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大聚落长江中游文明的崛起

石家河大聚落长江中游文明的崛起 长江中游地区以三峡出口宜昌至江西九江湖口为界限，长江从中穿过，四周为山地丘陵，中间是广阔的两湖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 中国古代史的长期研究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首次超过黄河流域的时间是在隋唐以后。而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古代可以稽考的先秦文献中一直是一个荒蛮的地区，直到东周时期的楚国和楚文化出现时才有和中原诸国一争高下的经济和文化实力。 但新中国60年来的考古学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史前时代还有一个时期足以和当时的黄河流域媲美，这就是距今5000,4000年前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个时 1 期长江中游特别是两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在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是一个“消失”了的“史前文明”。这样一个“消失”了的“史前文明”是如何发现的,它们是个社么样子的“文明”,又为什么会“消失”,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城址的发现 1949年之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几乎没有考古工作。150年代中期，石龙干渠穿过湖北天门石家河和京山屈家岭遗址，抢救发掘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考古遗存，也因此分别以这两个地点命名了两个考古学文化。以后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证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北一直发展到江淮之间。屈家岭文化直接发展到石家河文化，二者实际上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年代相加大约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100年间。但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一直都不清楚。 从1985年开始，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任领队，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联合组成立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截止到1992年，共在这里发掘了邓家湾、谭家岭、土城和肖家屋脊四个地点近1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建筑基址、墓地以及数千件小陶俑、刻画符号陶缸等令学界振奋的大量新的文化现象。考古队在1990年和1991年春季4个月的时间里，对石家河遗址群范围内、近8平方公里的每个 2 遗址点都进行了踏查、钻探和铲探，并采集地表和剖面上的遗物，发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巨大城址。那时候还没有GPS和全站仪等测量仪器，全凭从地理部门借来的一张万分之一地形图，测量则全部靠队员赵辉手执地质罗盘和步测。但这张手测的地形图与后来航拍照片绘制的地形图对比，误差竟然很小。 1990年4月的一天，我们调查到三房湾附近一道像大堤一样的土垣上面，当地百姓有的说这个大堤是1958年修的，也有老人说从小就看见它在这里。从在大堤上修的一个龙窑剖面山可以看到，堆积中夹杂的陶片大多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最晚不晚于石家河文化。临近大堤的邓家湾地点发掘证明，这个大堤建造的年代大致在屈家岭的早中期。在大堤的西面则是至今存水的南北长的条形堰塘——然后我们突然领悟，这哪里是什么堰塘，它应当是过去的护城濠～这里才是真正的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城垣。 石家河城址的发现和确认，一下子提升了对石家河遗址乃至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认识。其实在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很早就发现有城垣，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屈家岭时期的，但一直没有得到确认。石家河城址的发现一下子就引发了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址大发现。接下来的10余年间就确认了15座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城址，集中分布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部。相信这样的城址今后 3 还会发现更多。 城址及其领地 长江中游地区进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以后，文化发展和聚落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格局。这主要表现在两湖地区聚落的数量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在两湖北部和西部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址等新的聚落形式以及大规模的聚落间的联合，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变化出自环境的原因，因此很可能是出自本地区社会内部及区域间社会互动。 调查相对仔细的地区如洞庭湖西部的澧阳平原发现大溪文化遗址有50处，屈家岭文化时期(含油子岭文化时期)遗址有63处，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192处，比大溪文化时期多近4倍。也就是说，在两湖平原和周围山地的交接地带，一般一个县的范围内就会有上百处这两个时期的遗址，有的地区还要多一些。 