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综合商社模式

综合商社自序　感谢白益民先生对日本商社企业文化的研究，感谢各界专家、学者对企业运营模式的探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才能看的更远。中国大学经济系使用的教科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几乎清一色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中国企业家也多热衷于美式的MBA，极少关注日本和韩国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实际上，日本财团注重的团队合作、共度危机、结成命运共同体，这些模式更多地传承了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　最近十年，中国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把金融和产业剥离，这样的话很难形成商社。在日本财团体制下，财团里面既有制造业，也有商社和专门做物流的组织，还有金融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商帮”的形态。　按照美国的经济理论，企业都是要向专业化发展，而不能到处投资多元化。实际上，日本的财团是形成多元化的体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做不成多元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目前没有理顺，并不是一个企业什么都做就是多元化。多元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商帮，大家在产业链上做不同的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多元化。这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任务，而是一群企业作用的结果。这个启示或许就是亚洲新兴国家是否该用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来创造利润，这种模式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信息通畅的商社作为先锋，有优秀的制造企业攻城略地。　日本财团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日本企业文化中“和”的观念，它强调互助、团结、合作、忍让。但中国企业往往“打价格战”，互相拆台，独占山头，恶性竞争。“和”文化基础是源自中国的，像儒家、道家的“和思想”保持了汉家王朝400年的基业。这种文化基础中国一直都有，包括现在的和谐思想也是。做小企业做的是产品，做中型企业做的是市场，做大企业做的是人才，而做超级企业就是大财团，做的是文化和哲学，这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一个财团到了海外，你可以有很多情报资源、人脉关系来共享，而现在中国的企业是一家一家杀向海外，成本很高，风险很大。　日本三井财团下的丰田、东芝、索尼、NEC、松下、马自达等通过经验、资源、情报、人力资源共享等都杀进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间最常见的就是相互挖墙脚，打价格战最后搞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反正一山容不得二虎。　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这一连串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可谓耳熟能详。大部分国人不晓得的是，这些闪亮的名牌背后都有神秘的“大佬”在支持，就像演艺圈里，很多光鲜亮丽的大明星背后都有经纪公司的力挺。日本“星企业”的追捧者就是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不仅是日本大牌企业的幕后推手，而且是日本政治的决定力量。很多人都以为日本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实际上，日本政治由几大财阀操纵着，就连日本首相都对财团低声下气。日本媒体一度很少敢公开写“财阀”这两个字。作为日本财阀核心成员的综合商社其实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在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财团几乎都加入经团联，经团联主席又被日本民间誉为“财界总理”。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日本人都自嘲日本社会本身就是一家超大型综合商社。　那么，究竟什么是综合商社呢？从字面意义上简单来说，商社就是贸易公司，而综合商社就是多元化的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以从事贸易批发为主，兼具多种经营，在产品、地区和功能方面均进行了充分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一般而言，综合商社具有流通、金融与情报三大职能。在流通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销售、物流、保险、营销与广告；在金融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融资、贷款与第三方贷款、股权投资；在情报领域，综合商社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搜集各方面的相关咨讯，而综合商社总部负责搜集、分析、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信息。　日本经济学家、边际产业扩张论的提出者小岛清说：“综合商社的实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即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的综合体，始终能够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小岛清的这句话简单地说，即综合商社是个神通广大的中介机构，其活动围绕“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和市场定位展开的。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之间建立起来一种内在的交互关系，在竞争的同时避免了过度互掐所造成的悲剧；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与政府联系了起来，建立起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商”关系；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与海外市场链接起来，踩着综合商社预先搭建的跳板，日本企业顺顺当当地走出去了。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综合商社的存在正是日本大和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壮大但远没有成熟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怀揣着基业长青的憧憬，饱尝单打独斗的无力感，永远战战兢兢。