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_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专题论文·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唐 力 行 　　提 　要 :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 的变迁模式 ,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 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 原有的宗族势力 ,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 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关键词 : 明清 　碑刻 　苏州 　徽州 　社会 古城苏州有着极为丰富的碑刻蕴藏①。碑刻与藏之金匮石室的秘籍不同 , 它铭之于石 , 公之 于众 , 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 , 所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本文拟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 集》 (以下凡引自该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资料均夹注碑刻序号) , 对明清以来苏州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的变迁 , 做一历史考察。 苏州与徽州长期同属一个江南行政区 , 前者地处沿海平原 , 后者则为内地山区。在明清以 来的社会转型期 , 这两个区域互动互补 , 关系密切。然而两地社会变迁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向 , 究其原因十分有意义。 一 笔者曾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中指出 , 明代中叶“徽商资本一方面瓦解着 ·16· ① 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59 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江苏人 民出版社 , 1981 年 ;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等。其中《明清以来 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收录碑文计 500 件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共收碑文 370 件 , 其中苏州 为 322 件 , 占全书 86 %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则收碑文 258 件 (其中一百余件与《江苏省明清以 来碑刻资料选集》重复) 。三书共收苏州碑刻近千件。苏州碑刻之多 , 是与明清以来苏州的地位相应 的。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家庭结构 , 另一方面又加固并扩大了宗族血缘群体”①, 从而造成大宗族 —小家庭的格局。大 宗族 —小家庭的构成在苏州也存在。血缘群体个案之一 —邹氏家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记载这 个家族历史的共有 10 块碑刻 , 成碑时间由嘉庆二年 (1797 年) 起到光绪二年 (1876 年) 止。 这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 80 年 , 也是社会激烈动荡的 80 年。处于末世的邹氏家族仍竭力置义田、 修家祠 , 维持宗族血缘圈。邹氏迁常熟定居有 7 代人 , 始祖 (7 世祖) 耀卿公在康熙年间从无锡 迁徙到苏州五龙桥 , 因“避渠区水匪”, 再迁至常熟洞泾桥东 , “遂家焉”。可见清初社会动荡不 安是邹氏一迁再迁的原因。耀卿公在新居地建造“老屋”, 其子公介公“建凝秀堂七间三进”。 公介公有三子 , 分家时以凝秀堂东半授长房辅候公 , 西半授次房 , 老屋授三房。辅候公子振远 公 (4 世祖) 有了建义田的想法 , 《常熟邹氏义田记》称他“欲立义田而未逮 , 嘱其嗣华西曰 : 此事未为 , 毕生抱疚 , 尔其必成之。” (174 号碑) 邹氏的田产在华西这一代有了大发展 , 《华西 邹君记》称“公性勤俭 , 数十年间 , 扩先人遗产 , 共积良田七千余亩” (175 号碑) 。道光丙申 (1836 年) , 华西公立下遗嘱 :“余分授汝曹田产各千亩 , 足以自给。余田三千亩 , 概归义庄 , 每 岁出息 , 约计若干。汝曹宜善体余心。凡遇祭、义、书公事 , 须实心奉行 , 不得丝毫染指。” (182 号碑) 。道光二十三年 , 华西的四个儿子在长子珏的主持下 , 合力营建义庄 , “三易寒署 , 始观厥成。”然而好景不长 , 《经理义庄公产述祖德以训子孙篇》云 : 18 年后的“咸丰庚申 (1860 年) 之变 , 义庄厅堂半毁于兵火 , 所积余资米谷及器皿什物荡然无存。同治甲子 (1863 年) 寇退 , 三叔父 (即华西第三子) 轮管 , 它务弗遑 , 重建庄祠厅堂为亟。⋯⋯数年来居然次 第修复旧观。” (181 号碑) 据碑文可知邹氏自五世祖辅候公起一直至第七代文瀚都是国学生 , 历 代虽无获功名者 , 但都有封赠 , 是一个缙绅大地主家族。四世祖振远立志要建义田 , 经历了三 代人的努力 , 才建成义庄、家祠 , 并在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后迅速重建。这时邹氏移居常熟已 200 年了。邹氏为何亟亟乎此举呢 ? 