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文选_的李善注和五臣注

论 《文选 》的李 善 注 和 五 臣 注 曹道衡 长期以来 , 我们阅读《文选 》, 用的大多是 清代胡克家复刻宋尤裹所刊的李善注本 。 现 在通行的几种排印本 、影印本几乎无一不 以 胡刻为底本 。至于“五臣注 ”的单行本 , 虽然尚 存 , 但至少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 , 已很少见 到 。至于兼收“五臣注 ”的所谓 “六臣注 ”本 , 虽 然 比较容易见到 , 但其中“五臣注 ”已非旧貌 , 而是经过删节的 。 就是这一部分“五臣注 ”对 一些研究者来说 , 似乎也不甚重视 。例如前几 年 有位学 者给《曹植集 》作注 , 引用 了 “五臣 注 ”的意见 , 却认为是明人杨慎之说 (见赵幼 文《曹植集校注》关于《七哀诗》“愿为西南风 ” 句注 ) 。 这说明即使专门的研究者 , 有时也很 少 利用“五臣注 ” , 即使这一段话 , 在《四部丛 刊 》影宋本 “六臣注 ”中也是有的 。 但是近几年来 , 这种情况又有所改变 , 主 张给予 “五臣注 ”以较高评价的意见渐渐多起 来 。 有的研究者还认为“五臣注 ”的价值并不 在李善注之下 ;但也有些研究者则仍认为 “五 臣注 ”浅陋 , 不足据 。对这些不同的意见 , 应该 怎样看待呢 ? 笔者想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关于李善注和 “五臣注 ”之争 , 从唐代已 经 开始 。 早在 “五 臣注 ”刚完成 时 , 吕延柞在 《进五臣集注 <文选 )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中谈到李善注时 , 就 大加低毁 , 他说 : “往有李善 , 时谓宿儒 , 推而 传之 ,成六十卷 。 忽发章句 , 是征载籍 。 述作 之由 , 何尝措翰 ?使复精核注引 , 则陷于末学 , 质访 旨趣 , 则岿 然 旧 文 , 只谓搅心 , 胡谓析 理 。 ”这种贬抑 , 的确很令人反感 。但是 吕延柞 这些话尽管说得有些过火 , 却并非完全 出于 意气 ,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 而是反映了唐代不 少人的意见 。 例如唐玄宗让高力士宣口救说 “比见注本 , 惟只引事 , 不说意义” ; 《新唐书 · 儒林 · 李善传》也记载 当时人称李善为 “书 麓 ” , 笑他不善于写文章 , 这大约是唐代人比 较普遍的看法 。其实李善是否不擅长写文章 , 却是另一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正如骆鸿凯在《文选学 》一 书中指 出的 , 他的《上 <文选 >注表 ))u 文章遒 丽 , 仿佛齐 梁” ; 又如他在注郭璞《游仙诗》和 刘孝标《辨命论》时 ,也富于文学眼光 , 确像骆 氏所 说 “涉笔 成辞 , 虑周 藻 密 ” (皆见 第 63 页) 。 但他注《文选》时旁征博引 ,对当时一些 只想揣摹词章 , 并不想把《文选 》当作一门学 术来研究的人说 , 有这种指责也不足怪 。 吕延 柞认为“精核注引 . 则陷于末学 ”这种话 , 在致 力于学术研究的人看来 , 显然毫无道理 ;而对 那些热衷于词章 , 以博取功名的人来说 , 却是 很 自然的 。 在封建社会中 , 一般士人的出路无非是 求官 。特别是科举制度实行以后 , 人们所热衷 的往往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 不管是唐代 的以诗赋取士 ,宋代的以策论取士 , 还是明清 的以八股取士 ,绝大多数士人的读书 , 无非是 为了应科举求官 , 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 1 4 4 毕竟是少数 。具体到唐代来说 , 当时的统治者 和社会上一般士人 , 重视的都是所谓 “进士 ” 。 关于进士科所试的科目 , 据《新唐书 · 选举 志》和《唐会要》卷七六记载 , 有诗 、赋各一篇 , 时务策五道 ;此外还有“帖经” , 即默写“五经 ” 及规定的古代注解文字 。 不过考官们最看重 的还是诗赋 , 所以有 人甚 至强调 “本 司考试 讫 , 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核” 。唐肃宗末 , 杨 缩上疏谈到 : “高宗朝 , 刘思立加进士杂文 (指 诗赋 ) , 明经填帖 , 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 , 而不通经史 。 ”((( 新唐书 · 选举志 ))) 后来又有 人主张以 “哉 、论 、表 、赞代诗 、赋” , 其实质并 无多大改变 ,其重点仍在所谓“词章之学 ” , 并 且都可以在《文选 》中找到范本 。 所以李德裕 反对进士科 , 自称 “家不置《文选》; 盖恶其不 根艺实” ((( 新唐书 · 选举志 ))) 。 李德裕的话 , 历来被视为偏激之论 , 并且他 自己也未必完 全不读《文选》。 然而 , 从他这话中 , 也可以了 解到唐代《文选》的盛行与进士科的关系 。 的 确 , 《文选》一书在唐代 , 影响特别大 。据《太平 广记》卷四四七引唐张鹜《朝野金载》, 唐时有 个叫张简的人 , 曾在乡学中讲《文选》。这说明 《文选 》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当然 , 这么多人去 读《文选 》, 不会都想去当“选学家” , 而主要是 学 习诗 、赋和骄文的手法 , 以便吟诗作赋 , 博 取功名 。对于这些人来说 , 比较看重的是文章 的技巧和辞藻的运用 , 至于有关名物 、训话以 及典故的出处等问题 ,是比较次要的 。因此像 李善注那样旁征博引 , 并不符合多数人的需 要 , 倒是像“五臣注”那样不注出处 , 着重对文 义作串讲的注本 ,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这 是不依个别有志于对《文选 》进行研究的人之 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早在唐代 , 就有人对这种 状况表示不满 , 却终究无法改变其趋势 。例如 李匡又在《资暇录 》中 , 就大声疾呼 : “世人多 谓李 氏立意注《文选 》, 过为迂繁 , 徒自骋学 , 且不解文意 , 遂相尚习五臣者 ,大误也 。 ”他认 为“五臣所注 , 尽从李氏注中出 。开元中进表 , 反非斥李氏 , 无乃欺心软 。 且李氏未详处 , 将 欲下笔 , 宜明引凭证 。 细而观之 , 无非率尔 。 ” 李匡又在说这段话时 , 举出了班固《西都赋 》 中“许少施巧 , 秦成力折 ”二句的注为例 , 认为 五 臣注的话 , 看了本文就可理解 ,对读者并无 帮助 。 这两句话的李善注是 : “许少 、秦成未 详 。 ”五臣李周翰注是 : “许少 , 古捷人 ;秦成 , 壮士也 。 ”从这两条注文来看 , 其出发点是不 同的 。李善说 “未详 ” , 是他不知道 “许少” 、 “秦 成 ”二人的名字见于何书 , 他们又是哪个朝代 的人 。这在深入研究《文选》和《两都赋》的人 , 自然是需要的 , 如果不了解 , 只能实事求是地 说“未详 ” 。至于“五臣注”说 “许少 ”是 “捷人 ” , “秦成 ”是 “壮士 ” , 这当然比较简单 , 但并不能 说错 , 对于一些从事词章的人来说 , 这样的理 解也就足够了 。因为吟诗作赋时 , 即使不 了解 这两个人的时代及历史资料 , 仍然可以作为 典故来使用 。在他们看来 , 寻根究底 , “精核注 引 , 则陷于末学” ,这是吕延柞早 已声明了的 。 这种不同 , 用现代人的话说 , 就是“价值观念 ” 的差别 , 不必据此深责“五臣 ” 。值得注意的是 清人何掉在评点《文选 》时 , 用的虽然是李善 注 , 却也在眉端照录了李周翰的话 , 可见五臣 此注 , 对何悼这样一位学者 , 也非全无用处 。 由于唐人读《文选 》, 主要是注意词章之 学 , 因此“五臣注 ”出现以后 , 李善注就不大受 人重视 。李匡又说人们“相尚习五臣 ” ,大约是 符合当时实况的 。 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五代 和宋初 。五代人丘光庭在《兼明书》中 ,斥五臣 注为 “乖疏 ” , 却又认为 “盖以时有王张 , 遂乃 盛行于代 ” 。 这“王张 ”二字 , 有不少研究者认 为费解 。 其实这 “张 ”字当为“章”字 , 音近而 误 。 《左传 · 嘻公二十六年》载晋文公 向周王 请求死后用隧道下葬 , 周王不许 , 说 : “王章 也 。 ” “王章 ”当即国家的制度 。 可能 吕延柞在 上献“五臣注 ”以后 , 既得到唐玄宗称许 , 后来 1 4 5 就把 “五臣注 ”作为法定的《文选 》注本 。 所以 唐五代直到宋初 , 人们读《文选 》, 基本上都用 “五 臣注 ” 。现在看来 , “五臣注 ”本《文选 》的被 刊版印刷 , 要早于李善注本 70 多年 。 宋陶岳 《五代史补》: “母昭裔贫贱时常借《文选 》于交 游 间 , 其人有难色 , 发愤 : ‘异 日若贵 , 当版 以 镂之 , 遗学者 。 ’后仕蜀为宰 ,遂践其言 。 ”清吴 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二 : “蜀土 自唐末以来 , 学校废绝 , 昭裔出私财营学宫 , 立簧舍 , 且请 后主镂版印九经 , 由是文学复盛 。又令门人句 中正 、孙逢吉书《文选》、 《初学记 》、《白氏六 帖》, 刻版行之 。 ”按 : 同书卷四九载 , 后蜀刻石 经 在后 主 广政十四年 (周太祖 广顺元年 、 9 5 1 ) 。 他刻《文选》在其后 , 但据卷五三载 , 广 政二 十年 (9 5 7 ) , 母昭裔 已 “衰老不任事 ” , 那 么 他刻《文选》, 当在广政十五年至二十年间 ( 9 5 2 ~ 95 7 ) 。 他所刻 的《文选》应该是 “五臣 注 ” 。 因为《文选》一书如果没有注 , 是很难阅 读的 。 但这部《文选》, 显然不是李善注本 。 据 《宋会要辑稿 · 崇儒四 · 勘书 》载 , 宋真宗景 德四年 (1 0 0 7 )八月 , “诏三馆秘阁校理分校 《文苑英华》、李善《文选 》, 摹印颁行 。 ⋯⋯李 善《文选》校勘毕 , 先令刻板 。 ”但这个计划并 未得到实行 , “未几 , 宫城火 , 二书皆烬 ” 。 又 云 : “至 (仁宗)天圣 中 , 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 言 : ‘李善《文选》援引该赡 , 典故分明 ,欲集国 一子监 官 校 定净本 , 送三馆雕印 , 天圣 七年 (1 0 2 9) 十一月 , 板成 , 又命直讲黄鉴 、公孙觉 校对焉 。 ”这次刊出的《文选 》李善注 , 大约就 是今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残本那个版本 。 这是 李善注第一次付印 , 因为早在 70 多年前 , 《文 选 》已有刊本 , 所以景德四年和天圣年间两次 校刻《文选》, 都要说明为“李善《文选》” 。值得 注意的是 ,五代毋昭裔所刻《文选 》的板片 , 在 宋初还存在 。 《十国春秋》卷五三载 , “大中祥 符三年 (毋昭裔子守素)少子克勤上昭裔所刻 《文选》、《初学记 》、 《六帖》诸版 ” 。 《宋会要辑 稿 · 崇儒四 》则谓 : “以故国子祭酒知容州毋 守素男克勤为奉职 。 克勤表进《文选 》、 《六 帖》、《初学记》印板 , 枢密使王钦若闻其事故 也 。 ”既然毋昭裔所刊《文选》版片尚存 , 而宋 朝两次校定李善注本必称“李善《文选》” , 那 么毋刻为“五 臣注” , 当无疑问 。 这说明“五臣 注”的刻本出现在李善注之前 。 “天圣本 ”当为 李善注最早的刊本 。 现在流行的各种李善注本《文选 》, 应该 都是依据“天圣本 ”的 。 “天圣本 ”现 已残缺 ,很 难说出其全貌 。现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 , 又 是个递修本 , 并非全属天圣本原貌 。但这个版 本既是第一次刊行 , 又属朝廷所刊 , 当为后来 各本的共祖 。 从现存的李善注《文选 》和一些 “六臣注 ”《文选 》中 , 有某些错字 , 很可注意 。 如卷三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 “孙廷尉” 的“孙 ’膜作 “张 ,’( 六臣注云 : “五臣作孙") ;卷 五九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注“中朝乱 , 淮 阴令憋过江 ”的“憋 ”字 , 据《南齐书》、 《南史》 和《通志》均作 “整 ” , 按 : 萧整 , 据《南齐书》等 书说字“公齐 ” , 显然是 “整 ”而非 “憋 ” 。从这两 个字的致误原因来推测 , 天圣刊本所根据的 应该是一个用草书缮写的唐抄本 。 因为唐人 抄书时有用草体的 , 据《新唐书 · 裴行俭传》, 唐高宗曾叫裴行俭用草书写《文选》一部 ;而 现存的唐写本书籍中确有使用草体的 。本来 , 使用草书的底本并不影响版本的优劣 , 但校 勘不精 , 不能正确辨认字体 , 就出了错误 。 当 然 ,个别的字有错 ,还是难免的 。 但今存各种 李善注本 , 有若干错误却是一致的 。如卷二七 《乐府 )}( 古辞 )四首 , 五臣注本 、六 臣注本同 , 而李善注本则少了一首《君子行》(“君子防未 然 ”) ;卷二八陆士衡《挽歌诗三首》, 五 臣注 本 、六 臣注本都是以 “流离亲友思 ”作为第二 首 , “重阜何崔巍”作为第三首 , 而各种李善注 本却都是与此相反 。