这么多年来，我们不自觉地重复洋务运动的西学东渐，一味沉迷于对欧美企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上的模仿和技术上的引进，虽有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个体的大写化，但遗憾的是，整体看来，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脱离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民族品牌。我们孜孜不倦地向世界500强等优秀企业学习经验没有错，关键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是不够的，个体修炼内功，永远不能强大到足以对付猛于虎的外资联合剿杀。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合力一致对外，才能真正的强硬起来。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也许，中国企业是时候放下集体性短视，学习一下日本企业的“大和”精神，早日完成产业整合，改变完全仰赖政府扶持的习惯，学会企业联合，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自己给自己一个可靠的“后台”。　很多人会说，日本资源贫乏，企业联合完全出于生计，不足以仿，我们地大物博，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以资源换技术的挥霍之后，我们的资源禀赋已所剩不多。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先生的那句名言：适者生存。殊不知，他所言的“适应”包括着个体适应和联合适应两种。中国企业在强化个体适应的同时，必须补上联合适应这一课。本书系统分析了日本综合商社的秘密，介绍了综合商社在幕后如何将关联企业做大做强以及其在全球精心布局的惯用计谋，希望对意欲团体化发展和有志于走向联合的中国企业有所裨益。　　第一章中国企业为什么总是集体性很受伤偌大一个中国，却没有几个世界级民族品牌。而日本弹丸之地，拥有大把国际大品牌。每年中国都有大批的民营企业倒下去，很多企业家感叹在中国做实业实在太难。事实上，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做企业都很难。中国民营企业脆弱不是能怪环境，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之间缺乏联合精神。日本的大腕品牌都不是一己之功，而是有着可靠的“后台”，坚强的推力。中国可以考虑学习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完成对中国企业的整合，并一致对外。都是资源有恃无恐惹的祸？“地大物博”曾经是我们几代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记忆，“地大物博”赐予了我们的企业有恃无恐的豪迈。多年来我国企业习惯于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市场，很多企业唯利益是图，不会去关注“中国资源已短缺”这种环保人士的“恐吓”。在国际上中国制造就是中国企业的代名词。在国外买一个玩具、一件衬衫、一款小家电，很可能是“MADEINCHINA”。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涉及家电、通讯、纺织、医药、机械、化工等十多个行业。“中国制造”的标签遍布全球各地，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体现，也意味着中国已成为“世界加工厂”，但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模式。从工业的产出看，大部分是资源高耗和高污染型，如焦炭、铝业等。生产1吨铝平均消耗15000度电，相当于消耗4.8吨标准煤。这些产品大多用来出口，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为外国节约资源，污染自己的生存空间。从生产成本及效益上看，我国单位产值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火电供电能耗要高出20%，水泥的综合能耗要高出23.6%。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可能潜藏着资源枯竭的危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消耗资源性产品转移到中国，相应加大了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随着大量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出口以资源为依托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变相贱卖我国宝贵的资源，另外搭售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每天向世界输送天文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全面消耗着中国的各种资源，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物能源。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被卖到国外，他们将这些初级产品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就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因此，资源被贱卖乃是中国最大的痛。如今，中国制造已成为资源消耗类、环境污染类产品和廉价产品的代名词，因为我们并没有调控好中国制造的出路，也没有有效地形成监督体制，现在看似繁荣的中国制造实质上是把中国变为了资源、环境、劳力的奴隶！　这些年国际上有一个定律：中国进口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跌价。世界加工厂的显著特点是拥有大规模的出口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丰富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作为基础条件，需要大量的煤炭、电力、石油和便利的交通作为基本保障，特别是产品的原材料，许多都是国内缺乏或必须依赖进口的，如特种钢铁和有色金属。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市场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在已经被瓜分的石油市场上艰难地寻找立足之地。由于受到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挤压，寻求合作开发或购买中东石油、俄罗斯石油、东南亚石油、拉美石油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近年来国际上原材料大幅度涨价就是托中国需求急增之福，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趋向非常敏感，中国在国际市场上 采购 采购部分工政府采购法87号令广东省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及采购员下一步工作计划 原材料，一般会引发价格抬高。国外学者曾撰文夸张地比喻中国经济为“中国打个喷嚏，世界就会感冒”。撇开正常的供需关系，国际上还有一股势力亦在兴风作浪，污蔑中国浪费了世界的资源，带来了全球的环境问题。