碑文稍稍透露了个中缘由 : 振远临终嘱咐华西建义田时 , “时华 西甫弱冠 , 外侮纷起 , 跋前　后者十余年 , 壮岁乃得经始是事”。可见 , “外侮纷起”是强化血 族团结的主要原因。所以 , 华西公能“殚精竭虑 , 减膳节衣 , 历数十年 , 积义田一千零七十余 亩 , 又书田二百亩” (按 , 这里的义书田数字与其它碑刻祭义书田三千亩的记载不同) 。当然还 有文化上的原因 , 邹氏世代国学生 ,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深。174 号碑指出邹氏建义田的培植根 本之举 , 乃是“效法”大儒范文正。 邹氏义田赡族的范围 , 根据血缘的亲疏分为两个层面 , 《常熟邹氏隆志堂义庄规条》规定 : “吾邹氏全六支始自十五世祖叔瑜公 , 数百年来族姓蕃衍 , 如欲遍给 , 恐所入不敷 , 难垂久远。 今定自叔瑜公分支鳏寡孤独之苦贫无依者 , 照规给发。至耀卿公分支 , 除鳏寡孤独外 , 贫不自 给者 , 五口以上每年给白米八石 , 五口以下五石 , 三口以下三石 , 分四季支领”。这里 , 第一个 层面是较为疏远的血亲关系 , 包含邹氏的其他五支。从邹氏七世祖耀卿再上溯 8 世 , 当为明初 ,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 , 这个家族的人数十分可观 , 因此只能帮助其中的鳏寡孤独之苦贫无依者。 第二个层面则是耀卿本支的七代人 , 可以“按口给米” (第 183 号碑) 。数百年来邹氏六支之间 也有一定联系 , 174 号碑的作者邹鸣鹤就是邹氏在无锡城的一支。义田之设为邹氏六支血缘圈的 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 从而形成大宗族的局面。 从明中叶开始宗族形态变化即联宗扩大血缘圈的趋势 , 在清末乃至民国初仍在进行之中。 宗族扩大的同时 , 家庭却在缩小。耀卿一支并未形成累世共居的大家庭 , 而是每一代都在分家。 前面讲到六世祖公介公将房产分给三个儿子。大房一支最为发达 , 五世祖“辅候公于凝秀堂东 ·26· 历 　史 　研 　究 2000 年第 1 期 　 ① 《历史研究》1991 年 1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建履庆堂七间四进。乾嘉间先大父 (四世祖) 华西公于履庆堂东建成履和堂五间四进。”二房则 衰败下来 ,“道光八年 , 二房将凝秀堂西半房屋及隙地并归先大父”。二房从分到房产到卖出房 产 , 只经历了三代人 , 可见即使在一个家族里贫富分化也十分严重。华西兼并了二房的房产后 , 将房产连同田产分给四个儿子。长房虽富有 , 但也不合炊同居。所以是一个大宗族 —小家庭的 格局。 家庭是在不断分化之中 , 而宗族则维护着分化之中的稳定。这种格局在徽州占主导地位 , 在苏州则占次要地位。174 号碑指出义田赡族“文正创于苏郡 , 自宋迄今 , 效法文正踵而为之者 数十家矣”。这个估计保守了一些。据民国 20 年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的《吴县城区慈善救济团 体调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 吴县城区共有义庄 32 所 , 如加上郊县当不下百所 , 但在苏州区域范围内仍是少数。 难怪林则徐在其撰写的《邹太学家传》中 , 一方面对邹珏设义田的义举大加赞叹 , 另一方面又 不得不慨叹邹氏的义行“世多有笑之者。嗟夫士之强立特行 , 卓然不囿于流俗者 , 其不为众人 所笑也几希矣。” (177 号碑) 苏州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是怎样的呢 ?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收有 173 块墓志 铭。每一块墓志铭都要介绍铭主的婚姻、子女和生活 , 因此一块墓志铭就是一个家庭的简史。 这些铭主大多是普通人 , 总计 180 人 (含合铭者) , 其中又以妇女为多 , 有 65 人 , 反映了 158 个 家庭的基本情况 (部分铭主为同一家庭) 。他们中 7 家无子女 , 2 代同堂 39 家 , 3 代同堂 77 家 , 4 代同堂 31 家 , 5 代同堂 4 家。无子女家庭大多立嗣为继。他们与 2 代同堂的家庭共同构成为核 心家庭 , 占家庭总数的 29111 %。3 代同堂的家庭属主干家庭 , 占 48173 % , 他们又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主干双核心家庭 , 三代人中的第一二代有两个核心家庭同财共居 ; 一类是三代人中只有 一个核心家庭 , 即主干单核心家庭。这些二三代同居的小家庭占了 77184 %。所以苏州人的家庭 规模较小 , 据统计 , 上述 158 个家庭平均每户有子女 4 人 , 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 1118∶1 , 这类 小家庭的人口平均当为 6 人至 8 人。至于第四五代同居的家庭则占 22115 % , 这类家庭规模较 大 , 但他们的构成并非一定是共祖家庭。多代同居的原因主要与苏州人的年龄构成相关。据墓 志铭所提供的妇女年龄统计 , 明代 53 人 , 平均年龄 62177 岁 , 其中最大者 97 岁 , 80 岁以上 13 人 , 占 24155 ; 清代 8 人 , 平均年龄 61175 岁 , 最大者 90 岁 , 80 岁以上占 1215 %。明清两代平 均年龄 62166 岁。80 岁以上占 23 % , 这个比例与第四五代同居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22115 %的比 例是相对应的。可见 , 造成第四五代同居的主要原因是年龄因素。从碑刻具体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来看 , 这些 家庭的规模因多代同居而稍大 , 大约在 8 人至 10 人之间 , 只含两个核心家庭 , 仍属主干家庭的 范畴。10 人以下的小家庭占了被统计家庭的 9715 %。 真正构成为共祖大家庭的仅 4 个 , 他们是第 8 号、34 号、86 号及 46 号碑。