的。美国的国富民强是那些经济遭到战争破坏的欧亚诸国做梦也无法达不到的。 随着其他国家日益强盛，美国的这一优势地位逐渐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优势地位上退出的痛苦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到了80年代中期，面对其日益衰退的工业竞争力，美国人感到不知所措。面对国外竞争，一些大型的美国工业，如消费电子产业，已经萎缩或渐渐消失。到1987年，美国只剩下Zenith这一家电视生产商。(现在一家也没有了:Zenith于当年7月被韩国LG电器公司收购。)外国制造的汽车和纺织品正在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美国的机床工业也即将灭亡。人们曾一度感觉下一个在海外品牌面前全军覆没的似乎该轮到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了，而在新计算机时代有着核心作用的半导体正是美国人发明的。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信任危机。美国不再视繁荣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商业经营方式不灵了，也相信不久他们的收入也会因此而下降。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国工业衰退的成因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探寻。在美国人那些有时耸人听闻的发现中充满着对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竞争的警告之词。 情况的变化真快～1995年，当日本还在奋力拼搏的时候，美国却可以对5年的稳固发展作一回顾了。没几个美国人将这一巨变单纯归因于美元贬值或商业周期循环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到如今，对自身的怀疑已被盲目乐观所取代。“美国的工业已经改变了结构，消除了滞胀，学会了明智”，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行政院长理查德•卡佛纳的看法。华盛顿特区的智囊团——卡托研究院的史蒂芬•莫尔说:“看到我们的企业正在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到自豪。”哈佛商学院的威廉•萨尔曼相信人们将会把这一时期视为“美国企业管理的黄金时代”。 2000 Passage 2 做男人总是充满危险，出生时男女比例大约是105:100，但到了成熟期，这一比例几乎持平，而在70岁的老人中女性是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死亡率普遍偏高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现在男婴存活率几乎同女婴一样高。这就意味着男孩到了寻找伴侣的关键年龄将首次出现男孩过剩现象。更重要的是，又一次自然选择的机会不复存在了。50年前，婴儿(尤其是男婴)存活的机会取决于体重，过轻或过重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今日体重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大部分差异是由基因引起的，又一个进化的因素消失了。 进化自杀还有另一种方法:存活，但少生孩子。现在没有几个人像过去那样具有旺盛的生育力。除了在一些宗教社区之外，没有几名妇女有15个孩子。当今婴儿出生的数量同死亡年龄一样已趋于平均化，我们多数人的子女数量大致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利用差异进行自然选择的机会再一次减少。印度可以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个国家给大城市里的少数人提供财富，而给其余的各部落民族以贫困。今天这种极其显著的平均化——每个人的生存机会和子女数量都相同——意味着与部落相比较，自然选择在印度中、上层已经失去了80,的效力。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进化已经结束;生物学上的乌托邦已经降临。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几乎丝毫没有牵涉到身体上的变化，没有其他物种充斥着自然中如此多的空间。但在过去的10万年——甚至过去的100年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身体却没变。我们没有进化。因为机器和社会替我们办了这一切。达尔文有一句话描述那些对进化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看有机的生命如同野人看船，好像看某种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将记住20世纪的生活方式，尽管对其丑陋之处不得其解，但是，不管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们离乌托邦的理想境界还差多远感到有多么惊讶，他们的样子会同我们差不了多少。 2000 Passage 3 当一场新的艺术运动形成某种时尚时，理应弄清其倡导者的目标所在，因为无论他们的准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牵强附会、不可思议，将来都有可能被视为正常的。然而，就未来派诗歌而言，情况却相当不同，因为无论未来派诗歌为何物——即使承认其理论根据可能正确，也很难称之为文学。 简而言之，未来派诗人宣称:一个世纪以来，过去的生活一直在有条件地急剧变化;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喧嚣、暴力和快节奏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的感情、思想和情绪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未来派诗人声称，这种加速的生活节奏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想诠释现代生活的压力，就必须加快文学发展的步伐。我们必须大量使用基本词汇，摆脱句号，修饰性形容词及限定动词的羁绊。我们不应描绘声音，我们必须造出模仿声音的词语;我们必须在同一张纸上使用不同型号和不同颜色的墨水，任意缩短或加长词语。 他们对战斗的描述确实让人很难理解。但是读到一句描写战斗的诗行的注解时，则令人有点生厌，注解中说该诗描写了一名土耳其军官和一名保加利亚军官在一座桥上发生了搏斗，结 果双双从桥上掉进河中——结果，诗把他们两人落水的声音和体重写在了一起:“扑通～扑通～185公斤。” 尽管这符合未来派诗歌的规则和要求，却很难被归入文学之列。实际上，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会拒绝接受他们的第一个观点:即情感生活的巨大变化要求表达方式也随之变化。实际问题是:我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吗, 2000 Passage 4 战后日本的生产率和社会的和谐为美国和欧洲所称羡，因此漫无目标很难说是战后日本的特色。但是，日本人正在经历传统工作道德价值观的日益衰退。10年前，日本人工作勤奋，将工作视为他们存在的主要理由，但现在日本大体上已经满足了其经济需求，年轻人却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在哪里。 战后婴儿出生高峰期的到来及妇女进入男性主宰的就业市场，限制了青少年的发展机遇，这些青少年已经开始质疑在进好学校，找好工作，攀登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阶梯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沉重的个人牺牲是否值得。在最近一次调查中发现与62.7,的美国学生相比较，只有24.5,的日本学生对学校生活完全满意。此外，与被调查的其他10个国家的工人相比，对自身工作表示不满的日本工人多得多。 虽然日本的教育因强调基础知识而经常受到外国人的赞扬，但是它往往强调考试和机械学习，而不重视创造性和自我表现。“在考分中得不到体现的那些东西——个性、能力、勇气或人性——完全被忽视，”执政的自民党教育委员会主席 Toshiki Kaifu说，“对这类事情灰心丧气，致使孩子辍学、放荡不羁。”去年日本发生了2125起校园暴力事件，其中包括929起袭击老师事件。在一片抗议声中，许多保守党领导人正在力图回复到战前，强调道德教育;去年，当时任教育大臣的Mitsuo Setoyama就提出责难，他申辩说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引进的自由改革削弱了“日本人尊敬父母的道德观”。 但是，那也许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关系更大。“在日本，”教育家 Yoko Muro说，“问题绝对不是你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仅仅是你能承受多大的负荷。”随着经济的发展，居住集中化也跟着来了，在日本1亿1900万人当中，足 ,住在城市，在那里社区和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已经成为过去，而取而代之有76 的是单门独户的两代之家。城市里的日本人长期忍受着漫长的上下班来回路程和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随着旧的群体家庭道德观的削弱，令人不舒服的结果开始显现出来。在过去10年中，日本的离婚率，尽管仍远在美国之下，已经上升了50,，而自杀事件则上升了近1/4。 2000 Passage 5 个人的雄心如果能被正确看待的话，那么它的回报——财富、声誉、对命运的掌握——则应该被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牺牲。