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一杯冷咖啡

鼓浪屿：心头一杯冷咖啡 怀旧的快感不在于追忆的对象，而在于距离感的制造。成天嚷嚷减肥的女人，是在宣布自己身材曼妙；老贵族的抚今追昔，未必不是夸示符号资本。我们念念不忘面目全非的旧情人，夸张地赞美尿黄坍塌的古城墙，更多的时候，仅因留恋自己逡巡返顾的倒影——那个身影时而敏感多情、时而愁容满面，一下子拉开了我们与庸众之间的距离。 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窗前的一抹明月光，是他们永远怀不完的旧。 拆了中山路，他们可以去禾祥西；没了“四里沙茶面”，他们去“欢欢”或者“公园土笋冻”；湖里山炮台倒了，厦大演武台塌了，万石植物园再加上“好清香”、“吴再添”、“扁食嫂”一起被外星飞碟掳走，他们喝杯铁观音兴许也就压了惊。但谁也不敢想象，要是鼓浪屿沉没会怎样。 因为鼓浪屿是绝无仅有的音乐之岛，它与它的音乐，使厦门从滚滚红尘中跃升仙境。 鼓浪屿被称为“音乐之岛”，一方面是因为小岛上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许斐平、殷承宗、颜宝玲、林俊卿、郑小瑛、陈佐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面积不足1.87平方公里（一说1.78，又一说1.91——莫非涨潮的时候测量，土地面积小些；退潮时量，就大些？）的地域，竟聚集了500余架钢琴，钢琴密度全国之最。 简单罗列或许说明不了问题，因为统计方法枯燥僵硬，是一张黄纸画成的符箓，即使贴在鲜活的生命身上，也只能得到腿不打弯、灵性全无的僵尸。正如这种方法无法准确得知岛屿的面积，它也无法确诊，这座海岛与音乐之间捉摸不定的夙缘。 500架被人反复提及的钢琴，真正意味着什么？500架钢琴，不是500架神龛。记得80年代初，鼓浪屿人的家里开始买进东芝彩色电视。十八寸的蠢笨身躯，家人定要为她专门定做丝绒外套，天太热不能开，雷雨天要及时关，惟恐使用过度。后来出现拨号盘电话，依旧是罩巾伺候，小心轻放。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彼此知根知底，礼数就马马虎虎了。这音乐，是如此日常化。 它日常化到了“日常化”这样的语词都显得过分庄重：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 我的祖父陈台院在菲律宾独自打拼，每年将侨汇寄返国内养活我父亲兄弟三人。50年代，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曼陀铃”一把，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父亲闲暇时，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是否荒腔走板亦未可知，但据说不久疏于练习，乐队星散，“曼陀铃”就此失踪。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不想以此糊口，亦不求技艺精进，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 到了我这一代，好乐之风不减，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每次授琴，只要老师迟到，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每次老师告状，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它又瞬间变成家法。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岁月星逝。 有一天，父亲带我到厦门中山路几十年老店“华城琴行”，因为旧的琴弓终于被合力打断，需要再买一把。父子俩都闷闷不乐，店员谢先生却很高兴：“刚才，你们班另一个男生和他爸也来了。最近你们换弓子真勤……”现在回想，店员谢先生的儿子也和我同班，也须保存多把琴弓以备“不时之需”，他还好意思大言不惭。 在别的地方，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而在这里，音乐是贴肉长的——如《摩诃婆罗多》太阳神之子迦尔纳永远脱不掉的神圣盔甲，已经融为了自身的肌肤。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促成了我们与音乐之间颇为随缘的态度？是岛民耕读传家的保守观念？是相对富足的华侨家庭的慵懒天性？是艺术等级考试的长时间缺席？ 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几代人的音乐教育，都是无心插柳式的。听天由命，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 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非要引经据典的话，《黄河》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当年踏上音乐之路颇为偶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他，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整理房间，赚到了两美元。一美元买了琴谱，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竟无需翻看琴谱，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女歌唱家颜宝玲十岁时跟随三姐到“三一堂”（1934年落成）参加唱诗班排练，吸引了廖超勋先生的注意，主动上门担任启蒙老师，此后还先后师承敏戈登夫妇（Stella Veenschoten）与魏沃埌（Rev. Grifith）牧师。