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朝贡体系

33 解构朝贡体系 * 张 锋 内容提要 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缺乏严谨的、系统化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经典范式还是 19 世纪之前就已在西方出现的朝贡体系。 本文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基本性问题出发，尝试指出挑战 这一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希望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 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古代东亚 国际政治 朝贡体系 费正清 在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严谨的、系统化的理 论的缺失。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华帝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阐述性著作越 来越多，但能解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性成果乏善可陈。在这领域经久不衰的 概念是 19 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出现的所谓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直到 今天，这个概念还在从根本上影响我们阐述、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方式。 * 感谢王赓武、陈兼、林春、唐世平、赵汀阳、杜赞奇、郑永年、Paul Evans、Brantly Womack等对本文提 出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感谢 Chris R． Hughes和许田波对本文研究的支持与指导。本文曾在 2009 年 6 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赓武学术会议上宣读，感谢与会者的评论。 《国际政治科学》2010 /2(总第 22 期) ，第 33—62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34 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至今还 未从理论或史实上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方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进行批判性评价，希望能澄清基 本概念，扩大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主题和视角，并提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 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向。众所周知，关于朝贡体系的文献主要是历史 学文献。从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评述它，难免会有学科不兼容的问 题。我认识到历史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建立综合性理论，因此会把重点放在朝贡 体系现有范式相关论述本身的价值及其对史实的诠释能力上。 长期以来，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在西方特别是美 国，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是东亚外交史研究的全盛时期，这主要归功于著 名汉学家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一代学者的开创性努力。① 但是，70 年代 以后，历史学家对外交史兴趣渐失，外交史在史学上的地位也被边缘化，古东亚 外交史成了冷门，研究人员屈指可数。② 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这 三十年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经典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 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一文献的重大缺陷在于分 析上的模糊和实证上的疏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一代西方历史学家开 始重新检验费氏朝贡体系和中国世界秩序的框架，既指出了其潜在概念假定的 问题，也提供了新的史实来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其论述的缺陷。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批判并不 寻求新的解释性框架来替代朝贡体系范式。 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有充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相关著作包括: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6，No． 2 (June 1941) ，pp． 135-246;J． K． 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No． 2 (February 1942) ，pp． 129-149; 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esp． chap． 2;and 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sp． chap． 1。中译本见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对费正清学术生涯的简介，见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John E． Wills，Jr．，“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Neptune，Vol． 48，1988，pp． 225-229，at p． 229; Michael H． Hunt，“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Harry Harding，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pp． 1-42，at p． 37，fn． 14． 35 分的兴趣。就像欧洲国际关系史是发展并检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一样， 东亚国际关系史也可以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虽然这种理论潜力显而易 见，真正通过彻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深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还不多见。一些相 关著作以二手资料为基础，本身就阻碍了分析和理论上的创新。① 不过，近年 来潜心耕耘这一领域并尝试理论创新的学者都提出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论点。 最著名的是江亿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和许田波 (Victoria Tin-bor Hui)的《战争与国家形成》。② 但是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 解析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古代国家形成过程，朝贡体系不是其着眼点。