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听琴瑟和鸣[权威资料]

在哈佛听琴瑟和鸣[权威资料] 在哈佛听琴瑟和鸣 人们说，宇文所安是“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那是14岁时的一天，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这样忧郁的诗句:“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一下子，宇文所安就被这首李贺的《苏小小墓》吸引住了，好像打开了神话中的宝盒，宝盒中的一切都让他为之着迷:喜欢唐朝，喜欢南朝，喜欢石头，喜欢吃中国菜„„生命中某种神秘的中国情结突然爆发，也许，他前世是中国的一位诗人，才有今生与中国的缘。 于是，原名斯蒂芬?欧文的纯种老外，以宇文为姓，以《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的“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名，一头扎进古籍书海之中。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迄今已43年。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除了到大学演讲之外，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追忆》、《他山的石头记》„„一本本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就这样出炉。 右:光绪己卯刊本《陶渊明文集》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度，宇文所安浸淫日久，内功深厚。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遥远、神秘，留下了瑰丽悠远的文字。宇文所安研究物理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没有子承父业，却毅然走上了这样一条艰苦卓绝的学术之路。如今，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科南德特级教授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的他已名满天下，其代价就是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看着他抽着烟斗怡然自得的样子，这代价，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幸福和愉悦。他研究汉魏和唐代的诗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也对北宋的一个价值转向――“快乐”与“拥有”的关系――感兴趣。中国 古代，道家思想与“快乐”的关系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但可惜一直没有学者加以重视，宇文所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以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为中心文本，对比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并辅以《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文本，将中国古人的快乐之道娓娓道来。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这套“宇文所安作品系列”囊括了宇文所安最重要的代表作，作为海外汉学的杰出代表，宇文所安的杀手锏就是跨文化。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论上是如此，身在美国，研究汉学，他的人生，何尝不是跨文化“互文性”的体现。还不够,再娶一位中国女诗人为妻。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嫁夫从夫之后，她还有个名字叫宇文秋水)，堪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模范夫妻。 一个是早已扬名海内外的著名美国汉学家，一个是中国的才女，少年成名，考入哈佛大学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迷恋于《金瓶梅》、陶渊明和萨福，最终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收获了与宇文所安的忘年爱情――两人的年龄相差25岁。 两段传奇。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现在都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室里，从西方观看东方。这是一种视角，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没有教育传统的负累，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以考证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另辟蹊径，大开大合，成就另一番天地。 宇文所安: 文学不能总是布道 《新民周刊》:《初唐诗》中关于地域对陈子昂诗歌的影响的论述很有趣，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京城外的陈子昂们的写作是对都城中心主义的一种反驳, 右:才女田晓菲教授 宇文所安:是这样，但同时他也是在宣称自己的价值。如果权力阶层总是赏识和奖励像他这样的人，他就会转而拥护都城文化了。 《新民周刊》:京城诗的代表王维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他对时代诗歌主流的影响是否也有佛教的很大因素, 宇文所安:王维的佛教影响是到后代才被强调的，在唐代，他可能更多地被视为诗艺的典范，与写作具有“自制力”的典范。 