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阅读教程 提高级 第三版 课文全翻译

课文全文参考译文第一课漏油经济：低估风险戴维伦哈特[1]回想起来，模式似乎很清楚。早在“深水地平线”钻机自爆前的很多年，BP石油公司为了省钱甘冒安全的风险就已经声名狼藉。2005年得克萨斯州炼油厂爆炸中有15名工人丧生。联邦监管机构和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领导的专门小组认为，削减成本是事故的部分原因。第二年，阿拉斯加腐蚀的管道将石油漏入普拉德霍湾。就连乔·巴顿，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都谴责BP管理人员“对安全和环境问题表现得漠不关心”。[2]这种冷漠大部分源于对利润的过度追求，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但似乎也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更普遍的人性的因素。BP的管理人员在估计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损失的事件真正会发生的可能性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3]也许理解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思考一下BP高管们如今的想法。显然，考虑到清理费用和对BP声誉的影响，高管们真希望可以回到过去，多花些钱让“深水地平线”更安全。他们没有增加这笔费用就表明他们认为钻机在当时的状态下不会出问题。[4]尽管针对BP高管的所有批评可能都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他们绝不是唯一艰难应对这种低概率、高成本事件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如此。“这些正是我们人类处理时很难做出合理反应的一类事件，”哈佛大学环境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塔文斯说。我们经常犯两种基本且性质相反的错误。当一件事情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往往会低估它的可能性。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天鹅（稀有之物）现象。大多数在“深水地平线”工作的人可能从未经历过钻井平台爆炸。因此他们认为这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5]同样，不久以前，本·伯南克和艾伦·格林斯潘也喜欢称全国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因为以前从未有过泡沫。华尔街交易员也持同样观点，他们建立的数学模型根本不存在房价下降的可能性。许多购房者签订了负担不起的抵押贷款，相信一旦其价格上涨，他们可以再融资或卖掉房子。看起来房价好像是在上涨。[6]另一方面，当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们经常会走向另一个方向，高估它的可能性。“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人取消了飞机旅行，转而驾车上路。2002年在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驾车出行显然导致了交通死亡人数的增加。[7]当风险非常高时，应该由政府负责以帮助避免这些完全人为的错误。如果让市场自行其是，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在“深水地平线”这件事情上，政府的政策实际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助长BP低估了灾难的可能性。[8]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漏油事件发生后，在1990年的一个法案很少引人注意的一项条款中，美国国会将钻机泄漏清理费用的责任上限定为7500万美元。即使对旅游业、渔业等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责任方也仅需要支付75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BP已同意对它认为合法的索赔，放弃这一上限。）在华盛顿负责汉密尔顿项目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说这一法律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司的决策。如果赔偿没有上限，管理人员就会权衡油井可能的收益以及钻井的成本和损害赔偿的风险。而有了这个上限，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清理费用之外的潜在损害赔偿。所以在损害可能非常可怕的地方，如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他们也会钻井。换句话说，人类的弱点使得BP公司高管低估了低概率、高成本事件的可能性。而联邦法律则使得他们低估了成本。[9]在“深水地平线”之后，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毫无疑问希望通过相关法律以减少再次出现“深水地平线”这样的风险。当然他们可以采取一些明智的做法，如解除责任上限，摆脱石油业对监管人员的影响。不过，如果认为我们目前仍然低估的只是那些突然间引人注目的风险，那是非常愚蠢的。[10]大的金融风险已不再是房地产泡沫。相反，它可能是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社会保障的增长在未来将会导致的巨额赤字，以及贷款人可能最终不愿再向华盛顿扩大信贷。诚然，一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坚持认为国家还不应该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可能性，因为贷款人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从来没有恶化过，也没有迹象显示现在就是这样。但这是不是让人联想到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对住房市场的老调呢？[11]当然，即使油井正常运转时，油井（与其他事物一起）也会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科学家们说，这些气体的积累已经可能在下个世纪将地球温度提高至少3度，并导致干旱、风暴和更多的冰层融化。最近，研究人员的预测又提高了，地球温度有可能上涨约12度。这样的气候变暖可能会在各大城市引起洪灾，并导致南极部分坍塌。[12]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即使想象它都是困难的。更容易做的是希望出现这样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抱有这样的希望是自然的反应。