除了最 近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关于中越关系的新作，③系统研究朝贡体系的国 际关系学著作还不存在。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认识到朝贡体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学者 认为它是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④ 这当然是有可能 的，但在使用朝贡体系来建立中国学派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把朝贡体系这一概 念考察透彻———它的来源和演变，它作为一种历史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及其相 关理论模型的优劣之处。有些学者在讨论朝贡体系时，似乎认为它是一种一成 不变的历史体系，并把费氏诠释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我认为费氏模型支撑不 起中国学派或其他严谨的创新性理论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与其拿朝贡体系这 个概念来创建中国学派，还不如先思考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朝贡体系作为一种 历史机制的起源与演化。 理论创新是长期积累的成果。我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理论，而是将重点 放在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本身，并由此评估以朝贡体系为核心概念的相关理论模 型与观点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分析效用和诠释能力。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③ ④ 例如: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Calif．:RAND，2000)．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中文版见许田波 著:《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3 期。 36 三种相互关联的朝贡体系的使用方式。本文依次讨论这三种用法，并将焦点集 中在费氏模型，毕竟费氏建立了朝贡体系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了几代学者。在吸 取现有批评的基础上，①我尝试对费氏模型做出一个系统的评价。因为费氏的 研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学 术体系有诸多缺陷并不奇怪。②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现有的问题，提出解决 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核心是对费氏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并 以此为基础探索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进行新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的可能性。费 氏认为“每一个重大的课题都值得每一代人去重新研究”，③并对没有人有意识 地去改进或者推翻他的研究感到失望。④ 在费氏基本研究成果发表半个多世 纪后，中西方学者都有义务来重新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术体系，并把古代东亚 国际政治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我的基本论点是，现有文献中三种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式或观点都有内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这些批评包括:Joseph F． 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206-224;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John E． Wills，Jr．， Pepper，Guns，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1662-1681 (Cambridge，Mass．: 1974) ;John E． Wills，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 (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John E Wills，Jr．， “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Neptune，Vol． 48 (1988) ，pp． 225-229;Arthur Waldron，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 31;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James A． Millward，“Qing Silk-Horse Trade with the Qazaqs in Yili and Tarbaghatai， 1758-1853，”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7 (1992) ，pp． 1-42;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 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in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ed．，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500，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 (London:Routledge， 2003) ，pp． 51-77;Peter C． 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Nicola Di Cosmo，“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Tribute，Trade，or Gift-Exchange?”in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eds．，Political Frontiers，Ethnic Boundaries，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Curzon Press，2003) ，pp． 351-372。 参见 Paul M． 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1988)。 同上书，第 56 页。 感谢 Paul Evans教授对此提供的信息。 37 在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 治。必须认识到，朝贡体系在成为一种事实描述对象之前首先是一个学术概 念;它是“一个用于描述目的的西方发明”。①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考察这一西方 发明的有用性。虽然这一概念明显抓住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 征———中国及其邻邦之间以礼制交往为主要特征的朝贡关系———多年来对它 的过度强调也使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及实证上产生了偏颇与缺失。一个单一的 朝贡体系的视角，不管其发展得如何完善，都无法拥有完全的解释力，因为古代 东亚国际政治并不局限于封贡及其相关的行为方式。 