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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魏 斌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陶氏在东晋
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陶侃因
受侨姓士族排挤曾 “潜有异志”。陶侃死后,陶称被诛,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
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选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
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东晋 士族 寻阳陶氏 政治 文化变迁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卷末史臣日:“(陶)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
之间,比肩髦倘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
再宁。”
陶侃在两晋之际的显赫事绩向为读史者所熟知。陶氏也因之成为寻阳名族。①陶氏出
身南方土著,按照一般惯例,理应比侨寓士族更具生命力,但征诸史传,我们发现陶氏后
人正史入传者,却仅有 《晋书》和 《宋书》的 《隐逸传》中所载陶淡与陶潜二人。②从初
起时的军功显赫,至晋宋之际竟以隐逸人物闻名,这一现象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层思考。
关于寻阳陶氏,特别是陶潜,学界有着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是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特别关注陶氏的这一变迁过程,考察其由军功走向隐逸的道路。
一
、 从陶称之诛说起
在寻阳陶氏转变的过程中,陶称之诛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件。
晋成帝咸和九年 (公元334年)六月,陶侃去世,庾亮接掌西藩。咸康五年 (公元
339年),庾亮诛陶称。陶称死因,据庾亮上疏所云,为 “擅摄五郡”, “藏匿府兵”,等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一 “江州”: “浔阳有三姓:陶、翟,蹇。”红杏山房藏板,校宋本重刊;并参王仲荦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347页。
② 陶潜世系,清初以来疑者颇有,但其证据尚未能动摇 《宋书》此说。参唐长孺先生 《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
论江南风俗》,载吴泽主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版,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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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定为谋反之罪。
但除去庾疏所云,史籍中未见有陶称谋反记载。《通鉴》卷九六晋成帝咸康五年本条
称 “亮素恶称轻狡,数称前后罪恶,收而斩之”,亦未云谋反。而且,当时传闻似颇同情
陶氏,颜之推 《还冤志》称:
晋时庾亮诛陶称,后成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
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 (“扶”字疑衍)。两人悉是旧
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日:“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
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以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 (六)年 [正月]
一 日死 。②
《真诰》卷一六 《阐幽微第二》原注亦云 “(亮)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
而亡”⑧。这不由让人对陶称的死因产生怀疑。
《通鉴》卷九六咸康五年本条胡注:“亮素怨陶侃,而称又问亮于王导,盖以私忿杀
之。”关于陶、庾交恶,《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先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
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
以备之”。苏峻之乱,庾、温无奈推陶侃为盟主,“侃至寻阳,既有憾于亮,议者咸谓侃欲
诛执政以谢天下。”此即陶、庾矛盾的由来。后因温峤斡旋,两人基本和解。④ 陶侃晚年
病笃,逊位表中盛赞庾亮 “雅量详明,器用周时”⑨,此即 《还冤志》中所谓 “举君自代”
之语。陶、庾矛盾似应随陶侃去世而结束,不该再牵连到陶氏诸子。
庾亮疏中所列陶称罪状,主要有三条:一,“父亡不居丧位,荒耽于酒,昧利偷荣”;
二,“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三,“要
结诸将,欲阻兵构难”。其中第一点主要是道德问题,可置不论,关键是二、三两点。
陶侃死后,诸子拥兵,侃传称:“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
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此时即表请废夏,因夏
病死而罢。陶称,传云 “性航勇不伦”。庾亮诛称前,曾以称为北伐先锋,“率部曲五千人
人沔中”。⑥此事称传作 “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人数容有出入,但陶称手中却显然有
兵。且陶侃生前善于营聚,“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⑦。如此财势,加
之诸子拥兵,自然要为庾亮所忌。
①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附子称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l983—1988年版。引文中文字订正受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
治》的启示,特此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三版,第69页。
