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序言（一）春秋名義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所以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上也說：「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魅之事，一則說：「著在周之春秋。」二則說：「著在燕之春秋。」三則說：「著在宋之春秋。」四則說：「著在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今本無此文，孫詒讓閒詁辑入佚文中。）春秋之名，似乎其來已久。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由此，劉知幾論定：「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但這種推理，很難使人服气。汲冢璅語，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劉知幾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記的是太丁時事，這個不必懷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時原有的呢，還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後加的呢？則難以肯定。據史記殷本纪，殷商有兩個太丁，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殷本紀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自無時事可記。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殷本紀說：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兩個太丁，後一個太丁，龜甲文實作文丁。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誤，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1而其人為紂之祖則甚明。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孟子離婁下也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為什麽叫「春秋」呢？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先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說文夂部說：「夏，中國之人也。」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秋，禾穀熟也。」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先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冬，說文《（冰本字）部云：「四時盡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先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2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恆辭。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但是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書紀年大部分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只不完全，可能還有改正變動，但是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赖輯本。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许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先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如周禮天官宫正說：「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又地官州長說：「春秋以禮會民。」詩經魯頌閟宫說：「春秋匪解。」（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春秋修其祖廟。」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从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应春秋和春秋時代从前的現象，是不可置疑的。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3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唯恐都不足信。後來其他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二）春秋和孔丘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从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簿本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公羊、穀梁二家。」詳细情況，能够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梁阮孝绪七錄說：「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那麼，更不必談它了。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流行。卽在西漢，傳授讲解的好多，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三種經文，大體相同。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經也寫道：4庚子，孔子生。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不只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概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說：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能够訓，故書日：『天王狩于河陽。』」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许晉乘）至文公，日：『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公羊莊公七年傳說：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日：「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体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天的春秋。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君子者，孔子。」這是一語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說：5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他也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春秋以道名分。」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许作春秋呢？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以古代簡策的沉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未必能达成這艱巨任務罷。