明初陶彦清妻厉 妙清墓志铭云 : 彦清的曾祖父是良医 , 彦清则为地主 , 厉氏既归 , “下驭子姓、僮仆仅千指 , 未 寒而裘已备 , 未暑而葛已纫”。这个百口之家是一个同财共居的大家庭。成、弘年间的李世贤妻 胡妙静墓志铭说的也是一个名医世家 , 世贤之父文翰“以术鸣于时”, 世贤之弟“以医征入太医 院 , 历官院判 , 名勖京邑”, 世贤方将克绍父业 , 不幸早逝。“李氏家口数百指共爨 , 皆孺人综 理。”这个兄弟、父子共爨的共祖家庭之所以能维持下去 , 原因便是“甚富”。成化间罗宗常墓 志铭云 , 商人宗常“弱冠即奋然任家事 , 或出而商、或居而贾 , 贸迁经营者数年 , 业复振。诸 弟咸在童稚 , 君抚之皆抵成立 , 为之婚娶。后 □□虽众 , 聚食者余三百指 , 至于今犹一突而爨 , 称其友爱者内外无间。”兄弟一突共爨也是一个典型的共祖家庭。弘治间刘世恩妻王孺人墓志铭 说 :“刘以世宦 □家 , 食指尝数百。孺人来归 , 上下处之惟当。”不久刘进京为官 , 独立为一个 小家庭 , 所以用一个“尝”字 , 说明这种共祖家庭难以持久。共祖家庭所占比例仅为 215 %。以 ·36·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关于年龄、人口的统计仅是一个抽样调查 , 还须进一步利用谱牒资料作验证。这里要指出的 是 , 墓志铭所提供的子女 , 尤其是女孩子的人数是明确的 , 而谱牒则常会忽略女孩子的记录。 苏州的家庭构成是以小家庭为主体 , 而大宗族 —小家庭与共祖家庭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是 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 , 苏州与徽州的家庭构成为何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向 ? 这主要是由地理区位 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苏州地处东南水陆交通要冲 , 京杭大运河绕城而过 , 是全国财货集散、转 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 又濒临太湖 , 乃鱼米之乡 , 素有“苏湖熟 , 天下足”之说。徽州则处于 内地山区 ,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徽州商人虽是“足迹遍天下”, 但其商业活动只是 促进了客地的商业繁荣 (徽商集中的苏州自然也在其列) , 徽州本土的商业却因交通闭塞而难望 苏州之项背。苏州是容纳天下商贾的大都会 , 社会流动性大 , 商业竞争激烈 , 商品经济直接瓦 解着这里的宗族和大家庭结构。徽州容受的是遍天下的徽商输回的商业利润 , 这些钱被用来置 族田、修族谱、造祠堂 , 强化了宗族组织。两地小家庭的构成亦不同 , 就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 来看 , 徽州约占 6511 % , 而苏州仅占 29111 % ; 就主干家庭而言 , 徽州仅占 3419 % , 而苏州则 占 48173 %。其原因有二 : 一是总体家庭结构的不同 , 徽州是在大宗族下的小家庭 , 因其宗族血 缘合作比较完善 , 核心小家庭就可以应对生产和灾变 , 而且家庭规模越小便越利于减缓商业财 富共有所造成的家庭矛盾。苏州绝大多数的小家庭之上没有大宗族 , 缺乏宗族血缘的合作 , 因 此保持 6 人至 8 人的家庭规模是应对生产和灾变所必要的。二是年龄构成的不同。徽州男性平均 年龄是 5315 岁 , 女性是 55 岁 ①, 而苏州男女性均达 63 岁弱。苏州人的平均年龄要比徽州人高 5175 岁 , 这与生活条件相关。徽州山区生存空间小 , 自然条件恶劣 , 生活艰苦。徽州人虽受到 宗族的保护 , 但宗族内部有贫富的分野 , 大多数贫困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贫苦的生活。徽 州的年龄构成限制了他们三代共同生活的时间 , 使主干家庭的比例较小。生活在被誉为“天堂” 的苏州人 , 生存条件优于徽州 , 较高的年龄构成使三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增大 , 这是苏州 主干家庭的比例反高于徽州的原因所在。应该说 , 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家庭结构有相似之处 , 两地同以小家庭为主 , 但徽州的小家庭之上还有个大宗族 , 而苏州的小家庭是独立的。 二 社区是由一定地域关系联结而成的社会生活单位 , 是一个具体而又直观的社会实体。社区 研究可以用具体、真实的资料直接展示商人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根据碑刻资料 , 我们拟对 苏州社区内的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做一考察。 11 社区管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 苏州社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失范 , 出现了种种新的社会 问题。为了协调社会关系 , 保障社区的正常运作 , 苏州各级衙门加强了社区管理。在失范与规 范不断磨合的过程中 , 社区管理日趋细密和完善 , 古老的苏州城缓慢地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同 时 , 透过有关社区管理的碑刻资料 , 还可以观照苏州社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首先是商业管理。随着商品经济的繁兴 , 乱设摊点成了市政管理的新问题。《吴县示禁清理 张广泗桥附近摊柜以防火灾而通水埠碑》说 : “桥之四堍 , 向均有起水埠头 , 现在西南角一水 埠 , 今春为沈万兴鸡鸭店搭出柜台 , 占住水路 , 西北角之水埠为糖果摊子及垃圾堆满 , 仅剩东 北及东南两埠可通行走 , 桥面也为摊棚所占 , 只剩狭路 , 火起之时 , 尚不肯拆 , 以至南北往来 , 极为拥挤。