反思我们自己，高价购入原材料、低价推销产品，外商拿走92%利润，中国赚极少加工费，大量消耗能源，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差甚远。我们凭什么去轻视自己的资源呢？资源不是货币，但是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购买力将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资源大于货币，支配胜于占有。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就越主动。与中国制造大手笔贱卖资源截然相反的是日本一直在极度保护着本国资源。日本通过法律和政策、金融支持，鼓励民众到海外购买资源。为了保障矿产资源稳定供应，日本组织各种团体以经济援助为前导，以各种名义向世界各地派遣事业调查团，收集包括资源信息在内的各类信息。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以海外矿产勘查补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形式，主要通过金属矿业事业团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等机构，对日本公司开展海外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及矿山基本建设提供资助或贷款担保。2005年，当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优尼科公司拥有美国稀土的第一大矿业——芒廷帕斯稀土矿山）时，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中海油必须把优尼科公司下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山卖给美国公司。美国何以对稀土矿如此重视？原来，稀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当今世界最尖端的高技术武器、高科技电子、激光等几乎都离不开稀土。美国芒廷帕斯矿山是美国最重要的稀土资源地，但美国在2001年停止了芒廷帕斯稀土矿的开采（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拥有稀土矿的发达国家也纷纷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稀土资源，另一方面，和日本、韩国等国联手压低中国稀土的价格。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稀土价格竟然低于其在国内开采稀土的成本！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从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信、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一些稀土企业的代表说，按照目前的价格，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就算最高达到5%左右的利润，卖的也是土的价钱。外国人拿着印着代表货币的符号换走了我们珍贵的资源，一旦将来我们资源短缺，想再重新买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卖呢？这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了。必须认识到，资源并不是可以无节制地贱卖的。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宝贵的资源甚至是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84美元/盎司，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427083盎司黄金。2008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为16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在900美元/盎司以上，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830111111盎司黄金。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增长了约32倍，而能够购买的黄金总量仅增加了约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其购买力下降这一事实。美元储蓄多的国家的总财富在下降，实际上被掠夺了，直到被美元“买”走所有的实物经济资产和资源的控制权。睁开眼睛看仔细：美元是绿色鸦片！重美元储备而轻实物储备不仅短视而且危险。中国必须尽快觉醒：以最强烈的紧迫感保护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储备资源，这是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重要保障。“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一度是中国人的骄傲，然而，中国制造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等等弱点正日益凸显。近两年石油、矿产、粮食等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正在大大挤压中国制造的微薄利润，同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冲击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更是让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此次金融危机更使以中国制造为根基的出口大为受阻。从保护资源的角度来讲，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制造是时候该停下来思考转型了。中国出口的越多，资源枯竭得就越快。一旦中国的资源全面枯竭，中国将可能快速跌为赤贫。这种可能性是多么恐怖！当今的竞争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的单打独斗，而拼得是独立同时协作的集群合力。因为，中国制造业如果没有上游资源和下游市场的有力支撑与协作，“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真正崛起，就将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中国企业对于资源的不珍视，一方面源自急功近利的短视，另一方面源自对于资源地位的浅识，资源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原料，而是一种决定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的武器。日本人之所以全世界跑着开发资源，不仅仅出于本国能源危机，而是旨在占领产业链上游制高点，掌握在整个产业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只把能源实用化，两眼盯在了其使用价值上，而没有看到产业价值。过度依赖外资，外强实则中干数据表明，中国患有外资依赖症。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全称ForeignDirect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8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日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外资在中国的势头已经非同一般。