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以《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为例

     试论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以《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为例                  江苏刘阳扬摘要：蒋光慈是中国20世纪初期社会革命大潮中的代表性作家，由于早年的留苏经历，他的作品受俄苏文学影响很深。但是，蒋光慈对俄苏文学的介绍和吸收尚且停留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复颂扬之上。他的《野祭》和《冲出云围的月亮》，是在吸收俄苏文学经验之后草创的“革命加恋爱”公式的实验性习作。尽管艺术价值不高，但是作品在当时的畅销程度却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普通青年思想倾向的重要反映。同时，小说隐约体现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则是国民革命失败以后青年苦闷、动荡的心理状况的直观反映。关键词：蒋光慈“革命加恋爱”俄苏文学“五四”以来，俄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一直是作家用来丰富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材料。不过，由于一定程度上的过分解读和误读，中国新文学界对苏联文学的接受存在问题。陈建华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对初创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中国接受者们的接受热情与接受盲目性并存。在众多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作家中，蒋光慈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不但早年留苏，人生也很有传奇色彩。痛失挚爱的悲伤、常年疾病的折磨和毁誉参半的文学创作都给他的作品蒙上了别样的色彩。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也可以看作中国特殊时代社会、政治、文学的重要样本。1924年，蒋光慈从苏联回国，随即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将无产阶级思想带入文学创作之中，无产阶级思想也一直是他作品的关注重点。不过，除了无产阶级思想，蒋光慈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同样不小。在读书阶段，蒋光慈作为进步学生，就组织了“安社”，积极宣扬安那其主义。与此同时，蒋光慈对托洛斯基的“同路人”思想也有介绍。蒋光慈虽然创作生涯短暂、作品的艺术价值不高，但他的小说，尤其是“革命加恋爱”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俄苏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他的小说虽然是当时的畅销书，但是在批评家眼中，却是才情平庸，笔调散漫，人物形象脸谱化，没有个性。最后，竟然连他的创作思想也被一并否认，被开除党籍，年仅三十岁就因病抑郁而终。蒋光慈的生命伴随着几次革命的浪潮，他也从这股浪潮的弄潮儿变为一个被浪潮所吞没和遗忘的平庸作家，在一生的传奇幻灭之后，留给他的也唯有一声叹息。钱杏邨对蒋光慈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的创作是具有一种重大的使命的-Propaganda（宣传）！他的创作是忘不了一种重大的意义的——时代表现！他的思想，始终是站在时代前面的！”②这种过分夸大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成是蒋光慈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积极奉行文学的宣传功效，全面反映时代思想。蒋光慈初创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公式，一时间竟然成为创作模式引发大批作家效仿。从这类作品中观察俄苏文学留下的痕迹，可以较为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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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文学，是如何吸收和利用当时更加先进的俄苏文学的。蒋光慈崇拜十月革命，也因此而极力推崇革命对文学的作用。他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一文中反复颂扬革命的重要性：“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还罗曼蒂克些？倘若文学家的心灵不与革命混合起来，而且与革命处于相反的地位，这结果，他取不出来艺术的创造力，干枯了自己的诗的源流，当然是要灭亡的。”不仅如此，蒋光慈还将革命与罗曼蒂克联系起来，盛赞苏联诗人布洛克。与蒋光慈不同，相当部分的作家在对俄苏文学进行借鉴的时候，更愿意参照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其中对残酷社会现实的描述和对底层人民的描写，是这些作家更愿意模仿的内容。但是蒋光慈却不同，或许是生性浪漫，他的小说更偏向于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革命与情爱的关系衬托出革命的重要性。写于1927年的《野祭》创造了“革命加恋爱”模式并成为引领潮流的先锋。蒋光慈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潮在小说中加以表现，否定传统文化，宣扬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男主角陈季侠自封为革命作家，常在报刊上创作革命作品，却不愿意参加革命实践。陈季侠似乎是蒋光慈本人的写照，主张革命作家应该将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文学创作上，而不是去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在面对对他有好感的革命女性淑君时，陈季侠虽然对她暗中敬佩，但是在爱情和政治上却都没有朝她靠近。相反，面对面容姣好的女性玉弦，陈季侠却先后献上了自己的爱情和思想。虽然在小说最后，蒋光慈通过淑君的牺牲反转了陈季侠的感情，使他从爱情上和政治上都对淑君进行了追认；但是，先前导致陈季侠远离淑君的，除了平庸的外表之外，或许还有男性对于有独立见解的女性的畏惧和疏远。