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与权力实践_一个研究展望_袁松

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与权力实践:一个研究展望收稿日期:2016－05－16作者简介:袁松，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乡村治理。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富人治村现象研究(编号:13YJC840046)”与浙江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编号:SKZD201202)。①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②毛丹、任强:《中国农村公共领域的生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③卢福营:《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④贺雪峰:《论富人治村》，《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⑤申端锋:《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人民论坛》，2009年第2期。□袁松摘要: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有研究围绕社会分层背景下的乡村权力实践展开了深入探讨，但由于持守实体主义的权力观，将研究重心置于先富能人群体与村庄政治前台，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阶层互动与权力的结构化过程。如果立足于微观的村庄权力场域，以关系主义视角审视权力，从人情交换、面子竞争等本土文化现象入手，在阶层间的符号资本争夺、关系网络建构及阶层博弈的均衡变化中把握村庄权力的结构化机制，将有助超越静态的结构主义框架，在动态的阶层关系中理解当前发达地区农村乡村权力的运作逻辑。关键词:社会分层;权力实践;乡村治理;基层党建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3－0085－006一、已有研究的回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村庄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资源禀赋与行动能力，这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得尤为明显。农村社会的分层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公共领域正在发生重组，改革以来建立在均平化社会基础之上的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着适应性创新的任务。学界对此项议题的探讨围绕着村庄政治的核心———权力而展开，已有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农村社会分层背景下的权力结构对于社会分化较为明显的发达地区农村的基层权力结构，学者们使用“能人治理”①、“新富参政”②、“经济精英治村”③、“富人治村”④、“新乡绅治理”⑤等概念从不同侧面予以概括，尽管所用的具体概念不同，但对于社会分化中的村庄权力结构转型，学界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基于经济平等原则建立的干部核心的权力结构解体:由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制性精英吸纳非体制精英完成村庄治理的结构演变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二元化的格局。二是村内政治分层的形成:位于村庄上层的先富能人以派系为单位积极展开权力竞争，而位于中、下层的普通村民则聚散不定，成为村庄政治的消极参与者。58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DOI:10.15944/j.cnki.33-1010/d.2017.03.012(二)先富阶层主导的村庄权力运行研究者们主要从治理的有效性、稳定性与公正性三个维度描述先富阶层主导的村庄权力模式的特征。在有效性方面，先富阶层在对外扩展市场联系、对上争取项目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更有能力以私人资源克服村民的搭便车行为，实证调查显示，先富主政改善了村庄社区的公共设施与公益服务①②③;在稳定性方面，富人的社会资本使他们能够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但是，富人在投资—增值导向的经营式治理中对土地等重要资源的处置也会引发村内派系及阶层之间的激烈斗争并积累怨恨，致使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不足④⑤;在公正性方面，虽然先富能人在权力竞争中有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是在主政之时仍以“权力支配规则”，编织着遵循特殊主义的庇护关系网络，这对于建立面向村庄所有阶层的公共权威与公共规则作用甚微。⑥⑦(三)先富主政的村庄权力性质对于先富阶层掌控的村庄权力如何定性，也即其与基层民主发展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两种判断:一为民主促进说，认为先富主政有助于提升村庄权力的公共性。精英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在多数农民政治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农村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换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⑧⑨瑏瑠而且，先富能人只是“原子”式的政治管理者，并不会形成乡村精英的利益群体，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富人政治的出现。瑏瑡瑏瑢二为民主萎缩论，认为先富能人以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与村庄其他阶层进行社会交换，改变了选举这一权力授予环节的进程和结果。瑏瑣瑏瑤村庄内外所形成的只有富人才能带领村庄发展的话语抬高了普通村民参与权力竞争的门槛，导致村庄政治分层格局的固化与权力公共性的萎缩。