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彦:孔明想当皇帝不是罪
翦除异己、独断专权、公报私仇、意图称帝,这些评语说的是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运筹帷幄、智勇兼备、以德服人、政绩卓著,这些评语说的又是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这些断论和人们长久以来耳濡目染所得的印象反差如此悬殊,不免让人怀疑:持此观点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和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三国”?
在新书《朱子彦论三国谋略》中,这位在《文化中国》的收视率仅次于纪连海的主讲人用历史学者的严谨考证告诉我们:还真的不是!由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大多数老百姓甚至一些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混淆了小说和史实,而他的著作无意哗众取宠,只是想揭示被忽视的历史侧面,还原真实、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
诸葛亮想“篡位”
其实和我们一样,朱子彦最初接触三国历史,也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5岁的时候,朱子彦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整个中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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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都无法正常上课,最后只得休学在家。其间数理化基本放弃,倒是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书籍。因为偏爱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以及《三国演义》等“打仗”的书,萌生了对历史的最初兴趣。多年以后,已是历史学者的朱子彦回过头来看《三国演义》,连章学诚所作“七真三假”的论断都不能苟同,认为小说就是小说,即便硬要划个比例,最多也在五成真以下。
比如《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接到孟达的书信,称愿意重归蜀汉阵营,亮大喜并修书叮嘱孟达小心行事一面走漏风声,最后是孟达不听良言事败被司马懿所杀。而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诸葛亮非但没有告诫孟达,反而不顾北伐大局,故意派人向曹魏散布孟达反水的消息,使了一招“借刀杀人”。究其原因,据朱子彦考证,是由于孟达早年争地盘时杀了房陵太守蒯祺——诸葛亮的大姐夫。
受《三国演义》影响甚深的老百姓,只知道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却不知当时刘备只把政治托付给诸葛亮,军事托付给李严,未尝没有制衡的意图。可李严长期被诸葛亮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后来他写信给诸葛亮,像是讨好似的劝
诸葛亮“加九锡”。九锡也叫九命,是一种源于周代的礼仪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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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天子可以将皇帝标准的车马、衣服、侍卫等九项待遇赏赐给有重大功勋的臣子,春秋霸主齐桓公也不过受了其中两项。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加九锡的,不久便篡位称帝,后人便视加九锡为“取而代之”的前兆。对于李严的这种“劝进信”,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应该严加申斥才是,可他竟在回信中出人意料地表示“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名可受,况于九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一旦北伐成功,他要比加九锡还要更进一步。而朱子彦还发现,早在北伐之前,诸葛亮就已经受了三锡。三国时期蜀汉有一个“耿直之臣”李邈曾经说诸葛亮有“狼顾之相”,《三国志》中另一个得到这一评价的人物是司马懿。
根据大量的史实,朱子彦认为,诸葛亮既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有其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只是长期以来他的事功、智慧、德操被后人无限夸大,俨然成了高大全的神化人物,甚至很多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也对诸葛亮不利的正史记载视而不见。
说诸葛亮有“自取”之心,这一观点令很多学者都难以接受。朱子彦却说,这还是纲常伦理的儒家道德在作怪,和罗贯中一样认为刘氏是正统,凡是取代的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其实要是诸葛亮真的北伐成功乃至统一中国,他完全有资格接受禅让,代汉称帝应视为顺应历史潮流。
司马昭很“杰出”?
看过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印象:以诸葛亮之死为分界线,三国前期可谓波澜壮阔,文臣武将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等到诸葛亮巨星陨落,历史的天空似乎刹那间暗淡下来,不但面目鲜活的人物形象寥寥无几,甚至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都少了许多。这不能怪央视,因为《三国演义》的原著背来就是这样“定调”的。跟着罗贯中学三国史的人,也只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英雄人物在三国的前半段差不多出完了,后半段有点荒。
这还得怪罗贯中。研究三国史的学者最头疼这家伙,他的小说写得太好了,把老百姓都拉过去了,历史的真相反倒没人关心。在朱子彦看来:《三国演义》只能算“两国演义”,对东吴的部分描写甚少,基本上是在和其他两国发生关系时不得不写;小说的主旨是弘扬“尊刘”的正统主旋律,重点写的就是刘氏先后和曹氏、司马氏斗,诸葛亮一死,刘氏大势已去,小说便也草草结尾。
《三国演义》全书120回,诸葛亮死于第104回,时为公元234年。而就历史意义上的三国时期而言,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年三国归晋,大约百年光景,也就是说,诸葛亮死后的时间差不多占了三国时期的一半,可《三国演义》留给它的篇幅却只有区区七分之一。实际上,活跃于这一时期的羊?、杜预、陆抗等人,其才能功绩与三国前期的英雄人物相比毫无逊色。只可惜尊刘的罗贯中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光辉便被遮盖了。根据朱子彦的观点,最受委屈的还不是他们,而是被一句成语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司马昭。
朱子彦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百姓生活的安定等——这也是目前史学界达成共识的标准,然而依据客观的学术标准所推导出来的结论有时候却难免与群众的心态、情感相抵触,阎崇年甚至因此吃了耳光。人们现在说起三国津津乐道,其实那是一段很“惨”的历史,东汉末年中国人口约有5600万,到公元265年只有767万。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朱子彦就开始撰文为司马昭“正名”,称他是又一个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受害者,评价他为结束百年分裂、统一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地位堪与曹操相提并论,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样的观点一直延续要后来出版的《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直至现在的《朱子彦论三国谋略》。
据朱子彦总结,司马昭在政治上“刑宽禁简”,在经济上减轻农民负担;在军事上,不杀俘虏攻心为上,力排众议制定了先灭蜀再顺流而下灭吴的战略;当时的蜀汉总人口不过94万,却要负担十几万的军队和4万官吏,百姓苦不堪言,灭蜀后司马昭采取的第一项政策就是五年内赋税减半,很快笼络了民心,一些尚未被攻占的地区宁愿归降司马昭也不愿投靠东吴。
正如说“完美”的诸葛亮也有缺点,朱子彦在为司马昭翻案的同时也并不讳言他有嗜杀、虚伪、玩弄权术的污点,只是这些手段几乎是中古(魏晋至隋唐)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是次要的,并不妨碍对他的正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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