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明智的。第二课俯首于自然，造谦逊的文化苏珊娜琼斯[1]3月11日日本地震和海啸的巨大规模在深刻地提醒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但它也为日本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传递了希望的消息。[2]新闻报道中描述的日本北部地区就像是恐怖片的场景。看着这些事件的电视画面，与朋友讨论时，头脑中总是出现相同的词语。说到世界末日和噩梦又是老生常谈，但是当事情超出我们的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时，我们总会寻找现有的东西作为参照。在英国从未发生过这种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因此当我们看到整个社区被海啸吞没、直升机在绵延数英里的大火上盘旋时，世界末日就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与此相关的事件。华纳兄弟公司已经从电影院撤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电影《来世》，因为其“不合适”的海啸场景。恐怖已成为现实，而且它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3]没有人可以为这种规模的地震做好准备，但没有人比日本更有准备。此次地震和海啸对于了解日本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纵观历史，日本一直在努力开垦陆地和海洋以保证生存，并使社会蓬勃发展。[4]日本条件恶劣，国内多山。大自然带来了频繁的地震和台风。而且唯恐你会忘记作为人类的渺小，标志性的富士山，一眼即能认出但不知何故每次观看又呈现出不同景象，就是一座死火山。[5]日本与自然的关系并非都是有关困难和恐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在这个国家住了很长时间，发现这里也有对自然的庆祝，伴随着对它的崇敬。我的日语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季节会拿出一套不同的盘子，盘子的颜色与季节匹配：秋季使用带有红色和金色线条的盘子，春季则使用带有粉红色花朵的盘子。一顿饭中不仅包含了当季的风味，还包含了这个季节特有的氛围和记忆。在城市中，人们等待和庆祝从土地中长出的盛开的樱花和秋天的红叶，仿佛在提醒我们，混凝土和霓虹灯只不过是表面的装饰物。[6]日本人一直接受这样的认识，即自然灾害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刻，过去几十年也一直认为地震——“大地震”——总会发生。小的震动，大部分是无害的，总在不断地提醒人们。上课的时候，在银行付账的时候，在床上熟睡的时候，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就会立刻引起你的注意，令你短暂地凝滞不动。这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使你时刻保持谦恭。即使你从未经历过能把周围建筑物摧毁这样的大地震，地震都会成为你的想象、你的意识的一部分。[7]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我住在日本。在地震和随后的火灾中有6000多人丧生。仅仅两个月后，麻原彰晃领导的一个奇怪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放置了一个内装沙林毒气的背包。12人死于毒气，更多的人因此受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让我吃惊的是毒气攻击似乎占据了国家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而阪神大地震经过了最初几周骇人听闻的电视报道后，已经退居次位了。日本在逆境中坚忍，也许“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态度能够解释这一点。然而，沙林毒气攻击是一种新的、意料之外的恐怖事件，但它也是可以调查和分析的，也有人会得到谴责。可以查到姓名和照片。而阪神大地震中即使有人批评神户的急救服务准备不足、反应迟缓，地震本身却是无法避免的。[8]阪神大地震是一个恐怖的事件，没有人会愿意再经历一次。在英国，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奢侈，例如，通过在影院和剧院观看未来世界末日的景象，思考全球变暖的后果，知道我们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都会安好无恙。而在日本，灾难发生在过去、现在，还会发生在将来。所有与地震有关的 注意事项 软件开发合同注意事项软件销售合同注意事项电梯维保合同注意事项软件销售合同注意事项员工离职注意事项 ——抗震建筑、应急演练——都会以一种切合实际的效率得到处理，但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却不愿更多提及它。[9]东北地区的恢复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这对日本整体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能沉浸在恐怖片和世界末日的语言中；在合适的时间，如果想要了解这一新的领域，我们可以看看日本最流行的现代小说家的一本书。2002年村上春树以英文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震后》，虽然不是直接与地震有关，写的就是对阪神大地震的反应。从痛苦到超现实到自然感人，小说集描绘了一系列的心理余震。[10]在“蜂蜜饼”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电视上的灾难镜头后不断做噩梦，她从母亲朋友的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中得到安慰，反过来，母亲的朋友也从他自己的故事中获得了安慰。在“熨斗景观”中，一个人花时间收集浮木用于在沙滩上点燃篝火。这会与烧毁神户的火灾有关吗？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感到，所有事情里面都有地震的影子。[11]恐惧多是通过梦境探索的，仿佛现实难以承受或无法提供帮助。故事结尾留下了希望。村上作为一个作家本性是乐观的，但这种乐观是有道理的。[12]现在有人在谈论东京的恐慌局面，但我从朋友们那里——通过电话、电子邮件、Facebook——得到的消息描述了一个阴郁但更为平静的画面。他们会担心，但不会歇斯底里。在全市各地的学校，课程还在继续，按照校历本学期即将结束，最后一学年的学生们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他们知道福岛核电厂爆炸后的辐射水平，也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健康风险。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继续生活。