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 思想 ? 《聊斋志异》研究? 文章编号:1002—3712(2004)04—0047—11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 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李雯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聊斋志异》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也是举 世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公案小说一直以来都是 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在《聊斋志异》中约有四十余篇 公案小说,占到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其数量和艺术造诣都十分可 观.这些公案小说主要体现出的是蒲松龄的儒家仁政思想,他一 直坚信仁政复归是解救清初病态社会的良药.然而,他没有看到 封建社会病态的根源正是在于腐朽的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本身.从总体上 看,《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的主体思想并没有跳出儒家仁政思 想的范畴. 关键词:聊斋志异;公案小说;儒家仁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识码:A 公案小说,就是并列描写或者侧重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 我国古代小说中一种历史久远,非常重要的题材.《聊斋志异》是 举世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中直接描写公案诉 收稿日期:2004?06-26 作者简介:李雯(1980一),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 士. 47 讼或者涉及公案诉讼的小说大约有四十余篇,占现存篇目的近十 分之一.在《聊斋志异》这数十篇的公案小说中,固然有少量的猎 奇炫异的志怪之作,如《犬奸》,《新郎》;也有一些以阴间影射阳 世的冥公案,如《席方平》,《李伯言》;还有不少歌颂清官智慧超 群,断案如神的佳作,如《胭脂》,《冤狱》,《诗谳》等.然而,不难 发现,其中更多的则是表现蒲松龄对清初社会吏治腐败和司法不 公的无情揭露与强烈控诉,表达出他渴望仁政复归的政治理想, 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前人未曾有过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有着丰富的内容和 深刻的内涵.其中,从原始人道主义和民本精神出发的”爱人”, “仁政”思想,更占有显着位置,是其经世治国之根本.孔子主张 “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希望用道德教化 来代替刑法,使政治染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其后继者孟子又在 《孟子?尽心下》中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此引发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并认为”保民而王,莫之 能御也”(《梁惠王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离娄上》).可见,孟子将能否施行仁政,争取民心视作国家成 败治乱的关键和根本.蒲松龄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屡 试不第,尽管一直失意落魄,他仍念念不忘”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的古训,写下了大量的拟表来寄托个人的政治理想,即坚持儒 家仁政作为治国之根本.然而,蒲松龄也清醒的看到他所生活的 现实世界是由一组组错位的风景组合而成的:仁风善德荡然无 存,虐风暴政俨然正宗;清官廉吏寥若晨星,贪官酷吏多如牛毛; 贫士良民无立锥之地,富豪劣绅;通天之能……睹于目而痛于心 的蒲松龄把这一切都忠实记录了《聊斋志异》中,尤其是在用 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四十余篇公案小说中更能淋漓尽致地体现 出他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仁风善政的大力呼吁. 一 ,对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的挞伐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又曾在县衙做过一段时间的 幕僚,对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有着深刻的感性认识.在《聊斋 志异》的公案小说中,他让各种面目的官吏粉墨登场,其中,不乏 清官,更多的是大量的贪官,昏官,酷吏,胥吏,衙役,正是他们一 手造成了百姓有冤不得伸,有苦无处诉.