瑏瑥瑏瑦瑏瑧(四)先富主政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村庄权力的领导力量，对于先富阶层主政与执政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问题，研究者因视角不同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从“先进性”出发，认为吸收先富能人入党有利于推进村庄的整体发展、吸纳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因而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瑏瑨瑏瑩而且，先富主政格局的形成并不仅仅源自富人群体的主动竞争，其本身就是执政党党建指导思想调整的结果。瑐瑠瑐瑡另一种从“代表性”出发，认为“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组织路线促成农村党员队伍中富裕阶层的比例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阶68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瑏瑦瑏瑧瑏瑨瑏瑩瑐瑠瑐瑡任强:《“苏南模式”的转型与乡村先富参政》，《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董明:《对先富参政价值及其限度的省思》，《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郭剑鸣:《浙江“富人治村”现象剖析———基于浙江金台温三市七村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5期。胡序杭:《先富能人争当村官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韩鹏云、刘祖云:《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王国勤:《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的治理逻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曹海林:《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BruceJ．Dickson．ＲedCapitalistinChina:TheParty，PrivateEntrepreneurs，andProspectsforPoliticalChan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党国英:《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郎友兴:《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黄俊尧:《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吴思红:《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逻辑》，《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桂华、刘燕舞:《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视角》，《中国研究》，2009年秋季卷。赵晓峰、林辉煌:《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欧阳静:《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万慧进:《“先富能人”担任村书记的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方柏华、董明:《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7页。胡承槐、王侃:《论民主执政目标下党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学习论坛》，2006年第1期。DavidL．Shambaugh．China＇sCommunistParty:AtrophyandAdap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8．层的比例下降，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日益减少。①②先富阶层的党性观念淡化，其大批入党并主导党支部的权力格局内含着对农村其他阶层的政治排斥，因而会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③④⑤可以说，转型期农村社会分层对基层权力实践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这一主题下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研究者大多持守实体主义的权力观，观察社会分化过程中作为“实体”的村庄权力向先富阶层的转移，这使得研究的重心过度聚焦于先富能人群体的参政动机、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鲜有学者从选举及治理事件中拓展开来，在阶层关系的层面审视村庄权力。二是多数研究抱持静态的权力结构观，将“结构”视为一种既定状态，直接进行特征描述与功能评价。较少有研究将“结构”视为一种结构化过程，专注于基层权力运作过程中内在关系的对比与变动，并在不同阶层的各类行动者达成的动态均衡中理解村庄权力关系网络的建构与权力结构的再生产。三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多数研究者专注于考察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先富能人在政治前台的行动，较少从普通村民与先富能人的日常关系互动中理解“老板村官”的权威形成机制，在村庄内部视角下阐释先富阶层的权力合法性与“富人治村”现象的形成机理。二、值得拓展的研究主题(一)阶层竞争与村庄的象征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农村因经济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居住格局、消费模式、闲暇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特征在于，资产实力已经与普通村民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少数上层的富人并不离开村庄，他们在城市中置业，生计的来源也基本与村庄无关，但他们的生活圈子并不全然离开村庄。