[13]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平静，他们为什么就应该平静呢？但是，我们不应该总想着成群结队恐慌的人们抢空所有食物、逃离首都，把这些当成是恐怖故事的下一个情节。3月11日星期五，地震袭击东京时，一个朋友正在她的公寓组织一些日本女性参加阅读会。当时正值下午时分，得知列车不能运行后，她向那些远路而来的人提供晚上的住宿。几个小时后，接近午夜时分，她们打来电话说离她的公寓只有10分钟的路程。火车仍然没有来，所以她们问是否可能留宿？这就是典型的日本风格，邻里互相帮助，在有需要的时候静静地接受帮助，而不会强加给别人。[14]看清或理解这些事件对日本文化的长期影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变化往往不会戏剧性地或急速发生，而是潜移默化悄然显现。在这场重大的灾难还未结束之际，樱花不久即将开放，似乎会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也难以想象重建开始后这些事件对幸存者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第三课我们是如何揭开默多克丑闻的英国《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讲述了他顽强的记者、美国的盟友以及一场最终得到了回报的赌博。[1]《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偶尔——或许是每18个月一次——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警觉地向后看一眼，然后关上门，接着告诉我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2]早在2009年年初，尼克就发现全世界最强大的私人新闻媒体公司的继承人詹姆斯默多克在进行一桩秘密交易，花100多万美元来掩盖公司内部的犯罪行为证据。感兴趣吧？这个问题的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是——当然。[3]现在，人人都知道默多克的故事是如何结束的：其雇员的所作所为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议会的投票结果令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并购行动戛然而止。这个投票结果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最一边倒的。一家每周销售数百万份的收益可观的报纸被终结了。英国新闻监管部门一败涂地。[4]不过，默多克的故事并未完结。它深深地渗透到英美两国公民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包括警方、政治、媒体和监管部门等等，因此这个故事将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人们预计会有更多的人被捕。已有数人向英国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还有两方面的公开质询——质询媒体和警方的行为。一旦新闻集团的股东或美国监管当局了解到更多该家族企业在英国的管理情况，谁知道他们还会制造什么麻烦。[5]倒回到2009年7月，想想情况可能会有多么不同。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直截了当的。《世界新闻报》采访皇家新闻的记者克莱夫·古德曼被抓到“窃听”王室的电话。或者说，他把这项工作转包给一位私人调查员格伦·马凯尔，后者擅长侵入语音信息以及破解受害者设置的任何安全密码。警方采取了突袭行动。这两人锒铛入狱。国际新闻公司对每个人——媒体、议会、警方和监管部门——都说，古德曼是个害群之马。总编安迪·库尔森辞职了，抗议说他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游戏结束。[6]英国《卫报》2009年7月9日的报道拨开了迷雾。报道表明，当时受雇于《世界新闻报》的另一名初级记者把留给职业球员协会负责人戈登·泰勒的语音信息转录下来，传给了内维尔——指的是该报长期以来的首席记者内维尔·瑟贝克。那么，又有两名《世界新闻报》的记者是知道内情的。某个主管肯定给那名初级记者下了指令，那么就有三个人了。一位已点出姓名的主管（他可能给那名初级记者下了指令，也可能没有）为马凯尔签署了一份奖金合约，条件是他能够弄到泰勒的故事。那么，除了古德曼之外，就有三个或者四个人知晓内情了。[7]当得知这个新案件的时候，詹姆斯·默多克想花钱了事——他现在将这一决定归咎于当时别人给他的建议。当另一桩涉及窃听名人公关专家马克斯·克利福德的案件发生时，詹姆斯故伎重演。[8]但是其他机构的反应同样说明问题。警方宣布进行调查——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说，没有什么“新”内容值得调查。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内容全都在马凯尔长达1.1万页的笔记中。警方早在2005年就查获了这些笔记，但是对此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9]国际新闻公司将警方的声明视为对公司的辩白。这家公司发表了一项非常愚蠢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卫报》有意误导英国公众。新闻投诉委员会及时公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害群之马”的理论不属实。在那个时候，就连国际新闻公司也不再坚持自己的论调，但是监管部门却像个小狗一样满地打滚来讨好他们。[10]一个议会委员会竭尽全力挖开最深层的内幕，但国际新闻公司高级主管、前《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主编丽贝卡·布鲁克斯没有给这个委员会面子，根本没有到场。该委员会的一两位成员曾经说，他们感觉受到了恐吓，因为有人扬言，如果他们坚持这么做，国际新闻公司的记者就可能会对他们做些什么。因此，他们就没有坚持下去。[11]绝大多数媒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令公众感到震惊的是，库尔森当时已经受雇于人人都知道将会成为下任首相的戴维·卡梅伦，担任其新闻发言人。卡梅伦距离唐宁街10号的大门越近，就越少有人有兴趣发表有关库尔森的负面新闻。2009年11月就业法庭认定《世界新闻报》一位前记者在库尔森手下遭受了欺凌之后判给他超过100万美元的赔偿。当时我就知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将会是多么的孤独。[12]这是大新闻吗？根本不是。除了《卫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报纸在第二天的新闻版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奥美塔（黑手党惯用的对犯罪行动表示沉默和拒绝作证的行为准则）原则似乎在起作用，这意味着没有其他任何一家全国性报纸认为这件事可能值得哪怕一英寸的新闻版面。[13]《卫报》的生活变得有点寂寞。尼克·戴维斯被告知布鲁克斯曾告诉同事，最终的结果将会是艾伦拉斯布里杰跪地求饶。“他们会摧毁我们，”戴维斯上周在播客中说。