如果雄心的传统具有生命力，那么它就应该受到广泛的推崇，尤其应该受到那些自身得到他人羡慕的人们的高度重视，当然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应包 括在内。然而，恰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不可思议地声称他们已经放弃了雄心壮志这一理想。奇怪的是他们已经从雄心壮志中获益颇多了——如果不是他们自己的雄心，那么就是他们父母的和祖父母的。这其中有着浓厚的虚伪色彩，恰如马跑后再关上马厩的门那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自己正骑在那些马背上。 当然，现在人们对成功及其标志的兴趣似乎并未比从前减弱，避暑别墅，欧洲旅行、宝马车——它们的位置、地名和商标可能会改变，但现在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似乎并未比一二十年前减少。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公开地坦陈自己的梦想，惟恐别人认为自己爱出风头、贪婪、庸俗不堪。相反我们目睹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虚伪景观:美国物欲主义批评家在南安普顿拥有一幢避暑别墅;激进的出版商到三星级宾馆就餐;倡导终生参与民主制的新闻记者却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对于这样的人，还有那些也许不太出色的人而言，“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但避免让他人看出雄心勃勃”是对他们最好的诠释。 对雄心的攻击非常之多，出自各种不同的角度;公开为之辩解的则少之又少，虽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但却未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美国，作为一种健康的冲动，一种应该令人称羡并扎根于青年人心灵的品质的雄心，它所得到的支持也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雄心已经穷途末路，人们不再感觉到它对人们的激励了，只是人们不再公开地以它为荣，更不愿公开地坦白了。当然这样就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其中的一些后果就是雄心被赶入地下，或暗藏于胸。于是情况就成了这样:左边是愤怒的批评家，右边是愚蠢的支持者，而居中的通常是大多数认真而努力追求成功的人。 99 (1) 外面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如果你走出去，可能会滑倒在门垫上，摔伤一条腿。 如果你点燃炉灶，可能会把房子烧掉。但是假如门垫或炉灶上没有警示语告诉你可能发生的危害，那么你或许可以就自己所受的伤害通过法律诉讼，成功地获得赔偿。大约自80年代初以来人们就不再(guangxian注:此处“不再”二字应删除～)这样认为了，当时陪审团已开始认为更多的公司应对其顾客所遭受的不幸负责。 公司因此感到了威胁，便做出了反应，写出越来越长的警示标识语，力图预先标明种种可 能发生的事故。现在，梯子上警告标签有几英寸长，除了警告你其他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警告你可能会摔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印在儿童编幅侠披风上的标识语竟然也告诫说，本玩具“无法让用户飞行”。 虽然警示语常常是合理而必要的，如对药物副作用而产生的危险的警示语，并且很多是州或联邦法规所要求的，但是当消费者受伤，这些警示语能否真正保护制造商和销售商使之免于责任，这还很难说。被受伤的消费者告上法庭的公司中，大约一半的情况是公司败诉。 现在看来这种趋势正在转变。尽管个人伤害的指控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但有些法庭已开始站到被告一方，特别是在处理那些有警示语也无法避免伤害的案件时。五月份，伊利诺斯州的Shutt体育公司总裁朱利?尼蒙斯就成功地打赢了这样一场官司。一名橄榄球队员戴着该公司的头盔在一场比赛中受伤瘫痪，遂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公司总裁朱利?尼蒙斯说:“他成了瘫痪，我们非常难过，但头盔的设计不是为了预防这类伤害的。”陪审团也认为造成该运动员受伤的是这项运动 该学会由一群举足轻重本身的危险性，而不是头盔。与此同时，美国法学会—— 的法官、律师、学者所组成——签署了新的民事侵害法纲要，宣布公司不必警示顾客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或者给顾客列出一份冗长的可能造成的危险的清单。康奈尔大学法学院一位参与起草新纲要的教授说，“重要的信息会淹没在细枝末节的汪洋之中”。如果该法律团体的这一适中的目的能够实现，产品上提供的警示信息实际上是用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而不是为了避免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 99(2) 大约在网上交易的第一年当中，大部分业务活动都是围绕着努力开发消费者市场来进行的。最近，随着证明网络不仅是一种时尚而已，公司间便开始(在网上)交易产品和服务。这类公司之间的销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商人通常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不过，由于怀疑网络的可靠性许多公司仍对网络的使用犹豫不决。Forrester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家布兰?欧文说，“商家需要认识到他们可以信赖销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这种途径。”有些公司为了限制这种冒险，只与那些已经熟识的贸易伙伴进行在线贸易，给予这些伙伴进入本公司局域网的权利。 网络商业模式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体现在营销策略上。前些年，互联网上的营销活动还集中在如何将用户“拉进”网站的策略问题上。然而，在去年，软件公司开发出新的技术，这些技术使得公司可以将信息直接“推出”给消费者，直接把营销信息传送给特定的用户。最突出的例子是Pointcast网络，该网络使用一种屏幕保护系统，将大量最新的信息和广告不断地传送到用户的计算机显示器上。用户可以定制自己想要接受的信息，然后直接进入某个公司的网址。像Virtual Vineyards这样的公司业已开始采用类似的技术将有关特价商品、产品推销或其他活动的信息“推”向用户。但这种“推”销技术遭到许多网上用户的鄙视。网上文化推崇这样一个概念，即流动到屏幕上的信息应是在专门的请求之后才出现的。 一旦商业促销不请自来地充斥电脑屏幕，那么网络和电视就没多大差别了。这种前景让网络净化者感到不安。 网上公司并不是非得依靠“推销”策略方能挣钱。像Virtual Vineyards和Amazon.com 及其他开拓者的例子说明:一个销售适类商品的网站，如果将交互性、热情服务、安全性合理结合，肯定会吸引网上用户的。计算能力的成本持续自由下降，这对任何建立了网上销售的企业来说都是个好的征兆。回顾过去的5到10年的历史，人们很可能会感到奇怪:尝试网上销售的公司为何如此之少呢, 99(3) 对于计算机课堂教学，人们在观点上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限:一种是以学生的就业前景为理由，另一种是以激进的教育改革为理由。很少有人就这一区别——事实上是矛盾——进行撰文探讨，但它却是促使计算机进入课堂的活动出问题的关键。 旨在使学生胜任某种工作的教育是职业教育，它存在的理由与法律所规定的普及教育之间有很大差别。根据法律要求，所有儿童都必须就学至十几岁，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增加他们的谋职能力。我们更应该具有的是作为美国公民的某种观念，即他必须准确判断自身的生活和幸福是如何受到外界影响的，否则他的公民特征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法律要求所有儿童必须上学至一定年龄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儿童天生就适合接受这种教育。随着工业化给国家带来的特有乐观精神，我们已经接受人人都适合受教育的观念。倡导计算机教育的人抛弃了这一乐观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乐观外表相悖的悲观论调。基于将计算机引入课堂的“教育理由”和“谋职理由”的混淆，主张计算机教育的人常常只强调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而忽略了他们的教育成就。 对适当的学生实行职业教育也有道理。欧洲的许多学校很早就引进职业培训的概念，以确保儿童具备欲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然而，去臆断科学家、商人、会计职位的数量是武断的。此外，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经济延展到这么多的州，涉及到这么多的国际公司，因而要按照数量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员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对少数学生而言，职业培训也许是可取之路，因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熟练的技能是能否得到工作的关键。当然，目前计算机的基本操作非常简单。不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去熟悉各种不同的软件程序的使用。