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七讲》宿白

敦煌学术讲座丛刊第一集 敦煌学术讲座丛刊第一集 敦煌七讲 宿白先生主讲 敦煌文物研究所李永宁、施娉婷、潘玉闪记录整理 1962年10月于敦煌文物研究所 张我莎打印 目 录 一、敦煌两千年(一次) 二、石窟寺考古学简介(一次) 三、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二次) 四、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三次) 1、索靖题壁问题 2、从乐僔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 3、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 4、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 5、密宗遗迹及其他 五、敦煌研究简介(一次) 六、石窟记录与排年(二次) 七、佛象的实测和《造象量度经》(一次) 第一讲 敦煌两千年(一次) 1962·9·11· 一、汉代边防和敦煌设郡： 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150年左右，中亚的形势是：北边匈奴，西边大月氏，南边是汉朝。这三个力量比较起来匈奴更强大一些。匈奴势力强大，首先排斥了大月氏。大月氏的中心位置原在敦煌祁连间(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地区)，东到兰州北部，正好位于匈奴、汉朝之间偏西。匈奴排斥了大月氏之后，直接和汉朝对立。 大月氏被排斥到新疆以后，匈奴还一直在排斥它。新疆当时叫西域，是很富庶的地方，匈奴当然不能让大月氏在这里呆下去，必然要继续排斥它，结果匈奴就控制了西域。匈奴控制西域，这对匈奴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匈奴原来是游牧民族，而西域是农业区，物产丰富，它控制了西域，在人力物力上就有了后方，势力就更为强大了。 汉为了防御匈奴(因为北面直接受匈奴威胁)，很希望和大月氏联合，也很希望得到西域(或者说是“解放”西域)，因此派出了张骞。张骞到西域以后，大月氏已西迁，不愿回来。联合大月氏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了解了西域当时的情况，于是汉武帝决定要割断匈奴右臂。这就需要用兵。从长安出兵到西域，需要在河西走廓设立据点，因此设立了河西四郡，最西边的是敦煌。公元前111年武汉帝在敦煌设郡，敦煌有正式的历史记录便开始于此。敦煌两千年就是从汉武帝在敦煌设郡开始。(汉武以前敦煌情况不清楚，目前也未发现汉武以前的地下材料。) 汉武帝在敦煌设郡，是要把敦煌变为前线的后方。为了适应需要，在前线设有两个机构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设在海头(今新疆若羌亦即前汉时的楼兰，后汉时的鄯善)。把西域长史放在若羌，说明当时和楼兰的关系较好。戊己校尉设在高昌壁，这是一个掌兵的机构。高昌壁即今吐鲁番，其地位若羌之北，正当匈奴之冲。由此看来，汉代在敦煌设郡，尽管它是河西四郡的尽头，但它不是前方。 汉代长城，开始于敦煌城西边的小方盘城，据专家考证即玉门关。从玉门关南往北到居延，从居延往东到包头大青山，然后再向东延。 小方盘城是敦煌有名的古迹，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汉代遗物。从出土的遗物看，当时敦煌有一定的屯军任务，这就把内地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边疆。 汉在敦煌设郡除屯军外，还作了一些移民工作。现在的敦煌城是雍正年间修的，以前的敦煌城在党河西面，主要是移民居住的地方。 敦煌两个字很不好解释。敦大也，煌盛也，这是按字面解释。国内外许多学者则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对本地所起的名字之音译。 二、魏晋时期敦煌的繁荣 东汉中期以后，西北边防就受羌人的威胁。因此到曹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西北的边防。从好多措施里，我们可以看到魏的眼光的确远大。当时敦煌太守仓慈很注意生产，把牛耕和耧带到了敦煌，对敦煌绿洲的开辟有很大贡献。因此，魏代的敦煌比汉代繁荣。《魏略》记载敦煌当时是“华戎所支一都会也。”这说明当时除了吸引汉民族以外还吸引了一些少数民族。 魏代敦煌的繁荣也可以考古发掘得到证明。抗战时期在老爷庙发现的汉墓(实际上是魏代的)，其中有一个是翟宗盈墓，墓门上面有彩画，内容是云气、怪兽、鸟、守门人等。从花砖上看，虽然只反映出绘画技术的成熟，但它却说明了此地文化水平已很高。砖上的彩画和后来石窟艺术中的壁画有联系，如玄武等。从这个墓里还可以看出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汉墓分区，河西是一个地区。酒泉下河青，发现的汉墓墓门和这里很相似。此外，敦煌当时的情况，还可以从翟宗盈的翟姓上反映出来。当时中原士族庄园经济很发达。翟姓是敦煌地区后来的大姓(一直下延到明代)，但在魏时能修这么大的墓，可以说明这时已有很大的势力。 魏以后，西晋一直保持魏代的安排。这从小方盘城附近的大方盘城(河仓城)发现的泰始石刻得到证明。西晋时不但保持了魏代的情况，而且得到发展，这可以从索靖得到证明。索家自晋以后一直是敦煌的大族。索靖的字写得相当好。当时书法是家学，非士族不能有这样的成就。索靖书法传自张芝，张亦敦煌人。看来可以反映敦煌已有较高文化的书法，在这里，已有较长的传统了。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凉州刺史张轨就把东边封锁起来，这一地区就比较安静，中原地区好多人逃难到此。这可以从张轨死后其子张骏把敦煌郡扩大成为州(沙州)得到证明。张骏派杨宣为当时的沙州刺史。我们能在敦煌挖到升平十三年(东晋年号)的墓，正说明当时这里较平静。(这一时期的墓，在全国各地发现的不多，因为战乱，葬物少。) 苻秦灭前凉后，曾从荆汉一带俘虏了二万来人到敦煌。苻秦时期，这里又出了不少有名的文人，敦煌石窟据唐初人记载开始于苻秦，这不是偶然的。在十六国里，后赵和苻秦最为信佛。苻秦当时的佛教中心在凉州。凉州成为佛教中心，早在前凉时期。前凉在凉州设有译场翻译佛经。从记载来看，开凿敦煌莫高窟的两个和尚乐僔和法良都是从东面来的(一是西游至此，一是东来届此)，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 前秦灭后，凉州由李氏和沮渠氏先后占居。沮渠氏译经不少，也造了不少石窟，还有散存的佛经石刻，这种石刻多刻十二因缘。酒泉保存的沮渠氏十二因缘石刻，有纪年。所里从敦煌城中运的那块残石，和酒泉石刻有相似处。 魏晋时的大体情况有如上述。 从汉代设郡到这时已有六百多年，在这六百多年中，敦煌地区一直比较安定，人口有所增加，农业生产大约已提高到和内地差不多的水平，出现了士族庄园经济。在此情况下，佛教在这里初步扎根是很可理解的。之所以说是初步扎根，因为它并未流行起来。如果想象这时已很流行，也不是很恰当的。 三、东阳王一家(北魏阶段) 元荣康邓彦 和敦煌石窟开凿有关的两个名字，一是东阳王，一是建平公。建平公的记载现在还不清楚，只能说说东阳王。东阳王是北魏的皇族，先从平城迁到洛阳，后又从洛阳迁到敦煌。