有人甚至惊呼：外资猛于虎！日本评论家声称：“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这不是日本在“吓唬”我们，理由有二：一是我国许多骨干企业被外资吃掉了；二是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所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中国企业在“见钱眼开”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将中国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资金。但买药是要花钱的，中国企业们正在支付惨重的代价。事实证明，凡外国资本惠顾过的企业，其结果无一不是在廉价占有我们的优质资产和庞大市场份额而大发横财后将我们企业品牌和技术统统垄断扼杀，并将所有债务、失业、金融风险、穷困及堆积如山的严重社会矛盾全部留下来。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内资品牌与国外巨头联姻的故事在日化行业屡见不鲜。然而，不少内资企业发现“错托终身”。20世纪90年代，宝洁、联合利华等外资日化巨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1994年前后，我国日化品牌掀起了一股“外嫁潮”。当年2月，拥有高富力品牌的广州浪奇，与宝洁合资组建了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浪奇以当时全国知名的高富力品牌、洗衣粉厂房和设备出资，占40%的权益。随后，北京的熊猫也“嫁”入宝洁家庭。一些当时红红火火的联姻，事后证明，结果并不如意。“在合资过程中，我们的确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自己的知名品牌却被‘雪藏’起来，向外资品牌让路，最后被迫慢慢地远离消费者。”一位国内知名品牌的业内人士如是反思道。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也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企业掉入外资依赖的漩涡，无不被一个词语所蛊惑：双赢。哪个外资找上门来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地说：我们寻求的是双赢。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日本人挥舞刀枪“进入”中国的时候，说的也是“共荣”，是来“帮助”中国人的，结果呢？今天洋人们挥舞着美元进入中国，他们说的“双赢”，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在人大会上强调：“如果听凭跨国公司任意并购，中国的自主创新企业，民族企业将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控制，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炫耀资金，以双赢之语诱惑，拼命入股渗透；而后开始并购；并购后清洗创业者，雪藏该品牌，最终绞杀。这就是外资对待中国企业的惯技。令人痛惜的是，上钩的全是民族精英品牌。消逝的不说，当今我们熟悉的那些品牌有几个背后没有西方大鳄在垂帘听政呢？更可怕的是，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西方大鳄们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地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据专家总结，其在华渗透活动手法有五：其一，公关高管。西方大鳄们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其二，诱之以利。西方大鳄们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或学者等，以此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其三，栽培经济“汉奸”。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西方大鳄们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其四，扎根地方。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其五，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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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交易。积极吸引外资是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一。托外资的福，中国经济总量确实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因此，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防止依赖外资的重要方面。我国所制定的投资鼓励政策，有很多只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对内外投资者不能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例如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种政策歧视对于本来就势单力薄的民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外资对于中国企业所下的紧箍咒慢慢开始起效，很多企业已经有了切肤之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未必就可口。天道自助，中国企业与其依赖外资，不如学习日本企业，依靠本国商社的力量，以本国商社为靠山，毕竟，说起来“共赢”，无论如何，自己人还是要比外人相对靠谱。日本企业及与其加盟的商社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共同投资、互惠双赢的做法，对患有严重外资依赖症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将是很好的借鉴模式。苟活于全球产业链的最底层中国有着令日本垂涎三尺的资源禀赋，中国企业却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扮演着辛苦的外资打工仔角色。根据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统计数据分析：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量45.8万亿美元的5.6%。2006年中国生产了全球总量51%的水泥、33%的钢材、42%的建筑业材料、38%的服装、35%纺织品、35%以上家电等电子产品等等。在如此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中国企业又获得了多少价值呢？以5.6%份额除以最保守的35%的市场份额，得出中国商品价值仅为全球平均商品价值的1/6。亚洲最大的服装和纺织品贸易商Li＆Fung的董事长有一个著名的“3美元”论断，他说“平均来讲，在1美元的出厂价和4美元的零售价之间存在3美元的差价，与其去拼抢已经少得可怜的1美元制造成本，不如集中精力去瓜分那3美元的蛋糕。”而不幸的是，“中国制造”恰恰在为这1美元拼抢。