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从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孔丘三十歲从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怎样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6經的雅和頌的篇章。他若寫了或许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局势經過很大的變化。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兴盛，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富强，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這是一變。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這是後期形勢。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現在我略舉出幾條：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医生，無論盟會、讨伐都不寫卿医生之名。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二、讨伐，非魯医生書名（寫出姓名），詳隱公二．九注。三、諸侯書某人，詳隱公一○．二注。四、書「帥師」見文公三．七注。五、楚國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从前都稱「楚人」，文公九年一則書「楚人（實是楚穆王）伐鄭」，一則書「楚子使椒來聘」，書「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楚子」。而且楚医生書名，也從「使椒來聘」開始，椒是鬬椒，却不寫他的姓氏。孔穎達疏說：「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見隱四年經、莊十二年經、文九年經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應依校勘記刪正。）孔穎達說「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這是確居 心得 信息技术培训心得 下载关于七一讲话心得体会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关于使用希沃白板的心得体会国培计划培训心得体会 的話。7不只孔穎達有這論點，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许更進一步的见解。前文曾徵引趙汸的见解，「王」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陸粲也徵引金文，認為：今世所傳古器物銘，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己鼎銘則「王九月」，敔??銘則「王十月」，是周之時凡月皆稱「王」，不獨正月也。商鐘銘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亦不獨周矣。以為立法創制裁自聖（孔丘）心者，殆未考於此耶?彝器銘文標年代時有「王」字，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能够获得證明。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如羋伯敦（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羋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云云，這種「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代，绝不是如公羊傳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鐘銘云「唯王五月，長在戊寅，師于淄涶」云云，齊子仲姜鎛（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堇命鎛）「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示齊用周曆。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稱，器亦戰國時器。楚王頵鐘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鈴鐘」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證。則春秋時，楚所鑄器物，銘文之「王」，是楚王自稱，楚自用楚曆，非周王之曆，由此兩器能够斷言。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銘有「勿廢文侯頵（顯）命、文侯就是晉文侯仇，周平王東遷获得他的鼎力支援，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為證。晉用夏正，不得稱「王九月」，則「王九月」之「王」是指晉侯。王國维觀堂别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舉羋伯敦、彔伯■敦蓋等彝器為證，而不知楚之稱王，明見左傳，彝器中亦有之。晉器亦有稱王的。足見公羊傳所謂「大一統」之說只是秦漢大一統後想像之辭而已。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約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8何休注云：「子謂孔子。時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陽」應作「公子陽生」。姑不論這點的是非。據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麽？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殼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没有增減。至于「正名而已矣」，不過為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孔丘作或修春秋之，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越越奇特。舉一個例子為證。僖公經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也：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猶言聽而知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對子路的話，見論語子路篇。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以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後都有重要意義。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隕石于宋五」。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提出好多疑問。劉氏真有高見特識！我還能够從春秋、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孔丘不曾改正。左傳文十五年：9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冒犯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春秋：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医生孔父。華耦「先臣督⋯⋯名在諸侯之策」，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至於宣公二年春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齊崔杼弑其君光」，都本於晉、齊兩國太史的直筆，左傳都有詳的紀述，孔丘何曾改動？此外再提幾個證據。