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

绪论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郭永胜 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刊杂志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俄语为диссидент，英语为dissident。该词源自拉丁文(dissidens)，涵义为“脱离国教者”，它的俄文同义词是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其辞源可以看出，该词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异端”、“歧见者”，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指称宗教派别的意思，它成为“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1一个古老词汇已被赋予新的生命，但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却因其辞源而更加具有象征意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大量涌现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其中的历史启示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期，曾经在一些内部和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翻译和编译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观点。例如1979年出版的《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刊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21980年《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选译》。3这些文章大都是介绍与资料性的，对国内初步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4若烈士·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5以及二人合著的《谁是疯子》、6《政治日记》；7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8等作品。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2002年沈志华任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9的出版，为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国内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暂时还尚未展开。 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72年到1978年在西德慕尼黑城编辑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文献集》30卷；101977年到1984年在纽约出版了《苏联协助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文献集》9卷。11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П.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12С.左林的《列宁格勒提纲》、13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14和А.金兹伯格等人案件的《四个人诉讼程序》、15揭示1968年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出兵镇压捷克游行真实情况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16等资料，大都保存在这些文献集中。此外，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Л.М.阿列克谢耶娃1984年在美国出版，1992年俄罗斯再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17一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结合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党和政府镇压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苏联，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尤其是几年前纪念碑网站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著名的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65期刊物，18全部在自己网站上发表，其中有两期竟是当时已经编辑打印就绪，但由于克格勃的压力而没有面世的珍本。1968年到1983年一直坚持出版的《时事纪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正如网站建立者评述的那样：“《时事纪事》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编年史的地位。”19 1998年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萨维利耶夫《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从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视角出发，通过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亚文化的特点，以及私下出版物创作和流传的特征。20 2002年第3期和第4期《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发表了科兹洛夫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审判文件写成的长文《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作者通过档案文献材料认真分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进程，以及克格勃利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论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法庭审判档案资料，对了解1965年到1984年苏联司法部门审判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21 1989年第5期《青春》杂志发表的西尼亚夫斯基《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221990年第2期和第3期《星》杂志刊登萨哈罗夫的《和平、进步和人权》、《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等文章，23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Л.М.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24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25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26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27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8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29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 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 ：“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30 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31 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32 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一定的空间有关。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33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不仅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34 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象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35 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6 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想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7 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8 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9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40 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1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2 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的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3 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4 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5 从上述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46 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953年波麦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期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47 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艾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48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49 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年到1956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50 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的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51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52 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53 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现。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成型，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54 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5 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6 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7 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8 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59 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一度升温。60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七十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七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左右，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61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70万人。62 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63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4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65 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而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66 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67 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 总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作用，但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68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9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56年2月24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年到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35000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13名、军级干部57名、师级干部110名、旅级干部220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5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70 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训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71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72 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到：“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73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74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75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年到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年到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乱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7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77 2. 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塞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8 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9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到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 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80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到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81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伊·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82 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83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П.雅基尔和В.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5．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