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多有评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开展过较深入的讨论，但分歧较多。本文通过对复杂历史的梳理，试图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解析。一、二十世纪中后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引发的殖民掠夺、资本输出、军事扩张的出现，世界上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民族国家陆续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思考如何更快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国际眼光来看，此前工业化道路较有成就的国家大体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从发展轻工业起步，逐步提高资本等要素积累，在资金等要素提升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同时，不同程度的进行殖民掠夺和对外投资；二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道路，通过对经济实行国家的高度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20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17世纪至19世纪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靠武力掠夺的时代都已经过去。战后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提供了很多贷款，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可望而不可及。事实上，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剔除殖民掠夺)，即遵从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再转向发展重工业，逐步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二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模式即为了在短时间里赶上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军事威胁和侵略，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即赶超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强烈的赶超愿望，使激进主义经济发展观占有重要位置，而发达国家的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市场，在这些共同原因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是苏联和东欧、中国等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些国家都或先或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经济赶超的战略；同时，为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赶超战略，都逐步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经过多年的积累，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少数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成为亮点，被誉为东亚奇迹。学术界对东亚奇迹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林毅夫认为，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四小龙”的成功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轨，很容易使人看不到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而将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社会制度的选择。然而，这种不对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作细致的经济学分析，简单地将发展差异抽象为社会制度差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如果“四小龙”的成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为什么许多其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能成就新兴工业化经济？第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注定踯躅不前，为什么最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能够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并在沿海地区创造出比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时期更出色的经济奇迹？第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症结是社会制度问题，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制以后依然处在重重危难之中？林毅夫在考察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不仅苏联和东欧、中国等一些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没有获得成功，而且一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实现其赶超的愿望。例如，位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目前仍处在经济上困难重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的不发达状态之中。在亚洲，20世纪60年代曾被认为是仅次于日本的菲律宾，现在经济也处于混乱、停滞的状态。林毅夫强调的观点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这种在经济发展上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更值得重视呢？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和劳动力的过剩以及技术的落后。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受压抑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不了资本积累。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如金融支持、市场管制、贸易壁垒)才得以生存，因此，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的。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矛盾并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引，相当大规模的人口长久处于贫困之中的状况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依赖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地孤立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①如何实现工业化，即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途径，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更多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考虑，即通过确立一种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混合经济制度，推进工业的发展；还没有也不大可能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考虑。至少，从现有的文献看不出来，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发展战略的。这有些耐人寻味，一个以苏共为样板建立的政党，虽然确立的终极社会目标相同，但对革命之后社会制度的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对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似乎看不大出苏联革命的影响，倒是多少可以发现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工业化经验的影子。比如保护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通过不同经济成分的竞争，推动生产条件的改进和生活的改善，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尤其如此。事情也许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是如此：只要借鉴欧洲一般工业化经验，就必然选择“新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只要效仿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就必然导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轨道。新中国建立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打好基础，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将来通过和平竞争和赎买的方式逐步进入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按照后发国家的要素禀赋实际，需要有个发展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的长短主要应当取决于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应当说，这个体制类似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体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在不考虑国际环境和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假设天下太平，如果按照这个设计来发展经济，对逐步提升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改善城乡关系无疑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但事实上，动态的实践需求远比复杂的理论模型更符合决策者的偏好，也更被看重。导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选择比较优势的战略，而是选择确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导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因素很多，但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战争爆发及其由此带来的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倍感忧虑，很难按照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和路径(比较优势)去实践；二是重工业强大的苏联给予全面的援助，在短期内使要素短缺的中国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有可能模仿苏联的模式发展前行，以求避免国家安全危机，以求提升国际地位。但只要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要素短缺的国家都容易内生出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不例外。