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视野下草市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上个世纪初，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一批日本学者提出了“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在唐宋时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唐宋之前与之后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因而在中国史的分期中提出唐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近世。尽管国内的很多学者尚不赞同这种分期方法，但是普遍承认唐宋时期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最明显的就是贵族政治的衰落，而经济上，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在这两个大方面变化之下，唐宋时期的城市发展也出现较大的变化。不仅以往的坊市格局逐渐被打破，城市发展中更是出现了新的元素和推动力，草市就是在唐宋变革之下不可忽视的，对城市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关于草市的研究最早的应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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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草市起源和唐宋时期发展的论文。加藤繁认为草市的概念是草料之市，他根据上世纪北京等地仍存在的草市猜度古代的草市一开始就是设有草料的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的中心，尽管草料不一定有，但是草市的名称保留了下来。[footnotRf:1]也有学者认为“草”就是草率，草创之意，表示这种市场是粗略和简陋的。另外，近年也有一些学者据《说文解字》中对“草”的释义：“百草也”，认为草市即野外、野地之市，是相对于城中之市而言的。[footnotRf:2]但不论草市这一概念来源何处，根据现在学者普遍的认识，草市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发展与唐宋之际一系列的变革有重要的联系，尽管草市发展之初还比较简陋，但是它对于突破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对城市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18页。][2: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唐以前包括唐代都有规定市场交易的地点和时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footnotRf:3]这种对市的严格控制无疑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和治安，但是当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只有在州县设市的情况根本不能适应实际的需求。尤其是唐代逐渐放弃了实物而采取货币的税制，这就更加增强了州治县治以下的地方对市场的需求。在此情况下，草市便得到了快速地发展。[3:《唐会要·卷八十六》。]草市一般出现在水路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这也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易。唐代的诗人王建有诗句“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footnotRf:4]便是反映了草市设于水路便利处。又如唐末诗人郑谷：“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footnotRf:5]和顾况诗句：“村边草市桥，月下罟师网”[footnotRf:6]都反映了草市设在水路交通便利处。除此而外，根据加藤繁的考证以及后来我国学者傅文宗在专注中补充考证[footnotRf:7]发现草市还经常分布在城市的附近。[4:唐）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诗：卷四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5:唐）郑谷：《峡中寓止二首》，《全唐诗：卷六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6:唐）顾况：《青弋江》，《全唐诗：卷二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7: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这些材料表明，草市的分布一般都是出现在城外的水路交通的便利处。因为草市地处便利，加上它脱离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经常可以逃脱政府的税收，这就不能不吸引更多的商人到草市这里做生意。杜牧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逢遇草市，泊舟津口”，“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徧”从杜牧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原来简陋的草市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富贾商人居住在这里，恐怕这与商人要逃脱税收，追逐利益的目的分不开，而且随着草市的发展，草市不再简陋而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出现繁华的现象。又如白居易的诗《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曰：“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成人男作丱，事鬼女为巫。楼暗攒倡妇，堤长簇贩夫。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酤。”[footnotRf:8]便表现了草市的长足发展。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商业的逐渐繁荣，原来草市的地方就慢慢形成了大城市的卫星小城。例如洪州分宁县本是州治的一个草市，因为得到了繁荣发展便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最终设县治。“本当州之亥市也聚江、鄂、洪、潭四州之人，去武宁二百余里，豪富物产充之，唐贞十六年置县。”[footnotRf:9]可以看出唐宋变革下草市的出现you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加速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草市普遍开花，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草市都显现除了市镇化的趋向，并且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与过去的城市市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不是由于政治或者军事的需要形成的而是因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另一方方面，唐宋之际城市内部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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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溃和城市之外的草市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城市格局的极大改变。唐宋两朝大体太平，人口的增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因此出现了人多城小的情况。苏轼[8: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十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5.][9:乐史.洪州分宁县条[A].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六[C].北京：中华书局，2000.。转引自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这里的例子其实可以反映草市发展之后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原来的城小人多，加上草市的发展，原来城外较为简陋的草市变得宜居。很多城内的人，包括很多的富商大贾搬到城外居住，草市的商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分隔城内城外的城墙作用。也正因如此，当宿州原有的城墙失修，苏轼看到城外草市的发展便主张将城市扩展，在外围重新修筑城墙。综上所述，唐宋之际变革之下，一方面政治上贵族政治衰落，另一方面经济上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此时期内草市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草市的发展繁荣与坊市制度的崩溃一样，对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在处在水路交通方便的草市发展逐渐市镇化，变成了大城之外的卫星城，并且逐渐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设置了行政区划。另一方面，出现在城市之外的草市发展逐渐和原有的城市融合，扩展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并改变了城市的格局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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