东阳王一家都很信佛，不仅这里的一家很信佛，留在洛阳的那一家也很信佛。因此东阳王在这里大开石窟和大写佛经是很好理解的。东阳王到敦煌在孝昌元年以前，因为东阳王妹妹的墓志里提到此事。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至少有十卷以上是有东阳王题记的，最晚的题记是大统时候的。藏经洞写经有一卷记载大统八年沙州刺史邓彦之妻昌乐公主元敬，那就是说，大统八年时，东阳王已不做沙州刺史，而是他的女婿邓彦在做沙州刺史。东阳王在这里做刺史，大概有二十多年。东阳王的刺史位置是传给他的儿子元康的，如何转到邓彦手，但没有记载，可能被邓彦所废。大统十一年，邓彦被敦煌豪右令狐所废。 北魏孝昌元年以前到大统十一年，这里有许多魏窟都可包括在这一阶段内。北魏洞窟之盛，大致相当于东阳王一家统治这里的时期。 四、隋唐盛世和中西交通 隋唐时期是中西陆路交通最繁荣的时期。敦煌是中西交通的门户，西方商人、贵族、物产都是通过敦煌这个口子往两京地区去的。同时，我们的出口货如陶瓷品、丝织品等也是通过这里往外运的。由此可见，当时敦煌的商业是很发达的。当时敦煌的农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可以从敦煌写经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得到证明。这里面记载有许多渠道名称。据说当时的渠道比现在还多。渠道的水源，除党河之外还有莫高窟前面的这条宕泉，如今宕泉已成细流。第445窟北壁盛唐的弥勒变中画有曲辕犁，并且还有调整犁头出土渠线的“秤”，这种和《耒耜经》所记大体相似的先进犁，也许在敦煌已经开始使用。渠道多，主要耕具犁进步，它都可说明这里农业的繁荣情况。当时的人口也比现在多。 唐代是大翻佛经的时代，敦煌这时有许多经典、寺院，这可以从玄奘取经的一件小事说明：玄奘取经路过敦煌，当时人们就劝他不要再走了，因为这里有许多大师，有许多经典。敦煌艺术这一时期有许多好东西。当然，我们不否认这里的成就，但我们也应注意这里的东西和两京地区有很大的联系(从内容上、题材上来看，都是如此)，敦煌藏经中很多经都是从内地来的。因此，研究此地隋唐洞窟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着两京地区。 开元天宝以后，吐蕃力量越来越大，不仅占有现在青海地区，而且越过祁连山，进攻凉州，往东随时可以到长安，往西更可西逾敦煌。吐蕃是游牧民族，打下一地，掠夺完就走。吐蕃想打进敦煌，当时的沙州刺史周鼎抵抗侵略，时间长达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吐蕃对敦煌时围时走，直到公元781年才占据敦煌。吐蕃统治敦煌将近七十年，其时佛教并未衰歇，莫高窟仍在继续修凿。公元848年张仪潮领着人民驱逐了吐蕃。从此敦煌进入张曹割据时期。 五、张、曹割据二百年 张氏和曹氏不一样，张氏始终奉唐，张仪潮最后入朝死在长安。当然，这和当时的形势有关。吐蕃在此统治，很残酷，人民很希望唐朝回来。因此，848年收复敦煌，851年唐朝就在这里设立了归义军，张仪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张仪潮收复河西后，先派十多个和尚去和唐朝联系，因为中间隔着回鹘。和尚当中为首的叫洪 ，因为有功于此事，专给他修了个洞窟，并任他为“都僧统”。他死后又塑了他的像放在上述洞窟旁边的一个小洞中(即后来的藏经洞)。 张仪潮死后，统治权交给他的侄儿张淮深。大概不久张淮深就死了。从敦煌文书上看，张淮深死后统治权交给淮氵。不久又托孤(张仪潮的儿子)给索勋 (他是敦煌士族)。索勋杀了张家许多人，自立。不久，张仪潮第十四女(嫁给李明振)纠集人杀掉索勋，张承奉立。从索勋开始，和唐的关系就不如以前了。割据应该说是从索勋开始的。张承奉自立后，建立国家，号西汉金山国，自称为白衣天子。不久，回鹘力量强大，占领了甘州，张氏亡于回鹘。张氏前后统治敦煌地区达七十多年。 张氏统治的前期，和唐有信使往来。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很兴盛，壁画、塑象的水平都很高，这与唐关系的密切有直接关系。 吐蕃的统治，在张氏的石窟艺术中留下了痕迹，如舞蹈、服饰等，回鹘的服饰在张氏的洞窟内也有出现。 回鹘强大以后，对敦煌的威胁很大。如何搞好与回鹘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919年左右，曾在张仪潮手下做过长史的曹议金，不知道用什么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与回鹘取得妥协，统治了敦煌。曹虽是长史，但力量很大，能与索家大族联姻，宋家大族也有一个女儿嫁给曹议金。张仪潮的夫人也是一个索姓，一个宋姓，这就说明他们两人都是与当地大族、地主联合的。曹议金能统治这里，看来不是偶然的。 曹议金取得统治后，不但与大族联姻，而且把女儿嫁给回鹘。五代宋初，于阗强盛，曹又与于阗国王联姻。联姻是曹氏能在这里统治一百四十来年的原因之一。 曹氏在此统治，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如注意发展农业、畜牧业，特别是养马很多，对宋、辽等的贡品，主要是马。同时，还开设了较大规模的制毛手工业(这也是主要贡品)，开采了矾、铁、硇砂等矿。这时候，此地的制纸业、印刷业也出现了。商业方面，曹家仍继续隋唐以来中西贸易活动，据文献所记曹氏贡宋的物品中有买自波斯的锦、银器，买自大食的马，和买自于阗的玉等等。由此可见曹家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因此，在莫高窟，曹氏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工作，晚唐时候，这里有过一次崩塌，曹氏时期曾用大面积的崖面绘画和木构窟檐进行修饰，并整理了全部栈道。另外曹家还开了许多大窟。在榆林窟曹家也进行了修建大洞的工作。 曹家的世系是：曹议金元得元深元忠延恭延禄。传到曹延恭、延禄时，西夏力量强大。曹家越过西夏，与辽(契丹)发生关系，采取远交近攻的办法对付西夏。因此，在契丹强盛时期，西夏始终没敢攻打敦煌。 延禄以后，传给宗寿贤顺(与曹延禄什么关系?不知道)。这时候辽已衰弱。中原的宋仁宗也不能给予这里帮助。曹氏东方的依靠都不行了，西夏于是占领了敦煌。 六、喇嘛教的传来 西夏民族即原来的党项羌，原居地是川北甘南高原，五代以后迁到宁夏一带。原与藏族关系很密切，在经济文化上都受藏族的影响。 这时的西夏，处在奴隶社会末期或封建社会初期。西夏在莫高窟究竟有些什么创建，看不太清楚。但一种用绿色较重的壁画很可能是西夏时代的遗迹。自唐以来的密宗和从西藏地区传来的喇嘛教，大约在此时逐渐融合起来了。 蒙古人在占据黄河流域以前，即灭金以前就占领了敦煌。蒙古人以河西为桥梁与西藏发生关系，凉州在当时是蒙古在西北的一个行政中心。这里的喇嘛教艺术出现较早，与此有关。 忽必烈灭金以后，就把西方交给安西王(在西安)。后来这里又归属了西宁王(在青海)，因为蒙古和西方关系密切，这时敦煌又成为中西交通线上的要道。 此地在元代统治下的时间较内地为长，465西壁南侧刻画有宣光三年的题记。宣光是元顺帝从大都北奔以后四年的新纪年。历史上叫“北元”。宣光三年也就是明洪武六年。这说明这时此地是北元统治的地方。过去只知道在朝鲜和云南用宣光年号，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北元如何能越过中原发号施令至云南?过去搞不清。发现这里的题记后，知道是通过西北边防的道理。 七、敦煌石窟的明清遗迹 元以后，喇嘛教寺院一直存在。这里有不能说太少的明代游人题记。