③ 《道藏》第2O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④ 《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亮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便谈宴终日。”《世说·容止》本
条亦云 “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竞日,爱重顿至”,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
版,第617页。
⑤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⑥ 《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
⑦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据 《晋书》卷九四 《隐逸陶淡传》,陶淡之时,依然 “家累千金,僮客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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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注所云陶称 “间亮于王导”事,见于 《晋书》卷八二 《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
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晋书》卷六五 《王导
传》也称:“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
密为之防。”可见陶称确曾谗构于庾、王之间。陶称的目的,可能是对陶侃死后荆州之任
的追求。侃自平王敦出镇西藩,至去世为止,几近十年。加上此前在荆州的活动,则历时
更久。侃在西藩,引用旧人,传云:“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逵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
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形成比较牢固的利益集团。这种
多年形成的势力,一朝之间拱手让出,陶氏后人必有不甘。陶称谗构于庾、王之间,大概
也是想通过庾、王之争而从中渔利。庾疏所云诸条,便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当然,其真
实性是有疑问的,但恐怕也并非全出杜撰。
庾亮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到荆州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陶侃的影响,树立
自己的威泽,《世说新语·容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俄而
(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
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竞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
相日:“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日:“唯丘壑独存。”
《世说》初衷,是想表明庾亮的风度。但其中 “风范小颓”、“丘壑独存”之语值得玩味。
殷浩等本是陶侃旧部,《陶侃传》:“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庾亮为取
得陶侃旧部的拥护,在此所表现出的努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下,陶称的动向自然
要为庾亮所注意。这种情形与晋末桓玄和殷仲堪的关系颇为相似,不过那时桓强殷弱,事
情的结局也就不同罢了。
陶称 “性牖勇不伦”,终为庾亮所诛。他的死也标志着陶氏势力从荆州的退出,寻阳
陶氏的历史面临着一种变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一变化,我们要首先回到东晋建国的背景。
二、南土将领与东晋建国之路
西晋末年,政局纷扰,藩镇纷纷拥兵自保,所谓 “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节,
并紊天纲”①。当时南方形势,荆湘有杜j叟流民武装,淮南有周馥,江州为华轶,长江下
游则是以三吴豪宗为首的地方势力。东晋建国的道路,基本上便是在征讨中进行的。
元帝渡江,军力单弱,对南土将领的武力十分依赖,其中最主要的是甘卓、周访和陶
侃。《晋书》卷七o 《甘卓传》:卓,丹杨人,孙吴名将甘宁之后。他先与陈敏有姻亲,
“共相结托”,手中握有精兵。《晋书》卷六八 《顾荣传》:“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
尽以委之。”周圮举义,卓受顾荣之劝倒戈伐陈敏。元帝渡江,卓与顾荣等一起为元帝所
用。不久后讨伐周馥,他成为元帝的主要依靠之一。
①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卷末 “史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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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败后,要解决的就是上游华轶的压力。华轶在江州崇尚儒学,甚为州人所拥护,
《晋书》卷六一 《华轶传》:“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
之士赴之如归。”陶侃此时也为其所用。华轶对司马睿不甚拥护,以为 “洛京尚存,不能
祗承元帝教命”。这种态度自然成为建康政权的障碍。讨伐华轶,元帝所依靠的主要将领,
甘卓以外,又有寻阳周访,《晋书》卷五八 《周访传》:“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寻
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讨平华轶,是建康
政权得以立足的基本。周访也因此战成名,开始其 “勋业隆重”① 的军功生涯。
这次征讨,由刚到建康不久的王敦统领。②王敦甫至建康,便以侨姓大族的身份,都
督征讨上流,统领甘、周等南土将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讯息。这表明随着上流军事形
势的进展,建康流寓政权对南方土著将领的提防也日渐增长。
王敦在江州,开始收拢势力,对南方将领加以排抑。这种排抑,有其个人私利在内,
同时也是代表侨姓土族利益的。因为只有压制南方豪族势力,掌握军权,侨姓士族的地位
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晋书·周访传》:“(访)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
