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秦汉陶仓初探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关中地区秦汉陶仓初探姓名：步雁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指导教师：王建新20080606摘要陶仓模型最早在春秋晚期的秦墓中就已有出现，因此随葬小型陶仓的风习最早应起源于秦文化地域，属于秦人墓制的特点。到了西汉早期，以中原地区墓葬为中心，随葬陶仓等明器的风习开始明显增加。使用实用型陶仓虽仅限于诸侯王墓中，但不久，同类陶制明器的制作和使用也急速扩大、展开，并广泛流行开来。此外，从实物原型制作发展到简略小型模式化的特点，浸透了当时人们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的观念。本文重点收集了已经发表的秦汉墓葬中出土陶仓模型的资料，通过整理研究看出，秦汉墓葬中多种多样的随葬品逐渐转向于供献祭祀品和明器。这两大类器物组合代表了秦汉墓中随葬品的精髓，显示出当时人们祖灵思想的变化。陶仓模型首先是彰显了墓主人所拥有的财富，其次还可能暗示了传统随葬观念的改变、埋藏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动摇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对秦汉墓中随葬陶仓模型现象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发生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民众思想观念的变迁过程，同时深入了解发生这种变化的各种根源。关键词：关中秦汉陶仓模型原因意义AbstractTheearliestpotterybarnmodelswerefoundintheQingtombsinlateSpringandAutumnperiodatthelatest，SothecustomofburyingsmallbarnswhichwasafeatureofQingtombsmightoriginatefromthoseQinculturalregions．InearlyperiodoftheWesternHandynasty,thecustomofusingburalobjectslikebarnsbecamemorecommonaroundcentralplainregion’Stombs．’Thepracticalbarnswerejustusedinregionlords’tombsasspecialcases，however)thosepotteryburialobjectsofthesamekindincresed,developedandpopularizedlater．Besides，thedevelopmentofpracticalbarnstosmallermodelbarnswasdeeplyinfluencedbothbytheuniqueunversalideologyandthegeomanticomenbeliefofQinandHanpeople．ThisthesisbasedontheresearchtowardsthosepublishedfilesofpotterybamsfoundinQinandHantombs．Throughresearchwork，IfoundthatvariedancentburialobjectswereusedassacrificialandburialpurposesinQinandHarttombs．ThecombinationofthetwokindsrepresentedthesoulofburialobjectsinQinandHantombsandshowedthechangeofpeople’Sthought．Thecommomfeatureofbarnmodelshowedthewealthownedbythedead,itmightalsoindicatethechangeoftraditionalburialcustom,theshakeofburialsystemandotherrelatedissues．TheanalysisofpotterybarnburialphenomenainQinandHantombswillhelpUStofindoutnotonlythethoughtchangingprocessofcentralplainregionpeopleinQinandHandynasty，butalsotheallkindsoffoundationtocausesuchchange．Koywords：centralplainregionQinandHantombspotterybarnmodelsreasonsignificance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当磕指导教师签名占如君年‘月6El山8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萝№、L，一沙8年G月e日第一章绪论陶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最为广泛的物品之一，它真实地反映了考古文化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的变化，所以在传统考古学的文化谱系研究中，陶器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在我国考古学中，陶器主要是被作为～种日常生活用品来看待，围绕它的研究集中在器型、质地、装饰等方面，而且这些研究基本处于器物学的范畴之内。明器，也称“冥器’’或“盟器"。在中国古代“灵魂不灭"的观念体系中，“冥"指的是阴界，顾名思义，“冥器”应指在阴界所使用的器物。《释名·释丧制》日：“送死之器日明器，神明之器异与人也"1o《盐铁论·散不足篇》认为明器是“有形无实一的“送死之器”2。总而言之，不论是仿实用的器物，还是以实用器存在但仅供“送死一的随葬物品，均属明器之类。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完成，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与发展，一种以反映这种全面上升经济为目的的，以现实生产生活为主的陶制模型明器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大量流行与使用，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丧葬习俗。它的出现与发展以富于生活气息的时代风貌，开创了秦汉时期丧葬文化新的时代特征，并最终宣告了奴隶社会以来用礼器殉葬的终结。本文拟对以陶仓为代表的模型明器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此之前首先要解释一下陶困和陶仓。《：说文解字·121部》云：“困，禀之圜者，从禾在口中"。《苟子·荣辱篇》高注：“圆日困，方为禀"。由此可知，陶困为圆形，陶仓、禀为方形。l：文选·藉田斌》李注引《月令章旬》载：“谷藏日仓，米藏日禀"。《周礼·禀人》郑注：“藏米日禀’’。《说文·仓部》日：“仓，谷藏也"。可见方形的仓和禀按其储藏物的不同而叫法不同，藏谷物的为仓，藏米的日禀。明确圆形困和方形仓、禀在名称及用途上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展开探讨。1陈建初：‘<释名)考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2‘盐铁论．散不足篇>载，“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气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募效，至于发屋卖业”，。厚之多藏，器用如生人”·另‘苟子·礼论)日：一礼者，谨于治生死之也一．王充‘论衡·薄葬篇，则日：。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之匮，故做偶人以侍尸柩．多藏实物，以歆精魂”．1第一节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秦汉陶仓概况一、秦汉时期的关中——时代背景的勾勒1、关中自然环境的概况关中是个三面环山向东敞开的河谷盆地，位于陕西省中部。其南倚秦岭山脉，北临北山山系，东部宽阔，南北达三四百里，逐渐向西减少为百十里宽；西起宝鸡以陇坻为界，东至潼关以黄河为限，东西约八百余里。即“关中自；!开(今陕西陇县)、雍(今陕西凤翔)，东至河华(指今黄河、华山)一3。从关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周围有天然的关隘险阻，地域广阔，土壤丰沃，交通四通八达，紧邻农业发达的巴蜀地区和牧业发达的陇山、河套。司马迁对于关中的地缘政治优势有贴切的描述：“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4。除以上优势外，关中平原的海拔高度使其由关中东出具有高屋建瓴之势。“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5。基于以上原因，关中平原自古成为立都的首选之处，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如图1所示：图1秦代内史行政区划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4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5顾祖禹：‘读史方哭纪要>卷五二‘陕西序)，中华书局，1955年·22、关中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关中地区是黄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这里分布广泛，尤其在渭河谷地最为稠密，其文物之绚丽与生产技术之高超，为其他地域的同期文化遗址所不及。商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6。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犁耕农业逐渐代替锄耕农业，关中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秦人进入关中后，利用前人已开垦的土地，不断扩大和发展再生产，很快在关中地区站稳脚跟，又通过各项改革，使秦不断壮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并设立郡县制等重要制度，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汉承秦制，汉初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之铁器和牛耕的更普遍使用、水利事业的进步，使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关中地区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丰富的水资源是发展关中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天然的灌溉条件外，秦人还开凿了郑国渠，最大限度的增加了灌溉面积。它的修建对关中农业生产乃至秦统一全国都起了很大作用。汉武帝时期先后又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白渠等灌溉渠系，进一步改善了关中农业的生产条件。