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笺注

史通笺注前言 张振佩 一 《史通》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系统讨论的著作。洪煨莲(业)先生发愤要把它译为英文，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现尚不知其生前已否完成)我们笺注《史通》，也希望国人能进一步理解并珍视这一史学理论遗产。 我国史学的发展，可远溯自奴隶制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据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则称为“尹”。都是掌管文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宗伯》更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官，分掌邦国之典、志、书、令。至春秋时，墨子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其书虽多已不传，然孔子遵鲁史而修之《春秋》，则流传至今。左氏“受经作传，言事相兼“(《史通·六家、载言》，以下仅注篇目)，从而奠定了我国编年史体制。时至两汉，司马迁、班固创办为纪传史，荀悦复改纪传为编年。自是以后，“班、荀二体，角力争先”。(《二体》)历史著作，蔚为大观。至唐初，仅就《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古史两类著录之史书，通计亡书合共一百一十四部，四千六百九十六卷。《春秋》、《左传》、《国语》之属，因列在经部，尚未计入。而史部杂、霸等十一类史书，为数更多。其中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优秀著作，都是极可珍贵的史学遗产。 但自春秋至唐初一千多年中，虽有很多史家辛勤编撰历史，却很少有人作史学理论之探讨。那些史著的序、例、论、赞，仅可考见著者本人之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其编纂方法。没有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论史的文章也寥若晨星。如班彪为了撰史记后篇，曾“斟酌前史，讥正得失”。实际上仅对《史记》一书，评述其史学思想之得失及其在体例书法上“多不齐一”之病。至于前此诸史，仅列举书名而已。(《后汉书·班彪传》)他如王充甲班乙马(《论衡·超奇》)、张辅劣固优迁(《晋书·张辅传》)亦仅就《史》、《汉》两书评其得失。刘舰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始就自孔子至晋历代史著之体例、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及编著方法，作较系统之评述。但正如纪昀评云：“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论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柳虬博涉子史，监掌史事，曾上疏论“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史官记事，请皆当朝显言其状，是非明著，得失无隐”，“彰善瘴恶，以树风声”。又著《文质论》，认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周书·柳虬传》)对史官制度及史书宜用当代语文提出积极建议。何之元撰《梁典》序，引减荣绪言：“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将其所撰《梁典》分为“六意”。就是把梁朝历史分作六个阶段叙述。虽其划分基本上仍以帝王继代为断，未必尽当，然其兼采编年纪传之长，创分阶段叙事之法，而于“北魏既分之后，以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并订“凡例“(《陈书·何之元传》)，均有可取。 综上所述，可见隋唐以前之史学园地，虽也可称百花齐放，而史学理论之作，却寥落可数。直至刘知几著《史通》，才有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二 刘知几，字子玄，亦作子元。本名因避唐玄宗李隆基名讳，故以字行。徐州彭城人(今江苏，徐州)。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终年六十一岁。新、旧《唐书》均有传。父藏器，有词学，以直行怜当道。兄知柔，弟知章，均善文词。他十一岁时，从其父习《尚书》，苦其辞艰琐。改习《左传》，一年讲授完毕，他深有感慨地说：“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就继续读完《史》、《汉》直至唐初实录。他读书善于独立思考。幼小时便认为《前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汉书》宜为更始立纪。这一见解后来在《史通》中还反复申论。由于他耽悦史传之言，就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到二十岁，仍不得不勉强应试。考取进士后，授获嘉(今河南获嘉主簿)(正九品下)。他在这个职位上十九年没有迁调。在此壮盛之年，虽也关心时政，曾上书陈四事，建议裁撤冗官，刺史久任，勿轻颁赦令，勿滥授勋阶(《唐会要》)，都切中时弊。武后虽嘉其直，而不能用。他目击时艰，又撰《思慎赋》(《文苑英华》)以刺时。但长日多暇，却倾注全部精力，精研史传，博览群书。 