“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他们会停掉《卫报》。”[14]如果舰队街的大多数同仁准备视而不见，我想我最好在别处试试，别让这故事胎死腹中，现在只有尼克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自己的报纸提供更多的故事。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比尔·凯勒。几天之后，三位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坐到了《卫报》一间毫不起眼的会议室里。戴维斯尽他的努力向他们介绍了故事的基本情况，这可是他多年来从众多的记者、律师和警官那里搜集来的。[15]《纽约时报》的记者花了数月时间，进行了出色细致的工作，确定了尼克所写的真相，并有了自己的新发现。他们劝说了一个或两个提供信息的人公开情况。故事又迫使警方开展了不太认真的调查，没有取得进展。但《纽约时报》调查的事实和可靠性却给了其他人勇气。广播节目开始涉足其中。两名受害人之一开始提起诉讼。《名利场》也参与进来。《金融时报》和《独立报》也开始在幕后活动。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也许，只是也许，确实有些问题。[16]引爆点在新年前后出现了。民事法律行动的涓涓细流演变成了滚滚洪流。警方最终认真参与其中，指派了一个新的由45人组成的团队来做一些2006年明显没有做的事情。警方说，迄今已经调查了近4000个目标中的170个。这个监管部门将过去的报告批得一文不值。然后尼克·戴维斯揭露说，《世界新闻报》窃听了失踪少女米莉·道勒的电话，删掉了她的语音留言，以便能够听到新的留言。这一行动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在警方证实她已经遭到毒手之前给了米莉的父母希望。这件事使得人们对该报的行为深恶痛绝，而这家报纸发现很难再恢复元气了。[17]很少看到单单一个报道能够具有如此爆炸性的效果。突然之间，政客、记者、警官以及监管人员再也躲不开电视镜头。警官们排着队就失察疏忽和判断错误而道歉。议员们突然公开说一些两周前他们只会悄悄说的事情。[18]有人将其命名为“默多克之春”。人们普遍承认，在一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英国公众一直在让自己的生活去适应默多克家族。这家公司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功（占全国媒体的40%，其广播公司的收入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两倍），越来越咄咄逼人——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还有一个由犯罪调查人员组成的小团伙受雇于该报，在公众生活中侵入任何人的隐私，人们也随之形成了一个约定的看法，这些人就是让人讨厌的坏人。在英国你若想当选就需要默多克——大约大多数政客都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向来不言而喻的是——默多克也需要某些东西。这不一定就是腐败的事情，但一定正在引起腐化堕落。如今一篇报道外加下议院完全一致的投票结果，已经把这个符咒给打破了。第四课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1]1970年秋天，你想不注意比尔·克林顿也不容易。他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时，看上去像一个北欧海盗，而不像一个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后回国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身材高大，棕红色的胡子和卷曲而浓密的头发使他显得很帅气。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当我第一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里见到他时，他正对着一帮全神贯注的同学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他是谁啊？”[2]“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3]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杰夫·格勒克尔交谈，后者希望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在比尔讲述这段事情的版本中，他说他当时都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名字了。[4]直到1971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埃默森教授的政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5]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只要我们提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世纪的画作。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一个从阿肯色来的北欧海盗，乍看之下根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皱服坐着的女人》的腿上，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我邀比尔到宿舍参加我和室友谭关关（音）合办的派对，庆祝学期结束。谭关关是华裔缅甸人，到耶鲁留学研读法律，缅甸舞跳得很好，是个活泼可爱的伙伴。她还有她丈夫（也是同学）比尔·王和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谊。[6]比尔参加了我们的派对，不过很少开口。那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他，心想他一定是害羞，或不怎么擅长交际，抑或只是不自在。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干咳不停。[7]“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30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问他，那天派对他为什么那么安静。[8]“因为我想进一步认识你和你的朋友，”他答道。[9]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直到现在我还常为他敏捷的思维和恰如其分的用词，以及他如何能够将要表达的思想说得那么动听而感到惊讶不已。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比尔的手的形状。他的手腕不粗，手指修长而灵巧，就像一双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学生时代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喜欢看他用手翻书的样子。