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与媒介使用权 ·栏目特邀主持人 : 陈晓律 教授·
主持者言 : 在当今世界 ,由于各种媒介的迅速发展 ,并将其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种此前
不太为人们关注的权力 ,即所谓“话语权”开始受到了各类学术研究和政治研究的重视。从传播学的角度
看 ,“话语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于现代社会中威力最强大的话语平台是大众媒介 ,所以“话语权”与“媒介
使用权”是密不可分的。话语权是一种人权 ,就肯定是一种权利 ,但从本质上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它更是一种权力。“话
语”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话语权的内涵不会停留于“权利”的层面 ,权力才是话语权更深刻的归属。福柯认
为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社
会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在中国日益开放、与世界各国发生更紧密联系的今天 ,话语权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开始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重要性闯入了我们的生活。2008 年的中国人或许对这一点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在奥运之前的几
个月中 ,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 ,而中西方对这些事情截然不同的报道 ,使人们对话语权有了更鲜明的感性认
识。换言之 ,话语权是一种霸权 ,谁控制了某一领域的话语权 ,谁就控制了某一领域的主导权 ,谁也就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真理”的解释权。
本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话语权的问题。两篇文章的视角都各具特色 ,并建立在
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 ,相信读后会使我们对话语权的探讨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曹 晋 赵月枝
摘要 :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流派之一 ,其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
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与
市场导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 ,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
治经济学对当前资本主义高度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国家化的传播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
批判 ,体现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所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的各种
努力。
关键词 : 传播政治经济学 ; 马克思主义 ; 媒介帝国主义 ; 受众商品论
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端都不是孤立于社会情境的 ,20 世纪后半期至今在西方传播学术领域中
颇有建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 ,其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
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同时 ,任何一个学科身份与地位的确立 ,除
收稿日期 :2008206227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项目 ( KBH3353545)
作者简介 :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批判传播理论、媒介与社会性别、书刊出版实务研究 ;赵
月枝 ,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传播学院 (加拿大 温哥华 V5A IS6)教授 ,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教授 ,博士 ,主
要从事传媒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新闻媒介分析与批评研究。
·23·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了其内在学理与研究路径的充实与丰富之外 ,更重要的推进泉源还在于社会行动与实践力量的相
互建构 ,以及学术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锋。莫斯可以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 切入传播政治经济
学的学理分析 ①;赵月枝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模式解构为语境、图绘、
衡量与干预② 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组成部分 ;曹晋与赵月枝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则
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所主要关切的研究议题为核心③,分别从该学派的历史起源与理论基础 ,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思
索与跨学科对话 ,广告的权力与受众商品的塑造 ,产权与盎格鲁 ———美国语境下的控制、资本、国
家与其他社会力量 ,资本主义整合的全球、民族与本土动力 ,转型的场域、能动性与进程等六个方
面建构这个学派批判性的阐释路径。针对当前中国内地传播学界对此学派涉猎甚少的情况 ,本文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思想渊源与脉络发展、人文关怀进行宏观总结 ,希望中国传播学界在美
国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遗产之外 ,以詹森的“谦逊”精神④在新闻传播学园地展开多重研究取向的创
造性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天起 ,资本主义在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高度积
聚的同时 ,也带来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血腥 ,包括殖民暴力、法西斯主义、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
战和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生态系统的侵蚀。因此 ,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不平
等的社会关系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构建和合法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的统
治阶级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问题 ,就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
学说的学者们上下求索的问题。这些学者们不断从各自社会情境的“当代性”出发 ,讨论马克思理
论的内容指向和实践品格。马克思理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本历经着不同国籍学者的解读、诠释与实践 ,已在世界
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追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 ,除了马克思的原著外 ,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其重要
的学术泉源。从卢卡奇 ( Georg Szegedy von Lukacs , 1885 - 1971)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1918 - 1990)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政治经济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卢卡奇的理论中 ,物化意识对资产阶级所寻求的经济物化、政治物化以
及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 ,无一不起着论证、说明、合理化的作用 ,而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
说 ,则起着把掩盖、隐匿、麻痹变为似乎是反映现实本质的既定现实 ,使其丧失真正的阶级意识和
自我意识的功能和作用⑤。葛兰西 ⑥ 与阿尔都塞 ⑦ 都体会到国家权力的获得并不是依赖强制性、
镇压性的国家暴力机制 ,他们转而强调大众媒介那样的文化机构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形成的动力 ,
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继续存在离不开大众媒介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蔽而高明的运作。秉
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髓的法兰克福学派 ,反对实证主义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实证主义传
·33·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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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 ,李恒基、杨远婴主编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
2006 年。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第 170 - 304 页。
Dan Schiller ,“The Legacy of Robert A. Brady : Antifascist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 12 , 1999.
