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斯特•白兰：叛逆与抗争的化身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著作《红字》自1850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通过刻画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向读者传递了美国女权主义信息。正如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Fuller)在其著作《19世纪的妇女》中所指出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让(妇女们)进行思考；让她们行动起来；直到她们明白自己所需求的是什么”。《红字》中海斯特的所想所为正是生动地体现了富勒的这一观点。海斯特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勇敢地追求自由，和牧师丁梅斯代尔坠入爱河，从而向戒律森严的清教徒社会发出了挑战，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在辛勤劳作和向别人奉献爱心的过程之中，她那浮于表面的狂热反叛激情逐渐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问题深刻的思考，最终获得了积极的自由，成为了安妮•哈钦逊的化身。一逾越社会禁锢小说以17世纪时的波士顿为背景，清教徒权威统领着当时的新英格兰。小说里波士顿市场上矗立着的阴郁的刑台和监狱正是清教徒神权政治的生动写照。这座“丑陋”的监狱是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老古董”，其前门既“狰狞和阴森”，又“凄楚黯然”。而从“狰狞，阴森可怖”的狱吏身上，人们可以体会到清教徒法典“阴森森的威严”。此刑台的建立目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大限度地暴露罪犯的每一丝一毫的羞愧，它的存在是对人性的莫大亵渎。清教徒的压制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每一方面，清教徒戒律的惩罚对象不但包括诸如唯信论者和贵格派教友的异端教徒，还涉及普通民众，他们所谓的罪行在今天看来只会引起某种“冷嘲热讽”，比如“偷懒的奴仆”，“不守规矩的顽童”和“游手好闲的印第安人”。正如约瑟夫•史华慈(JosephSchwarts)指出的一样，当时的整个清教徒社会的气氛是如此的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去重新学习“被忘却许久的寻欢作乐的本领”。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共尝禁果，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对清教徒社会权威的极大挑战，是可判死罪的行为。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信条之上：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她和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之间没有爱情可言，甚至齐灵渥斯本人也向海斯特反省道：“我断送了你含苞欲放的青春，让你跟我这个老朽别别扭扭地结合在一起”。海斯特在丈夫去新英格兰的途中遭遇袭击而下落不明之后，和丁梅斯代尔相爱，从而触犯了清教徒的戒律。清教徒们徒劳地给海斯特施加各种压力，以迫使她忏悔，并说出孩子的父亲。为了羞辱她，他们惩罚她在胸前佩带一个象征着“通奸”的红色字母“A”，并让她站在刑台上抱着孩子示众。然而海斯特巧妙地逆转了这一羞辱的场面，利用它来表现自己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勇气。刑台成了她向众人展示她美貌、性感和叛逆精神的舞台。她那娴熟的针线活手艺在这一舞台上尽显风采。她特地准备的长裙体现了她“由绝望而变为无所顾忌的情绪”。由细红布做的红字，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饱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显现出一种“魔力”，使海斯特“超尘脱俗”“光彩照人”。人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因受辱而“黯然失色”的海斯特，而是一个怀抱婴孩的宛如圣母的美丽妇人。刑台考验之后，海斯特一踏出监狱的大门，回到日常生活的社区中，就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煎熬。她别无所依，只能利用她“天资中通常的力量”来战胜日后的痛苦。她完全被社区孤立，成了“罪孽的形象、罪孽的肉体和罪孽的存在”。清教徒法庭“每时每刻”都对她进行“永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布道师和道学家视她为妇女的“脆弱本性和罪恶情欲的形象”，以此来教导纯洁的年轻人；牧师们则当街拦住她，对她“劝诫”，致使她蒙受公众的羞辱；地方长官对她的监视也丝毫不放松；众人以神秘和怀疑的眼光凝视她的小屋。其实在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一开始时，就意味着把她与清教社会联系起来的“脐带”被割断了。根据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的理论，人类除了具有生物性的需求外，还具有和外部世界联系的需求、避免孤独的需求。和世界建立稳固的联系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定位感和归属感。这一联系一旦被割断，将无法修补和复原。这一分割会使人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会使人产生无助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海斯特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在刑台上，她作为一个分离的个体被示众，她所抗衡的是整个清教徒社会。在那一时刻，海斯特更多的是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痛苦源于她割断了与清教徒社会之间的“脐带”联系。二不屈的抗争虽然海斯特承受了无以言喻的痛苦，但她从未屈服。她追求的正是埃里希•弗罗姆提出的“积极的自由”。弗罗姆指出：“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海斯特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表达着自己情感或理性的潜能。清教社会施加到海斯特身上的折磨本可成为她离开新英格兰的充分理由，但她选择了继续呆在新英格兰，在城镇的郊外的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安居下来之后，默默地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和清教社会的抗衡。现在的她不再像刑台上一样热情洋溢，不再用外在的衣着来诠释自己的叛逆。在刑台一幕的七年后，她那充满激情的反叛精神已经由“外在的谦卑举止和仪态”所取代。在众人的眼里，清教社会对海斯特的惩罚似乎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认为海斯特已经为自己的罪行悔过。如今的她“举止不动声色”，身着的是粗布做成的、颜色“最暗淡”的衣裙，浓密的秀发要么被剪短，要么被完全藏于帽子之下，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性感和魅力。在海斯特似乎臣服的外表下其实仍然跳动着一颗生机勃勃的追求自由的反叛之心，她在女儿珠儿的身上赋予了自己的精神。海斯特为珠儿裁制了“鲜红的天鹅绒”束腰裙衫，配上“金色丝线”绣成的各色图案。“浓烈的色彩”使得珠儿成了“最明亮的一株小火苗”，把珠儿变成了“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通过这种间接而微妙的方式，海斯特继续着与清教社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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