诚然,揭露社会黑暗,官 贪吏虐,是一个历史的主题,但在我看来,能像《聊斋志异》这样 揭露得如此深刻,如此广泛,如此尖锐,如此巧妙的,实在并不多 见.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蒲松龄的描写和揭示真是”刺 贪刺虐,入骨三分”. 贪官污吏的大量存在一直是封建社会腐败的重要表现,他们 的大当其道往往造成了司法的不公和百姓的痛苦.《梦狼》就描 绘了这样一个官虎吏狼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个贪赃枉法,残害 良民的县令白甲的形象.白甲因为善于逢迎,贿赂当权者而得到 了首荐.升官在即,他的父亲和弟弟苦苦规劝他以后要多多体恤 百姓,好好作官,而他却不以为然的回答道:”黜陟之权,在上台不 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真是一 语道破了仕途之关窍,不觉中也概括了上下几千年贪官污吏的普 遍心态.蒲松龄对这种一心只为自己谋私利而置百姓于不顾的贪 官污吏自然是深恶痛绝的,在文中,他让白甲受到了敲齿,决首, 以肩承颔的惩罚以泄心头之恨.然而,蒲松龄也看出官吏的腐败 在清初社会已是普遍现象,像白甲这样鱼肉百姓的官吏并非个 别,于是,在《梦狼》的”异史氏日”中他进一步点题:”天下之官 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 者也!”蒲松龄深深地明白光靠杀一两个激起民愤的白甲来达到 杀一儆百,改变吏治的目的,是遥不可及的.他也承认,对白甲的 惩罚只不过是一种”鬼神之教”罢了,因为他明白仅靠个人的力 量是无法改造整个社会的.不难发现,《梦狼》总体上体现的无疑 仍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但不可否认,蒲松龄对此主题的大 49 胆表现,却是前所未有的. 昏官聩吏常常是形成冤案的催化剂,正是他们总喜欢凭着想 当然而无视逻辑推理和真凭实据便草草断案,往往铸成大错.《冤 狱》中的邑令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命案发生后,他置常识与常理 于脑后,把朱生光天化日之下的几句玩笑话当作确凿的证据对待 并据此定案,结果冤枉了好人,放纵了真正的罪犯.不难看出,逻 辑推理上的欠缺和想当然的不科学态度,造成了这位邑令判断上 的重大失误,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对下情民艰的那种漠不关心 的为官态度,注定了他草菅人命的办案方式.蒲松龄敏锐地觉察 到了这一点,在另一篇也是由于昏官的无能而造成种种波折,形 成冤案的小说《胭脂》中,他通过”异史氏日”尖锐地指出:”世之 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 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晓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 冤哉!”对这些昏官聩吏,蒲松龄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但遗憾的 是,他在《聊斋志异》中对此类人物形象的刻画却显得十分单薄, 未免过于虚写.不难发现,这些昏官甚至都被虚写到了无名无姓 的程度,只是被冠以”某令”,”某宰”等抽象的称谓,而读者对于 他们的身世经历,心理活动等等则一概无从知晓.他们只是被简 单地做成了一种”昏庸颟顸”概念的标签,千人一面,且面目又十 分的模糊不清.不得不承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未能对中国 古代公案小说中对反派官吏塑造一向较为粗糙的传统有所突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古代审案,重口供,轻证据,定罪必取口供,于是刑讯逼供便 成了势所必然.纵观我们礼仪之邦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从不乏酷 吏们的身影.二十四史中居然有十部专门列有《酷吏传》,足见酷 吏们在封建社会是何等威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当然忘不 了给这些坚信”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泯灭人性的酷吏们记上一 笔.《潞令》中的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 狼籍于庭”,”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实在是令人发指,宋国英 可谓酷吏的典型.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在《聊斋志异》 中更多的情况则是:如《冤狱》中的邑令,《诗谳》中的知府知县, 《胭脂》中的县令,吴太守等人,他们施用酷刑的目的都是为了尽 快破案,惩罚杀人凶手,而并非是因为私下收受了某人的贿赂或 者担负了某人的嘱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只有乌纱帽才是最重 要的,他们认准了只有案子办的快,地方治安有了明显改善,他们 才能得到上司赏识,才能飞黄腾达,所以才那么急切认真.然而, 毕竟在他们的滥施棍棒下,大批的无辜者身心受损,甚至失去生 命.