一、关于朝贡体系的三种观点 从 19 世纪开始，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无法有效应对西方挑战的一个根本 原因是清朝以天下观为基础、以朝贡礼仪为手段的僵硬外交。从那时起，他们 就把朝贡体系与传统中国外交联系起来，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一整套独特的思 想、礼仪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被统称为朝贡体系，并认为这是导致晚清外交顽固不化并致崩 溃的根本原因。不过，朝贡体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一直要到费正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对它进行系统的诠释和发展后，才成为东亚外交史研究的核 心概念。除了费氏模型之外，现有文献中另有两种对朝贡关系的诠释与研究 方法。 (一)费氏诠释 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诠释影响最大，不仅一度风靡欧美学界，也深刻影响 了中日韩等东亚学界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② 但是费氏框架也广受批 评，近年来学者普遍认为费氏将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简单化与理想化。即便如 此，任何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是无法绕开这一学术构架。本文将对费氏模型作批 判性反思，本小节先介绍其基本内容，之后两大节将指出其在概念和史实上的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Mark Mancall，“The Ch'ing Tribute System:An Interpretive Essay，”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63-89，at p． 63． 参见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 9 月第 3 期。 38 主要缺陷。 费正清和邓嗣禹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媒介”，并且是 “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是“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 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①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费正清在之后的著 作中将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即所谓的“中国的世界 秩序”。 费氏模型的一个核心假定是“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 ，即中华帝国 自称的中心性和优越性。② 从华夏中心主义出发，中国统治者要求外邦承认其 优越性。费氏因此认为中国与其他政体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式的和不平等的， 就像中国社会本身”。③ 古代东亚秩序因此“在理论上是被中国天子的普世优 越性所统一与中心化。其组织方式并不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统治者之间以领土 为单位的统治，而是所有地方政权从属于中国皇帝令人敬畏的中央权威的方 式”。④ 这一关系的等级性基于中华“上国”与其“藩属”在文明与物质优劣性 上的差距。要想与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尊重这一等级性并承认中国的优越 性。因此，“如果外邦想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中国就期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 使它们成为朝贡国”。⑤ 关于行为动机，这一模型提出，中国统治者建立朝贡关系是因为外邦朝贡 能给其统治带来威望，外邦愿意朝贡则是因为它们希望通过朝贡打开与中国贸 易的渠道。因此，“贸易与朝贡是同一对外关系体系的相关的两个方面，中国 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道德价值，而蛮夷们则更看重贸易的物质价值”。⑥ “朝 贡的道德价值”意味着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外邦朝贡的功能在于证明他们统治 的合法性。对外邦统治者来说，贸易是最重要的动机，“以至于这一整套机制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airbank and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 137，139．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p． 1-2． 也可参见 C． P． Fitzgerald，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and John Cranmer-Byng，“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No． 53 (Jan． -Mar．， 1973) ，pp． 67-79，at p． 68。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2． Ibid．，p． 9． Ibid．，p． 4． Fairbank and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p． 140-141． 39 (指朝贡体系)从外部看来就像为商贸而设的巧妙工具”，①而且“朝贡使团的主 要功能是作为贸易的一种工具”。② 另外，文化吸引力和德治是中国施展影响的主要方式，“外邦统治者在参 与中国世界秩序时需要通过遵守相关礼仪与中国天子打交道”。③ “中国世界 秩序”因此是一个卓越的文化体系，主要通过双方的文化规则和实践来维持， 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守中国礼制。 很明显，费氏模型的目的在于描述并诠释从中华文明开端一直到 19 世纪 这段历史长河期间中国与其邻邦之间的官方关系。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作为 历史学家，费氏并没有想通过朝贡体系的概念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论。他 “并不想建立关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理论并且多次对抽象理论表示反感”。④ 费氏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如何定义并理解中国世界秩序及其核心特征;也是为此 他才强调中国统治精英奉行的华夏中心主义。他恐怕从来没有为自己定过要 建立能够诠释整个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综合性框架的目标。⑤ 他的研究方式 是先提出一些基本概念来指导具体的历史分析，并期望这些概念能在未来研究 中得到改进与发展。因此，对他的模型评价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应该在于其朝贡体系及中 国世界秩序的概念与范畴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体现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精 华。对其缺陷的认识则能启发我们研究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新思路。 (二)中国史学界的制度史方法 朝贡体系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史学界关注的对象，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引人注 目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界的研究传统是把研究主题定位于朝贡制度，也就是 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官僚制度。⑥ 研究重点是中国历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airbank，“Tributary Trade，”p． 137． Ibid．，p． 145．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10． Evans，John Fairbank，p． 5． 感谢陈兼教授指出这一点。 代表性著作包括: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喻常森:《试论朝贡制 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 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40 朝与外邦交往的礼仪与规章制度在组织与功能上的演变，即中国在对外关系上 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官僚体制及文化表述的历史发展过程。例如，研究明朝朝 贡制度，就需要研究包括朝贡礼仪、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贸易、朝贡组织及管 理机构等在内的一整套官僚制度。 这一研究方法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它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处理对 外事务的制度性建设，忽视了中国与外邦之间的互动。朝贡体系成了只是中国 单方面的朝贡制度。这样的朝贡制度只能说是中国对外关系官僚制度方面的 体现，无法作为理解中国与外邦之间相互的综合性关系的基础。使用这一研究 方法的学者，有时有一种过度强调朝贡关系中礼节性和象征性成分的倾向。例 如，李云泉在对朝贡制度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分析后，认为中国统治者在乎的 主要不是朝贡关系的实质，而是其表象以及其在证明中国优越性方面的作 用。① 虽然这指出了朝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不能作为对中国传统对外 关系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因为中国对外关系包括了但不仅限于朝贡关系。 把朝贡体系单向化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式管理，对于理解中国对外关系 的历史演变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朝贡制度在历朝官僚化的过程。但 是这种研究方法无法说明中国与邻邦之间的综合性关系。而且，过度强调朝贡 制度的官僚性特别是礼仪，容易产生朝贡关系只是象征性的礼仪关系的假象， 从而忽视中国对外关系中灵活和实用的重要方面。最近有史家呼吁，中国传统 对外政策的研究必须同时包括思想、制度与政策三个方面，可谓切中了当下研 究的要害。② (三)国际社会机制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学者把朝贡体系看作古代东亚国际社会的机 制。古典英国学派对机制的定义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一套习惯与 实践”。③ 从这一视角出发，张勇劲提出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秩序的根本性机 制。他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世界秩序内部体现了哲学假定与机制实践，并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 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77) ， p． 74． 41 且组织了中国与其他‘中国治下的和平’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它们的合作 的根本性机制”。① 中国与其邻邦是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的。因 此，朝贡体系体现了像华夏中心主义这样的文化假定，并且描述了外邦向中国 进贡及中国对外邦的回赠与册封等规范与实践。 作为一种英国学派意义上的国际机制，朝贡体系成了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 一个关键诠释因素。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角，却也导致 了新的分析性问题。首先，虽然朝贡体系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古代东亚国际 体系中的唯一机制。单靠朝贡体系本身不足以说明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全部 形态。英国学派通过对欧洲历史研究而概括出的其他国际机制(如战争)在东 亚历史上也存在过，而且东亚可能出现过欧洲不曾出现过的国际机制(如和 亲)。所以，我们不可因为过度强调朝贡体系的意义而忽视了其他发挥过重要 作用的机制。 采用机制视角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机制本身也需要解释。② 如果我们想 要理解中国建立朝贡体系及其他政体参与朝贡体系背后的动机、利益与战略， 我们就需要首先解构并且解释朝贡体系本身。问题不在于朝贡体系能否被看 成一种国际机制，而在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能够带来多大的解释力。 第三，把朝贡体系看作一种国际机制而忽视其历史演变容易给人一种假 象，即朝贡体系是一种固化的、一成不变的系统。但是，实际上，不同历史时期 的朝贡体系在基本特征与行为实践上差别巨大。因此，在讨论朝贡体系时，经 常需要指明是指哪个朝贡体系。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贡体系之间的异同 非常必要，否则就无法理解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演变的本质。这也揭示了单一的 机制视角在解析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不足之处。 上述三种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视角，在具体论点和学术史进程上都有一些 明显的关联性。比如，英国学派把朝贡体系当作国际机制的视角就与费正清把 朝贡体系当作中国对外关系的媒介的论点非常相近。本节已经对朝贡体系研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Yongjin Zhang，“System，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Cox，Tim Dunne and Ken Booth，eds．，Empires，Systems and States: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43-63，at p． 57． 参见 Christian Reus-Smit，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Culture，Social Identity，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42 究的中国史学界制度史方法与英国学派机制视角作了初步的评价，下面将在继 续深化这些批评的同时集中对费氏模型进行评价。 二、费氏模型的内在缺陷 本节探讨费氏模型在逻辑上的严密性与一致性，提出关于这一模型的诠释 力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这一模型的假定的适用性程度。诠释性论述在很大 程度上基于核心假定;假定越切合实际，论述也会越合理有用。第二，这一模型 的内在逻辑是否清晰一致?逻辑混乱的模型反而会阻碍对具体事例的分析。 