而中国实际过渡和三大改造之所以都提前进行和基本完成，主要原因也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内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显然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问题，而是更加复杂多元的价值评估后的取舍；虽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回应了当时中国军事和国防的特殊需求和决策者的政治和经济偏好，而作为人口和地域大国的中国与人口少和面积小的小国相比自然有其特殊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经济上的后发优势，有些回旋余地，也可以说是相对合理的和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在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状况下，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由此加速过渡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最可能和最实际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又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当时的确是很难全面认识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体验和总结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因其历史作用而否定它的历史局限性。二、突破要素约束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中国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政策是由各种约束导致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决定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确立优势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需要；确立优势发展重工业战略就必然要内生成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理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然搁置；改变经济发展战略，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立为总揽全局地位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最关键的直接原因就是前面讲过的朝鲜战争引发的中共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忧虑担心以及苏联经验对中国产生的示范效应和苏联援助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新政权的不承认和经济封锁，阻断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强化了中国另辟蹊径的决心，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国际竞争和国际环境的压力骤然提升，中共中央决策层形成了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关系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头等大事的共识。他们感到，“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希望走符合中国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即使还处在十分困难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展望未来时，也注意到了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重要性，提出将来要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加快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谈话时，认为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新中国是在推翻西方所支持的国民党统治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加之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政权并不承认，继续维持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甚至对中国大陆采取多方面的封锁。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使得中国政府领导人寝食难安，朝鲜战争和西方封锁，使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面临着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必须迅速提高国防军事攻防实力和战时国民经济的动员能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入朝参战，中国与西方很紧张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张，1951年美国影响下的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美国还与亚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缔结双边、多边军事条约，“对中国造成新月型军事包围圈”。“中国受到了长期的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中国人因此只能从自己受侵略受歧视的记忆中和受敌视受威胁的感受中认识资本主义。”中国大陆卷入朝鲜战争也带来三个重要结果：一是通过实战，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具有强大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加深了中国国际环境的严峻，国家安全问题突出起来。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他所指的“国防任务”包括“工业问题”及“建军和作战问题”两个方面。“工业问题”显然指与“增强国防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在那段时间里，常常把这样一些话挂在嘴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出于对增强国防力量的考虑，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原来与民休息、先农轻后重工的思路，将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三是抗美援朝战争，断绝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可能发生的联系，毛泽东等领导人痛切地感到，短期内打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已变得不可能。面对国际险恶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国单方面的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密切联系有许多困难，不能简单地依赖外援，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国家。要使国家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必须把重工业摆在突出的位置上。随着抗美援朝和打破西方封锁的努力，也出现了新的有利因素。首先，党内对发展工业的热情被激化出来，特别是对把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的认识比过去强化了，这从对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过渡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没有人提出比较明显的异议可以看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即使是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过渡设想的领导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主张也没有发表明显不同的看法。其次，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认识比过去更有好感。根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也可以说，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在苏联没有派兵和提供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毅然援助朝鲜，使斯大林和苏联摆脱了在冷战格局中的尴尬境地，让斯大林不得不另眼相看，改变了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周恩来曾说：“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此后，苏联才真正向中国打开了援助的大门。毛泽东非常看重政治的力量，当国际国内约束条件有可能缓解或变化时，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愿望很快就会萌发。到1951年底，情况的确有了不少变化。一是除台湾、澎湖、金马等岛屿以及香港、澳门外，大陆已经完全解放，地方各级政权陆续建立。二是共产党打赢了财经上的“淮海战役”，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新中国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三是抗美援朝战局形势趋于稳定，中苏关系因朝鲜战争更加密切，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有了实质性进展。四是毛泽东正在酝酿“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变化，对中央高层的决策开始产生影响。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这说明，决策层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对于过去先着重发展轻工业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考虑，确实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新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构想。1952年7月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方针，确定以建设重工业基础为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同时，决定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等。其后中财委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以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就已写明，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方针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可以看出，最初中国无意按苏联的路径前进，希望靠自己的慢慢积累，走渐进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其好处是应对了自己的要素禀赋，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原则，经济关系和城乡关系比较合理，随着要素禀赋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上升，可以做到小步快走，最终达到民富国强。不仅刘少奇等领导人这样主张，在理论界也有人提出相同或类似的观点。问题是这样就需要太漫长的时间，也许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这也需要条件，比如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国际贸易的开展，这对于基本与西方失去贸易联系的通道，国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颠覆的威胁，为担心新政权得而复失而寝食不安的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来说，不是似乎太长了，而是实在太漫长了，对于急待通过发展确保国家安全的中国来说可能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工业化道路模式无疑是最好的榜样。