河流除了灌溉外，还能用来运输，既经济又安全。汉武帝时期开凿漕渠以后，史载“是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日：引渭穿渠起长安，由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入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7。漕渠全长150余公里，主要流经关中东部的渭水以南地区。漕运成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形式。关中的土壤在当时是属于上等的。土地肥沃，易于耕作。《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6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王利器：‘史记注释>(二)。三秦出版社，1997年．3谷，地重，重为邪”8。传统农业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中的气候在当时也十分温暖湿润，这和森林植被茂盛有密切关系。众多的森林和植被，既是丰富的资源，又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对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都有好处。史载：“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之《风》兼秦、豳两国。一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9。关中平原南北的山地，有丰富的矿藏可以利用。从关中不断出土的铁质生产工具来看，关中周围的山脉铁矿石丰富的。另外，丰富的物产、多样的地形为秦汉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加之南部的汉中和巴蜀丰富的资源，通过褒水和斜水修建的栈道运往关中平原，这些都为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司马迁评价当时关中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时曾说：Ⅱ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一¨。在此期间，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陕西境内的秦汉遗存不仅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而且类别丰富、 规格 视频线规格配置磁共振要求常用水泵型号参数扭矩规格钢结构技术规格书 高，分布范围广，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次辉煌。二、出土陶仓及其它随葬品纵览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资料，从材质上分类有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骨角器、竹木漆器等。从用途来看，有礼乐器、生活实用品、威信仪仗用具、镇墓辟邪品、供献祭祀品和明器。这些各式各样的随葬品可以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想信仰、政治、军事、仪礼、生活等方面的内容。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闯，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腐败不可食’’¨。。王利器：‘史记注释'。三秦出版社1997年．’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10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4东汉时期，明帝以前基本是“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无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马被野"比。虽有天灾人祸，但以农桑为业，仍有肥饶之率。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的富裕，使死者厚葬成为可能。“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或至金镂玉匣，木需梓木便木丹，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嵋。与殷周墓相比，秦汉墓的随葬品逐渐倾向于类型化、简略化，突出表现在礼乐器随葬品的衰退，以至最终走向消亡。同时，生活实用品、威信仪仗用具也逐渐趋于小型化，并从实用器物转向陶制模型器物为主。一般来说，秦汉墓，尤其是汉墓随葬品的种类和形式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长，就汉墓发掘资料和分类来看，明器在形式上多模仿现世生活实用品来制作，或按室内的一定方位来造设的。这其中还出现了仓·灶·井·厕等以往的随葬品所不多见的器物组合。西汉前期，王公、贵戚、官僚地主主要是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专为随葬而作的陶制明器明显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己存在的陶仓和陶灶，到西汉中期开始大量流行。以后诸如井、磨、猪圈等模型以及猪、狗、鸡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特别是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愈多。西汉前期大型墓葬中陶仓是必备的随葬品。西安白家E124号汉墓出有陶仓：23号墓和35号墓皆有陶仓、陶灶。有的仓内尚有粮食遗迹埔。咸阳杨家湾4号陪葬墓出土陶方仓25件、陶仓2件、陶囤2件17。然而此时大部分关东地区的墓葬中，仓、灶却还没有出现，只有秦人占领较早的湖北江陵等局部地区，由于受秦人的葬俗影响，发现有用陶仓和陶灶随葬的。江陵凤凰山8．号墓、9号墓、10号墓馆和167号墓坞、168号墓∞等，分别出有圆型攒尖顶盖陶仓及曲尺形陶灶各一位范哗：‘后汉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廿班固：‘后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范晔：‘后汉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Ⅱ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上海古籍出版杜，1978年．哺吴汝柞、胡谦盈：‘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95年2期·17陕西省文管会等：‘威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tO期·l。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6期·19风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lO期·5件21，特别是风凰山167号墓的陶仓内还保存有稻穗。宜昌前坪16号墓、20号墓、22号墓、35号墓、38号墓等五墓均出有陶仓、陶灶各1件毖。西汉中期，特别是宣帝以后，伴随着土地兼并与财富的急剧集中，仓、灶模型，在关东，乃至南方地区的墓葬中也都相继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洛阳烧沟2号墓、7号墓、183号墓、410号墓、82号墓等都出现了陶仓和陶灶。陶仓一般5件。洛阳西郊汉墓，M3007、M3011、M3051等16座西汉中期墓出有陶仓和陶灶。一般亦为陶仓5件、陶灶1件同出嚣。辉县琉璃阁四座西汉中期墓(M109、M135、M152、M156)均出有陶仓和陶灶M。本文即以陶仓及其它随葬品作为研究平台，结合相应的历史文献，探讨关中地区秦汉墓葬中明器的形制、出现的原因，进而深入分析关中地区在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第二节陶仓的名称及分布一、陶仓的名称在涉及本文所要研究的陶仓之前，需要对陶困进行相关性的探究。陶困：多为小口、圆肩、直腹、筒状，有的底部带有三兽足，中原地区墓葬中最为流行。《说文解字·口部》云：“困，禀之圜者，从禾在口中"。<苟子·荣辱篇》高注：“圆日困，方为禀"。临潼上焦村秦墓出土的圆形陶困，门上部刻有“困’’字25，西安东郊汉墓出土的圆形陶困，顶部分别书有“白米困"、“黍粟困"、“小麦困”拍，其中自米困中还残留有白米。造型与文献记载相一致，上面书写的文字进一步明确其具体的储藏内容。由此可见，这种小口圆肩直腹筒状的困多见于黄河流域的陕西关中一带。从其上面书写的文字可知，多用于麦、黍、粟、豆、米的储存。洛阳老城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肩直筒型困的盖上则分别书有“麦"、“黍"、20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发掘整理组：‘湖：It；if_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9期·21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考古学报'1963年2期·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25李淑萍：‘临潼上焦村秦墓发微’，‘文博)，1996年第2期．26届鸿钧：‘西安东郊韩森寨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5期·6“粟’’、“豆"等字。烧沟汉墓亦出土有“大麦万石"、“小麦万石’’、“大豆万石"、“小豆万石"的困z7。湖南资兴江汉墓出土的七件筒型陶困，与中原地区不同，式样较繁复，结构也较复杂，其中的顶部、地台及干栏式样均为黄河流域所不见。这些困有的顶部加压有十字形的草束，墙壁上带门，有的带有地台，并于地台上塑有各种动物，干栏式栏上为困，栏下为羊圈，圈内设梯，上通粮困，便于取用28。形体矮粗，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细长形体截然相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陶仓、禀均为方形，按其储藏物的不同而叫法不同。据文献记载，藏谷物的为仓，藏米的日禀。《释台·释宫室》云：“仓，藏也，藏谷物也”。{：文选·藉田斌》李注引《月令章句》载：“谷藏日仓，米藏日禀’’。这使我们明确了这种方形仓在用途中的区别。陶仓多仿照古时建筑式样制作而成，二面坡、四面坡式的屋顶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式样，仓体上开有窗户便于通风，有的带有地台，有的下面设有排水防潮系统，说明当时粮食储备的建造及管理均有一套先进的措施。仓本身就是一种贮藏谷物的建筑物，过去多称为仓或圆仓29。但从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随葬器物来看，秦汉时期人们把圆形的谷仓称之为困。方形仓以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最多，时代也最早。