就我们今天所已察知的《史通》引文看，他不仅精研了所有的纪传、编年诸史，儒家经传及其笺注，诸子百家之书，辞赋诗人之文;旁及编纪小录，莫不毕览。明焦站在其所撰《焦氏笔乘》中，记《史通》所载半就湮没之古今正史及偏部短纪之书即达一百六十余种。经、子、集部诸书及史部名著尚未列入。其对儒家经典，老、庄、荀、韩、扬雄、王充等著作及《世说新语》、《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书，或用其成句，或粱括其辞，具见其研习精深。他一向博学深思，而至三十岁之后，又先后结交史学同好如徐坚、吴兢等，相互切磋琢磨，相互启发，为日后深入探讨史学理论，打下坚实基础。 他到三十九岁时(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始调定王府仓曹，这原是掌管一般事务的官，但他却被派去参加《三教珠英》的编纂。《三教珠英》虽只是儒、佛、道三教典故的类书，但总算是有关修史的工作。越三年(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自此以后，“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自叙》)在史馆中长期从事历史编纂及研究工作，可谓获偿宿愿了，但事实却大谬不然。他参加史馆工作以后，却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自认为是与监修贵臣“凿柄相违”，是“为史官所嫉”。(均见《自叙》)有什么事例呢?他在《因习》下篇原注中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予被配纂李义淡传，淡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琐魏州昌乐人’，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监修只重族望，知几重在事实。“郁快孤愤”之余，因退而私撰《史通》。并随即上书监修肖至忠等，痛陈史馆修史五不可，请解史任。(《件时》)虽未获准，但其在史馆二十年中，实专心致志于《史通》一书的撰著。 知几生长的环境，是自秦汉以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后，一个强盛的封建专制主义多民族统一国家重建时代，通过唐太宗等一些有作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多方面的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在吸取过去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教训基础上，做出一些超越前期的成绩，从而也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但为时不久，由于剥削阶级本质的决定作用，在统治集团内部，就继续爆发了争夺权力的残酷斗争。正当刘知几成长时期，特别是在他二十岁成进士(公元680年)到《史通》写成(公元710年)三十年内，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特别厉害，宫廷政变连续发生。武则天于高宗永隆(公元680年)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揭开序幕。公元684年又废中宗为卢陵王。武后当政，大权独揽。公元690年称帝，改唐为周。705年张柬之等迫武氏让位，中宗复位，武后死。707年太子重俊发兵攻宫城，兵败身死。710年安乐公主杀中宗，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杀韦后，立睿宗，以隆基为太子。直至712年，睿宗传位于隆基，是为玄宗。次年，太平公主及岑羲，肖至忠等谋反伏诛，才又开始开元、天宝短期中兴之局。知几仕宦三十多年中，正是李氏王朝与武、韦庶族残酷倾轧时期，特别是武后当政时，残杀宗室子弟及忠臣，任用酷吏来俊臣、周兴等，罗织罪刑，对史馆也加强文化专制。如刘知几预修武后实录，武三思即横加干预。《上肖至忠书》中所讲到的监修官肖至忠、杨再思、宗楚客等皆是武党重臣，他们在史馆中引进之人“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使史馆或为“尸禄素飨之渊薮”。(《辨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忠心王室，而又毕生矢志修史之刘知几，自不免为之长叹，为之“泪尽而继之以血”了。 李隆基为太子时，知几即在东宫任职，曾谏衣冠乘马，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知几子贶犯事配流。他向玄宗诉理，上怒，贬安州(今湖北安陆)别驾，旋卒。其参预著作的有《唐书》、《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并曾删定《武后实录》等。自著有《刘子玄集》等。今存者唯《史通》一书及文赋十余篇。 三 《史通》二十卷，分内外两篇，第一至十卷为内篇，现存三十六篇，末附《体统》、《纰 缪》、《弛张》三目，下注“亡”字。或谓《体统》即《自叙》。王应麟谓尚有《文质》、《褒贬》两目，“亡”。(《玉海·序史通》)第十一至二十卷为外篇，计十三篇。共存四十九篇，与史传“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相符。可见《弛张》、《文质》等三或五篇，五代宋初已佚。据《史通》原序，此书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但就全书原文看，书成后尚有增补，实乃著者毕生心血结晶。而书中原注，其中有后人增益者，虽已混淆，但易识别。此书之作，是由于“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自己对这部书虽自期许甚高，即所谓“贯穿广，纲罗密，商略远，发明多”。