其纪元有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四种。 明嘉靖中叶以后，统治者放弃嘉峪关以西内迁敦煌人民，因此这里再没有汉族的游人题记了。清康熙年间收复河西，这里有了游人，现在清代的游人题记是在“天王堂”留下的清康熙三十几年的。 清雍正三年，敦煌正式设县。县城从党河西岸搬到党河东岸，即现在的敦煌城。 主要参考文献： 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 向达：瓜沙谈往 闫文儒：敦煌史地杂考 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考 李永宁、潘玉闪、施娉婷记录 施娉婷整理 1962·9·24· 第二讲 石窟寺考古学简介(一次) 1962·9·17· 一、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它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但它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历史学，历史学主要是研究文献，而考古学则是研究遗迹和遗物的，特别是研究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的遗迹和迹物。历史学与考古学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因此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历史学通过研究文献、史料，得出结论；而考古学弄清楚遗迹遗物，是有它另外一种办法的。 考古学的方法：搞历史的基础之一是年代学问题。年代不清，史料便无法引用，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的年代研究即是所谓的层位学(或叫地层学)。 古代的遗迹遗物在一般情况下是顺着年代顺序被埋于地下的，层次越深，时代越早，层次越浅，时代越晚，这种因时代不同而有层次之分的地层，考古学上名为文化层。文化层越多，说明人类在此居住的时间较长。文化层很厚，而层次不多，说明年代并不长。例如有个三层文化层的遗迹、遗物(如下图)我们经过清理发掘，发现第一层有唐代花砖，第二层有北魏瓦当，第三层有汉代陶罐和五铢钱，便能确定第一层为唐代文化层，第二层为北魏，第三层为汉代。考古学的年代学就是这样得出的。所以考古学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层次分清。 不过，层次堆积有时是很复杂的，同时，唐层可能突破魏层甚至汉层，要区别得准确，还得有工作经验，如用泥土的颜色来区别等等。 在发掘方法上，可先挖掘一条沟，然后根据所显示的情况进行大面积的揭露。首先挖掘第一文化层，把它所包含的遗迹、遗物用绘图、照象、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后将这一层清出，再进行第二层的发掘，余类推。 清理发掘工作完成后的第二步工作是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各个时代的连续居住都有其延续性，而类型学就是要找出不同时代遗物、遗迹的延续关系的。譬如魏代遗物中的房子是在汉代基础上承袭发展起来的，而唐代的房屋形式则是在魏代基础上承袭与发展的。其他如器皿、陶罐都是如此。但应注意，只能同类相比，不同类是不能相比的，这种对比是类型学的一部分。 类型学的另一部分是组合问题。如在唐代遗迹中发现房子有两种类型，虽同是长方形，但内涵不一，有的中心有一方坛，有的没有，却另有竖墙，甚至还有坑，有的房屋有陶罐，有的却没有，如果偶然遇到一、二次只好作罢，若是三番五次地出现，便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房子有陶罐，那样的房子就没有呢?这就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我们在同层、同类的遗物中分类型，这就属于遗物、遗迹的组合问题。 类型学的第三个方面，是找出这个时代的共同点。尽管同一时期不同的遗物有不同的类型，但同一时期的遗物有其共同的迹象。把共同的迹象归纳起来就成为时代的特征。 类型学的第四个方面，是找出地区的特点，同一时代也有地区性，它有赖于两个地区同类东西进行比较。如莫高窟与麦积崖同一时代的东西，也都带有各自的地区特点。 大体说来，类型学有以上四个内容。 考古学的分期问题：考古学要分层，但分层并不等于分期，往往我们遇到的遗迹很复杂，有些地层颜色变化很多，同一遗物也散见于不同的地层，把同一遗物分布在不同地层的合为一个时期，名为合层，(如下图)不过，有时很错综复杂，如一种瓦片在第一、二、三层都有，而不见于第四层，但第一层的瓦当第三层也有，这就可以合层。合层往往不能拿一个历史朝代来概括，因此，这就存在考古学的分期问题。 通过以上方法，归纳了考古学的遗迹和遗物后，怎样进行研究历史呢?考古学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哪里发掘，只能研究哪个地区的历史。因此考古学具有很大的乡土性，这也很好理解，因为考古学是研究物质文化的，而物质文化是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别的。山东的房子不同于河南，敦煌的生活习贯也有别于兰州。由于考古学具有地区性，因此一地的发掘并不能概括为全省、全国的情况，只有全国各地普遍发掘，才能研究全国性的问题。 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在阶级社会，通过类型学组合的研究往往反映等级的不同，如五品官的东西，九品管不能用。同时也反映性质的不同。在阶级社会类型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族别的不同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范围即如上述。石窟寺考古学就是把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石窟寺。 二、石窟寺考古学是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中世纪阶段，宗教生活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谈中世纪历史就不能不谈中世纪的宗教生活。讲考古学也一样，中世纪考古学也不能不作宗教考古。中国中世纪(指封建社会时期)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如唐代长安分设若干坊，每个坊设一寺院，负责对这一坊老百姓的思想统治，因此，往往寺院在坊里被建筑在居高临下的地形上。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与宗教结合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研究中世纪历史，若不了解中世纪的宗教是不行的。 研究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从历史学来说是从文献中加以研究；而考古学则是从宗教的遗迹、遗物来研究的。 要研究敦煌中世纪的历史，必须搞清楚敦煌中世纪的遗迹、遗物。