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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情况并比较他们散文创作的异同 ...` 隑44 第五章 十七年散文 教学目标与要求: 1(大概了解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概况以及散文创作实绩。 2(散文随笔体的发展，创作情况。 3(三大散文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情况并比较他们散文创作的异同。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 第一节 散文随笔创作概观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我们来谈作为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在建国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很艰难的话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但是历史无可回避，中国现代随笔仍然在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但大体而言，除了文革十年随笔基本停滞外，建国后的“十七”年，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第一次是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 在1956年第一次随笔“复兴”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亲眼目睹或亲身领教这一场场的文艺政治化的批判场面，犹如惊弓之鸟。大多数人选择了明哲保身、沉默不语。那种具有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随笔是难得一见的。当时影响较大的是陈笑雨以马铁丁笔名发表的一些随笔。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正面立论，对青年、工人、知识分子进行和风细雨的教育，而对时政的谏言或批评，那是比较少，而且也相当的谨慎。而像夏衍的《报喜与报忧》、严秀的《论“数蚊子”》，韩川的《部务会议》、呼加诺的《狗为什么会叫,》等，那种将笔锋针对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随笔杰作，可谓凤毛麟角，委实不多。这个情况一直延续至1956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6月13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章，进一步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而这个“双百”方针确实让知识分子感到思想解放时代的来临，以为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到来。因而，中国现代随笔的“复兴”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956年初，《中国青年报》开设了“辣椒”副刊，后来成为著名的随笔家舒展便是这个“辣椒摊位”的“摊主”，自己既是编辑又是写家。他撰写的随笔， 如《白司长来了之后„„》、《鸡蛋问题的后面》等都影响很大的作品。其它报刊接着也纷纷仿效。报纸办起“副刊”，较为出名的有《文汇报》设“笔会”专栏，《新晚报》设“灯下谈”专栏，以及《光明日报》、《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报晚刊》等也有开辟随笔发表园地;在杂志方面，较为著名有《新观察》、《长江文艺》、《文艺月报》等，这些刊物不同程度地刊载了不少指摘时弊的随笔作品。而对这次“随笔”复兴真正起到龙头作用的是《人民日报》。当时，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胡乔木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主抓改版工作，并在日报社的负责人邓拓积极配合下，草拟了一个邀请著名作家撰写随笔的名单，并于1956年7月1日，在第八版正式推出改版了“文艺副刊”。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为止，《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计出了303期，发表的随笔约有500篇左右，作者有200余人。这些作者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巴金、邓拓、夏衍、何其芳、田汉、林淡秋、袁水拍、曾彦修、萧乾、屠岸、费孝通、巴人、吴伯萧、冯文炳、沙鸥、唐弢、舒芜、陈笔雨、宋云彬、秦似、秦牧、韦君宜、刘大杰、徐懋庸、曹禺、谢觉哉、陈学昭、陈登科、许钦文、孔另境、吴祖光、刘白羽、康濯、傅雷、孟超、方成等等。刚刚起步的年青作者有邵燕祥、邓友梅等。被指名约请给副刊供稿的还有周作人。由此可见，这块园地真可谓高手云集、群贤荟萃之处。 在通读这一段随笔家所发表的作品，给我一个强烈印象是不少知识分子撰文谈“独立思考”问题。首先是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发表了《谈独立思考》一文，指出:“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叶圣陶发表了《“老爷”说的准没错》，他以戏剧《十五贯》里的娄阿鼠说的“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作为典型代表，我们现在也是做某事总有大前提的前边往往是“某某说”或者“某某批示我们”，这和娄阿鼠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是一样的道理。因而，他提出改进这种思想方法的现实意义。接着，巴金深有感触，也撰文《“独立思考”》呼应，认为“棍子”只能“造成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唐弢在《孟德新书》说:“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把火，它的名称是:独立思考。”而在形势相当严峻之际，萧乾尚敢斗胆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里宣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矣”，指责“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秦似在《学习泛感》探讨为什么第一人称“我”都一律变成了“我们”和“大家”的背后原因;黄秋耘的《创作和批评的障碍》和徐中玉的《关于扣帽子》都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扣帽子”现象;徐仲年在《乌“昼”啼》中提出既要让“凤鸣”，也需要让“乌鸣”的问题，并且表示自己要摹仿“乌夜啼”， 而作“乌昼啼” 。 