苏联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的榜样和旗帜，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的坚强挑战者，特别是苏联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付出极大的牺牲和代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赢得保家卫国的战争，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提供了成功经验和榜样力量。而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短短12年之内，苏联整个工业增长3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毛泽东在谈访苏体会时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卫国战争中，能够击败德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工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的有力的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1952年1月16日，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给周恩来写信，强调用不着走弯路摸索，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特别批示要求中央会议讨论。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确是想学习苏联的办法优先发展重工业，再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但是，可以学习苏联的经验，也不等于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来自朝鲜战争的爆发，由于中国承担了某些苏联的国际主义责任，斯大林也更加感到中国盟友关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意义，中苏关系在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更加密切了，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之门打开了。三、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计划体制形成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笔者赞同林毅夫的逻辑分析和实证判断。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初始投资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二是资本有机构成相对比较高，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三是建设周期长，回报缓慢。这些特征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要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与供给，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和轻工业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启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种需求与当时的资源禀赋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它表现在三个方面：重工业建设周期与资本禀赋的矛盾；重工业投资规模与资金动员能力的矛盾；重工业的高技术含量与外汇支付能力的矛盾。为了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需要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并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构建相应的微观经营机制。即只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按照中国的自然禀赋，就会内生出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自然就要逐步淘汰市场机制。实际上也就需要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产生，还有诸如统一财经、支持战争、解决公私营经济冲突等等后续效应的原因，但可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导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与要素短缺的矛盾推动了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后，新的战略需要在所有制上有个大的进展，需要加快国有的比重，当时所能够做的只有利用行政和经济的手段来推动这个进程。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向斯大林说明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我们估计，在苏联帮助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10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国营工业将占90%以上。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它们在绝对数上还会有些发展。因此，这时候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与政府合作。他们的企业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人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设想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方式是，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他们一部分代价。”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决策者当时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与所有制结构变革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进程。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直接或间接从农业方面积累，这就要求实行农产品的低价政策，而国家的低价政策降低了农民向国家出售产品的积极性，从而国营商业部门难以获得保证工业化需要的足够的商品粮、棉花、油料等产品，引起了市场的紧张，最后决定统购统销。统购统销使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所掌握的农副业产品商品量从1953年的57%上升到了1954年的70%；在农村的零售总额也由1953年的44.2%上升到1954年的60%。由于原材料和产品的供销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这使私人企业不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薄一波指出：“‘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自统购统销制度实行时起，作为流通环节的私营商业的改造走在私营工业前面，反过来又推动着私营工业加快改造的步伐。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但统购统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加快农业的合作化。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埃及、墨西哥以及东欧国家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先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了推进这个战略都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为了增强经济动员能力，为了强化对经济剩余的索取，就要运用政策手段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其主要手段是：压低利率水平；压低汇率水平；实行统一的低工资政策。同时，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垄断机制，实行外贸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实行重要物资的统一供给，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而强行推进经济的国有化或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并实行贸易垄断，为扶植重工业而建立倾斜式的产业政策和设置进入壁垒并严控金融业，运用行政力量筹资以有效降低工业经济的资本形成门槛，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为了取得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流向，使之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部门，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与此相适应，农业也形成了与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的农业集体化体制。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政策链。林毅夫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关系，但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暗含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然就要退场的结论。笔者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比较相似，其前提条件是假设国际市场是开放的，可以进行自由的贸易活动，也假设政权和政局是稳定的，不存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有足够长的时间能够允许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慢慢积累资金，逐渐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进而发展重工业。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至少这两个假设都出现问题。一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并没有能够打通国际市场，仅与也只可能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些联系。二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入朝参战，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本身就有不能按部就班出牌和打破常规的需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底里按耐不住的强烈发展重工业的愿望就更容易突显出来。当然，还有几大因素也非常重要，强化了中国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时的砝码。一是苏联的榜样作用、两国友好的升温和实质性的援助行动，成为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外部支撑力量。二是新国家新政权在抗美援朝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广大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感受到了加快国家建设的能量。三是在完成对大陆军事统一的基础上，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取得了经济上“淮海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军事上是无敌的，政治上是坚强的，经济上也是过硬的。在假使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直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可能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还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经济赶超战略，如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就把工业化直接等同于重工业化。