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华资银行业刍议（可编辑）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华资银行业刍议（可编辑）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华资银行业刍议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华资银行业刍议 张天政 近年来,有关上海、天津等地华资银行业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北 1 京地区华资银行业的研究仍很薄弱。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地区华资银行业的发展轨迹 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近代中国金融业,尤其是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演变历程。 本文主要依据已刊文献、期刊及档案史料对北京地区华资银行业与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金融 市场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专家、学者。 一 北京出现的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近代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在北京设立的分行。中国 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 年5 月,总行设在上海,同年在北京设立分行。随着通商银行的建 立,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夹缝中不断兴起,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北京地 区银行业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先后兴起的银行有1905 年的户部(大清)银行,户部银 行(大清银行)是清末户部设立的国家银行。于 1905 年 9 月 27 日在北京西郊民巷正式 开业。随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大清银行还先后在济南、张家口、 奉天、营口、库伦、重庆、南昌、杭州、开封、太原、福州、长春、广州、芜湖、长沙、 西安、昆明、江宁设分行 21 个;在总行隶属下设保定、张家口、北京阜通南号、阜通东 2 号 4 个分号,在分行隶属下又设宜昌、沙市等分号31 个,共计设总、分行号57 处, 可 谓遍及天下主要商镇。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停业清理,中国银行筹备期间成立大清银行 清理处,代办遗留问题,至 1918 年 3 月清理结束。但大清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 为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 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于 1908 年3 月4 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业。该行成立时资本金库平银为 500 万 两,其中官股纯由邮传部拨款,投资 200 万两,商股(大都来自官僚企业界人士)300 万两。以后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因抵偿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银行股票。 而交通银行初即于天津、汉口、上海、广州、张家口、营口、开封、香港等八地设立分 1 涉及北京银行业的主要论著见,司马城:《清末北京的华资银行》,《历史档案》1994 年第 4 期;卜明主 编《中国银行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年版;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对北京华资 银行业的研究,国内有所提及的主要论著有,李一翔: 《中法实业银行停兑风波述评》, 《史林》2003年第3 期;张百霞: 《中法实业银行始末述论》,戴建兵教授指导2004年河北师大硕士学位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后两篇论文主 要涉及该会在平息中法实业银行钞票停兑风波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另有许文堂:《中法实业银行歇业风 波??政治层面的考察》,《中法关系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这 些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北京 华资银行问题,对进一步探讨北京华资银行业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关系很有启发。 2 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1- 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在北京继续营业。从 1922 年到 1926 年间,张謇、钱新之主 持整顿交通银行,业务有所发展。1927 年以后,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 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 年11 月迁至 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 1912 年 2 月 5 日,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的国家银 行――中国银行。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中国银行于 8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开业,上海的中国 银行改为分行。1913 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6,000 万元,分60 万股。政府认购 30 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 30 万股时,政府酌情售股于 民;并规定由政府简任总裁、副总裁。后于 1917 年 11 月修正,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 简任,而董事和监事则由股东会选任。