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公益之心进化社会
虽说是出生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但刘怡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家乡的天气,反而开朗、随和,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再加上一副清脆柔和的嗓子,让她在与人沟通时颇具优势
高中时期,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附中的刘怡是校团委宣传委员。有一年,她们学校发生了女生自杀未遂事件,引得《贵州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事件发生后,校委派我去那个女生的家里做开导工作,记者来采访时,我作为比较了解当事人情况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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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记者有了不少交流。”如今回眸,对刘怡来讲,这一段交流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她后来的选择
“高中时,我们每周都被要求写周记。那个记者为了全面了解情况,和我聊完后又要了我的周记去看。”后来,刘怡的文章一连三篇刊发在一本叫《少年人生》的杂志上,原本就喜爱写作的刘怡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和记者越来越熟悉,刘怡也越来越了解“记者”这个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慷慨激昂只是一时意气,谦和、坚守、敬业才是记者的本质。她萌生了要成为其中一员的想法。等到高考时,刘怡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当年还叫北京广播学院,一心一意地希望,
以后要成为一名记者,秉笔直书。但她的父母都特别担心,认为记者工作很危险、也很艰难,并不适合自己外表柔弱的女儿
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刘怡进入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工作。一年后,刘怡选择赴英留学,在传媒、艺术等领域进行深造。学成归国,刘怡重新进入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从离开、深造再到回归,刘怡笑谈她是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小方圆,“这份工作其实非常有意义,内容是面向公众宣传环境保护,就是把深奥的技术性内容转化成公众能够听懂的通俗语言,从而实现对公众进行环境保护的普及与教育的目的。当然,我的宣传对象,也不乏各部委官员。”刘怡对这份工作怀着无比的热情,而深造的过程则为这份一如既往添柴加瓦
2007年,刘怡转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生态保护研究项目,“我去那个项目做了2年管理工作。”在对国内政府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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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基础上,她又积累了对国际组织的了解经验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冲”在第一线的记者,但她对记者的情怀和理想始终如一,刘怡依旧把自己当作一名“记者”,承担着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项目之一的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开展。作为能够与中国政府及与国际组织皆可流畅沟通的资深环保业人员,刘怡被选中
负责这个项目。“小额赠款计划支持GEF的优先领域,如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治土地退化和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善款赠予项目,它的资金从国外进入国内,由财政部负责资金在国内的分配。”因此,项目是由国家主导和运作、并且需要在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与开展的
“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国家指导委员会。”刘怡以多年的环保工作积淀为基,以优秀的沟通交流能力为筏,以细致耐心、认真坚韧的个性为助力,将这件在同事眼里颇为艰难的事,理清脉络、顺利解决。在她的领导下,小额赠款计划项目与财政部、环保部等政府部门成功对接,项目的国家指导委员会得以迅速建立
“这之后,需要花费最多精力的,就是和民间公益组织,NGO,的沟通与互动。”与国际同类组织相比起来,中国国内的NGO起步晚、发展不均、水平良莠不齐、成长也相对缓慢,但数量却相当庞大。“2009年项目成立的时候,国内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GO数量已超过40万。”虽说这些NGO并没有全部跟刘怡的项目有过联系,但她每天接几十个NGO的咨询电话、收到几百封NGO的邮件已是常事。不寻常的是,她能够始终保持耐心与柔和,认真细致地与对方交流
“原来在环保部时,我就像窗口,不断地拿东西出来展示,
而现在则变成桥梁,把政府与NGO、NGO与项目连接。”
在刘怡的办公桌下,记者看到一个奇怪的大麻袋。打开一看全是一张一张的小额发票
“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的项目,流程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财务,规定得极其详尽。”刘怡解释,寄发票的NGO与刘怡的项目合作了农村土炕改造为节能炕的项目,发票来自全村每一户参与改造的人家
对于记者发出的整理一麻袋发票的过程到底有多枯燥的询问,刘怡只是微笑,“其实这还算好的,时常发生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连发票都开不出的情况。”
如此经历过几番之后,刘怡提出了改善工作流程的建议。将费时费力,人为增加项目推进难度的步骤进行了因地制宜的调整,志在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对各种咨询不厌其烦、对工作细节不断改进,刘怡还常常不畏辛苦,“冲”在项目所在地的“最前线”。“7年来,我们已经执行了大约70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地我都去过,和当地人同吃同住。”
小额赠款计划项目所帮扶的社区绝大多数都位于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车行一天深入高原藏区,刘怡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裂,但吃了藏民给的土药睡了一觉后,第二天头痛症状稍轻,就马不停蹄地投入调查、讨论工作,还有一次,她去的地区不仅没有通讯信号,
而且没有电和自来水,每天洗脸都成问题,但她并不以为苦,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了4天,把工作圆满完成,至于那些没有厕所,只能露天解决的遭遇,刘怡早已见惯不怪……“确实跑了很多项目的所在地,深入到当地的社区、农户,同他们交流,聆听他们的倾诉,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也就不会理解当地人的需求,不能把善款用在刀刃上。”
在一次从高原藏区项目返回的路上,刘怡忽然发现整条公路的车都开得弯弯绕绕,还有当地藏民拿着扫帚在公路上扫着什么。“后来得知因为当地有草场,每到那个季节,草场里有一种虫子就会爬到公路上。藏民讲究众生平等、不杀生,所以开车时需要绕过这些虫子,拿扫帚的藏民是在把虫子扫回草场。”看着漫长的公路上一辆辆心照不宣地缓缓走着弯路的汽车,刘怡很感慨,“除了这次,我还看到过很多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对山川、湖河的敬畏,他们看到那么美的风景并不像旅游者那样冲进去拍照,而是远远地拜倒,根本不进入打扰。他们这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信仰,特别能荡涤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人都说我们的项目为各个社区做了很多,但我其实也跟这些当地人学到了很多。”
从2009年加入小额赠款计划至今,刘怡平均每年都大约有60天待在边远地区。一位负责给她做工作评估的国家委员会主任曾这样评价她,把工作不只当成工作,而是当成事
业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去投入时间、智慧和情感
刘怡说有很多因项目相识的人,才是她眼中真正的英雄。”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考上大学、离开乡村,大学毕业后放弃繁华城市,选择回到家乡、参与改善当地民生的工作,一扎下去就是很多年的人,那些一开始只是参与我们项目的报道,最后却毅然辞职,直接加入无名无利的NGO工作,身体力行地为社会进步默默奉献的媒体记者……这些让我看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善良和希望,即使他们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但润物细无声也是一种伟大,给我力量感。”
做好一名社会公益人,就如做好一名记者,不唯收视、不哗众取宠,唯一份责任,带来的则是社会润物细无声的不断进化
淡雅的刘怡,是绕指柔也是百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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