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大中之治”述评

第46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Vol.46　No.4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July　2007　　收稿日期　2006-06-02作者简介　张卫东(1971-),男,河南正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唐宣宗“大中政治”述评张卫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　430077)[摘要]　历来史家对“大中政治”评价较高,或称之为“大中之治”。不过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实际上只是唐宣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则视而不见,或者是故意回避。因此,宣宗死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迄于唐亡。[关键词]　大中政治;唐宣宗;述评[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7)04-0091-05　　大中(847—859)是唐宣宗李忱(810—859)的年号。李忱,唐宪宗第十三子,初名怡,封光王,唐穆宗之异母弟,敬宗、文宗、武宗三帝之叔。早年经历坎坷,韬光养晦,等待出头之日。武宗死后,基于与宦官的勾结,李忱以皇太叔为宦官马元贽等所拥立[1]。即位后,罢李德裕,重用牛党官员,恢复佛教,尽反会昌之政。晚年好神仙之道,服丹药中毒致死。葬贞陵(今陕西泾阳西北),谥献文皇帝。一、众说纷纭的唐宣宗对唐宣宗及大中政治的评价,自宋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六月条称:“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旧唐书·宣宗纪下》史臣评价:“献文皇帝器识深远,……洎大中临驭,一之曰权豪敛迹,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阍寺詟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新唐书·宣宗纪》则认为:“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范祖禹谓大中朝“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若宣宗者,岂不定为贤君哉?”[2]310对其人其政的评价是很高的。宋人王十朋认为宣宗:“精于吏事,以察为明”,将其作为喜欢“揽权”的帝王加以批评(《宋史·王十朋传》)。同样是范祖禹又认为:“宣宗抉摘细微以惊服群臣,小过必罚而大纲不举……特一县令之才耳,岂人君之德哉!”[2]305可见,五代、两宋之人对宣宗的看法颇为不同。明清两代官方曾对前代皇帝有选择地进行祭祀。明代祭祀的唐代皇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明史·礼仪志四》)只有四位。清代为“泾阳唐宣宗,……三原唐高祖,醴泉太宗”(《清史稿·礼仪志三》)。只有三位。看来,明清两代官方对唐宣宗是赞许的。王夫之对宣宗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宣宗的统治只不过是唐朝将要灭亡的回光反照。他说:　　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一寇初起,翦灭之,一寇踵起,又翦灭之,至再至三而不可胜灭,乱人转徙于四方,消归无地,虽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摇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怀戈矛,入黠吏之囮,驱民以冻馁,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3]947王仲N认为:“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粗安。”基本肯定宣宗其人其政[4]231。冻国栋、黄楼撰文指出,宣宗之立,并非是宦官集团认为宣宗暗弱易制,而是宣宗与宦官集团相互勾结的结果。两者的相互勾结,对大中政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导致宦官势力的进一步发展[1]。本文观点,由于史料扎实丰富,的确令人深受启发。黄楼另撰文认为,宣宗以其出身卑微和继位的非正统性,在其心理上产91生了微妙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其施政行为。宣宗在“善于纳谏、体察民情等`小善'的掩盖下,大中之治实际上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次大倒退。”[5]这两篇论文是近年来研究唐宣宗的论文中比较有新见的。吕颖辉则认为:“唐宣宗李忱是唐朝后期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宣宗为了挽救唐朝衰亡的趋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吏治建设方面。”[6]看来,评价宣宗及大中政治并非易事。本文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大中政治,以期对宣宗略述浅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二、大中政治述评1.唐宣宗用人问题人才兴则国家兴,此乃百世不易之理。如何用人也最能体现君主的水平和能力。应该说,宣宗对用人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宣宗大中二年二月条称:“上(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綯,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老实说,认识很到位,可是他并没有照着去做。实际上,宣宗在官员任免上是比较草率的,包括至关紧要的宰相人选。宣宗奉行的用人路线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性:一是喜用牛党,二是喜用元和旧臣子弟。即位伊始,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武宗时期功勋卓著的宰相李德裕,将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鈺等牛党要人,同日“北迁”(《资治通鉴》卷248唐纪武宗会昌六年八月条)。客观来说,无论李党还是牛党,其中都有才干突出之人,全盘否定一方而完全信重另一方的施政方式,似非明智君主之行为。宣宗不但喜欢任用牛党,而且特别喜欢任用元和旧臣子弟。