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通经致用

第四章 通经致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720） 【摘要】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 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 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 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 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 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顾炎武 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 汉学 宋学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 学术纲领，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对于顾氏的经学思想，学术界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多少年来，鲜有学 者的眼光能够触及这一重要的理论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更毋庸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了。本文试图 对顾氏经学思想加以初步的归纳和整理，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注意。 作为开创一代学风的先行者，顾炎武之经学自有其师承渊源，亦有其学派归属。然 而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许多争论和分歧。在经学史上，本有所谓今文经学和古 ?文经学之别，有所谓汉学和宋学之分。于是，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于古文学，有 ??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汉学，还有的学者把顾氏之经学归之于宋学。其实，我们 ? 参谢国桢：《顾亭林学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初版，第74页。 ? 参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761页。 ? 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133页；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三卷，第376－377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1版， 上册 三年级上册必备古诗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案下载人教社三年级上册数学 pdf四年级上册口算下载三年级数学教材上册pdf ，第1页、第161页。 作者简介：魏长宝，1968年生，湖北京山人，哲学博士，200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 1 只要细看顾氏的《日知录》、《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诸书，即可知其治经走的是 1 “通学”的路子，与一般困守宗派、森严门户的经学家迥乎不同。 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兴起，在两汉则有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交 替流传。今文派盛行于西汉，依据汉初隶书本的《五经》，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派 盛行于东汉，依据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经典，偏重于“名物训诂”。到汉末，郑玄、王肃 前后继起，他们混合今古，遍注群经，不论家法师法，自创一家之言，于是又产生通学 派，今古文学之争于是逐步消亡了。 顾氏笃志经史，对于历代经说，均很重视，并一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曾说：“经 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着，然后可以知其 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故其经学研究，唯求是为真，以通经 为的，既不讲究师法、家法之异，亦不突显今文、古文之别。 从其所考究的经典来说，顾氏对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一视同仁。例如，关于《尚书》 的今古文问题，他说：“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今之《尚 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 《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对于《春 秋》，他在《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楚吴书君书大夫》、《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杀或不称大夫》、《五伯》、《王子虎卒》、《卿不书族》、《陨石于宋五》等条以及卷五《奠 挚见于君》条中对古文之《左传》，今文之《公羊传》、《谷梁传》，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 考订，误者批评之，正者表彰之，毫无门户之见。在《文集》卷三《答俞右吉书》中说： “若鄙着《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如‘君氏卒’、‘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当从左氏；‘夫人子氏薨’当从《谷梁》；‘仲婴齐卒’当从《公羊》；而‘三国来媵’，则 愚自为之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易》、《诗》、《礼》诸经，顾氏亦皆不立今古门 户，能持是非之平。 从其对经学家的态度来说，顾氏对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均不偏不倚。如他在《日知 录》卷二《司空》条中对古文学家孔安国提出了批评，而在《日知录》卷五《莅戮于社》 条中则引孔安国之语以证他提出的“古人以社为阴主”的观点。他在《日知录》卷二十 七《左传注》中考正了古文家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的一系列错误，而在《日知录》卷 四《杀或不称大夫》条中又引杜氏之语以证其“杀或不称大夫”的观点。又如在《日知 录》卷一《卦爻外无别象》条中，他对今文学家荀爽和古文学家虞翻都进行了批评。如 此等等。顾氏之经学不仅超迈今、古门户，而且对郑玄、王肃等所谓“通学”派，亦既 民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北京 100872 2 不回护，也不贬损，而是舍短取长，唯求其是。如他在《日知录》卷七《考次经文》条、 卷三《韩城》条、卷五《三年之丧》条中对郑、王之学皆各有褒贬。凡此之类，皆可见 顾氏之学能博赡群言，无分畛域。 