目前所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15处城址包括:石家河、走马岭、阴湘城、城头山、鸡叫城、鸡鸣城、门板湾、陶家湖、马家垸、笑城、青河、城河、陈河、叶家庙、张西湾，大都是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其中石家河城址按照城圈围住的面积计算有120万平方米，加上环壕以外与城址同时期遗址的面积，整个聚落面积接近8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是公安青河城，面积只有6万平方米。多数城址的面积都有几十万平方米。 4 在城址发现相对密集的两湖北部地区，可以尝试推测一下大型城址所代表的大型聚落的领地范围。这些大型的城址聚落一般都建成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而兴盛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因此它们在一定的时期应当是同时存在的。如最大规模的聚落石家河遗址西北距屈家岭遗址(70万平方米的环壕聚落)约17公里，东距天门笑城遗址约25公里。小一些的城址如笑城、应城门板湾和应城陶家湖大致呈等边三角形分布，笑城东距门板湾遗址22公里，陶家湖遗址在笑城和门板湾以北的中间位置，距这两个城址大约都有15公里。荆门城河西北距荆门马家垸约5公里，东北距荆门荆家城仅3公里。因此像石家河这样的特大型聚落群体领地半径可达10公里，门板湾、陶家湖等稍小一些的聚落领地半径大约7,8公里，再小一些的则在两公里左右。当然，由于这些聚落都分布在山前部位，所谓领地半径是指它们之间的距离，而这些聚落在山地和平原两个方向上一般没有其他的聚落，因此在这两个方向的领地范围显然要大很多，只是我们并不能够知道确切的数据。 石家河聚落群与石家河城址 一项围绕石家河遗址进行的全覆盖式调查成果显示，在以石家河为中心、方圆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属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距今约,,的石家河遗址面积达8平方公里，在石家河遗址西北的河边以及东南部山脚下还有21处面积 5 在数万平方米左右的小遗址，它们之间的距离很多都在1公里以内，应当与当时的石家河聚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并称为石家河遗址群。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石家河遗址的面积缩小，石家河遗址以外的同时期遗址只有1处。 石家河遗址所在的位置位于天门县北一片掌状分布的岗地向平原过渡地区的东、西二河之间，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环壕土城就坐落在两河间岗地的尽头，西北高而东南低。位于遗址中心部位的土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近1200米。城垣底宽50米、顶宽15米、顶面距环壕底部6米左右，系由生黏土分层堆筑而成，各层一般厚10厘米左右，经简单夯打。其东北角被西周时期的一座小土城及其环壕所破坏，现已不存，东南角则有一处宽约450米的缺口，而城东南是城里地势最低的地方，缺口处正好可以走水。城垣周围的环壕周长在4800米以上，最宽处达80,100米，窄的地方也有40,60米。环壕底部多有较厚的一层黑灰色淤泥，是使用时长期存水的明证，至今环壕的某些段落仍有水，如其西段的罗家泊即是。在环壕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外侧还有一圈断续的长条形土台，大概是由挖掘环壕的出土在用于修筑城垣后的剩余部分堆成。整个工程的动土量难以做具体计算，按环壕的出土量估算当在5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计算，单是石家河城垣本身就要1000人工作10年才能建成，同时还要有2,4 6 万的人口才能供养这1000人。 石家河城内 石家河土城内面积在120万平方米以上，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地势都较高，而以中部谭家岭地点所在的位置最高，东南部最低。从地表踏查的情况看，自东南部蓄树岭、中部谭家岭至城北部很大一片范围内到处可见成片的红烧土一类的建筑堆积。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谭家岭曾有过三处小面积的发掘，发现了叠压打破关系很复杂、厚达两、三米厚的房屋建筑堆积，看来这里是长期存在的建筑居住区。这里有的分间式房屋墙厚1米，柱洞直径可达30厘米，间距50厘米，只是发掘面积不够大，未能揭露出一座这样的分间房屋。调查中发现蓄树岭、谭家岭与南部三房湾之间的低洼地带则分布着较厚的灰层，含有大量的陶片等文化遗物。 城内西北角邓家湾也有过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一片墓地，已清理墓葬百余座。在墓地东南不远的地方清理了多种祭祀遗存，上述遗迹附近也有个别房屋建筑。 城内南部三房湾所在的地方堆积很奇特，东边一个台子经钻探得知，那里分布着成层的黄黏土、红烧土、夹炭黄黏土和石块构成的堆积，堆积中夹杂有大量的红陶杯和其他器物。据初步探查，这种堆积的范围大约90×75米，厚度在1,1.75米之间，测算得知这里埋藏的红陶杯数量在数万乃 7 至数十万只以上，相信这里会有非同一般的建筑遗存。 以上情况可见，城内显然有着建筑居住区、墓葬区及其它如祭祀活动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域规划，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较完整的聚落体系。 城外聚落肖家屋脊 石家河城垣环壕以外的四周除西北角以外，分布着大大小小二十来处台地，每一处台地都是一个聚落点，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有30万平方米，有的还三、五成群分布。 城外东南的肖家屋脊台地，台地东北部经过多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达6710平方米。这里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00年)的遗迹有房屋、灰坑、排水沟、露天灶和墓葬等。房屋基址多很残破，但据残留迹象看，房屋一般成组集中分布，有的围成院落。如F15、F13、F3、F2、F5几座共同组成的院落是“凹”字形的，占地范围南北接近40米。其中F15为单间房，F13似为三开间以上的多间房屋。 肖家屋脊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三片墓地。每片都有墓葬10,20座。其中东南一片有屈家岭时期墓葬18座，石家河早期墓葬2座，这片墓地就在由F15、F13、F3、F2、F5几座房屋组成的“凹”字形院落外的西南角。而整个发掘范围内至少发现有三处以上这样的墓地，代表了至少3个“院落+小型墓地”这样的聚落中最小社会群体——这里可以称之为 8 家族，每个家族的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这样一个社群规模和占地面积可以作为对整个聚落社群规模进行推测的依据。 