这一观点可以从蒋光慈与第二任妻子吴似鸿的生活相处上得到验证：“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入，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吴似鸿也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不是也不愿成为蒋光慈喜爱的贤妻良母：“而我呢，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参加社会活动，整天陪着光慈。本来不甘心做家庭妇女的我，结果还是逃不出这种女人的命运。”这样看来，淑君这个激进的革命者，其实不是蒋光慈在生活中偏爱的角色，小说结尾那似是而非的爱情，也只能看作是为了宣传而刻意为之的创造了。淑君钦慕陈季侠的革命思想，继而对其产生了爱慕之情，情由革命而生；当自己的感情没有得到陈季侠的反馈的时候，淑君也并不抑郁，而是很快把个人爱情转移到了更加宏阔的革命情怀之上，革命与情爱这两者在她的身上没有产生冲突。小说的最后，淑君为革命而牺牲了生命，陈季侠也因此幡然悔悟，独自带上酒和鲜花为她祭祀，并且从感情和思想上对她表示了认同。陈季侠的态度是如何从“总没有爱过你”迅速转换成为“拿去吧，我的这一颗心”的？唯一的催化剂就是革命，革命和爱情发生了置换，爱情成为了革命的佐料，革命则成为了爱情最高形式的表达。《野祭》与蒋光慈前期的小说相比，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开始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通过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心理描写手法，蒋光慈草创的“革命加恋爱”公式，从革命者个人角度剖析革命情感的变化，从而衬托革命的重要性。不过，当蒋光慈着迷于在剖析个人情感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作与他前期宣扬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已经有所出入。无产阶级观念否定个体的人，不用“我”而要用“我们”，个人必须隐没在集体洪流中，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浪漫的作家为了让爱情成为表现革命的主要手段，不得不从具体个人人手凸显他的革命理想，这也是蒋光慈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在“革命加恋爱”公式的运用实践中，爱情与革命之间的转换总是来得非常突然，无法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上找到感情转换的可靠依据，因此他的这些作品也仅能被看成“革命浪漫主义的浅薄习作”。学者夏济安找到了蒋光慈创作公式的矛盾所在，即“扬弃家庭同渴求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硬把‘爱情’放进关于革命的书里，其出发点在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他渴望的乃是大多数‘小布尔乔亚’（恕我借用这个名词）家庭似乎享有而他似乎不能享有的那种挚爱和温暖。”结婚不久，妻子宋若瑜就因肺病去世，再婚后，吴似鸿的激进与前卫还是使蒋光慈错失了传统家庭的温暖。内心渴求家庭的完满，但是革命作家的名号又使他不得不尽到宣传的义务，因此而出现的矛盾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蒋光慈于1930年发表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同样也是按照“革命加恋爱”的例行公式写作而成。随着革命的失败，小说主人公王曼英也走向堕落。在成为女革命者并见证了革命的可怖之后，曼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动摇。但是，这种思想上的动摇很快就随着李尚志的出现和接近而返回到正确的轨道。李尚志劝说曼英的话语颇有口号的意味：“我们之中的零个分子可以死亡，但是我们的伟大集体是不会死亡的。”个体只是集体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在集体中才有价值。在李尚志的劝说下，王曼英很快就又恢复了对革命的信心。类似的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口号，在他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现，因而1949年以后，蒋光慈的地位又讽刺地得到了重新肯定。虽然蒋光慈前往苏联留学，并且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受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被无产阶级思想所取代。在其诗作《新梦》的序言中，高语罕就说道：“《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无政府主义者眼中，个人恐怖主义是抵抗社会的武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和巴金都曾提到个人暴力行动的抵抗作用。蒋光慈自《少年漂泊者》开始，也将革命的想象和暴力血腥的个人复仇行为联结在一起。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王曼英也“只想要变成一个巨弹儿将人类炸坏”。为了享受报复的快感，她在妓女生涯中采取种种手段羞辱、报复她的顾客们，当她发现自己可能患上梅毒之后，就更加无所顾忌地与男子交往，期望借此机会向消费她的资产阶级男性们复仇。这样一来，曼英自以为是革命的行为，与无产阶级定义中的革命就有了距离。她对革命的幻想随着革命的失败而破灭，又一次落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泥淖。小说的结尾，曼英在怀疑自己得了梅毒之后，一度准备自杀，但是最后还是准备改造自身，这种改造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时也是精神卜的。王德威认为蒋光慈之所以让王曼英染上梅毒，实际暗示了青年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蒋光慈把革命的失败与性欲的堕落、思想的缺陷与爱情的‘疾病’相提并论，构成强烈的对比。蒋笔下的年轻人为一股叛逆力量所驱使，追求革命与爱情两方面的满足，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这股驱力只能展现出负面的结果。诚如蒋光慈所看到的，当革命者莫名的怨怼与动摇凌驾于革命的憧憬之上时，爱情也必随之退化成了穷斯滥矣的杂交。”随着革命幻想的破灭，爱情堕落成为滥交，那么，重新找回爱情的光环，只有依靠完全洗净精神的尘埃，全身心再一次投向革命的怀抱。