这些酷吏们的可恨也正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虽然对酷吏深恶痛绝,但他事实上并 不反对用刑,因为他认为刑与礼是相辅相成的,用刑”可使人知畏 法”(《循良政要》).在《怀刑录?序》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圣人制礼以范世,而世多悖礼,则刑生焉.刑也者,所以驱天下之 人而归于礼者也.”于是,在他笔下,不但酷吏每每爱严刑逼供,一 般官吏常常要用棍棒撬开犯人的嘴,就连清官们虽不滥施刑罚, 但也不时要借助棍棒的威力来获取口供.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胭 脂》中的施愚山吧.施愚山在案发抓得疑犯后,”以三木置地,将 并夹之”,疑犯们”括发裸身,齐鸣冤苦”.于是,他又利用人们普 遍的迷信心理和犯罪心理,将疑犯们带到城隍庙,声称在黑暗中 能让神书真凶背上,结果,真凶毛大做贼心虚,将手上,墙上的灰 偷偷抹到了自己背上,不想却欲盖弥彰,露出了马脚.接下来呢, 便是”施以毒刑,尽吐其实”了.可见,施愚山平反冤案离不开用 脑,也离不开用刑.其实,清官们赖以刑讯逼供的历史可谓久远. 在中国最负盛名的清官包公那里,为了获取口供,他会不断地给 犯人制造各种心理压力,软硬兼施,甚至常常大刑伺候.《包公 案》和后来的《三侠五义》中都记下了很多包公刑讯逼供的案例. 但是,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包公在人们心目中 作为正义的化身的高大形象,历来人们往往只看重他的执法如 山,惩恶扬善,而无视于他时时在违法执事的事实.蒲松龄对于中 51 国人这种重动机,轻手段的传统心理是认可的,他坚信刑罚的存 在对于维护礼教是十分必要的,他也坚信公道自在人心,于是他 笔下的清官们便也是每每毫无顾忌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并在县衙作过幕僚的经历,使蒲松龄与 胥吏衙役有过比较多的接触,深谙他们的所作所为,蒲松龄对这 些人是毫无好感的.在《循良政要》中,他对胥吏衙役的嘴脸作了 入木三分的描绘:”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 官害民之志.盖必诱官以贪,而后可取鼷壑之盛;诱官以酷,而后 可以济虎狼之势.若少加词色,则必内卖官法,外诈良民,倚势作 威,无所不至.往往官声之损,半由于衙蠹,良可惜也!但其人近而 易亲,其言甘而易入;又善窥官长之喜怒,以为逢迎.若居官数年 而无言听计从之衙役,必神明之宰,廉断之官也.”从这些描绘中不 难看到,蒲松龄对胥吏衙役是十分鄙视,痛恨的.确实,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小人物比那些贪官更加可恶.在封建社会里,百姓见官 不容易,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三班六房的衙役胥吏.而这些本来 不过是封建官僚机器上的附赘而已的小人物们便乘机欺上瞒下, 为非作歹,并逐渐异化为官僚机器自身也无法驾驭和控制的力量 了.《聊斋志异》中便屡屡描写了这些小人物们的可恶可恨和f电f门 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如《成仙》中,周生被黄吏部诬陷下狱.复审 前夜,黄吏部贿赂守狱人断绝周生的饮食供给,企图杀人灭口,于 是,来送食物的周生的兄弟皆被驱逐,周生也因此差点被活活饿 死.真是助纣为虐,无法无天!又如《梦狼》中,狡猾的门役欺上瞒 下,中饱私囊,并且神不知鬼不觉中极大的损害了进士李匡九为 官清廉的好名声.真是任你官清如水,难逃吏猾如油!正因如此, 蒲松龄对胥吏衙役们的憎恶是远在对贪官的愤慨之上的.在《伍 秋月》中,他甚至偏激地说:”吾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 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痛恶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官虎吏狼,官昏吏蠹,吏治的腐败触目惊心.入仕无门的蒲松 龄对此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他无法使自己的意见闻达于 52 上,只能通过塑造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形象来寄托自己复归 仁政的政治理想,于茫茫无际的黑夜擎一苗跃动着希望的火光. 二,对清官形象的呕心塑造和大力褒扬 自古以来,公案小说中总要有一个清官来匡扶正义,为民做 主.于是,久而久之,中国文学里便出现了包公,海瑞这些标志性 的箭靶式的清官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 世间正义和公平的向往.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中也 塑造了不少清官能吏的形象,如《诗谳》中智几通神的周元亮, 《胭脂》中体贴下情民艰,审思研察的施愚山,《新郑讼》中有”神 君之名”的石宗玉等.这些实有其人,史有其名的清官能吏,可谓 是封建政治补天式的人物,蒲松龄对他们是赞赏有加的,更是不 遗余力地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极力渲染甚至不惜刻意美化,拔高 他们的高大形象. 《折狱》中,蒲松龄高度赞扬了县令费神祉的仁智胸怀和稳 健审慎的作风.文中写贾某外出被杀,其妻隔夜自杀.费袢祉亲往 视之,发现死者身上银钱尚在,知道命案并非因财而起,便果断地 “拘两村邻保审质一过,殊少端绪,并未捞掠,释散归农;但命地约 细察,十日一关白而已”.