据《环球时报》报道，一双售价为29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女式皮鞋，皮鞋进口商支付给中国生产商的价格只有70克朗左右，而中国生产商每双鞋的实际利润只有五六元人民币。中国品牌鞋与国际品牌鞋的价格也相距甚远，双星鞋与美国耐克鞋的制造成本只有几美分之差，然而两者的销售价格却相差整整5倍。中国生产了全世界近80%的玩具，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为9.9美元，而生产芭比娃娃的中国企业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其他的玩具如维尼熊、迪斯尼等也基本如此。而当这些“中国制造”的玩具贴上洋品牌以“洋货”身份返销中国市场时（这类产品占国内品牌玩具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立即身价倍增，一个芭比娃娃至少卖出100余元。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现有5000多家玩具企业，员工150多万人。但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从事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在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很小，通常只能获得10%，甚至更少，大部分利润被外资品牌商、销售商取得。我们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给别人做嫁衣，自己收获一点蝇头小利，如此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说，还要莫名背上反倾销的官司。早期的打火机、家电、2002年汽车挡风玻璃，2004年西班牙烧鞋，2005年温州鞋的俄罗斯之劫和意大利中国鞋被指有毒，2006年纺织品，2007年钢铁，2008年日本“毒饺子”事件，甚至2010年欧盟委员会刚刚发布的输欧光面纸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事件可谓接连不断。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所谓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市场。其构成要件：1、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2、这种低价销售的行为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包括实质性损害、实质性威胁和实质性阻碍；3、损害是由低价销售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了使中国商品进入倾销黑名单，世界各国指控的理由可谓创新不断。刚开始，也许我们不懂得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不自觉做过倾销行为。但是后来的所谓反倾销，明显是针对中国制造的敌意行为。最近的调查更显示，50%的德国人和70%的美国人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减少就业机会，欧洲原本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立场动摇，南欧一些国家甚至极力倡导贸易保护。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历来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通行的国际游戏规则。国家、地区的政治关系融洽之时，政治被经济化，总有一方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到一方去大量采购商品；遇到政治矛盾，经济成为替罪羊，明显被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成为被制裁的对象。“中国制造”在海外频遭围堵，一切的关键就是异常廉价的中国商品，正是这种异常廉价让西方企业不知所措，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了，经济保护主义和贸易民族主义抬头了。不过冤枉归冤枉，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绝对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抱怨，而是要更加清醒地认识自我，掌握更多的游戏规则。纵观遭遇反倾销制裁的中国出口产品，无一例外不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薄熙来在担任商务部部长期间曾指出：“中国出口约八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法国空客380。”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中国制造面临的尴尬：产品低端、利润微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个残酷的现实提醒我们，在一个知识创新的时代，国际贸易的“硬通货”不是那些日用消费品和小五金产品，而是有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国内出口产品的结构应该升级，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经济竞争，既有国内同行的，更有国际同行的。作为企业，尤其是我们的中小企业，总想在出口贸易中实现出口愿望。为了这个目的，一些企业往往采用竞相降低价格的办法击败同行。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不是两家企业之间的游戏，一味降价就可能会面对反倾销的制裁。在这方面，国内的企业可谓记性甚差，屡屡遭遇的反倾销制裁，几乎全是这个罪名。定价是门艺术，出口产品不是学雷锋，不是搞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是做生意，为得是赚钱。学会合理定价，不以牺牲自己利益换取出口订单，不因订单损害国家的贸易形象，这是每一家出口企业应恪守的基本要义。走不出去，形成不了国际气场“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产品，三流企业卖苦力。”品牌就是价值，品牌的差距就是价值的差距。这是中国企业家们对品牌差距最深切、最直接的体会。“我们的产品和那些世界名牌，是由同样的面料、同样的流水线甚至是同一条流水线做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产品售价只是人家的1/10。”杉杉老总郑永刚说，“目前我们国内有很多优秀品牌，但是如果要与优秀的世界品牌相比，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品质没有问题，品牌有问题。”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世界加工中心”的角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充斥着世界各国的货架，世界消费者已经到了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地步了。