这种仓高大坚实，外表涂一层赭色陶衣，可能是象征着原仓建筑的装饰色彩。长方形仓在东汉墓中出土较为普遍，如陕西潼关吊桥M6出土一件长方形仓，顶为硬山式顶。正面有长方形门。门框侧有一道凹槽，槽内装黑色板五块，由下向上渐窄，可以拆卸。板外面两对角中间，刻线一道，表明板的安装次序。最上一板中间有圆锥形柄。右边框内凹槽上部较深，以便取卸，说明这个仓用的是插板式门。这种门对粮仓来说非常方便，可以把粮食一直装到仓门口，提高仓的容量。粮食装满仓后，要往外取时，将最上面的插板依次抽掉，仓内的粮食既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像板门那样，仓内粮食装满后造成门打不开的现象，非常科学。二、研究的范围作为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陕西关中地区的秦汉遗存不仅数量远远超过了之前各个时代，而且类别十分丰富、规格高，分布范围也很广，充分27张剑、李献奇：‘洛阳烧沟诬14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4期．奠‘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29禚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7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次辉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陕西省内的秦汉墓葬已发现近20，000处，经发掘、清理的约6000余座。在众多墓葬中，陶仓模型是春秋晚期时出现在秦墓中的一种独具地方性特点的随葬器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汉京师仓遗址的发掘，是关于仓的建筑的重要发现。其遗址位于陕西省华阴县铠峪公社段家城和王家城村北的瓦渣梁上。勘察中除获有不少“华仓"瓦当以外，还获有“京师仓当一的瓦当，可以确定华仓遗址就是京师仓的遗址，是西汉时期较为重要的一处粮仓遗址。华仓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挖出了一号仓遗址，从遗迹观察，这是一座高大的木构架建筑。其突出成就是它基本上满足了作为仓在功能上的种种要求。仓用来储藏粮食，要求防雨、防潮、通风、坚固、安全、交通方便，选在要有粮食来源的地方。华仓位于潼关以内，所居位置地形险要，又有城墙护围，便于防守，比较安全。华仓遗址l号仓建筑大约建于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年一公元前87年)时期，毁于王莽末年或东汉初年，初建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年前一些工程已采用了现代工程中相似的施工方法，可见当时我国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粮仓建筑不仅技术水平高超，而且当时的管理方法也非常科学合理。粮食出仓、入仓都有一整套先进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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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控制度。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粮食的集中、管理、运输以及储藏等各个环节，毕竟粮仓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历年来出土的陶仓模型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当时贮粮设施进步的状况。多年来，秦汉时期的陶仓、陶困模型在关中地区的长安、宝鸡、凤翔、麟游、陇县、临潼、咸阳、铜川等地均有发现。其时代上起春秋晚期，下延于统一后的两汉，说明这种贮粮设施在关中一带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不断进步发展。本文拟将关中地区的陶仓进行集中整理、研究，从而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如表1所示。8名称时代发现地点备注联志墓群秦．汉新城区联志村黄甫庄墓群汉代碑林区兴庆路黄甫庄村金花路墓群汉代碑林区金花南路颜家堡墓群汉代莲湖区颜家堡村庙东墓群汉代莲湖区红庙坡东村大白杨路墓群汉代莲湖区大白杨路中段任家庄墓群汉代莲湖区任家庄村任家口墓群汉代莲湖区任家口村草湖墓群汉代莲湖区西关草阳村西十里铺墓群汉代。莲湖区西十里铺村大兴东路墓群汉代莲湖区大兴东路中段胡家庙南墓群汉代新城区胡家庙村王家坟汉墓汉代．新城区王家坟村韩森寨汉墓汉代新城区韩森寨村潘家村墓群汉代莲湖区潘家村龙首村墓群汉代莲湖区龙首村劳动村墓群汉代莲湖区劳动村大兴西路墓群汉代莲湖区大兴西路自家口东墓群汉代莲湖区自家口村自家口墓群汉代莲湖区自家口村团结四路墓群汉代莲湖区团结四路兴庆路墓群汉代碑林区兴庆路南段鲁家村墓群汉代碑林区鲁家村太华路墓群汉代新城区太华南路中段幸福路东墓群汉代新城区幸福南路万寿路西墓群汉代新城区万寿北路南段9迎祥堡墓群汉代新城区韩森寨村迎祥堡村韩森寨东墓群汉代新城区韩森寨村八府庄墓群汉代新城区八府庄村团结路北墓群汉代莲湖区团结西路沙坡墓群汉代碑林区沙坡村春临遗址汉代曲江乡春临村东瓦胡同遗址汉代长延堡街道瓦胡同村东三爻墓群战国．汉长延堡街道东三爻村孟村墓群汉代曲江乡孟村高家堡墓群汉代山门口街道北山门口西辛庄墓群汉代丈八沟乡西辛庄村西三爻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西三爻村杨家村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杨家村吴家坟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吴家坟村等驾坡墓群汉代等驾坡街道等驾坡村南寨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南寨子村风栖原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南窑村岳家寨墓群汉代曲江乡岳家寨村青龙寺东北墓群汉代大雁塔街道铁炉庙村坟南墓群汉代长延堡街道吴家坟村西影中路墓群汉代西影路中段裴家空墓群汉代曲江乡裴家空村龙首北路墓群西汉二府庄街道龙首北路帽珥冢墓群西汉谭家乡帽珥冢村尤家庄墓群汉代张家堡街道翁家庄村尤家庄村绿釉陶仓南李墓群汉代张家堡街道南李村郑王墓群汉代张家堡街道郑王村10张家堡墓群汉代⋯⋯张家堡街道张家堡村⋯．二府庄墓群汉代二府庄街道二府庄村万耕基群汉代二府庄接到方新村徐家湾墓群汉代徐家湾街道大白杨墓群汉代未央宫乡大白杨村高窑墓群汉代未央宫乡高窑村范北墓群汉代未央宫乡范家北村小白杨墓群汉代未央宫乡小白杨村马乎沱墓群汉代未央宫乡马乎沱村枣园墓群汉代未央宫乡枣园村炕底寨墓群汉代大明宫乡炕底寨村陈清士墓武帝初92号汉墓西汉低堡墓群东汉三桥镇高堡子村谭家村汉墓西汉谭家乡滹沱寨村谭家村汉墓西汉谭家乡谭家村曹家堡汉墓汉代六村堡乡曹家堡村西马旗寨汉墓汉代大明宫乡西马旗寨村东马旗寨汉墓汉代大明宫乡东马旗寨村杨善寨汉墓东汉汉城乡东杨善寨村纺四路遗址战国一汉纺织城街道纺四路南侧袁家岩墓群汉代洪庆镇袁家岩村162号汉墓东汉三殿墓群西汉红旗乡三殿村砚湾墓群汉代洪庆镇砚湾村安家庄墓群汉代洪庆镇安家庄村水沟墓群汉代席王乡水沟村新合墓群汉代新合乡陶家村绿釉陶仓马渡王墓群汉代霸陵乡马渡王村新越基群汉代新筑乡三里村雾北墓群汉代霸桥镇雾庄北村路冢冯基群汉代洪庆镇路家湾村95号汉墓西汉纺织城街道纺织新村新村墓群西汉初．东汉末纺织城街道纺织新村向阳墓群汉代洪庆镇田王村许家庄墓群汉代灞桥镇许家庄村万花坊墓群汉代纺织城街道万花坊狄桊基群汉代狄寨乡狄寨村黄釉陶仓神鹿坊汉墓汉代红旗乡神鹿坊村新华汉墓汉代狄寨乡新华村新筑汉墓汉代新筑乡新筑村永丰汉墓汉代席王乡永丰村康家遗址汉代相桥镇康家村北侧北河墓群战国．汉相桥镇北河村周阎墓群战国．汉北田乡周阎村周家沟墓群战国一西汉新丰镇周家沟村上焦墓群秦骊山镇上焦村前寨墓群汉代交口乡前寨子村朱家村墓群汉代韩峪乡朱家村叶家坡墓群汉代新丰镇叶家坡村西王墓群汉代纸李乡西王村西铁王墓群汉代油槐乡西铁王村蒲家村墓群汉代西泉乡蒲家村楼村墓群汉代仁宗乡楼村12一‘穗村墓群’汉代斜口镇窑村地窑墓群汉代斜口镇地窑村吴东墓群汉代骊山镇吴东村合阳墓群汉代新市乡合阳村黄釉陶仓关山城址汉代关山乡关山村内黄釉陶仓水北墓群汉代新兴乡水北村断西墓群汉代阎良乡断西村蒲北墓群汉代振兴乡蒲北村铁锨沟墓群汉代振兴乡铁锨沟村义和汉墓东汉康桥乡义和村茅坡墓群汉代长安县郭杜镇茅坡村秦沟墓群东汉酒铺乡秦沟村釉陶仓首帕丈墓群汉代韦曲镇首帕丈村太原庄墓群汉代五星乡清华村桥村墓群汉代郭杜镇东第五桥村釉陶仓张寨沟墓群汉代引镇张寨沟村西韦北墓群汉代韦曲镇西韦村十里铺遗址汉代蓝田县波湖镇十里铺村东南侧玉山遗址汉代玉山镇玉山村北马南墓群汉代高陵县榆楚乡马南村团庄墓群汉代榆楚乡团庄村坡底墓群汉代榆楚乡坡底村双家塬墓群汉代姬家乡邓家塬村湾雷墓群汉代姬家乡萧家村钱庄墓群汉代姬家乡钱家庄村贾蔡墓群汉代张卜乡贾蔡村张家村墓群汉代张卜乡张家村韩家村墓群汉代张卜乡韩家村古城墓群汉代鹿苑镇古城村北绳刘墓群汉代崇皇乡北绳刘村田南墓群汉代崇皇乡田南村窑子头墓群汉代崇皇乡窑子头村车张墓群汉代通远镇车张村毗沙墓群汉代姬家乡毗沙村塬后汉墓汉代张卜乡塬后村黄堆村遗址汉代户县草堂镇黄堆村东北潘家堡墓群汉代石井乡潘家堡村西坡墓群汉代周至县尚村乡西坡村黄楼塬墓群汉代朱峪乡五星村中旺堡墓群汉代侯家村乡中旺堡村马召墓群汉代马召乡马召村南圪塔墓群汉代终南镇南圪塔村辛寨墓群汉代集贤乡辛寨村宝鸡市李家崖墓群汉代金台区陈仓乡金星村李家崖村堡北墓群汉代长寿乡福临堡村茹家庄墓群东周(秦)渭滨区益门乡茹家庄村谭家村墓群汉代高家村乡谭家村冯家崖墓群汉代宝鸡县石羊庙乡王家崖冯家崖惠家湾墓群汉代虢镇惠家湾村邓家崖墓群汉代风翔县纸坊乡邓家崖村秦风路墓群汉代城关镇秦风路唐志庄墓群汉代横水乡唐志庄村邱村墓群汉代唐村乡邱村14张家沟汉墓汉代柳林镇张家沟村横水汉墓汉代横水乡横水村新增务汉墓西汉田家庄乡新增务村千阳县无西湾坡墓群汉代陇县温水乡西湾坡村流渠墓群汉代曹家湾乡流渠村草马湾墓群汉代唐家庄乡草马湾村麟游县无岐山县无姜媛墓群秦．汉扶风县揉谷乡姜媛村陵角墓群汉代揉谷乡陵角村王忠墓东汉绛帐镇永唐村营中汉墓东汉绛帐镇营中村常兴墓群西汉眉县常兴镇太白县无风县无咸阳市塔儿坡墓群汉代渭城区渭阳乡塔儿坡村陵照墓群秦．汉周陵乡陵照村东风路墓群汉代城区东风路印场墓群汉代渭城乡印场村冶家台墓群汉代渭城乡冶家台村韩家湾墓群汉代韩家湾乡韩家湾村黄家寨墓群汉代周陵乡黄家寨村费家村墓群汉代周陵乡费家村五陵路墓群汉代城区五陵路东段大寨墓群汉代周陵乡大寨村李家村汉墓汉代⋯⋯一]匕杜乡李家村⋯⋯⋯⋯绿釉陶仓吕村墓群汉代秦都区渭滨乡吕村两寺渡墓群汉代渭滨乡两寺渡村过唐墓群汉代渭滨乡过唐村人民中路墓群汉代城区人民中路赵堡墓群汉代礼泉县阡东镇赵堡村胡王北墓群汉代新畴乡胡王北村北社墓群汉代建陵乡北社村后凹墓群汉代南坊镇后凹村周家村墓群汉代永寿县甘井乡周家村庙儿巷墓群汉代彬县城关镇庙儿巷村长武县无万家川墓群西汉旬邑县辛店墓群汉代淳化县城关镇辛店村城门墓群汉代泾阳县云阳镇城门村寺村墓群汉代崇文乡南丈八寺村庄头墓群汉代雪河乡庄头村黄家塬墓群汉代口镇黄家塬村郑家庄墓群汉代白王乡郑家庄村苟家村墓群西汉三原徐木乡苟家村三胜墓群东汉陵前乡三胜村城关东墓群汉代兴平市城关镇街瓦屋山墓群汉代乾县吴店乡瓦屋山村永台墓群汉代武功县普集街乡永台村坡北墓群汉代杨陵区李台乡杜家坡村李台墓群汉代李台乡李台村董家庄墓群汉代杨村乡董家庄村川I口墓群汉代杨村乡川口村杜家坡墓群汉代李台乡杜家坡村渭南市负张墓群汉代临渭区负张村信义墓群汉代信义相信义村贺家村墓群汉代阳郭镇贺家村芝川墓群汉代韩城市芝川镇西门太史路汉墓东汉城区太史路水峪墓群汉代蒲城县高阳乡水峪村韩家河墓群汉代蔡邓乡韩家河村收水墓群汉代白水县收水乡收水村田家河墓群汉代西固乡田家河村马嘴墓群汉代西固乡马嘴村枣园墓群汉代大杨乡朱家河村井耳墓群汉代尧禾镇井耳村罗汉嘴墓群汉代纵目乡罗汉嘴村上王坡墓群汉代澄城县业善乡上王坡村中雷墓群汉代合阳县伏六乡中雷村大荔县无杨震家族墓地东汉潼关县高桥乡吊桥村华阴市无华县无富平县无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秦代至西汉前期的随葬品种类，在广大地区出现了含有秦文化影响的器物，另一方面仍然沿用周代鼎敦(盒)壶钫的礼器。