襄公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冒犯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由這段文字看，孫林父、甯殖當初逐出衞獻公，諸侯史書都書「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他臨死急迫希望他兒子替他洗刷、掩蓋這一醜名，惟有把衞獻公再送回國一法。他以「不來食」(不享受祭祀）要挾兒子這樣做，甯喜（卽悼子）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復立衛獻公。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改為「衛侯出奔齊」，不罪甯殖，而罪衛獻公，就是甯殖的「掩之」。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衞國政權，转行通知諸侯，諸侯太史也依通知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為什麼不保存「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一次：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又：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医生苟息。坊記作者所引為魯春秋，卽是魯史記，而基本上和今天春秋相同。一稱「殺其君之子奚齊」，一稱「其君卓」，可見魯史原文本來和今天春秋經文同。坊記還引魯春秋「孟子卒」，更和今天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由此，更可見孔丘未曾10修或作春秋。坊記還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傳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貺書)和定公四年經「楚囊瓦出奔鄭」，只少一「出」字，可說基真相同。由此看來，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怕背負冒犯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曲說出。縱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能够看出。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朱熹日：「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此外，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草稿春秋論也說：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那磨春秋和孔丘终究有什麽關係呢？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卽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春秋一定有闕文。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11假设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许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麽說，難道能輕易否认?那我們能够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却有這事，韓非子却說「孔子聞而記之」，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麽？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三）春秋評價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编年史。第一，為什麽說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論，春秋的紀載可信。以近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不只能推測未來的日蝕，遗能够追測古代的日蝕。春秋紀載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連兩第二天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兩第二天蝕，相連兩月初一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在一地兩次都能見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蝕或環蝕之後，決不能于下一月又發生日蝕。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或许是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除此二次而外，實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這是先人所不能偽造的。又如春秋紀載有「星隕如兩」（莊公七年經），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紀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紀載。不是當時人看到，當時史官加以紀載，誰也不能捏造。還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無法捏造的。由于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根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能够相信的。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斷地發現，好多能和春秋相印證。這在本書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複。又其次，兩晉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書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證的，本書注中都加引用，但是所引不多。為什麽呢？雷學淇於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一「八年晉文公卒」條說：12年為晉、魏之史記，其原本錄晉、魏之事必詳。宋初傳本止記其異於左氏經、傳者，以備稽核；其同者則不錄。而唐从前諸書徵引又皆取春秋經、傳，而不引年。故紀年之同於經、傳者多不傳於後。如文公之霸業，紀年豈有不詳記者，现在皆不見，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經篇、唐書劉貺傳所引，皆其僅存者矣。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也足以明春秋之可信。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法也。⋯⋯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也：觀汲冢所記（即竹書紀年）皆魯史符同。這些都是確鑿證據。一則證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則證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第二，為什麼它不完備呢？這能够從兩方面來。一方面，古代史官紀事本來簡略，宣公二年，晉靈公被趙穿所殺，其中有一段經過，而晉太史僅僅寫「趙盾弑其君」五個字，魯太史才根據通報寫作「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其君夷皋」。而於具體情況，一字不寫。而且實際殺晉靈公的是趙穿，為什麽太史歸罪於趙盾呢？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樣，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掉齊莊公，其中經過更為波折，也有醜事，而齊國太史也僅僅寫「崔杼弑其君」五個字。