后 □之合 , 水龙不能在张广泗桥水埠取水”。张广泗桥一派市井繁荣景象 , 但是乱设 ·46· 历 　史 　研 　究 ① 关于徽州家庭与年龄的统计 , 参见前揭拙著《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摊点酿成了火灾 , 吴县政府示禁 : “桥堍四旁不准摆出柜台 , 桥面桥堍亦不准摆摊搭棚 , 以防火 灾而通火埠” (485 号碑) 。火灾还推动了市政建设中的消防事业 , 这在《常熟县为公置水龙救火 器具经示禁约碑》 (484 号碑) 、《吴县县政府布告保护苏州救火联合会公墓碑》 (500 号碑) 等都 有反映。 由于商业的繁荣 , 苏州出现了一批附着于各行业 , 专以敲榨勒索为生的地棍、恶霸。从 《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可以知道 , 清政府对海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 “出口商舡俱属 身家殷实 , 而舵水人等俱有年、貌、籍贯 , 各有保人 , 由县结报 , 始准给照驾驶。而出入海口 , 又系层层盘诘。”乾隆年间 , 出海口浏河镇“不意忽有游棍江三和、许永裕、张永吉、马合顺等 呈县创设海埠 , 勒索牙用” (436 号碑) 。此举显然对官府也有好处 , 海埠被批准建立。商人在上 完税课 , 下还水脚之外 , 还被节外抽收每两银三分 , 于是联合起来逐级上告 , 并终获胜。又如 , 《苏州府示谕枫桥米市斛力碑》揭示了地棍借建会馆为名敲榨勒索的情况 (437 号碑) 。除了地棍 骚扰外 , 劳资矛盾也日益激化。《吴县禁止板箱业作伙私立行规、行簿倡众停工碑》称 , 板箱业 作伙联合起来私立行的组织 , 倡众停工 , 要求提高工资 , 与作主对抗 , 并有“把持行凶”、“肆 毁家伙”等行动。官府一方面申明“作内雇用工匠 , 无论何处人士 , 悉由作主自便 , 不准作伙 把持”; 另一方面又要求“倘有匠伙在苏病故 , 殡殓诸费应听作主料理”。调节双方矛盾 , 弹压 工匠的反抗 (496 号碑) 。 道光初年 , 出现了一块保护商标的碑刻 , 即《元和县示禁保护沈丹桂堂碑》。该碑介绍了一 则商标侵权案 : “据沈立芳呈称 : 身祖世安遗制白玉膏丹 , 有沈丹桂堂招牌讫为凭 , 历在台治临 顿路、小日晖桥开张发兑 , 专治裙疯臁疮、一切肿毒等症 , 应验驰名。近有无耻之徒 , 假冒本 堂碑记 , 或换字同音 , 混似射利 , 粘呈牌记 , 叩求示禁 , 等情。”针对侵权行为 , 县给禁示 : “自示之后 , 如有棍徒敢于假冒沈丹桂堂图记 , 以及换字同音混卖者 , 许即指名禀县 , 以凭提 究” (418 号碑) 众多的工商管理碑刻是苏州商业繁荣的见证 , 也留下了苏州城市转型的痕迹。 其次 , 有关赋役、治安、宗族、寺观的管理。这些管理的强化都与商业的发展相关。商品 经济的发展动摇着封建社会现存的秩序 , 侵蚀着封建官僚机构和社会各个阶层。《仁宗 (嘉庆) 谕禁生监勒索漕规碑》斥责秀才监生耐不得寂寞而染指漕规 , 且人数多达三百余名。他们“挟 官长吵闹漕仓 , 强索规费 , 此直无赖棍徒所为 , 岂复尚成士类” (434 号碑) 。治安方面有官匪勾 结敲诈百姓的种种弊政。《长吴二县饬禁着犯株连无辜碑》揭示了官匪勾结 , 勒索富人 , 着犯株 连无辜的行为 :“更有一种恶棍 , 或与人有仇 , 心思报复 ; 或知其殷实 , 图诈无由 , 即串通捕役 衙蠹 , 于命盗等案 , 或唆令尸亲呈某凶犯在某处某人家 , 或教令盗犯 , 供板某同伙、某窝家 , 着某处某人要 , 无论隔府隔县 , 差提络驿。无辜之人 , 一为着犯 , 俨同真盗真凶 , 强刑吊拷 , 无所不至。即或买求幸脱 , 无不荡产倾家。” (413 号碑) 此外 , 《长洲县谕禁捕盗勾结诈民碑》 (414 号碑) 、《震泽县奉宪禁起窃赃碑》 (415 号碑) 等也都揭示了官匪勾结“亏商累民”的事 实。统治阶级虽然不断地示禁 , 但都治表不治本 , 这个过程一直伴随到封建制度的崩溃。 宗族组织也抵挡不住商品经济的侵蚀。康熙年间申时行家族中出现破坏族产的子孙 , “申振 六、申直公、申丰源不遵遗训 , 侵蚀租米 , 抗欠五十一二等年条漕 , 复将赐茔、祖茔树木 , 米 □□□□祭田 , 秋穰盗卖”。《吴县示禁保护申氏族产碑》将其称之为“灭祖侵盗” (446 号碑) 。 传统的宗族组织单靠道德人心已难以维持 , 只有仰仗官府的权力。碑刻集所收 11 块族产碑 , 都 是请求政府给帖加以保护。 一向被视为佛门清净之地的寺观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亦不能免俗。《长洲县永禁滋扰圆妙观 搭建摊肆碑》 (465 号碑) 披露了方丈道士在观外场地盖造摊棚 , 出租给商贩以收取租金的事实。 ·56·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官府给示 :“尔等如有愿在观门场地贸易 , 准向道士处按月交租 , 毋得抗欠”。此外 , 还有在寺 庙里开设茶馆书场的 , 有道士和尚盗卖庙产者 , 有出租寺屋为旅舍者 , 不一而足。 再次 , 环境和市政管理。明清以来苏州社区对环保是相当重视的。第 481、482、483 三块 碑都是保护天平山 , 不准开山取石、伐木。其中 ,《吴县县政府、苏州公安局、吴县公安局布告 第一四五号》载有孙中山葬事筹备处致吴县县政府的公函称 : “总理孙先生陵墓 , 将为吾国历史 上之永久纪念 , 建筑所选用之材料 , 均须上等。今陆姓石山 (按 , 该石山系在天平山禁采界线 以内) 所出之石 , 既属上乘 , 事关总理国葬工程 , 拟请准予开采 , 所采之石料 , 限于陵工之 用”。吴县县政府婉拒了这一要求 , 说明不能开采的理由 , “盖一动斧凿 , 则历年禁案不攻自破 , 藩篱既撤 , 防止难周。”从而保护了天平山的自然环境。第 477、479 号碑是禁止滥捕滥捉水生 动物 , 以保护生态平衡 , 还有关于建立城市消防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系统的。苏州社区近代功能 在不断完善之中。 21 社区保障。变迁给社区生活以生机和色彩 , 也给社区生活带来动荡和灾异。