当然如果想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基本的计算机技能最长也只需一两个月即学会。不管怎样，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只是对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所需的各种实际技能的补充。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不管是职业学校、还是普通学校，混淆计算机教学的目的，都不会受益。 99(4) 当一个苏格兰研究小组透露三个月前他们克隆了一只成年绵羊时，世界为之震惊，克林顿总统迅速做出反应。他宣称反对利用这种非同寻常的畜牧业技术去克隆人，并下令禁止使用联邦资金做这样的实验——尽管还没有人提议要那样做——并责成成立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夏皮罗为首的独立专家小组，在90天内拿出有关克隆人的国家政策的建议，向白宫汇报。这个名为“全国生物 伦理道德顾问委员会”(NBAC)的小组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工作， 集思广益，并诉诸笔端;在5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接近定稿的意见书取得了一致意见。 NBAC将要求克林顿总统禁止使用联邦资金克隆人的90天禁令无限期地延长，并且还可能要求将之立法。但是，NBAC成员们正计划在建议的措辞上更为严谨，以避免给克隆人体DNA或细胞等研究带来更多地限制——(这属于)分子生物研究中的常规课题。然而，该小组尚未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即是否建议立法机关把将私人资金用于克隆人的行为视为犯罪。 在5月17日会议上讨论的建议序言草案中，夏皮罗表示，专家组已取得广泛的共识，认为“试图利用成人细胞核去克隆婴儿将是违背道德伦理的”。夏皮罗解释说在与会期间，道德上的怀疑主要源于对婴儿健康带来危害的担忧。随后，该小组非正式地接受了几条一般的结论，尽管有些细节尚无定论。 NBAC计划呼吁继续禁止使用联邦政府基金利用人体细胞核去克隆婴孩的任何企图。因为现行的联邦法律已经禁止使用联邦基金克隆研究用的胚胎(人类子代出生前的最早阶段)或有意识地危及胚胎的生命，NBAC在胚胎研究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 NBAC的成员明确表示，他们呼吁由私人提供资金的研究人员和机构不要试图通过人体细胞核转移去克隆人。但他们在是否进一步要求联邦立法强令彻底禁止克隆人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夏皮罗和大多数委员赞成将此立法，但在电话采访中，他透露这一议题仍“悬而未决”。 99(5) 在实践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做实验，但更依赖于实验的观察者(即做实验的人)的心理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艾萨克?牛顿爵士通过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多少个世纪以来，苹果一直在许多地方落到地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过苹果落地。多年来牛顿一直对月球和行星绕轨道运行的起因好奇不已。是什么使它们处于现在的位置呢,它们为什么不落到天空之外呢,苹果向下落到地面不是向上飞到树上，这一事实回答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天空中更大果实——月球和行星所存有的疑问。 多少人会考虑过苹果向上飞到树上的可能性呢,牛顿考虑过，因为他不想对任何事情进行预测。他只是怀有好奇心。他的思想在准备思考不可预测的事。不可预测性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不可预测现象的产生就无所谓科学研究了。科学家们在为科学杂志撰写千篇一律的报告时常常忘记这一点，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在和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交谈时，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认为“科学方法”可以代替创造性思维。我出席过一些科研会议，会上有人问一位科学家继续某项实验是否是明智之举。那位科学家皱了皱眉，又看了看图表，然后说:“数据还是不够充分。”预算部门的人说:“这点我们知道，但你的意见如何,你觉得值得做下去吗,你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这位科学家感到很震惊，他没有料到人们会让他做出预测。 当然，这几乎等于说:那位科学家成了他自己论文的受害者。他所提出的种种论断是如此 不容置疑、如此一致，以至于不仅他自己相信了，而且也说服了工商界的管理者相信其正确性。假如科学实验像科学杂志登载的科学报告显示的那样完全按事先的计划去规划和实施，那么，对管理层来说，期待研究能够产生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结果是完全合理的。审计人员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确切知道自己的目标并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家们根本没必要用一只眼盯着现金计数器的同时，还要用另一只眼睛盯着显微镜。如果像他们的论文所反映的那样，科学家也想看到规律性和与某种标准模式的一致性，那么如果管理人员歧视研究人员中的“标新立异者”，而赞赏“善于合作”的具有传统思维模式的人，那也是无可指摘的。 98 (1) 在重大技术所创造的东西中很少能像大型水坝这样让人痴迷的。可能正是因为人类长期遭受旱涝灾害的摆布才使得人们治理江河、供我驱策的理想如此令人痴迷。但让人着迷有时也就使人盲目。有几个巨型大坝项目就有弊大于利的危险。 建造大坝的教训是:大的未必总是美的。但这个教训也无法阻止修建高大雄伟的大坝已成为那些力争得到自我肯定的国家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的象征。埃及由于建造了阿斯旺大坝而巩固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土耳其在力图跻身第一世界的努力中也包括修建阿塔特克大坝。 但大坝不会像预期的那样产生效果。以阿斯旺大坝为例，它阻止了尼罗河洪水泛滥，但也使埃及失去了洪水冲击过后留下的肥沃土壤，换回来的是这么一个疾病滋生的水库。现在这个水库积满了淤泥，几乎不能发电了。 不过，控制水的神话还在继续。本周，在文明的欧洲腹地，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就为了多瑙河上的一处水坝引起争端，差点动用了军队。这个大型工程可能会出现大坝上所有的常见问题。但斯洛伐克正在要求脱离捷克而独立，现在他们需要建一个大坝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已经贷款给印度来建造问题很多的纳尔马达大坝。尽管世界银行的顾问说，该大坝将给平民带来苦难，而且也会破坏那里的环境，但世界银行已经这样做了。大坝会给有权有势者带来利益，但这种利益却没有保障。 对于水坝的影响作用、水坝控制水流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恰当而科学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解决这些冲突。水利发电，治理洪水以及灌溉即使不建大型水坝也是可能的，不一定非要建大坝。但当你相信神话时就很难做到合理或科学。现在是世界吸取阿斯旺大坝教训的时候了。我们未必要通过大坝来拯救自己(dekuan68注:此句应译为“我们不需要建一座将被拯救的大坝”)。 98(2) 人们说，不劳就无获。但是，如果有劳却无获又会怎样呢,在美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听到企业复苏的故事。商人们自认为的他们所领导的生产力革命是否确有其事，这一点更加难以确定。 官方的统计数字却有点不让人乐观。这些数据表明，如果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合起来算，1987年以来生产力平均增长1.2%。这比前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略快。自1991年来，生产力每年约增长2%。这比1978年—198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两倍以上。问题在于，近年发生的生产力快速增长部分是由于商业周期通常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的反弹造成的，因而它不是经济复苏已经是潜在趋势的结论性证 据。正如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所说的，生产力发生飞跃的商业传奇与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 这其中的一些原因很容易解释。企业重组的新方法——所有那些重新设计和缩小规模的做法——只是对一个经济的整体生产力做出了一方面的贡献，而这种经济的发展还收到许多其他因素的驱动，如设备、机械上的联合投资，新技术，以及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另外，公司的大部分改革是为了赢利，而达到赢利的目的不一定非要提高生产力:转入新的市场或改善产品质量也会有同样的功效。 其他两种解释带有很大的猜测性。一种解释是近年来所进行的公司重组也许并未奏效。另一种则说，即使有所成效，效果也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广泛。 