1917 年底,在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嘉?的策划 下,促使行务向着商业银行轨道运行。随着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发生很大变化。 到 1923 年12 月底,官股仅剩 5 万元。中行驻京董事早于同年 11 月16 日声明,财政部 3 与中行各有职责,不容牵混。 中国银行从此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将经营重点转向 同工商业的合作。中国银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银行分支机构外,还添设山东、河南、 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机 构,形成统一全国国库之势。 盐业银行是北洋政府本着以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而由国 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筹办。于 1915 年 3 月 26 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 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北京分行经理为宋乾斋,副理朱虞生。该行创立时为官 商合办,资本额 500 万元,其中官股 200 万元。开幕时总额实收 64 万元,而官股只有 10 万元。1917 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 4 1923 年改定资本额为 1,000 万元,实收 700 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 1928 年 8 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其分支机构除京、津、沪、汉外, 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设立。 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 于 1917 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 地设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因领导人的关系,金城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于北 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管理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 与政府机关联系,因此金城银行总行的沿革对北京分行影响很大。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 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 200 万元,实收 50 万元,至 1919 年收足。旋即 增资到500 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 120 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 5 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 余万元。1923 年再次增资为1,000 万元,至1927 年 4 月实收 700 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 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 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 年1 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 3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64页。 4 叶世昌、潘连贵主编:《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5 张孝谋、胡景权: 《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年版,第207 页。 -2- 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 年9 月开始筹建, 1919 年4 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 200 万元,实收 100 万元。1926 年扩充为1,000 万元,实收 750 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 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 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 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 1922 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 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 年增资收足 1,000 万股本。这个时期 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3 年谈丹崖病逝,由许福?升任总经理。 1935 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一切行务由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薰主 持。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北京分行业务也受严重影响。 中南银行为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 年 6 月在上海创办,7 月 5 日正式开张。总行设 在上海,1922 年7 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 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 2,000 万银元,先收 500 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 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监事有黄奕柱等 9 人。董事长一直由黄奕柱担任,他 去世后由黄浴沂继任。