据载,大中元年六月的一天,宣宗与宰相白敏中谈话,问:“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对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对曰:`长子绪今为随州刺史'。上曰:`堪为相乎?'对曰:`绪少病风痹。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宣宗大中元年六月条)大中四年(850),令狐綯被任命为宰相,一干十年,成为大中年间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仅仅凭父亲在宪宗葬礼上的表现,就可以将至关重要的宰相职务由其子来担任。史称:“上(宣宗)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上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胡三省读史至此,对宣宗用人的草率实在忍不住,在此注曰:“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赏延于世,但翰林学士承旨非赏功之官耳。”(《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条)宣宗用人非常注重细枝末节,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主观因素的成分增加。如,宣宗见李远有“长夏惟消一局棋”诗句,竟然取消其出任杭州刺史资格。后经令狐绹解劝,才勉强让李远去上任(《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二年十月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远在任倒是颇有政声。又如,某次一文书有一错别字,宣宗竟将相关官员贬谪。如此种种,国之铨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已被架空。所以范祖禹评论宣宗:“特一县令之才耳。”所以,无论史家如何为宣宗粉饰,我们看到的却是宣宗在用人问题上夹杂了太多的个人好恶,而不是从治理国家的需要去任免官员。2.宰相的选拔宰相的任用其实还是用人问题的一部分。特因宰相并非一般官员,故单列一节,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宣宗的用人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宰相的才干,是成功治理国家的关键。《唐会要》卷2载:“宣宗……宰相二十三人:李让夷、李绅、郑肃、李回、白敏中、韦琮、崔元式、李德裕、卢商、马植、周墀、崔龟从、任铭、魏扶、令狐绹、裴休、魏謩、崔慎由、郑朗、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但其中像李德裕、郑肃等人是武宗时期遗留下来的宰相,他们都是宣宗要清算的对象,因此这些人对大中政治完全没有影响。真正属于宣宗的宰相只有白敏中、令狐绹、裴休等十来位。那么这些宰相与宣宗的关系究竟如何?前贤对宣宗及其宰相都是颇有非议的。王夫之认为宣宗宰相周墀既生当唐朝衰败之世,又遇宣宗这样爱大权独揽且又喜用权术驾驭大臣的君主,“不能褰裳以去,而犹贪白麻之荣,墀亦不可谓有耻矣”[3]945。其实,这句话可以用到宣宗所有的宰相身上。白敏中是宣宗信任的第一个宰相。宣宗用白敏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堂兄白居易的名气,而他在出任宰相后,除了充当宣宗排挤李德裕的工具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尸位素餐而已。令狐绹号称是宣宗最信任的宰相,前后秉政达十年之久。令狐绹较之白敏中还要等而下之,不但没有政绩,反而劣迹斑斑。他做了十年的宰相,从史书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政绩,倒是记下了他与其子令狐滈擅权乱政的事:“及绹辅政十年,滈以郑颢之亲,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92以绹党援方盛,无敢措言。”(《旧唐书·令狐楚附令狐绹令狐滈传》)令狐绹擅权固然可鄙,然而宣宗对大臣的猜忌与过度防备则是问题的根源。驾驭大臣能力超强的宣宗对宰相等大臣的尊重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宣宗对包括宰相在内的百官相当不信任。宣宗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再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7]132还有一次,“上(宣宗)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7]令狐绹是宣宗最信重的大臣,尚且如此,别的大臣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宣宗的权力欲望是令人惊讶的。《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年(856)正月条载,宣宗曾让宰相裴休极言时事,休请宣宗早立皇储,结果宣宗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胡三省在此注曰:“孰谓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同样,为宣宗所敬重的魏謩也请早建太子,宣宗则沉默不语。对太子如此,对大臣就更加不愿分割其权力。这一点也是大臣们所深知的。史称“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及为相,谓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措。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宣宗大中二年五月条)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周墀接受了这一劝告,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后来还是因“直言”被罢。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宣宗任命的宰相绝大部分是唯唯诺诺、无所是非的人物,则大中政局的面貌也就可想而知了。3.执政方针大中政治具有非常明显的“复辟”和“邯郸学步”特征。所谓“复辟”,指宣宗几乎是丧失理智地极力反武宗会昌之政;所谓“邯郸学步”,指宣宗对元和政治甚至是贞观之治的拙劣摹仿,但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先来看其“复辟”的一面。反武宗之政,是宣宗即位初期的主要执政思路。他反会昌之政的行动极快,基本上没有留下缓冲的时间。即位不到一月,武宗尚未下葬,就出李德裕为同平章事、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所提拔的一些官员纷纷落马。