曹晋、赵月枝主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赵月枝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与路径》,范敬宜、李彬主编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5 讲》,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赵月枝、邢国欣 :《传播政治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 :《传播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文森特·莫斯可 :《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胡正荣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统 ,认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 ,是这一背叛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 ,为垄断资本主义
兴起铺平了道路。该学派的第一代学人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eheimer) 和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在 1944 年的《文化产业 :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中指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 ,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 (即商品形式或商业模式的文化) 的过滤 ,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
的技术统治的启蒙 ,变成了大众欺骗 ,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
的发展 ,不利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建设①。
在此基础上 ,西方文化传播领域的批判学术以宏观视觉和思辨性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
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批判传播研究着重关注传播技术发
展的社会性 ,主流意识形态在媒介的形成及合法化机制 ,社会传播资源和话语权在各阶层的分布 ,
媒介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的身份认同的关系 ,以及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不平等的社会、经
济、文化关系如何被维护、强化、抗争、挑战的过程等问题。批判学术研究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
极关怀 ,以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为目标 ,追寻社会变革的知识动力 ,为个人与社
会的解放创造源泉 ,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传播研究的批判流派
之一 ,涵盖了上述学术取向与价值理念 ,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 (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 和市场导向
(marketing orientation)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 ,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
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亦即媒介与传播系统及内容如何
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关系 ,并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作用。
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 (如广告) 和政府政策对媒体行为与内容的效果 , 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
程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②。更进一步说 ,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
问题 :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 ,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
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 ;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
位 ③。这样的学术视角 ,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 ,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 ,而把传播现象
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这种讨论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商业、国家以及其
他结构势力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实体 ,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与传播实践置于资本主义、
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更宽广领域中④。总之 ,传播政治经济学弥补了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社会分析
相脱节 ,抛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权力关系抽象地研究传播现象与过程的弊端。
如果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那么 ,传播政治
经济学的母体学科则是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奥斯卡·甘
地 (Oscar H. Gandy Jr. )开宗明义地指出 :如果政治经济学被定位为一种与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主
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方法 ,那么这种区别就可以将之与其他挂着政治经济学名号的方法区分开。将
政治经济学方法用于大众传播研究 ,既是对理论所要理解的制度现状 ,也是对理论本身的现状进
行一致性批判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批判集中在他们所发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的不
足 ,这些不足主要通过理想和现实的比较来体现 ;同时他们进一步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的基本纬
·43· 曹晋 赵月枝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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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文森特·莫斯可 :《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第 72 页。
Dan Schiller ,“The Legacy of Robert A. Brady : Antifascist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 12 , 1999.