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 会负责。北洋期间,胡笔江在北京有各种关系,故该行早期特别重视北方业务,胡派亲 信王孟钟任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京办事处。1921 年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 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 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 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 年6 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北京四行准 备库和储蓄会成立于1923 年,经理为张季光,地址在东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 1935 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 年成立四 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因此该部营业不多。7 还有 1914 年创办的蒙古银行、殖边银行;1915 年创办的新华储蓄银行、昌平农工 银行、通县农工银行,1916 年的崇华殖业银行、华富殖业银行、蔚丰厚商业银行,1917 年的金城银行北京分行、裕国实业银行,1918 年的大宛农工银行、新华殖业银行、北京 商业银行、五族商业银行,1919 年的大陆银行北京分行、边业银行、中华储蓄银行、东 陆银行、大中银行北京分行。1920 年的新亨商业银行、泉通银行、明华银行、北京国民 银行、慈善银行、劝业银行,1921 年的裕民银行、新民商业银行、华北银行、大成银行、 中华成业银行、农商银行、兴国实业银行、惠民银行,1922 年的中南银行北京分行、裕 华商业储蓄银行、京都市储蓄银行、宛平日新银行、道生银行,1923 年有蒙藏银行、富 国银行,1924 年的中华女子储蓄银行,1925 年的太平银行、北京香山银行,1926 年的 京兆银钱局,1927 年的民生银行及中国丝茶银行,至1927 年约近50 家,其中据不完全 统计,总行在京设立者至少在10 家以上。 另一方面,1918 年全国性的旧有新设银行共计27 家(其中包括中外合资银行 3 家), 6 其中总行设北京的有13 家,占48.1%。 另外,有些银行虽总行不设在北京,但业务经 营却以北京为中心展开。如金城银行,其总行虽设在天津,但其总董和总经理均坐镇北 京,实际上由北京总管理处指挥全行业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家以北京为基地的全国 6 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3- 7 性银行。它的业务经营涉及全国各地各方面,存放款“一度居各私营银行首位” 。 不仅 如此,北京还是当时金融界的晴雨表。 北京地区华资银行亦注重使用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如金城银行在创办之初聘用 银号钱庄出身的较为熟悉银行相关业务经营的人,担任重点分行的副经理。随着业务发 展的需要和为了加强所属办事处的经营管理力量,他们还先后聘用金绍文、陈图南、汗 心馀、王光?、籍孝存、吴天德等留学生和出身于其它银行有较多经验的人员担任各办 事处主任。这些用人措施为银行资本渗透到企业以后如何有效的进行经营管理提供了保 证,为以后华资银行与外国银行建立关系,促进国外贸易和储资内移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也为以后银行的用人体制和银行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对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1927 金城银行在北平,上海两地招考大学生,经济及商科毕业生十一人,商由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特为设班,就实务应用上加以训练,该考验成绩优良,分派各行工作。还有该 年各大学当局介绍该校经济及商科毕业优材生共十五人,亦以宜就实务梢加训练,仍聘 请南开教授为相当人指导后,考验成绩均优秀的人,分派各行试用。除此之外金城银行 还实地训练:金城银行在北平,上海,汉口三行以业务日繁,虽有上项分派人员,仍不 敷用,于是由三地招考高中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共三十六人,在各该行实地练习。农村服 务训练也是金城银行 培训 焊锡培训资料ppt免费下载焊接培训教程 ppt 下载特设培训下载班长管理培训下载培训时间表下载 人才的一个方向:金城银行以辅助农村经济,养成相当人才, 该年适值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农训组在定县开办该社工作人员训练班,金城银行还派人 8 附班,同受训练,用为农业服务。 二 北京地区华资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存款、放款及投资有价证券、发行兑换券、 汇兑、买 卖外汇金银、经理国库等。具体如下: (一) 存款 9 “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 ” 新华银行利用有奖储蓄票的发行而筹 集资金,作为辛亥革命后的首家储蓄银行,可算得风气之先。当时国内银行很少,而办储 蓄的银行更是少见。外商在我国设立的分支行,其存款利率很低,定期存款利率一般都在 年息二厘到三厘左右,活期存款一般不给利息。新华储蓄银行当时存款利率,活期平均在 10 年息六厘,定期存款由年息八厘至一分不等。 对比之下,新华储蓄银行的利率优厚的多, 故当时存户纷纷由外商银行转存到该行。根据筹建目的,该行还发行有奖储蓄票,由政府 担保,每年三月间开奖一次。新华以高利率、有奖储蓄吸收存款。在金城银行方面,为了 多方揽取存款,则制定了很有特色的业务方针。它提出“多做殷实可靠往来之户,联络各 级社会之感情,采用足以引起存款兴趣之广告,设施种种相当手腕,使于有形 无形之间发 11 扬本行之信誉”。 大陆银行则于1922 年在各分行内专门设立储蓄专部,会计独立,使储 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8 《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67,268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 页。 10 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 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 1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4- 蓄人感到存款有保障,从而吸引储户。此外该行另设一种特种存款,即一次存入 171.51 元,定期 15 年,到期共得本息 1000 元。