《新民周刊》:你的妻子田晓菲女士对陶渊明手抄本的研究，发现王维等人的京城诗对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发现与继承是建立在陶渊明原著基础上的，还是在一种改写的基础上, 宇文所安:在王维的时代，陶渊明还没有获得文学巨人的地位，他只不过是众多具有吸引力的六朝诗人之一。同时，这也是手抄本文化的时代。如田晓菲在其书中所言，在手抄本文化时代不存在“原著”和“改写”的问题。 《新民周刊》:对于道教徒李白来说，他的很多写作就是游侠思想和道教羽化飞仙思想的产物，地域似乎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太大，你怎么看, 宇文所安:李白喜欢任何具有“风流”意味的形象，游侠和羽化飞仙是其中之一。和陈子昂不同，李白没有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地方传统里。他在一生的不同时刻声称自己来自不同的地域，我们可以说他“发明”了自己和自己的来历。 《新民周刊》:唐诗、宋词和元曲都与歌妓、娼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妓女史上，统称为诗歌的这种文学样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反过来问，在中国诗歌史上，统称为妓女的这个群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诗与欲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吗, 宇文所安:就这个问题，针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情境，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唐诗多以伎乐为主题，但这种伎 乐是官方定制，和后人心目中的“娼妓”截然不同。人的欲望有很多种，唐代诗人最经常感到的欲望是社会性的，比如说讨好上司或前辈，或者在朋友面前呈现一种风流面目。 《新民周刊》:你说《迷楼》的写作其目的在于“严肃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人的诗词唱和，乃至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游戏一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功能，只是到了近代，梁启超、胡适、鲁迅之后，文学的承载意义才被放大。你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宇文所安:“严肃的游戏”与“游戏”不一样。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有“游戏”，有“严肃的游戏”，也有“文以载道”。因为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你提到的这些近代作家都很“沉重”。但是，哪怕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也还是有游戏存在。否则，读者早就该厌倦文学了。文学必须给读者带来惊喜。文学不能总是布道。 《新民周刊》:中国古典文学是特别讲究用典的文学，这使得每一个文本又具有了一种奇怪的互文性，它既是一个新的文本，又是更古老的作品的引文镶嵌品，这种马赛克文本一直到毛泽东的诗词中都还存在(比如他对李贺诗句的借用)，这是否另一种形式的“追忆”,从诗歌传统和规范建立的那天起，诗歌文本是否就会成为对古老箴言的顶礼膜拜的仪式, 宇文所安: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有时，诗人对前辈诗人顶礼膜拜;有时，他们的引用极大地改变了前代文本，使我们反而会根据后代作品的印象来阅读前代作品。你提到李贺，李贺的《苏小小墓》改变了我们对早期文本《苏小小歌》的阅读。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们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在哪一方面, 宇文所安: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两方面:一是杜甫，一是世界文学。 田晓菲:我做的工作不是“还原” 《新民周刊》:你5岁学习古诗，跟你父母的兴趣爱好和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 田晓菲:当然有关系。在一个教子读书仍属不寻常的年代，我父母给了我一份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使我至今受益。 《新民周刊》:早熟是否意味着你阅读《金瓶梅》的时间也特别早，从而开始研究《金瓶梅》并写作了《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 田晓菲:我不觉得早熟和读《金瓶梅》时间早晚有什么特别关系。我阅读很多书的时间都很早，但是，有的书读得下去，有的书读不下去。我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后记中说过:在少年时代，对《金瓶梅》读不下去，是因为满纸只看见老婆舌头、夜叉变相;通读《金瓶梅》，是在多年以后，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又过去一些年，才细读《金瓶梅》，才真正喜欢上《金瓶梅》。 《新民周刊》:用罪与罚或者内部叙事的需要等观点来解释《金瓶梅》是否也是以现代之心度古人之腹,《金瓶梅》的作者如果有理念的话，那一定是因果、报应，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影响，因为作者不可能有神学意义上的罪的概念，也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情的概念。 田晓菲:我们是现代人，当然只能用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但是，用罪与罚或者内部叙事的需要等观点来解释《金瓶梅》，早在张竹坡已经这么做了。