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像这种拥兵自重的局面,显然是侨姓
大族们所极不愿看到的。
在受压制方面,南土将领中间又有不同。甘、周二人在东晋初期曾很受元帝倚重。其
原因,一是拥护东晋政权较早,有元从之功;二是王敦的压力,随着上流形势的好转,也
造成了王敦势力的坐大,元帝手中无兵,他只能再依靠甘、周等将领的力量。二人相继出
镇梁州,实际就是对王敦的牵制。《晋书·周访传》:访死,“帝哭之甚恸”。其原因之一,
大概也是因周访之死,上游再无人可与王敦抗衡,元帝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但陶侃不同。陶侃是刘弘势力的延续,在荆楚间拥有广泛的声誉,又曾依附华轶,所
以最早为建康和王敦疑忌。平华轶后,仍要借助陶侃对付杜锼,但陶侃问题显然已为王敦
所留意。不久侃为杜锼所败,就被 “坐免官”,以 “白衣领职”。③ 这是一次明显的排抑。
这时出现了佐吏为侃请职之事,《陶侃传》称:“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
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王敦迫于压力,“奏复侃官”,但
此事只会更加剧王敦的疑心。
建兴三年 (公元315年)平杜锼后,王敦终于找到了机会。《陶侃传》云:
王敦深忌侃功。 (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
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虞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
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倘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虞。
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
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
① 《晋书》卷五八 《周访传》。
② 关于王敦,参拙稿 《王敦三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第 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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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设盛馔以饯之。
陶侃最终被贬至广州,远离中央政局。王敦的这次处置,未见有建康方面的干涉。王夫之
说:“若夫辑宁江湘,奠上流以固建业者,则刘弘矣;弘之所任以有功,则陶侃矣;平陈
敏,除杜锼,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夺其权而踞其上,左迁侃于广州,以快敦之
志。使侃欲效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①王氏此论诚为卓识。维护
侨人利益,压制南土将领,王敦此举是代表了侨姓大族的共同想法的。
永昌元年 (公元322年)发生了王敦之乱,甘卓被杀。为对付王敦,除引用北来流民
帅外,也不得不暂时借重陶侃。但建康方面显然仍对陶侃怀有戒备,前引 《庾亮传》:“先
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
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以备之。”对于建康方面来说,直到此时,上流以陶侃
为象征的南土将领的势力,仍然是块心病。此问题不解决,也就意味着东晋政权和侨姓大
族权力的不稳。
三、关于陶侃的 “折翼”之梦
《陶侃传》:“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人。阍者
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
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如前所论。陶侃在东晋之初,已受嫌忌,后因不预顾命又心存怨恨,《晋书》卷七o
《应詹传》:应詹疾笃,与侃书日:“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
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白天桔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
也善,足下察吾此诚。”细味此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云云,似乎含有深意。应詹大
概察觉到陶侃可能 “潜有窥窬之志”,故发此言。
其实陶侃受司马氏政权排抑,早在中朝已经开始。魏晋是一个重阀阅的时代,士人颇
以门第相矜。其时高门大致以河洛为中心,其他士人则甚受轻视,其中 “荆扬士人”尤被
排斥。②《侃传》云侃举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又云:“伏
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可见陶
侃当日之窘状。侃在洛阳所受的这种冷遇,必定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三吴以外的南方土著,较之三吴豪族地位更卑。据 《陶侃传》,侃 “本鄱阳人也。
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我们知道,孙吴时期鄱阳地区有规模极大
的宗部活动,他们曾遭到孙吴政权的残酷镇压,其中不少被吸收入孙吴军中。所以我怀疑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336页。
② 参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7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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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本为鄱阳宗部出身。①鄱阳宗部遭孙吴政权血腥打击,在孙吴政权体系内是没有地位
的。②陶侃处于这一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自然难以摆脱侨吴士族的鄙视之情。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一二论王敦迁侃于广州事日:“侃之得成功于荆、湘者,刘弘
推诚不疑,有以大服其心尔。至是而侃不可保矣。”此论颇值深思。联系陶侃早年的经历
和入东晋后所受的种种猜忌,所谓 “窥窬之心”大概也就难免。所以我们看到,苏峻、祖