这种定期储蓄自 1922 年开始,存户逐年增加, 12 至 1932 年的10 年间,共达 6,300 户。 由此可见,当时的新式银行为揽取存款,使尽各 种手段。如中南银行注重掌握和分析储户的心理,及时改变经营方法,建四行储蓄会,以 保持利息和红利为号召,吸引了很多储户,从而挤占了当时大多数银行采用的抽签给奖制。 而金城银行总管理处长期开展办理信用调查和市况报告,为该行的放款提供市场信息保 障。 另外,吸收官款是当时北京地区银行存款的另一主要来源。北京各主要华资银行与政 府关系密切,其中尤以大清、中国、交通三行为最。作为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除 了经营存放款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享有清政府授予的铸造货币、发行钞票与经理国库等 特权。由此该行得以经营赔款、度支部库款,存款额也因此颇为可观。1906 年存款为1,056 13 万两,到1911 年上半年上升为6,339 万两。 在北洋时期,中国、交通两行都有国家银行的性质。1914 年 3 月,中国银行“向海 14 关交涉存款”,并提出“国家关、盐两大税收,依法自应存入中行”。 同时积极筹设各省 分支机关,并委托未设地区的其它行号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区之国库业务。至 1915 年,接 管省金库有直隶、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经收款项计达银13,000 15 万元,占当时税收50%以上。 清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邮传部系统各局款 项。1908 年 3 月邮传部规定所有各处电局每日收入款项应就近存放各交通银行,同年的 16 铁路总局拨用亦存放于交通银行。 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国库的权利。 17 1913 年取得“分理金库”的特权, 由此其存款也随之上升,1912 年时为 2,160 万元, 18 到 1914 年增长到6,553 万元。 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 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 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 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 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 安慰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 500 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 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瑷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 连分行存款约 100 余万元。政府南迁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遂大 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务界的存款,并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社会上中产阶级的闲 12 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 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3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14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20页。 15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 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16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交通银行史料》, 上册 三年级上册必备古诗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案下载人教社三年级上册数学 pdf四年级上册口算下载三年级数学教材上册pdf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 页。 17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交通银行史料》 《前言》,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第4页。 18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第308页。 -5- 散资金。当时各银行竞争甚烈。例如,大陆银行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设立办事处.中孚银 行独揽协和医院存款;金城则由全绍文、吴延清等人,广泛联系吸收教会、团体、学校、 医院以及一些教授、医生的存款。金城为了吸收个人储蓄,对于一些工作较忙的教授、医 生,一度采取了上门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储户存取。金城在创办初期,全行存款总额 19 大约仅有400 余余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存款增达 1.5 亿多元。 在存款结构方面,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银行业的存款来源主要 不是民族工商业的闲置资本,而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个人存款和来自 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而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则是不多的。以金城银 行为例:在它的存款中,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1917 年占存款的 12.49%,1921 年占 16.23%;相对的,来自军阀、官僚、地主等个人存款及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则 20 相应为 38.15%、46.25%和 49.38%、37.52%。 这些数据虽不是北京分行的,但由于 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以这种情形来估计,北京各家华资银行的情况大体 类似。 (二) 放款 放款是银行业得以生存的根本。银行正是基于存款与放款的利息差而从中盈利的。 银行要持续经营,放款是其运用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北京地区华资银行放款的主要形式 为政府垫款,投资工、农、商业及交通运输业等。 1、垫款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竭厥,入不敷出。至民国十四年(1925 年)北洋政府所欠国库 证券本息 59,114,384 元,盐余借款本息 44,112,388 元,银行短期借款本息 38,904,282 元,银行垫款本息30,333,399 元,四项合计达172,464,454 元。而银行借款和垫款中, 21 22 以中国、交通两行为最。 如 1921 年 4 月交通银行受托代拨教育经费 10 万元。 可见作 为国家银行,所谓代理国库很大一部分就是为政府垫款。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民国七年 (1918 年)中国银行的放款情况。 表 1、1918 年中国银行放款分析表单位:元 其中借给政府机关 放款种类 各项放款数 财政部 各省财政厅 合计 占各项放款% 定期放款 29,588,308 2,520,205 14,069,950 16,590,155 56.07 活期放款 110,079,812 44,702,065 4,420,608 49,122,673 44.62 19 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版,第87-88页。如因营业关系,北平中国 农工银行北京分行于1930年 7月在王府井大街103号设东城办事处,8月在前门处珠宝市6号设立南城 办事处,1932年7月又在西单北大街41号设立西城办事处,1932年6 月在北平西郊温泉村设立寄庄, 1933年2月又在石家庄设立办事处,至此北京分行共有办事处5处;金城银行北京分行于1922年 5月 30日由西沿岸迁于西郊民巷。同年8月 1 日,在其原址处设北京南城办事处(储蓄处),后于1934年5 月1日又添设办事处。1931年8月15日设北京东城办事处兼储蓄处于王府井大街。1934年2 月8日设 北平西城办事处兼储蓄处于西单牌楼。同年12月24日设北平北京大学储蓄分处于北京大学院内。1935 年3月 1日又设北平北城办事处兼储蓄处于鼓楼大街。这年9-10月份,先后在弘达学校、中国大学、 志成中学、师范大学、汇文中学、大同中学、育英中学等设储蓄分处。给人 们生活提供了方便,也吸收 有源源不断的存款。 20 参见杨培新:《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54 页。 2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第4卷第 4期,1955年。 22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 页。 -6- 贴现放款 3,763,939 - - - - 合计 143,432,059 47,222,270 18,490,558 65,712,828 45.81 注:资料来源,《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 ,《银行周报》第 106 号,民国 8 年 7 月 8 日。 说明:原载各放款细数与总数不合,不多及少。各方款单位细数,定期放款少853 元, 活期放款多3001 元。现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借款数维持原数。 (转引自黄鉴晖: 《中 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版 ,第 132 页。) 由上表可知中国银行该年放款的45.81%是借给北洋政府财政部和各省财政 厅的,而财政 部借款又占政府机关借款的 71.86%以上,可见中国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加强”,已成 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样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其放款对象也以政府借款为主。 据统计, 1923 年到 1926 年,交通银行的政府欠款每年都达 4,000 万元以上,均占各该 年放款总额的 50%以上。见下表: 表 2:1923-1926 年交通银行放款分析 单位:千元 年份 放款 政府欠款 合计 政府欠款占% 1923 44,350 43,020 87,370 49.24 1924 52,800 98,900 98,900 46.61 1925 47,220 52,090 99,310 52.45 1926 54,000 56,420 110,420 51.10 注:资料来源,根据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年版,第350 页。 此仅以中国、交通两行为例,抗战前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如金城银行、新华银行等, 在放款方面,政府放款几乎都居首位。1925 年6 月,财政部致电金城、盐业两行: “接准 23 京师警察厅来函,以警饷需款孔急,爰向金城、盐业两行各筹借十万元”。 当然银行为 政府垫款,获利不浅。政府每借入一笔巨款,不但付巨额利息,而且经手双方还可从中得 到大笔回扣。原新华储蓄银行,由于业务关系且受储蓄条例限制,不能参与政府放款,而 于 1917 年下半年改组为商业银行,以商业银行的名义来分享对中央政府放款的巨大利益, 24 就是很好的证明。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在对政府放款中获利甚丰。 2、投资工农商业据以上分析,北京近代新式银行自成立以来,其业务发展不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基础, 这是很明显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银行对工农商业的放款,就其绝对数而言,还是不 小的 ,而且这种放款呈增长趋势。以下就几家银行的相关业务加以论述:交通银行早期 的放款业务,就其对象而言,与存款相反,对私放款大大超过对官方的放款。如 1911 年 放款总额为 1,798 万两,其中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为 458 万两,占 25.5%,而对私 25 放款却达 1,340 万两,占 74.5%,后者比前者大两倍。 而这其中的对私放款, 主要是投 资于工商业。后来经过1916 年和 1921 年两次停兑风潮后,交行规定军政 借款一概婉言拒 2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98页。 24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65 页。 25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 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 页。 -7- 绝,于是对于工商业的放款比重更有增加。 表 5:金城银行对工商业放款 单位:元1919 年 1923 年 1927 年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总计 5,563,674 100.00 13,334,893 100.00 27,386,314 100.00 工矿企业 834,340 15.00 4,259,080 31.94 6,996,253 25.55 商业 1,757,400 31.59 2,538,616 19.04 4,316,242 15.76 铁路 217,840 3.91 801,824 6.01 4,009,612 14.64 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 《金城银行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3 年版,第155 页。 由上表可见,金城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逐年增加,而且占到放款总额的 50%左右。 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的放款,主要以北京电灯公司为对象。放款时间持续 12 年之久, 26 总数达400 万元。 而且针对该公司负责人不善经营,经理岳乾斋派他的私人代表对公司 经济进行监督,坐地收费。该行的另一笔押款是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这些古物由英 27 商汇丰银行押款和溥仪结婚抵押两部分组成,先后计 60 万元。 因清室无力赎回而被该 行没收。其中处理变卖古物所得款项,除清算清室押款的本息外,剩下的就成为该行的帐 外财产。大宛农工银行以“融通资财、辅助农工业”为建行宗旨,因此该行的各种放款业务多 为较长期的低利农工抵押放款。各种抵押品大多是房产、田亩、农作物、渔业权、栈单等, 28 最有的特色的是其初期办理的留置旗地放款业务。 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后, 其业务经营 依然以农业贷款为主,该行章程规定,“办理各种抵押放款并下列各种放款:(1)5 年以 内分期摊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作抵押者; (2)3 年内定期归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为抵押者; (3) 29 1 年内定期或分期以农工业动产物品为抵押者”。 扶助工农商业的发展,金城银行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1918 年12 月在金城银 行的董事会议上,提出“银行业与工商业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 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 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授资本 30 亦未可知”。 基于此,金城银行对于工农商业的投资在近代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一是其 26 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年 版,第104 页。 27 张伯驹:《盐业银行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4 页。 28 当时北京附近大兴等县农民可凭借旗地得到借款,以事农作。大宛农工银行则分别记入各县清理上报之 地价。(见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 页) 29 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 342页。1932年,中国农工银行北京分行在西郊温家村设立寄庄, 主要办理田亩、房舍及其它农产物抵押放款,除支持传统农业耕作外,还鼓励农民改良农产物品、栽桑 养蚕、种棉、兴修水利、垦林开荒。在该行协助下,温家村还成立了保证责任北平西郊温泉村信用合作 社,为当地社员储金并贷放生产上所必需之资金。同年在西直门车站附近借合顺公司建筑物设立仓库, 为农民储粮,并派员常驻办理储粮押款业务。 3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26页。 -8- 经营某些放款不是单纯地为了取息,而是比较有远见、有魄力地扶植一 些企业、事业的举 办和发展。如在永利塘沽制碱厂初创时期,该行就放给透支 10 余万元,后来 逐渐增加贷 款达百余万元。其中一部分是由周作民直接指挥北京分行投放的。其对工业 的放款比较集 中于与本行投资有关的企业,主要在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 炭工业和面 粉工业。如下表: 表 3、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 单位:元 放款金额 1919 年 百分比 1923 年 百分比 1927 年 百分比 总计 829,545 100.00 4,069,288 100.00 6,868,406 100.00 棉纺织工业 402,687 48.54 2,073,958 50.97 3,223,643 46.93 化学工业 309,882 37.36 639,415 15.71 1,332,372 19.40 煤炭工业548,925 13.49 727,563 10.59 面粉工业 116,976 14.10 536,909 13.19 596,025 8.68 其他工业270,081 6.64 988,803 14.40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 《金城银行史 料》,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3 年版,第157-160 页表编制。 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城银行在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这四个领域的 放款总额在其对工矿业的放款总额中的比例常高达80%以上。3、投资交通运输业北京地区近代华资银行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要是交通和金城两行。交行早期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中即以铁路放款为最高。比较大的有:1910 年对 31 福建铁路公司的放款50 万两,1911 年对江汉铁路公司放款80 万两等。 民国时期尤其是 交行改组后,交通建设事业放款成为该行的特许业务,故此项放款历年均有增加。北京分 行在总行迁入上海后,对交通事业的放款每年虽有所增加,但占总放款额的比例不大。 32 金城银行认为,铁路放款业务“大率息重期短” , 有比一般银行业务高的多的利息。 33 以京汉铁路为例, “放款利率经常在月息1.2-1.7%之间”。 