第三，这一模型的阐释力有多强? (一)假定 上节已经提到，费氏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华夏中心主义，即中国统治者认为 自己是已知世界的中心且在文化上和物质实力上都要比周边政权优越。从这 一假定可以推断出，中国会设法让外邦通过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方式承认其优 越性。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天子自称天下共主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统治整个世 界。① 当时统治精英所谓的天下主要指的是中华帝国周边区域，基本上是今天 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一部分。台湾学者高明士指出，按照中国传统观念， 世界可以按照中国影响力的递减而分为三个区域:内臣地区、外臣地区及暂不 臣地区。② 中国王朝并不期望把权威扩展到暂不臣地区，甚至还经常平等对待 当地的政权。例如，在不同时期，汉对匈奴，隋唐对突厥、回鹘、西藏等部落都曾 保持过兄弟间的关系。当这些部落强盛并构成安全威胁的时候，它们被当作敌 国而不是朝贡国或属国看待。华夏中心主义的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太 适用。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 2003 年版，第 508 页。亦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第 111 页。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 2003 年版。 43 华夏中心主义的第一个问题是其有用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① 按 照多数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国统治者从先秦以来就几乎一成不变地奉行中 国优越论。但是这种自我优越感的永恒性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表象和假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有一种“把事实与叙述分 开的传统”，②即使事实变了，话语叙述还可维持原状。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 上，难道中国统治者对外决策时都只是基于华夏中心主义?我们至少应该对中 国统一强盛时期与中国分裂弱小时期作一区分，因为物质力量和外部环境对决 策经常有决定性影响。王赓武曾指出，中国优越性的话语表述“是基于实力之 上的，在弱小和混乱时期它毫无意义”。③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史上，中国优越性 在很多时期是一种事实，但在另外一些时期则是明显的虚构，是一种自我陶醉、 自高自大的迷思罢了。④ 华夏中心主义在决策上的具体效用是受当时的实力 状况影响的。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可能更多的受事态逻辑的影响，而不是华夏 中心主义的朝贡意识形态所引发的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⑤ 南宋就得在 1138 年向比其强大的金称臣。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历朝甚至是强势王朝如汉、 隋、唐等，都不得不与西北游牧民族政权建立“兄弟”或平等关系。有学者指 出，中国从远古起就有一种必要时与邻邦在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的内在 传统。⑥ 华夏中心主义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假定，因为这时事实或 多或少与信念相符。但即便如此，它对政策的影响也需要具体考察。过去很多 学者认为华夏中心主义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僵化。但事实并不如此:在不同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中国优越性观念的演变，见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34-62。 Wang Gungwu，“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pp． 47-65，at p． 62． Ibid．，p． 57。 Wang，“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p． 36． Wills，“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p． 226． Jing-shen Tao，Two Sons of Heaven: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8) ，p． 8;cited in Q． Edward Wang，“History，Space，and Ethnicity:The Chinese World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 10，No． 2 (Fall 1999) ，pp． 285-305，at p． 295． 44 时期，汉、唐、明、清等朝的对外政策都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外向性。① 华夏 中心主义也并不意味中国就一定要求外邦的臣服，即使是在中国国力强盛的时 候。比如，唐朝就没有坚持要日本臣服。②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华夏中心主 义真的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力，那么为什么这种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思想“并 没有转化为全面征服并支配‘劣等’民族的冲动”③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可见，华夏中心主义本身对中国支配性政策的存在与否并没有解释力。上 述例子说明，华夏中心主义在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不可被夸大，而且，它 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差异，需要具体分析。④ 在中国软弱时期，华夏中心主义的具体作用就更为可疑。由于弱小的中央 王朝必须考虑其存亡，中国优越性的单一假定必将误导我们对具体事例的分 析。上面已经举了宋朝与辽、金关系的例子。在中国积弱的历史时期，我们同 时需要中国统治者对帝国安全需求的假定。美国学者卫思韩因此在其关于朝 贡体系的著作中强调“防御性”的概念。⑤ 费正清也认识到对于中国统治者来 说，“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在军力不济的时候维持中国的优势”。然后他列 举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与手段”。⑥ 但是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融入到其模型 中。因此，虽然费正清完全了解中国历朝有违华夏中心主义的政策，⑦他的朝 贡体系模型反映的还是中华帝国的官方观念，在政策形态上则把中国对外关系 理想化。另外，这一模型还把中国文化本质化和绝对化，似乎中国统治精英就 只能看到自己的优越性而无法认识到文化与外交的复杂性。 在构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解释框架时，华夏中心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缺 少的假定，但它不应成为唯一甚或首要的假定。卫思韩就认为从华夏中心主义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ichael H． Hunt，“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Harry Harding，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pp． 