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后发国家选择经济赶超战略就是激进主义作怪的结果，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作为大国和人口最多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着比较明显的特殊性。四、优先发展重工业与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的关系能不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又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呢？如果有这样两全齐美的办法是不是会更好呢？这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两难问题。希望兼得就难以解决资金和相关资源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资本生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控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国力有限，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要薄弱得多。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直接投资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也必须由国家控制和配置各种资源。能不能把一部分苏联援助的项目交给非国有经济来承担呢？按照当时的情况和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个想法也不能实行。当时陈云就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为什么不能这样办呢？按照陈云的意思和人们当时的认识，如果这样分工，国家就要背包袱，而资本家得好处。那么，国家要背什么包袱呢？那就是重工业初始资本密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回收期比较长。而资本家得好处，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可以做到比较短的时间收回投资，形成资本积累。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来看，并不很科学。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初始投资的沉淀特性，决定了需要政府来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与民争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中国共产党对非国有经济有与之竞争的思想，但考虑到要在战略上对私有经济进行改造的政治设计，和多少已经有了对其逐步改造的实际行动，这样的理念即使有，也很难实行。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认识和经验，因此，如此重要的重工业建设不让非国有经济介入的理由和考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方面要发展重工业，一方面又缺少要素禀赋，如何才能克服和改变这种状况呢？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是提早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国有化。于是，公私合营步伐的加快，就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尽快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集体化。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使中国的发展路径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速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把搞10年或15年的新民主主义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改变为从1952年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把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改变为只用三年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过渡。为什么从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完成“三大改造”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呢？简单说，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需要，国家计划体制加速建立，三大改造的提前基本完成也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形成的计划体制的需求，而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三大改造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也成为提前完成的因素。“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和‘大跃进’的反动，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必然结果。”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要求来看，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进行调整。但从改造的过程来看，明显过急过快了。毛泽东最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基本完成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时间确定为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1953年9月又说，“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同年底，他在审阅修改中宣部的学习宣传提纲时，又把过渡时间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作这些改动，很显然是希望把时间打得宽裕一些，做到留有余地。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特别是在改造的高潮到来之际，三大改造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命令推动的、整体划转、一步到位式的过渡方式，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遗留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适应计划体制形成有很大关系，但不能认为都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适应计划体制形成造成的。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要求来看，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需要有个范围，从改造的范围和结果来看，是过宽过净了。新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存在较高、较低、很低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大量的个体手工业、商业都还处在低水平的生产经营状态，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应该是一种多元格局。1952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里，“唯一”的提法显然是过于绝对化了。在改造中及其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解决所有制问题，把全部私有制都改造成为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过宽，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并过多，搞行业一刀切，特别是把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小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都彻底改造掉了。这些，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改造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必要的区分，特别是对手工业的改造能够细分一些，有的改有的不改，可能后遗症就会小些。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要求来看，也并不一定非要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只是个体劳动者，不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范围，也无必然联系。应当看到，这些小商小贩，事实上并不要国家的资金支持，也很少与重工业争夺资金。到1956年底，通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一步登天”(即直接参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参加公私合营实行定股定息等各种形式，绝大多数小商小贩接受了改造。如此匆匆忙忙地改造，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抹煞了小商小贩深入群众、经营灵活、点多面广的特点，违背了商品流通的客观要求，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割断了商品流通的固有联系，影响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压抑了小商小贩的积极性，助长了“官商”作风。五、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国际视角解析如何对中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进行评价呢？概要地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中国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的有利因素：其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凭借着国家政权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凭借着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用和平的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百年来所达到的水平。”其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国防和军事防御能力，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和发射了卫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完整。对于一个新生独立的和实现主权统一的大国来说，能够利用自己的要素资源和建设力量，一举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迅速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综合能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情，不完全是经济因素能衡量的。其三，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0个项目得以建成，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综合配套能力提升和大发展提供了前提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一五”计划建设使“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改变了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生产水平相当低的这种落后状况，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解决了国民经济的“软骨病”，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创造了条件。