西汉中期传统的仿铜礼器逐渐衰落，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相应增多。东汉时期，仿铜礼器基本消失，反映庄17园生活的成套明器开始盛行。汉代随葬品的变化，各地虽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步骤大体相同。如宝鸡地区西汉前期的陶器基本组合是鼎、敦(盒)、钫、小壶或鼎、敦、壶、小壶各一、二件。西汉中期陶器组合为鼎、敦(盒)、壶、仓、灶、罐、瓮，有的伴出洗、盆、碗等。仿铜礼器仍占重要地位，但己不是按严格数目配套，一般是鼎、敦各一件，大小壶三、五件，或多至十余件，仓灶模型的普遍出现是另一显著特点，一般有仓五件、灶一件。到了西汉晚期，模型明器中普遍出现陶井、壶，仓的数量也大为增多。东汉时期，成套鼎、敦、壶的组合形式已不存在。家畜、家禽模型和奴仆俑非常流行，舞乐、百戏俑和酿造作坊的陶模型大量出现。第三节陶仓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陶器是考古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文化遗物，所以围绕陶器研究方法的探讨，不仅有助于陶器研究本身的提高，同时还会对考古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带来启迪。我们不再把陶器简单地视作一种生活用品，而是要发现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这是对陶器“真正的过去刀的了解。韩伟先生在《：秦国的贮粮设施浅议》30一文中首先指出，最早发现于长安沣西客省庄的“陶仓模型刀应是战国早期的秦墓，即战国早期的秦国就出土了贮藏粮食的设施模型，这在同时期的列国墓中是从未发现的。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增加，相继在宝鸡、风翔、麟游、陇县、临潼等地的战国时期秦墓中，发现了这类“陶仓模型”，说明它是秦墓中常见的随葬品，有的简报把它在秦墓出现的上限，甚至判定在春秋晚期，又因始皇陵外城东边上焦村秦墓中也有出土，下限可到秦统一，说明贮粮设施的应用在秦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论文还将圆桶形的“陶仓模型"定名为“困"，纠正了以前的认识。在研究陶仓的同时，认识和了解陶困是十分必要的。张颖岚先生在《秦墓中出土陶困模型及相关问题研究》31中将已经发现的陶困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陶困30韩伟：‘秦国的贮粮设施浅议>，‘陕西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号3，1983年，第76页．31张颖岚：‘秦墓中出土陶困模型及相关婀题研究)，‘秦文化论从>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8模型还反映了秦国储粮设施的发展演变，陶困模型的出现与流行还反映了当时秦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秦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即重功利、重实用的社会观念产生。武丽娜在《秦墓出土陶困研究》32一文中将秦墓出土的陶困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I认为陶困发展到西汉中晚期，已流行于中原地区以至全国，和井、灶等组成一套模型明器，逐渐代替传统仿铜陶礼器随葬：陶困模型的出现还暗示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交时期的到来。禚振西和杜葆仁两位先生在《：论秦汉时期的仓》中指出，秦汉时期的仓种类很多，有圆形的困，方形或长方形的仓，有高大的仓楼和重檐仓房，还有窑和干栏式结构，式样繁复。文中还指出，当时人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仓，在这方面的遗物遗迹非常丰富，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仓的建筑技术是极为宝贵的材料。秦汉时期仓内储存粮食的品种，一些陶仓上不仅有题字，仓内还有实物。实物和题字表明当时粮食品种有小麦、稻、粟、高粱、大豆、小豆、薏米、麻子等，大致上都是一些作物的种子，要保存好，必须具备种种条件。否则就会发热、发芽、霉烂变质，一直不能食用。通过对秦汉时期大粮仓的模型、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上仓的图形的观察发现，仓能满足作为粮食储备建筑的特殊要求，充分体现了秦汉时期建筑的飞速发展和它取得的辉煌成就。文章最后指出，秦汉时期的仓，种类繁多，在建筑上有许多成就，在设置上已形成体制，在管理上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远远超过了前代水平，给以后以深远影响。陶仓模型的出现与流行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本文在以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的研究水平、研究方向，主要采用类型学、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讨论陶仓模型在秦汉墓中的发生、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同时特别侧重于讨论陶仓模型出现在秦汉墓中的根本原因。32武丽娜‘秦墓出土陶困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19第二章陶仓的形制演变分析中国最早的陶制明器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在“万物有灵"的思想支配下，人们相信祖先的神主灵魂能够保护自己，因此，他们“事死如事生"，有时甚至事死重于事生。上层贵族把大量的金银宝器、车马剑戟、玉和青铜礼器等实用器随逝者一起埋入地下，一些下层贵族既不忍其先人在地下缺物少乐，又为财力所限，于是便将死者生时所爱和所用之物做成模型以代实物，与棺椁和少量实用器一起埋于地下，这就是明器的发端。不过，商周时明器比较简单，数量也不多，常见的仅为仿青铜的陶质礼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殉现象不断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谴责，在楚国一些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作为明器的木质人俑和镇墓兽。明器的使用在秦代时有较大发展，在秦代墓葬中出土的明器除少数木漆器和铜器外，以鼎、盒、蒜头壶、盘等组合的陶明器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秦代兵马俑坑中那些形似真人、真马和真车的兵马俑，反映了秦代陶质明器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两汉是我国明器制作，尤其是陶制明器制作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各种人俑造型和生活用器的组合在秦代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外，在中原地区陶质的建筑明器如楼、仓、井、碓、磨、灶、猪圈等器物，逐渐成为明器中的主流。随葬品的种类非常多，其中以陶器为大宗，如仓、灶、水器、猪、羊圈等。我们按照随葬器物的组合，由秦亡到后汉灭亡，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期，陶器一般是灰陶绳纹的釜、盆、壶、罐、瓮(缶)等，礼器仅有个别的陶鼎、铜钫，如陕西耀县M7、M4等的。另外，风翔高庄、大荔北寨子等地用陶罐、盆、茧形壶、铜蒜头壶、壶等，这些墓中有的还伴出秦半两和汉半两，但绝无汉五铢。器物基本上实用性能还较大，陶器纹饰中有绳纹的不少。第二期，以陶器为大宗，器物有鼎、盆、钫、壶、仓、罐等，壶最大腹径靠下，圈足低矮。鼎足短，盖呈半球状。仓无伞形顶，缺口呈卷唇，鼓腹。盒上下形体不同，盖呈半球形。这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陶器基本上全为明器。当时制作陶器的火候低，器物纹饰的最大变化是出现大量红、白相间的彩绘纹饰，有几何纹、流云纹等。伴出有汉半两钱。(大白杨汉墓分期的第一期属此类M)。∞马建熙：‘陕西耀县战国、西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3期．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呼林贵、吕卓民)：‘西安郊区大白杨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该第三期，器物仍以陶器为主，组合基本上与第二期相同，但器物形态差别较大，种类也更全。仓上有伞形屋顶，盒上下外形不分，小陶罐最大腹径偏下。器物外表仍饰彩绘，伴出有五铢钱、铜镜、铜匕等器物。(大白杨汉墓第二期)。第四期，器物组合中原来的礼器渐无，另外施彩绘之俗已衰。出现釉陶器，如仓、壶、灶、鸡、狗、盘等器物。仓项与仓体可以分开，伞形仓顶的瓦棱变密，壶腹最大径适中，假圈足变高。这期陶器出现浮雕的百兽奔戏和人物花鸟图形，壶的肩上也出现四神一类的图案。这期除有五铢钱外，部分还出现“大泉五十纾等钱币。(大白杨汉墓的第三期)。第五期，器物以釉陶为主，组合中除陶壶、罐、仓、灶等以外，反映生前生活的鸡、狗、羊圈、磨坊、水井、陶楼、耳杯、碟、勺等应有尽有。主要器物的形态演化是比较清楚的，如仓开始出现仓楼，困形仓渐少。灶面刻有鱼、鸭等纹饰。伴出有东汉五铢钱。(如户县朱家堡汉墓辐)。第六期，组合仍与第五期相同，只是壶、盘n更深，颈渐细长，高圈足，有的呈八棱形，壶的最大腹径向上。水井模型上附件更多。陶罐有两种，一种是方唇罐，鼓肩：一种是灰陶大卷沿，大平底。接下来我们来着重了解和分析陶仓，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陶仓，器身较矮，呈圆身束腰式，与圆形仓顶相连，整体器形逐渐脱离早期的古拙，开始变得美观。西汉早期为圆口，折肩，简腹，平底，口上置覆钵式平顶盖。西汉中期，仓的折肩渐变成圆弧形，并于平底下沿装三足，足形多为立熊或神兽，有的还有非常美观的图案花纹。东汉时，陶仓下身渐收，去掉三足，复为上大下小的平底仓形，长方形仓出土较为普遍。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困和仓一起进行分类整理。A型：圆形。Aa型，圆形平底。I式，以陕西风翔高庄秦墓中出土的最早。体呈圆筒形，出檐攒尖圆顶，底平圆，方形门开在上部檐下。II式，泥质灰陶，伞形顶，顶与仓体一次完成，体呈直筒罐型，上略大，底文所论及大白杨汉墓者均出于此，后不作主．。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2l稍小，平地。仓体外饰三段凹旋纹。如西安东郊庆华厂汉墓标本M1：22，通高22．4、口径6、底径11．2厘米。(图二，1)Ⅲ式，泥质灰陶，小直口、圆唇、斜肩或圆肩，筒状腹上大下小，平底，肩部、腹部饰阴弦纹。