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引用他人著作须知

香港中文大学引用他人著作须知 　　整理旧文档，找到一份以前写博士论文时候参考的准则：《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引用他人著作须知》。其实香港中大入学的时候，每个学生都会发一本厚厚的著作权手册；要获得学位，也必须经过著作权考试，拿到及格证书。社会学系的须知，我个人觉得更适用于文科论文，其中“体贴”地指出如何摘录、意译、借用他人观点……的应对措施。后来留校执教，批改学生的学期论文也常根据这一须知给分。2006年前后，香港中文大学有些学系已经开始使用电脑系统分析抄袭行为，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术支持小组，学期末打分数的时候，把学生的论文提交给这个系统，机器会给每篇论文给出一个技术分。 　　引用文献率，抄袭类同率（按照百分比的不同），哪些意译、摘录而未出注……凡此种种，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分析之下，有可能一篇活色生香的文科论文顿成无味鸡肋。如果当初汪大师有些换了主语的论述文字也被系统分析分析，大概也会原形毕露吧。 　　联想自己本科的论文也是在参考、消化前辈们研究的过程中“拼凑”而成的，有时也不免对学生的论文稍稍留情。但是有一条原则，我认为学生应该在本科阶段学习掌握并且贯穿于以后的学术生涯的：要把你参考他人研究的思考过程，在注释中体现。 　　以下是网络简略版。PDF的全版，放在附件里（是这里吗？头一次操作，见谅！） 引用他人著作須知 [当撰写专题研究报告时，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引用他人著作而不致掉进抄袭的陷阱呢 ? 其实，怎样才算是抄袭行为?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手册（1999: 623, 649），下列各项属于抄袭行为（plagiarism）： 抄录已出版或未出版之资料而不加引号，不论逐字抄录或更易数字（未出版之数据报括同学作业及课堂笔记）； 意译或摘录他人著作而不加注明； 借用他人之论点而不加注明； 引述「事实」（人所共知而毋需印证之事实除外）或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出处。 现举数例以说明何谓抄袭行为。 （一） 逐字抄录、摘录、意译 例一：费孝通 1986 年所著《乡土中国》一书中第二十八页写道：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 以下是逐字抄录上文的例子： 西洋社会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群己关系截然不同。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 以下是摘录的例子：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所以可以手的，具体的只有己。 以下是意译的例子： 西方社会中团体与个人之关系是清晰的，这尤其反映在国家这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上。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含糊不清的，国家是皇帝的家族的延伸，因此不存在西方所谓的个人从团体中解放的问题，孔子所称道的「克己」是唯一的社会道德。 如果不加引注的话，上述各段均会被视为抄袭行为。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纠正方法： 逐字抄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文中指出，「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1986:28) 摘录：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社会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 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 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 所以可以手的，具体的只有己 .....」（费孝通 1986:28） 意译： 西方社会中团体与个人之关系是清晰的，这尤其反映在国家这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上。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含糊不清的，国家是皇帝的家族的延伸，因此不存在西方所谓的个人从团体中解放的问题，孔子所称道的「克己」是唯一的社会道德。（费孝通 1986:28） 在篇末的参考书目中要加入以下一项 费孝通。（1986）。《乡土中国》。 香港：三联。 （二） 借用他人观点 除了上述情况外，借用他人观点而不加注释亦算抄袭，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二： 「由于马克思对传统宗教的深恶痛绝，使后人误会他是一位无神论者，或宗教的叛逆者、异端邪说者。可是他的学说中却透露强烈的宗教意味。马克思的无神论只是西方传统宗教超越现世神派的否认，并不否认最高（至上）事物 (supreme being) 的存在 ..... 对神的否认，正是对人的确认，人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事物，是人群最需关怀的对象。」（洪谦德 1983:99-100） 以下为借用上文论点而不加引注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旨在透过革命达致人类解放的目的。事实上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中无疑是占最高的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是无神论，更是充满宗教性的一套革命理论，只是现在人类取代了神的地位。 除第一句外，以上段落的观点明显与引文相同。正确的引述方法应该是： 马克思主义旨在透过革命达致人类解放的目的。正如洪谦德指出，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中无疑是占最高的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是无神论，更是充满宗教性的一套革命理论，只是现在人类取代了神的地位。（1983: 99-100） （三） 引述事实或研究成果 不单文章或书本中的论点需要加上注释，他人著作中所引述的事实 (facts) 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research findings) 亦需附注。兹举例说明如下： 例三：对他人在著作中引述的事实的注释： "58 agreements guaranteeing paid holidays had been signed by the unions in Britain in 1920. By mid-20's there were 16-17 percent of the labour-force who receive paid holidays" (Urry 1990:27).. 不单涉及研究数据的文字须要加注，以文字转述亦然： 以下为一个引述外地学术期刊 (academic journal) 的例子： 例四： "In countries where the religiously orthodox differ from modernists in their economic beliefs, the orthodox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e to the left of modernists than to be right" (Davis and Robinson 1999:1653). 