我在《金瓶梅》绣像本中看到的，倒不是儒家思想或者道教影响，而是佛教的慈悲。“因果报应”是佛教的理念，但“慈悲”更是，因为从佛教看来，所有的生命都陷在因果报应的循环里，只有菩萨才可以做到“慈悲”，也只有“慈悲”，才是成为菩萨的前提条件。 《新民周刊》:我也拜读过你编译的三联版《萨福》，怎么会去翻译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是因为你的女性意识, 田晓菲:如果我翻译的不是萨福而是荷马，我想一定没有人会觉得是因为我的“男性意识”。我翻译萨福，是因为喜欢萨福的诗，是因为萨福对后代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因为带引号的“萨福”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义，也是因为深感国内对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了解不够，因此，希望这本书可以起到一点介绍性和抛砖引玉的作用。 《新民周刊》:宇文所安先生曾经说:“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欢唐朝，她喜欢南朝。”是真的吗,为什么你喜欢南朝,是因为那绮丽的文风, 田晓菲:我喜欢南朝，因为南朝(除了陈朝以外)是一个思想活跃开放、精力旺盛充沛、充满文化自信、自觉求新与创新的时代。 《新民周刊》: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这本书中，你的“被宋人压抑的陶渊明”这个提法很有趣，是不是也存在一个被压抑的曹操、被压抑的干宝、被压抑的《山海经》、被压抑的屈原„„所有没有留存下手稿的作者都可以被压抑，我们能不能将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还原, 田晓菲:我在书中反复强调:我做的工作不是“还原”，因为已经没有原本。但是，并不是“所有没有留存下手稿的作者都可以被压抑”，因为必须先有“被压抑的对象”才能谈压抑，否则压抑就是没有意义的。在陶渊明传世作品中，存在着无数从北宋以前也就是手抄本文化时代流传下来的文本异文，这些异文都有可能来自陶渊明原本，然而，其中一些文本异文却遭到排斥和贬低，不受研究者重视，而这些被压抑的文本异文，其集合足以改变陶渊明的传统形象，因此，我们才能谈“被宋人压抑的陶渊明”。如果陶渊明集的某个文本异文来自19世纪，那么这一文本异文就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再比如说一个中古作家的文集，文本状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或者有少数无关宏旨的异文，那么也就无所谓“压抑”。另外，“手抄本文化”是一个具有特 定所指的历史现象。现代作家可以有“手稿”，也可以有“手抄本”，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还处于“手抄本文化时代”。 《新民周刊》:在学术研究上这个问题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当伪书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并且影响到后来者的写作时，问题就变得复杂。比如《大乘起信论》即使如欧阳竟无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是伪经，也无法抹去这部伪书对中国佛教史的巨大影响力，一个被接受的手抄本似乎也是这样，那么《尘几录》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田晓菲:“作伪”是对《尘几录》提出问题的误解。“伪书”的概念和“异文选择”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一为有意造伪，一为在众多的合法可能性当中进行选择。陶渊明手抄本某一种版本被接受并成为主流，是因为它符合宋代的审美观和文化思潮，因为传统上人们相信“原本”和“求真”(虽然在我看来“求”得不是太执著，而是太不够了)，因为历史主义精神还不够强大，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思想与学术的惰性。这在书的引言和第一章里都有所谈及。 《新民周刊》:日本汉学家中野美代子认为至少没有办法证明鲁迅的说法是对的，即无法通过射阳县志上的“《西游记》吴承恩著”几个字来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同时她也对陈寅恪提出了批评，在国内，几乎完全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对于西方和日本汉学界的研究似乎是隔膜的。您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您对国内的古典学术界持怎么样的态度, 田晓菲:比起30年前，国内古典学术界要兴旺发达很多，出现了很多出色的学术著作。我也不觉得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对西方和日本汉学界是完全隔膜的，因为历年来对海外汉学翻译介绍得也算不少(虽然翻译质量尚需提高);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生，对新的研究角度充满兴趣， 这是好事。当然，也还是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学术体制的原因。 《新民周刊》:西方汉学家不论是研究革命史也好，研究古典文学也好，总是能另辟蹊径，提出新的角度，除了掌握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之外，方法是特别重要的武器，您觉得在这方面国内是否还是比较保守, 田晓菲:“西方汉学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有不少西方汉学家研究角度很保守，这因人而异。 文档资料:在哈佛听琴瑟和鸣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