如今他的手已因成千上万次的握手、打高尔夫球和无数次的签名而增添了岁月的痕迹。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充满表现力、魅力与活力。[10]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虽然我忙于期末考试以及第一年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仍想办法抽出几小时，和比尔驾着他那辆1970年出厂的褐橘色欧宝房车——那真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车之一——四处兜风。比尔和室友道格·埃克利、唐·波格、比尔·科尔曼合住在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我们有时也会到那附近的长岛湾散步。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住处开派对，我和比尔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住在哪里和要做什么，因为我在儿童权益促进和民权方面的兴趣尚未为我指明一条明确的道路。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许多同学都称他们有意投身公职，不过比尔是唯一一位令你感觉言出必行的。[11]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我知道他已经登记到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的竞选阵营里工作，协助麦戈文参与总统初选。麦戈文的竞选经理加里哈特要他负责组织南方各州。一想到能够驾车穿梭在南方各州之间来说服民主党人既支持麦戈文，又反对尼克松的越战政策就使他非常激动。[12]他曾在阿肯色州帮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以及其他人竞选，在康涅狄格州也曾参与过乔·达菲与乔·利伯曼的竞选，不过他从未有机会参与总统竞选。[13]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激动起来。[14]“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15]“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16]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17]我和比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附近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尔·伯恩斯坦律师工作，帮他承接的儿童监护权官司做研究、写诉状与摘要。比尔则在伯克利、奥克兰与旧金山寻幽访胜。周末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我帮他烤了一个桃子派，这是我认为和阿肯色有关的，虽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合力做出美味的咖喱鸡，每次在家里做东，都以此待客。比尔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18]人们常说，我看准比尔迟早会当上总统，还说我到处帮比尔扬名，其实不然，这一想法是多年后才有的。不过我曾在伯克利一家小餐厅有过一次奇特遭遇：我和比尔约好在餐厅碰面，却因工作迟到，到了餐厅已不见他人。我向服务生描述了一番，问是否看到他。附近一位客人听了，大声说：“他来了好一会儿，一直在看书，于是我和他聊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是啊，”我说，“不过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19]暑假结束，我和比尔返回纽黑文，租下埃奇伍德街21号一楼，月租75美元。屋内的起居室有壁炉，另外有两间房——一间充当卧室，一间是书房兼餐厅，卫生间很小，厨房设备粗陋。地板也凹凸不平，必须在桌脚垫木块，否则桌面倾斜得厉害，连盘子都托不住。如果不用报纸塞住墙缝，风便会灌进来。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仍然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俩到古德威尔商场和救世军店之类的便宜地方买家具，对于自己布置出来的结果非常自豪。[20]榆树街餐厅与我们的公寓只有一街之隔，因它通宵营业，所以我们常去光顾。我在埃奇伍德街另一头报名上瑜伽课，比尔答应和我一起去——前提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也常去“流汗天地”——耶鲁的哥特式体育中心，疯了似的在跑道上跑。自养成跑步习惯之后，他便保持不变，我则半途而废。[21]我们经常在巴塞尔餐馆吃饭，这是我们喜欢的希腊餐馆。我们还喜欢到步行街里面一家名叫“林肯”的小电影院看电影。一天晚上在暴风雪终于停下之后，我们决定去看电影。路面残雪尚未清掉，所以来回都得穿过及踝的积雪，我俩只觉气氛活泼，沉浸于爱情之中。[22]尽管我们都获得了学生贷款，但是我们俩还是不得不打些工来完成法学院的学业，不过仍挤出时间参与政治活动。比尔决定在纽黑文帮麦戈文成立竞选总部，并自掏腰包租了一间门面。由于纽黑文的民主党首脑阿瑟·巴比里不支持麦戈文，比尔只好号召耶鲁的学生与教员当志愿者。比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安排了饭局，让我们和巴比里见面。在漫长的午餐会上，比尔告诉巴比里，他号召了800名志愿者，将走上街头帮麦戈文拉票，让民主党的正规宣传机构相形见绌。巴比里最终同意支持麦戈文，并邀我们参加民主党在一家意式俱乐部的大会，他将在那里正式宣布支持麦戈文。[23]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车来到一栋非常普通的建筑物，进了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阶梯。在大餐厅里，巴比里起身致辞，要求纽黑文县的民主党委员（多半是男性）注意他的演说。他从越战开始谈起，一一念出纽黑文地区参加越战的青年，并悼念战死的士兵。接着他说：“这场战争不值得我们再为它多牺牲一条人命。我们应该支持麦戈文，因为他想带我们的孩子回家。”一开始大家反应冷淡，巴比里不断劝说施压，最后表决时，麦戈文获得了一致支持。巴比里信守支持麦戈文的承诺，先是在州党代表大会上，而后在总统选举时，麦戈文在纽黑文的得票率超过尼克松，是全国的少数例外之一。[24]圣诞节过后，比尔开车从阿肯色州温泉市到帕克里奇，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的父母早在这之前的暑假就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父亲对我的男友一向是鸡蛋里挑骨头，这次不知父亲又会给这位蓄着和猫王一样的络腮胡的民主党南方佬出什么难题。母亲说过，在父亲眼中，谁都配不上他的女儿。比尔教养好，又肯主动帮忙洗碗，深得母亲赏识，但真正让母亲打心底喜欢他的是：他看到母亲埋首阅读大学课程指定的一本哲学书，于是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和母亲讨论其内容。