其次，这些随笔家还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粗暴的工作态度进行了谏言和批评。屠岸《婉转的粗暴》，在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在遇到别人提出问题，要求回答时，总是“慎重”地说:“考虑考虑再说”，“研究研究再说”，而且往往过后是沉石大海。作者对这种“婉转的粗暴”工作态度进行了谴责和批判。舒芜《说“难免”》，针对当时有些领导干部常用“难免”作为自己官僚作风的开脱词，作者进行尖锐的揭底，指出:“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高植《威信和威福》，作者谴责了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增加他所谓的“威信”，实际干的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逼死人命的事来。这已经是类似古代的“威福之臣”，是“作威作福”了。像这类作品还有邓友梅《两个疑问》、邵燕祥《“为官容易读书难”》等。 再者，随笔家也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七情六欲的追求问题。甘牛《服装的美与生活》，他赞美我们祖先懂得研究美和欣赏美，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和审美力”，然而今天穿着单调，一看到有人穿花衣服就摇头，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这说明了还是“不懂得生活、落后于生活的表现”。巴人《论人情》，认为当前我们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这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因此，他要为文艺作品中的“人情”，道一声“魂兮归来”～吴盛《请准谈风月》，甚至谈起长期以来人们所诟病的“风月”问题，他以为解放前“风月”没有我们的份儿，但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事境、心情都发生不少的变化，“风月”也是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用随笔、小品来反映“风月”。 由此可见，这次随笔的“复兴”，尽管昙花一现，知识分子在言说时也常有顾虑，但言论的公共空间毕竟打开了一角，让人领略到知识者身上久违多时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吐露知识者心声的随笔作品，在共和国史上是一份值得记起的弥足珍视的文献材料。 而1961年至1962年散文随笔出现第二次“复兴”。这时期由于国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经济受到重挫。因而，国家开始着力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表态要搞“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因此，第二次随笔所谓“复兴”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用马南邨笔名开设《燕山夜话》随笔专栏，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作为三人共用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也搞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年，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位在《人民日报》设置《长短录》专栏。这些随笔的发表，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恢复文坛“生气”的效果。随笔家们大都本着“活跃思想， 增加知识”为宗旨而写的，其中有些篇章的确寄寓着微言大义，但能起的作用毕竟很有限，也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因而这次所谓的“复兴”，再也没有建国后第一次“复兴”的景象。知识者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在这批随笔家中，成绩最大要数邓拓。邓拓在1957年5月写的《废弃“庸人政治”》，是一篇锋芒较为显露的文章，他以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但到了6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发生较大的变化，邓拓笔下的随笔，多数是以传播知识，提倡科学，净化人们情操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其中个 批判”正解》、《智谋是可靠吗,》、《围田的教别篇章如《一个鸡蛋的家当》、《“ 训》、《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等，一看题目就会觉得有些碍眼，这些文章明显带有现代随笔中所谓“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烙印。但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作者的态度一般都较为温和、稳妥，少有尖锐和激烈的言词。曾彦修说:“这个时期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北京只有特定的几个人，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二三十个人，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是能够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之类的，然后才敢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这些随笔家确有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往往在受到他人审查之前自己先进行自我的审查，而且是很自觉、很配合。诚如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指出:“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更加有效，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如此一来，不少作家创作的作品总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图解，而且达到滥情、甚至出现了伪饰的诗意。