富人在村的结果，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村邻的焦点，向他们看齐是每个村民暗暗立下的目标，如果不能在绝对收入或资产积累上达到，那么至少也要在生活品味和消费方式上接近，最好能够达到看上去一眼难以分辨的程度。这种消费上的竞争，在上层内部，是地位竞争;对于中层，是模仿与跟从;而对于下层，则是被动卷入。这些二十几年前还一起在田间劳动的伙伴为了在人格上能够平等，以日常互动为媒介，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卷入消费升级的潮流之中。村庄日常生活中以消费为主体内容的面子竞争会形成“脸面”这种符号资本的扩张与收缩(即“争面子”和“丢面子”)，进而衍生出不同阶层交往圈的异向运动。对于上层的富人而言，他们在县域社会经营起庞大的政商关系网，这张网络在同一层次的、经常进行、轮番做东的机制中维系，类似的不同圈子的聚会、应酬要占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时间。通过经营这张网络，他们能够在生意场上共享上下游的供给、销售、融资以及竞争对手的策略等方面的信息，也能够在与政界人士的交往中获取最新的政策资讯，设法通过组建公司并在村庄之间互相发包和承包工程来承接国家自上而下转移的各种项目，获得合法的商业形式赚取利润。而在奉行“统合主义”的地方政权那里，这种网络也是他们能够有效调用以消化项目的关键资源。而对于村庄的下层民众而言，他们的大部分闲暇时间往往独自在家看电视、带小孩，在一个极小的交往圈内活动，因为用交往活动维系一个巨大圈子的花费在他们那里是承受不起的。所以，熟人社会内部的消费竞争，蕴含着尊严的营造、地位的生产与价值感的确立。对于个人来说，其行动动机在于从象征位置排布的序列的边缘挤到核心的位置。而对于社会来说，村庄生活则成为象征资源的配置，成为不同阶层以派系或家族为行动单位对显著位置的争夺。而村庄的秩序正是这种象征资源的竞争所形成的暂态的均衡，村庄的权威结构，则是象征秩序在村支部及村委会中的映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当前发达地区农村社78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①②③④⑤贺雪峰、谭林丽:《内生性利益密集型农村地区的治理——————以东南H镇调查为例》，《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魏小换、吴长春:《农村基层党建:现存问题与运作机制》，《理论视野》，2014年第2期。郑长忠:《基层党组织转型:走出“边缘化”处境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林炳玉:《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村党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谭吉华:《新时期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与党的群众基础的巩固及扩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会各阶层的资源禀赋，包括资产、收入、职业、声望、技能、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等;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包括主观阶层认同、利益取向、消费模式、行为逻辑等，将有助于我们以为基础理解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同阶层的政治特征，包括政治社会态度、政治行为取向、政治效能感，及其与基层权力的亲和程度和互动关系。(二)阶层互动与村庄日常权威的形成在阶层间象征资源的比拼和争夺中，个人所认定的在差序场中的位置与他人在与之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其位置的评定如果有明显的落差，这会激发其因自尊受损而产生失落、自卑等负面情绪，这被称之为“受气”。反之，如果他人的评价高于自己的主观认定或大致相同，那么成就感、自我实现感会充盈于心。那些受了气也无法改变自身地位的人在长期的生活中会渐渐接纳熟人网络的评定，改变自身的主观定位(“认命”)。若干年后，那些“认命”的村民身体气质会慢慢发生变化。比如，一些农户为了在酒席上维持基本的尊严必须保证一定的消费水准，但这种做法又会让其在经济上压力甚大，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缩小人情圈的范围，只请血缘关系最近的至亲到场，他们的交往范围变得越来越小。平时的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打牌搓麻将他们也不去参与而是呆在家里看电视，这并不是因为牌局的大小，而是受不了聊天时听别人谈论生活品质时(如购物体验、旅游观光、装修买房、购车炒股等)所受的刺激。他们成了村里办不了事、说不起话的人。这些农户在参加他们的酒席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如选举、开会等场合出现时，也变得谨小慎微，低眉顺眼，唯唯诺诺。在正式场合，他们不太会高谈阔论而是选择沉默寡言。与此相对，那些在面子竞争中确立了长期的优势且因财富的适量输出(如捐资助学、修建公共工程、捐助老年人协会等)而居于道德高位的人，则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公共场合中出现时表现得自信从容，昂首挺胸，他们站立的位置、言谈的神态、说话的音量和“气场”都与普通阶层有异。当然，这种“气场”的产生并不仅仅源自于在符号竞争中获得的优势，它还源于其与众人在不对称的社会交换中获得的认可(比如对方给予经商机会、工作机会，低息借款，高额的礼金等)。换句话说，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交换中，长期处于亏欠状态的村民会交出对他人优势地位乃至权威的认同。因此，考察社会分化加剧的城镇化进程中村庄不同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阶层内部及阶层之间的交往状况，包括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来，红白喜事上的礼物交换，在住房、汽车及耐用品消费中的面子竞争，及在经商、雇佣、借贷、纠纷等情境中呈现的地位分殊;分析不同关系类型中“施”与“报”的长期互动，把握阶层分化背后的资源格局变动给村民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带来的变化，将有助于理解农民对客观地位差异的主观认知、话语呈现及心理接纳过程，探寻先富能人的权威建构方式及在村庄社会的确认机制。