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闽南圣诗》，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翻看歌谱。不用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基督教家庭、教堂、礼拜与圣诗，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 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 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全部由笨重粗粝的花岗岩砌成，墙壁斑驳厚达一米，门窗颇有大和风范，采光极差，蛛网遍布的厕所修在主楼之外。校门两边是基督教会的墓地，时常野猫出没，某个暴雨的清晨，还发生过一起谋杀案。当年每天上午十点钟是课间餐时间，学生们需要派出劳动委员，跨过荒院到林木深处的厨房提一个装满面线糊或咸稀饭的大铁桶。校工叫阿才，他有一个挂着鼻涕跟我们满院乱跑的小女孩，天不怕地不怕，经常调戏从基督教墓地爬进校园的四脚蛇。 阿才有一次发现学校花圃里的花都死了，原来是学生们把不吃的点心，鼓浪屿食品厂的椰子饼肉饼绿豆馅饼之类，在花盆里埋得精致整齐。阿才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老师，害我们开了一次家长会，从此不许乱丢点心，还要罚洗厕所。 冥冥中，这所学校对我们的赠予如同鼓浪屿食品厂的糕点一般，以朴素的面目按时出现，不管我们是接纳还是拒绝，是感恩还是挥霍。 九十年代，音乐学校的学生们每周有一次音乐欣赏课和合唱课，再大一点的学生要修基本乐理，还参加弦乐合奏队。合奏队遵循最严格的等级升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以第一提琴为尊，其余各排递减，表现不好、水平不高的孩子被指定往后坐。我从第二声部（伴奏声部）第二排直接破格进入第一声部，一度攀升至首席提琴手身后；后又表现不好，不断向后撤退到最后一排——全因无故缺勤多次。只怪音乐难敌爱情，早恋威力无穷。 当时条件看似简陋，其实遭际却颇离奇。我们的“音乐欣赏”课是在殷承宗、殷承典兄弟的祖宅（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进行的。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鸡山路上，有他的殷家祖屋，全部闽南花岗岩石条砌成，冬暖夏凉，卓妍异色，有幽森的门户、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如果你黄昏跑步经过，倒可见到一个高大独身帅气的老男人，在海边散步。尤记当初，校长打开名贵音响，塞进录像带或唱片，给一众孩子讲解《动物狂欢节》、《天鹅湖》、《胡桃夹子》等名曲名剧。他激情澎湃，我们都坐在地上，或玩，或打瞌睡。 在殷家兄弟的客厅上课，是怎样一种荣耀与奢侈？我怎么没趁机摸摸他家的古董钢琴？可惜写这篇文章时，即使拼命回忆，“狂欢节”的旋律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当时不解“胡桃夹子”究竟系何种夹子，而且不满天鹅演员的紧身裤。如今校长大概想不起我是何许人，云淡风轻地点一点头，继续看海。 如果十年前朋友们到鼓浪屿旅游，我可以设计出一条音乐不绝于耳的别致路线： 晚上七点钟从轮渡码头上岸，抵达音乐厅，听听爱乐乐团或厦门歌舞团的音乐会（那里面有我一票同学，分散坐在各声部的最后一排）；经过中华路时候放慢脚步，“baby cat’s”咖啡店老板（我的邻居）可能愿意在晚饭后耍一耍钢琴；“褚家园”曾经有一位优秀的提琴手，再往前走是我初恋女友的旧宅，她的音准一向糟糕；到中华路47号，是我舅公们在弹爵士，大年初四的话，还有一场包括手风琴、钢琴在内的家庭音乐会；走进安海路，我另一位初恋女友可能刚洗完澡，她的提琴拉得木讷呆板，泛音永远不对味；鸡山路上卓姓师弟的大提琴喑哑忧伤，如今已经功力大成，他的沉默与执着灌满了每张唱片。走进内厝澳，从龙山洞穿出，抵达三丘田码头，一路伴随你的则是寒假回家的上海音乐学院杨姓师妹，她总在反复练习枯燥的音阶与琶音，一板一眼，如天风海涛，亘古不变。 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可惜，我知道这一心愿永远不会落实。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历任政府，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十年后的今天，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彻底变成了四仰八叉摊着的老妓女，迎来送往间，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对于本土居民来说，老房子年久失修，加上医院搬迁，人口老化，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同学、师长纷纷搬走。喧嚣，压倒了琴声。终于有一天，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 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已然无法挽回。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韵味不再。 即便你在回忆里，把它热了又热。 作者：陈思 摘自《读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