如西安东郊灞桥区政府家属楼基建工地古墓葬标本M14：43通高23、口径9．6、底径14．4厘米。通高24、口径8．4、底径15．6厘米。Ab型，圆形三足。I式，泥质灰陶。个别器物底部有小通风洞。小口圆肩，直腹平底，三蹄足。外壁上下间饰三周凹旋纹，间绘红色流云纹和三角形几何纹饰。如西安北郊大白杨秦汉墓标本M3：l，通高27．4、口径6．6、底径14．4厘米。(图二，2)盖顶均呈伞状，并有瓦棱直筒状腹，三兽型足。屋项饰彩绘已脱落；仓体饰三组均等的道凸弦纹将其分为四区，上下两区饰朱红锯齿纹，中间两区上为朱红菱形框中圆点、勾云纹、弧线纹，下为朱红波浪纹。如西安北郊枣园汉墓标本M29：10，通高37、口径7．5、底径20厘米(图二，3)Ⅱ式，褐陶绿釉。伞形屋顶，瓦棱较窄，屋顶与仓体两次制成。仓体外饰三段凹旋纹。如西安北郊大白杨秦汉墓标本M8：1，通高23．8、口径4．2、底径12．5厘米。(图二，4)Ⅲ式，夹砂红陶，施釉。塔形顶，腹部自上而下稍收敛，三兽足，仓体有三组均等的三道凸弦纹。如西安北郊枣园汉墓标本M37：6，通高25、口径7、底径12厘米。(图二，5)伞形顶出遮檐，并有瓦棱直简状腹，三兽形足。仓体有三组均等的凸弦纹。如西安北郊枣园汉墓标本M8．2，通高29、口径5．7、底径15．4厘米。(图二，6)B型：方形。Ba型，方形平底。I式，泥质灰陶，模制而成，火候欠佳。圆口、方身、平底，原盘形盖，器形大。仓肩朱书有“横粟’’二字。如西北国棉五厂汉墓标本M95：2，仓高60，口径22．2，腹宽36．6，底宽28．2厘米。(图二，7)Ⅱ式，器形于I式相同，但体型较小，且制作较之为佳。肩部朱书有“忝粟’’二字。如西北国棉五厂汉墓标本M95：1，高34．2、口径9．9、腹宽16．2、底宽12厘米。(图二，8)Bb型，方形多足。I式，方肩，圆口，小底，三足，顶上有一个盒状套盖，外表涂一层赭色陶衣。如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方形陶仓。(图二，9)II式，如陕西潼关吊桥M6出土一件长方形仓，顶为硬山式顶。正面有长方形门。门框侧有一道凹槽，槽内装黑色板五块，由下向上渐窄，可以拆卸。板外面两对角中间，刻线一道，表明板的安装次序。最上一板中间有圆锥形柄。右边框内凹槽上部较深，以便取卸，说明这个仓用的是插板式门。(图二，10)秦汉时期出土的陶仓从最初的古拙逐渐走向华丽，功能也愈加实用，发展到西汉中、晚期已流行于中原地区以至全国，和井、灶、厕等组成一套模型明器，逐渐代替传统仿铜陶礼器鼎、罐、壶、盘等随葬。洛阳烧沟汉墓群中，共出土陶仓、困983件。西汉中期墓中，陶仓模型普遍出现，一般每墓5件。到了西汉晚期，陶仓模型数量大增，最多墓中达15件，大都整齐地排列在墓葬耳室两侧或后壁下。许多陶仓在出土时盛有黍、稻、粟、大豆、稷等农作物的外壳，有些仓外壁还涂有粉、朱等色，题记“稻种万石”、“大豆万石”、“大麦万石”等文字。产'，’、2蔓z弦"制24759610图2陶仓的形式1．Aa型(西安东郊庆华厂汉墓M1：22)2-3．Ab型I式(西安北郊大白杨秦汉墓M3：1)4．Ab型II式(西安北郊大白杨秦汉墓M8：1)5-6．Ab型Ⅲ式(西安北郊枣园汉墓标本M37：6、M8：2)7．Ba型I式(西北国棉五厂汉墓M95：2)8．Ba型II式(西北国棉五厂汉墓M95：1)9．Bb型I式(杨家湾汉墓)10．Bb型II式(陕西潼关吊桥M6)第三章陶仓在秦汉墓中出现的原因第一节经济原因据文献记载，秦人的远祖曾过着游牧生活，“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36，是擅长于畜牧业的能手。到西周中期，秦人的祖先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并被周封为附庸”，此后秦人便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东周初年，随着秦被封为诸侯而立国，据关中之地“收周余民有之"，吸收了周人的先进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开始迅猛发展起来。秦穆公时期(前659．前621年)，秦已发展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盛的农业大国之一，从而为战国时期至秦代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时期，在一些先进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使用牛耕，秦国就属于这样先进地区之一。另外，秦国远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使用铁器，这也是当时各国中铁器使用最早者。到了战国晚期和秦王朝时，铁器在秦国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使用，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基本上都已变成了铁器。秦国用铁制造农具不仅时间早，而且使用也很普遍。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必然会使当时大规模的开垦土地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铁制犁铧是发土的利器，它的出现为牛耕的推广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铁农具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了深耕细作阶段。水利灌溉在战国末年的秦国发展很快，这期间兴建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这两个伟大的工程使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成为沃野，同时极大的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水平。战国末年，我国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秦国已在先进行列之中。由于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不论是单位面积和总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战国末期的秦已成为最富庶的一个诸侯国。粮食总量日益骤增，统治者需要修筑适宜的贮粮设施来加以妥善保管。据云梦秦简记载，秦代全国各地多设置有1万石为一积的粮食仓库，栎阳的粮库则以200石为一积，撕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而首都咸阳粮库的贮粮则以10万石计33。这些粮食都被分门别类的收藏起来，粮仓的外围不仅有高起的墙垣，而且禁绝烟火和闲杂人员靠近。咸阳的太仓，还由职掌京师的内史派有重兵把守。由此可见当时对粮食储藏和管理是非常重视的。由于秦代重视粮仓的建设，注重储量备战，所以延伸到用粮仓模型作为明器陪葬也比较普遍，而且制作也较前考究和精美。西汉初期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粮食积累日益增多。西汉中叶，全国共设主管铁器或售卖铁器的铁官四十九处，关中就有四处39。《盐铁论·水旱》指出：铁农具是“器用便利，则用力少得功多力40。由于铁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大片荒地逐步得到开发，耕作技术大大提高，粮食成倍增长。西汉的汜胜之曾在关中专管农业生产，他所整理的{：汜胜之书》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当时关中的农业生产水平，其中有些栽培技术一直沿用到今天。西汉的统治者对关中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视。在渭北地区先后修建了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渠道，在关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灌溉网。水利建设的大力发展，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产粮增多，加之西汉政权把储量备战备荒提高到治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于是全国各级大肆修建粮仓，出现了长安城的太仓、各县的县仓和常平仓等。由于现实生活中粮仓建设的繁荣，用粮仓模型作为明器陪葬在汉代已十分盛行，而且陪葬明器粮仓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形制之众，在我国历代陪葬的明器粮仓中都首屈一指。第二节政治原因关中是东周时期秦国都城所在地，这一时期是先秦史上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内部1日的奴隶制度已土崩瓦解，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社会制度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秦国封建制出现较迟，是由于秦国不实行分封制，土地占有权集中于王室，在政权形式方面又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这有利于奴隶制的发展，但同时也阻碍了向封建制的转变。尽管秦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特点不利于，。睡虎地秦墓逐渐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孵N-5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40桓宽：‘盐铁论·水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实现封建改革，但也最终不能逃脱整个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潮流。商鞅变法在这一时期开始施行。首先颁布“垦荒令一，由于奴隶主国有土地上劳动的奴隶纷纷反抗、逃亡，许多土地荒芜。另外秦国地广人稀，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为了增加收入，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秦国的改革，首先从发布“垦荒令"开始。其次，变法还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确定爵位和等级，同时还将立军功，鼓励个体小农经济。这些法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封建制在秦国确立下来，使封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秦国从此变成了战国七雄中首届一指的强盛国家。商鞅变法将农业称为“本业"，将从事商业称为。末业"，这对发展封建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在此期间，随葬品制度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如先秦时期用鼎一类礼器随葬制度的兴起，正是因为死者要在幽冥中继续保持生前的地位和财产，那时不用别的东西。秦国时，墓葬中常常会出现反映军事作战的器物及陶制明器，说明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军功而获得了土地和财富。