如《苏州俞 问樵捐松筠家庵于轮香局用作殡舍碑》所云 : “吾苏素称繁富 , 因是浮靡者有之 , 淫佚者有之 , 非有善举绵延不绝 , 阴为补救 , 曷由开悔祸之机 , 以挽回气数 ?”明清以来苏州的社区保障系统 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工商业的发展为社会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从碑刻资料可以看到苏州城 乡已经形成了三个社会保障系统 : 11 宗族生活与互济 ; 21 行业生活与互济 ; 31 公共生活与公益 事业。 宗族保障系统是以义庄为物质基础的。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 《济阳丁氏义庄碑记》指 出 ,“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 , 六七百年 , 世家巨室踵其法而行者 , 指不胜屈 , 要皆赀力殷 富 , 号称素封 ; 或入朝登显秩 , 归而出其俸余 , 以赡支族 , 势分崇厚 , 故为之易成也。” (196 号 碑) 有能力建义庄者不外富商巨贾或官宦世家。这里要指出的是 , 由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 展 , 官商合流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 社会上形成一个绅商阶层。盛宣怀就是绅商的代表人物 , 他在苏州“捐建义庄 , 并附设家善堂”, 规模甚大。《盛氏为留园义庄奏咨立案碑》云 , 盛氏义 田有“官则田二千二十五亩六分八毫 , 计得价银二万五百余两 , 又祠堂、家善堂、义庄、园林 , 统共基地二十八亩六分 , 房屋八十余楹 , 池榭树石 , 悉隶义庄 , 计得价银一万九千余两” (198 号碑) 。丁氏是一个贾儒结合的世家 , “世以通经饬行为名儒 , 越数传 , 至赠州同知半帆公 , 弃 儒就贾 , 精于会计 , 节俭勤苦 , 无声色戏玩之娱。晚年稍有余积 , 每念同族生齿日加 , 多贫乏 不自存 , 恐祖贤遗泽 , 渐致漂替为惧 , 乃置负郭田三百亩 , 慨然思建义庄 , 以垂久远” (195 号 碑) 。民国八年 (1919 年) 《吴县苏常道等请旌鲍氏捐置传德义庄碑》碑主鲍氏宗汉兼有众议员 与商人身份 , 乃是新式的贾儒结合。“年来厕身商界 , 稍有积蓄 , 因之置产 , 力图缵述”。“捐赠 族田五百六亩一分八厘七毫”, “统计田价税契建置庄祠等项 , 共用洋二万七千余元。” (201 号 碑) 建立义庄所需费用不菲 , 《徐氏义庄记》指出一庄之田当是 1 000 亩 , 而徐氏义庄只有 500 亩田 ,“适符半庄” (203 号碑) 。《吴县陈氏义庄记》统计该庄耗银达 40 000 两 (199 号碑) , 自 不是寻常人家所能承担的。义庄“原为族之贫乏无依而设”, 剖析义庄规条 , 可以看出它的社会 合作与保障的功能。《济阳义庄规条》中规定下列情况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抚恤 : 11“贫老无依 , 不能自养者 , 无论男女 , 自五十一岁为始”; 21“族之贫乏无依 , 三十以内苦志守节者”; 31 “族之贫乏幼孤男女”; 41“族之贫乏废疾 , 无人养恤者”; 51“间或势处极贫 , 因病失业 , 人尚 安分 , 子女多而命运不济”; 61“族中无力成殓者”; 71“族中无力婚嫁者”; 81“族中生育 , 极 贫苦之家”。举凡族中穷人生老病死都有帮助 , 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义庄之设 , 从根本上来说 是维护封建秩序。“族中子弟 , 如有不孝不弟 , 流入匪类 , 或犯娼优隶卒 , 身为奴仆 , 卖女作 ·66· 历 　史 　研 　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妾 , 玷辱祖先者 , 义当出族 , 连妻子 , 均不准支领赠米”。而参加科举考试或节孝建坊 , 却可以 得到大笔的赠款。 行业保障系统。苏州商业繁荣 , 竞争剧烈。关于苏州的商业性会馆与公所的研究早已引起 中外学者的关注。会馆公所除有工商业经营的功能之外 , 还有加强商人在地缘、业缘范围里社 会合作的功能。同乡同行捐资或按一定比例“销货取厘”、抽取月捐等 , 集腋成裘以救济“年老 失业 , 贫病难堪 , 倘遇病故 , 棺殓无着 , 或帮孤寡无依 , 衣食难周”者。各会馆公所资金积累 多寡不一 , 所办公益事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吴县示禁保护金腿业永仁堂善举碑》指出 : “以 丙舍义阡、抚嫠二者为重要 , 若学堂、惜字、修路等项 , 俟力量 □行 , 再为增充” (217 号碑) 。 《吴县示谕保护布业经义公所善举碑》议定 , “凡伙友病故 , 孤寡无力赡养 , 由同业中贴钱抚养 , 贴到其子二十岁成立为止 , 无子者终身为止” (221 号碑) 。会馆公所的善举 , 为工商业者提供了 必要的社会保障 , 强化了同乡同行的凝聚力。苏州因工商业的发达 , 会馆公所数量极多。以公 所而言 , 江苏省博物馆在建国初的调查数为 130 余个。《苏州市志》的统计数是 199 个。综合各 家统计 , 剔除重复者 , 共计有 213 个。本资料集新收公所 5 个 , 它们分见于以下 5 块碑刻 : 《吴 县示谕保护布业经义公所善举碑》、《长洲县示禁保护茧绸业敦仁堂公所善举碑》、《财神堂公议 碑》 (挑夫) 、《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 (浏河镇公所) 、《常熟县为公置水龙救火器具 给示禁约碑》 (新桥武庙公所) 。这样 , 到目前为止 , 苏州公所的数量已达 218 个 , 居于全国商 业城市之前列。 除了受血缘、地缘、业缘关系限制的社会合作之外 , 苏州还有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合作。 “吾苏全盛时 , 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 , 死有葬 , 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 者 , 部分类叙 , 日饩月给 , 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 , 靡弗周也” (276 号碑) 。善堂之中最有 名的当推建虎丘普济堂 , 《长洲县奉宪倡捐善田碑》介绍该堂的规模 , 称之为“诚天下第一善 堂”。此碑立于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年) , 碑文中有“见虎新建普济”, 可见该善堂建于康熙后 期。据乾隆七年 (1742 年) 《毕案田房遵奉督抚院宪批示永归苏堂济茕碑》所述苏州普济堂历史 上溯至雍正十一年 , 其与虎丘普济堂当非同一堂。此堂规模亦大 , 雍正间即有 150 余人入住。 “迨后投堂病老日多 , 常有三百余口”, “乾隆七年 , 病老拥塞” (272 号碑) 。此碑“毕案田房” 系“入官田房”, 坐落在松江 , 已“拨给苏郡普济堂收息充费”。松江普济堂因经费不足 , 要求 将毕案田房拨回松江 , 未获批准。从碑文可知苏郡普济堂的田产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拨给的 没官田 , 且分布在松江、溧阳、江阴等地。政府还参与普济堂的管理。由乾隆五十二年《苏州 府示谕整顿苏郡男普济堂碑》可知 , 政府革除了“经理不善 , 堂务废弛”的男普济堂毛煊的司 总之职 , 并规定了新的管理体制 , 由 12 个身家殷实的绅商轮阄正副二总 , 今年之副总即为次年 之正总 , 12 年中轮值正副总各一年。可见 , 市民的社会合作是由政府倡导、支持 , 市民参与、 捐助 , 共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合作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 本碑刻集中所录碑文涉及市民捐资 建书院、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义学 , 修筑路、桥、亭 , 捐家庵为殡舍以及建立惠民药局广施医药于贫民等等。 宗族、行业、社会三个保障系统 , 形成一个遍布苏州城乡的社区合作网络 , 维持着明清以 来变迁中的苏州社会的稳定。当社会出现急剧动荡时 , 保障体系被破坏 , 一旦平定下来 , 苏州 人就会迅速修复它。前揭第 181 号碑就述及咸丰庚申之变邹氏义庄被毁 , 同治甲子后“次第修 复旧观”之经过 , 兹不再赘。行业保障系统也是如此 , 例如《苏州府示谕保护麻油业聚善堂善 举碑》云 :“嗣因庚申避乱星散 , 克复后公所被毁 , 示碑无存”, 不久又“会集同业 , 凑资置买 吴邑护龙街任姓房地起造房屋 , 作为办善公所” (214 号碑) 。又如 ,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 , 清政府 给予公所之示谕已失去法律效用 , 工商各业纷纷请求新政府的保护。民国元年《吴县布告保护 ·76·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面业公所碑》揭示了这一情景 : “民等均业面馆 , 向有公所一处 , 坐落旧长境元一图宫巷中 , 系 先业许大坤于前清乾隆二十二年购地创建 , 专为同事议事之所 , 并以办理赙恤等项善举。”“民 国建元 , 正拟更请新示 , ⋯⋯旧朝示谕已失效力 , 先后呈奉给予布告。在案。民等幸隶　　 , 事同一律 , 为敢 □呈碑摹旧示及判决正本 , 沥情呈请电鉴恩准 , 循案颁发布告。俾资遵守 , 而 赖保护” (212 号碑) 。社会保障系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止 , 而是“事同一律”受到保护。 社区保障系统是在社会变迁中建立起来的 , 商品经济是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 , 绅商阶层为 苏州城乡社区保障系统的建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合作本身也成了苏州社区生活的重 要内容。例如苏州普济堂的经费 , 除了前述没官田之租息外 , 还有绅商的捐款 , 273 号碑指出 : “谕商救济”, “准商之协济”是经费重要的来源。可见商人已是明清以来参与苏州社区生活最为 活跃的一个阶层。 与商业大都会苏州社区相比 , 徽州社区的管理、保障系统则要简单得多 , 属传统的乡村范 式。徽州社区是一个宗族社会 ,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 :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 , 绝无一杂姓搀 入者。其风最为近古 , 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 , 岁时伏腊 , 一姓村中 , 千丁皆集 , 祭用文 公家礼 , 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 , 胜于他邑 : 千年之冢 , 不动一　 ; 千丁之族 , 未尝散处 ; 千载谱系 , 丝毫不紊”。徽州的社区管理是政权通过族权来实现的。《歙风俗礼教考》 云 :“各村自为文会 , 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 , 始则鸣族 ; 不能决 , 则诉于文会 , 听约束焉 ; 再不决 , 然后讼之官 , 比经文会公论者 , 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 , 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 , 绝无权焉 , 不若他处之把持唆使之纷纷也。”① 徽州的社区保障也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的。可 见 , 徽商的商业利润把徽州的中世纪状态保存并加固起来 ; 而他们的商业活动却使苏州社区生 活趋于复杂多变。