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最新文档资料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一、《大公报》“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的“四不”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党”是政治上的,“不卖”“不私”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不盲”是指报纸言论的风格,可以说是文化层面上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四不主义”这种立体的办报方针,虽然看似只有8个字,但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只有提出者和实践者才知道,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要真正将其运用到当时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不党“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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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2]新记《大公报》的三位老板吴鼎昌、胡正之、张季鸾都是无党派人士,之后的经、编两部负责人王芸生、曹谷冰等人,也是无党派人士。“不党”并不意味着《大公报》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性。恰恰相反,张季鸾在解释“不党”时声明,“不党”并非中立,或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漠不关心,或是无原则主义。史实材料显见:“《大公报》对不同党派的报道都是既有批评,也有赞许,这和一般的报纸相比确有不同。”[3](二)不卖(三)不私(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详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8]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界的一大通病是常采用通讯社发表的稿件,少有自己采写的新闻,盲目地相信稿件中的新闻信息,对报道的事实不去现场亲自采访和实地调查,造成“消息不确之病”。《大公报》打破了依赖通讯社办报的陋习,建立了一个覆盖面广、机动性强、拥有反应灵敏的记者、特派员、通讯员的新闻采写网。地方通讯和本埠新闻完全由本报记者和通讯员来写。1926年9月1日《大公报》要闻版12条新闻中,11条为本报专电、特讯和通讯。《大公报》经常派记者实地调查,报道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建立起“消息确实”的声誉,反映了“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的办报方针,如《大公报》派记者范长江只身赴陕北采访西安事变真相和共产党的新政策,并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相,都是为了向读者报道确实的消息。“不盲”还表现在《大公报》的“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的舆论监督上,这种舆论监督在当时政局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是很难得的。[9]英敛之主持《大公报》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是在“敢言”上,之后的新记《大公报》时期不但没有改变这一特色,而且有所加强,“不党”表现在对不同党派进行舆论监督与批评上;“不盲”也表现在1934年《大公报》在胡适建议下开设的“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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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上。“星期论文”栏目每周都会邀请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写上一篇言论,讨论的话题都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如物价问题、东北问题、学生运动等等。这些言论阐述的观点,都是文人们忧国忧民思想的自由表达,都是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跟风,不做当局政府言论的“跟屁虫”和代言人。《大公报》能够设专栏把这些“文人论政”的观点客观公正、不作修改、原封不动地刊登出来,不仅反映了《大公报》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果敢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大公报》对于言论公正与社会责任的坚持。同时这也反映了《大公报》“不盲”的办报方针。二、《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的产生背景及其影响三、《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的现实意义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应当充分发挥其社会责任意识,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应当从广大受众的切身利益和真正的心理需求出发,以“受众本位”的新闻价值观去完成日常的新闻实践活动;现代媒体应当保持自身的经济独立地位,虽然商家广告对现代媒体而言具有衣食父母的作用,但也不能过分依赖于广告,应当时刻保持新闻采编的相对独立性、公正性,切忌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于广告,过度依赖于某个利益集团,那样就有可能导致日常新闻采访活动不能顺畅进行,甚至会受到很多阻扰,直接影响到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当今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期刊杂志以及网络媒体应当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听风就是雨”,面对不确定的信息或言论应当经过深入详细地采访调查,完全核实之后才让其置之于广大受众的视野之下,对自己报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抱定最负责任的态度,要独立、客观、公正的发表言论,不要因为某些经济利益的干扰就放弃真实言论的发表。其实,当今媒体可以从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中学习的还远远不只是这些,更具体更深层次的东西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发掘。注释:[1]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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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8年版,第74页。[2][4][8]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日。[3]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5]参见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日。[6]参见《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7]傅国涌:《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9]参见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10][11]方汉奇:《要重视新闻史的研究》,(省略/GB/14677/22114/37734/39758/2932345.html),200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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