山西凤翔高庄春秋晚秦墓中已出现陶仓41；战国秦墓出土的更多，如凤翔高庄墓18出陶仓2件42、风翔八旗屯墓103出陶仓2件43、沣西客省庄墓204出陶仓1件44。陶仓在西汉前期关中地区开始流行45，但在大部分关东地区陶仓尚未出现：传统的礼器，如成套的鼎、盒、壶、钫还占重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为之一变，鼎、盒、壶、钫等礼器越来越不占显著地位，相伴而来用陶仓等模型明器代替礼器随葬增多。随葬品中显示的礼器衰落和模型明器的涌现，恰好印证当时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后期，即元帝刘爽至新莽统治时期。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奴隶主参与势力的复辟危险已经消失，地主阶级基本上完成了推翻奴隶制的使命；封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现象越发严重，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流民和奴隶I'口-J题，是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此时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大体有四组：计鼎、敦(盒)41吴镇烽、尚志儒：‘陕西风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l期．42吴镇烽、尚志儒：‘陕西风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43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u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沣西发掘报告)，科学出舨社，1963年·45吴儒柞、胡谦盈：‘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lO期．27等礼器极少，只各一、二件：罐、壶、瓮、锅等日用陶器增多；仿漆器的涂朱陶器奁、酒樽、案、耳杯以及仿铜、铁的薰炉、灯等纷纷出现；仓、灶、井、风车、碓房、猪圈等模型明器以及猪、狗、牛、羊等牲畜偶像普遍流行，并且还发现奴婢和农夫劳作俑。陶仓的出现标志着墓主人占有土地和粮食。在埋葬制度上，用大量的模型随葬来表示墓主人拥有财富，视为珍贵品。把“升迁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道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刀拍。第三节思想观念的转变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高度发展的强盛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比以前更为富足，在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奢靡之风弥漫。另一方面，传统灵魂不灭观念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仙方术等特别流行。这一时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慎终追远的孝道观念和“视死如生’’丧葬观得到了长久的发展。丧葬是否隆重，则是孝与不孝的一个重要标志，要致孝，必然要厚葬。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厚葬之风盛行的土壤。厚葬现象首推帝王的厚葬。据史书记载，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和庄襄王，都筑有高大的陵墓，内中储存各种财宝。到了秦始皇之葬则达到了秦代厚葬的空间高峰。据{：水经注》记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戍之山，⋯⋯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汉代帝陵基本上承袭了始皇陵的做法，厚葬现象也十分严重。秦汉时代厚葬之风昌炽，不仅表现在葬具上、葬服上，也表现在墓室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品上。从葬具看，这时期流行奢靡的葬具为漆绘木棺、“黄肠题凑”。两汉墓葬的形制和结构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地面建筑，按生人居室设计的砖室墓大量出现，且随葬品方面也包括了生人所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物品和器具，希望在另一世界里过着美好而舒适的生活，反映了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盛行。孔子主张从孝悌思想出发，认为不患死但应哀死，因而特别重视、提倡崇祖敬宗的祭礼和葬礼。“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视死如视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46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四编第一章，5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2847。三年丧制由来已久，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服丧制度来，但孔子并不要求物质上的厚葬。《礼记·檀弓》中记载，孔子主张随葬用明器。明器是象征性用品，用以表示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关心，死者是不知的，用不着实用物品。汉代墓葬一改传统的礼器殉葬形式，代之而起的则是以现实生活为主的模型明器的广为流行，这一方面反映出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丧葬文化的变革与进步，而这两方面则又集中的体现出汉人视死如生的厚葬风尚，这也正是汉代丧葬习俗变化的重要社会因素。汉代厚葬之风文献中多有记载，王符《僭夫论·浮侈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樗梓梗枘，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檀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盐铁论·国疾篇》亦云：“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气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募效，至于发屋卖业打勰。针对这种厚葬风气的蔓延，历代皇帝曾三令五申加以制止，如汉文帝下诏日；“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49。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七年下诏：“世以厚葬为德，义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一卯。虽然皇帝直接干预，但仍屡禁不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呢?首先是汉代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安定为厚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则是汉代崇尚厚葬的直接思想基础。在人们的观念中，厚葬是行孝的唯一标志，而孝就可以举孝廉，步入仕途，从而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因此可以说，处于上升时期的汉代经济及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宗旨是造成汉代厚葬的两个重要的物质与精神因素，而汉代模型明器的大量流行则是汉代厚葬风气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如同商周奴隶时期的礼制文化所导致的礼器殉葬一样，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制度的现实。因此，透过商周礼器殉葬到两汉模型明器殉葬的这一变化过程，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不同的统治思想指导下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丧葬文化。盯‘札记·中庸>，中华书局。1996年．q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盼班固：‘汉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63年．SO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29因而对这些不同种类的陶器随葬品及其不同的丧葬习俗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丧葬文化产生影响的形象资料，故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四节等级差别等级制度决定丧葬制度，而丧葬制度又是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秦国的爵位制是在周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较复杂，它的特点是同军制结合更为紧密。据《史记》所载，秦的社会阶级状况，大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1)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从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观察，秦国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直到战国初期，才在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疗6t；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眈。因经济的落后，又时常引发内乱，国力衰弱，被魏攻占河西(北洛河和黄河间)地。在这种背景下，秦国必须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使封建制确立下来。秦国这一改革，由献公开始，经过秦孝公(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用商鞅变法，前后共四十余年，才最后完成。(2)等级制度的确立。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是在秦孝公统治时期实现的，而这场改革是秦孝公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商鞅新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军功，立军功者按功劳大小受爵赏。