半年后,费神祉在处理拖欠赋税的农民 时,发现周成的裹银包袱与死者的花纹一样,又从周成”惧责”的 情态中看出破绽,几经诘问,终于使真凶伏法.《诗谳》中的周元 亮,也是随处留心而找到真凶的.当他看到凶案现场唯一的证物 扇子及其上的题诗时,他猛然想起了曾在南城某店见过的秀才李 秀的一首题壁诗,二者的口气词语十分的相似,遂立即传讯李秀, 后又几经周折,引出了隐藏得很深的真凶张成,终使案情大白,水 落石出.面对这些纷乱如麻的线索,若不是周元亮事事留心,岂是 容易理出头绪来的?确实,古人审案,无法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手 段,所以,案情最终能否真相大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案官员根 据手头线索所作出推断的正误.于是,判官的智慧在这里显得十 53 分重要. 中国人一向是讲智慧,也讲道德的,但是,道德永远排在第一 位,智慧只能排在第二位.蒲松龄深谙此理,他所塑造的清官也都 是仁智兼具的典型.在《折狱》篇的”异史氏日”中他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则必智;盖用心苦则机关出也.? „随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一言以蔽之,清官 的智慧出于仁爱——对百姓的关心和同情.写清官之智,归根结 底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们的仁爱之心.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 不断地强调为官者要有正确的为官处世态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郑讼》赞扬石宗玉料事如神,最终归因于他的”实心为政”; 《胭脂》中颂扬施愚山平反如山铁案的才能,认为这是他”良工之 用心苦矣”的回报.可见,在蒲松龄眼里,为官者只有先将天下苍 生放于自己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爱民,才能生智.同时,蒲 松龄也不否认清官要出淤泥而不染在官场立足的艰难,毕竟,现 实社会就像《席方平》中影射的那样:狱吏大兴酷刑有赖于城隍 的撑腰,城隍作恶背后有郡司的庇护,郡司的肆虐仰仗冥王的鼻 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蒲松龄意识到并揭露出封建社会种种问 题和弊端的存在,但执着于对现象的思考和批判的同时,他并不 反对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名分等级的存在,更不会意识到这一切问 题的源头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他近乎天真地认为儒家仁政 的复归可以救治这个病态的社会,可以解救天下的苍生.历史条 件和个人思想的局限使他找不出更好的药方.他只能通过抨击贪 官污吏,昏官聩吏,酷吏猾役和歌颂清官能吏来表达一种朴素的 感情,一种殷切的希望,一种天真的理想,即:让世界上体恤百姓 的清官更多一些,残害百姓的官吏再少一些,从此,天下便太平一 些,百姓便生活得安乐一些. 三,对封建社会司法的质疑和思考 事实上,蒲松龄对于封建社会司法吏治的观察和思考早已超 越了对个案不公正的大声疾呼,他对当时司法中某些带有普遍性 的倾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观点. 比如,对法律偏私,公门不公的愤怒.在《张鸿渐》,《商三 官》,《梅女》等篇,蒲松龄对此种情形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张 鸿渐》中,”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为追比钱粮,把一个 秀才杖毙,引起了秀才们的公愤.张鸿渐受众秀才之托草了一纸 诉状,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便开始一再受到迫害,只得离妻别 子,东躲西藏,流落他乡.张鸿渐的妻子不禁感叹道:”今势力世 界,曲直难以理定.”这也正是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理性概 括.在《李伯言》篇的”异史氏日”中,蒲松龄说:”阴司之刑,惨于 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第恨无 火烧临民之堂廨耳!”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现实社会中关说公行, 法律阿私的无比愤怒.在《冤狱》中,蒲松龄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更 深入的思考,并在”异史氏日”中作了一番痛快淋漓的陈述.他指 出”今之听讼者”是”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人手未盈,不令 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 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 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 救耶!”