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美援朝时使用的手机

亲历朝鲜空战系列之二 五十八年前使用手机 王剑贞 看了标题，很多人会不相信：五十八年前用手机？那是 上个世纪的 1951 年哪？天方夜谭！那个时候有手机吗？ 应该说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小巧、轻便，有那麽多种现代 化功能的手机，那时候不要说有，就连想也想不出来。但是， 如果回归到手机的本义：“手持式无线电话机”，我就没有说 错。手持式无线电话机有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手持”， 就是一只手能拿的住；第二可以实现无线电通话，我说的就 是这种最原始的手机。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内出现的那种被称为“砖 头机”的“大哥大”，不就是那个年代的手机吗？我在五十 八年前使用的那种“手机”，就类似于“大哥大”。只是我那 个“手机”的个头，比“大哥大”还要“大哥大”一些：它 稍高，腰身也约略显粗。当然，它的通话距离只有大约10 公里的范围，它的全称是“军用手持式无线电步谈机”。手 机的两大基本特点：一只手拿得住和无线电通话，全部具备。 说它是步谈机，是为与在飞机，战车，舰船上装备的大功率 电台以及背负式报话机相区别。步谈机只能近距离无线通 话，而电台和报话机不仅通信距离远，它既能无线通话，又 能收发无线电报，当然，它们的个头和重量也是步谈机的几 十倍甚至几百倍。 我在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就能用上这种军用手持式无线 电步谈机，缘于一段特殊的机遇。 大约在 1951 年 8 月 20 日前后，我和 30 来名同学从位 于杭州笕桥的空军四六预科总队提前毕业，分配到即将参加 抗美援朝空战的空军 15 师，当天我就被分到师属通信队无 线区队的无线电定向台，担任见习无线电定向员。 一支苏联空军米格师负责突击训练我们掌握这种当时 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米格 15。我们师按照苏 军编制实行对口培训，我去的无线电定向台尚未移交，由两 名苏军老大哥掌握。 定向台的任务，是引导迷航的飞机安全返回机场。当时， 一是米格 15 战斗机上的无线电自主导航系统不完善，仅仅 是无线电半罗盘，不能全方位引导；二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 从陆军调来，只在航校速成培训了半年多，在活塞式教练机 上和米格机上总共才飞了不到 100 小时，加上飞行员文化程 度普遍较低，大多不会熟练使用飞机上的无线电半罗盘。所 以，一旦飞到生疏的空余域，尤其在激烈空战中做完种种格 斗的特技，诸如横滚、翻跟斗，急速上升、下滑等等，往往 会迷失了方向。 在浩茫无涯的云海蓝天，他们怎样才能飞回自己的野战 机场呢？这时候飞行员只有一种选择：呼叫我们定向台。我 们定向员要在 10 多秒的时间里准确测出飞机返航的航向并 通过定向对空台的发射机报给迷航的飞行员。现在有文献可 查的记载，仅最早参战的空军第 4师、也就是现在的空一师， 在朝鲜空战初期因飞机迷航而机毁人亡的事故就有两起。 定向台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来探测飞机 电台的方向。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一旦有飞机迷航，这 时的定向员可是千钧重担，系于一身。一个定向员报出的航 向不怕在方位角上出现几度、甚至十几度的误差，最怕的是 把方向报反了。那样迷航的飞机就会越飞越远，一旦油料耗 尽，飞行员要么弃机跳伞，要么机毁人亡。真到了那时后， 即便那个定向员“提头来见”，也都晚了。 现在的人谁也想象不到，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平时训练 还是到前线空战，一旦有飞机迷航，一个像我这样平时很不 起眼的小小定向员就成了绝对权威。不要说我们的顶头上司 报务主任、区队长、队长、通信科长，就是团首长、师首长， 包括在朝鲜空战中最令大家敬畏的空联司刘震司令员和后 来的聂凤智司令员，在那个特定瞬间，都一律听定向员的。 那时，15 师指挥飞行的飞行副师长吕茂堂同志因为担心 我们的定向对空台发射功率小（只有 25 瓦），飞行员听不清 而会动用功率强大的有 500瓦发射功率的师对空指挥台向飞 行员复述我们测报的航向。在朝鲜空战时期，各飞行师的米 格编队起飞升空后一律由空联司司令员一人统一指挥，各师 指挥员的对空指挥台均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但只要有我师 的米格迷航，吕茂堂副师长都会打破惯例拿起话筒向飞行员 重复我们测报的航向，目的就是确保迷航的米格能够争分夺 秒的返回机场。 1951 年 8 月，我 15 岁，只能算是一名少年军人。若照 今天的用人标准，是决不会把如此重大的责任，压到这样一 个稚嫩少年军人的肩膀上。但战争急需，当时，一名初三学 生，比今天的大学生还珍贵。 既然这个岗位如此重要，从此只要有飞行任务，我就站 在值班的苏军老大哥身后，仔细观察他的操作动作。没有飞 行任务，我就上机练习。负责培训我们的这支苏军米格师很 特殊，在它的师属通信队里，我见到的就有两部美国1945 年制造的电台，一部就是我们的型号为 BPN-1945 的无线电 定向台，另一部就是师首长专用的 399 型 500 瓦对空指挥台。 