敦煌虽非全国文化中心，但它与两京地区是息息相关的，而两京地区代表中国中世纪文化，敦煌佛教遗迹遗物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石窟寺是佛教遗物中的大宗，保存较好、较多、较系统，故在佛教考古学中占重要地位。佛教考古学除研究石窟寺以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寺院遗迹，此地亦有其条件，只是未发掘罢了。据文献记载，敦煌原有许多寺，这些寺在哪里都还是问号，弄清这些，应作为研究所将来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综上所述，石窟寺考古学与佛教考古学并不能划等号，石窟寺考古学只是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 三、石窟寺考古学如何进行 1、收集文字资料、观察石窟现象。我们进行石窟寺考古，首先得搜集文献记载，继而观察石窟现象，为以后进行记录工作准备条件。在现察现象时，必然遇到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待下一步的深入研究，若没有问题而进行工作，这种工作很难深入。 2、进行必要的清理，做好各种记录工作。必须的清理指窟内、外清理，尽可能使其恢复原状。清理后便要进行三种记录：(一)文字记录：记眼睛所能见的现象；(二)实测记录：以矫正眼见之现象；(三)摄影记录；特殊的摄影(如紫外线摄影)能帮助摄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在进行记录时可审查观察现象所得到的印象。 以上两项工作相当于考古学的层位学。 3、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只有在做好各种记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类型字的研究，否则是空的。这里让要补充一下实测记录问题：实测必须搞清底层平面、壁墙平面，如莫高窟275窟至少需要有以下两个平面图(如图1、图2)，有中心柱的至少需要三个平面(加图3)。剖面得根据需要作出测量。侧面得画出东、南、西、北壁。此外还有窟顶仰视和窟外立面图。另一部分是塑象实测图：它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实测图很重要。同一时代，同一题材看来很近似，原因在于当时受到同一制象规格的制约，要区别各时代的不同，只有通过实测，才有数据。 类型学的研究方面很多，大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 类型学研究之一分期问题：在做好以上工作之后，可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包括：㈠石窟的结构；㈡题材的布置；㈢造象排队(壁画与壁画、塑象与塑象)；㈣花纹的变化。经过以上方面的排比，便能说明哪个洞窟与哪个洞窟相近，开始一定分得很多，之后可用考古学合层办法合起来，这样，年代和分期问题基本上能得到解决。 ② 类型学研究之二搞清石窟的种类：同一时代由于性质的不同，种类也不同，不仅形式(有无中心柱等)不同，题材与造象比例也可能不同，这就要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以分别石窟的种类。 至于为何同一时代出现两种类型，则是下一步的研究问题。 4、举例： 以上所述方法如何具体应用于石窟寺，姑且以大同云冈为例加以说明：大同云冈可分三期，这是根据文献记载和遗迹、遗物的现象来初步拟定的。第一期昙曜五窟；第二期太和年间的洞窟；第三期北魏迁都后的洞窟。 昙曜五窟最早的是19窟，接着是20、18、17、16，若细分，可分为三小期，即19；20、18、17；16。第7、8窟相当于1716；比7、8窟晚的是9、10；以后是5、6。第1、2窟与5、6相近。再晚的是西方塔窟及其西边诸小窟龛。还有7、8、5、6等窟前面的小龛。以上洞窟可合并为三期： 第一期：19、20、18、17、16、7、8。 第二期：9、10、5、6、1、2。 第三期：西方塔窟及其西边诸小龛窟等。 第一期诸窟，不能肯定各窟的具体年代，只能说其相对年代应是和平年间到太和初年。 以上结论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的： ① 石窟构造上昙曜五窟的共同特点是：椭园形平面，大象的平面占全窟的十分之八、九；窟顶是圆的，立面上有窟门，窟门上有门窗。 7、8、9、10、1、2的特点是双窟，而双窟都是具有比较方正的前、后室。1、2则是塔洞。窟顶平棊天井，但不很完整。 第三期一般是方形单洞，立面窟门上有两个明窗，平棊天井很完整。 ② 题材布置上：昙曜五窟，窟内设大象，壁面没有很多雕刻，现存的窟龛，大部都是第二—三期刻的。题材除主要是释迦和反映释氏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佛外，只有一个洞是弥勒，释迦、多宝并坐象也很少。 1、8洞题材有变化，后壁分两层，底层是释迦或释迦多宝并坐，上层是释迦、弥勒、思维。这时弥勒突出了，释迦、多宝也突出了，同时出现分段布置法，这种情况一直弥漫整个第二期。佛传、本生也流行了。 第三期：晚期释迦多宝对坐象流行，释迦与弥勒并重的情况日益明显，壁画布置也更规律化。 值得注意的是供养人，早期不雕供养人；第二期供养人雕于四壁之下；第三期则雕于龛下。 ③ 佛象排队：第一期：佛象服饰通肩和右袒式，衣纹凸起(如图1)。第二期：流行褒衣式(或叫冕服式)，衣纹变为阶梯式(如图2)。第三期：冕服衣裙褶纹很多，佛象也变瘦了。 ④ 花纹装饰上：早期花纹多莲瓣，和日本人称为忍冬纹的一种莲叶侧视纹。中期复杂的莲叶，还杂有鸟兽、童子、动物等。晚期纹饰增多，但比较规律化，形式不如前期变化多样，自由活泼。 主要参考文献： 夏鼎：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新中国的考古学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水野清一等：云冈石窟 李永宁、施娉婷、刘玉权、潘玉闪记录 潘玉闪整理 第三讲 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二次) 1962·9·23、24· 在进行石窟寺研究工作之前或在进行的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下面三项准备工作，今天主要讲第二项，为了说清楚第二项，必须先交待一、三两项。 一、理论准备工作 理论问题，是科研中的立场、观点问题。这里主要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石窟寺的研究，还应特别注意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虽然他们对基督教论述多，对佛教论述少，但对基督教的一些原则，还是可以应用于佛教的。不注意理论的学习，很容易陷入繁杂的具体材料中，不能自拔。 三、研究材料的搜集工作 石窟寺研究，必须掌握材料，建立档案。其目的有二：㈠一旦洞窟塌损，则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复原；㈡由于研究工作必须在研究室的桌面上，将有关资料进行排列、对比，并参考有关文献进行，不能带着文献到每个洞去对照实物。因此，搜集石窟资料建立档案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须的。 