这实际上是误倒 , 胡克家 在《文选考异 》中已经讲到 , 并认定“六臣注” (胡克家似乎也没有使用单 “五臣注 ”本 )是对 的 , 而李善注本是错 的 ;卷四一朱叔元《为幽 1 4 6 州牧与彭宠书 》在孔文举《论盛孝璋书 》之后 , 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朱浮是东汉初年人 , 而 孔融则为东汉末年人 。关于这一点 , 清人何掉 曾有评语云 : “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 , 而列建 安七子之伍 ,误矣 。 ”这说明他看出了“李善注 本 ”的错误 , 但没有见到 “五臣注本 ” , 我们有 机会看到现藏台湾省的南宋陈八郎本 “五臣 注 ”本 目录 , 却是朱浮的文章在前 , 孔 融的文 章居后 ,证明错在“李善注本 ” , 而“五臣注本 ” 并没有错 。这些现象说明 , 各种李善注本的错 误 , 可能要归结到它们的 “共祖 ”—天圣刊本 。 这个刊本所据的唐写本 , 恐怕并非好本 子 , 所以那些脱漏和颠倒 , 很可能在天圣时代 已经存在 。 当然 , 这种版本上的错误 , 只能归 咎于后人传抄之误 , 不能说是李善本人的责 任 。 因此 ,笔者认为 , 不论我们怎样评价李善 注和 “五臣注 ”的优劣 , 但有一点是应当承认 的 , 即现在流行的李善注本在版本上不及现 存的“五臣注 ”本 。 说到《文选 》注的原貌 , 这问题就比较复 杂了 。 因为李善注进献于唐高宗显庆三年 (65 8 ) ; “五 臣 注 ”进献于 唐玄 宗 开 元 六年 (7 1 8 ) , 都在雕板技术发明之前 。我们知道 , 在 雕板技术发明之前 , 书籍的流通 , 主要靠人们 手抄 。 但手抄本和刊本是不同的。 刊本的字 体和手写 的字体有显著的区别 , 人们在一个 刻本上加上一些批语 , 字迹总是和原书不一 样 , 别人很容易辨别 。至于抄本 , 就不一定了 。 特别是当某个人在抄写一部书时 , 见到别的 书上的意见 , 觉得可取 , 会随手和原文抄在一 起 。然而这个本子流传到第二个人手中 , 就出 了间题 , 很可能误以为是本书的原文 。这种情 况 , 在今存的李善注中存在得很多 。如卷一班 孟坚《两都赋序》题下注 : “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 阳 , 西京父老有怨 , 班固恐帝去洛阳 , 故上此 词 以谏 , 和帝大悦也 。 ”这段话 , 既和李善在 “班孟坚 ”三字下注说班固上《两都赋 》在明帝 时矛盾 , 也和 “五臣注 ”的说法不同 。所以胡克 家 、许翼行 、高步滚等人都指出这段话 , 既非 李善注 , 也不是 “五臣注 ” , 而是后人随意窜入 的 。卷一七陆士衡《文赋》的注 , 黄侃认为 : “此 篇注经细斟 。 此篇注多非李善之旧 。 ” ((( 文选 平点 》第 61 页) 。卷五O 范蔚宗《宦者传论》题 下注 : “宦者养也 。养阉人使其看宫人 , 此是小 臣 。后汉用之尊重 , 故集为传论 。 ”黄侃也认为 “题下注必非崇贤之笔 ” , 这话看来是有道理 的 , 因为李善的文风一般 比较典丽 , 有骄文气 息 , 不像这样浅近 。所以在现在流行的李善注 中 , 杂有后人窜入的文字 , 大约是事实 。 至于 今本李善注是否像《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所 说 , 是 由六 臣注中辑出的 , 这也存在着争论 , 笔者比较倾向于程毅中 、 白化文二先 生的意 见 ,对此说不能赞同 。但这不等于说今本李善 注 ,就是李善的原貌 。 如果说李善注已非当时的原貌 , 那么 “五 臣注 ”的情况又如何呢 ? 应该说 , 笔者在这方 面还没有多少发言权 。 现存的单 “五 臣注 ”虽 还存在 , 因为不易见到 , 未能细读 。 其实 目前 有些为“五 臣注 ”鸣不平的研究者 , 大约也并 未真正细读过单行本的“五臣注 ” , 因此所引 用的 ,大体不出“六臣注”的范围 。 在关于 “五 臣注”原貌 问题上 , 台湾省学 者游志诚先生是有发言权的 , 因为他曾读过 陈八郎本 “五臣注 ”和 日本古钞三条家藏本 “五臣注 ” 。据他说 : “惟欲参五臣 , 必先得五臣 真本 , 亦必先据五臣原貌 , 否则 , 徒引现存 已 经删节窜乱之六臣本 , 谓五臣即如此 , 遂盲从 前人之攻五臣而复攻之 , 变本加厉 , 究非徽实 之道 。 ” ((( 五 臣注原貌 ))) 从这段话看来 , “五臣 注”的原本和经过 “六臣注 ”本删节窜乱以后 的情况并不相同 。我们也由此可以推论 , 在 目 前 “五臣注 ”单行本还不很流行的条件下 , 仅 凭 “六臣注 ”本来谈论 “五 臣注 ”的价值 , 恐怕 是不全面的 。但对今天多数的研究者来说 , 如 1 4 7 果要谈论 “五 臣注”的评价 , 恐怕也难免只能 以 “六臣注本 ”为主要依据 。 