Robert McChesn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 Culture & Society , Vol . 22 , No. 1 ,
2000.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度。这一批判包括直接挑战反映在个人享乐主义假设中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当竞争和利
益被高度认同为理性的时候 ,批判者则试图展示这种对于产品的追求并非是最佳的状态。这些例
子通常集中在信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均衡、劳动力市场的异化以及社会重点问题的不公正等方
面。甘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种批判性的挑战》中提到了四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取向 :“1. 以
冯·米塞斯 (Von Mises)和冯·哈耶克 (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他们坚持新古典主义的基本
假设 ,注重平衡和理性的选择 ;2. 以索尔斯坦·维布伦 ( Thorstein Veblen) 、J·R·康芒斯 (J . R. Com2
mons)和 J·K·加尔布雷思 (J . K. Galbraith)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派 ,他们注重权力在经济体制中的角
色 ;3. 当代或现代马克思主义学派 ,他们主张阶级、资本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4. 公
共选择学派的现代功利主义 ,这一流派发现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所谓的市场作用。”①甘
地指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始终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是因为新古典主义范式被作为资本主
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断发挥功用。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激进的政治经济学 ,其贡献并非在
于它达成了共识与一致 ,而在于它打破了千篇一律 ,挑战了传统 ,产生了不确定性 ,引发了争论以
及对更多信息的探寻②。
劳动价值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原则上的不同 ,甚至在激进的阵营中 ,劳
动价值理论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间的区别。正统的观点注重个人的理性选择 ,强调个
人需求的重要性 ;然而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注重生产 ,将劳动看作是所有价
值的源头 ,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亚当·
斯密 (Adam Smith ,1723 - 1790)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说 ,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 ,
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隐蔽结构③。斯密从价值论中已经找到对资本雇佣劳动、利润、资本、地租等的
解释 ,但他从三种收入价值论直接简单地把因果关系相等同 ,即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决定价值的
原因 ,而并非剩余经济的积累所致 ,这是斯密学说的局限性表现。另一重要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
嘉图 (David Ricardo ,1772 - 1823)对斯密的三种收入论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价值由劳动创造是一个
既定的前提 ,不能因为它会再分为三种收入而改变这一前提 ,斯密的失误在于把三种收入这个结
果看成原因 ,并以此来阐释价值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 ,把“私有财产 ,把劳动、
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 ,工资、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等等当作前提”④,系
统地概括了雇佣劳动者 (主要是产业工人)的共同利益和意识 ,体察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与依靠剩
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抗 ,对经济矛盾有了深刻的发现。正如冯建三教授所
论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批判前二者的马克思 ,他们都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 ,他们
也都秉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具有客观决定的基础。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差
异 ,在于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 ,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无偿占有部分的劳
动成果 (剥削的存在)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则因阶级立场的限制 ,未见于此。”⑤
莫斯可认同马克思对最终导致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 ,也指出在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经济学 ,即通常与政治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正统经济学 ,为了将政治经济学变成“经
济科学”,其可以像物理科学一样 ,提供广泛适用的 (如果不是静态的话) 理论解释 ,但对动态历史
与社会变迁不屑一顾。根据经济科学的观点 ,经济学可以精确地解释购买者与销售者如何聚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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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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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冯建三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新闻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Oscar H Gandy Jr.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 A Critical Challeng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 Summer ,1992.
Oscar H Gandy Jr.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 A Critical Challeng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 Summer ,1992.
一起 ,并在市场上确定价格 ,但是它不能解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迁决定价格的广泛过程 ,并与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等概念范畴方面都存在严重差异。政治经
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动力的认识 ,以及对资本主义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
形式的关系的探究。莫斯可进一步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 :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家 ,成了与主流
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异端 ,他们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以探究社会变迁与转型为己任 ,集中
关注诸如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与信息型经济转型的领域。有关大众媒介与传播技术的研究则在
这些探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被这些领域所涵盖的产业成了今天社会经济的主要创造力量①。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具体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
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发展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各有偏重 ,互为补充 ,并
在建设性的理论交锋中发展 ,阐述信息文化传播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双重意
义。在北美 ,文化传播产业的高度商业化和信息传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使达拉斯·斯
麦兹 (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传播技术生产力的发
展 (传播技术的演变和劳动者对传播技术的掌握) 和文化传播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 ,尤其是垄断
和消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斯麦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 ,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
媒制度下 ,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广播电视节目 ,而是受众这一特
殊商品。节目只是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午餐 ,目的是要将观众吸引到节目上来 ,再把观众的眼球注
意力卖给广告商 ,这样 ,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斯麦兹在与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
思想交锋的“盲点辩论”(blindspot debate)中阐明了“受众商品理论”②。欧洲批判研究片面关注传媒
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 ,因此忽略了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
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 ,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 ,
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他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大众传播系统应该提
出的首要问题 ,是它们在服务于资本时有什么样的经济功能 ,从而试图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延续中扮演什么角色”③。斯麦兹主张 ,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广告促销得以实现。也就是说 ,
正是通过传媒资本 ,其他的产业和商业资本得以实现其剩余价值 ,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 ,要理解传媒的经济学意义 ,亦即“唯物”的意义 ,应该把受众而不是文本定位于传媒
资本的“产品”④。加利 (Sut Jhally) 、米汉 ( Eileen R. Meehan)和甘地等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有关广
告在消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
与此同时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赫伯特·席勒则阐述了二战之后 ,以美国为主
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不但通过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集中发展为新的资本积累场域 ,而且通过
全球扩张和“文化帝国主义”策略来克服制度性的危机 ,这正是信息文化传播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意
义。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认为 ,全球商业化的传播体系是通过整合与兼并、
跨领域经营与国际化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实现的 ,作者列举了集团化形式之一的水平整合 (hori2
zontal ,即横向集中)的实例 ———英国最大的培生 - 朗文公司对企鹅图书公司的收购 ,以及集团化形
·63· 曹晋 赵月枝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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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赵月枝、邢国欣 :《传播政治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 :《传播学》。
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 1 (3) ,1977.