约之乱,陶侃对勤王并不热心,《陶侃传》: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
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日:“吾疆埸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
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
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
陶侃和祖约不预顾命,应理解为侨人政权对二人的不信任。其中,陶侃出身南方土著的身
份,不能没有影响。这种不信任自然加剧陶侃的愤怒,所以才有上述的举动。④
苏峻乱平,陶、庾分掌荆、豫,江州先后由温峤、刘胤接任,各方暂得均势。不久陶
侃在郭默事件中率先打破均衡,控制江州,④对东晋朝廷咄咄逼人,《世说新语·方正》:
梅颐⑨ 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日:“天子富于
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
他还想起兵废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止。⑥侃又极力笼络侨吴士人,一时 “武昌号为多士”。
笼络名士入幕,是扩大藩镇声势的重要手段,此前司马越和王敦都曾有过此举。陶侃之
意,不言而明。《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 《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
临以白刃,日:‘先公勋业如是!君作 《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袁宏此举
有门阀观念的作祟,但陶侃跋扈恐怕也是一因。
咸和九年,陶侃去世。侃晚年,“怀止足之分”,多次表现出冲让之举,《世说·识鉴》
注引 《陶侃别传》载何充之语:“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举庾亮以自代,大概也是想弥
合他与庾亮、与建康朝廷的这种裂痕,为诸子留出生路。此点很像王敦晚年的想法。但
是,无论对于建康朝廷,还是对于庾亮来说,上游陶氏这种潜在势力的存在,都是不能容
忍的。于是便有了陶称之诛的一幕。
① 陶侃之种族,学界多以为是溪人,参陈寅恪 《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 《金明馆丛稿初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8O一82页;周一良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 《魏晋
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5l一53页。但也有不同意见,如余嘉锡先生即认为,“南朝
士夫呼江右人为便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见 《世说·容止》“石头事故”条笺疏,第6l7—6l8
页。我较倾向于后说。
② 许倬云:《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本上册。
③ 《晋书》卷六七 《温峤传》亦云:盟军接战失利,峤军粮尽,侃迁怒于峤,日:“⋯⋯若复无食,仆便欲西
归,更思良算。但今岁计,殄贼不为晚也。”只是由于温峤的苦劝,“侃无以对,遂留不去”。
④ 参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第68页。
⑤ 应为 “赜”。又据本条余嘉锡先生笺证,梅赜应作梅陶,《世说新语笺疏》,第320页。
⑥ 《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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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军功走向士人化:陶范的努力
《颜氏家训》卷五 《诫兵》:
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
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
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颜之推在 《诫兵》篇中,历数颜氏祖先得失,对子孙谆谆教导勿以兵戎为业。这是颜氏家
族保身立命的处世方法,其是非我们不拟多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陶氏自陶称死后,似
乎也慢慢走上了这样一条 “诫兵”之路。
《陶侃传》:侃 “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
并不显”。此外,侃兄子臻、舆及瞻子弘亦著于史。据 《晋书》卷九四 《隐逸陶潜传》,潜
祖父茂,曾为武昌太守。下面是有关他们情况的一个简表。
仕官 备注
洪 丞相掾 早卒
瞻 散骑常侍 “少有才器”,为苏峻所害
夏 长沙公世子 侃死后不久病卒
琦 司空掾
旗 散骑侍郎
斌 尚书郎 侃死后为夏所杀
称 ,南蛮校尉、江夏相 咸康五年为庾亮所杀
范 光禄勋 《侃别传》:“历尚书、秘书监。”
岱 散骑侍郎
臻 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 “有勇略智谋”,成和中卒官
盥 武威将军 “果烈善战”,征杜}叟战死 ,、
弘 光禄勋 夏死.袭侃长沙公爵
茂 武昌太守 陶潜 《命子》:“肃矣我祖,慎终如始”,“惠和千里”。
从上表可以看出,陶侃子侄之中,有武干的几人,如臻、舆、瞻、夏等,在陶侃去世
前后,大多都已亡故。所以陶称之死,基本上意味着陶氏军功生涯的结束。此后,陶氏仍
在活动的几人,大多都已转向文职。所以我觉得,以陶称之诛作为标志,寻阳陶氏慢慢出
现了士人化的倾向。下面以陶范为例试做考察。
据 《晋书·陶侃传附子范传》:陶侃诸子之中,“范最知名,太元 (公元376—396年)
初,为光禄勋”。《世说新语·方正》“王休龄尝在东山”条注引 《陶侃别传》:“范,字道
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世说》中也看到他与侨姓士族如
袁宏、王胡之等的交往。陶范的历官和交往,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士人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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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范同辈亲友,可检者有孟嘉。据陶潜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云:嘉,
江夏鄂人,“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①。嘉以文学著称,为一时名士。他与桓温所