《今日美国》曾经这样描述美国人一天的生活：从清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几乎每一个生活与工作细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早晨，叫醒美国人起床的闹钟有1/3印着“中国制造”；接下来洗手间里的塑胶遮帘、体重秤、卷发器以及吹风机大多来自中国；出门上班穿的衣服有17%是“中国制造”；路上使用的移动电话有27%从中国购买；到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的木制书框、各类小文具同样是来自中国……晚上睡觉前，美国人需要关闭的台灯或者吊灯大约50%是“中国制造”。2005年，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决定尝试一年内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并将这一年内家庭生活的真实经历写成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一书。书中讲到一个细节，不买中国货之后她给孩子买了德国制造的玩具，非常精致、复古型的。但她的儿子对此反抗特别厉害，她女儿比较小，才两岁，一般不说话，但就是对德国玩具不感兴趣。当抵制期过了之后，女记者给孩子们买来了中国制造的简单粗质的玩具时，小女儿兴奋地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尽管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品牌却是凤毛麟角。据统计，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10%。品牌缺失，导致我国企业只能陷于全球价值链中生产加工的低端环节，辛辛苦苦“为她人做嫁衣”，却踏不上令人瞩目的红地毯。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三位，并与美国、日本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我国的GDP中，品牌所创造的价值不足20%。品牌的短板导致中国并没有获得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整体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7—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日本和北欧国家排名继续靠前，中国仅排名第34位。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品牌竞争力一旦形成，并且与时俱进，可以博恒久之名。新经济与全球化浪潮对品牌竞争力产生了巨大的强化作用，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消费者的注意力。对于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国家而言，弱势的国家品牌竞争力将构成相当大的发展障碍，国家品牌竞争力弱将难以促进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中也会处于劣势的地位。日本在品牌经济时代已抢得了先机，它已将其技术、管理与战略思维以外的巨大优势化为国际品牌及其优势产业群的品牌竞争力。当日本品牌成为世界各种商品的品牌代表时，日本的新经济体系也就基本完成了。为什么日本像美国一样全力支持自由经济和全球化？因为它和美国在全球化方面的能力是最强的，这是它能够得以长期发展的一个原因。日本的大公司、跨国公司居多，全球营销能力也很强，大众产品和高科技产品都是它和美国占领优势。如果限制全球化，限制做大，日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所以，站在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上看，品牌战略对国家利益影响是根本的和巨大的。品牌竞争力的强弱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一些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有其“三部曲”：一是输出产品；二是输出资本；三是输出品牌。输出品牌是最厉害的一步。其特点是，只动用本国少量的资源和资金，甚至根本不用资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设备，生产他们的品牌，这样便可以达到四个目的：一是充分利用其知识产权价值的积累；二是利用其名牌商标压制和消灭别国的名牌，以便一劳永逸地占领别国市场；三是利用输出品牌，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高额利润；四是赢得消费者的人心。跨国公司最高明的一招就是选择中国的名牌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通过商标转让买断我国名牌，然后雪藏起来。外方通过这样的合资，既可消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又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原品牌千辛万苦开拓的市场和销售网络。注重、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品牌竞争力，这将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品牌国际化，避开品牌壁垒呢？仅仅从我们的邻邦日本身上，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不少经验。首先，中国企业要像日本大企业一样明白品牌建设的目的。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说，高质量产品与个性的品牌是一个优秀企业应该具备的基础要素。而很多中国企业创品牌的目的是为了荣誉，而不是发展，这样的初衷肯定创造不出国际品牌。品牌管理是个复杂的、科学的过程，需要用严谨的手段和务实的精神来塑造品牌。中国企业应该把品牌培育当做一项工程来做。其次，中国企业要像日本大企业一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国家知识产权局资料显示：中国名牌产品商标中，近50%没有在美国、加拿大注册，近80%没有在澳大利亚注册。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黄晖博士认为：“知识产权纠纷已经逐渐成为国外企业为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一个新形式。”品牌权是企业的生存权，只有加强品牌产权意识，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才能走得更远。再次，中国企业要像日本大企业一样认识到品牌建设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海尔在国际化过程中，为了让世界接受这一品牌付出了巨额的成本。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海尔花了1亿日元用于路牌广告宣传，以提升海尔品牌在日本的知名度；为了扭转美国人眼中海尔只是一个低端品牌的误读，海尔不得不投巨资在美国设厂，以使海尔的品牌国际化。国际化的联想不但为更换品牌“Legend”为“Lenovo”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实施以赞助国际奥委会为契机的品牌推广计划，联想为此支付了6500万美元现金以及将近3～5倍的配套营销成本。最后，中国企业要像日本大企业一样根据企业自身条件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品牌国际化策略。海尔积极推行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本土化”，逐步形成国际化的雏形。