二、业务基础知识的准备工作 业务基础知识，包括下列方面。 ㈠ 历史知识 石窟寺是历史的遗迹遗物，因此，必须具有历史知识。首先，应有较系统的通史基础。目前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为主。有了通史基础搞研究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专搞北朝，还得从《三国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等正史下手，并以《通鉴》、《北史》为辅助。《北史》原是根据《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著的，但因为这三本书从宋开始就有断缺，以后校补时是根据《北史》抄录的，所以《北史》就比较重要了。 当司马光修北朝历史时，看到的史料比今天多得多，并根据考证在他的事迹系年上，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北朝很多方面受南朝影响，北朝的很多问题，其渊源应追溯南朝。故南朝的宋、齐、梁、陈书都应翻阅，这四部书加上《魏书》、《北齐书》、《北史》史称七史。现存七史均有问题，但在宋初修《册府元龟》时，根据的七史是七史全文，故看七史时应参照《册府元龟》。 读七史应特别注意佛教和艺术问题，以及有关敦煌事迹的记载，甚至换一个地方官也应注意。敦煌在河西是有代表性的地方，它的历史与河西关系密切，所以也应注意有关整个河西的史料记载。这些材料都应记录整理，做成卡片，分类保存起来。 历史知识，除了正史，还有杂史、地方志类书等史料。关于这些资料，可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大体将乾隆以前著作的8090%都收录进去了。它述说了著书的经过，介绍书的内容，故很方便。但它并无版本好坏评述。不过凡现存的影印本一般都较好，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等。 历史知识还应包括考古知识，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遗迹、遗物、墓葬和现在所谓的文物知识。《新中国考古收获》这本书，概括性强，且有较详细的注释，可以据之追寻原始资料。它的缺点是对地上的遗迹、遗物归纳不够。可参考《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三大杂志予以补足。 ㈡艺术史知识 石窟寺的主要遗迹是艺术作品，因此，应了解一系列的艺术史知识。 首先，也应具有艺术通史知识。可惜这类书少。现在北京美院正在编教材，杭州美院在编绘画史，可予注意。过去郑昶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较好，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也可参阅。反右前中央美院王逊的美术史讲义材料较全，但理论观点有问题。 以上的艺术通史，在南宋前的一段，主要根据下列三部书： 1、《历代名画记》(张彦远著)，现存无好本，需搞个合佼本，不搞定本。它们主要是明代刻本，刻本前身是抄本。 2、《图画见闻志》（郭若虚著），现存有南宋刻本的大部分。其最好本是《四部丛刊》续编，有影印本。 3、《画继》(邓椿著)，此书无好本，合校也困难。 这三本书不仅讲画，也包括了雕塑木作。此外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也很重要，它不仅记录建筑，也记录了不少彩画、雕刻的内容。 关于美术史的工具书，可检阅余绍宋著的《书画书录解题》。 ㈢佛教著述和敦煌遗书的知识 1、佛教著述 石窟寺是历代佛教的遗迹，研究石窟寺就必须和佛教以及历代的佛教打交道。隋唐以后，佛教派别多，就敦煌看所涉及的著述范围也很广。因此，研究佛教，得从其传入中国时的著述开始。 首先，应了解中国佛教史。从汉到南北朝以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较系统，它除告诉我们通史知识外，还告诉我们如何整理基本材料，对研究工作有用。南北朝以后，佛教通史，尚无合适著述可考，得靠自己。即将出版的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隋唐部分虽有所述，但作专门研究还不够。佛教是从印度、中亚细亚传来的，因此汤用彤著的《印度佛教史略》和《印度佛教概论》亦应参阅。 佛教艺术是为了当时的佛教宣传而创作的。因此在佛教分派系后，佛教艺术上亦应有所反映。敦煌壁画的差异，有些可能是时代不同，有些也可能是派系不同所致。因此应了解当时的各个佛学派别的特点。也就是说应了解当时的佛学史，并从中归纳出佛教史。 探讨各时期佛学派系的特点，只能根据各派系翻译的经典和大师们的著述研究、分析而定。其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项： 1、应先查经目，了解其何时翻译了何经，据此分派系。经目是中国佛教徒的重要贡献。汉以来，我国就重视了经目的记录，而且详细，包括各经的不同译本和有关著述以及过去、现在佛经各译本的存佚等情况。由于这些经目是据当时或记录者的需要出发，不一定为我们所需，故现在应用亦应作整理。近年经目整理的著作较易找到的是冯承钧的《大藏经存佚考》和《历代释藏译经存佚考》两文，都收在解放后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论丛》中。 我们整理经目，应抓几个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目录作基础。 ①《出三藏记集》(梁·僧祐著)：是一部翻译佛经的记集。梁以前经目已失，这部就是最早的。 ②《历代三宝记》(隋·费长房著)。 ③《大唐内典录》(唐·道宣著[高宗时代])。 ④《开元释教录》(唐·智升著)：后来的藏经多据此目收集抄刻。北宋初年四川的《开宝藏》即据此书目录收经刊刻的。 ⑤《贞元释教录》(唐·圆照著)：晚唐时对《开元释教录》作了补充，但补录的书不易找，故后代仍根据《开元释教录》抄刻。 ⑥《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五代·可洪著)：辽藏经却据此目录搜集刻印的，辽刻的房山石经也是。它比《贞元释教录》又增加了很多。 ⑦《至元法宝勘同目录》(元·庆吉祥著)：《弘法藏》即据此目录刻印。在平江碛砂延圣院刻的《碛砂藏》亦如是，《碛砂藏》在南宋末未竣刻，元至元末年始完工。《碛砂》与《弘法》所刻内容略同，现《弘法》已失传，《碛砂》尚存90%。该藏搜集广博，为明以前藏经最好者。抗战前上海曾影印。 ⑧《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日人所编，集于日本《昭和法宝总目录》内)：此目录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有很多错误。但它搜集了一些《碛砂藏》所缺经章，故可作参考。 整理经目，可得出几个重要内容： ① 什么时候高僧翻译了什么经和著了哪些书。可了解当时存在什么佛教派系。 ② 哪些书什么时候没有了，说明哪些派系不流行了。 ③ 了解当时翻译和著述佛经的高僧大师据于何地，可进一步知道什么地区流行什么派系。 ④ 了解现存的经原录于哪个藏。 只有整理了经目，在搞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有计划、有系统地看佛教著述。 