当然 , 现存的单行本“五臣注 ”是否“五臣 注 ”的原貌 , 从情理上推测 ,恐怕也较难断定 。 因为即使南宋陈八郎刊本完全符合五代时毋 昭裔刊本的原状 , 也很难保证毋 昭裔所刊并 无窜乱 、删节的可能 。因为从开元六年到后蜀 广政十五年 , 毕竟有二百多年 , 其中缮抄流传 很难说全都不出错误 。因为据李匡又说 , 唐时 流行的李善注 有几种不同的本子 , “赡略有 异 ” , 据云是李善注有过好几次稿 。 但他也不 否认有 “传写之误 ” 。 以此推论 , 那么 “五 臣 注 ”在传抄过程中 , 也可能多少会有些走样 。 四 即以现在我 们所常见的 “六臣注 ”本来 说 , “五臣注 ”是否一无可取呢 ?笔者认为恐怕 也不尽如此 。 例如 : 卷四三赵景真《与秸茂齐 书》在“赵景真 ”三字下李善注云 : 叹稽绍集 》 曰 : ‘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 , 时人误谓 吕仲梯 与先君书 , 故具列本末 :赵至字景真 , 代郡人 , 州辟辽东从事 。 从兄太子舍人蕃 , 字茂齐 , 与 至同年相亲 。 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 。 ’ 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稽康书 , 二说不同 。故 题云 ‘景真 ’ , 而书曰 ‘安 ’ 。 ”从这段话看来 , 李 善对这两种说法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 并 无明确的态度 。 但五臣李周翰注的态度是明 确 的 : “干宝《晋纪 》云 : ‘吕安字仲佛 , 东平人 也 , 时太祖逐安于远郡 , 在路作此书与稽康 。 ’ 安 (当为 “康 ”之误 )子绍集云 : ‘景真与茂齐 书’ 。 且《晋纪 》国史 , 实有所凭 。 绍之家集 , 未 足可据 。 何者 , 时绍以太祖恶安之书 , 又安与 康同诛 , 惧时所疾 , 故移此书于景真 。 考其始 末 , 是安所作 。故以安为定也 。 ”这个判断无疑 是正确的 。 在这个 问题上 , 即使很轻视 “五臣 注”的黄侃 ,其见解也和 “五臣 ”相一致 。他说 : “窃疑此延祖 (检绍)讳言也 。如非稽 、吕往还 , 何得有 ‘平涤九区 , 恢复宇宙 ’之议 , 干生之言 得其实矣 。 ”又说 : “《思旧 赋》注 (按 : 指李善 注 )引干宝《晋纪 》: 太祖徙 吕安远郡 , 遗书与 康 , 太祖恶之 , 追收下狱 , 康理之 , 俱死 。《魏氏 春秋》言安 至烈 , 有济世 志 。 ” (并见《文选 平 点》第 2 4 6 页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话 , 按 : 所 谓 “赵景真《与稽茂齐书》”中有这样的话 : “又 北土之性 , 难以托根 ;投人夜光 , 鲜不按剑 。今 将植桔袖于玄朔 , 带华藕于修陵 ;表龙章于裸 壤 , 奏韶舞于聋俗 , 固难以取贵矣 。 ”这些话 , 对 “北土 ”作 了很严重的贬抑 , 当不会出于代 郡 (今山西北部 )的赵至之手 , 而更像东平 (今 山东西南 )人 吕安的口吻 。 从这个例子来看 , “五臣注 ”似较李善为胜 。 又如 : 卷四三孔德璋《北山移文》中“值薪 歌 于延懒 ”句注 , 李善云 : “薪歌 、延懒未闻 。 ” 而 “五 臣 ”吕向云 : “苏门先生游于延獭 , 见一 人采薪 , 谓之曰 : ‘子以此终乎 ?采薪人曰 : ‘吾 闻圣人无怀 , 以道德为心 ,何怪乎而为哀也 。 ’ 遂为歌二章而去 , 言有坚 固如此 。 ”五臣注的 缺点在于不注出处 , 但这个故事决非杜撰 。所 谓 “苏门先生’,很可能即《世说新语 · 栖逸 》和 《晋书 · 裕康传》所记阮籍 、稽康都曾见过的 高士孙登 。 当时关于这些人物的传记和记载 数量甚多 。 吕向生活于唐前期 , 可能见到了我 们现在 已无法见到的史料 , 应该说是补了李 善所未详 ,是有其功劳的 。 当然 , 后来的研究 者 , 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 清何悼评《文选》 云 : “延懒 , 似指延陵季子值披裘公事 。 ”近人 黄侃云 : “ ‘值薪歌于延懒 ’句 , 孙志祖说 , 当指 延陵季子拾遗事 。 《论衡 · 书虚篇》云 : ‘披裘 而薪 ’ , 与此薪歌合 。 ” ((( 文选平点》第 2 50 页) 按 : 《论衡》所载延陵季子 (即春秋吴公子季 札 )事 , 确可为此句作一解 , 但 “延陵”与“延 獭 ”究竟还不全相同 , 所以不能说吕向注就一 定不及何悼 、黄侃的说法 。 