因而，我们在这次随笔“复兴”中，很难找到像以往的随笔作家身上所独有的那种自由驰骋、自由创造、自由批判的大气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然而，近年来，人们发掘出来的张中晓却是惟一的例外现象。这位曾被最高领袖认定为“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的年轻人，当年只有二十六、七岁，却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他先是被关进监狱，后因疾病，被遣送回绍兴老家，在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现在人们从他当年写下四本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整理出一册《无梦楼随笔》出版。人们吃惊地发现张中晓记录下来随感，虽片纸只字，但“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恰似满天闪烁而亮度不等的星斗，以零散无序的表现而蕴涵其深广丰实的内容”。如他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他并没有屈服于世俗的力量，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于是，一些“诛心之论”、“法外之意”就在这位年龄似乎不相称而且拖着病弱之躯的年轻人笔下不断地滋生和涌现出来。笔者以为， 这本《无梦楼随笔》反复申说的两个内容很值得人们注意。其一，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和批判。张中晓认为极权主义的两个特征是权力欲望和专制统治。对权力欲望的追逐，带来的权力灾难，“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强力或强烈的心理上的影响(灌输教育、愚民政策、神经战)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对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张中晓的议论也是直撄人心的，他称:“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其二，对人的奴性的掘发与刨根。张中晓以为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而人与禽的区别就在于“要求人的良知在选择中必须站在人的一边”，如果守不住这一点，那么蒙昧迷信和奴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对于他们来说是再也舒服不够的“枕头”了。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只要他心中有奴性、劣根性没有祛除，那么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一个弱者，要想在被压迫、奴役的痛苦中找寻快乐，就只能虐待自己的亲人和比自己更弱小者。阿Q正是具有这种劣根性。如果他一得势，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会比赵太爷更无赖，更下贱”。因此，奴性、劣根性既是使人陷于奴隶的枷锁，也是走向统治者的桥梁，它妨碍人的觉悟，妨碍人成为真正的人。张中晓身上具有厨川白村所说的“奇警锐敏的透察力”，他在随笔中的卓识，是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解剖和透视基础之上的，往往三言两语，点铁成金，精辟警策，是属于鲁迅所赞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能够“穿掘灵魂的深处”的作家之列。因此，我们读到张中晓的随笔，如人们体会到尼采爱读血书一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思想者的文字并不在多，而在它的精华，在于它独特的光彩。 从随笔理论和随笔艺术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相反随笔家们却要为议论性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和辩护。1950年，黄裳不满建国后杂文的沉寂，撰写了一篇《杂文复兴》，站出来大声为议论性随笔(杂文)呼吁。他指出“杂文是和时代结合的最密切的武器，那么，跟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型式自然得变。过去的说话绕弯子，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还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在它的锋锐，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因此，他认为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即使是对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友的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尽管黄裳对杂文的看法说得很婉转，而且在对待同志的批评上是加上了限定词和修饰语，但他的这些观点还是很快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抨击。冯雪峰的《谈谈杂文》，是一篇带有结束论争性的总结文章。他以为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杂文的，问题是在需要什么样的杂文。他说我们不能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即“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从逻辑上说，冯氏说得没有错。议论性随笔(杂 文)本来就是没有固定的创作模式，它的灵魂是自由的创造。就鲁迅本人而言，他的随笔创作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质直，也有曲笔;既有明快，也有精深。任何将鲁迅的随笔风格简单地归纳为一种类型，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是对鲁迅创作的歪曲。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冯氏的用意在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笔法中所谓“曲折”、“隐晦”、“反语”的否定。他说“弯弯曲曲、隐隐晦晦的杂文，是的确应该过去了，因为那样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因而，他将当今的杂文创作提升到政治立场问题，“我们今天仍旧需要杂文，就是必须适合于今天人民所需要的那种形式、内容和精神的杂文，如毛主席所说”，“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 。