澳柯玛对内推行品牌战略，对外选取了OEM方式，逐步掌握了国际一流的技术与标准。即发、华金、海珊等服装企业，则依托几大客户定牌生产和贸易代理，走上了外向型发展道路。品牌是企业国际化的旗帜，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拥有自己的品牌，一个企业才拥有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日本从品牌做起，进行了30余年不懈地努力，逐步使欧美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接受了“日本制造”。丰田、本田、索尼、松下、东芝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全球品牌。紧随日本之后的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倾尽国力培育大企业，现代、三星、LG等品牌不断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息，逐步为世人所认知和接受。民族品牌重如泰山，是民族经济的脊梁，是民族自信的象征，承载全球华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是，我们国家还要多久，才能拥有更多自己的世界品牌呢？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要继续上下而求索。互不团结，无法一致对外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中国企业的不团结：五个中国华人在马德里一条街上开了五家中餐馆。开始的时候，五家餐馆生意都很不错，可是，日子一长，就分出胜负了，其中一家的上座率与营业额远远超过另外四家。于是，落后的四家老板由对手变成了朋友，开始商讨如何撬翻那家先进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先进者果然被挤出了这条街。如此类推，由三而二，由二至一。最后，四家失去了“阵地”的老板由敌人变成盟友，一致认定那最后的“赢家”最阴险，吃下了整条街的中式餐饮业。于是，联合起来，让“最后的胜利者”也不得不关了门。而最终，大家因为在斗争中泄了元气，均无力占领“空荡的阵地”，中式餐饮就在这条街上消失了。不久，来了两个韩国人，分别开了两家韩式料理，生意都很不错，并且一直经营至今。有人说，美国是桥牌文化，提倡个人英雄主义；日本是围棋文化，讲究团队合作；而中国则是麻将文化，盯着上家防着下家，说白了就是“窝里斗”。所以会产生“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的怪象。有老外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头猪，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总之，擅长“窝里斗”是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中国有一句谚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企业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同行的时候，落后的企业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到如何把它拖下来。　　正如管理学上所讲的螃蟹效应：竹篓中放一群螃蟹，不必盖上盖子，螃蟹是爬不出来的。因为每一只都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爬，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其余的螃蟹就会用威猛的大钳子抓住它，最终把它拖到下层，由另一只强大的螃蟹踩着它向上爬。如此循环往复，无一只螃蟹能够成功。中国企业在国内互相残杀的现象已是常态。要命的是，如火如荼的价格战如今烧到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低价竞争、自相残杀，形成“出口数量上升，经济效益下降”的不利局面，成为关税和技术壁垒之外，制约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又一障碍。许多企业家用“独在异乡为异客，最怕他乡遇故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表示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窝里斗”的困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占据了全球摩托车贸易量的半壁江山。但由于恶性价格竞争，在越南市场上一辆中国摩托车几年前平均卖到700美元，现在只剩下280美元。90型弯梁车最为典型，有的企业甚至把价格降到170美元一辆，连一台发动机都不值。统计表明，我国出口到东南亚市场的普通车型摩托车，每辆的平均利润仅为50元左右，跟卖废铁差不多。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形象地比喻：“百般产品无俏货，中国摩托用秤称。”摩托车只是我国产品海外市场价格恶战的一个缩影。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竞争优势，我国的橘子罐头挤占了世界贸易量6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出口价格连年下滑。日本曾是我国肉鸡分割品的“黄金市场”，但是100多家中国企业一轮接一轮挑起价格战，每吨肉鸡由几年前的3000多美元降到今年初的1100多美元，连成本都不够。企业互不相让，争着杀价，不计成本、不讲规则，片面追求“以利润换市场”，不仅极易引发国外反倾销，而且会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削弱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华旗总裁冯军说：“自己所希望看到的是更多中国企业团结起来‘打群架’”。不过这个“打架”不是内讧，而是希望更多的民族企业联合起来对外。正如冯军所说：“民族品牌本身就是团队，13亿中国人也是一个团队，如果崛起，谁也挡不住。”2009年8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龙永图说：“同一个行业的企业不要内斗，我们必须解决同行内斗这样的现状，“内斗猛于虎”。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讲到品牌国际化的问题上的时候，首先要强调打造强有力的中国品牌，我们要强化中国企业的团结。”毛泽东无论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建设中，都十分注重团结。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够繁荣昌盛。在具体实践中，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为什么就不能学习这一点呢？与中国企业之间窝里斗截然相反的是，日本企业重视相互之间的团结。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企业就认识到团结起来对抗强大的欧美竞争对手的重要性，并且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财团机制，才得以在如今的世界经济领域占据显赫的地位。而韩国也是在认真学习日本财团机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著名的三星、LG、现代等韩国企业都是这方面出色的学习者。