父亲属于慢热型，所幸在玩扑克牌、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赛中，也慢慢热情起来。弟弟们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周围朋友也都喜欢他。我带他到贝琪·约翰逊家，离去时，贝琪的母亲罗斯林把我拉到一角告诉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要留住他，我见过这么多人，他是唯一能让你笑的。”第五课乔布斯传沃尔特·艾萨克森第三十六章iPhone三位一体设计可以打电话的iPod[1]至2005年，iPod销量暴涨，当年售出2000万台，数量惊人，是2004年销量的4倍。该产品对于苹果公司的营收越发重要，占当年收入的45%。同时，iPod还带动了Mac系列的销售，为苹果公司塑造出时髦的企业形象。[2]而这也是乔布斯担忧的地方。“他总在担心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阿特（亚瑟）·莱文森回忆道。乔布斯得出结论：“能抢我们饭碗的设备是手机。”他向董事会说明，手机都开始配备摄像头，数码相机市场正急剧萎缩。如果手机制造商开始在手机中内置音乐播放器，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iPod身上。“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手机，就没有必要买iPod了。”·[3]乔布斯曾当着比尔盖茨的面承认自己天生不善于合作，而此刻，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与另一家公司合作。乔布斯开始和摩托罗拉公司新任CEO埃德·赞德商议与摩托罗拉的畅销手机刀锋（RAZR）系列合作。该系列手机配有摄像头，双方准备合作，在其中内置iPod，摩托罗拉ROKR手机就此诞生。但是，该系列手机既没有iPod迷人的简约格，也没有刀锋系列便捷的超薄造型。它外观丑陋，下载困难，只能容纳近百首歌曲。这是典型的委员会讨论之下形成的产品，与乔布斯喜欢的工作方式相悖。RAZR系列手机的硬件、软件和内容并非由同一家公司控制，而是由摩托罗拉公司、苹果公司及无线运营商辛格勒共同拼凑而成。《连线》杂志在其2005年11月号的封面上嘲讽道：“你们管这叫未来的手机？”[4]乔布斯怒不可遏，在一次iPod产品评价会上，他对托尼·法德尔及其他人说：“我受够了跟摩托罗拉这些愚蠢的公司打交道，我们自己来。”他注意到市场上手机的奇怪之处：它们都很烂，就像以前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一样。“我们会坐在一起谈论有多么讨厌自己的手机，”他回忆说。“它们太复杂，有些功能没人能搞明白，包括通讯簿。简直就像拜占庭一样混乱不堪。”苹果的外聘律师乔治·莱利还记得自己当时坐在会议室里检查法律问题，乔布斯觉得厌烦了，于是拿起莱利的手机，历数各类缺陷，指出这完全就是“脑残”设计。乔布斯及其团队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了打造一款自己想用的手机的前景。“这是最好的动力，”乔布斯后来说道。[5]另一个动力是潜在的市场。2005年，全球手机销量超过8.25亿部，消费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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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直至上了年纪的老祖母。由于大多数手机都很烂，因此，一款优质时髦的手机是会有市场空间的，就像之前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一样。起初乔布斯把这个项目交给了研发AirPort无线基站的团队，理由是该手机是一款无线产品。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款消费类电子设备，和iPod一样，于是他又将该项目重新分配给法德尔及其团队。[6]他们的最初设想是在iPod的基础上制作一款手机，让使用者用滚轮选择手机功能，并且不用键盘就能输入数字。但这样的设计并不自然。“使用滚轮有很多问题，尤其是拨号的时候，”法德尔回忆说，“会很麻烦。”用滚轮浏览通讯簿很方便，但是想输入点儿什么就很不方便。团队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相信，人们的电话主要是打给已经存储在通讯簿里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这样其实是行不通的。[7]当时，苹果还有一个项目处于进行中：秘密打造一款平板电脑。2005年，项目组之间互相交流后，平板电脑的概念融入了手机计划之中。换言之，iPad的想法实际上先于iPhone出现，并且帮助塑造了iPhone。…………iPhone发布[8]iPhone即将发布时，乔布斯决定像往常一样，让某家杂志独家参与发布会预演。他通过电话联系到时代集团总编约翰·休伊，开始了自己惯用的夸张言辞：“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东西。”他说道，他本来想把这个独家报道的机会给《时代》杂志，“但是《时代》杂志的人都不够聪明，不配写，于是我打算给别人。”休伊把他介绍给列夫·格罗斯曼——《时代》杂志一位悟性高、精通文字的作家。格罗斯曼在独家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iPhone并没有真正发明许多新功能，而只是让这些功能实用了很多。“但这很重要，如果工具不顺手，我们往往会觉得是自己太傻，没有阅读使用手册，或者手指太粗……如果工具很糟，我们会觉得自己也很无能。如果有人改进了工具，我们会觉得自己也完美了点儿。”[9]2007年1月，iPhone在旧金山Macworld大会亮相。乔布斯邀请了安迪·赫茨菲尔德、比尔·阿特金森、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1984年首款麦金塔的研发团队，就像之前iMac发布时一样。在其辉煌的产品演示生涯中，这可能是乔布斯最好的一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革命性产品，”他开场说道。乔布斯举出了两个较早的例子：最早的麦金塔，它“改变了整个计算机行业”，以及第一台iPod，“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接着，经过一番小心翼翼的铺垫，他引出了自己即将推出的新产品：“今天，我们将推出三款这一水准的革命性产品。第一个是宽屏触控式iPod，第二个是一个革命性的手机，第三个是突破性的互联网通信设备。”他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以示强调，然后他问道：“你们明白了吗？这不是三台独立的设备，而是一台设备，我们称它为iPhone。”[10]5个月后，即2007年6月底，iPhone上市销售时，乔布斯和妻子前往位于帕洛奥图的苹果专卖店，感受人们的兴奋。由于乔布斯经常在新产品开始销售的第一天去店里，所以有些粉丝已等在专卖店里期待他的到来，他们跟他打招呼，就好像他们能碰到摩西去买《圣经》的情形一样。赫茨菲尔德和阿特金森也出现在忠实的粉丝中间。