邓家湾和肖家屋脊墓葬中都随葬大量陶器，但随葬陶器种类却是十分程式化的。不论是屈家岭文化还是石家河文化时期，一般的墓葬都至少随葬一套器物，包括小鼎(有盖，明器)、杯、碗或豆、壶等几种，这显然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所用的一套陶器，表明当时丧葬观念中强调的是死后还会有类似现实生活的延续。当然也有一些墓葬随葬2,4套，即便如此随葬品总数也不过几件或一、二十件。但肖家屋脊和邓家湾墓地的很多墓葬都随葬有数十乃至上百件陶器，其中除一两套上述成套的器物外，其余几十件都是罐类，如拥有最多随葬品(103件)的M7。肖家屋脊M54随葬的102件陶器则干脆都是罐这样一种器物。 此外，很多墓葬中随葬的陶罐也不与其他几类成套陶器放在一起，一般成套陶器都放在棺内死者的头部或脚下，而大量的陶罐则放在棺外二层台上或在棺外脚下另挖的器物坑中，这样的例子几乎包括了全部的有二层台(有棺)的墓葬。这说明在当时的埋葬仪式中，成套的陶器与陶罐所表达的意义是有区别的。由于陶罐是储藏用具，因此，大量随葬陶罐也许是为了随葬陶罐中可能已经朽烂了的食物一类东西，即便就是随葬陶罐本身，表示的也只能是对大量拥有 9 财富的渴求。而能够拥有个人或最小族群——家族自己的财富，说明当时家族这样一个最小的社会族群在当时已经是具有很大程度独立地位的经济实体。 社会崇拜 在石家河城内西北部经过发掘的邓家湾，发现有多种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现象，包括与某种建筑相关的一些排列整齐的“扣碗”、套接的筒形器、以及“套缸”或“列缸”遗迹，邓家湾出土的套缸能够复原的就有120件，还有很多碎片没有复原。 邓家湾与肖家屋脊的陶缸样式均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物基本一样，在不少陶缸的腹部也有刻画的符号，符号样子有钺形、号角形、红陶杯形、镰形和高柄杯形等9种，多数形状与大汶口文化所见的不同，但“菱形”和“日月”符号与大汶口的相同。其中有符号的陶缸在大汶口文化中多见于墓葬中，一些小型的遗址也常见到。但在石家河文化中并没有用于随葬，而且仅见于石家河遗址，可见石家河聚落在当时的地位非同一般。 邓家湾“套缸”遗迹附近的17个灰坑中以及其他堆积物中还发现了上万个小红陶俑，单是H67一座灰坑中就有数千个个体。陶俑个体不大，一般5,10厘米，造型十分生动，有人、鸟、鸡、狗、羊、兔、龟、猪、象、虎和猫头鹰等十余种。动物与人的造型都有很多种。人物造型面部简单几乎没有区别，但动作的形象大致有三 10 种，一是怀抱一条鱼跪坐，二是背物或抱物，三是舞蹈。其中抱鱼跪坐呈奉献状的人物俑数量最多，从这样的姿势来看，奉献的含义就比较明显了，也因此其他的动物类陶俑都可以判定为祭祀品。石家河文化红陶动物在两湖地区很多同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在河南的南部和中部也有一些发现，但数量都不多，大多只出几件，并且多只有长尾鸟一种造型。其他地方出土的红陶俑的样式是与石家河所见完全一样的，其来源应当也就是石家河聚落。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新型社会形式就是以大型聚落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实体，凝聚这样大型的社群一定要有新的意识形态。石家河的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都有刻符陶缸和陶俑的祭祀形式，可以看到大型聚落同时也是祭祀形式创新的中心地。说明石家河这样的大型政治实体具有远距离的信息获取能力，也有利用这种能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以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城邦林立的史前文明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大量新型聚落形式——大型的环壕、环壕土城聚落以及聚落群的出现。这些大型聚落中，只有城头山和和阴湘城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已经是比较大的环壕土城聚落，城头山遗址发掘表明在大溪文化时期城址就在不断扩建，城内面积逐渐增加，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达到了8万平方米，似乎是该聚落自身增长的 11 结果，其他的城则几乎都是在屈家岭文化或石家河文化时期新出现的。这种情况说明，仅仅是一个聚落内人口的自然生长，只会是像城头山那样造成聚落的逐渐扩展，但扩展的面积有限，顶多发展为小型城址，并不会造成像石家河那样的大型聚落的出现。因此像石家河那样的大型聚落的出现，乃是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和社群组织形式出现的结果。从巨大城址以及石家河、门板湾那样在城之外还有很多居住性聚落的形态来看，这些大型聚落一定是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社群，因此属于一种新型的聚落联合体。 目前所知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都是有环壕或有环壕的土城环绕的，其中的环壕固然有水利以及交通的便利，但从一般城址所处的位置来看，其主要的功能还是为了防御，周围的小聚落依附于城址，其防卫的任务显然也是有大城来负担的。远离城址的一般的小聚落很多也发现有宽大的环壕围绕。这说明当时社群间的关系式十分紧张的，社群问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点还可以从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发现的“执钺武士”形象上得到证明，这说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大规模新型社群出现的原因之一乃是紧张的社群关系，与人口的增长带来的资源的紧张以及社群的重组互为表里。 总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繁荣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如果 12 仅仅以聚落面积进行比较，石家河聚落甚至比二里头还要大，同等范围内的聚落密度也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要大于二里头文化。但石家河聚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能力是否也比二里头大则不是很清楚。可以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已经进入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描述的那种城邦林立的古国时期。 (责任编辑:孙秀丽)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