魯國史官才根據齊國通知，補上被殺日期和齊君之名，寫為「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我們再用古本竹書紀年相對，如桓公十八年齊人殺鄭國之君子亹，竹書紀年也僅僅寫「鄭殺其君某」六個字。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論紀年：「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可見這樣簡略的記事，是當時各國太史的常规。這種大線條的畫筆，連個輪廓都不完全，無怪乎桓譚新論（此書已佚，嚴可均全後漢文有本）：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3這話完全正確。如莊公二十六年經「曹殺其医生」、僖公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医生」，兩條都没有傅來說明補充，則殺者是誰，被殺者又是誰，為什麽被殺，其經過怎样，一概無法知道。杜預作注，也只得說「其事則未聞」。以上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春秋記事，可能本不完備，又加上後來抄寫有遺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難以理解。以日蝕為例，在春秋自隱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在魯都可見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紀載僅一半。那一半就没紀載。縱使日蝕那天逢密雲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蝕，就是密雲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蝕，可見失記的不少。據孟子離婁下，孟軻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麽，在孟子時代，已經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論那種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確，總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術。對於日蝕，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術呢？如果說没有，那麽，僖公十五年的那第二天偏食，日月合朔在清晨四時四十一分，日復圓在五點多，靠近六點，而魯都曲阜要到七點鐘才見到日出，日蝕在日出从前，魯國境内人都見不到，又怎样能够寫入春秋的呢？當時秦國地處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個多小時，是否由于秦國見到日蝕通報各國，而魯史加以記載呢？這個問題，很難解答。若說有一定的推算術，不只文獻無徵，而且就當時文化水平論，連冬至经常有誤測，更談不上推算日蝕了。何況既有推算日蝕術，哪能遗漏一半而不加紀載呢?春秋失紀的不僅一雨件事，再略舉出幾點。春秋歷魯國十二公，除閔公外，其餘在位年数，隱公雖僅十一年，而攝位時年已長大，其餘十公，長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但是他是昭公之弟，卽位起码在三十二歲以上。这些魯公，總有不少女兒出嫁。但春秋載魯女出嫁的僅僅七次，可見遣略未紀的好多。尤為明顯的，如宣十六年書「秋，郯伯姬來歸」，她回娘家紀載，她出嫁為什麽不紀載呢？成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杞权姬來歸」，也不寫其出嫁。當然，這兩個女子，都是被夫家抛棄而回娘家，但她們出嫁時，怎麽能知道她們將被離棄而不書呢？如果說，本是寫了的，因其被棄，史官便删去了。那麽，難道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僅有不到十個女公子出嫁嗎？14春秋之時，周室固然已經衰败，但名義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載狐偃向晉文公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公由此稱霸。而魯為周室之最親近者，並且齊國仲孫湫說魯國「猶秉周禮」，「魯不棄周禮」(見閔元年傳）。既然魯國還實行周代禮制、禮節，為什麽二百四十二年間，春秋書魯医生到京師去的僅僅七次，聘問者僅僅二次呢？可見一定有漏載的。其餘明顯失載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盡歸鄅俘。由此能够知道鄅國並未被滅亡。哀公三年，魯城啟陽。啟陽卽是鄅國。三傳屢說春秋「重地也」(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國為魯所有，為什麽春秋不載一筆呢？到今天一直還不理解鄅國是哪年併于魯，用什麽方法併于魯。又如宣公十年傳說：「凡諸侯之医生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但是文公六年經書「晉狐射姑出奔狄」，那麽，狐射姑應該曾經來魯，作為「玉帛之使者」，但是經和傳都不曾記載。總而言之，春秋失載的事不少，拿輯本竹書紀年來看，就有若干條為春秋所無，也應屬於失載之列。至于春秋是否有傳寫脱漏，從古今所載春秋字數的差距來看，未嘗無此可能。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春秋一萬八千字。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說也謊「春秋一萬八千字」。王觀國學林却說：「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李燾為謝疇作春秋古經序說：「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誤也。今细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張晏為曹魏時人，王觀國和李燾都為南宋初時人。倘若張晏的「萬八千字」的數字可靠，則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據汪伋十三經紀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為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字，較之李燾所细數，又少了六十字。輾轉抄刻，字數難免有脱落。試想，春秋一條，多則二十餘字，少則幾個字；而自張晏以來，幾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起码是脱了一百多條，是不是能够說，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備原因之一。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見說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滅國上篇說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淮南子主術訓更理解地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後15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劉向於所上封事（見漢書楚元王傳）無不如此說。而按之春秋，實際都不够此數，也不知道漢人傳說是這樣，而不論春秋實際紀載；還是漢人所見春秋，遠比今天所傳春秋為多。所以我說，春秋所存史料並不完備。左傳雖然增補了些，卽「無經之傳」，但還遠遠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間的史實，有不少是失傳了。（四）春秋和三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班固於「經十一卷」下自注：「公羊、穀梁二家。」那麽，春秋古經就是左氏傳的經，因為它原來是古代文字寫的，所以稱它為「古經」。可能它以魯國一公為一篇，魯國十二公，所以它為十二篇。至於公羊經和穀梁經，是到漢朝才寫定的。藝文志說公羊和穀梁於戰國「末世口說流行」，公羊傳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說公羊「至漢景帝時，壽（公羊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公羊寫於西漢有明文可據。