2 所谓汉宋之争，其实是一个很有歧义的问题，历来学者们对汉学、宋学等名称有诸多不同的理解，由于汉学、宋学等概念的歧义性，所以，学术史上关于汉学与宋学之间 的许多争论往往看似激烈，而实际上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本文的论点以对汉学、 宋学的如下规定为基础：所谓汉学，是指两汉学术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两汉经学， 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与宋学相比，汉学主要着重于经典的注释和训诂。所谓 宋学，是指宋、元、明时期学术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宋明时期的所谓“性命义理” 之学或宋明理学，包括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 王学派。相对于汉学而言，宋学更加注重义理之阐解和发挥。依照这种理解，以汉宋之 争论顾氏之学者所持之各种观点，实均值得商榷。 有的学者以顾氏之学为汉学，然以顾氏对汉学之态度来说，他对汉学，无论西汉今文学，还是东汉古文学，都既有赞同，亦有批评。如他在《日知录》卷四《仲婴齐卒》 条中说：“《公羊传》：‘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 子叔声伯。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此汉人解 经之善。”而在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中则说：“《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 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 等等。此点上文已言之甚明，兹不赘述。 有的学者以顾氏之学为宋学，然以顾氏对宋学之态度来说，他对宋明诸儒虽褒贬扬抑各不相同，却能破门户窠臼，不执一己之偏。对宋学空疏不实的学风，顾氏一向深恶 痛绝，故他在《日知录》和《文集》等著作中，对宋明诸儒之经说提出了许多批评。如 在《日知录》卷一《孔子论易》条中批评了陈抟、邵雍，在卷一《鸿渐于陆》条、卷三 《大原》条中批评了朱熹，在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中批评了王安石、王阳明，在《文 集》卷六《下学指南序》中批评了二程、象山，等等。但对于宋明诸儒经说言之有理者， 顾氏亦并不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称引。如他在《日知录》卷四《春秋言天之学》 条中引邵雍之言以证己说，在卷一《七八九六》条中称述欧阳修，在卷六《鬼神》条中 表彰程颐、张载，在卷一《朱子周易本义》条、卷十四《从祀》条、《文集》卷五《华阴 县朱子祠堂上梁文》中表擢程朱之学，等等。尤可贵者，顾氏虽对陆王心学绝不苟同， 然其在《日知录》卷十七《通经为吏》条中却对象山大加褒奖。由此可见顾氏学术胸次 之宽博。 至于以顾氏之学为汉宋兼采之学，亦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顾氏之学不仅兼采汉 3 宋，而且兼批汉宋，此点已详见上文。第二，把顾氏之学归入汉宋兼采派，乃后人为顾 氏所立之门户，非顾氏自觉之所为，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云：“国初诸儒治经， 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 ?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总之，顾氏之经学，会通群经众典，博采历代经说，对汉唐旧注，宋明传说，均详 加疏通，一一考明，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继往学，开来者，故能成就宏伟之 气象，开启一代之学术。顾氏之学，若必有所归依，则当归之于此。 1 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学问，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在传统 的经学家们看来，“经”乃孔子载道之具，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既然“圣贤之道 ?存于经”，所谓“五经”、“十三经”等经典在经学史上当然就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 此，经学家们认为，明道先须尊经，而尊经正所以卫道。 顾炎武之经学，继宋学之末流而起。宋学发展到明末，流弊日甚。一则宋明以科举 取士，天下经生皆诵章句而舍本经，使经学沦为帖括之学；二则宋学本以义理见长，而 训诂为弱，故学风流于狂诞，宋儒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使经学偏离尊经述古之的而步 入荒经蔑古之途。故顾氏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起而倡导稽古右文，尊崇儒经，以矫宋 学空疏之弊。 针对宋明儒者以己意说经，强改经文以从义理的学风，顾氏主张遵从经文，不妄改 经。他认为，不通经义而妄自改经，是侮圣人之言。他说：“钱氏谓：‘古人之于经传，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谁敢僭而加之评骘？评骘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孙氏、 楚之钟氏。„„句读之不析，文理之不通，俨然丹黄甲乙，衡加于经传，是之谓非圣者 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而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释述。学术日颇，而人心日坏， 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日知录》卷十八《钟惺》） 顾氏认为，后人不考古而妄改经，不仅造成古书舛讹，而且败坏了学风，其影响极 坏。他说：“余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乃近代之 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 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 ?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305页。 ? 4 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7页。 （《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斜，风气之 变，自此而始。„„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 十八《改书》） 宋明时期，经学衰微，儒生唯科举是从，只知记诵《四书五经大全》及章句注疏以 求科名，而不读经典本文，更不知学以致用。顾氏对这种欺君负国、败坏人才的学风提 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 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日知录》卷七《九经》）又说：“唐时入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 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今之 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日知录》卷十六《明经》） 针对宋明儒者争立异说、放言高论以搏取名利的学风，顾氏主张平易说经，反对标 新立异，故弄玄虚。