又如游志诚先生指出卷 四O 杨德祖《答 临 淄侯笺》中 “《春秋 》之成 , 莫能损益 。 《吕 氏》、 《淮南 》, 字直千金 , 然而弟子柑 口 , 市人 14 8 拱手者 , 圣贤卓荤 , 固所以殊绝凡庸也 ”诸句 李善注和 “五 臣注”所引材料相同 , 但李善解 释云“乃其事约艳 , 体具而言微也 ” , 不如李周 翰说的“此 皆圣贤用心高大 , 以殊于凡庸之所 由致也”那样明白(详见《五臣注原貌》一文 ) 。 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 但是 , “五臣注”和李善注不同之处 , 并非 一切都是 “五臣 ”优于李善 , 如卷一班孟坚《西 都赋 》“七相五公 ”句 , 李善注列举了韦贤 、车 千秋 、黄霸 、平当 、魏相五人名字之后 , 又说 : “然其余不在七相之数者 , 并以罪国除故也 。 ” 五臣 吕向注则还举出了王商和王嘉二人 , 正 好是 “七相 ” 。 其实 , 这并不是 吕向的创见 , 而 是采自唐李贤的《后汉书 · 班固传》注 。 李贤 的《后汉书注》成书于 李善进献《文选 注》以 后 , 吕延柞组织编纂“五臣注 ”之前 , 吕向自然 可采用李贤之说 , 但李善并不见得不知道 “七 相 ”中还有王嘉和王商 。 据《汉书》本传记载 , 王商和王嘉二人都是被人陷害 , 忧愤呕血而 死的 。 这里所说的“七相五公 ” , 主要是说“七 相五公 ”的子孙 , 生活放纵豪奢 , 而王商 、王嘉 既然 “有罪国除” ,子孙不可能和其他人一样 。 在这里 ,李贤为 了全举“七相 ”之名 , 自然有他 的道理 ;李善考虑到王商 、王嘉的情况特殊而 不予列举 , 也未始不是一种办法 。我们似不必 加以抑扬 。 又如卷四三孔德璋《北山移文》, 据李善 对 “世有周子 , 俊俗之士 ”二句注 : “萧子显《齐 书》曰 :周颗字彦伦 , 汝南人也 , 释褐海陵国侍 郎 。 元徽中 , 出为刻令 。 建元中 ,为长沙王后 军参军令 , 稍迁 国子博士 , 卒于官 。 ”据此 , 他 不认为周颗作过 “海盐令” 。但五臣吕向注 , 却 认为周额作过 “海盐县令” 。 因此 ,两种注释对 孔稚硅此文的“驰妙誉于浙右 ”句 , 是很不相 同的 。李善注 : “《宋书》曰 ‘江水东至会稽 山阴 为浙右 ’ 。 ”而五臣张铣注则云 : “海甸 , 所理 邑 近海 而在浙江之右也 。 ”按 : 《南齐书 · 周 颗 传》, 周额做过刻令 , 又 曾任山阴令 , 却并无任 海盐令的记载 。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想法 , 海盐 在浙西 , 因此称“浙右 ”是可通的 ;但是周顺是 否真作过海盐令 , 史无 明文 , 而李善注有《宋 书》为证 , 说古代有把山阴一带称“浙右 ”的情 况 , 也不能说李善注不对 。 在 目前的条件下 , 我们至少还不能说五臣的这一说法胜过李善 注 。 就是历来研究者大多认为 “五臣注 ”胜于 李善的一些见解 , 也未始不可作进一步 的考 订 。如卷二 O 邱希范《侍宴乐游苑送徐州应诏 诗》李善注本“徐州”上有“张 ”字 , “五臣注”本 无 。李善注说 : “刘瑶《梁典》曰 : ‘张傻字公乔 , 齐 明帝时为北徐州刺史 ’ 。 ” (按 : “张傻 ” , 《南 齐 书》、 《梁书》并作“张樱 ” 。 )五臣吕向注云 : “希范时为中郎 , (梁 )武帝弟宏为徐州刺史 , 应诏送王 。 ”显然 , 这里的“武帝弟宏 ” , 当指梁 临川王萧宏 。关于这首诗 , 历来评论的人都支 持吕向说 。 如清人何悼评云 : “按集题益知为 梁时诗 。 ”稍后的叶树藩在“海录轩 ”刊本下作 按语谓 : “五 臣本题无 ‘张 ’字 。 吕向注 : ‘希范 时为中郎 , 武帝弟宏为徐州刺史 , 应诏送王 。 , 陈与郊云 : ‘张傻 , 史作张樱 , 在齐为北徐州刺 史 ,而邱迟在梁始为中书侍郎 , 则 吕向谓刺史 是武帝弟宏 , 未为无据 。 况章内 ‘匪亲孰寄 ’ , 岂得指张 ? 酌以诗辞 , 参之人代 , 李氏不无小 鲜 ’ 。 ”黄侃也说 : “五臣无 ‘张 ’字 , 以 ‘匪亲孰 为寄’句观之 , 是也 。 然善有 ‘张 ’字 , 未可辄 改 。 ” ((( 文选平点 》第 83 页 )黄侃似乎较为审 慎 , 不像何悼 、陈与郊等人 , 透谓五 臣注胜于 李善 。其实李善注是有失误的 ,那就是他认为 张樱任北徐州刺史在齐明帝时 ,考《南齐书 · 东 昏侯纪》, 张樱为北徐州刺史实际上是东 昏 侯永元二年 (5 0 0) 七月 , 这时齐明帝已死了二 年 。 但五臣的说法 , 也和史书不合 。 