哈佛学者，快速增长的面包连锁店Au Bon Pain的前任总裁莱昂纳多?施莱辛格说，许多“重组”是粗糙的。他认为很多情况下，企业收益的损失超出了成本的降低。他的同事迈克?比尔说，太多的公司已用机械的方式进行重组，在没有充分考虑到长期赢利能力的情况下降低了成本。BBDO的艾尔?罗森夏恩更加直率。他把许多重组咨询专家所做的工作视为垃圾——“典型的劳而无获”。 98(3) 科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想想看，17世纪伽利略为他叛逆性的信仰而遭受天主教会的审判，还有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萨克?牛顿的机械的世界观所发表的尖锐批判。本世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裂更深了。 以前，科学界如此之强大以致可以对批评者置之不理——但现在不同了。由于科研经费减少了，科学家出了几本书来抨击“反科学”势力，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和拉特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合著的《高级迷信》及康奈尔大学的卡尔?萨根著的《鬼怪世界》。 科学的捍卫者们也在一些会议上表示了他们的担忧。比如，1995年在纽约举行的“远离科学和理性”会议，以及去年6月在布法罗附近召开的“信息(迷信)时代的科学”会议。 显然，反科学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格罗斯和莱维特主要挑那些质疑科学客观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毛病。而萨根则更关注那些相信鬼怪、上帝造物论和其他与科学世界观相左的人。 1996年对新闻报道的调查表明，反科学的标签也贴在了许多其他群体上，从提倡消灭所有现存的天花病毒的官方人士到倡议削减基础研究基金的共和党人。 将该词用在仇视现代文明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也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它在1995年公开发表蔑视科学、渴望回到前技术时代理想社会的声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加控制的工业发展表示担忧的环境主义者也是反科学的，而去年5月份刊登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一篇文章似乎有此暗示。 毫无疑问，环境主义者要对这些批评做出反应。作为环境研究的先驱者，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认为，科学的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对支持全球变暖、臭氧层稀薄和工业增长带来的其他后果的证据提出质疑的人。 的确，一些观察者担心反科学这个词会失去意义。“‘反科学’这个词可以涵盖很多截然不同的东西”，哈佛大学的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在其1993年的著作《科学和反科学》中写道:“它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会激怒或威胁那些自以为比别人更有见识的人。” 98(4) 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出这样一幅图像:随着东北部和中西部人口增长近乎 停止，地区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这一发展——以及它对今后几年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强大影响——使南部在美国人口普查史上第一次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总共增长了2320万——从数字上看，这是有纪录以来10年期人口增长的第三高峰。即使如此，人口总数也只增加了11.4,，除了大萧条时期，这是美国年度记录最低的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大量向南部和西部迁移，而且这种趋势如今仍很盛行。 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这三个阳光充沛的地区，1980年的人口比前10年增加了近1000万。在大城市排行榜上，圣地亚哥从第14位上升到第8位，圣安东尼奥从第15位升到第10位，而克利夫兰和华盛顿特区却被挤出了前10位。 普查官员说，并非所有这些人口迁移都是为了离开寒冷地带。不断涌入的移民潮，还有以前“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些孩子也已到了生育年龄，这些都发挥着作用。 而且，人口学家发现，向南部和向西部的不断迁移还伴随着一种相关却又较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显然不再仅仅寻找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地方，也在寻找人口稀少的地方。例证如下: 从区域上看，洛基山脉各州上报了自1970年以来最高的人口增长率——37.1,，而以前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的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5,。 从各州情况看，内华达和亚利桑那是增长最快的两个州:其增长率分别为63.5,和53.1,。除了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外，处于人口增长率前10位的都是西部各州，共有750万人——每平方英里约9个人。 离开人口过度稠密区的做法影响了以前那种离开寒冷地带去气候宜人之地的趋势。 没有哪次调查比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更能突出显示美国人迁往最西部是为了找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正因为如此，加利福尼亚州在70年代人口增加了370万，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70年代也有大量的人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多数去了西部其他的地方。他们常常选择——现在依然这样选择——一些气候较冷的地区，如俄勒冈、爱达荷和阿拉斯加，为的是躲开“金州”加利福尼亚)的烟雾、犯罪和其他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结果，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降到了18.5,——略高于60年代增长率的2/3，但大大低于西部其他各州。 98(5) 地球上散落分布着100多个互不相连的小火山活动区，被地质学家称为热点。和世界上大多数火山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总是在构成地球表面的巨大漂流板块之间的边界上出现;相反，许多热点处于板块较深的内部。大多数热点移动非常缓慢，有时，板块滑过这些热点便留下了死火山的痕迹。热点及其火山痕迹是板块移动的标志。 板块漂移这一理论现在是毋庸置疑的。例如，以非洲和南美洲为例，由于有新的物质注入二者之间的海底，两大洲距离越来越远。但互相吻合的海岸线和某些似乎跨越海洋的地质特征会使人想到这两个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携带这些大陆的板块的相对运动已经能够被详细地阐述出来，但一个板块相对另一板块的运动还不能轻易地解释为它们相对于地球内部的运动。人们不能确定两个大陆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还是一个大陆停止不动而另一个从它身边漂移开去。位于地 球更深层的热点提供了解决该问题的测量仪器。从热点地区的人口情况分析来看，非洲板块似乎是固定的，在过去3000万年里也没有移动过。 热点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它们作为参照体系的作用。现在看来，它们还对推动板块在地球表面漂移这一地球物理过程有重要影响。当大陆板块漂移到热点上方，来自地球深层的物质便形成了巨大的圆顶状隆起物。随着这个圆顶的增长，板块出现深深的裂缝。至少有几次，大陆可能会沿着其中的一些裂缝完全裂开了，因此这个热点就引发了一个新的海洋的形成。这样，正像早期的理论解释了大陆的移动性一样，热点理论或许能解释大陆板块的不稳定性 1997 Passage 1 凌晨3:45进行了最终表决。经过6个月争论和最后16个小时的国会激烈辩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澳北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医生根据绝症病人个人意愿来结束其生命的合法当局。这一法案是以令人信服的15票对10票通过。几乎同时，该消息就出现在互联网 上。身处地球另一端的加拿大死亡权利执行主席约翰?霍夫塞斯在收到该消息后便通过协会的在线服务“死亡之网”发了公告。他说:“我们整天都在发布公告，因为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 要充分理解这一法案的深刻意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澳北州晚期病人权利法使得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普通市民都同样地力图从道义和实际意义两方面来对待这一问题。一些人如释重负，另一些人，包括教会，生命权利组织以及澳大利亚医学会成员都对这一决议及其仓促的通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一潮流已无法逆转。