他说：“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 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 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 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 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 故顾氏之经学，尊崇经文而不盲从，注重本经而不废传注，遍考历代经说而无怪异 玄渺之论，此其学所以可征可信而风靡久远之故也。 2 顾炎武强调尊崇经典，然并不拘执经训。他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认为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 疑，乃其分也。”（《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因此，他稽考典籍，诂训经解，对于 诸经传注，无不详加校理考订，历代经说，一一予以稽验考明。 顾氏首先对诸经真伪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例如《尚书》可谓诸经之中问题最多的一 经，其流传版本古今真伪相互纠缠，学者对之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顾氏对《书》 学历史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指出《尚书》不仅有西汉《今文尚书》和孔壁《古文尚书》 的对立，而且在《古文尚书》中，又有东汉杜林在西州所得之《漆书古文尚书》，东晋梅 赜所献之《伪古文尚书》以及西汉张霸所献之《百二篇尚书》的区别。因此，他主张要 根据史实进行认真的考察，既不可轻信，亦不能盲从。他说：“汉时《尚书》，今文与古 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此外，对于《书序》的真伪问题以及《书》之篇章等问 5 ?顾氏对《尚书》所作的这种考证和辨伪，上与吴 棫、朱熹以讫梅鷟等人的疑《书》之风一气相通，下与阎若璩、惠栋、丁晏等人的证《古 题，顾氏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卓见。文尚书》为伪桴鼓相应，对于揭开《伪古文尚书》的作伪之迹，启示乾嘉学者的考据辨 伪学风，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经典文字，顾氏进行了细致的校订。顾氏治经，非常注重经典的可靠性，因此 特别强调校勘的重要性。他曾说：“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 亦当并订。此非后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对于 所读典籍，他均尽量正其舛讹，补其阙失，以求得其本旨。他曾撰《九经误字》，校正诸 经刊误尤多。此外，在《日知录》等书中，顾氏随手校正诸经错乱的条目亦不在少数。 他的这种校勘工作，或以善本详加勘比，或以他书文句互校，或以原书体例自相厘正， 无分巨细，均体现了其博通经史，融会贯通的学风，因而对补助古代文献极有裨益。 对于经传史事，顾氏进行了确凿的考辨。在经学历史上，《周易》也是一部疑团丛 生的经典，而其中尤以《十翼》的疑问最多。汉代的古文学家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作， 今文学家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宋代的欧阳修等人则认为《系辞》、《文言》以下皆非孔子 所作。不仅如此，《十翼》的篇目和次序也向无定论。顾氏在《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 本义”条中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辨析，他相信《十翼》为孔子所作，并主张恢复朱熹 所定古文《易》之次序。再如，《诗》三百篇，一般认为，就其体制和性质来说，可以分 为“风”、“雅”、“颂”三类，但三者之间的区别，历来经学家们就有很大分歧。顾氏在 《日知录》卷三“豳”条和“四诗”中结合《诗》之时代和内容，对各篇体裁进行了重 新考察和分类，提出《诗》应该分为“南”、“豳”、“雅”、“颂”四类的“四诗”说，这 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对后来说《诗》的人们很有启发。顾氏由考证《诗》之时代，进而 又怀疑到《诗》之篇第，并提出“《诗》之世次，必不可信”（《日知录》卷三《诗序》） 的观点，亦能成一家之言。 对于历代经说，顾氏进行了周正的考评。顾氏治经，主张百家争鸣，博通群经。他 认为，两汉经学虽各守家法，然众说林立，学者能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以下承其余 风，仍有博学贯通之士。至唐颁《五经正义》，明辑《四书五经大全》、刻《十三经注疏》， 欲使道术归一，而适使通经之路愈狭。他由此而慨叹说：“试问百年以来，其通《十三经 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说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 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顾氏对宋明经学 沦为帖括之学、走上心性之途，持激烈批评的态度，然对宋儒之经学成就并不一概抹杀， ? 参见《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 6 ? 其它如诂训名物、考明典制、辨正史实、疏通经义者，在《日知录》、《五经同异》、而认为诸如程、朱等人之书，亦有羽翼《六经》、垂于国胄者。 《左传杜解补正》诸书中，举目皆是。顾氏的此类研索考究，均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 疑，不依傍，不盲从，体现了求实的治经风格。 顾炎武之经史考证，博极古今，专精缜密，钩沉稽幽，巨细咸备，而论其诂经之旨， 则归于切实致用。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亭林文 集》卷四《与人书三》）又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 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菰中随笔》卷三） 在顾氏看来，“经”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通经可以明道，经术 可以经世。他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武王之诰康叔，既祗遹乃文 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 ‘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 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 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 乎！”（《日知录》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又说：“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 卒吏，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然则昔 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日知录》 卷十七《通经为吏》） 故顾氏考究《五经》，皆从究名物、辨史事、明经义入手，以探求先民制作之原， 体察往圣开成之道，洞悉古今通变之由，进而落实于正人心、明治要、兴太平之实。 《易》以道化。顾氏认为，《周易》广大悉备，藏往知来，学者研索其义，于天道 人事，皆各增其助益。