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曾有意引入综合商社模式来打造我们的大型企业集团，但亚洲“金融风暴”过后就不了了之了。而今天，综合商社在全球独特的运营模式，及其背后对传统制造业令人瞠目结舌的支撑作用，都不能不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企业可以再次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经营管理之“道”，从而提高整个“中国军团”的集体战斗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二章日本真正的“教父”——商社皆是“潜伏大佬”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才是日本竞争力的象征。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站在这些光环耀眼的日本金牌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模式运营的日本综合商社。它们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鲸，是日本企业界的潜伏教父，日本大企业成长的幕后推手，是主导日本经济的内在力量，是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庄家、幕后操盘手。决定日本经济的六大财团众所周知，美国有十大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和得克萨斯财团。在日本，也存在着六大“以资本为纽带”的“财团型”企业集团。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FC……站在这些光环耀眼的日本金牌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模式运营的日本六大财团。它们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鲸，是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庄家、幕后操盘手。日本财团就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它不再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二战”以前的财阀是法人，集团有组织、有总部；而“二战”以后不再有财阀，日本《反垄断法》公布之后，50%以上的股东控股都不被允许了，家族控股、家族管理的形式完全没有了，股东十分分散，股份比例不能超过5%，成为了完全的股份制结构。所有集结到财团下的成员企业相互之间只有参股行为，可以说是兄弟公司，“亲戚”关系，却不再由“爸爸”来当总管或统领。没有了“父子”隶属关系，也就没有了“集团公司”、“总部”这样的行政机构，没有“财团”的组织形式了。如今的财团就像是一个“品牌”下的利益共同体。其特点是：各成员企业之间呈环状持股，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各成员企业之间只是一种横向联合，主要是为了相互提携业务，因而它只是松散的联合体；虽然集团以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核心，最高权力机构是“经理会”，但集团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集团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的战后日本财团，表面看起来松散，而实际上确是联系紧密，这一点在最高领导人的任用上就可见一斑，被称为东芝“重建之王”的前任社长土光敏夫曾经是三井财团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的社长，在东芝经营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时任东芝董事长石板泰三（后出任日本经团联主席）直接任命土光敏夫为东芝社长。这种高级经理人在财团内部流动，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十分普遍的，这种现象比较类似于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间的高层变动。以家族财阀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团曾是日本最早形成的垄断财团。如今，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垄断财团掌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控制着日本的大量公司。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后三者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三菱财团在日本的六大财团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正式成立于1954年的三菱财团。三菱财团的核心企业有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等。该集团主要以汽车、成套设备、军火、电子、石油化学、飞机、造船、核能等产业为重点，并致力于城市住宅开发和新材料开发等，控制着日本的军火工业。1977年后开始积极展开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虽财团正式成立于1945年，但三菱集团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三菱集团才开始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根据明治政府的增产兴业政策，三菱集团收购了政府管辖的碳业、造船业，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范围。弥太郎过逝后，弥之助、久弥接手三菱集团，更进一步地扩大了经营范围，实现了由政治商人向财阀的转化。从1917年至1921年三菱合资公司直接经营的产业逐渐分离，进一步确立了财阀垄断体制。此后在19世纪30年代，假借财阀转型的名义，更加推进了重工业化、军事化的进展，缩小同当时最大的财阀（三井财阀）的差距。三菱集团从相关的产业逐渐入手，实现了连续发展。从海洋运输业到进行海洋运输业不可缺少的燃料——碳业的发展以及造船业的发展，此后转型为三菱重工业，与此同时也开始着手于重化学工业领域。以195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的大企业在战争的破坏与战后的混乱当中重整旗鼓，分别进行合并。昭和三十年，日本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菱集团的成员得益于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耐久消费品产业方面并没有什么起色。昭和四十年，一方面石油资源开发以及都市开发等大型项目工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既存领域的系统化成为了流行趋势，拥有强大综合能力的三菱集团动员强化其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资本，领导日本经济。“二战”后，三菱集团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日本企业集团之首。1947年下半年“旧三菱商事公司”被美国责令日本政府分散化小，“解散财阀”解散了具有血缘关系的财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