这种预设前提和理论观念，无形中就将一种议论性随笔(杂非一般地废除讽刺” 文)模式强加到每位作家身上，这是违背随笔精神的，是有害的。孔罗荪《关于杂文》，事实上是冯雪峰观点的呼应，他也强调当今的杂文“必须突破狭隘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不要那种曲折、隐晦和反语的杂文，不要‘伊索寓言式’的奴隶的语言”。而夏衍撰写《谈小品文》，其观点就不同于冯、孔之文，他从鲁迅论小品文和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中论鲁迅杂感得到有益的启发。他指出:“小品文，即‘阜利通’是战斗性的文艺作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创作。它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它一方面不能够——也不需要把作者的思想感情从容地熔铸进具体的形象和典型，但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夏衍认为小品文(随笔)是一种精炼的文体，作家要有讽刺和幽默的才能。即使是当今社会，我们也是需要用小品文(随笔)这一武器，“对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这种政治上的麻痹和冷淡，展开剧烈的斗争”。因而，他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我们报刊上不仅要有和应该有鲁迅式的杂文，而且要有和应该有果戈里和谢德林式的文艺作品。” 第二节杨朔的散文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杨朔模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并不取决于人们怎样评价杨朔，重要的是杨朔散文已成为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杨朔模式”则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精神载体。 一、生平和创作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瑨，山东蓬莱人。 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 杨朔散文的内容题材是比较广泛的。但无论写什么，都是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的战士的姿态，“从生活的激流里抓起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海市〉小序》)他的这一选材主旨成为特定艺术面貌的典型体现而被推而广之。 杨朔说:“生活是一片大海，跳进去吧，跳进去吧。”(《投进生活的深处》)他确实是以极大的热情跳进生活的海里，捕捉其中的光点。但的作品有反映抗美援朝时期中朝友谊的志愿军斗争精神的，如《英雄时代》、《万古青春》、《平常的人》等。这类作品大多还没有摆脱纪实的写法;有表现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如《画山绣水》、《海市》、《泰山极项》、《香山红叶》、《茶花赋》、《雪浪花》、《荔枝蜜》等。这关作品最集中地反映了他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追求，当人们提到“杨朔散文模式”时，道德想到的也是这些作品;杨朔还有一些反映国外生活的作品，这是作者在国外工作时的收获。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些亚非国家优美风光，也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如《印度情思》、《生命泉》、《樱花雨》、《埃及灯》等。 那么，为什么杨朔写散文会采用颂歌体的艺术格调, 杨朔和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这是杨朔这一代在革命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角色。它由此决定了创作的出发点和主题话语。在此要特别提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杨朔的作用。他在延安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精神涅磐。“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般不惜作尘泥”，还有什么比这两句诗更能表达杨朔的胸怀呢,杨朔创作的精神源头盖出于此。 当时，许多作家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表达了与杨朔类似的思想。他们从一已的悲欢中挣脱出来，像抖落了昨日的一身灰尘，投入了时代的洪流，走上新的路程。 这一变化意味着，文学在走向真理之途中，不再是抒发自我感情的手段，而是参与革命的一种方式;在走向社会之途中，作家由“自我”融入“大我”，个人是社会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在艺术本体与社会本体之间，作家义无反顾地倾斜于后者。 在抗战爆发后至40年代乃至50年代初，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为祖国而战”成了每个中国人，也是每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中国人民需要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时，中国作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具有快捷、客观、时代性强特点的通迅与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文学。散文的通迅化或报告文学代替散文小品而成为主要文体，伴随文学创作从内心走向现实的心灵历程。 一个抒情的时代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出现。散文由“为祖国而战”到“为祖国而歌”，歌颂成为当代散文抒发感情的至尊方式。在本质上，歌颂即战斗，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性在“文革”前十七年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颂上，对“歌颂”方式毫不犹豫地选择，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道德行为，后二者甚至更为重要。