四庫全書据要直定公羊傳為公羊壽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穀梁寫定年代，雖然没有明文，但從藝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漢。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別不在數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许以閔公僅二年，與莊公合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漢人用此兩字，大有分别。篇指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的，每簡很窄，可寫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據武威慶氏禮漢簡，木簡容字多，竹簡容字少），用素絲或青絲编聯為篇。若寫在帛素上，則容字多，可能加軸捲起來，所以稱卷。漢書藝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簡、木簡書，卷指帛書。此外還有紙本書，不過到今天未曾發現過實物。紙不能長久保存，自然不可能還有二千年以上的紙書存在。雖無實物，當時有紙書，不可否认。另外還有石本；如漢石經，只存殘石。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所發現的帛書，不曾用軸，也不捲，而是摺疊成方塊，置於盒中。那是殉葬物，應屬特例。現在回到本題。藝文志於春秋古經用「篇」計，於公羊、穀梁經用「卷」計，一則可見古經寫在簡上，公、穀寫在帛上；二則先秦書一般用簡，漢代絲業較發達，多数用帛和紙，由此能够證明左氏古經是先秦物，公、穀是漢代才寫定的。史記吴世家說，「予16讀古之春秋」云云，據下文，司馬遷所讀「古之春秋」就是中祕書所藏的古文寫的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因為都寫於漢代，自用漢代通行文字，所以稱為今文。左傳一則出於屋壁，二則傳於民間，未得立學官。在西漢哀帝時，劉歆力求，而被「今文家」所否认。否认原因之一，是「左氏不傳春秋」。左傳是否傳春秋，只有就左傳本身來考察。上文徵引過桓譚新論的話，「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裹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過來，若有傳無經，也有許多費解處，還有更多史事闕文。先舉費解的例子。成十七年經云：「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云：「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傳僅云「諸侯」，若没有經所紀載的「晉侯、齊侯」等，離開經，不知道「諸侯」是哪些國君。同樣，襄十年經云：「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襄十年傳云：「春，會于柤，會吴子壽夢也。」（下略）若没有經文，誰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會。桓譚說，經不能離開左傳，其實，左傳也不能離開春秋經。不過左傅的解經，不像公羊和穀梁。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現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窺見公羊學說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詁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採用或徵引嚴彭祖、顏安樂的遺說，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詳見公羊傳「隱公第一」徐彦疏），現在看來，不是穿鑿附會，便是迂腐迷信。試想，用春秋來判斷訴訟，來救旱、止雨，難道不是愚蠢之至麽？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禮疏。他在公羊禮疏序中批評漢人講公羊者說：「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無怪乎北史儒林傳說：「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隋書藝文志也講過：「晉時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達其義。」穀梁傳大多同於公羊，所从前人以兩傳並論。清人陳立作公羊義琉、鍾文烝作穀梁補注，近人柯劭忞還專用「九旨」為全書綱領作春秋穀梁傳注。這些書，我都讀過，真是越讀越糊塗。不是這些學者糊塗，我認為是公羊傳、穀梁傳本身糊塗。柯劭忞縱然費盡苦心，不惜改動原文，使他通順，但终究是「可憐無補費精神」。17左傳直接解釋經文的話比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不像公羊傳，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幾段，加以無謂的解釋，又合起來，從詞的順序加以臆測。左傳僅：「不書卽位，攝也。」所以司馬遷作史記，在魯世家中，用左傳，而不用公羊和穀梁。没有必要，左傳不只對經文不加任何解釋，而且連春秋經本文都不寫。所以左傳有不少的無傳之經。杜預很懂得左傳體例，倘若經文和傳文相類，如文公元年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仿佛無所增加和明，而杜預却注云：「傳皆不虚載經文。」那麽，為什麽裏「虚載經文」呢？杜預認為後文「穆伯如齊始聘焉⋯⋯」這條傳文應在「葬僖公」下，就是孔穎達疏所的「既葬除喪，卽成君之吉位也」。我則認為這是表示下一傳文「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若不寫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錫命，文公也不得接受，並且使人答謝。正如宣十年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傳僅云：「師伐邾，取。」實際為下文「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作伏筆。因為最早春秋自春秋，左傳自左傳，各自為書，先人叫「別本單行」。把春秋經文和左傳分年合併，杜預春秋序自認是他自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若在經、傳未合併从前，作傳者於與其他傳文有關之經，不能不也寫一筆。這不叫「虚載」。左偉還有時把幾條相關的經文，合併寫成一傳，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一共四條經文，左傳寫成一傳，不過今本左傳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間，插入經文，因而隔斷，文氣實際是相聯的。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左傳有更多的無經之傳。因此魯史官雖然未必記載那事入春秋，而左傳作者却認為不能不寫出來。讀者隨時能够發現，不再舉例。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左傳有和經矛盾的，一般是左傳對經的糾正，如昭公八年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陳哀公）」，辛亥為四月二十日，而經文作「辛丑」，則為初十日，兩者相差十天。孔琉：「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虚。」就是傳文實在，經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傳文不述。但是襄公二十七年經「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按今法推算，這是當時公曆十月十三日18之日全蝕，丁亥朔日應在十一月，日食也應在十一月。經寫成「十二月」是錯誤的。作左傳者大体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寫這一條傳文，以糾正經文。但他自己並不懂曆法，說什麽「辰在申」等等外行話。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資料是比春秋還可靠的。總而言之，公羊傳、穀梁傳，不是空話，便是怪話，極少具體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偶然發現一兩點全經體例，為漢人所重視，所抄襲，甚至加以附會。