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宋文学

1 10 唐宋文学 （2—301） 陈建森 第一章 唐代文学概论 一、　唐代文学的分期 　　 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公元618～712年），大体上是指唐代开国至唐玄宗先天元年之间； 盛唐（公元713～755年），大体上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中唐（公元756～824年），大体上是指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唐穆宗长庆四年之间； 晚唐（公元825～907年），大体上是指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之间。 　　“四唐”分期起源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经过元代方回的阐发，奠定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完成于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 　　 二、唐代文学的主要式样 1． 诗歌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见文学史） 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据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的统计，唐人有别集者共691家。清代彭定求等人编定的《全唐诗》所录诗人有2300余人，著名诗人就有60多人，大大超过了战国至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诗作有48900多首。又据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全唐诗外编》搜集了佚诗2000多首，再加上《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４辑发表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遗稿有未收入《全唐诗外编》中的52首，再加上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目前能确认为唐诗的就有55000多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流传下来的诗篇多出三倍以上。 2． 散文、传奇到中唐走向兴盛 3． 词兴于中唐、成熟于五代时期、宋代全面繁荣 三、 如何学习唐代文学？ 第1， 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就必须了解唐代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唐代的时代精神风貌，唐代诗人的生平经历，唐代诗人诗歌的编年。 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张籍在《酬朱庆馀》：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唐代文人的思想精神主要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从初唐时期杨炯的《从军行》、《出塞》，卢照邻的《陇头水》、《紫骝马》，骆宾王的《从军行》、《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到盛唐时期李白《侠客行》、《结袜子》、《少年行》二首和《古风》诸诗，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孟浩然的《望洞庭赠张丞相》，王维的《少年行》、《老将行》和杜甫早年的《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等诗篇，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初盛唐文人并不注重贪图眼前的富贵，而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烈地希望建立千秋功名，这构成了初盛唐诗歌的“风骨”。 二是自觉地继承儒家诗学的“风雅”传统，拯物济世。 陈子昂高举“风雅”“兴寄”，李白高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希望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陈子昂在《感遇》、李白在《古风》、杜甫在《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白居易在《新乐府》、《秦中吟》中都自觉地继承儒家诗学“风雅比兴”的传统，积极干预现实政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三是敢怒敢言，敢于批判黑暗丑恶的现象，敢于抒发理想受阻个性被压抑的不平之鸣。 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向黑暗的政治发出抗议。韩愈高呼“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指出“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送孟东野序》）唐人的敢怒敢言，都是其远大志向和使命感的要求所致。而远大的志向和承先启后的历史使命感又使得他们在困苦时能保持自信和达观。 第二，学习唐代文学要具有较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素养。 要学习古代诗话、文论、诗歌注评。 杜牧《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明杨慎《升庵诗话》批评说： 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 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反驳说： 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圆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拾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 杨慎的批评，拘泥坐实，不是从艺术出发，而是从实际的物理空间出发，完全用肉眼去观察。何文焕则是从艺术出发，用心眼去观照。这个“心眼”，即刘勰所说的“神思”。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应“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就要求诗人对物理时空进行艺术的变形，使其成为泯合了神与形、虚与实、有限与无限的意境，成为四面洞开、八方来风、吞吐宇宙精神的心理时空。 第三，学习唐代文学要经常关注和熟悉唐代学术研究史。常看万曼《唐集叙录》、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懂得从目录学入手，查阅学术刊物，把握学术研究动态。 薛用弱《集异记》载：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渙齐名，三人共诣旗亭（酒楼）饮酒。座中有伶人十数会讌。三人订约说：“我辈各擅诗名，今观诸伶讴，若诗如歌辞多者为优。”一伶唱“寒雨连江夜入吴”（《芙蓉楼送辛渐》）昌龄引手画壁曰：“一 绝句。”接着一伶唱：“开箧（音切）泪沾臆”（《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引手画壁曰：“一绝句。”接着又一伶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昌龄又画壁曰：“二绝句。”之涣指诸妓中梳着双鬟的最美的一人说：“此子所唱，如非我诗， 终身不敢与争衡矣。”须臾，双鬟发声，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大笑，饮醉竟日。 这说明唐诗中有的诗、特别是绝句是可以歌唱的。