论 “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 “渐近自然”之语,显示出雅善清言的名士之风。孟
嘉之女即陶潜之母,孟陶两代姻亲,文化方面的亲融应是很自然的事。让我们颇感有趣的
是,陶范和庐山僧团还曾有过交往,《高僧传》卷六 《义解三·晋庐山释慧永》:
(永)素与 (慧)远共期,欲结宇罗浮之岫,远既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瑜五岭。
行经浔阳,郡人陶范苦相要留,于是且停庐山之西林寺,既门徒稍盛。
慧永至庐山在太和 (公元 366—371年)中,陈舜俞 《庐山记》引欧阳询 《西林道场碑》
云:“晋光禄卿寻阳口范,缔建伽蓝,命日西林。是岁晋太和二年 (公元367年)也。”汤
用彤先生据此认为西林寺是陶范为慧永所建。②据 《陶范传》,范太元初曾任光禄勋之职。
从上述记载来看,陶范当是在任光禄勋之前,先建庐山西林寺,后又延揽高僧入寺。西林
寺之建,正是庐山佛教兴盛的滥觞。
陶范与佛教界的交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界的交往蔚然成
风,《广弘明集》卷一 《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
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何尚之在答文帝问中,曾历数东晋以来的向佛士族人
物,从他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士大夫与佛教的密切关系。⑧ 陶范与佛教高僧的交
往,与其士人化的倾向是一致的。
《慧远传》还记有陶侃的一件轶事。侃镇广州时,曾获一尊阿育王像,送回武昌寒溪
寺,“侃后移镇,以像有威灵,遣使迎接,数十人举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没,使者惧
而反之,竞不能获。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间,为之谣日:‘陶惟剑雄,像以
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可以诚致,难以力招。”’④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云云,
与陶范的行为恰成有趣的对比。这显示寻阳陶氏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反映出陶氏后人进入东晋主流社会的渴望。可是我们看到,即使士人化
如陶范者,却仍为侨姓士族所排斥,《世说新语·方正》: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鸟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
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按王修龄即王胡之,琅琊王虞之子,自是门第矜人。本条余嘉锡先生笺疏日:“《侃别传》
及今 《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
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
① 见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9年版。本文引 《陶集》以逯本为主,酌参它本,非关要旨。
不另出注。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243页。
③ 参张宇 《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 (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l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版。
④ 《高僧传》卷六 《义解三·晋庐山释慧远》,中华书局 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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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9
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① 其说甚是。在此情况下,陶氏的处境自然极
为尴尬。②
陶侃死后,陶氏一分为二,在长沙国的一支,已成侨寓性质,谈不上与寻阳地方有何
联系,陶潜 《赠长沙公序》中已经感叹 “昭穆既远,以为路人”。从 《侃传》附列的情况
看,这一支官任也并不显。在寻阳的后裔中,除去陶范和后面将要谈到的陶潜外,《陶渊
明集》中记有潜从父陶夔和从弟敬远、仲 [敬]德二人。敬远、仲 [敬]德并早卒,只有
夔曾官至太常,据 《归去来辞序》,陶潜任彭泽令,就是他的推荐。但是太常和陶范的光
禄勋一样,虽然位列九卿,却并无实权,正像祝总斌先生所指出的, “对家族庇荫不
大”③。陶潜之后,陶氏愈为衰败,《梁书》卷二二 《安成王秀传》:“及至州,闻前刺史取
徵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日:‘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这与两晋
之际的陶氏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细绎史籍,感觉陶氏之衰落,似亦有其自身原因。前面谈到,陶氏或出鄱阳宗部。侃
父丹,早卒。母新淦湛氏,湛氏后世被列入豫章大姓,④但六朝时并无人物可言。侃 “早
孤贫”,史载其仅有一兄,家族本不强盛。陶侃以军功起家以后,活动地域主要在荆湘一
带,诸子亦纷纷出仕,很少再见到他们与寻阳地方的联系。⑧按照中古士族的特点,地方
豪族的中央化固然是大的趋势,但中央化程度越高,越脱离地方宗族,衰败也就越快。⑧
陶氏过早地脱离了地方,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其骤兴骤衰的原因之一。
五、晋宋之际寻阳陶氏的 “仕”与 “隐”
陶氏自陶侃孙辈以后,似乎又有一种隐逸的倾向。
陶侃孙辈以后见于史者,除去陶潜一支,大都附见于 《陶侃传》。其中除陶延寿外,
均无事迹可考。而被列入史传者,则仅有陶淡和陶潜。《晋书》卷九四 《陶淡传》略云: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
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
问。颇好读 《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
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27页。
② 余嘉锡先生在前引 “袁宏始作 《东征赋》”条笺疏中也指出:“当宏作赋时,陶氏式微已甚。其孙虽嗣爵,而
名宦不达。陶范虽存.复不为名氏所与。”《世说新语笺疏》,第275页。