但也自知“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在当时，见者即“互言其短”。(《自叙》)惟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座右”。知几“卒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旧唐书·本传》)王应麟则谓“开元十年十一月子餗录上其书，始行于世。”(《玉海·序史通》) 唐末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柳璨即著有《史通析微》讥诃其失。北宋时宋祁已讥其“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新唐书·本传赞》)孙何著有《驳史通》十余篇(《宋史·孙何传》)，谗毁丛集，传播极稀。今可考者，至南宋始有刻本，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史通序》)从史部目录史考察，亦可见此书之内容与性质，很多人也不了解。《旧唐书·经籍志》未予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则附列于集部文史类《文心雕龙》、《诗品》之后，《崇文总目》载入杂史类末，甚至著名史家郑樵仍置此书于正史中之通史类。(《通志·艺文略》)自《郡斋读书志》始列入史评类。而尤袤《遂初堂书目》置于史学类，才把它置于恰当的位置上。然亦可见了解此书的人，确实很少。《永乐大典》广搜载籍，竟遗是书。胡应麟亦言时无刻本，而凌遇知竟“至以知几为宋人”。虽属可笑，然亦可见其书其人尚不为人所重视。 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史通》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陆深刻。据明刻原版陆氏“题蜀本史通后”云：“嘉靖甲午之岁，王舜典迁自川蜀，惠之刻本，读而终篇，已乃采为会要，颇亦恨蜀本之未尽善也。明年之末，承乏西来，得因旧刻校之。订其错简，还其缺文。”这一段文字说明两件事。一是他读完《史通》后，即“采为会要”，《史通会要》三卷辑入其自编嘉靖刊《俨山外集》。各卷另立篇目，如上卷即分《建置第一》、《家法第二》、《品流第三》、《义例第四》等目，其内容虽就《史通》铨综其说，然亦附以后人论史之语，间参己意。《建置第一》述史官建置，即续至宋、元、明代。第二是陆本据蜀本校订。惟据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陆刻蜀本《史通》其补记《因习》上下、《曲笔》、《鉴识》四篇残脱疑误，不可复读，文裕(即深)题其篇末，而无从是正。”盖因陆氏实无别本可参，故仍多脱讹。其后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见无锡秦柱家藏宋刻《史通》，校而刊之。较为完善。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刊行。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张鼎思“家有抄本，又于莆田吴氏得陆刻本，校勘删订”(张鼎思《史通序》)，其书始可读。流行亦较广，四部丛刊曾予影印，世称善本。但似未见张之象本，仍多脱误。 明代训释《史通》的，先后刊有李维祯、郭延年之《史通评释》、陈继儒之《史通订注》及王惟俭之《史通训故》。李字本宁，郭名孔延，王号损仲，李、郭评释，王训故，四库均予存目。而陈订注，四库未录，近人亦鲜有知者。关于李、郭评释本，四库总目提要云：“维祯因张氏之本，略为评论，孔延因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凡每篇之末标‘评曰’者，皆维祯语，标‘附评’字，则孔延所补也。维祯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微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并漏。”覆按原刊，此言尚符实际。惟其言“张本”，乃指张鼎思本。据《史通订注》附载“张睿父(即之象)继校史通序”后附郭延年按语云：“延初据豫章刻(即鼎本)评释，不获见云间(即张之象)本书，既就，请正新市李本宁太史，公发云间本来，始得补《因习》二篇全文，而又为延年正二百三十余字，于是《史通》始成全本。”则李、郭《评释》本实据鼎本校象本成书。四库馆臣说仅据鼎本，误。清初考据家何绰就此书已厘正《曲笔》、《鉴识》两篇之误，疑其未必可信。因为未见上引郭氏按语，今就象本与评释互校，可信郭氏按语不虚。 《史通订注》据《评释》本加以订注。其注文“以本篇为题，次第注之”。即按篇目次第作注。“事少字少者、音义注见册颠。”(《史通订注》)注文多习见者，虽无新义，然在正文前集录前人有关《史通》评语，尚便查考。 《史通训故》系据李、郭《评释》本，又以张之象藏本参校勘定。王惟俭自云：“嗣从王思延得华亭张玄超(之象)本。”黄叔琳又为其“独得宋时旧本。”(《史通训故补》例言)可断定其所得者乃张之象所藏宋刊旧本。自称增入《因习》一篇，并于《直书》、《曲笔》二篇有所更定，又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取郭本相校，仅《曲笔》增入一百一十九字，而《因 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具见郭本实已据象本厘正，惟俭特据其订正之文而已。郭释漏略特甚，惟俭引证较详，可谓后来居上。《史通训故》流传不广，初王渔洋“访求二十年始得”。(《夫于亭杂录》)至乾隆时，叔琳始就其书删繁补遗，著史通训故补》。叔琳，觉圃，《清史稿》有传。自称“《史通》鲜训释，惟延年所注，盛行书塾，而援引踏驳，枝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纸缪。