这部美国制造的定向台配有一部练习定向技术的信号 发生器，它只能发出一种单调的蜂鸣声，无法摸拟地空联络， 也就无法训练我在一旦飞机迷航时的对空通话的“指挥”能 力。 有一天，幸运之神降临：通信队机务室的赵主任来我台 熟悉情况。看了我的训练后，拍拍我的肩膀：“小王，我明 天给你们拿个好东西来！” 赵主任第二天拿来的好东西，就是我开头说的“手机”： 军用手持式无线电步谈机。它配有一个 1米左右的拉杆天线， 一只手就能拿起来放在耳边。这台步谈机，是英国出品，涂 有英美军用无线电设备特有的那种军绿偏黄色的皱纹漆。它 的外形，很像图 1所示的，1940 年，高尔文公司（后来成为 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开发的 SCR536 型便携式调频无线步话 机。不同的是我用的这部步谈机是调幅式的，它比调频式的 步谈机在技术含量上低一些，抗干扰能力和通信距离都稍逊 一筹。 空十五师在陆军时原是二野皮定均将军麾下的一支劲 旅，这部步谈机应是刘邓大军 1948 年发动大反攻以后，从 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考虑到它比上世纪80 年代 的“大哥大”早出世 40 多年，而且用的是全是真空管，能 做到如此小巧，实属不易了。战友们闻讯都来看稀罕，有一 位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原国党军队的老报务军官，也是头一 次见到这样小巧的步谈机。 被好奇心驱使，我趁着电台没人的时候，把步谈机的盖 子偷偷拆开，看到里面除了密密麻麻的电阻电容器，就是小 巧如一颗一颗花生似的微型真空管，那种真空管的个头只有 普通军用收报机上真空管的三分之一大小。电路板上涂着闪 光的绝缘漆，发出一种淡淡的特殊的油漆味。 从此，我的训练大为改观：飞行训练一结束，定向对空 台立即把频率调到步谈机上，我和陪练便完全摸拟地面和空 中通话的形式演练起来。说到这里，还要介绍一下我们当时 用的那部定向对空台：那是从苏制图—2活塞式轻型轰炸机 上拆下来的报话机，我不知道原来安装它的那架图-2 轰炸机 是被苏军淘汰了，还是在二战时被德军打坏了。尽管它与我 们使用的那部美国造定向台相比，愈发显出它那先天的“傻、 大、黑、粗、糙”，但还是能够对付着使用，算苏军的废物 利用吧。 陪我练习的那位战友，虽然是我们队里司机班的司机， 他的任务就是每天开车接送我们到机场，他可是一位解放战 争时在 4野打过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老资格，他原来曾是从 众多战斗骨干中选拔出来去当新中国第一代伞兵的，只因为 年龄大了些从伞兵师淘汰下来学了汽车司机，我们那个驾驶 班从班长到驾驶员几乎全是从伞兵师改行下来的老资格。这 位陪练摸仿“迷航”的飞行员呼叫我： “准河三号（当时 15 师定向台的对空联络代号），淮河 三号，我是某某号，请给我“巴德伦”，请给我“巴德伦”……。” “巴德伦”可能是俄语航向的意思，我在无线电里听苏 军飞行员就是这样呼叫的。所以，在我们师的飞行暗语里， 就把“巴德伦”规定为返航航向的暗语。在我听到呼叫时， 会在 10 秒钟以内的时间测出飞机返航的航向，在“飞行员” 呼叫结束后，立即抓起话筒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 “某某号，某某号，我是淮河三号，你的“巴德伦”某 某度，“巴德伦”某某度。” 为了能亲身体验使用这部步谈机的新鲜，我的战友们都 争着当我的陪练，他们一个个模拟迷航飞行员呼叫我，也算 过了一把临时假扮飞行员的“瘾”，我呢，则尽量摆足了派 头，严俨是一副准指挥员的架势，认认真真的告诉他们返航 的航向。不过，好景不长，大约没过十来天，大伙的热乎劲 还没过去，步谈机的电池就用完了。那是一种特殊的迭层电 池，赵主任把他的仓库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找到这种电池， 市场上更是无处可买。从此，这部步谈机就成了聋子的耳朵 ——摆设，赵主任也没收回。直到 1954 年春，我从十五师 调往空三师时，它还静静地躺在美制的备件箱里。好在因为 它的帮助，我很快就上机值班了，成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见 习无线电定向员。尽管在我之后，又培训了两名定向员，但 因为步谈机没有电池，他们缺少了我的幸运，都没能用上步 谈机。 不能不提一下当时在苏联军人身上那种近于盲目的民 族自尊心，尽管我们用的那个步谈机极为小巧精致，极能吸 引人们的眼球。就因为它是英国造，那些苏军定向台和导航 台的“稍达子”（士兵）们都表现了一种特别的冷淡与漠视， 在我们面前，他们一直不动它。苏军编制与我们不同，当时 我军电台里连无线电员都是干部编制，他们包括电台负责 人，都一律是士兵。 假如那部步谈机如今还在，它肯定有资格在博物馆里占 据一席之地。 今天回忆起那段培训过程，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 苏军米格师的老大哥给我当培训教官；我操综的是美国造的 定向台；使用了苏联图—2轻型轰炸机上拆下的报话机做定 向台对空台；加上英国产的军用步谈机，把我训练成新中国 空军的第一批无线电定向员。这件事，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 事国，就差法国没搀和进来了。我真够荣幸的。 2009 年 6 月 5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