在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延长寿命技术和公众态度的变化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其他州也将考虑制定类似的法律来处理安乐死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死亡权利运动正在积蓄力量。观察家们正在等待多米诺骨牌产生的效应。 根据澳北州所通过的这项新法案，成年病人可以要求安乐死——可能是通过注射致死药剂或服用致死药片——来结束痛苦。但此前病人必须由两名医生诊断其确实已病入膏肓，然后再经过7天的冷静思考期，方可签署一份申请证明。48小时后，才可以满足其安乐死的愿望。对于居住于达尔文现年54岁的肺癌患者利奥德?尼克森来说，这个法律意味着他可以平静地生活下去而无须整天惧怕即将来临的苦难:因呼吸困难而在煎熬中痛苦地死去。“从思想上说，我并不害怕死，但我怕的是怎样死，因为我在医院看到过病人在缺氧时苦苦挣扎，用手抓他们的面罩时的情景。”他说。 1997 Passage 2 去美国访问的人经常带回报告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友善、好客、乐于助人。公正的说，人们对加拿大人也有这样的评论，因而，应当认为这是北美普遍的现象。当然也有例外。在美国，心胸狭隘的官员，举止粗鲁的招待和毫无礼貌的出租车司机也并非罕见。尽管有不如意的地方，但因为人们常常得出美国人好客的观察意见，因而也就值得议论一番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很多地方，旅行者的到来因暂时打破原本的单调生活而受人欢迎。无聊、孤独是居住相对遥远的家庭的普遍问题。陌生人和旅行者 很受欢迎，他们带来了娱乐消遣，还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消息。 开拓者的严酷生活现实也促成了这一好客的传统。单独旅行时，如果挨饿、受伤或生病，通常只能向最近的小屋或村落求助。对旅行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也并非是行善的一时冲动。它反映了日常生活的严酷:如果你不收留他，那他便无处求助了。请记住，有一天你也可能处于相同的境遇。 如今，有了很多的慈善组织专门帮助疲惫的旅行者。不过，热情接待陌生人的传统在美国仍然很盛行，尤其是在远离旅游热线的小城镇。“我只是路过，和这个美国人聊了聊。很快，他就请我到他家吃饭——这真令人惊奇。”来美国的旅客谈论此类事件很普遍，但并非总能得到正确理解。很多美国人不经意表现的友好不应被看做是表面或虚假的应酬，而应该看成是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结果。 同任何发达国家一样，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特征，信念和习俗构成了美国所有社会交往 的基础。当然，会讲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就理解该语言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不能正确“诠释”文化含义的旅行者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美国人所说的“朋友”一词，其文化含义可能与旅行者语言和文化中的“朋友”大相径庭。要想正确区分礼貌是出于文化习俗还是个人兴趣，单凭一次公共汽车上的偶遇是不够的。不过，友好是很多美国人推崇的美德，同时希望邻居和陌生人也能如此。 1997 Passage 3 从专业角度说，除食品外，任何能改变我们生理和心理机能的物质都是药物。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药物”这个词仅仅指某些药品或是吸毒者服用的违禁化学品。他们没有意识到诸如酒精、烟草这些我们熟悉的物质也是药物。这也是现在许多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使用“物质”这个更加中性的词的原因。他们常用“物质滥用”而不用“药物滥用”来清楚表明滥用酒精、烟草这样的物质如同滥用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有害。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药物)在医疗和社交方面的使用都很广泛的社会里:用来缓解头痛的阿斯匹林，用来应酬的酒，早晨用来提神的咖啡，还有定神用的香烟。使用这些物质得到了社会认可，且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什么时候就变成滥用了呢,首先，大多数物质的过量使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中毒或严重的感知错乱。反复使用一种物质可以导致成瘾或对该物质的依赖。依赖的最初表现是不断增长的耐药量，要产生预期的效果需要的药剂量越来越大，而一旦中断使用就会出现难受的停药症状。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改变感知觉和行为的药物(物质)属于对神经起显著作用的物质，它们通常分为兴奋剂、镇静剂和幻觉剂。兴奋剂主要起到加速或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而镇静剂则相反:减缓它的活动。幻觉剂主要影响人的感知，通过多种方式对感知加以扭曲或改变，其中包括产生幻觉。这些物质常被认为能“引起幻觉”(psychedelic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心灵显现”)，因为它们似乎能改变人的意识状态。 1997 Passage 4 没有一家公司乐意听到别人说自己引起了社会的道德败坏。参议员罗伯特?多尔上星期质问时代华纳公司高级人员时说:“难道这就是你们要成就的事业吗,你 们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难道你们还非要腐化我们的国家，威胁我们的孩子不成,”不过，对于成立于1990年的时代华纳公司而言，这样的质问仅仅只是公司自我反思的最新表白，是在不同时期涉及责任、创作自由和公司底线问题的自我反省。 于1992年接替已故董事长斯蒂夫?罗斯的56岁的现任董事长杰拉德?莱文是争论的焦点人物。财政方面，他承受着抬高股价，减少公司巨额债务的压力。在两笔新的有线电视交易谈妥后，债务将达到173亿美元。他也答应出售部分财产并重组公司，但现在投资者们仍在焦急地等待着。 人们对说唱音乐的焦虑并没使他的日子变得好过。莱文一向以它是一种富于表现力的 演唱方式为理由来捍卫公司的说唱音乐。1992年公司因出品Ice-T乐队狂暴的说唱歌曲《警察杀手》后备受谴责时，莱文说这是街头文化的合法表达方式，它应该有自己的宣泄途径。他在《华尔街日报》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检验不在于它能多有效地控制各种情感的表达，而在于是否给予了人们思考和表达的最广泛的自由，尽管有时这种结果会引起争论和愤怒。我们不会在任何威胁面前退却。” 莱文不愿对上周的辩论做出评论，但有迹象表明这位董事长的强硬立场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在上个月的股东会议上，大家就摇滚乐的歌词进行了讨论。莱文宣称“音乐不是社会问题的病因”，他甚至还以自己为例。他的儿子是纽约州布朗克斯的一个教师，用说唱乐的表达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但他也谈到了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要“保持平衡”的问题。他还宣布公司将致力于为一些人们可能会反感的音乐制定发行和标识的标准。 总的来说，时代华纳公司的15位董事是支持莱文和公司的经营策略的。但内部人士透露其中几位对此事表示担忧。“我们中的一些人多年来就知道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说的自由并非毫无限制，”鲁斯说，“我想与公司有关系的一些人可能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点。” 1997 Passage 5 很多用来描述货币政策的词，如“引导经济软着陆”，“触动经济刹车”，听起来像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事实远非如此。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在政策改变对经济产生影响前会有一段较长时间且变化不定的后滞期。因此，才会有人将货币政策的指导比做是驾驶一辆带有黑色挡风玻璃、后视镜破碎及方向盘失灵的汽车。 尽管有这么多不利因素，中央银行家们似乎对近来的形势有了不少值得夸耀的东西。西方七大工业国去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降至仅2.3,，接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7月略微升高到2.5,。这远远低于许多国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经历的两位数的膨胀率。 这也低于许多预测者预测的数字。1994年底，每月接受《经济学家》意见调查的一组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在1995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将达到3.5,。实际上，8月份就降到了 2.6,。而且有望达到全年平均仅为3,。去年年底，英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比预测的要低半个百分点。这不是昙花一现。在过去几年里，英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始终低于预测水平。 经济学家对英美两国有利的通胀率感到特别诧异，因为传统的计量方法表明两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几乎没有生产萧条的时候。