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 1 (3) , 1977 ;Dallas
Smythe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 2 (2) , 1978.
Vincent Mosco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A Ten - Year Update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2006.
式之二的控制整个传播产业流通与消费的垂直整合 (vertical)的案例 ———英国最重要的报刊出版商
IPC与里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高度集团化之后的巨无霸 (Mega - Mergers) 大公司直接参与出
版产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 ,从而全面宰制文化市场的消费。如此格局 ,形成了市场的绝对壁垒 ,
竞争与准入的条件对小型出版公司来说是不敢问津的。这些因素也是型塑南北差距的核心力量
之一 ①。在此基础上 ,丹·席勒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信息商品化的本质 ,并通过对信息社会理论的
批判捍卫了“信息社会”时代劳动价值论②,而莫斯可、萨斯曼 ( Gerald Sussman)与棱特 (John A. Lent)
等则关注传播产业中的劳工状况、劳资关系以及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国际劳动分工中劳工的从属地
位和他们争取权益的种种努力。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还从制度经济学中的公用事业议题入手 ,视
传播媒介为公共资源 ,批判信息商品化过程和资本如何通过对公共资源 ———信息传播文化资源的
剥夺 (expropriation) ,而导致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与损害 ,以及阶级分化与传播资源和技术手段的不平
等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斯麦兹有矫枉过正倾向的“受众商品论”曾招致来自英国学者的批评 ,后者认为其理论流于
“经济简化论”(economy reductionism) ③。而英国学者科林·斯帕克斯 (Colin Sparks) 也从欧洲立场出
发 ,以同情的姿态对赫尔曼和乔姆斯基 ( 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影响深远的“宣传模式”
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修正。在这一模式中 ,西方媒体由于广告资助、资本所有权、政府信
息源和强势利益团体信息干预等结构性因素以及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到了为精英统治制造共
识的作用④。然而 ,与某些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曲解和误读相反 ,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
者在有关文化传播领域商品化过程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分析中 ,力图避免机械的决定论
(determinism ,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和经济简约论的偏颇。他们不但强调社会冲突和抗争在
这些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一过程的未完成性 ,而且指出资本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作为最新积
累场域的“机会主义”性质⑤。
政治经济学学者们不仅强调抽象的“资本逻辑”的作用 ,而且在分析中关注国家和政策机制的
重要作用。例如 ,赫伯特·席勒和丹·席勒反复强调美国国家在推动文化信息产业的商品化和国家
通过管制机制与法规行使资本积累保证者的基础性角色。他们指出 ,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几
乎所有的创新与发展都有美国国家军工研发的投入 ,而正是这些投入使美国的信息产业有了得天
独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随着信息传播资本势力的壮大 ,信息化资本主义的“酋长”们对国
家政策的走向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作为回应 ,美国国家把这些要求发展为国策推广到美国国内
外。一方面是国家干预在信息文化传播的加速商品化过程中起着关键而持续的作用。这包括国
家对研发持之以恒的投入 ,对信息传播产业放松管制 ,对公共信息的私有化的推进 ,对信息领域私
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的强化和使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更有利于信息文化传播业所属的服务
业 ⑥。另有英国研究者弗雷德曼 (Des Freedman) 和美国学者古贝克 ( Thomas Guback) 、麦克切斯尼
(Robert W. McChesney) 、卡拉布里斯 (Andrew Calabrese) 、贝蒂格 (Ronald Bettig) 、葛本纳 ( George Gerb2
·73·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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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赵月枝 :《信息时代的资本论》中文版序言 ,丹·席勒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丹·席勒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Colin Sparks ,“Extending and Refining the Propaganda Model”,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4 (2) ,2007.