私斗的人，按各犯罪轻重受刑法。鉴于这一原则，商鞅制定秦爵。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汉旧仪》所见，秦爵共分二十级。昭第一至第八级为民爵，第九级以上为官爵。秦爵是变法中的一项最重要措施，即用爵位与功绩直接挂钩来重新确立社会等级制度。上自高级贵族，下至庶人都不能例外。实施方法：一面激励农民立功得爵(战阵上斩敌人首一级，赐爵一级)，受各种优待，有机会成为中小地主；一面对无军功的宗室(贵族领主)，一概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奴隶)。许多无军功的贵族因此失去了尊威和特权，变为民户中的富户。即便有军功的宗室，5‘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75年．咒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匀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乡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l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t-级，彻侯·30最高爵不过侯(关内侯或彻侯)。“侯"仅收食邑内的租税，不直接管理民事，也失去原有的特权。新法的最大功绩在于加快封建制的进程，直接后果是扬弃了奴隶制而转入封建制。后来居上的领主制度的秦国一举变为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土地私有制导致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地主们通过各种途径占有大量土地，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大量农民，他们占有少量私田，另外还有无地农民，通过租种地主的田地生活。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使我们看到陶仓模型虽已出现，却总是在少数秦墓中出现，同一墓地仅有个别墓主拥有陶仓模型。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陶仓模型明器葬俗的最初萌芽，同时也反映出阶级差别所带来的贫富悬殊。新兴地主阶级的富裕和贫苦农民的差距真实地反映在了其墓葬方式中。汉代墓葬同样也反映出等级关系问题，不管是承袭秦制或是所谓新因素的内容，汉墓随葬特征始终是以等级关系为基础，以明器为主要表现物，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与之相适应的随葬制度变化有关。单说随葬生活器具，其品类、数量、精细等等差别很大。大墓中的生活器具，铜、漆、陶制品应有尽有，非中、小型墓所具有。大墓这样富厚的随葬不仅因墓主人生前富裕，还因等级关系所致。社会等级的划分和随葬中按“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不起于西汉，但它却像一条系绳贯穿了随葬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不能不与当时的统治者有关。总之，西汉时期，或以军功，或以入粟、入钱赐以爵级，赋号不同的特权，是统治者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它不能不被用于整个丧葬中，从而成为随葬的准则。31第四章从陶仓看秦汉储粮设施的功能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设仓储粮。传授神农氏藏谷而有仓之设。周朝并设“仓人"“掌粟之入藏，辨九毂之物，以待邦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顽而颁之一。历代对储粮都非常重视，因而在粮仓的设计上也不断发展。陶仓模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农业。仓作为一种储藏粮食的建筑物，它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盐铁论·水旱》指出：铁农具是“器用便利，则用力少得功多’’。由于铁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大片荒地逐步得到开发，耕作技术大大提高，粮食成倍增长。大量不同形制的陶仓模型出土，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说明粮食增长，粮仓普遍进入家庭，陶仓出土于大中小型墓葬中，这应该是小农经济发达的突出表现。西安市东郊出土的25件陶仓，肩部朱书“黍粟’’、。小麦’’等字，说明已能按照不同种类的粮储藏在不同结构的粮仓里。粮仓的进步说明汉代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粮食增加，储粮的设施自然就增加、扩大，其储粮技术的水平也必然会提高54。通过对秦汉时期大量陶仓模型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到其反映了当时仓的建筑技术55。陶仓模型的建筑设计相当合理，并注意到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注意到了防潮。这一时期仓的建筑下部多有台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干栏式建筑，，使仓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持仓内的干燥，防止粮食受潮变质。其二，作为粮食仓库，还必须解决通风问题。秦汉时期的仓，无论是圆困还是方仓，也不管是仓楼还是重檐屋顶的大型仓，大多都有仓眼和通风的窗口，有些屋顶上还开设天窗，这些都是为使仓内空气流通，以保持仓内的干燥。其三，注意到了防盗。从出土的各式陶仓模型看，门少、窗小，并多开在高处，门上有闩，板门坚固，严实。除在仓身设置有门外，其它基本上都是封闭式的，应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外，在地主庄园里的仓，外有高大的围墙，有一些采用望楼的形式，有一些仓建在坞壁之中，特别是西汉京师仓，地处高处，以地势筑有很厚的城墙，便于防守。王莽末年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起义军对京师仓“数攻不下’’，足以说明在建造仓时在安全方面所下的工夫。其四，作为粮食仓库，还怕雀入鼠穿。秦汉时期54王团华：‘从汉画像砖和汉代陶仓看汉代粮食储藏>，‘农业考古>2005年第l期．酆禚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32的仓，天窗及檐下小窗，多做有网状隔，说明人们在制造仓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五，仓必须防火。所有的粮食都是有机物，都能燃烧，不论是在建筑布局上，还是在单体建筑的结构上，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秦汉时期稍大的墓葬随葬品的放置位置有一定的规律。如有些东汉墓一般都设有耳室、甬道、前堂、后室等四部分。这显然是仿照生人住宅布局设计的。仓都放在右耳室，即前庭院子的左侧，决不和灶混在一起，证明仓在布局上离开火源，这也是一种防火的措施。另外，在单体建筑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仓，特别是西汉时的京师仓，前后檐墙和山墙都比较厚，较厚的强，不仅能隔冷隔热，还能挡风霜雪雨，同时也兼能起到防火的作用。<汉书》和l：后汉书》里多有建筑物遭受火灾的记载，但从不见某仓毁于火的提法，也证明当时建筑的仓有一定的防火能力。秦汉时期仓在建筑技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满足上述作为储藏粮食的特殊要求之外，还有它自身的结构、布局和艺术形象，这些方面来看也是成功的。随着社会的进步，陶仓已逐渐失去往日的优越性且不再被推广使用，但在两千多年前，它仍是最好的贮粮设施。总之，由秦朝所建立的粮仓体制，到汉时发展得更为系统，更加完备。秦汉时期所确立的粮仓体制，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的各个朝代，在仓的设置上都沿用了这一体制，基本上都是它的演变和进一步发展。陶仓模型的大量出土，说明粮仓在各地被普遍使用，这些都为秦汉农业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结论当口J，匕通过对秦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仓模型的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发掘资料得知，随葬品中陶仓等器物组合当中，小型陶仓出现最早，至迟在春秋晚期的秦墓中已有发现。因此，随葬小型陶仓的风习很可能最早起源于秦文化地域，属于秦人墓制的特点。到了西汉早期，以中原地区的墓葬为中心，随葬陶仓等明器的风习明显增加。使用实用型仓虽限于诸侯王墓中，但不久，同类陶制明器的制作和使用也急速扩大、展开，并广泛流行开来。此外，从实物原型制作发展到简略小型模式化等，浸透了当时人们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观念。陶仓作为随葬器类的考古发掘较为普遍，此类随葬器物仅限于墓葬中，在秦汉遗址中所发现的生活器类中没有出现，这说明它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另外此类器物均为陶制，由于陶器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代性较为明显，因此陶仓这类器物在发展过程中有明显的早晚渊源和分期依据，这更印证了陶仓最早产生于秦文化，后因汉承秦制而继续流行。作为财富的象征，陶仓模型作为随葬明器出现在秦汉墓葬中，是颠覆传统随葬等级制度的有力工具，是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当时人们的丧俗观念，这是它出现在秦汉墓葬中的深远意义。此外，陶仓模型在秦汉墓葬中，尤其是汉代墓葬中经常发现，大中小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建筑形式也多种多样，反映了汉代小农经济的发展，说明粮仓在各地普遍使用，为秦汉时期农业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陶仓的演变和所有的器物演变规律相似，从简单到奢华，但最终却难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和它的功能是紧密相连的，它在一定时期是最好的贮粮设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它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最终为新的储粮工具所取代。本文存在的问题是囿于目前发现资料的局限，对陶仓模型的分类可能不够确切；对此类明器的出现及发展变化探究的不够彻底等等，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主要参考文献[01]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02]刘军社：《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秦墓》，《文物》，1988年11期。