③ 祝总斌:《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原刊 《北大史学》第 l辑.后收入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
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33页。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 “洪州”:“豫章有五姓:熊、罗、雷、湛、章 ”
⑤ 陶侃晚年的逊位表中、提到 “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
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藩”云云,可见他不仅 自己归葬长沙,把父母之墓也都迁到了长沙.见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⑥ 参毛汉光 《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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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知所终。
淡父夏在陶瞻死后,曾为长沙郡公世子。从陶淡的情况看,尽管夏死以后,长沙公爵转为
陶瞻一支,但陶夏子孙仍然留在了长沙。陶淡的行迹,与两晋之际陶氏以武功见长的门风
截然相反。
陶潜亦然。潜父、祖均不著于史①,陶潜 《命子》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
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可以推知他的父祖均是
恬淡安静的人。从父陶夔曾任太常,事迹不显。潜以隐逸之风与田园诗歌之美著称于文学
史,但在当时,却并不为人所重,《文 12,雕龙》片言未及,钟嵘 《诗品》之中,陶诗也仅
人中品。②他当时更多的是以隐逸闻名,与刘遗民、周续之号称 “寻阳三隐”。⑧ 《五柳先
生传》中自称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
子俨等疏》云:“常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我们注意到,陶淡、陶潜等陶氏后人的这种隐逸出世思想,大违陶侃早年的训诫,
《陶侃传》:
(侃)常语人日:“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
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籀
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日:“樗籀者,牧腊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
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两者之间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与上节所谈到的陶范与陶侃在佛教方面的差别
如出一辙。这显示出陶氏本身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在东晋土族崇尚 “老庄浮华”的社会
环境中,陶氏自身所受到的一种同化。④
这还只是事情的表面。关于陶潜的归隐,学界早就有不满足于 “希企隐逸之风”的看
法,认为尚有深刻的政治原因。鲁迅先生指出:“《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
治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⑤袁行霈先生
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
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
为,才毅然归隐⋯⋯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⑥袁先生经
过详细考证得出的这一结论,应为可信。在这里,我想结合陶氏另一后人陶延寿的行迹,
① 关于陶潜世系的异说种种,参朱自清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载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92—298页。
② 参王瑶 《关于陶渊明》,《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194页。
③ 《宋书》卷九三 《隐逸陶潜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
④ 陈寅恪先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认为,陶潜 “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
术,而不归命释迦也”,力主陶潜对陶侃思想的继承性。但从陶侃重事功,到陶潜的 “新自然说”,这其中所
发生的文化变迁,陈先生似未措意。《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196页。
⑤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16— 517
页。并可参王瑶 《关于陶渊明》,第 188—192页。
⑥ 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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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31
对袁先生的未尽之言再说两句。
陶延寿为陶瞻之后,陶侃长沙公爵的继承人,他在晋宋之际的动向,对于陶氏来说应
该具有代表性。《晋书》和 《宋书》中所反映出的他在晋宋之际的活动,一共有三处。现
按时间先后列出:
《晋书》卷九九 《桓玄传》:(桓玄受九锡,新野人庾仄起兵反之)桓济之子亮起
兵于罗县,自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以讨仄为名⋯⋯长沙相陶延寿以亮乘乱起兵,
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诛其同谋桓奥等。
《宋书》卷六四 《何承天传》: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
于高祖⋯⋯
《宋书》卷一 《武帝纪上》: (刘裕伐南燕)命兖州刺史刘藩、弟并州刺史道怜、
谘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等,齐力击之。
从这三条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陶延寿是先事桓玄,在刘裕起事之后,又转投刘裕。袁行
霈先生曾指出,陶潜先后五次出仕,其中二、三、四三次尤值注意。他经过考证,认定这
三次分别为桓玄、刘裕和刘敬宣。①这样两人的经历不谋而合。这其中所暗示的陶氏在晋