Graham Murdock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 2 (2) ,
1978 ;Nicholas Garnham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 Culture & Society ,Vol . 1 ,No. 2 ,1986 ;Ar2
mand Mattelart & Hector Schmucler ,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Freedom for Choice for Latin America ? Norwood , NJ :
Ablex ,1985.
丹·席勒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
ner) 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与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动态相互构建关系 ,从而丰富和发
展了批判学术中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在英国 ,詹姆斯·库瑞 (James Curran) 在《资本主义与报业控制》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
献中展示了报业市场自由化的政治意义 ,即资产阶级通过改变报业的经济基础来建立本阶级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政治目的。这项以英国报业史为背景的研究表明 , 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
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 , 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
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詹姆斯·库瑞对英国议会就此问题的辩论的分析证
实 ,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全面对资本开放市场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实施有效控制的政
治目的。当时 ,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 ,冲击现
有的精英话语体制。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及其声音的问题上 ,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
府的力量来“堵”,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 ,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
意识形态目的。道理很简单 ,作为一般原则 ,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
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投入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
中 ,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而被边缘化。这一策略在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
与事实发展中获胜了 ,因此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 ,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刊执照颁发机构①。这一
有关传播业中 ,资本的所有权和广告商资助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支配意识形态的相互依
存关系的分析 ,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如下论述及其实现机制提供了雄辩的
实证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
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
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② 詹姆斯·库瑞的奠基性研究与斯麦兹的见解以及北美学者的各项
研究 ,尤其是贝克 ( Edwin C. Baker)关于广告对报业结构和内容的影响的研究相得益彰。
得益于“盲点辩论”,英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加汉姆 (Nicholas Garnham)有意识要超越机械的决
定论和经济简化论 ,他在《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贡献》中集中讨论了精神生产与资本主义商业生
产之间的重叠关系 ,把政治经济学引入文化工业的分析 ,探索文化的剩余价值的汲取与分配。他
认为文化工业“运用了特有的生产方式和行业法人组织来生产和传播符号 ,这些符号以文化商品
和服务为形式 ,虽然不是一律作为商品”。当然 ,他的这种领悟是建立在强调“分析社会关系和社
会权利结构的关系 ,而且 ,尤其是关注分析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体系的独特性”基础之上③。
同样 ,英国学者戈尔丁 (Peter Golding)和默多克 ( Graham Murdock) 在对传播政治经济学阐述中 ,也强
调了政治经济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制度分析与内容分析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 ,法语传播理论
家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与米亚基 (Bernard Miege) 等人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文化工业
的政治经济分析方面大大丰富了英美学者的学术贡献。
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视角。同时 ,跨国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过
程又必然与民族国家和本土文化有同化、吸纳、妥协和抗争等复杂关系 ,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本身在
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则意味着非英、美、法国家背景学者在发展本土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有广
阔的空间。在北欧 ,芬兰学者诺顿斯壮 ( Kaarle Nordenstreng) 不但为国际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做出了
贡献 ,而且积极参加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不结盟国家争取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运动 ,并
·83· 曹晋 赵月枝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①
②
③ Nicholas Garnham ,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 edited by Fred Inglis , London :Sage ,
19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第 52 页。
James Curran &Jean Seaton ,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 London : Routledge ,2003.