(三)阶层博弈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再生产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交换与面子的再生产，不同阶层的“朋友圈”即社会资本急剧分化，这意味着阶层间关系资源的巨大差别。对于富有阶层而言，这种资源能够通过村委会选举、村党支部两推一选等公开程序转换为正式的权威，它不一定要通过短期内集中输出资源的形式即“贿选”表现出来，“贿选”只不过是一种快速构建“亏欠”关系的手段而已，如果它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人情交往中，其实是无从查证的，而这恰恰是贿选在“人情社会”中的长期存在的机理。在话语层面，这种关系资源的差别也会有所体现，经济资本及其引致的社会资本的分化为不同阶层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这成为能力的体现、人品的象征。而当那些在台上的富人村干部们通过私人支出来进行公共活动展示自己的优势时，所有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村民都只能缄默不语。富有阶层通过经济投入斩获了道德上的优势，同时也让普通阶层失去了公开参与权力竞争的资格，权力场域的排斥机制由此形成。基层政权也高度认可富人群体成为村两委干部，以及获得县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国家急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基层干部们普遍认可“老板村官”，这是因为村庄改造、集体土地的经营增值、农房的拆建、在景观上融入城市小区以及大量的村内市政工程建设，这些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技能、胆识和魄力，而这项工作，需要村干部像房地88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产公司老总一样运筹帷幄，绝非普通村民可以胜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富人村干部能够将他们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的地位优势与日常权威转化为治理钉子户、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治理资源。那么，基层政权用什么来调动来这些“老板村官”的积极性呢?对于“在商言商”的私营企业主而言，真正起作用的是基层政权所掌握的市场资源，比如工程项目、税收优惠、贷款指标、工商业用地、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扶持，等等。这些资源对于普通的农民而言毫无意义，但对于农村的私营企业主而言却至关重要。换句话说，这些老板能够被“安全地”整合进地方社会的上层网络，在村庄社会的诸阶层中，基层政权能够合法分配的公共资源只有位于顶层的富人阶层才能够顺利承接，而其他阶层则难以消化。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村民则无法以正规的商业形式、合乎财务管理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的法律程序成功与资源对接，将其转换为商业利润。对于村干部这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枢纽位置，村内其他阶层即使能够占据，获利的空间也十分有限。正是这种“利益俘获能力”的差别决定了农村社会不同的阶层在地方政治中的追逐权力位置的动力。位于村庄上层的“老板村官”群体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区别在于，他们既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上下衔接点处，又处于权力场域与经济场域的交接结点上，他们在分配集体资源时具有微观权力，能将规则界限之外的模糊利益运作到规则之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凭借自己以经济实力获取的政治地位参与国家政策性的资源分配，将权力资本转化为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博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对于在地方社会中打拼多年的先富能人而言，乡村场域中的政治游戏是其商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他们还可以将其包装为“饮水思源、回馈家乡”的贤达之举，而这又恰恰响应了“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政治话语。与此相对，那些设法通过在规则边缘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农户则成为“顽固赖皮”、“不要脸面”、“死乞白赖”，在道德上沦为劣势的钉子户、上访者。笔者研究发现，在基层权力监管制度愈加严格的情况下，许多先富能人之所以投入巨资竞选村干部，有时甚至并不一定是想通过村干部本身的权力牟取村内利益，而是想以村干部的角色进入本地政界的交往圈之中。①这是一个由地方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组成的上层网络，政策信息、融资渠道、投资机会以及关系资源充盈其间。对于身处农村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这些刚刚离开田埂的私营企业主对于自己在更为广阔市场上的信息收集能力、政策把握能力与投资决策能力缺乏足够的自信，又不可能重新学习，而最为有效的扩展获取资源能力的方式，就是设法进入本地的上层交往圈。通过村干部角色上的付出，换来基层政权掌握的市场资源，这是他们把握发展机遇的必要途径。所以，倘若以资源的分布与流动为主线，从资源竞争、规则形塑与话语生产三个层面考察先富主政的权力运作，在横向的村两委关系、与村内反对派的关系，以及纵向的乡—村关系中分析村内各类行动者在资源争夺过程中达成的博弈均衡，以及在均衡状态下形成的规则和话语，将有助于深入把握当前发达地区乡村权力结构的生成机制。其中，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在经济层面主要涉及集体土地的开发、经营及村庄公共品项目的运作;规则层面主要涉及村民自治与基层党建中针对制度文本与组织路线形成的实际规则;话语层面主要涉及村庄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资源博弈展开的各种正当性言说及其舆论竞争。