宋之际的政治动向很值得我们玩味。
东晋政治,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前面谈过,孙吴以来,江南政治中心一直在三吴,
形成以三吴豪族为核心的统治层,其他地域的人物则多被排拒在外。东晋一朝大致仍然如
此,只不过统治核心为北来侨人高门所把持。对于这种状况,荆、江一带的豪族自然心有
不甘。《晋书》卷六五 《王导传》载,苏峻之乱后,建康 “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
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最后王导力排众议,以为 “镇之以
静,群情自安”,众论方息。隐藏在迁都事件背后的,正是地方豪族对政治利益的追求。
桓玄乘时而起。桓玄能够代晋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指出与桓玄北来高门的身份有关。
在东晋末年高门士族走向没落的趋势中,桓玄成为他们继续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希望所
在。②我赞成此说,不过还想再说明一点,桓氏在荆楚数十年的经营,使其所具有的荆江
地域色彩,也应是他获得短暂成功的原因之一。《宋书》卷五o 《胡藩传》:“义旗起,玄
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日:‘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
此,欲归可复得乎!⋯ 桓氏所具有的荆江地域色彩,对于荆江豪族来说,是具有极大的政
治吸引力的。所以我们看到,晋宋之际他们很多都有过先参桓玄幕府的经历。陶延寿与陶
潜的选择,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两例而已。
荆、江豪族在桓玄败后,纷纷倒向刘裕。但是他们在刘宋新朝,并未因建有军功而使
地位改善。陶延寿很早便与刘裕 “通敬”,又随其南征北讨,但刘裕上台之后,未见他在
新朝有何作为。豫章胡藩为刘裕出生入死,至死不过太子右卫率之职。③这种北府集团排
① 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对陶潜出仕经历的争论,可参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
② 参祝总斌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土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③ 《宋书》卷五0 《胡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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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其他阶层的政治现实,我想才是陶潜辞官归隐的真正原因。他大概也意识到,以自己江
州土著的身份,很难有机会在新朝获得大的发展。
陶潜本想乘晋宋之际的政治动乱而有所作为,在这种现实下,他愤而退隐了。退隐之
后,他又非常失落,《命子》诗云: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敦谓斯心,
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
冥兹愠喜。
这种强烈的门第观念,①使我们感觉到他在怀念祖先勋业的同时,也留露出一种深深的怅
惘与怨恨。同样的情绪,我们在读他的 《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以及其
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如他在 《感士不遇赋序》中感叹道:“昔董仲
舒作 《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由于功名不就,他在田园诗歌的恬静里,也每每表现出一种自责式的苦闷,《杂诗十二首》
其一云: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
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
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这种苦闷情绪背后所蕴藏着的,正是我们不厌其烦所要说明的东西。从 “猛志逸四海”到
“未知止泊处”,这恰好体现了寻阳陶氏文化心理的变迁。我想就以此诗作为本节的结束。
至此,我们大体完成了对东晋寻阳陶氏历史的考察。关于陶氏家族的这一变迁,宋人
王质曾有一段评论,他说:“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后裔稍袭故风,多流乱歧。盖折翼之
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 (按:陶潜)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
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②这样理解应该说还是大体得当的。
然而,陶氏的这种变迁,意义又不仅如此。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曾经特别提出 “侨旧
体制”作为理解东晋南朝史的关键。③其观点我以为值得重视。而本文所说的寻阳陶氏就
恰好处在 “侨旧”问题的中心点上。以往对南方士族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吴。本文特别标
举寻阳陶氏,就是想说明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寒门士族的命运。
观察陶氏在东晋百年间由武入文,由军功到隐逸的历程,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理
解。从这个方面讲,陶氏家族的变迁,也就具有了超出其自身的意义。
[作者魏斌,1976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1年 11月 10日
① 关于陶潜诗中的门第观念,参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附录一 《关于陶渊明》,第207—213页。
② 王质:《栗里谱》.载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第 1页。
③ 朴汉济:《“侨旧体制”的展开与东晋南朝史——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议》,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
会编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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