比如，美国的生产力利用率在今年前段时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失业率(8月份为5.6,)已降到低于对自然失业率的大多数估测——过去，当比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早已迅速上升。 为何通货膨胀如此的和缓,可惜的是，这最令人震惊的解释有一点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强有力的变化已经推翻了那个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历史上相互关联为基础的旧的经济模式。 1996 Passage 1 沉默寡言的老人们曾经说:“重要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而是你得到了什么。” 心理学教导人们，如果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并且想要的又是合适的东西，你就能得到它。 你可以在头脑里勾画出一幅欲望的蓝图，就像你可以设计房屋的蓝图一样。而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不停地画着这样的欲望蓝图。比方我们想请朋友吃晚餐，我们就会筹划菜谱、写购物单、决定先煮什么菜等，这样的筹划对于举行任何形式的宴请都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那就拿一张纸，写一份简历吧。为找工作做筹划，从你自己开始，因为只有当你确切知道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你才可能明智地筹划到哪儿去兜售你的服务。 你的简历实际上是对你的职业生涯的简单描述，它包括教育、经验和证明人。这个描述是很有价值的，在填写标准的申请表格时它可提供参考，在面试时更是起极大的作用。在与你谈话时，你未来的雇主将根据你的教育、你的经验和你其他的资历来确定雇用你是否值得，因此你必须把你的“商品”和能力以有序而合理连贯的方式陈列出来。 当你为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仔细地筹划了一幅蓝图后，你就有实在的东西可以兜售了。那时你就准备去找工作，先搜集有关你想找的工作的所有信息，对工作和公司的详情进行调查，留心看与听，使用你的判断能力。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寻找你想要的工作，请记住:找工作就是你现在的工作。 1996 Passage 2 随着BBC(英国广播公司)全世界电视节目的开播，亚洲和美洲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不仅可以听到广播，也能看到它的电视新闻报道了。当然，英国听众和观众可以收到两个BBC电视频道，五个BBC全国广播电台和几十个地方电台，每户每年交83英镑的收视费便可收看体育、喜剧、戏剧、音乐、新闻时事、教育、宗教、议会报道、儿童节目及电影。 延续七十多年，BBC可谓历程辉煌，然而现在，BBC的未来却令人疑虑。至少目前， 它仍可以公办广播机构的身份生存下去，但它的作用、规模和节目却成了全英国争论的话题。 英国政府发起了这场争论，它邀请每一位对BBC有看法的人——包括普通的听众和观众——对公司好坏进行评说，甚至可以评说他们是否认为公司值得办下去。这样做的原因是BBC所持的皇家特许证于1996年到期，政府必须决定让公司维持原状还是进行变革。 公司的捍卫者——他们中有很多人——喜欢引用美国的广告口号:“如果没坏，就不要修。”他们说英国广播公司“没有破产”，他们的意思是说它没有垮掉(broken和单词broke是有区别的，broke的意思是没有钱)，那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去改变它呢, 然而BBC将不得不进行变革，因为周围的广播世界正发生变化。商业电视频道——ITV和第四频道——应撒切尔政府广播法案的要求进行商业化，彼此竞争广告业务，降低成本，裁减员工。但从长远来看会引起最大变化的是新的卫星频道的出现，它们的部分资金来自广告收入，部分来自用户收视费。 1996 Passage 3 19世纪后半叶，“资方”和“劳方”按现代方式不断扩大和完善各自相对立的组织。许多旧式公司被责任有限公司所取代，由领薪经理构成其管理机构。这种变革通过聘用大量专业人员来适应新时代的技术要求，并防止了效率的降低，而在过去这种低效率使得许多旧式家族企业在精力充沛的创业者之后的第二、三代手中破产倒闭。而且这也是公司摆脱个体创造，走向集体化和市营、国营迈出的一步。铁路公司，虽然仍是为股东谋利的私有企业，但还是与旧家族企业大不相同了。与此同时，大城市也开始涉足实业界，为纳税人提供照明、电车及其他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及市政企业的发展导致了重大后果。对资本与企业的如此大规模的非个人操纵大大地增加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持股人的数量及其地位的重要性。他们在国民生活中代表着非责任性的财富，与土地及土地所有者责任相分离，几乎也同样与企业的责任经营相分离。整个 19世纪，美洲、非洲、印度、澳洲及欧洲的部分地区都靠英国的资本发展起来，而英国股东则因世界性的工业化而大发其财。像伯恩茅斯和伊斯特本这样的城市的兴起是为了给大批 “舒适” 阶层提供居住场所，这些人靠自己的丰厚收入而不工作，除了领取红利，偶尔参加股东会议向管理人员发号施令外，他们与外界没有联系。另一方面 “ 持股 ” 就意味着悠闲和自由，维多利亚后期许多人视之为伟大文明的最高目标。 这种股东不了解他们所持股的公司里工人们的生活、思想和需求。他们对劳资关系也不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领取报酬后代表公司经营的经理与工人和工人的需求形成更加直接的关系，但甚至他也很少像正在被淘汰的旧式家族企业的家长制中的雇主 那样对工人有着亲近的、个人化的了解。的确，单说公司的经营规模和所用的工人数量就使建立这种个人关系不可能了。然而，幸运的是，工会的势力和组织在日益壮大，至少在各技术行业是这样，这就使工人与雇用他们的公司经理们地位平等了。罢工和封厂的严酷惩罚使双方学会了互相尊重对方的力量，理解公正谈判的价值。 1996 Passage 4 在早期美国，像电报、汽船和织布机这样重大的发明突破纷涌而出，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诸多形成因素中，我想特别指出这个国家优异的小学教育;欢迎新技术的劳动大军;对发明者进行奖励的做法;尤其是美国人在处理技术性事物所具有的非语言的空间思维才能。 为什么要提小学教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校，我们的早期技工才普遍能读会写，并精通算术及部分几何和三角，这种情况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尤为可见。 目光敏锐的外国观察家把美国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与这种教育优势联系起来。正如1853年访美的一个英国访问团成员所报道的那样，“由于有了学校彻底训练过的头脑，美国孩子迅速地成为技术熟练的工人。” 推动发明的另一刺激因素来自“奖赏”制度，它产生于我们的专利制度之前，且多年来与后者一同实施。这种做法来自国外，为发明者颁发奖章、奖金和其他奖励。 在美国，大量奖励新发明的奖品在乡村集市和大城市的工业博览会上颁发。美国人纷纷涌向这些集市和博览会去欣赏新机械，因而更加坚信技术进步会造福人类。 有了这种对技术革新的乐观态度，美国工人很快便习惯了机械技术需要的那种特别的非语言的思维方式。正如尤金?弗格森曾指出的:“技术人员思考那些不能被简化成功用明确的语言进行描述的物体;这些物体在他的头脑中以视觉性的、非语言性的方式被处理加工……设计者和发明者……能把那些尚不存在的机械在头脑中组装和操作。” 这种非语言的空间思维方式与绘画和写作一样具有创意。罗伯特?法欧曾写道:“技术人员坐在杠杆、螺钉、楔子、轮子等中间，如同一位诗人处在词汇之中，应该把它们看做是自己思想的一种表达，每一个新的组合都能传达一个新的意念。” 当所有这些成因——学校、开放的态度、奖赏制度及空间思维天赋在美国大陆上相互作用时，便造就了美国人的特点——竞争。今天这个词仅表示“模仿”(取其仿效之意)，而在早期美国，它却意味着为名誉和优秀而进行友好、竞争的拼搏。 1996 Passage 5 有传言说，有20多本关于创世纪论与进化论之争的书即将出版，有几本已经面世了。所有这些书的目的是试图告诉那些迷糊而且常常是还不开通的芸芸众生:就宇宙和生命的起源与发展问题而言，不可能存在两种都成立的科学理论。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宇宙学、地质学、 生物学已经提供了一贯的、统一的并且是在不断完善的解释。而“科学”创世纪 论——当课堂上讲授进化论时，有些人就想争抢“相同的课时”来解释它——是基于宗教，而非科学的。实际上，所有科学家和大多数非原教旨主义宗教领袖们都已将“科学”创世纪论看做是拙劣的科学和拙劣的宗教。 金切尔这本书的前四章简单地介绍了进化论。作者在合适的地方引入了对创世纪论者的批评并提供了后者的回答。在书的后三章，他毫不客气地对创世纪论者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揭露了这些人的纲领和手段，对那些不了解创世纪论者惯用手法的人来说，其欺骗和歪曲事实的程度会让他们感到气愤和吃惊。由于他们的基本动机是宗教，人们原本还期待他们会做出更具基督精神的作为。 金切尔是位哲学家，这也许能部分说明他的立论为何明确而有说服力。非专业人士起码可以了解支持进化论的各种数据和观点。关于创世纪论者的最后一章对每个人来说都阐述得极为清楚。这部优秀作品的护封上引用了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一句话，“本书赌注是理性”。的确如此——如果理性是创世纪论和进化论之争的惟一裁判，一切问题就已解决了。 1995 Passage 1 花在广告上的钱和我所知花在任何别处的钱一样值得。