在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情境中，作家们成为时代 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泰山极顶》的篇末，杨朔咏叹道:“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这一简短的语句，是散文抒情的主题和主旋律。而叙事与写景，则成了抒情的手段。 “歌颂”兼具艺术手段、政治态度与道德行为，而在二者中间，最重要的是政治态度。人们逐渐约定俗成地认为，歌颂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或“分水岭”。强调作家的立场，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被庸俗化了，既拒绝体现了“第二种忠诚”的“暴露”，又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不仅失去了它的本体性，而且仅仅成为现实政治 歌颂”的神圣，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探析文学何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亵渎“ 以将“个人话语”融入并消解在“国家话语”之中。 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杨朔模式”成为散文创作如何处理与现实关系的范式。它的成功以及被推崇被模仿，都成为2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杨朔模式”的成就和局限既表现了作家选择历史的方式，更影响着当时和此后的创作。 2、拿散文“当诗一样写” 杨朔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对诗意的执着追求。在艺术构思、意境创造、人物描写、结构布局、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注意营造一种诗的气氛，逐渐形成诗体散文风格。杨朔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海市小序》) 他创造性地运用我国文艺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力图在散文中创造意境。在他的散文中，人、事、景物等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组织起来，达到和谐的境界。他根据创造意境的需要，在艺术构思中善于借助景物寄情写意，往往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些画面被意境统领起来，赋予主观抒情的色调，同时，这些画面又进一步使作品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示，形成特有的抒情基调。(名家论P117) 中国古典诗词讲究“诗眼”、“词眼”，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杨朔散文的诗化特征还表现在“文眼”的设置。他的散文尽管写的开阔，但总有一个艺术的凝光点笼罩全篇，这是作品立意的主脑、构思的骨架，作品的情韵往往由此伸发开去，形成特有的韵味和情调。(名家论P119“咬”字) 杨朔散文在结构上也十分讲究，大多不直接叙述，而用曲笔，都是“写景——记事写人——议论点睛”的三段式和欲扬先抑的开头，中间转弯，最后点题的构 架。有人把它称之为深得我国古典诗词结构严谨和江南园林“曲径通幽”之妙。杨朔的三大典范作品《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都是这一方面代表性写法。 3、关于散文“诗化”的反思 不可否认，六十年代的散文“诗化”运用曾成为我国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促进了散文这一文体由抗战以来形成的，以客观记录为特征的“通讯速写体”向二、三十年代的主观抒情体回归，恢复散文的文学本质和抒情本性。以至在当时抒情散文创作蔚然成风，促成了当代散文的第一个创作高潮。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散文“诗化”这一观念在创作实践中却存在种种弊端: (一)这一时期散文的“诗化”是一种浅层次的诗化。散文“诗化”是杨朔等散文大家为了避免散文成为“质木无文”的政治宣传品而作的审美选择。其目的如佘树森说:“既要保持颂歌的基调，又要克服前期散文创作在艺术上存在的那种直露，粗陋的弱点。”这是散文在封闭中对出路的寻求。由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已基本规定了散文表现的题材和主题，所以散文家无法使散文直面真实的人生，散文家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因此，六十年代初的散文“诗化”只是一种表面的诗化——追求诗情画意的生活画面和优美的语言，而其立足点还在于政治化的现实之上。 请看《蓬莱仙境》对老大娘的肖像刻划: 我拿着一朵红石榴花要给那小女孩。老大娘望着小孙女笑着说:“花～花～”自己却伸手接过去，歪着头斜插到后鬓上，还对水影照了照。也许她又照见自己当年那俊俏的面影了吧。 再看《雪浪花》中的老泰山: 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 不少评论文章称赞这两幅画面构图精美，富有诗情画意，既是一首动人的诗，又是一幅优美的画，浪漫色彩很浓。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在前一例中，写老大娘把花插到后鬓上，逗小孙女玩，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有的，但是接着描写她接过生人送给孙女的花，直接插到自己的后鬓上，而且还当着生人的画，对着水影儿回味当年俊俏的面影，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不是痴呆，也是神经病。在这种人物刻划的基础上抒情，能不失真吗,后一例中，70多岁的老渔民，走着走着，突然到路边掐一枝野菊花插到车上，也有点不伦不类。既是“山野之人”，山草野花，已是司空见惯。何至对此发生如此巨大兴趣,这一举止，倒象一个在城市长大，初次到野外郊游的天真活泼的女中学生。 (二)由于“诗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既定的政治题材和主题，所以这时期的“诗化”散文带有更多的理想化成分，许多散文成了严峻人生的诗意的 伪饰。散文诗意与现实的严重对立，从而导致散文自身价值的失落。 1958年至1960年，由于 党的“左倾”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山东还是重灾区。山东农村背井离乡，举家外流，下江南，闯关东的可以说不计其数。这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但是身处当时生活境遇的杨朔把灾难的大地却描绘成了“仙境”: 原以为是顿家常便饭，不想第二天一去，这位老姐姐竞拿我当什么贵宾，摆出家里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烧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蓬莱仙境》 他领我去串了几家门子，家家都是古墙，十分整洁。