对这一努力及其挫败进行了全面的回顾①。在依附理论的发源地拉美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
根深叶茂 ,那里的传播民主化社会实践不仅激励了马特拉等西方学者的研究 ,其本土传播学者马
丁 - 巴贝娄 (Jésus Martín - Barbero)对美国强势商业文化在拉美的扩张和拉美本土商业文化发展过
程更有深度的经典描述②。在非洲 ,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的烙印 ,范农
(Frantz Fanon)等人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和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实践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
理论与社会运动的渊源③。今天 ,目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非洲大陆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打击 ,
年青一代的非洲传播学者更积极地参与发展和丰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践。例如 ,加纳裔的
加拿大学者阿哈森 (Amin Alhassan)通过把后殖民国家作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析单位和理论
构建对象 ,来丰富和拓宽基于西方的主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④。就亚洲而言 ,萨斯曼与棱
特这两位美国学者是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亚洲传播问题的重要学术先驱 ,他们在这方面的
近作就亚洲在全球传播秩序和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提出了问题⑤。同时 ,冷战后本土化的亚洲传播
政治经济研究在印度、中国等地方兴未艾。
总之 ,许多当代学者已经服膺了政治经济学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正如卡拉布里斯
在《迈向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言 :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媒介政策与管制 ,以及‘新媒介’的发
展前沿 ,检视我们所说的‘公共空间’的物质基础 ,理解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新闻与娱乐产业”⑥。
当今世界 ,文化传播已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域 ,意识形态控制成了缓减并克服社会政治危机的重
要手段。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产权、广告、市场与社会控制 ,而且意识到了文化工业对公
共利益与民主社会的操纵与损害。同时 ,学者们也在现实生活里 ,亲眼目击了技术创新和全球化
市场景观中文化被生产、传播、消费的方式 ,以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 ———“最明显的、致命的、难以
驾驭的阻碍当然是大众媒介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已经形成的各种权力。在当前的媒介
组织结构和公司经济对国家政治的挟制下 ,至少在美国 ,想通过中性对话自上而下地改革国家政
治完全是空想。新的媒介兼并不断改变力量组合 ,使少数几个全球化传播公司越来越集中、整合、
合作、控制着整个世界的大多数媒介”,“此外 ,通过清除了解情况的公民所依赖的共享话语世界 ,
新的便于用户使用的媒介技术 ,后福特时代 ( Post - Fordist) 的生产方式 (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
的) ,以及个性化的市场技术指令 ,使公共领域的最后一点堡垒也岌岌可危”⑦。贝蒂格在《法兰克
福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指出 :“文化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的中心任务
是检视资本的逻辑如何型塑文化工业的结构和内容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科学内部“诠释的转向”
造就了一种经济、政治与传播体系之间关系的制度分析的必要性。这一制度分析的关注很大程度
·93·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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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Sue Curry Jansen ,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 Power , Media , Gender , and Technology ,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2002 ,p . 58.
Andrew Calabrese and Colin Sparks , ed. ,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2
tury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p . 3.
Gerald Sussman and John A. Lent ,“Who Speaks for Asia : Media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Media Eco2
nomics , 12 (2) , 1999.
Amin Alhassan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 State : A New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Agenda”, Mehdi Semati , ed. ,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 Lanham : Rowman &Littlefield , 2004 , pp . 55 - 70.
Dan Schiller ,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 . 99 - 102.
Jésus Martín - Barbero ,“The Processes : From Nationalisms to Transnationals”, Communication , Culture and Hegemony : From the Media to
Mediations ,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Fox and Robert A. White , Newbury Park : Sage , 1991.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 Great Media Debate”,Richard C. Vincent , Kaarle Nordenstreng , Michael Traber , ed. ,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 Cresskill , New Jersey : Hampton Press , 1999.