因此,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无辜受牵连,遭罪者被搞得家 破人亡,妻离子散,使得”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 公门,竞属切肤之痛.”最后,他还沉痛地写道:”从政者曾不一念 及于此,又何必桁杨刀锯能杀人哉!” 又比如,对保甲制度的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历代都实行 保甲制度,清代也不例外.正因这样,清初的诉讼往往一下子牵涉 许多人,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因一人而累数人,甚至亲之亲,邻 之邻,又亲之邻,邻之亲,蔓延不已.以致于”凡一事出”,一村尽 空,而囤牢皆满.《冤狱》便描绘了这样的情况:朱生的邻居被杀, 邑令依据朱生的几句相谑之词,便拘押了左邻右舍进行审讯,终 致屈打成招,铸成冤案.蒲松龄在篇末的”异史氏日”中明确表达 55 了对这种不仁道也不合理的制度的不满:”一人兴讼,则数农违 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 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 徊?即或乡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起雀角之忿,此不 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平定而已,无用全人,只须两造,笞杖立加, 葛藤悉断.所谓神明之宰非耶?”蒲松龄在表示对制度失望的同 时,又对为官者提出了劝戒,希望他们在提笔判案时,”非必不可 已者,悉勾消,悉斥去之,即此便是仁爱,便是神明”(《循良政 要》).可见,蒲松龄寄希望于通过为官者的仁爱和努力来降低保 甲制度的负面影响,尽量不使无辜者受到无谓的牵连.在《折狱》 篇中,蒲松龄就高度赞扬了费稀祉处理贾某被杀一案取得的”事 结,并未妄刑一人”的政绩.费稀祉无疑是蒲松龄心目中理想官吏 的典型,蒲松龄希望所有的官吏都能如费神祉那样,有体恤百姓 之心,办案时不冤枉好人,不滥杀无辜. 再比如,在《王大》,《盗户》中,蒲松龄表达了”正矫枉之 弊”的理想,批评了清初审案中矫枉过正的风气.在《王大》篇的 “异史氏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 矫枉之过正也.昔13富豪以倍称之息折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 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 役耳.迨后贤者鉴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举人重资作巨商者, 衣锦厌粱肉,家中起楼阁,买良沃.而竟忘所自来.一取偿,则怒目 相向.质诸官,官则日:?我不为人役也.?呜呼!是何异懒残和尚, 无工夫为俗人拭涕哉!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 谬者亦可恨也.放资而薄其息,何尝专有益于富人乎?” 蒲松龄对于以上这些司法问题的见解集中见于他所写的《循 良政要》,同时,在《聊斋志异》的四十余篇公案小说中也无处不 有他这些思想的反映和表现.如上面所提到的《折狱》,《冤狱》 主张”禁牵连”,《刘姓》呼吁”剪土豪”,《王大》提倡”禁赌 博”,《盗户》建议”正矫枉之弊”等等.这些公案小说都带有强烈 56 的示范性和现实针对性,寄托了蒲松龄的仁政思想和吏治理想, 与以往文言公案小说单纯而零散的记奇案,叙狡犯,赞清官,诉酷 吏,是大异其趣,寓意深刻的. 综上所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中所表现的对 黑暗社会的抨击,对社会吏治腐朽和司法腐败的挞伐,对民生疾 苦的同情,对圣君贤臣的呼唤,从本质上并未超出儒家对待现实 社会的基本态度,也并未跳出儒家仁政思想的范畴.可以说,落拓 不遇的社会地位造就了他同情民众的立场,感情,而儒家的仁政 思想则为他提供了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当然,与王夫之,顾炎武 等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从根本上怀疑封建制度相比而言,蒲松 龄显然有一定的思想差距.但是,他能执着于儒家思想进步合理 的一面,去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烂疮疤,强烈批判黑暗的社会现 实,也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参考书目: 1.《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蒲松龄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聊斋创作心理研究》,王平着,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3.《公案小说漫话》,张国风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盂犁野着,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5.《蒲松龄研究》期刊. 6.《文学遗产》期刊. (责任编辑王清平)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