屋子那个摆设，更考究:坑上铺的是又软又厚的褥子毯子，地上立的是金漆桌子、大衣柜;迎面墙上挂着穿衣镜;桌上摆着座钟、盖碗、大花瓶一类陈设。起初我以为是谁家新婚的“洞房”。其实家家如此，毫不足奇。我不禁赞叹着说:“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富足得很。”——《海市》 可见，散文由于“诗化”而披上一层绚丽优美的语言外衣。这种注重从观念出发，不重视从生活出发，这是杨朔后期散文抒情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服从政治观念的需要，只好削足适履，作家笔下也必然出现大量生活假象;假人假事到处泛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只是杨朔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我们国家那个时期文坛上的悲剧。 (三)杨朔在提出散文“诗化”的时候并不想排斥别的写法，但由于他处于中国散文领域的“盟主”的地位。他的这一想法实际上很快成了影响整个创作和评论领域的一种排它性的散文观念。杨朔的“诗化”散文也一度成了散文创作的模式，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局面，散文创作虽繁荣而死寂。 文学创作最忌讳的 格式 pdf格式笔记格式下载页码格式下载公文格式下载简报格式下载 化倾向把创作逐渐带入僵化的局面。其影响不仅在于同时代的散文创作者，更在于读着杨朔散文走进文学天地的许多后来者，杨朔散文作为教科书中散文最重要的范本，给予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散文作法的一种方式，而是思维上的一种限制，一种套路，而这种现象与文学的创造性是根本背离的。 第三节 刘白羽的散文 一、生平与创作 刘白羽(1916- )，北京人。 二、创作成就 (一)、散文立意的审美取向，在于引入“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激流”。 1、从壮阔深远的思想境界中表现出来。 2、从景物的哲理启示中引申出来。 3、从具有时代高度的主题得到升华。 (二)、激流勇进的壮美风格 1、壮美的建构。纵向开拓，横向展开。 2、想象丰富。 3、浩荡的语势。 第四节 秦牧的散文 一、生平与创作 秦牧(1919-1992)，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教材P348 二、创作成就 文学史家肯定秦牧的“风格”，即:题材广泛，知识丰富;采用谈天说地、旁征博引的形式，在重视思想性的前提下，讲究文章的趣味性、哲理性;善于运用联想、比喻等手段组织材料，化抽象的材料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文本总体给人以一种学者化的印象，等等。 但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秦牧的散文明显存在着它的局限性: 1、他习惯将“思想”理解为“正确的政治思想”，力图让“革命化来统帅多样化”。因此，所谓文章的“哲理性”，实际上是当时的革命理念的机械“演绎”，导致文本的主旨流于千篇一律。如《土地》、《潮汐和船》、《面包和盐》、《社稷坛抒情》等篇中，秦牧分别表达了对“土地与人类的关系”，“船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平凡的东西，常常就是最崇高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问题的思考，循着这些思考认真开掘下去，必将产生了许多深刻而新颖的结论，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些问题统统纳入一种革命化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观照，于是，“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就成了“劳动者为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次又一次地与剥削阶级、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悲壮斗争”;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很长一段时期曾经和“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密切关联”;“面包和盐”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劳动者，无论他在怎样平凡的岗位上，怎样不为人知，他比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比一个封建帝王，比一个吃剥削阶级唾余、被剥削阶级牵着鼻子走的西方的所谓‘大艺术家’，从共产主义的道德眼光看来，不知道要崇高几百 倍”;而社稷坛给人的启示则是“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儿女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一回事”，等等。这就不仅使得文本所推导的哲理未能深入发挥，所容纳的大理知识未能真正“活”起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哲理知识等等都成了革命理念的注脚。 2、与这种万变不离其宗地表现某一既定主题相应，秦牧在具体的艺术传达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操作范式，即，他往往选择一种比较小的、看似平凡的物象，如土地、灯、花、船、菱角、古战场、社稷坛等，然后围绕着这一物象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材料尽可能罗列出来，再理出头绪，最后用一种“无产阶级思想”将这些材料清晰有序地串联起来形成文章。用秦牧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如《土地》中，围绕着“土地”这一物象，作者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公子重耳对泥土的跪拜，写了“乡井土”、“寸金桥”、“人民子弟兵开垦与保卫海岛”一系列故事，这些材料看上去似乎很散，但由于作者用“一根思想的红线”——“党领导下的人民将更加珍惜土地”、“使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它的巨大潜力”加以贯穿、组织，因而整篇文章不仅“知识”容量较大，而且线索清楚，条理分明，主旨突出。其他篇章也都存在这种写法。然而，这种写法的反复运用，固然使秦牧形成了某种特色或“风格”，但他所运用的“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的做法，实质是制作而非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