其次通过铁路放款还可以吸 收一部分存款和放款业务。再者铁路为国家交通命脉,且路局在外国债权人的严密控制下, 路款收入比较正常,这样还款就较有把握,放款风险则相对较少。所以金城银行较多的参 与铁路放款:1921 年 9 月签订的京汉铁路借款是金城银行较早参与承担的一笔放款,款 额共 200 万元。当时金城与中南、大陆等银行合作,仅承担其中的 20 万元。此后随着该 行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发展,加上通过利息回扣等方式结交了有关人员,故与铁路部门各 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便开始直接承做铁路放款,并且数额逐年增大。1919 年,金 城铁路放款只有 22 万元,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 3.96%,运用资金总额的 2.95%。1923 年其铁路放款总额已达80 万元,增加了 2.6 倍,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 6.00%,运用 31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 页。 3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 3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28页。 -9- 资金总额的4.47%。到1927 年,其铁路放款额达401 万元,比1919 年增加17.2 倍,比 重也占到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14.65%,运用资金总额的11.66%, “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承 34 购的铁路债券等69 万元在内”。 而且铁路放款对象已包括交通部及陇海、京绥、京汉、 津浦等多条铁路。另外金城银行还大量参与交通部购车公债垫款,这亦属于其铁路放款的 范围。 三发行、领用钞券清政府时期,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被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 票的特权。1898 年北京分行发行钞券,是为北京华资银行最早发行的银行券。大清银行 成立后,发行钞票为其主要业务之一。还在1910 年拟定《兑换纸币则列》 ,企图对已经十 分紊乱的币制局面加以整顿。从成立到停业清理,六年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1,688 万两, 35 银元票2,865 万元。 北洋时期,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滥发纸币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这一 时期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中国、交通、通商等六家,同时各省官办银行、银钱局号 也大量发行各种纸币。1919 年 8 月当时《银行周报》统计,各省官办银行另发行纸币折 36 合银元 122,937,475 元,占当时全国各类银行总发行额的 56.65%。 在这种形式下,得 政府之协助,中国银行担负起统一各省纸币的大任。于是在广东、江苏等省内设立分行, 发行本行纸币,兑回省号所发旧币。然就广东、江苏、吉林三省收回之贬值纸币不下4,000 37 万元,中行所垫之款亦达 6,653,500 元。 且因为中央财力不及,统一各省纸币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遂告 破产。另一方面,当时中央财政竭厥,银行必需为政府垫款,尤其是中国银行,银行没有 这么多现款可垫,于是便拼命发行钞票。1916 年中国银行为北洋政府垫款2,200 余万元, 38 同期发行钞票达 4,600 余万元。 中国银行发行额连年增加。如 1914 年为 16,398,178 39 元,1924 年则为 89,978,582 元,1927 年则增至 159,001,103 元。 另外,北洋政府 为了财政的需要,修改交通银行章程,委托其分理金库,并授予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交通 银行的发行额也是连年有增无减。1914 年为 5,957,627 元;1927 年则增至 65,096, 40 889 元。 北京当时有权发行钞券的还有北平农工银行与中南银行。在北伐战争期间,农 工银行试发行辅币券,总额为 100 万元。其中京行备用券 40 万元,计 1 角券 8 万元,2 41 角券 24 万元,5 角券 8 万元。 各地分行的发行业务中,尤以北平分行最佳。于是 1928 年 5 月董事会决议发行北平地名银元钞票,京津通用,此票极受信赖。华北事变后,平行 停止发行该钞。而中南银行主要与金城、盐业、大陆联合经营,设立四行准备库发行兑换 券。1923 年该行也在北京成立联合分会且发行钞券。 那些未被特许发钞的银行,则以领用钞券开展银行业务。同业领券始于 1923 年,兑 换券领用办法,变更频仍,以交通银行为例,有长期领用与短期领用之分。撮 其要点为: 3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83页。 35 《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36 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37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 1912-1949)(一),档案 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38 参见《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5 页。 39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 页。 40 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 页。 41 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 -10- ?领用数额,以所缴纳准备金为准,长期者于总额外每次领用为五千至 二万不等,短期者, 则对每周、月领用之数有规定;?领券准备, 42 长期者有四六制、十足制、八二制等; 至于短期者,以迟期之本票或支票缴纳准备,迟 期日数及给息另定;?领券期限,长期者无定,短期者有周、月及迟期日数之限;?各领 43 券户与发行库不同,领券暗记也不一,由此兑换办法也随之不同。 当时北京地区华资银 行领用钞券获利甚丰。 但发行兑换券也曾引起停兑风潮。1916 年,中、交两行京钞贬值,导致全国各分支 44 机构发生停兑风潮。