“比尔排了一晚上的队，”赫茨菲尔德说。乔布斯挥了挥手臂，笑了起来：“我送了他一部。”赫茨菲尔德回答：“他要6个。”[11]iPhone立刻被博客写手们称为“耶稣手机”。但是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强调，售价500美元很难成功。“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微软公司的史蒂夫·鲍尔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的采访时这样说道。“而且它对商务人员没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键盘。”微软又一次低估了乔布斯的产品。至2010年底，苹果公司已售出9000万部iPhone，其利润占全球手机市场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12]“史蒂夫了解人的欲望。”艾伦·凯说道。凯是施乐PARC的先驱，他在40年前就设想过推出一台Dynabook平板电脑。凯善于作出预言性的市场评价，于是乔布斯询问他对于iPhone的看法。“把屏幕做成5英寸宽、8英寸长，世界就是你的了，”凯说。而他当时并不知道，iPhone的设计源自平板电脑的想法，并将用于平板电脑上，而苹果的平板电脑实现了并且实际上超越了凯所设想的Dynabook。第六课美丽心灵西尔维亚纳萨尔[1]小约翰·福布斯·纳什，数学天才、理性行为理论创立者、预见会思考的机器出现的预言者，已经和他的同样是数学家的来访者一起坐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那是1959年春季一个工作日的傍晚时分，虽然才是5月，天气却很热，令人不太舒服。纳什颓然坐在医院会客室一角的扶手椅上，身上随意穿着的那件尼龙衬衫，松松垮垮地盖在他没有系皮带的长裤上。他的魁梧身躯现在就像一个布娃娃一样缺乏活力，他的线条优美细致的五官没有任何表情。他一直目光呆滞地盯着哈佛教授乔治·麦基左脚前方不远的地方，除了一次次重复着将垂在前额的略长的黑发拨开的动作，他几乎一动不动。麦基正襟危坐，被沉默压得透不过气来，并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会客室的所有门都锁上了。麦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尽量使语气温和，但听上去仍有些愠怒。“你，一个数学家，”他开始说道，“一个致力于研究理性和逻辑证明的人，怎么能相信外星人正在给你发送消息呢？怎么能相信你被来自太空的外星人选中要来拯救世界呢？怎么能……”[2]纳什终于抬起头，用类似某种鸟类或者蛇一样冰冷而不动声色的目光，紧紧盯着麦基。“因为，”他慢慢地回答，带着温和适度的南方人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语气，好像自言自语一般，“我的有关超自然生物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方式，是和我的数学思想一样的，所以我会认真对待。”[3]这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德的年轻天才——英俊、傲慢，而且非常古怪——在1948年闯入数学界。在接下来的十年，在那既以对人类理性抱有无上信念而著称，又以对人类生存怀有无尽忧虑而闻名的十年，纳什，用知名几何学家米克哈尔·格罗莫夫的话说，证明了自己是“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数学家”。策略博弈、经济竞争、计算机建筑学、宇宙的形状、虚构空间的几何学、素数的神秘，都是他广阔的想象力涉猎的领域。他的想法属于那种非常深奥而又完全出人意料的类型，无疑会推动科学思考进入新的方向。[4]数学家保罗·哈莫斯写道，天才“分为两种：一种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只是更为出色；另一种则是那些明显具备超凡人类灵感的人。我们都能跑步，有些人还能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谱写出Ｇ小调赋格曲相提并论”。纳什的天分就属于那种常与音乐和艺术而非与最古老的科学紧密相连的神奇异禀。这不仅仅是指他的头脑运转更加灵敏，记忆力更加出众，或是他更能集中精力。事实上，直觉的火花稍纵即逝，不能用常理解释。就像其他伟大的数学直觉大师格奥尔格·费里德里希·伯恩哈德·黎曼、朱尔斯·亨利·庞加莱、斯里尼瓦萨·拉马努金一样，纳什先看到一个结论，然后才开始构筑耗费心力的证明过程。不过，即便在他尝试解释某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之后，对于那些企图跟随他的逻辑的人而言，他所选择的真正途径却始终是一个谜。20世纪50年代就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纳什的唐纳德·纽曼曾经这样描述他“其他人通常会在山上寻找攀登顶峰的道路。纳什却干脆爬上另外一座山，再反过来从那个遥远的山峰用探照灯照射这座山。”[5]没有人比纳什更对原创力着迷、更蔑视权威、更珍惜自己的独立性。早在青年时代，他的身边就不乏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权威，比如艾伯特·爱因斯坦、约翰·冯·诺伊曼、诺伯特·维纳，但是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学派，不是任何人的门徒，基本上是在既没有引导者，也没有跟随者的状况下前进。在他所做的从博弈论到几何学等多个学科的几乎所有工作之中，他对广为接受的知识、公认的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规律都持怀疑态度。他差不多一直是独立工作。通常他一边散步，不时用口哨吹出巴赫的作品，一边进行思考。纳什掌握的数学知识，主要并非来源于学习其他数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是自己重新发现这些成果中蕴藏的真理。他迫切希望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就，因此随时准备捕捉真正重大的问题。当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某个新的难题时，会留意到那些精通这个领域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精通某个领域）最初认为是幼稚或错误从而不予考虑的角度。即便是在学生时代，他对旁人的怀疑、疑虑和嘲笑的漠视就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地步。[6]纳什对理性以及纯粹思维的力量抱有旁人难以理解的绝对信念，即使是对一个非常年轻的数学家，即使是在计算机、空间旅行和核武器的新时代，都是如此。爱因斯坦就曾经责备他居然想不学物理学就修正相对论。他的偶像是牛顿和尼采这样的孤独的思想者和超人。计算机和科幻小说使他着迷。他把计算机称做“会思考的机器”，认为它在某些地方比人类优越。他一度被药物可能提高体力和智力水平的主意所蛊惑。他也曾沉迷于由超理性生物组成的外星人能够教会自己将所有感情置之度外的想法。他具有一种强迫性的理性，希望将生活中的决定——是搭乘第一部电梯还是等待下一部，到哪里存钱，接受什么样的工作，是否结婚——都转化为利弊得失的计算，转化为完全脱离感情、习俗和传统的算法法则或数学规则。