2、看经和高僧的著述时，应注意序和跋。序、跋，往往都请高僧和专家撰写。序、跋中他们对该经的传承、发展历史以及主要内容都有论述，有时还有一些批评。从中可看出当时某些派别的兴衰发展情况。 3、看经，还得参看几个重要的高僧传： ①《名僧传抄》(梁·宝唱著)：原卅卷，现仅存一卷，但目录尚全。不如《高僧传》谨严，但内容丰富。现存日本宗性抄本，收在日本的《续藏经》内。它对弥勒记载较多。值得我们注意。 ②《比丘尼传》(梁·宝唱著)：在日本《续藏经》内。 ③《高僧传》(梁·慧皎著)：它为目前引用较多的，其中记载南朝高僧较详，北方高僧则略。但对由北赴南的高僧，其在南方已有成就者仍有详录。该书所记载高僧的地区包括凉州、两京、邺、黄龙等地。 ④《续高僧传》(唐·道宣著)：此传亦叫《唐高僧传》或《高僧传二集》，但均不妥。它主要补充了《高僧传》的不足，尤其是补载了一些北方的高僧，昙曜即录于此传。此传记载到麟德年间为止。 ⑤《宋高僧传》(宋·赞宁著)：主要记唐、五代高僧，宋僧很少。 北宋晚期到南宋，就不著高僧传而多著传灯录。以后的《明高僧传》主要记元到明初高僧，但内容贫乏。 著高僧传的和尚多为大师，他们根据当时流行的派系选择高僧作传，因此，我们应以佛教史眼光来看这类著述。看以上佛教书笈时，有关名辞、事迹可翻检佛教著述的工具书，工具书有两种： ① 类书性质的 《法苑珠林》(唐·道宣著)：初唐主要类书。对了解唐以前佛教的情况有帮助，如对弥勒的来源、事迹感应等都有记载。 《释氏六帖》(五代·义楚著)：对唐以后一些掌故有记载。此书中国已佚，日本尚有刻本。因模仿《白氏六贴》的作法，所以叫《释氏六贴》。四字一句，为了容易记忆。 《释氏要览》(宋·道诚著)：是一部佛教辞典性质的书。 ② 音义性质的 音义是当佛经翻译时，某些词用汉语音译，其意义则由音义书注释。音义书始由译经大师门徒著，后则为大师自己著。 《一切经音义》(唐·玄应著)：廿五卷。 《一切经音义》 (唐·慧琳著)：一百卷。包括玄应所著的音义在内。 《续一切音义》(辽·希麟著) 《翻译名义集》(宋·法云著)；有单刻本。它不以经为单位而以类为单位。其刻本以《四部丛刊》所集最好。 近人所著的佛经工具书，只可备查，不可引用。日本人织田信能和望月信亨所著《佛教大辞典》较好，另外《密教大辞典》对唐以来的密教了解很有用。关于唐以来的密宗图象可参看《大正藏》图象部(共十二卷)。 每看一本经应作笔记，并整理提要。大部头经看完后可开小型汇报会。每个系统佛经著述和有关经录、僧传看完后，应作论文。（所谓系统，约指四方面：㈠以一个大师为单位。㈡以传承为单位。㈢以时代为单位。㈣以地点为单位。） 做笔记和论文，可参阅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的文章。 从西北现存石窟寺看，在喇嘛教盛时，多少都受到它的一些影响。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流行于西藏，为藏族佛教，正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原而成为汉族佛教一样，佛教传入西藏即与西藏原始信仰“本波”结合成为喇嘛教。 蒙古入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喇嘛教，译了些经，搜集在《弘法藏》内(此经现无存)，后管主八又据此复刻在《碛砂藏》内。后来清修《龙藏》时，又增收一些。 汉文喇嘛经典很少，要深入研究，还需看藏文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关于喇嘛教的参考书，有法尊的《西藏政教史》和吕澂的《西藏佛教原论》等。法尊为汉族和尚，曾在拉萨学习，其书是直接参阅藏文著述写的。该书偏重在藏史方面。吕澂所著内容上重于佛史，该书除直接参照藏文材料外，还参阅了西方的研究成果。 2、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是指莫高窟藏经洞的遗书，这是莫高窟的特藏，是研究莫高窟的宝贵资料。可惜精华被盗窃运外国。最近科学院所编《敦煌遗书总目录》，其中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及陈垣的《敦煌劫余录》等廿多家的目录，基本上搜集了遗书的全部。目前在世界上有关敦煌经文的目录，它是最完备的。 藏书中以佛教著述最多，若加以整理，可看出佛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如《十二因缘经》为北魏左右所独有，隋以后就不抄了，《父母恩重经》是伪经，五代以后才有等等。 佛经外与佛经关系最密切的是佛经变文。它是寺院僧人向庶人宣传佛经而写的佛经通俗本。把它整理、排列，可了解当时世俗，首先是敦煌世俗信佛情况。 寺院文书在藏书中有很多，是莫高窟的史料，从中可看出当时莫高窟寺院的规模和世俗的关系，以及佛教派系等情况。若将它与石窟内容、题记等联系研究，还可发现更多的问题。石窟前面寺院的复原，这些文书更是极宝贵的资料。 藏书中还有莫高窟附近村社的记录。其价值不下于寺院文书。通过这些记录，对当时佛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能更具体地了解。如它记载了莫高乡附近有哪些社，这些社与莫高窟有什么关系，莫高乡的范围有多大等等，用这些资料，可了解寺院与民间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寺院有这样多的民情记载的文件，还可深入研究。 藏书中还有敦煌的史地资料。其中较著名的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志》、《敦煌录》、《寿昌地境》等（寿昌指今敦煌西南南湖地区）。这些书互有重复增减。这类地志书往往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诸如疆域、渠道、人情、风俗、出产、耕地面积、民族、人口……等，都有记录。是研究当时敦煌的第一手材料。 遗书中还有许多儒家道家的书笈，这对了解敦煌的全貌很有帮助。但为什么寺院藏这些非佛教的书，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上述藏书多具尾题，这些尾题很重要，可帮助了解该书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等。从中还可知道有些经是从外地传来，甚至有远自南方、中原、北方、四川等地的。藏经中有些大规模写经(10卷、100卷)其尾题更重要。北魏东阳王的发现，就是首先在北魏写经的尾题中找出的。 藏书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遗书，以吐蕃文最多。其中少数为经典，大部为文书，还有历史记载、敦煌事迹的记载等。此一部分大部被斯坦因、伯希和所窃走。 ㈣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 1、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佛教石窟寺以我国保存的为最多，也最有系统。它广布在我国西部、北部和中原地区。南方较少，现仅知四川、云南和江浙一带存有少量窟龛。窟龛的开凿时间，大约从南北朝起一直到明代。这些窟龛，大体上说，西部多塑绘，北方、中原和南方多雕刻。雕刻较塑绘易于保存，但我国西部气候干燥，塑绘也保存了不少。 这些窟龛雕塑，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窟龛中往往附有石刻和墨书的铭记，所以又为我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注意，特别自宋以来金石学兴起以后，许多金石学家对石窟铭记的蒐集曾不遗余力。