1-42，at pp． 6-7． 宋成有:《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互动关系论述》，台北中 央研究院 2002 年版，第 41 页。 Wills，“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p． 226． 有学者指出“传统天下观具有开放和封闭两种模式”。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 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7 页。 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Wills，“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11． John K． Fairbank，“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 47，No． 3 (April 1969) ，pp． 449-463，at p． 459． 45 出发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绕过考虑所有证据、所有 机制与行为形态的必要过程”并且会“缩短本来应该从建立人类需求与动机的 广泛的相似假定出发的诠释过程”。① 华夏中心主义假定的第二个缺陷是其片面性或不完全性。费氏模型虽然 主要阐释中国对外政策，但也讨论了中国周边政权参与朝贡关系的动机。但是 华夏中心主义只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假定，费氏模型既然没有提供对其他政权 政策的动机假定，是否就能认为其他政权都乐意成为中国政策的被动反应者而 加入朝贡体系呢?是否就能因此认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认同了中国优越论? 我们应该如何得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对他们自己对外政策的总体认知? 费氏模型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认同了中国官方的观念并遵循了中国的要求。② 最后，华夏中心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上的假定。这反映了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界以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为核心诠释因素的学术倾向。③ 但是之前已经指出，即使对于中国强盛时期的对外政策而言，单纯的文化假定 是不够的。社会文化解释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它们需要由其他因素支撑的并 在其他层面展开的解释来补充。 在分析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时，有时另一潜在的假定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与 世界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政策极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一套独特的、有别于西方 体系的语言和分析工具来解释中国对外政策。当前的一些中国学者似乎有这 种倾向。这反映了希望开辟新的途径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术愿望，这种意识本 身并没有问题。但从这种希望独立于西方、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愿望本身， 并不能反推出古代中国对外政策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差异性当然存 在，但同时恐怕也存在着相似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同时受到文化、 实力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也不是例外。诚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 对实力、安全、利益这些概念的理解会有差异，但这些概念无法被完全化约为文 化。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进步，需要从对中国或东亚特殊性的假定扩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③ Wills，“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p． 226． 基于中华中心主义，费正清写道:“粗野的外来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的愚钝，无法不欣赏中华文 明的优越性，并很自然的寻求‘来化’以分享其中的好处”。Fairbank，“Tributary Trade，”p． 132。 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p． 189． 46 展为对不同地区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二)逻辑 费正清似乎并没有下意识去建立关于朝贡体系的一系列表述之间的逻辑 关系，因此论点之间有时互相矛盾，需要进一步澄清之处甚多。比如，他强调中 国建立朝贡关系主要是为了自卫，但又指出朝贡关系也可被用作扩张。“大致 而言，宋朝使用朝贡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元朝将其用为扩张，清朝则用其促进 外事上的稳定”。①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不同朝代在使用朝贡关系 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如何理解中国优越性的假定与中国统治者将朝贡用作防 御、扩张与稳定之间的具体关系?从朝贡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中归 纳出一个一般化的朝贡范式也许是可能的，但是费氏并没有这么做也可能没有 这么做的意图。但他似乎又想把其有限的、主要是从清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归纳 出来的朝贡模型应用到之前的历史中去，这就暴露了其原有模型的局限性。这 提示我们，如果把朝贡体系看作是一种历史机制，首先必须研究它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具体形态，然后再通过比较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同得出一般化的结论 或框架。这是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或者也可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本文后一 节会略有论及。 费氏模型在逻辑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对中国世界秩序等级性的语焉不详。 费氏将等级性看作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最近韩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康燦雄对东亚国际关系等级性的研究在学界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② 但总体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等 级性的起源与条件、稳定的因素及其对体系内成员行为形态上的影响都所知甚 少。就费氏而言，虽然等级性从中国的角度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统治精英相信 中国优越论，但其他政权是如何认同并从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的呢? 