這種地方，還應該加以表彰和說明。如公羊傳宣公十八年說：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吴、楚之君不書葬，辟（避）其號也。禮記坊記因而附會說：子云：气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鄭玄注說：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吴、楚之君不書葬，辟（避）其僭號也。」我對春秋全部經文作過各種統計，以書「葬」而論，除葬周王、魯君、魯國夫人、魯國女公子以外，外國之君書「葬」的，一共八十四次，還不算定公四年經的「葬劉文公」，因為劉文公是周王室大臣，並非諸侯。當然也有不書葬的，如左傳成公十年云，「冬，葬晉景公」，春秋經，卽魯史官便不書。據左傳的解释是魯成公親去送葬，而其他諸侯没有一人親自去的，魯人認為這是奇恥大辱，不只不記载魯成公去晉國，甚至連晉景公的葬也不寫。可見非魯國諸侯的葬，由于各種原因，魯國太史不紀載的不少。吴、楚、越三國國君自稱王，若寫他們的葬，一定要出現「葬某某王」諸字，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書「葬楚康王」。這便違反坊記所說「土無二王」的原則了。春秋全經的確没有寫過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總结，成為全經義例，還是有道理、有參考價值的。穀梁傳也總结一條經例，也為坊記所竊取、附會。穀梁哀公十二年傳說：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19坊記因而說：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其實，這事論語述而篇有記载：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左傳也有類似說明：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同姓不婚，雖是周禮，「猶秉周禮」的魯國也不恪守，各國早不理會了。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晉文公的母親也姓姬，鄭國叔詹公開地說：「晉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傳）正如齊國的盧蒲癸娶同宗女為妻，别人說他：「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盧蒲癸答說：「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坊記雖然竊取論語和穀梁傳，並假託孔子的話來加說明，實是「孟子」之稱，在她為昭公夫人時便已如此，魯國國君先和宋國通婚，桓公以後，多和齊國通婚，到昭公才和吴國通婚。可能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魯又是著名的恪守周禮的國家，才羞羞答答地不敢直稱「吴姬」，改稱「吴孟子」。魯太史寫其「卒」，連「吴」字都去掉，因為吴為太伯之後，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還是表示同姓通婚，所以僅寫「孟子卒」。穀梁傳這一總结，並没有多少意義，衹是表示魯國一些人的保守觀念而已。除此之外，公羊、穀梁兩傳也偶有說得對的。如莊公七年經「夜中，星隕（公羊作「霣」，同。）如雨」，二傳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恆星雨天象切合。左傳解「如」為「而」說成是「與雨偕」，便錯解了。但是左傳以具體史實來說明或许補正以至訂正經文。行文簡勁流暢，自東漢以後更為流行，自魏晉以後便壓倒公羊、穀梁二傳。最後引日本學者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春秋經傳集解（卷子本）一段，補充說明春秋古經和左氏傳的來由：20據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案：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單經，蓋因十二公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記吴世家「余讀春秋古經」。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為「公卽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單卷。（⋯⋯以左氏傳名者，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是也。）顧所謂春秋左氏傳者，當分別春秋與左氏傳而觀之。蓋張蒼所獻，有經有傳，而孔壁所得，有傳無經也。⋯⋯夫始除挾書之律，在惠帝四年；則蒼之獻書，當在此際。而恭王壞孔子壁，則景、武之間也。乃知春秋經之出，必在恭王壞孔壁前矣。張蒼生於先秦，曾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則其所藏左氏傳，即先秦舊書，當與孔壁所得無異矣。見後魏書江式傳所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而可徵也。（五）左傳的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卽春秋）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孔穎達疏引沈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西漢本孔子家語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語是曹魏王肅所偽作）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裹。」嚴彭祖要早於司馬遷，而兩有同有異。同者，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傳。不同者，孔子作春秋在前，左丘明唯恐孔門學生各執己見，走失孔丘原意，因而作傳，是作傳在後。嚴彭祖却孔子和左丘明同車到周太史那裏看書，一個作經，一個作傳，是經、傳寫作同時。左丘明這個人，論語公冶長曾經提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21孔丘話，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見左丘明不是孔丘學生，所以司馬遷稱他為「魯君子」，仲尼弟子列傳也没有他的名字。那麽，他起码是孔丘同時人，年也不至小於孔丘。唐人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趙氏損益例甚至：夫子（孔丘）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从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這樣，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从前若干年，便是否认左丘明曾經作過左氏傳。後人還有對左丘明的姓表示疑問的。司馬遷既左丘明，又「左丘失明」（報任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也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而他的著作又叫左氏傳。终究他姓左名丘明呢？還是複姓左丘名明呢？還有其他法呢？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六九便主張左丘為複姓之。他：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這種法有兩不通。第一，左丘明不是孔丘學生，史記證據顯然，朱彝尊受杜預等影響，因為杜預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晉書荀崧傳引荀崧上疏也：「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這樣，硬把左丘明變成孔門弟子，却和史記不相合。這是一不通。而且周人以諱事神，却「臨文不諱」。周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但是周初文獻，「昌」字「發」字並不避忌。詩周頌雝「克昌厥後」，又噫嘻「駿發爾私」，都能够為證。何況左丘為複姓，並不見於姓氏書？這是二不通。第二種法是，司馬遷既稱其書名為左氏春秋，班固漢書藝文志又稱其名為丘明，那麽，此人姓左名丘明。