武宗下葬后,李德裕调任东都留守,但同平章事被解除。大中元年(847)七月,李德裕为人所讼贬潮州司马;九月,宣宗授意重新审理武宗朝的吴湘一案,目的是借此案彻底清洗李党,李回、郑亚等李党要人相继被贬外地。大中三年九月,再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十二月李德裕卒于贬所。除了人事上的巨大改变外,在政策上也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例如,宣宗改变了会昌时期裁减州县官员的政策,至大中元年下半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吏部上报“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宣宗大中元年十二月条)。裁撤冗员,本身是个好的政策,可是宣宗却不能容忍。再如,会昌灭佛增加了劳动力,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减轻了百姓负担。客观地说,社会效果是好的。但是,宣宗对此亦完全改变。大中元年三月,宣宗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宣宗此举的弊端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五年(851)六月条载:“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同年七月,中书门下也奏报:“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因为当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宣宗感到了来自舆论和财政的双重压力,才下令限制建造佛寺。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举效果并不佳。次年底,中书门下再次上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93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条)宣宗从之。至此对灭佛的矫枉过正才煞住车。宣宗对元和政治的追求热情很高,最可体现之处还在于人事。除了前面提到的令狐楚之子令狐绹、裴度之子裴谂、杜黄裳之子杜胜、牛僧孺之子牛丛等都得到重用外,还有其他的例子。大中三年,宣宗与宰相周墀谈论元和循吏,得知韦丹在江西观察使任上功绩很大,于是马上擢用韦丹之子韦宙。对魏謩的使用则更是“贞观之治”的拙劣模仿。在宣宗看来,似乎有了这些名相子孙的点缀,自己也可能取得像其先辈那样显赫的成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宣宗所用大臣,除魏謩、裴休勉强值得一提外,其他人大多庸碌无为。大中一朝,庸相扎堆,不但不能和贞观时期名臣辈出的局面同日而语,与元和、会昌时期相比也不在一个层面上。这恐怕和宣宗用人的私心是有关联的。其实,大中政局当时就不为某些大臣所看好。《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载,宣宗欲委韦澳判户部,韦澳比较清醒,知道自己并不长于理财,请辞。归来与其外甥柳玭谈话时指出:“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随后,韦澳出为河阳节度使,躲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同样,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也对宣宗指出:“`近日官颇易得,人思侥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侥幸者多,乱亦非难。'”(《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条)一句“乱亦非难”直指大中之政的要害所在:它离“乱”也只有一步之遥。4.宦官问题宦官问题是晚唐政治不得不说的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宣宗朝的宦官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但也只是勉强维持。宣宗即位,宦官马元贽出力不少。宣宗即位后,马元贽恩遇冠诸宦者。宣宗虽宠任马元贽,但对宦官始终是不放心的。有一次他与翰林学士韦澳讨论如何对付宦官,韦澳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仍然建议用“以宦官制宦官”的老办法。宣宗认为,这是下策,恐难以奏效。后来宣宗又和宰相令狐綯议论杀宦官,但令狐綯没什么魄力,又怕伤及无辜,甚至惹火上身,于是提出慢慢来,他主张“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不幸的是令狐綯的密奏后来被宦官看到,“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八年十月条)。宣宗对朝中大臣与宦官交通的处罚很严厉。宰相马植和马元贽叙同宗,关系不错。马元贽将宣宗所赐的宝带赠与马植,被宣宗发现。第二天,马植即被罢相,又捕马植亲信董侔交御史台审理,最后以交通之罪贬马植常州刺史[8]93。终大中一朝,宦官问题始终还是悬在那里,没有实质性突破。同时,由于宣宗不及时立太子,最后,通过宦官的安排,导致昏愦的懿宗即位。5.边事边事一向被视为大中政治的最大亮点之一。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将防御吐蕃的军队调回内地参加平叛战争,西境空虚,吐蕃乘机蚕食唐朝西部领土。唐朝费九牛二虎之力平定安史之乱后,实力已大大削弱,随后在与吐蕃的斗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短短数十年,唐朝失去对西域、河西、陇右(即河湟地区)等地区的控制。一直以来,唐政府很想收回这些地方,但苦于无力,同时吐蕃势力又比较强盛。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磨遇害,王室内讧,斗争波及边地。吐蕃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县)节度使尚婢婢和洛门川(今甘肃陇东县东南)讨击使论恐热皆拥强兵,彼此攻战,吐蕃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唐朝收复失地创造了机会。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已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收复河湟,但没有具体实施。宣宗继位后,继续推行武力收复河湟政策。大中三年(849)二月,吐蕃秦(今甘肃秦安县)、原(今宁夏固原县)、安乐(今宁夏中卫县)三州及石门等七关的人民趁乱起义归唐。宣宗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凤翔(治今陕西凤翔县)、邠宁(治今陕西彬县)等节度使出兵接应,至六七月份收回了三州七关。