[0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04]王光永：<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东周墓葬》，‘考古》，1979年5期。[05]宝鸡市博物馆等：<陕西宝鸡茹家庄东周墓》，<考古》，1979年6期。[0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考古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第10期。[07]宝鸡市博物馆等：l：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I：文物》，1980年9期。[08]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0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墓葬发掘记》，《考古》，1965第7期。[10]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吴镇烽、尚志儒：l：陕西风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11]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风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l期。[12]雍城考古队：《：凤翔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9期a[13]雍城考古队李白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l期。[14]陕西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风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15]田亚岐、王保平：‘风翔南指挥西村两座小型秦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16]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17]秦都咸阳工作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1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19]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l：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21]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2期。[23]成阳市博物馆：《威阳任家嘴秦墓清理简报》，l：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25]陕西省文管会等：《朝邑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57年。[26]郭德维：<江陵楚墓论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27]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8]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9]杨定爱：《江陵地区东周墓葬日用陶器年代序列》，<江汉考古》，2002年2期。[30]《：江陵雨台山楚墓》、l：当阳赵家湖楚墓》、{：江陵九店东周墓》等报告。[31]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32]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33]尚志儒：《秦国小型墓的分析与分期》，载《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1983年。[34]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35]吴汝祚、胡谦盈：<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95年2期。[36]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37]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6期。[38]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风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0期。[39]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9期。[40]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4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l：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43]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44]张颖岚：《：秦墓出土陶困模型及相关问题研究》，‘秦文化论从》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43]李桂阁：<试论汉代的仓困明器与储粮技术》，《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44]禚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453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6]李学勤：《：东周与秦汉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4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4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一号仓建筑复原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50]吴镇烽等：《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5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l期。[52]李新泰、徐彩霞：《陕西宝鸡代家湾出土东汉陶器》，《文物》，2002年第4期。[5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通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54]张铭恰主编：《长安史话》，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55]武丽娜：《秦墓出土陶困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56]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57]陈江风主编：《汉文化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后记毕业在即，转目回望，感慨万千!想想算来在西北大学学习的时间已有五年，不算短了。在职上学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大家在一起经常会相视苦笑，但越是这样，我们越会珍惜坐在课堂上听讲的机会。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般地汲取着知识的力量。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工作多年后重回校园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能力。当然，能有这种幸运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学校和老师，感谢西北大学给我们这样在职人员继续深造的机会，更要感谢文博学院和师资 培训 焊锡培训资料ppt免费下载焊接培训教程 ppt 下载特设培训下载班长管理培训下载培训时间表下载 中心的老师们对我厚爱有加。能跟随王建新教授学习，对我来说是奢侈的幸运。恩师的专业造诣、为人修养对我影响很大，在这近三年的日子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论文，也更得益于思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感谢院里帮助和关注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没有你们的悉心教导和倾心帮助，我也不可能顺利毕业。其次要感谢我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们，感谢领导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同事们的帮助和关心l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爸爸、妈妈、老公和女儿，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借此机会尤其感谢妈妈，没有您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女儿谢谢您!虽然是自己盼望己久的毕业，但此时竟有些不舍。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永远是西北大学的学生139步雁2008年5月关中地区秦汉陶仓初探作者：步雁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大学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12442.aspx授权使用：赵华(wfnjdx)，授权号：c032ab85-fcdc-4dac-8df0-9ebf009df67a下载时间：2011年4月8日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秦汉陶仓概况 一、秦汉时期的关中——时代背景的勾勒 二、出土陶仓及其它随葬品 第二节陶仓的名称及分布 一、陶仓的名称 二、研究的范围 第三节陶仓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第二章陶仓的形制演变分析 第三章陶仓在秦汉墓中出现的原因 第一节经济原因 第二节政治原因 第三节思想观念的转变 第四节等级差别 第四章从陶仓看秦汉储粮设施的功能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