管理与保障的复杂化、细密化 , 正是苏州社区向近代转型的标志。 三 大众心态是由信仰与心态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构成的。苏州人的社会信仰是多元的 , 主要 有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　、先贤祠祀 , 祖先崇拜和行业神灵等。由于商业繁荣、 经济发达 , 苏州的寺庙道观特别多 , 而苏州人的社会信仰与商业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首先 , 商业的繁荣有赖于社会的稳定 , 而宗教功能有稳定社会的一面。嘉庆二十一年《江 南苏州府吴县城隍神庙记》指出 : “圣朝怀柔百神”, 让百姓同时“承帝泽而沐神庥”, 最清楚不 过地说明了宗教有维持秩序的功能 , 该碑进而指出 , “吴邑为东南财赋之区 , 民稠地广 , 政务甲 他邑”, 更需要宗教的配合 (296 号碑) 。宣德四年《重修三清殿记》也强调道教能“消融其暴悍 之念 , 兴起其良善之心” (291 号碑) 。乾隆六年《斋田记》指出 : “佛门焚修之徒 , 谨守法律 , 香灯鱼梵 , 早晚顶礼诸天 , 祝圣寿无疆 , 祈国祚之绵远”(307 号碑) 。清季基督教在苏州广为传 播 , 论者多将其归为不安定因素 , 其实也不尽然。光绪三十年《苏州府永禁佃户藉端抗租碑》 称 : 吴江佃户“近来奸计万端 , 每届秋收登场 , 赶砻出粜 , 不剩颗粒 , 避匿他境 , 提追无从 , 芒种之后 , 回家播种 , 业户恐妨东作 , 无复顾问 , 年复一年。刁佃视为得计 , 日甚一日 , 纷纷 效尤。”佃户之中“土客民教混杂 , 在教者幸经神符司铎主教函请 , 如有藉教抗租 , 照例送请比 追 , 不致公然挺比” (330 号碑) 。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先贤崇拜是将历 史上的惠民之官神化 , 立祠祭祀 , 以图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官宦的行为 , 维持有利于商业的社会秩序。万历四 ·86· 历 　史 　研 　究 ① 许承尧 :《歙事闲谭》第 16 册 ,《歙风俗礼教考》。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十五年《崇恩祠记》就是为纪念内阁首辅、乡贤申时行而镌的碑文。其中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 “自先生去后 , 上下睽而志不通 , 于是深居宫禁 , 鲜与臣下接 , 阉尹得以矿税中之 , 至今同卿贰 虚席 , 台省空署 , 虽元老敝舌 , 谏臣秃笔 , 不能挽回于万一” (352 号碑) 。这里 , 把矿监税使之 设 , 归结为申的去职 , 一方面发泄了商人对扰商之政的痛恨 , 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商人呼唤先贤 再世的愿望。民国初《虎丘新建陆文烈公祠碑记》更是直截了当地摆出了纪念他的理由 : “宣统 元年 , 擢江苏布政使 , 前后官苏者且十年 , 与士庶相见以诚 , 不为赫赫名 , 而议缓刑狱 , 市不 扰 , 革陋规 , 求民瘼 , 吴民甚戴之”。民间众多神　中最显赫的当推关云长 , 顺治六年《都督杨 公新建娄门关帝庙碑记》披露了清初苏州人把关公请出来镇守城门 , 以保“市廛不悚”。“姑苏 重门六 , 娄最险要。”最险要的娄门有“神圣威武”的关公把守 , 市廛自然万无一失。 其次 , 商场风急浪高变幻莫测 , 商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 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 的神灵。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 本书所收各业保护神有 : 面业关圣大帝 , 剃头业罗祖先 师 , 杭线业武帝 , 水炉业协天三宫大帝与观音大士 , 玉石业邱真人 , 木业张班、鲁班 , 玉器业 周宣灵王等。还有超越行业意义的神　 , 例如金龙四大王 , 就为客居苏州的济宁各业商贾所尊。 此神的来历与济宁完全无关 , 《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说该神原是浙江人 , “按王姓 谢氏 , 讳绪 , 行四 , 本武康诸生 , 居浙之金龙山 , 为赵宋懿亲 , 宋亡 , 慷慨赋诗二章 , 赴水死。 后明太祖起兵 , 王默佑太祖 , 大败元兵 , 伸忠义于数十年之后 , 舒积愤于国破身亡之余。太祖 封为金龙四大王 , 有以也夫。”这完全是统治者编造的一个神话 , 之所以成为商人的保护神 , 碑 文也有解释 : “王之精忠大义 , 凛如烈日秋霜 , 凡有血气者 , 莫不尊亲可也 , 岂止区区利涉之 功 , 有裨于淮扬济泗间 , 而往来行客 , 怀其德感其惠也哉 ! 独济宁诸商贾 , 尤敬且信。及于贸 迁之地 , 如盛湖一隅 , 亦巍然其庙貌” (385 号碑) 。一则借助王的威烈 , 保护往来江湖的行商 , 二则以王的忠义规范济宁商人之间的行为。又如火神 , 乃是坐贾敬畏之神。《火神庙重建记》指 出 :“吴郡为东南要津 , 地大俗庞 , 金阊门内外居民有百万家 , 室宇栉比 , 货物充　 , 人浩穰而 气炎郁 , 岁常有火灾为民患” (336 号碑) 。金阊是苏州商业最繁华之区 , 商人踊跃捐款重修该 庙。 其三 , 商业繁兴的结果 , 势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 加剧社会矛盾。在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 社会里 , 富商巨贾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宗教的因果报应之说 , 也便成了化解矛盾之利器 , 商人 们不惜斥资在寺庵道观镌刻善书 , 劝世劝善。这些善书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商品经济下人们心理 的失衡 , 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违背传统伦理的社会现象。