所以，在我国石窟寺的研究工作，即从注意和蒐集研究石窟的铭记开始。 洛阳龙门石窟的铭记，宋朝人就开始著录了。响堂被注意的时间也较早。最早记录大同云冈的有名文人是清初的朱彝尊。全祖望记录了晋南的窟龛，袁枚记录了安西榆林窟，徐松记录了敦煌莫高窟和新疆的石窟。自清道光以后，许多石窟的石刻铭记，成为金石学家增加墨拓数量的重要门类，龙门、响堂山处在中原，可以不论，即是莫高窟的石刻拓画也在这时被罗致到北京了。光绪末年，缪荃荪艺风堂所收的窟龛墨拓为最多，叶昌炽并从所藏的窟龛拓片中，进而研究历代造象题材的变化，开凿窟龛的人事组织，以及其他零碎佛教石刻的内容等等。他的研究成果都收在《语石》中。 民国以来，顾观光等人调查中原窟龛，徐森玉等人调查山西窟龛，叶恭绰、陈垣等人调查云冈石窟，标志着我们的石窟寺研究工作进入了实地调查阶段，特别是后者并撰述了有关云冈石窟历史的研究论文——陈垣：《记武州山石窟》，这篇论文在蒐集资料上和文中的许多论点，一直对以后中外云冈石窟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继此而后的有陈万里调查泾川南石窟寺和敦煌莫高窟，向达调查南京摄山石刻， 百益调查龙门石窟，膝固调查安阳宝山石窟和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调查响堂山石窟，上述这些工作不仅蒐集了各窟龛的铭记、探讨了各窟龛的历史，并进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记录。有的还作了些摄影和实测记录。其中北平研究院在响堂的工作较为全面，他们的组织除了一般调查人员之外，还另设了墨拓和实测佛象两部分。 抗战时期，我们的石窟调查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南到云南剑川，西到新疆中部，都有我们窟龛调查工作者的足迹。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许多重要石窟都是这时被发现或被重视的。马衡等人调查大足，向达等人调查河西石窟(包括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和冯国瑞调查天水麦积崖，都是其中的重要事迹，并都著有专著。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等一行在敦煌一带也作了一些工作，莫高窟的初步排年应是他们的重要收获。此外，画家韩乐然等人在新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全国解放以后，石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呈现空前未有的蓬勃现象，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都有许多新的石窟被发现，其中较重要的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泾阳北石窟寺、青海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南郏县石窟、陕西延安石窟等。在石窟寺的研究方面，已从蒐集资料、考述历史和进行一般记录之外，出现了两种专门方向，这两种专门方向虽然互有关系，但在着重点和工作方法上都有不同。 ①着重佛教艺术的研究：注意艺术风格的研究、技法的发展和题材的考证。 ②作为佛教考古学一部分的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注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因此它首先要求作好石窟全部遗迹的全面记录工作。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年工作，然后再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这两种专门研究，前者开展较早也较快，所以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大都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美术研究》和《现代佛学》上。后者应该说是在佛教艺术和石窟文献史料整理的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的，它开始较迟，所以还没有什么成果公开发表。 2、欧洲人的调查人工作 外国人注意我国的石窟寺，是从十九世纪末叶才开始的。他们的工作实际都是为他们本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服务的。他们的工作性质注定了他们在工作中必定进行欺诈、破坏等可耻的罪行。他们的目标首先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现在新疆的全部石窟，几乎都弄得体无完肤，即是他们的“德政”!他们出入的次数和人数之多，这里不能尽述，其重要人物有：帝俄大佐柯兹洛夫，英国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的勒考克和格仑威得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后来斯坦因、勒考克等人的关于新疆石窟寺的报告发表了，斯的情况可参看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勒考克的《高昌》，罗振玉曾择要翻印了一本《高昌壁画菁华》，其他的部分还没有中译本。柯兹洛夫和伯希和有关新疆石窟寺的材料，我们还没看到。1925年伯希和出版了他的《敦煌图录》六大套。关于这些欧洲人的工作，法国郭鲁伯曾有综合介绍，冯承钧为之转汉，书名是《西域考古记举要》，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可参看。 对我国内地石窟的调查，以法人沙畹最早，到的地方也最多，从他的《北中国考古图录》中可以看到，他在龙门和云冈两地停留较长。此外我所知道的还有色加兰曾注意过我国西南的佛教石刻，他的报告《中国西部考古记》有冯承钧译本。 3、日本人的石窟调查研究工作 日本人注意我国石窟寺和欧洲人一样，也是紧紧跟着他们的军国主义入侵我国开始的，到抗日战争时达到最高峰。从入侵我国开始到现在已有三辈人研究我国石窟寺，时达五、六十年之久。 第一辈人，现已去世，开始注意的时间在清末民初。其代表人物为常盘大定，关野贞，大谷光瑞三人。常系居士，大谷为西本愿寺和尚，关是一建筑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两个组织，都是直接领取日本特务机关津贴而工作的。其工作主要是配合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内地进行调查。中国内地的著名寺院和大同、龙门、巩县、响堂、天龙和杭州飞来峰等石窟常盘相关野都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调查，并作了草图、拍摄、文字记录等工作。这些材料后来发表在《支那文化史迹》和《支那佛教史迹》两书中。这两部书各有六大套，每套各有解说，附图录发行。