其四，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我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大工业建设经验，对工业化的认识也大大加深，为后来的工业项目引进及与国际先进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开始考虑吸引外资和设备，提出与国际先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多层次合作，如今，我们在重大工业和其他项目的成功合作，这些都得益于过去积累的宝贵经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更要注意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了多年的沉痛代价：其一，农、轻、重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难以解决，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分治问题趋于僵化，三农问题代价沉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持续推进，导致了经济关系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情结没变，加之各种"左"的东西逐渐有了市场，相反一再要求加快工业建设速度，片面成为"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至一度造成农、轻、重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经济难以有大的改变，城镇化缓慢，农业劳动力无法转移，比较优势无法发挥，农民、农业、农村落后的局面非常严重。其二，与国有经济在市场上争夺经济剩余的非公有经济日子不但不会好受，也必然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取缔，非公有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同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一样，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新民主主义政策也放弃了，这一放弃的结果就导致了非公有经济的急骤收缩和严重衰退，当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度察觉了这个问题，某个时期也曾局部调整过经济政策，但实际上只要不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传统体制的强烈要求就会成为惯性力量，逐渐形成的计划经济凭借体制优势和政策环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非公有经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淘汰。到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更“左”，非公有制经济基本被取缔了，给社会就业、商品流通、商品供给、人民生活等都带来了严重困难。其三，由于没有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的缺失，导致许多国有企业和农村合作社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初期或一定时期内均有不俗的绩效，但长期排斥市场和竞争所带来或积累的弊端陆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显露出来，并逐步恶化。尤其是缺少非公有经济的竞争力量，国有企业独霸天下，各方面都离不开国家的扶助和帮助，而国家的“父爱主义”倾向也把国有企业等同于政府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没有创造“利润”的积极性，企业办社会，严重缺乏效率，也变得没有自生能力。而靠政治力量促成的农村合作社由于缺乏激励，同时也解决不了监督问题，导致了“出工不出力”，农业产出十分低下。其四，在国家要素禀赋不具备的情况下，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经济的停滞和恶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教训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不仅没有实现赶超，甚至还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们可以从苏联、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东欧国家的代价找到充分的证据，教训沉痛。而没有实施赶超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比较注重自己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都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反复的比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有实行的多种理由，但由于严重忽略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急于求成地人为扭曲价值规律，压抑非公有经济，这种畸型的产业政策，实属毕其功于一役的冒险，即使倾国力而为之，也难以为继，不宜长期实施，而是应当逐步调整，改善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停滞和恶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一五”计划尚未结束，决策层就试图做有限调整，已经说明这个选择有纰漏。其实，即便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差不多一年之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刘少奇仍旧主张“除开必要的国防”，应该是“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看来，朝鲜战争并没有根本影响刘的思路。当然，刘少奇还有周恩来，很快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而“服从”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重新观察局势以后的“心悦诚服”呢？事实上，周恩来甚至在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还在告诫“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仍然强调“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这表明，当年不一定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至少并不是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声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曾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形成均势的大国，但苏联走向衰落并最终崩溃的教训也恰恰在于没有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工业发展战略。在建立了发达的重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大基础之后，却没能及时地将工业发展战略从重工业优先调整到大力发展轻工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没有及时地由粗放型调整到集约型上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训也是财富。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旦这种模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或者说这种发展战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进行改革。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一定时期内即使是必要的，但也不等于长期是必要的、有效的。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忽略自身的要素禀赋不调整，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畸形，而缺少和谐增长基础的经济必然会造成产业无法配合协同，“鹤立鸡群”的产业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也难以担负起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重任。靠“禁欲”实现高积累低消费，也不能真正解决资本的积累和再生成问题，久之也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长期的城乡分治，落后的三农问题久拖不能缓解，社会矛盾逐渐从点到线，再到面，社会稳定都成为严峻问题。总结历史的教训，后来的领导人深刻地感到，在世界能够维持和平发展的年代，社会主义摆脱贫穷，不能靠理想和激情，不能急于求成，应当遵从要素禀赋，通过改革开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逐渐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道路。有一种假设，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得过于紧张了，美国人也未必对中国长期敌视的，中国与美国的双方都打的是“盲拳”。如果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继续下去，也可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可能也不至于国家政权被颠覆，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展经济呢？事实上，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也曾有个假设，“如果我们配合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那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出兵，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历史不便和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推论如果是这样，美国人会如何？苏联人会如何？而毛泽东又会怎样？而蒋介石又会怎样？也有学者提出，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支持自由贸易以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完全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从弱国发展为强国的先例。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的先进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属于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的美国、德国完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就可能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与德国。这种看法也是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佐证。这样归纳是否妥当？对这些问题如何看？还需要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从理论上看，发挥比较优势对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明显优于要素短缺情况下的赶超战略的，在实践中也有支持的例证。在世界和谐与和平发展成为主流的年代，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应当尊重比较优势原则，也具有发挥比较优势的长时间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要强化科技自主创新，积极寻求竞争优势，中国更应当这样。但在国际社会处于战争或冷战的年代，政治因素就可能大于经济因素，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压迫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可能就是必需的，也是有道理的，但缺点是时间过长，后来超过了限度，走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