首先 ,据 《梁书 · 临川王宏传》, 萧宏在天监四年十月 出兵北伐 , 当时他的官职为侍中、 中军将军 、 扬州刺史 , 出征时加“都督南北充北徐青冀豫 司 霍八州北讨诸军事” , 并非 “北徐州刺史 ” , 1 4 9 此其一 。 其次 , 天监四年那次萧宏出征 , 邱迟 是随行的 。 这在《梁书 · 文学 · 邱迟传》中有 明确的记载 ,所以他不应在送别者之列 , 此其 二 。我们再看邱迟原诗 : “轻黄承玉荤 , 细草藉 龙骑 。风迟山尚响 , 雨息云犹积 。巢空初鸟飞 , 若乱新鱼戏 。 ”这些诗句分明是春夏景象 , 用 于永元二年七月 ,还可以说得过去 ;至于用于 十月 , 则完全不可通 了 。至于 “匪亲孰为寄 ”一 语 , 似乎不一定拘泥于皇帝的亲属 , 试看张载 《剑阁铭》: “形胜之地 , 匪亲勿居 。 ”其实晋初 也没有派一位司马氏的宗室去镇守蜀地 。 所 以李善注虽然有可疑之处 , 至少五臣吕向的 注也未为没有可议的地方 。 至于 “五臣注 ”有李注作根据 , 本来应该 注得 比李善更精确一些 , 然而事实常常不是 这样 。 举一个例子说 : 宋洪迈《容斋随笔 》卷 一 : “东坡低《五臣注文选》, 以为荒 陋 。 予观 《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 : ‘陆危赖宗衰 , 微管寄明牧 。 ’正谓谢安 、谢玄 。安石于玄晖为 远祖 . 以其为相 , 故曰 ‘宗衰 ’ 。而李周翰注云 : ‘宗衰 ’谓王导 , 导与融 同宗 , 言晋国临危 , 赖 王导而破符坚 。 ‘牧 ’谓谢安 , 亦同破坚者 。 夫 以 ‘宗衰 ’为王导固可笑 , 然犹 以和王融之故 , 微为有说 , 至以导为与谢安同破符坚 , 乃是全 不知有史策 , 而狂妄注书 , 所谓小儿强解事 也 。 唯李善注得之 。 ”看来洪迈对 “五臣注 ”这 段话的批评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 不必再加太 多补充 。 但有一点却必须注出 , 即洪迈在这 里 , 虽批评了 “五 臣注 ” , 却仍不免上 了“五 臣 注”的当 。因为谢眺此诗 , 本为《和王著作八公 山诗》, 在李善注本和《艺文类聚 》所载此诗 , 都没有提到王融 , 只有 “五 臣注 ”本 , 才把 “王 著作 ”说成 王融 。 其实根据《南齐书 · 王融 传》所叙王融生平 , 他根本没有到过寿春的八 公山 。所谓王融登八公 山的事 ,纯是李周翰根 据误本而来的误注 。 再说诗中有 “再远馆娃 宫 ,两去河阳谷 ” , 实指谢眺作此诗时 , 已两次 离开京城建康 。 考《南齐书》的《武帝纪 》、《随 郡王子隆传》和《谢眺传》, 谢眺第一次离开建 康去外地做官 , 当为永 明八年八月跟从随郡 王萧子隆去荆州 , 回建康是永明十一年的秋 初 , 此时王融已被杀害 , 他回都并未能与王见 面 。第二次离建康是在齐明帝建武二年夏 , 出 任宣城太守 。 因此这首诗最迟当作于建武二 年 (4 95 ) , 当时王融已死了将近二年 。 所以王 著作为王融的可能性很小 。 曹融南先生是相 信王融说的 。但他明知与“再远 ” 、 “两去 ”二句 不合 , 只能说是建武二年谢眺在宣城追和 王 融在永明七 、八年间之作(见《谢宣城集校注》 第 45 9 页 ) 。 但谢眺为什么要追和王融此诗 , 而且王融实际上又是死于齐明帝之手的 , 这 似乎也很难解释 。 笔者认为倒不如陈庆元先 生的说法更好 , 即史书并未说王融任著作 , 即 使他任此官 ,年代也很早 , 不会在谢眺两次离 开京城以后 。因此陈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宣城 , “王 著作 ”不是王融 (见 《中古文学 论稿 》第 14 1 ~ 1 42 页 ) 。 当然 , 谢眺 自宣城回都 , 在建 武三 、四年间 , 至四年冬才出为南东海太守 , 因此说此诗作于建武二至四年间似都可以 , 不一定确指为宣城时作 。 在这首诗中 , “五臣注 ”还有一个错误 , 那 就是“风烟四时犯 , 霜雨朝夜沐 ”二句 。这两句 主要是讲自己在外 , 冒犯风露 , 而吕延济却别 出心裁 , 认 为“眺四 出外职而四时皆犯风烟 , 昼夜皆沾霜雨也 。 ”其实谢眺到外地做官 , 根 据《南齐书 》本传仅三次 : 荆 州 、 宣城和南东 海 , 如果说有别处的话 , 大约是指湘州 , 集中 有《将游湘水寻句溪》、《泰役湘州与宣城吏民 别》二诗为证 。 但那是从宣城去的 。 如果这也 算上一次 , 那么那首《和王著作八公山诗》, 应 为建武四年到南东海以后所作 。 但他为什么 偏在这时要追和王融之作 , 就很难解释 。何况 把“四时 ”说成 “四出外职 ”本身就欠通 。 “五臣注 ”最不近情理的例子大约是关于 卷一一鲍明远《芜城赋》的注 。 