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问刑条例》
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是从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开始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正好是公元十六世纪的第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惊天大事：经皇帝批准，《问刑条例》正式颁布。
这个《问刑条例》实际上是对明王朝刑法典《大明律》的重大修订。因为朱元璋下过死命令，要求后世子孙“勿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所以一百多年来，《大明律》从未没有正式修改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时常遇到《大明律》里面没有规定清楚的案件，朝廷就会颁布一些法令作为判案依据。上百年积累下来，各种法令数量太多太杂。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要求统一编订一部新的法令集，作为《大明律》的附件。实际上就是修订《大明律》。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问刑条例》共有两百多条，在很多方面改进了《大明律》，特别是对雇佣工人、商业债务等方面做了新的规定，更加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文官们也没少在里面夹带私货，在其中加进去了两条极为关键的规定：
首先，《问刑条例》废除了贪污罪的死刑。
《大明律》规定贪污八十贯就是死刑。虽然朱元璋死后这条法律实际上已经很少被执行，但它始终是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一把刀。偶尔有清官主政，严格执行一下的情况也是有的。《问刑条例》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贪赃之罪，明确规定最高刑罚是“发附近卫所充军（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239条）”。
其次，《问刑条例》把花钱赎罪的范围扩大了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步。
《问刑条例》规定：“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炭、运砖、纳料、纳米等项赎罪。（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第一条）”
这一条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不管什么人，除了犯谋反、谋逆等少数重罪（也就是所谓的‘真犯死罪’，相对于‘杂犯死罪’而言）必须处死的以外，其余罪行，不分笞、杖、徒、流、死罪，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规定数量的炭、砖、米等财物来赎罪。”
这一规定几乎就是对朱元璋《大明律》的彻底颠覆。《大明律》对用钱物赎罪的范围规定的很窄，只有少数几种：
首先是“存留养亲”，就是独子犯了罪，为了让他可以照料父母，允许用财物赎罪；
其次是“老少废疾”，也就是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可以赎罪；
第三是过失犯罪；
第四是妇女——作为底层出身的伟大人物，朱元璋比较重视保护女性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女性以赎罪的特权，避免女性遭受鞭笞和刑杖等羞辱性的处罚。“明朝普遍允许妇女以钱赎罪，其做法十分宽松和纵容”。
此外就是比较轻的罪行，只被判处鞭笞的罪可以花钱免打。其它的一概不许赎罪。
《问刑条例》这样一搞，就等于宣布大明朝成为了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天堂：只要你不造反，不杀父杀母，其它不管犯什么罪，都可以用钱来搞定。不管贪多少钱，最高刑罚就是充军，而且还可以用钱来赎，贪得越多越划算。
《问刑条例》是对朱元璋立国精神的背叛，是官商利益集团的巨大胜利。把悬在头上的“恶法”巧妙的废除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所以，为什么明孝宗朱佑樘会被文官们吹捧为旷古圣君？因为朱佑樘对他们实在是很不错。
在明孝宗的英明领导下，户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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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淇改革开中法，把食盐专营的好处输送给徽商利益集团，而导致了严重的边防废弛。文官们不断的进谏请求皇帝减免江南地区的钱粮，以宽民力，朱佑樘总是一再批准。他本人也带头勤俭节约，从不大修宫室，也不广招后妃宫女，专宠张皇后一人。但不管他怎么节约，国家财政却越来越紧张，老是入不敷出。
明朝中央政府开始出现长期的财政紧张，就是从明孝宗开始的，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朱佑樘对此大惑不解。在他执政的后期，专门找了他最信任的大臣刘大夏来问：“古人常说，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则在民。太宗皇帝的时候，又迁都又修长城，又下西洋、打越南，也没见匮乏。如今我们百般节俭，但军民却穷困不堪，钱财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都讲过了。对于朱佑樘这个问题，刘大夏毫不客气的把它归结于太监贪污，鼓动皇帝把各地的镇守太监撤回来。这个回答是相当胡扯的，太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本事把国家淘空。其实答案很简单，天下财富当时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普通老百姓手里，大都落到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手里去了。
嘉靖年间的大臣霍韬在写给皇帝的《天戒疏》里面对此点评的很清楚：
“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禄人受枉法赃八十贯绞。严为之禁。欲人难犯也。文官以其厉巳。遂托钦定事例，改从杂犯而许之赎。故得赃愈多赎罪愈易……赃官以法轻易犯。清议不公也。遂肆无忌惮。职催科则借法肆贪。赋入朝廷不一二。利归私家常八九矣。”
就是说：
“《大明律》规定贪赃八十贯为绞刑，文官因此不敢随便贪污。但是后来官员们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厉，遂颁布《问刑条例》，把贪赃从真犯死罪的名目中去掉，改为杂犯，而且允许赎罪。结果就是贪得越多越容易花钱赎罪。这样，赃枉法之事就越来越泛滥，贪官污吏越来越肆无忌惮。收税的时候，十分里面只有一二分上交朝廷，剩下的八九分则据为己有了。”
当时江南地区的工商业阶层已经十分富有，但是却很少交税，而且通过其在朝廷的政治代言人一再请求皇帝减税。但是在中原地区不断爆发黄河洪灾，在西北地区连续出现旱灾，国家财政被大量的用来救灾，入不敷出。税负被大量的加之以农业之上，主要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头上，老百姓苦不堪言，一场大的动乱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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