权威性资源则要求调查者从村民自治中公共职权的竞争入手，考察各个阶层在村庄政治中的权力技术与操作策略，重点包括先富能人群体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及其他村庄公共事务中运用日常权威，调动家族、派系、人情圈等关系网络，通过中间“代理人”积极扩展社会关联，在既定程序下动员村民、争取支持的博弈过程;以及普通村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利益构成，行动方式与道义支持。通过对过程与事件的考察，理解先富参政的动机，权力网络的性质与特征，理解普通村民的选举意愿、参与诉求以及富人主政下的情境化、生活化的体验。(四)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与农村社会日趋加剧的阶层分化相同步，“带98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①参见拙著:《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251页。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双带方针逐渐成为农村基层的组织路线，农村基层党委对于富人群体———私营企业主的态度由过去的排斥变为整合，再由整合变为当前的倚重。笔者调查发现，在经济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村内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阶层基本放弃了对党员身份的角逐，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政治身份更多的是一种荣誉，但是对于村内的富人阶层而言，党员身份是在地方权力场域中经营政商关系的必备要素。正因如此，在村庄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出现了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博弈。而其结果，是台上精英对于村内入党机会的抑制，它在现象层面呈现为“多年不发展党员”，“党员结构老龄化”。不过，农村富人群体高企的入党需求在非公企业党建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随着农民的流动与分化，许多地区的乡镇和街道出现了村级党建与非公企业党建并举，并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共享入党指标的情形。换句话说，村内被积压的入党指标并没有被浪费，而是被转移给了同一地区的非公企业党支部。而在民营企业中，由于工作人员高度流动，而且人事权掌握在老板那里，企业主通过运用人事权能够控制企业内部的精英选拔与政治机会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支部进企”的实际效果往往是私营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优先获得了党员身份。①所以，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党建的“推选”程序中出现的激烈竞争看起来是富人群体内部的博弈，但其实质却是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关于入党名额和干部身份的竞争。尽管这种竞争的过程异常激烈，但其结果，在社会分层的视角下看来却具有相当的确定性，那就是农村富人群体对于政治机会的垄断。从上述讨论来看，农村阶层分化通过改变村内关系网络的性质而影响村民自治的权力运作，同时也给村级党组织的运行机制带来了深远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农村基层党建按照其政治社会过程划分为“发展组织成员”(党员队伍建设)、“遴选组织干部”(领导班子建设)、“延伸组织网络”(党支部建设)、“过组织生活”(思想政治建设)四个部分，着力考察农民的经济资本、社会地位、参政动机及政治效能感的分化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结构、各阶层入党需求、入党指标分配、新党员的物色与吸纳、干部选拔与培养、党员的日常互动与关系建构、支委选举、党内政治生活等诸多事项产生的具体影响。这是农村社会学领域一个十分迫切而又缺乏实证研究的重要议题。三、结语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先富主政的权力结构在当前的自治制度与发展话语下具有自我复制的特征，并在城镇化和项目下乡的资源密集化背景中成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流模式。与此同时，在一些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较大的城郊村，弱势阶层因利益争夺失败而积累的怨气会以举报、上访、个人暴力等非制度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何在发挥农村先富阶层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这个经济上具有优势的阶层将社会地位的“势差”转化为治理实践中的政治特权，并容纳农村弱势阶层的政治参与，成为当前发达地区地方治理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探寻阶层分化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对于乡村权力实践的深刻影响，并从学理层面揭示其微观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它需要研究者立足于微观的村庄权力场域，从人情交换、面子竞争等日常的本土文化现象入手，在阶层间行动者的力量对比、关系网络建构及其均衡变化中把握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当前先富治村权力模式的结构化机制。超越静态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以动态的阶层关系视角切入村庄权力的实际运作，将是农村社会分层研究及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责任编辑:林赛燕)09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①参见拙文:《新党员的富人化: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党建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待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