费氏所强调的儒家文化是否足以建立这种等级体系?费氏所指出的另一动 机———贸易———是否足以使外邦承认中国的优越性?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指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Fairbank，“Tributary Trade，”p． 137． David C． 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7，No． 2 (Spring 2003) ，pp． 57-85;David C．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47 出，中国的邻邦———从日本到越南———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思想;不 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论与中国优越论有在同一历史时期并存的现象。① 朝鲜就把自己看成小中华，根本看不起夷狄之邦的满清。② 华夏中心主义到底 是否、在何时、且以何种方式成功克服了其他政体各自的中心论，至今还未有过 详尽的研究。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对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建立的可能 机制的研究。另外，上面已经指出，费氏指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有一系列不同 的目的和手段。③ 那又如何把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手段整合到一个逻辑连贯的 框架中去呢?由此可见费氏模型漏洞之多。 (三)诠释范围 从表面上看，费氏模型似乎想诠释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所有方面，因为朝 贡体系被定义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但是细看其表述，则会发现它讨论 的大多是中外朝贡关系中礼节性的一面。同时它又将重点偏向于中国文化圈， 即中国与朝鲜、越南、日本及琉球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虽然重要，中国与西 北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治史上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与游 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经常伴有冲突和战争，和平的朝贡关系也是存在的。任何朝 贡关系的框架都必须把这些关系考虑进去。另外，费氏的讨论局限于朝贡的意 义以及朝贡与贸易的关系，但是朝贡和贸易并不是中国与外邦之间关系唯一的 甚或最重要的部分。费氏模型因此忽视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多样性。中国 与其他政权交往时相互政策背后的动机、方式和战略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被 深入探讨。费氏模型把朝贡体系看作一个世界秩序，但它的核心问题却局限于 朝贡关系中礼节方面的一小部分。 这个模型本身也带有一种学术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它把分析焦点集中在 中国对外政策上，而对其他政体的政策只是一笔带过，这就限制了它对双方关 系互动的诠释力。④ 另外，由于深受华夏中心主义的影响，它有一种从中华帝 解构朝贡体系 ① ② ③ ④ Wang，“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p． 60．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 馆 2007 年版;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书城》2004 年第 9 期。 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p． 13． 这一“中国偏向”是相关文献中的通病。 48 国官方角度描述东亚政治的倾向。这无疑与费正清过度依赖中国官方文献有 关，这些文献几乎无一不将外邦来使描述为向中华皇帝进贡的贡使，从而将朝 贡关系普遍化和理想化。 总体而言，费氏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静态的框架，缺乏变化的 意识，反映的主要是中国朝廷希望看到的世界秩序”。① 在这样一种僵硬的框 架下，它把主要分析空间集中在朝贡关系的礼节性方面，如册封、封典、贡献礼 品与方物、回赐、叩头、贸易特权等等表现形式。这难免使人疑问:难道朝贡体 系就只有这些内容?难道中国与其邻邦在外交上就只限于这些礼节与形式? 费氏模型根本忽视了双方关系的灵活性、双方态度与政策的演变以及它们动机 与战略的多样性。很多历史学家因此批评这一模型为“单调的”、②“单一的”、 “不变的”。③ 三、费氏模型与明前期东亚政治 不管是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官僚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还是一种国际机制，朝贡体系在 明朝，特别是洪武(1368—1398)与永乐(1403—1424)两朝，达到了一个全胜时 期。④ 因此可以恰当地把费氏模型拿到这一时期来检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这对费氏模型而言是一个“容易通过的检验”。如果在这里出现问题，这个模 型的一般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本节将用洪武与永乐两朝时期中国与朝鲜、日 本及蒙古部落之间关系的例子来检验费氏模型的有效性。下面提出的三个问 题是:在这一中国强势时期，华夏中心主义的假定在具体政策分析上有多大用 途?这一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中国与邻邦之间的关系?它在多大程 度上诠释了双方政策背后的动机、目的与战略?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Wang Zhen-p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fore the Eleventh Century: Modes of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Re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PhD 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9)． See also Perdue，“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p． 66． Di Cosmo，“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Millward，Beyond the Pass，p． 158． Fairbank and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p． 137;Mancall，China at the Center，p． 13; 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p． 14． 49 (一)华夏中心主义假定 华夏中心主义对于像前明这样统一与强盛的时期是一个有用的假定。洪 武与永乐皇帝总体上都从中国优越论的角度出发，希望邻邦向其称臣进贡。① 不过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比如，约瑟夫·弗莱彻很早就指出，永乐皇帝 在 1418 年写给帖木儿王朝的一封国书中并没有从中国天子居高临下的口气出 发，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与对方地位相当的君主。② 这个例子表明，华夏中心主义并没有妨碍中国统治者采取实用的政策以达 到具体的目标。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