据李周翰注 : “沈约《宋书 》云 :鲍照 , 东海人也 , 至宋孝武帝 1 5 0 时 , 临海 王子填镇荆州 , 明远为其下参军 , 随 至广陵 。 子填叛逆 , 照见广陵故城荒芜 , 乃汉 吴王澳所都 。 澳亦叛逆 , 为汉所灭 。 照以子填 事同于澳 , 遂感为此赋 以讽之 。 ”按 : 这条注 , 可以说明李周翰毫无历史常识 。 他虽然引了 沈约《宋书》, 但《宋书 》决没有说刘子真在孝 武帝时已有“叛逆 ”的事 。在这问题上 , 李善注 当然也有错 , 即错在把临海王子顶 , 误作 “子 真” 。其实勺庙海王”刘子项 , 是孝武帝第七子 , 而始安王子真为第十一子 。据《宋书 · 临川王 义庆附鲍照传》、虞炎《鲍照集序》, 鲍照后来 曾入临海王子项幕 , 并无入始安王幕事 。刘子 项在孝武帝时 , 出任荆 州刺史 , 当时年仅六 岁 ,根本谈不上“叛逆”的事 。荆州的治所在江 陵 (今属湖北 ) , 与广陵 (今江苏扬州 )根本不 是一个地方 , 而任荆州刺史 , 决无去广陵之 理 。再说临海王子项后来起兵反对朝廷 , 是因 为孝武帝死后 , 明帝刘或杀孝武帝子前废帝 子业 自立 ,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讨伐明 帝 , 子项的部下也起来响应 。刘子勋与子项同 岁 , 起兵时也不过十岁 ,是他的长史邓碗等定 下起兵之计 , 至于孝 武帝时 , 连刘 子勋也无 “叛逆 ”的可能 ,何况刘子项 ?李善注虽然把临 海王子项之名误作 “子填 ” , 但根本没有提及 孝 武帝时刘子项 已有 “叛逆 ”的意图 , 其说基 本上是对的 。李善注还在《芜城赋》题下注曰 : “《四言集》云 : ‘登广陵故城 ’ 。 ”可见李善只认 为是吊古之作 , 并无讽谏“叛逆 ”之意 。现在看 来 , 李善基本上是正确的 , 而“五臣注 ”可以说 是完全错误的 。 当然 , 这些例子也许是较少的 , “五臣注 ” 在绝大多数地方 , 只是承袭了李善注 , 在个别 地方 , 他们纠正 了李善的错误 , 但也有些地 方 , 却增加了新的错误 。 总的来说 , “五臣注 ” 只是使李善注通俗化 , 并无多少新的发展 。因 此对它作过高的评价 , 是不适合的 ;然而既有 一些可取之处 , 也不应全盘否定 。 在版本方 面 , “五臣注 ”有胜过李善注的地方 , 这在前面 我们已谈到一些例子 。此外 , 像《文选 》的分为 三十八类文体或三十九类文体 , 李善注本却 只有三十七类 。 即使我们不信单“五臣注 ”的 三十九类说 。 也得承认黄侃所加的“移”一类 吧 , 因为这在 日本古抄无注本中是可以找到 根据的 。 五 “五臣注 ”本既然有一些长处 , 尤其版本 方面有着较多可取之处 , 但长期以来 , 一直隐 而不彰 , 很少有人加 以注意 , 这是什么原 因 呢 ?笔者的看法是和各个时代的学风有关的 。 从唐以后 , 直到宋代 , 尽管在一个时期 , 人们 见到的《文选 》, 仍 以 “五 臣注 ”为多 。 但事实 上 , 宋代自从欧阳修等人提倡散文 , 而王安石 又主张 以策论代替诗赋 以后 , 应科举的人渐 渐地不太注意去读《文选》, 元明以后 , 尤其是 理学盛行 , 不但“五臣注” , 连李善注也不见得 很受人注意 。 人们重新看重《文选》是和清代 的考证学兴起有关的 。 清代一些骄文大家如 汪中、洪亮吉等 , 本人就是著名的考据家 。 他 们的重视《文选 》, 开始时是从李善注 中辑录 佚书 , 校勘古籍入手的 , 后来才对骄文发生兴 趣 。 在他们进行辑佚 、校勘等工作时 , 李善注 显然是个宝藏 , 而“五 臣注 ”由于不注出处 ,很 难合用 。所以长期 以来 , 有不少研究者甚至认 为叹文选 》学 ”即是 “《文选 》李注学 ” , 正是反 映了这个状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单五臣注虽 存 ,却无人注意 。即以现存台湾省的宋陈八郎 刊本 “五臣注”而论 , 早年就藏在江浙一带私 人家中 , 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正像李善注在唐 五代不为人重视一样 。 我们对于过去人的成 见 , 既不应盲目追随 , 也不必矫枉过正 。 在这 里 ,最需要的似乎还在实事求是地进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 作者简介 : 曹道衡 , 1 9 2 8 年生 , 现为中 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 导师 。 〔责任编辑 : 许 总〕 1 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