它直接有助于商品以合理的价格销售，由此建立稳固的国内市场，并使商品能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口。它吸引人们对新观念的注意，极大地提高生活标准。广告有助于增加市场需求，从而确保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是遏制失业的一个有效方法。它降低了多种服务费用，没有广告，每天看的报纸价格会上涨四倍，电视收视费会翻番，公共汽车或地铁票也得提高20,以上。 也许最重要的是，广告为你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提高了合理的价值方面的保证。除了国会制定的二十七项法案对广告词加以约束之外，没有哪个专职广告商胆敢推销与广告承诺不符的产品。他们或许能通过误导性的广告暂时愚弄一些人，但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庆幸的是，公众有良好的意识，他们不会一而再地去购买劣质商品。如果你看到一种商品不断地打广告，我认为这是最可靠的证明，即此商品一定与其宣传名副其实，一定体现良好的价值。 广告给社会带来的物质利益比任何我所能想到的方式都多。我觉得有一点还得谈一谈。最近我听到一位著名电视人宣称他反对广告，因为广告意在劝诱而非提供信息。他把两者区分得过于细微，因为广告不可避免地要劝说消费者。 如果广告的内容仅仅限于提供信息(虽说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它本身也是很难做的，因为哪怕是挑衬衫颜色这样的细节也带有几分劝诱性)，那会令人生厌，以致没人再去理会。但也许这就是那位著名电视人所希望看到的。 1995 Passage 2 人们对成长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将其视作结果;一是将其视为过程。人们通常把个人成长看做是易于识别和测量的外在结果。工人得到升迁，学生成绩提高，外国人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这些都可表明人们付出努力之后，取得了可衡量的成绩。 相比之下，对成长过程的测定就难多了，因为从定义上讲，它是一次旅行，不 是沿途上的某个路标或界标。成长过程不是道路本身，而是当遭遇新的情况或未曾预料的坎坷时所持的态度和情感，是慎重行事还是勇往直前。在这个过程中，旅行永远不会真的结束;总会有新的方法去体验世界，新的思想去尝试，新的挑战去面对。 要想成长，要想探索新的道路，人们就得乐于冒险，乐于面对未知世界，并敢于接受初次尝试便失败的可能性。我们在尝试新的生存方式时如何看待自己对我们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自以为行动敏捷而又好奇吗,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去抓住更多机会，更加勇于面对陌生的体验。自以为害羞而优柔寡断吗,那么这种恐惧感便会使我们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而且在确保安全无虞后才前进一步。自以为适应变化的速度很慢，不够精明，无法应付新挑战吗,那么我们就可能采取消极姿态，或根本不去尝试。 如果我们要变化、要成长，那么这种不安全感、自我怀疑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去正视并克服这些内在的恐惧和疑虑，如果我们过于自我保护，那么我们就会停止成长，陷进自己营造的壳里面。 1995 Passage 3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社会里，以前简单地获取信息的方法变得复杂了。许多请教家人、朋友或同事便能解决的生活问题，现在却超出了大家庭的能力范围。去哪儿寻找专家信息，如何确定接受哪条专家建议成了当今许多人面临的问题。 除此之外，二战以来，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大。随着家庭远离稳定的社区、多年的朋友。大家庭的种种关系，非正式的信息交流被切断了。同时在需要时就能得到可靠可信的信息的信心也随之丧失了。关于生活最基本的方方面面的信息的无意识交流也被切断。因此，曾经在大家庭内部通过日常交流就可下意识学到的东西，现在却要有意识地去学。 除了当今的社会变化之外，还有信息量巨大的问题。今天，个人可获得的信息比任何时代的人都多，而要找到一条与自己问题相关的信息既复杂又耗时，有时甚至相当困难。 伴随着信息量不断增长的是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使得人们能够比过去以更快的速度往更多的地方储存和发送更多的信息，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计算机技术使人们可以把大量的数据储存到机读文件里，还能通过计算机编程找到某一信息。电信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能通过电视、无线电传送信息，不久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大量信息，将对人们实施信息轰炸。人造卫星拓展了通讯能力，可以对事件进行现场报道。通过远程会议，专家知识能在全世界范围 内被分享，有争议的问题也能被解决，同时人们也不必放下工作、别离家人，大老远去开会了。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分享、信息存储和信息传递，这就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多 的信息。 在这个多变而又复杂的世界里，对信息的要求最为重要。那些拥有准确、可信、最新信息并用来解决日常问题、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以及社会和家庭问题的人就能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知识就是力量”是再正确不过了，获取信息也许是所有人最迫切的要求。 1995 Passage 4 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A型性格的父母会有A型性格的子女。但环境也一定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因为如果竞争对父母来说很重要的话，那它也可能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让孩子吸收A型性格的一个地方是学校。学校，就其本质而言，是高度竞争的机构。很多学校采用“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成功”的道德标准并通过炫耀成绩来估量孩子们是否成功。目前热衷于让孩子与同学竞争或与时间赛跑造成了一种双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竞争性的A型学生在某些方面似乎比B型的学生要好。过分地热衷于获胜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记住，第一位跑马拉松的费迪皮迪兹在说完“欢呼吧，我们赢了”之后几秒便倒地而死。 学校里最糟糕的竞争形式就是不恰当的强调考试。很少有学校允许学生集中精力做他们能做好的事。以考试竞争这种做法的好处本身有点值得怀疑，而明知有人考试会通不过的情况下还要进行竞争，则肯定是有害的。 显然，要将所有A型孩子变成B型孩子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这个世界需要各种性格的人，一个重要职责是使孩子的性格适合将来可能从事的工作。这才是最好的管理理念。 如果学校对学业的强调减少一些，也许就有更多的时间教孩子更重要的价值观念。也许对护理职业——特别是医疗护理人员——的选择应少注重化学成绩而多关注他们是否敏感、是否有同情心。只从A型性格的人员中挑选医生的确是个错误。B型性格的人非常重要，应该受到鼓励。 1995 Passage 5 过去的经历会影响日后的行为，这就表明存在着一种明显但却非凡的脑力活动——记忆。如果没有大家称之为记忆的功能，学习便不能发生。反复练习对记忆有很大影响，可以使人们熟练地演奏钢琴、背诵诗歌、乃至总结和理解这些词句。用于解决问题或是辨别出有问题存在的所谓的智力行为需要记忆，记忆能力是推理的一个基本需求。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是识别问题存在的能力都取决于记忆。最典型的是，决定过街也要凭借许多对以前经历的记忆。 实践(或称复习)就是建立并保持对某一任务或所学材料的记忆。有一段时间不实践，学到的东西往往就会忘记(渐进性地遗忘);其适应性结果也就显得不太明显。然而戏剧性地 突然遗忘的例子也可被看做具有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忘能力可解释为动物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能力。的确，如果记住一段痛苦的情感经历会导致严重的焦虑，那么遗忘倒可以使人得到解脱。然而，进化论的解释可能会使人难以理解普遍的渐进遗忘过程是如何在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的。 在考虑记忆的进化及其所有可能的方面时，思考一下如果记忆不会消失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很有用处的。显然，遗忘有助于时间的定位，因为旧的记忆淡忘，新的记忆往往就突出，从而为推算持续的时间提供线索。没有遗忘，适应会受影响，例如，已学会的行为十年前可能是正确的，现在则不然了。有记录表明，有些人(按一般标准)忘的太少，以致日常生活常混乱不堪。因此遗忘似乎有助于个体及物种的存活。 另一种思路则假定人的记忆存储系统储量有限，这个系统专门通过遗忘提供适应的灵活性。根据这个观点，在学习或记忆储存(输入)和遗忘(输出)之间要不断进行调整。