调查中常搞佛教内容，关搞建筑实测工作。他们所进行的调查，为以后日本对中国石窟研究作了开创工作。 当时正是各帝国主义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疯狂的政治侵略的时候，日本也派出了以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细亚探险队。大谷带了一批所谓佛教徒赴新疆“探险”，遍走新疆各石窟。其中的一个组到了敦煌。“调查”成果一部分发表在《西域考古图谱》中，该书内只有图片，说明很简单，共两厚本；另一部分发表在《新西域记》中。目前日本还在不断发表其搜集的材料。 他们对我国的石窟等文物的破坏，应比欧洲人还要多负些责任，常盘关野的照象实测发表后，引起了天龙山的破坏，大同佛头的破坏也在这一时期。常盘还在南方寺院中掠夺了很多经卷和文物。大谷光瑞在新疆破坏更为严重，挖毁壁画，窃掠汉唐文物，甚至连木乃伊也掠劫而去。 在第一期中，作“调查”的，主要是以上两批，而作佛教艺术研究的不止这两批人。较重要的有： 常盘大定：曾进行有关佛教史的研究，发表在《东方学报》后来收在他的《支那佛教史研究论文集》中。 平子铎岑：他对一些器物(佛具)作了不少研究。其文章登于《佛教史学》、《考古学杂志》。死后又集文成《佛教艺术的研究》一书。他死的较早。 小野玄妙：也是所谓居士，他写的东西很杂。有《佛教艺术及其历史》、《犍陀罗的艺术》、《大乘佛教的研究》和一些图象学的书笈等大小几十本。其中介绍了一些早期的佛教艺术作品，与中国有关系。书中的论述可取者不多，但材料收集较多。 滨田耕作：留学欧洲，习美术考古，对印度犍陀罗艺术有研究，以后着重研究中国佛教艺术。他是日本的贵族，后为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对日本第二辈人进行中国石窟调查很有影响，对日本田野考古学也有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和研究石窟有关的，还有对我国西藏和印度的研究。如梅见逸荣是研究印度佛教、佛象的，曾写《印度佛教礼拜象形式的研究》一书，文章主要讲佛象造型尺寸比例，梅见后来又研究喇嘛教造像，著有《满洲北支喇嘛教的艺术》。对西藏喇嘛教进行研究的还有河口慧海，他从学藏文、藏经、喇嘛教着手，对藏经有些研究，并将藏文、藏经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他在西藏当喇嘛时，以帝国主义者的方式“买”了不少西藏早期的幡画、藏文佛经以及佛具等带回国。以后日本研究西藏的人都出自其门下。 第二辈人研究工作，开始于“9·18”前后，直到抗战时期。其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京都大学培养的，也就是滨田培养的，如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 “9·18”以后，滨田首先调查了东北唯一的石窟——义县万佛堂(北魏晚期)。回国后，就着手组织美术考古队，以水野、长广二人为主。他们的调查，在他们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在方法上大有提高，作出了一些成绩。水野清一专搞历史、考古，长广敏雄搞美术史，还吸收了搞中国教史的 本善隆(以写中国唐净土教及中国佛教史北魏篇出名)一起工作。又请了有名摄影师羽馆易搞摄影。此外还注意整理中国过去石刻目录，使用了中国墨拓(拓片)的方法。 最初，他们搞的是南北响堂，较粗糙，搞龙门时就好一些，搞云冈时则更好些。云冈的调查实测，是与日军入侵华北和日本投降相始终的。在云冈工作的结果，出了《云冈石窟》30大本，它是抗战后陆续出版的，可以看作是日本对我国石窟半世纪研究的总结。 抗战期间京都大学的另一组人马，对元代居庸关过街塔座的佛教雕刻进行了考古实测和研究，这工作以学建筑的村田治郎为首，有搞历史的藤枝 、日比野大夫，有搞图象的高田修，有搞梵文、藏文的长尾雅人，搞八思巴和西夏文的西田龙雄，搞维吾尔文的江实和搞陀罗尼的足利悙氏、梶山雄一等。组织了各方面专家合作，使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所以在佛教考古学的著述中，《居庸关》一书的水平，又超了《云冈石窟》。 抗战胜利以后，石窟寺的研究出现第三辈，但新起的人尚无重大成绩。 日本对石窟寺的研究比我们的成绩为多，在谈到石窟寺的研究水平时，目前还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缺陷是： ①没有正确观点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其研究必然只能偏重于题材的考证，无法了解题材的发展。在理论上也不能对现象作正确的解释而仅能进行一些不肯定的推测。对石窟及其内容的考察也只能注意其表面而无法重视其内部联系。 ②不能掌握较全面的材料，如天梯山、麦积山、敦煌等重要材料都不知道，这在比较研究工作上，是一个致命弱点。在参考文献方面他们也受到限制，即使是大同云冈，我们的材料也比他们掌握的多。 ③缺乏对我国佛教的理解。如对禅的问题、对密宗的问题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因为研究这些东西，都和民族生活习惯、道德传统有关。至于在习俗问题上，他们更不能深入。 ④前途问题：战后日本出版《云冈石窟》时，石窟寺研究工作似乎活跃了一下，但这也只是回光返照。他们没有而且也无法再用军国主义办法搞到第一手材料了。新一辈人虽然学了些基础知识，但上面的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前途；使其无法深入下去。 所以这辈新人有的如樋国隆康，冈崎敬等，不能不考虑改变研究方向，有的如熊谷宣夫、秋山光和等，不能不仅限于零散题材的考证和整理一点残余材料了。 我们虽然晚走了一步，但我们具有充分优势条件，一定会赶到他们前面，并永远在他们前面。 ㈤最后还想谈谈专题研究的知识 石窟寺研究中的专题研究，目前应放在次要地位。它的研究必须等到较全面的材料整理出来后才行，否则研究专题，不是材料不全解决不了，就是时间不准，结论不确。但目前仍可作一些较有把握的研究和专题的整理工作。 专题研究近人尚少研究成果，我们需从头做起。如搞服装，舞乐，就得到各时代正史中的专门志书里去找线索，这工作应先从断句开始，将有关朝代的《礼乐志》，《军服志》，《舆服志》等书合校，说明其内容，然后作校注工作，再后再对照石窟图象和有关卷轴的图象。 专题研究亦应翻检专门的书笈，如《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当时的《会要》等。此外专门的综合性书笈，如宋陈旸的礼书、乐书等亦应阅读。再次，小说材料亦很有价值，它往往比正史内容更丰富。唐小说多集中于《太平广记》中，研究唐时应参考。另外，如《太平御览》、《图书集成》等类书也应参阅。(《图书集成》为清雍正时所编，其搜集资料多，但只可备查，不可引用)。 这讲结束时，我愿意再重述一下石窟寺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基础知识上： 1、理论学习的基础； 2、业务基础知识，即是这一讲的内容； 3、对研究对象的充分掌握，这一项是关键的一项。 主要参考文献： 吕澂：佛典泛论 陈垣：中国佛教史笈概论 极原阐教：佛教目录大纲 水野清一等：云冈石窟 村田治郎等：居庸关 潘玉闪、施娉婷、李永宁记录 李永宁整理 第四讲 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