当王曼英再一次和李尚志相遇时，她已经改造成为一名朴素的女工：“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好好地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群众的奋斗的生活，现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在外表上，曼英把自己从时髦女郎转变为纺织女工；在精神上，她也清除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终于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者。直到这时，曼英才去寻找李尚志，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曼英对李尚志情感上的变化类似于曼英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从开始的不喜欢、不在意，到时而想起，最后变成了热烈的爱恋；李尚志曾对曼英说：“我爱你如同爱革命一样坚定。”相同地，曼英对李尚志的接受也伴随着其对革命的认识的转变。随着对李尚志思想的接受，王曼英几乎同时把自己的爱情也给予了他。爱情成了革命的附属品，同时也是奖品，只能献给思想未曾改变的、最忠诚的革命者。蒋光慈通过曼英的形象，又一次透露出其思想中有违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的部分。在其作品中，他塑造的革命女性曼英在堕落、患病之后，经历情感的犹疑与思想的动荡，最终完全改造自身，成为了一轮冲出云围的月亮，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革命复兴的微光，在茅盾眼中是半点儿影子都看不见的，然而，光慈，他却与茅盾大不相同，在他的眼中看来，大革命失败后走到虚无主义的路上去了的小资产阶级却已经开始得转变，开始得走回革命的战线上来了。”蒋光慈的走向革命，并非完全源于对革命的信仰，同时也透露出大革命失败之后，自己急于摆脱随之而来的消极思想和对革命的不坚定态度，从而重新回到革命阵营，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为之摇旗呐喊。小说中的李尚志非常大度地接纳了重新回归的曼英，但是蒋光慈本人却没能得到同样的回应。他之前出版的小说《丽莎的哀怨》引来了党内“同情白俄贵族”的批评，《冲出云围的月亮》也并没能力挽狂澜。他本人，也没有积极应对组织上提出的参加革命游行并散发传单的要求。组织不再满意于他“革命文学家”的身份，而是进一步开始要求更直接、更具体的革命实践，但蒋光慈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形式，愤而退党，随后被开除党籍。结束了政治生命的蒋光慈也于不久之后『日病复发而含恨去世。蒋光慈短暂的一生中发表的作品，尽管缺乏艺术价值，但是自始至终都在极力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将苏联文学中激进的、革命的部分夸大并介绍人中国，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早年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教育，蒋光慈未能摆脱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尤其在国民革命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蒋光慈的思想和身心都产生变化，革命信心也产生动摇。但是，蒋光慈实际上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子，并试图极力摆脱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本人虽然早已接受文学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这一看法，却只愿意将革命活动局限于笔端而不愿迈出脚步，导致他最终被组织弃置。“在革命的幌子背后，他的小说暗藏双重的忧虑：他确定不愿意做党指派给他的政治工作，却又想证明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价值；他渴望爱情、人间温暖和一个不错的家庭，却为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欲望而惭愧。”在这种矛盾的忧思中，体现出的是蒋光慈对于爱情的专注，他明了爱情终将被革命所取代，因此反而急于向革命靠拢，但是这种靠拢又不真正彻底。在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通告上，蒋光慈被形容为“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他的主要错误则有：“不能克服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丽莎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等。“他又并没有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点更多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的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畏缩，绝非偶然的事。”这篇决议对于蒋光慈的批判，几乎是当时所有批评论点的总结。蒋光慈一下子从为无产阶级呐喊的革命作家，沦为手法拙劣、远离工农大众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的处境很具讽刺意味，一面被国民党通缉，所有作品都因为带有赤化色彩而被查禁；另一方面在党内却屡遭批评，直到被开除党籍。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是通过蒋光慈的遭遇可以体会到知识分子在复杂政治环境下所面临的两难处境。钱杏邨的总结合乎蒋光慈一生的事实：“他的强固的个性，使他不能更深入的理解一切。因此，他对于文艺运动的认识，与其他的文艺运动者，在自我批判的斗争中，不断的冲突，对立起来。到最后，一九三〇年秋，因为过不惯纪律的生活，他甚至于切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觉得自己以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全遭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的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在1949年以后，蒋光慈的地位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下得到了新的定位，但是，这更是对他革命的一生的嘲讽。如果说蒋光慈误读了俄苏文学作品并片面地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那么他的作品在1949年以后，又一次被无意地或是有意地误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