即便是别人在走廊里随口和他打声招呼这样的小事情，也会引起他愤怒地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向我打招呼？”[7]他的同辈人基本上认为他实在不可理喻。他们说他“孤僻”、“傲慢”、“无情”、“孤立”、“幽灵一般”、“隔绝”和“古怪”。他和同辈人只是混合在一起，却没有真正融合。他沉醉于自己的隐秘世界，根本不能理解别人操心的世俗事务。他的举止稍微有些冷淡，有些高高在上，还有一点秘而不宣的样子，暗示了某种神秘而非自然的东西。他一贯冷漠，但一时兴起也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外太空和地缘政治趋势，或做出孩子般的恶作剧，或者毫无征兆地勃然大怒。但是这些情感的迸发总是和他的沉默一样神秘莫测。“他和我们不一样”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一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数学家这样描述他在普林斯顿拥挤的学生舞会上第一次遇见纳什的情景：我从那里的一大群人当中一下子就注意到他。当时他坐在地上，身边围了半个圆圈的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使我感到不安，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察到一种特别陌生的东西，他在某些地方与众不同。我并不了解他究竟有多大本事，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他会作出那么大的贡献。[8]但是他确实作出了贡献，而且非同凡响。而让人感到矛盾的是，他的许多想法本身并不晦涩。1958年，由于纳什在博弈论、代数几何学和非线性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财富》杂志推举他为同时活跃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领域的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纳什对于人类竞争动态变化的洞察——他的理性竞争与合作理论——将会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思想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改变着新兴的经济学，其作用无异于孟德尔的基因遗传、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模式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再造了当时的生物学和物理学。第七课圣诞和平祈福小马丁路德金[1]今年圣诞时节，人们困惑惶恐，内心无法宁静，外部没有和平。无论身置何处，恐慌昼夜萦绕于胸。我们这个世界已厌倦了战争，无论何处都危机四伏。各位教友,即便如此,我们不能把祈求和平、善待众人的基督圣训视作不切实际的虔诚美梦。如果不能友善待人,我们所有和所能必将由于使用不当而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早已过时。曾几何时,战争或有以毒攻毒之效,可以遏制邪恶势力的蔓延与发展,然而正是现代战争利器的巨大破坏力,使它再不能被视作打击邪恶的正义之举。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人生值得一过，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有权生存，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战争，另寻他径。正因为如此，今天上午让我们探讨怎样才能和平，重新思考“世界和平，人人友爱”的圣诞梦想的含义。说到何以有和平，我认为生活于现代的人们确实要好好研究非暴力主义的意义，研究它的哲学和战略。[2]关于非暴力主义的含义，我们在美国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中，已经有所尝试。现在是把非暴力主义运用到人类的各种冲突中去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要在国际范围内推行非暴力主义。[3]现在，我首先要说的是，要想世界和平，我们就必须忠于芸芸，而不是忠于一隅。我们的忠心必须超越我们的种族和部落，超越我们的阶层和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眼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生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存在。我们越想独立，世上越有战争的可能。上帝的审判就在眼前，我们要么学会像兄弟一样和平共处，要么像一群傻瓜统统消失。[4]的确，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都要相互依存。我以前和你们说过，若干年前我去过印度。那次经历美妙无比，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其中也有不少令人沮丧的时刻。眼见数百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怎能不让人沮丧？目睹成千上万的人晚上睡在马路边，如何不让人沮丧？每天晚上有一百多万人睡在孟买的街道旁，有五十多万人睡在加尔各答的道路边。他们无家可归。他们没床可睡。此情此景，我的心中不禁要问：“身在美国的我们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吗？”有个声音答道：“不能！”我突然想到就在美国，就在这儿，我们每天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储藏过剩的食物。我对自己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免费储存那些食物，就在上帝的数百万子民干瘪的肚子里。他们有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的甚至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饥饿与他们的睡眠相伴。”[5]归结起来，就是一点：一切生命休戚相关。我们大家都身不由己，置身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我们共穿同一件命运的外衣。不管是什么，只要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就会间接影响到所有人。我们生来就得共处，因为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你是否偶尔想到过，如果不依靠世上的大部分人，你早上连班都上不了呢？你起了床，去洗手间，伸手要拿海绵，那是经过太平洋上的某个岛民之手你才有的。你要拿块肥皂，那是经过某个法国人之手才有的。然后，你走进厨房用早餐，你的咖啡是经过某个南美人之手才有的。也许你想喝茶，那是经过某个中国人之手才有的。或许你很想喝一杯可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