与此同时,大中五年正月,沙州大族张义潮也乘吐蕃内乱之机率众在沙州发动了起义,至当年十月,略定瓜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廓州、伊州、西州等十州。随后,派其兄张义泽赴长安,向宣宗呈递十一州图籍。十一月,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条)。时隔多年,河陇终于复归唐之版图。应该说河陇复归是不小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宣宗收复河陇的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吐蕃内乱;二是人民起义并自动归附。6.藩镇问题大中一朝,藩镇军乱与农民暴动交相迭起,延续不断。根据新旧《唐书·宣宗纪》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大中三年四月,幽州(今属北京)卢龙节度使张仲武薨,军中推立其子张直方。朝廷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很快立为节度使。不久,张直方又被逐,94军中推举张允伸为留后,朝廷从之,授允伸卢龙节度使。同年五月,徐州(今属江苏)军乱,节度使李廓被逐。大中五年,山南西道蓬州(今属四川)、果州(今属四川)农民暴动。大中六年河东(今属山西)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同年,衡州(今属湖南)农民暴动。大中七年,华州(今属陕西)农民暴动。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大中十年,容州(今属广西)军乱,逐经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月,岭南军乱,囚节度使杨发。五月,湖南军变,逐观察使韩悰。六月,江西也发生军乱,逐观察使郑宪。大中十三年,武宁(徐州)再次军乱,其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被士卒所逐。大中十三年,浙东裘甫领导农民暴动。虽然宣宗将这些军乱和农民爆动基本平定,但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大中朝地方之不安定。尤其是大中十二年一年军乱不断,遍布整个南方,说明此时全国局势已相当糟糕。史书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大中政局之不善,称:“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太宗之遗德馀泽去民也久矣,而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时也,天将去唐,诸盗并出……”(《新唐书·逆臣下》史臣“赞”语)此时的唐王朝在所谓“大中之治”的华丽外表掩盖下,实际上已如将倾之大厦,随时都可能坍塌。三、余论晚唐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即所谓“唐宋变革”时期。唐宣宗正处于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其面临的挑战和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宣宗论个人才干确有帝王之质,其即位前之韬光养晦、戒急用忍,在历代帝君中是比较少见的。大中一朝,维持了十三年大致稳定的局面,也值得肯定。大中朝在抑制宦官势力、处理边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大中朝在法制建设上颇有建树。《旧唐书·刑法志》载“(大中)七年(853)五月,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一十二卷,敕刑部详定奏行之。”此举改革了自秦汉以来法典编撰的传统,成为《刑统》之始,后世诸如五代《显德刑统》、《宋刑统》等,皆渊于《大中刑法统类》。但是,评定一代帝王的业绩,一般是看他是否功在今秋,或看其是否泽被后世。以此衡量,宣宗是令人失望的。宣宗确实精于听断,谨于节俭,爱惜民物。然而他只是在小恩小惠方面取得了成功,对大局却着实缺乏远见,致命的弱点是不识大体。由于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驾驭防备大臣上了,使他无暇顾及诸如土地兼并、流民等晚唐尖锐的社会问题,他留给子孙的只是一个烂摊子。如此作为,被捧为“小太宗”,恐怕是有问题的。无论宣宗的臣子如何吹捧他的“大智若愚”,无论其后的史家如何称赞其深谙“察颜阅人”之术。但他一驾崩,唐王朝所有潜伏的隐患就一起爆发,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很快就揭开了序幕。这不能不说是对大中政治的绝大讽刺。[参考文献][1]　冻国栋,黄楼.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7).[2]　范祖禹.唐鉴:卷21宣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宣宗[M].北京:中华书局,1975:947.[4]　王仲N.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5]　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M]∥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　吕颖辉.试论唐宣宗吏治建设的几个问题[J].宜春学院学报,2004(5).[7]　裴庭裕.东观奏记:下卷“孙隐中添改奏表受罚”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4.[8]　裴庭裕.东观奏记:上卷“马植罢相”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4.OnTangXuanZong:inViewofDaZhongPoliticsZHANGWei-dong(HubeiAcademyofSocialSciences,Wuhan430077,China)Abstract:ThoughTangXuanZongwasfamousforhisDaZhongPolitics,theso-calledDaZhongPolicticsisnotsowellasourexpectionwhenweinspectitcarefully.AsanemperorinlateTangDynasty,TangXuanZongevadedmanysharpquestions.Hegainedsuccessesinsomeminordetailsbututterfailureintheoverallsituation.Keywords:TangXuanZong;DaZhongPolitics;commentary[责任编辑　梅　莉]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