的确，表明个人的遗忘速度与学习东西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数据为假定输入——输出持衡的当代记忆模式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94 (1) 从根本上说，美国经济体制是围绕私有企业、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体制下需要生产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者通过到市场花钱购买他们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来决定的。为了获取利润，私有企业主在与他人竞争中生产这些产品，提供这些服务。在竞争的压力下追求利润的动机以及如何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因此，在美国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个人的需求，加上商人获取最大利润的追求及消费者想最大限度提高购买力的愿望三者共同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和如何利用资源来生产这些产品。 市场型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映消费者需求以及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作出反应的机制。在美国经济中，这一机制是由价格体制体现的，价格随消费者的相对需求与生产者的供应情况而上下浮动。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上升，有些消费者就会被排挤出市场。另一方面，某种产品大量生产导致成本下降，产销者提供的产品就会增加，这就会使价格下跌，那么，更多的消费者就购买该产品。因此，价格是美国经济体制中的调节机制。 私有企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允许他们雇用劳动 力，控制自然资源，通过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来获取利润。在美国经济中，私有财产的概念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包括一定的权利，比如，产品价格的决定权或与其他私有个体的自由签约权。 94(2) 1.3亿美国人的手中至少持有一家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信用卡持有者可在商店、饭店、宾馆，在当地、外地甚至国外赊购货物，同时信用卡还可以使他们得到银行提供的许多服务。越来越多的信用卡可以自动读取，于是持卡人就可以在不同地方存取，不管本地支行是否营业。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无现钞的社会”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到来。 计算机为消费者提供诸多方便的同时，也给商家带来很多优势。电子收银机能做的远不止记录销售额，它们可进行各种各样的记录，包括谁卖了什么，何时卖的，卖给谁了。这些信息通过显示销售商品的种类和销售速度，使商家能够跟踪和记录它们的商品清单，然后做出决定是再定货还是把商品退给供应商。同时这些计算机记录哪些时间段是高峰，哪些员工最有效率，进而就能对人员分配进行相应的调整。此外，他们还确定理想的顾客群进行促销活动。基于同样的原因，生产商们也依赖计算机。计算机分析的营销报告能有助于决定目前应重点生产哪些商品，将来开发哪些产品，哪些应停止生产。计算机跟踪库存商品，现有原材料甚至生产过程本身。 许多其他商业企业，从剧院到杂志社，从燃气电器公司到牛奶加工厂都通过计算机的使用给消费者提供更好、效率更高的服务。 94(3) 特殊儿童与其他同龄的正常孩子相比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要使他们到成年时全部的潜力能得到开发，那么他们所受的教育就必须适应那些差异。 尽管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特殊儿童的需要，但我们发现自己也在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当舞台上的主角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后，我们也能意识到配角及剧目本身场景的重要性。特殊儿童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环境常常是他们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传授给下一代的知识、正是在公立学校里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知性的充分体现—— 希望和恐惧。 任何社会的教育都是反映该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弱点及文化本身。过去30年间公共教育所表现出的对特殊儿童的巨大关注表明了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那种强烈的感受，即所有公民，不论情况特殊与否，都应该得到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机会。 “人人生来平等”这句话我们已听过无数次，但它对民主社会的教育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寓意。尽管这句话被国家缔造者们用来预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也被解释为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概念暗示了所有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即每个儿童，不管其本身的能力大小与否，都有权利在学习上最大限度地得到帮助。最近的法庭裁决已再次确定了所有儿童——不论残疾与否——都有接受相适应的教育的权利，并已命令公立学校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提供这种教 育。作为回应，学校也在调整课程安排，使授课能够适应特殊儿童，适应那些不能从常规课程中真正获益的儿童的需要。 94(4) “我有极大的信心相信到这个十年期结束时我们将会详尽地知晓癌细胞的生成原因，”微生物学家罗伯特?温伯格，一位癌症专家如此说道，“但是，”他又告诫说，“有些人认为一旦人们弄清了病因，治疗方法很快就会跟上。其实不然，想想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他发现了许多传染病的成因，但治疗方法却在五六十年后才问世。” 今年，91万癌症患者中有一半将至少再活5年。国家癌症研究所估计，到2000年存活率将升至75,。现在对于一些皮肤癌来说，5年期存活率高达90,，但其他类型癌症的存活数据却仍令人沮丧——肺癌13,，胰腺癌2,。 癌症现有种类多达120多种，发现其规律实属不易。研究人员在70年代早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发现导致癌症的癌基因在正常细胞里是不活跃的。从宇宙射线、辐射到日常饮食，任何东西都可能激活一个处于静止状态下的致癌基因，但如何激活尚不为人知。如果若干癌基因被激活，细胞无力排除也就演变成了癌细胞。 导致癌变的确切机制仍是个谜，但许多癌症始于基因这一可能性表明我们将永远不能预防所有癌症。“变化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部分，”肿瘤专家威廉?海沃德说道。环境因素永远无法完全消除，正如海沃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准备出一种抗宇宙射线的药。” 治癌前景尽管遥远，但已越来越明朗。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正常细胞如何控制自己。其次，我们必须查明细胞中是否有一定数量的基因对至少部分麻烦总是负有责任。如果我们能弄清癌症的活动 规律，我们就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94(5)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被“不知内情者”看做灵感的眩目闪现或戏剧性事件的结果。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看了一眼奶酪上的霉就立刻想到了青霉素的发明。他是对抗菌物质进行了长达9年的实验才有了这项发明的。发明及创新几乎都是艰苦的试验和失败的产物。创新就像踢足球，即使是最出色的球员也会痛失进球机会，其射门被挡出的机会大大多于进球的机会。 问题在于得分最多者正是那些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而任何领域的创新活动都是如此。创新者与普通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每一个人都有想法，但创新者会自觉地钻研他的想法，并不懈努力直到证明想法切实可行或不可行。普通人视为凭空想像的抽象概念在职业创新者眼里却具有坚实的可能性。 “创造性思维也许只不过意味着能够意识到按老办法办事没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语言权威人士鲁道夫?弗莱契写到。这解释了我们看到像塑料垃圾袋和带轮箱包之类令生活更便利但 看似简单的发明时的反应:“怎么过去就没有人想到这办法呢,” 创造性方法始于“一切不可貌相”的主张。创新者不会接受办事只有一种方法的论调。面对从A到B的挑战，普通人会自动踏上一条最为人熟悉、显然最简单的路径。创新者则会探寻另外不同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将(guangxian注:may ”)会最终被证实更简单、也一定更有趣、更富挑战性，即使它们通宜译为“可能 向绝境。 极富创造性的人的确是伴着不同鼓手打出的鼓点前进的。(?原书此句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