上是因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工业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压制社会变迁的角色”①,贝蒂格还经典地指出 ,
“资本主义霸权背后的真正力量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强制性的资本的权力”②,这也就是传播政治经
济学对文化工业的认识的要领所在。这种权力不仅在传统媒体的结构与生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
而且在数字化时代 ,所谓权力已经被消解 ,使用者已获得充分的媒介近用权。但曼索敏锐发现 :事
实并非如此 ,权力在新媒体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仍然牢固 ,在新媒体的结构中也如此③。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取向的研究之对话与交锋
阿尔文·古尔德纳 (Alvin Gouldner)说 :“在每一个理论体系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个体系在不断挣
扎。因此每个体系都有一个噩梦 ,即那个被束缚的体系会破笼而出。”④任何有创造力的学术 ,也都
是批判性的学术 ,都需要在学术碰撞、交流与修正的进程中发展其论述的有效性。功能主义社会
学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 ,其在管制社会的过程中担负着关键角色 ,而富有批判性思想的
学者则对上述命题提出了质疑 ,拒绝传播新科技必然带来民主的谎言 ,反而认为传播媒介和新科
技革新是权力和控制的工具 ,并且导致社会不同群体或是不同国家的劳动分工与地位区隔 ,深化
了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20 世纪 40 年代流亡于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给予了有别于美
国经验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20 多年后 ,兴起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以新的强调意识形态来反对实
证主义的方法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角色与本质的探索都建
构了一种能够与美国功能主义分析的假设相抗衡的理论 ,并为批判性传播研究的新形式奠定了基
础。例如 ,米尔斯 (C. W. Mills) 、吉特林 (Todd Gitlin) 和霍尔 (Stuart Hall) 就从不同的层面对美国实
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⑤。
如霍尔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一文中所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是批判传播研究中
各有侧重的两翼 ⑥。然而 ,随着文化研究从英国到美国的扩散和文化研究对美国自由多元主义和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纳 ,两者在研究议程和政治取向方面的分歧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益明显。
莫斯可的《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道格拉斯·凯勒 (Douglas Kellner) 的《逾越鸿沟 :文化研究
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冯建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等研究论述中都澄清了双方
论争的内容与互相对话的必要性。在一定意义上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可以追溯到
上文提到的由达拉斯·斯麦兹 1977 年的《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引发的“盲点辩论”。
此文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在探讨媒体传播现象时存在盲点 ,即他们的
媒体研究只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没有探讨媒体为资本服务的经济角色。1978 年 ,
默多克与戈尔丁回应此文⑦,辩解说虽然他们以政治经济学者自居 ,但认为达拉斯·斯麦兹的分析
·04· 曹晋 赵月枝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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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Graham Murdock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 2 (2) ,
1978 ;Peter Golding & Graham Murdock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M. Barrett , et al . ( E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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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莫斯可 :《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Douglas Kellner ,“Media Communications Vs. Cultural Studies : Overcoming the Di2
vide”, Communication Theory , Vol . 5 ,No. 2 ,1995.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Michael Gurevitch , Tony Bennett , James Curran and
Janet Wooollacott , eds. , Culture , Society and the Media , London : Methuen & Co. Ltd ,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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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V. Bettig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effrey T. Nealon and Caren Irr , eds. ,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Ronald V. Bettig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effrey T. Nealon and Caren Irr , eds. ,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2.
抹杀了文化研究者的价值与贡献 ,不仅不明智 ,而且也不正确。同时 ,他们对于威廉斯 ( Raymond
Williams)以及霍尔等文化研究者也有微词 ,认为后者在实际分析时没有能够遵照其在理论上的允
诺 ,也就是产权、经济分析的必要性与优先性。尼古拉斯·加汉姆在他的一篇论文中 ,一开始就连
续引用三位文化研究者的著作 ,指出他们都误解了政治经济学 ,都将政治经济学等同于经济化约
决定论 (下层基础、经济决定了上层基础、文化政治等) ,因为 ,虽然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分析时仍然
认定决定论的分析必须坚持 ,但并不也从不主张二者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直线对应关系①。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与前沿探索
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
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
生产关系。”② 因此 ,充分认识资本主义传播体系也是学界的当务之急。一方面 ,资本主义企业规
模的增长与集中已经成为当前时代传播业的核心特征 ,全球传播体系的商业化、国际化 ,以及全球
经济的重构突破了传统产业分工 ,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日益交融 ,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
包括生产、营销、金融以及会计等流程与技术已渗透到媒介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 ,跨国媒介大亨
通过横向整合与纵向兼并的方式所进行的全球扩张 ,一个新形式的等级组织结构正在全世界范围
内建立起来③。迈入 21 世纪 ,西方跨国媒介公司的“全球扩张”已经达到空前的状况 ,传播产业的
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 不是被削弱了 ,而是更加剧烈。而且 ,“我们还不
得不承认 ,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在支配冷战的公共记忆的形成 ,推动着全球化进程 ,利用它前所未有
的权力维护它的统治 ,并且应用霸权于未来大众媒介观之上”④。
伴随西方传媒产业的进一步私有化、放松管制、集中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从传媒产业的政
治经济结构入手 ,就传媒制度与民主问题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研究。学者们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