原文载于《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年，第104 卷，第6号，1631-65页，在参考书目中可采用以下形式列出： Davis, Nancy J. and Robert Robinson. (1999). "Their Brothers' Keepers? Orthodox, Religionists, Modernists, and Economic Justice i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6):1631-65. 格式是： 作者（年份）"文章名称" 于 期刊名称 卷数 (号数)：页数。 林万亿 (1983) 。「社会福利计划模型分析及其运用」。《中国社会学刊》第七期，页 235-250。 有关书目格式，可参阅如何准备参考书目? （四） 引用非学术性文章或资料 除了学术书目，期刊文章外，其他非学术性的数据或文章论点亦必须加注。以下分别举例说明之： 例五：原文为报章： i) The 1976-77 review concluded that triad societies ..... had degenerated from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organizations to loose-knit gangs of crimina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4. 12.3). (quoted from Ng 1991:23) ii) 许多政治评论认为九四年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的第一次面临考验。 （《快报》。 1994.8.1；《经济日报》。1994.8.2；1994.8.4） (引自孙同文及王家英1995:2） 在篇末参考书目须加上以上所引报章（可连同其标题），格式如下 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quoted from Ng 1991:32) ii) <政党政治第一次面临考验>。《快报》。1994年8月1日。 <政党效应初试啼声>。《经济日报》。1994年8月4日。 <区会之非鸡肋，政党大试牛刀>。《经济日报》。1994年8月2日，第 19 页。 （引自孙同文及王家英 1999:39） 例六：原文为杂志： 南韩大企业的发展资金，很大部分来自公营部门的融资机构，「官商合作」和「官督商办」的情况甚为普遍。 (Clifford 1988:58-60). （引自郑宇硕及雷竞璇 1995:21） 在篇末应将所引杂志文章加入： Clifford, Mark. (1988). "Filling for Divorce" and "Playing the Gam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40(16):58-60. （同上） 例七：原文为政府部门文件或报告书： i)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近三个财政年度的新申请个案逐年增加，从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49906 宗，一九九五至九六年的 63154 宗，增加至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 76350 宗。(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7) （引自李翊骏 1997:22） ii) 因此，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七月一日，这个庄严时刻的全部意义，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后代，建设一个文明、富庶、安定、民主，充满新生命力的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1997:1） （同上书，p.31） iii) 我相信，大家正期待我先从我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房屋和老年人福利等民生问题，讲述香港的未来发展。（董建华，1997:3） （同上书，p.30） 参考书目的格式为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7).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7)。《共创香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席上行政长官董建华施政报告，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香港：政府印务局。 董建华 (1997) 。《追求卓越、共享繁荣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行政长官董建华演说全文》。香港：政府印务局。 （同上书，p.37, 40） 例八：非政府组织报告： i) 在香港青年协会的一个调查中，平均四分之一被访者对目前政治处境没有什么感觉。（香港青年协会 1993） （引自谭少薇等 1996:2, 4） 参考书目： 香港青年协会。（1993）。《青少年调查系列（三）：中英争拗下的青年心态》。香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同上书，p.36） （五） 引用图表 如果引述的是图表 (Table and Figure) ，则必须在表下加上数据源 (sources)。 例十： i) 当数据源是某组织的报告时： Source: GATT (1994). （引自 Castells 1996:84） ii) 当数据源是另一著作时： Source: Kuleshov (1994). （引自 Castells 1996:138） iii) 当数据源是另一著作所引用的某组织报告时: Sources: SOPEMI/OECD; elaborated by Stalker (1994). （引自 Castells 1996:233） 参考书目 （中文部分） 费孝通。（1986）。《乡土中国》。香港：三联。 洪镰德。（1983）。《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 孙同文及王家英。(1995）。《政纲与选举：一九九四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回归分析》． 香港：学术论文第46 号，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郑宇硕及雷竞璇。（1995）。《香港政治与选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翊骏。(1997)。《近年香港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以彭定康的施政为案例》。香港：学术论文第 70 号，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谭少薇，黎安国及马淑仪 。（1996）。《选举行为与意识的性别差异：以沙田区青少年为例》。．香港：学术论文第49 号，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手册》1999-2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Bibliography （English Titles） Davis, Nancy J. and Robert Robinson. (1999). "Their Brothers' Keepers? Orthodox Religionists, Modernists, and Economic Justice i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6):1631-65.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Ng-Quinn, Michael. (1991). Bureaucratic Response to Political change: Theoretical use of the Typical Case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2.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plagiarism/22.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