后损仲更注《史通》，名日《训故》，远胜郭书，然伤于太今广所未备，并标‘补’字以别之。”(《史通训故补》例言)是书刊于乾隆十二年(1747 )，《四库存目提要》云：“是书与浦起龙《史通通释》同时而成，而此本之出略前，故起龙间擦用，所称‘北平本’者，即此书也。注释不及起龙，而不甚改窜，犹属谨严。” 浦起龙，字二田，无锡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乾隆二十七年卒(1762年)。雍正二年(1724年) 进士，仕至苏州府教授。据《通释》序说，他自乾隆四年粗读《史通》，乾隆十年归老，开始钻研是书，病郭本“臆评”，王本“善匿”，自乾隆十三年至十七年，成《史通通释》，并即刊行。在此期间，又得北平本，采用黄氏补注数条。近见南京图书馆籍部藏有浦批《史通训故补》，载有朱笔后跋略云：“《史通训故补》版在都，吾郡得见者少。去冬书客郑姓携是书来，且云书头上墨笔评语系浦二田之笔，考校精核，指驳黄氏纰缪处，出此老手笔无疑。”未署跋者姓名，惟书“辛卯夏四月二十八日”。辛卯当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时距浦卒十载。细绎全书批语，其见解、语气，与《通释》文意相符。具见浦氏研读《训故补》颇为精审。而其于李、郭、王训释，《通释》书所引虽仅寥寥数字，而阴用其说，亦数见不鲜。如知几误以《科录》作者为元晖业，郭、王已先纠其谬，则《通释》实已悉取前人训释之长。他又“博考载籍，用力甚勤，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惟轻于改窜古书，往往失其本旨。又评注夹杂，为坊刻古文之式，于注书体例更乖。”(《四库总目提要》)李慈铭甚至斥其“识趣既卑，文又拙涩，全是三家村学究气。”(《桃华圣解盦日记》)李详亦谓“刘知几熟精文选，浦氏有不能尽知其出处者。”(《媿生丛录》)亦有《史通》本不误，而疏于考究，轻率臆改者。然自浦释问世，迄今两百余年，刊布《史通》者，实已独行其《通释》。纪昀《史通削繁》，全削《载言》、《表历》、《疑古》、《点烦》四篇，其余各篇大多加以刊削，而又首尾贯穿，全无斧凿痕迹，堪称天衣无缝。注释悉用《通释》原文，汰其支赘。有谓此书可作读《史通》之初阶。但对研史之士，实无所裨益。盖其所删削，仅足供研讨纪氏学术思想之一助。惟其眉评，间有可取。 近人陈汉章有《史通补释》，杨明照有《史通通释补》，彭啸咸有《史通增释》，程千帆有《史通旧解订讹》及《史通笺记》，均就浦释中一些条目，层垒增补，征引繁富，补直够漏，颇有裨益。惟尚无就《史通》全书，全面另作注释者。且自郭、王训、释，至浦释集其大成，后此增补，类多就文理言，鲜有就史学角度，探究其奥秘者。与浦氏先后同时，清初考据家何焯、卢文弨、顾广圻皆致力于《史通》文字之校订，有校本行世。冯己苍、钱遵王亦有评校本。卢文弨得冯、何、钱三家校本。并且得华亭朱氏(邦宪)影钞本以校《史通》，辨其异同疑误，收入《群书拾补》中，往日共推为校本中最精者。近人孙毓修复辑孙潜夫、顾广圻、邓正闇藏本中校语，录为《札记》，附人四都丛刊本《史通》卷末。顾校时采《群书拾补》，讥弹旧校。《丛刊》第二版尚附有姜殿扬补校。校影印鼎本个别形近的误字。 四 《史通》是刘知几自己“区分类聚，编而次之”的。(《序录》)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它对隋、唐以前史学发展作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并用归纳法总结出一些史学理论原则，明确以后史家的任务，特别是在历史编纂方法上，提出一些积极建议。对加强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史馆制度，予以激烈抨击，而深加赞誉史家独断之学。对我国史学发展有良好促进作用。 由于他是用归纳法全面总结史学发展趋势，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每篇虽各有重点，但其所征引的论据和例证，就难免前后重出或相抵悟，有人遂从而指摘其自相矛盾之瑕疵。实际上《史通》和后来较多的史评著作不同，史评如《读通鉴论》、《二十二史札记》等，一般是分论一人、一事或一书，而《史通》虽也有些篇目如《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中、下及《五行志错误》与《杂驳》是分条或专论一书之得失的，但其内篇主要是从若干史籍中探本寻源，摘出其共同具有的特点，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其得失利弊，阐述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四库总目》史评类序说：“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札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繙史略，即可成文，故其书动至汗牛。”已约略指出史学理论与史评之分。此后章学诚《史籍考》遂析史学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章氏遗书补录》)张之洞析为“史法、史事”(《书目答问》)，直至梁启超始以《史通》、《文史通义》为理论，《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为事论，《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等为杂论。(《饮冰室文集·新史学》)我们认为只有把《史通》当作史学理论书来读，才能不纠缠于枝节问题。 我们笺注《史通》，就是试图从史学角度探索其史学思想之本源，阐述其治史态度与方 法，为深入研究其史学理论提供一定的便利。笔者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