这些可以谱曲歌唱的诗，任二白先生称之为“唐声诗”。 古人说“诗无达诂”。有些唐诗的主题一直是众说纷纭的。 如《长恨歌》的主题，我国学术界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分别展开了两次大讨论。五十年代讨论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认为作品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专一； （二），认为作品通过李、杨丑恶行径的描写，暴露和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 （三），认为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悲剧：它的主角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担者。诗人怒其做孽，有哀其可怜，因而使得作品的主题具有谴责和同情这样的矛盾两重性。 八十年代讨论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九点：爱情说、同情说、讽諭说、惋惜说、感慨说、自伤说、长恨说、双重主题说、矛盾主题说。（晓风《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鸣》，《语文导报》1985年第6期） 又如李商隐的《锦瑟》。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根据陈冠明《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辑）的总结，有恋情说、咏瑟说、悼亡说、听瑟曲说、伤唐室残破说、游历名区说、顺宗内禅说、编集自序说、回顾平生兼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兼悼亡说、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等11中说法。王蒙认为，此诗“没有定解也就是可以有多解”。（张明非《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 第四，熟读唐人诗文选集，了解代表作家、文学流派的艺术特点和风格。 选集： 1．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注》（在清蘅塘退士孙洙所遍选基础上详注）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2．（清）沈德潜选《唐宋八大家文》 3．龙榆生编选《唐宋名家词选》 4．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 第五，主要参考书目 1． 闻一多《唐诗杂论》 2．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 3． 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 4．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 5．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 第二章　初唐诗歌 为了更好地把握初唐诗歌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庭诗人； 另一派是与宫庭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 各派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各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一 初唐诗人对前代诗歌的批判与继承 唐初第一大宫廷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倡导务实尚用的文学观，主张用文质统一，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文学来为现实服务。 唐太宗在《帝京篇十首》序中说：“予追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咸英：黄帝之乐《咸池》，帝（音护）之乐《五英》）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对六朝文学提出批评：“梁自大同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弛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因而主张文学应走南北文风溶合的道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王绩（公元585～644年），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人。《全唐诗》小传载其为“文中子之弟。隋末，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寻还乡里。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革死，弃官归东皋著书，号东皋子”。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诗中说其“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遭逢战乱，意气消沉，先后两次归隐，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自感生不逢时，而求避祸全身。 二是激流勇退，免受功名之累。 三是自持高洁，轻薄富贵，追求思想个性的自由。 以唐高宗、武则天为中心的初唐第二大朝廷，聚集了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元万顷和被称为“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一大批宫庭诗人。 这时期的审美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唐太宗时的文华与义理交融，清绮与气质并重，和而能壮，丽而能典趋向思想内容的婉媚空艳和注重艺术形式的华丽精美。 上官仪 “上官体”的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多写丽景艳情。 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 三是属对精雅。 上官仪的诗虽然深受齐梁宫体诗风的影响，多写丽景艳情，品格不高，但同时他的诗又继承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传统和六朝声律的成果并有所发展，这是我们在评价上官仪的诗歌时所不应该忽视的。在唐诗发展史上，上官仪因其诗缺少“骨气”而受到“四杰”、陈子昂等后人的批评，但在诗歌的审美情趣方面，即以精雅的形式技巧来缘情体物，对近体诗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值得深入去研究。 沈佺期（公元656？～713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 宋之问（公元656？～712年），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人。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与“沈宋”同时，在律诗的最后确定上也作出贡献的还有“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和杜审言四人都写了不少规范的律诗。 刘希夷（公元651～676年），字延芝，汝州（今河南临汝）人。 张若虚（公元660～720年），扬州人，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友”。 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p293)一诗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