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给予银行业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发放不严,加上各 行对政府垫款过多,一时难以收回,库存现银不足等原因,造成 1916 年中交两行的停兑 风潮,1920 年的中法实业银行停兑事件,1921 年中交两行京钞停兑风波等金融风潮。北京 金融市场因此也潜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四经营有价证券 近代的中央政权一方面为了统一控制全国的金融而设立国家银行,进而通过 特许发行 纸币来充实财政,另一方面又发行大量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因此银行主要以发行或领用 钞券及投资公债来经营有价证券业务。 北洋政府筹款的办法就是加税和发行公债。而且政府往往将这种公债向银行抵押来 换取现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投资公债业务的兴盛。这种投资公债的方式相对于直接垫款而 言,银行获利不可谓不盛:其一,高折扣。如北洋政府的公债最低折扣为八五折,加上利 45 息,平均月息为3 分左右。 民国六七年间,市场利率为月息七八厘,银行成本平均为四 厘,故有五厘银行即有利可图。而购买公债利达 3 分,可见银行从中获利甚厚。连当时对 公债投资极为谨慎的大陆银行,在“五年公债”和“七年公债”的买卖中,也赚取了300 46 47 余万元。 1926 年,北京银行业曾承购政府为筹付政费所发内债春节特种库券。 另外,公债还可以作为发行、领用钞券的准备金,或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投机买卖, 无怪乎当时银行对此积极经营,并成为首要业务。北京金城银行成立丰大证券号,专门经 48 营公债,从事公债投机,即为一例。 据统计,至 1927 年末金城银行账列有价证券中,北 42 均为银行专用词。所谓四六制,即六成为现金不给息,四成为公债,公债中签还本与到期利息均为领券 户所有;十足制,用现金十足缴纳,四成给息,六成不给息;八二制,八成为现金,不给息,二成为公 债,公债本息为领券户所有,另存现金一成为活期往来,随时取用,随时补足,照给利息。 43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 下册 数学七年级下册拔高题下载二年级下册除法运算下载七年级下册数学试卷免费下载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表部编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分析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881 -884页。 44 按当时的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可以兑换现银的,即1元钞票兑1枚银元。但是中国、交通两行共发 行钞票7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千万元。(见《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文 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第102页)。一有风吹草动,持票人都向银行兑现, 银行即有停业和倒闭的危 险。为了不使中、交两行倒台合并能在财政和金融上继续支持自己,北洋政府就运用国家干预的办法, 以政权的力量强行压制人民暂时不准向银行兑现。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自奉令之日起,所 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此令发布后,交行上海分行遵令停兑,中行 上海分行在以“南三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抗令兑现,且度过这场挤兑风潮。 45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第4 卷第4期,1955年。 46 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 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47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抄送各银行呈购春节库券额数致财政部函》,1926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984-985页。 4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1、206 页。 -11- 49 洋政府各种债券即占 74.56%。 盐业银行在吴鼎昌的主持下也曾经营公债投机买卖。北 京部分华资银行进行证券倒卖,在 20 年代中期曾引起债权人的不满,甚至对银行信用及其 50 同业组织的作用等产生质疑。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长期的严重的。据初步统计, 1912 年至 1926 年,总共发行了 27 种内债,1917 年以前实际发行 83,182,640 元,占 13.59%;1918 年以后,实际发行 528,880,068 元,占86.41%。同时,1918 年以后,全国银行增设 103 家,占总行数142 家的 72.54%,两个同步增加,一脉相称。再看北京地区,据 1925 年统计,北京商业银 51 行为 23 家,占全国性所有商业银行的 16.3%。 其实,北京产业并不很发达,新设商业 银行资力又不雄厚,靠近中央政府,经营公债乃“近水楼台”。由此可见,投资公债是北 京地区华资银行最重要的业务。据记载,北京华资银行业在买卖证券方面也曾获得丰厚利 52 润。 但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所大量发行公债、举借外债、政府垫款的担保、归还难以 落实,因而银行业所经营公债、给予政府垫款还本付息大成问题。这曾引起银行业及其利 益代表银行公会的强烈反应。如1921 年北京银行公会等为反对烟酒续借款致函北洋政府。 53 (五)汇兑也是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北京地区的银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其总分 行、分支行之间的汇兑业务,促进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动,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国内经济发展 的需要。如交通银行,汇兑总额1917 年为39,553 元,到1920 年增加为160,465 元,增 54 长了405.70%。银行内部资金的调拨,如总行遇有大宗业务便迅速从各分支行调集资金, 以供集中使用,分支行若遇资金不足时,也从总行调拨资金,以敷运用。以及 银行间的同 业往来也在各城市间经常展开。这样就使资金能很好地用到急需之处。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