他说：“《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 其义，处事自有主张。”（《亭林余集》《与任钧衡》）“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 书，以前民用。”（《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他强调，《易》之一卦一爻，皆具天下 古今之大，百代存亡之迹，如若学之有方，便可窥其大道，得其大用。他说：“且夫《易》 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 人可用。”（《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认为，学《易》可得御物之智，行事 之方。其言曰：“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 ? 参见《日知录》卷十四《嘉靖更定从祀》。 7 之。„„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 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 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日知录》卷一《凡易之情》）“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 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者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他还认为，学《易》有益于寡过杜渐，修治身 心。其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 大过。”（《日知录》卷一《孔子论易》） 《诗》以道志。顾氏论《诗》，强调其教化敦民、淳厚人心之用。他说：“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 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 故《诗》者，王者之迹也。”（《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他认为，《诗》能使人 知礼仪：“‘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 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 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日知录》卷三《上天之载》）《诗》 能使人知廉耻：“‘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 耻且格也。”（《日知录》卷三《大车》）《诗》能使人由机巧返质朴：“‘民之质矣，日用 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 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 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 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三《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书》以道事。顾氏论《书》，以其为记载古代政事之书，故不专以考据训诂为能事，而侧重于联系史事说明经义，以明其经世济用之志。如其读《商书?西伯戡黎》，则 曰：“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 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日知录》卷二《西伯戡 黎》）读《盘庚》、《微子》诸篇，则曰：“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 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然则论纣之 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日知录》卷二 《殷纣之所以亡》）读《周书?洛诰》，则曰：“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 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谓‘敬 识百辟享’也。”（《日知录》卷二《汝其敬识百辟享》） 《礼》以道行。顾氏论《礼》，以其为天地之序，人伦之常，故强调其移易风俗、纲纪社会之功用。其论中有云：“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 8 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 知录》卷六《肫肫其仁》）他认为，学《礼》乃所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礼者，本 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 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 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亭林文集》 卷二《仪礼郑注句读序》）学《礼》有助于治国：“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 示诸掌乎？”（《日知录》卷四《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学《礼》可为后世之鉴：“古先王 之为后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见之也，故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 不乐 ，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为讳恶。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义也。” （《日知录》卷六《子卯不乐》） 《春秋》以道义。顾氏论《春秋》，善于考往鉴来，借古讽今。他认为，《春秋》乃 圣人性命之文：“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 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日知录》卷七《夫子 之言性与天道》）《春秋》为天下后世治人之书：“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 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 四》） 可见顾氏之经学，完全不同于那些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俗儒之学，亦大异于那些 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之论。其弟子潘耒谓其“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 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潘耒《日知录序》）后学黄汝成亦曰：“其言经史之微 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序》）可谓中肯之论。 （原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