孔穎達在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疏中：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22但怎樣解釋司馬遷之稱他為「左丘」呢？有人說，先人本有複名單稱之例，如晉文公名重耳，左傳屢見，而定公四年左傳所引載書（盟約），省稱為晉重。這種例子並不少。何况司馬遷是在做文章，並不曾考慮到因此惹起後代争議。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有二字之名省稱一字列，而且說：「史記中此例甚多。」那麽，司馬遷省左丘明為左丘，便不足為奇。何況若稱丘明，便和本句下文「失明」的「明」字重複。司馬遷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防止重複，其稱左丘明省為左丘，竟是文勢所不得不然。至於俞正燮癸巳類稿左丘明子孫姓氏論說：廣韻十八尤「丘」字注引風俗通云：「魯左丘明之後。」丘明子孫為丘姓，義最古無疑。丘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為左史官言之。依俞氏之說，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但是左史省稱左，自古没見這例子。清乾隆年間便有人奏請立丘姓人為左丘明之後，段玉裁替禮部寫了一篇駁山東巡撫以丘姓人充先賢左丘明後博士議，文見經韻樓集。俞氏考據之學號稱精審，但這種議論實在不高妙。無論左丘明的姓氏怎样，無論左丘明是孔丘从前人或同時人，但左傳作者不可能是論語中的左丘明。左傳最後記載到魯哀二十七年，而且還附加一段，說理智伯之被滅，還稱趙無恤為襄子。智伯被滅在紀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趙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時，不至於孔丘死後五十三年還能著書，於是有種種說法：吕大圭說：「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為春秋作傳者，丘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這種說法很巧，可惜先人未曾說過，呂氏也舉不出任何論證來。「意其世」云云，便表示只是臆測。姚鼐左傳補注序說：「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吴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為丘明說經之舊及為後人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這是說左傳經過後代傳習的有所增加，但又指不出哪些是增加部分。至於「悼之四年」至「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一段是證成陳成子「知伯其能久乎」這句話，自23是左傳作者應有之筆，未必為後人所加。由于左傳成書于公元前四○三年以後，自然看到趙襄子的死。章炳麟春秋左傳讀說：「韓非外儲說右上曰：『吴起，衛左氏中人也。』左氏者，衛邑名。内儲說上曰：『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傳其學，故名曰左氏春秋。」錢穆因此及其他類似說法，竟作一結論說：「此左氏傳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說也。（」見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二，香港大學出版社版）這種结論我也不相信。據史記吴起傳，吴起治國，用法家；善用兵，幾乎戰無不勝。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軍事家，極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會不知敵我，不講形勢。而左傳一書講「怪、力、亂、神」的地方好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傳授過它。一則它是一部當時基本可信的近代史。二則左傳的描寫戰争，不只生動，而且每一戰争，着重點各有不同，各有特色。許多軍事觀點，很值得軍事家學習。我認為，左傳作者不是左丘明，不只不是論語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一說如此），因為漢書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吴起雖然傳授過左傳，左氏傳之稱绝不是因為吴起是左氏人。左傳採取好多原始資料，如成公十三年傳載晉侯使吕相绝秦書，這是一篇强辭奪理的文字，可是藝術性很高。秦國後來竟模倣造篇受辱的文章，寫了一篇詛楚文（見嚴可均所輯全上古文卷十四）。由詛楚文足以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纪绿，或许原始文獻。左傳作者安排改寫這些史料，有始有終，從惠公生隱公和桓公至智伯之滅，首尾畢具，風格一致。其人可能受孔丘影響，但是儒家別派。韓非子顯學篇說：「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孔丘不講「怪、力、亂、神」，左傳作者起码没有排挤「怪、力、亂、神」，所以我認為是儒家别派。他的改编史料，正和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一樣。資治通鑑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雖然有當時著名史學家劉恕、劉放、范祖禹等人為助，但據司馬光的進書表「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云云，司馬光實曾把全書作了统一时间，所以現在讀資洽通鑑，真像一個人寫的。據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司馬24光唯恐資治通鑑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節縮著通鑑舉要歷八十卷（此書已不存）。由此足見司馬光於資治通鑑實曾通讀並加工。左傳作者雖然取材也多，但僅二百五十五年，全書除春秋經外，不過十八萬字左右。縱使當時寫作條件艱難，也不如司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能够一人成書。從注中能够知道，後人所謂劉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都不可信。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左傳的成書年代。（六）左傳成書年代研究左傳成書年代，前人也曾用過力量，獲得一定的成績。可惜凡是只用一種方法，没有從内及外，更没有收集正反兩方面資料來解决矛盾，導致作出比較切合客觀實際的结論。我的這篇考證，對於前人研究成就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於不合己意而不取，僅僅由於它缺乏科學性和邏輯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切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讀者。論斷左傳成書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餘錄∶戰國之文恣横，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绝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从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然、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崔述這些一話，有封有不對，現在不加討論。但他推定左傳作書之時，上距定公、哀公不遠，下也不會在戰國後。雖然此段時間相距很長，但作為第一位認真探討左傳成書年代的學者，其结論還是值得重視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绎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司馬遷上文所謂春秋，實指左傳，前人已有定論，現在不再重複。讀者參考近人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司馬遷所稱春秋系指左傳考也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