《靠天吃饭图说》指出 : “近来有等 世人 , 呼朋引类 , 成群结党 , 终日打算诈人、害人、谋人、骗人 , 暂时虽得几个钱 , 岂能常有 , 试问若辈可曾成家立业否 ? 徒然坏了自己良心 , 究竟恶贯满盈 , 终有报应” (403 号碑) 。就连最 为平静的农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示义庄领米诸人》讲述了商品经济下宗族内部的争 斗 :“近闻不肖子 , 百计欺良淳。人生各有业 , 总由勤俭至。自不能树立 , 妒人堆金银 ⋯⋯始犹 借贷托 , 继遂强暴邻。廉耻道自尽 , 养育情辜醇” (407 号碑) 。面对剧烈的社会矛盾 , 403 号碑 要求人们把命运交给冥冥之中的天 : “信步行将去 , 凭天付下来。古今大家小户谁不靠天吃饭 ,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 只要安分守己 , 顺理行去 , 何必朝思夕想 , 枉费心计。又语云 : 千算万算 , 难逃天止一算。”《忍字歌》则倡导各式人等都要忍 , 其中“贫贱之人尤要忍 , 忍则安分作善 良”;“行商坐贾须要忍 , 和气不怕走津梁”; “富贵之人固要忍 , 必能造福逾绵长”。所谓“一忍 不为少 , 百忍不为多” (405 号碑) 。商品经济冲击下 , 传统道德观的失落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同 时出现的。商人一方面以自己的商业行为改变着传统社会 , 另一方面又力图稳定传统社会秩序 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 这正是中国商人的两难之处。 ·96·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见 , 正是商业发展的需要 , 造成了社会信仰的多元化 ; 而商业的繁兴 , 也为社会信仰的 多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心态是与社会信仰相联系的。社会信仰的多元化 , 造成一种开放 的心态 , 并由此而造成苏人心态之多元、变通、求实的特征。苏人信佛道者甚多 , 民间往往佛 道兼敬 , 目的在于祈福免灾。如《故陈景祥妻倪氏硕人墓志铭》载倪氏“年既老 , 食止蔬菜 , 诵释老以自娱” (006 号碑) 。佛教的出世、轮回、因果报应 , 道教的遁世绝俗、幽隐山林 , 及求 长生富贵 , “一人得道 , 泽及家人”的教义 , 与苏州人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重压之下求生存、求 发展的境遇 , 相互渗透并浸淫累积为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市隐心态。明清苏州是全国赋税最重的 一个府 , 也是政治上严加控制的一个地区。明代“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 , 而赋约居 天下十分之一弱”①。清代地丁银定额江苏冠全国 , 苏州则冠江苏 , 苏州面积仅占江苏 5199 % , 地丁银却占江苏之 18196 % ; 江苏漕粮占全国 41162 % , 苏州则占江苏之 36162 % ②。清代苏州 城里重重叠叠盘踞着从布政司、府到县的三级衙门。苏州人在重压下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 , 而 是重理性 , 求变通 , 善于在夹缝中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农业上精耕细作 , 让土地的效能 发挥到传统农业经济的极至。种桑养蚕植棉 , 以副补本 , 使苏州成为重赋之下最富足的地区。 办学需要钱 , 经济与文化在苏州实现了良性循环。苏州人重教 , 即使妇女也多有较好的文化修 养 , 前揭“诵释老以自娱”的倪氏 , 自幼“父母授以孝经、小学、女传 , 即能了其义”。碑刻中 有关姆师的记载甚多 , 所读之书大体也与倪氏同。明清时期文化的繁兴 , 一方面造成苏州科举 的全国之最 ③, 另一方面也造成苏州商业的全国之最。苏州商业的繁荣是客商与本地商人共同创 造的。但苏州商人文化水平较高 , 善于经商则是不争的事实。苏州人虽有强烈的进取心 , 但同 时却又有着浓烈的市隐心态。为官者多不恋位。申时行即为一例。功成身退 , 求田问舍 , 在苏 州留下了众多精致的园林。《皇清敕赠安人亡妻席氏墓志》是其夫赐进士出身授儒林郎翰林院编 修邵齐寿所撰 , 文中写道 : “初安人至京师 , 郁郁思乡土 , 因劝余归曰 : ‘君以诸生为侍从近十 年足矣。故乡亦不恶 , 美官岂可遍历耶’? 余心是其言。会罢归 , 而安人殁已二年矣。” (055 号 碑) 市隐心态渗入社会各层 , 即便功利心最强的商人也是如此。《故陈景祥墓志铭》的铭主“性 乐闲旷 , 暮年尤脱略 , 悉以家政委诸子 , 磊土石于轩前 , 环莳以花竹 , 列图书尊彝 , 日与兄景 祯吟啸其中。虽不嗜酒然好客不倦 , 客有过之 , 命酒觞咏必与尽欢。世事荣辱淡然弗染于心” (078 号碑) 。此类记载在碑刻集中俯拾皆是。隐逸心态又造成苏州人温文尔雅的性格 , 民间尚文 而不尚武。功名富贵与退让隐逸构成苏人心态的两端 , 却又十分和谐地调节着苏人的人生选择。 由此而生发出奢侈与勤俭并存的格局。苏人求富贵 , 富贵必自勤俭始 , 如相国潘世恩的族女潘 氏就“生平自奉极约”, 曾说 :“救贫莫如勤 , 惜福莫如俭”(060 号碑) 。碑刻集中颇多勤俭的记 载。然而苏州人并不把勤俭看做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 市隐心态使他们在创业之余也不忘消费。 “今吴俗竞尚奢靡”, 富者修筑园林隐逸享受 , 贫者也注重衣着。奢靡是一种过热的消费行为 , 它虽然会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 , 却有利于生产和流通 , 有利于社会的转型。 苏人心态又表现为守旧与创新的多元变通。苏州优越的人文经济环境造成苏人安土重迁的 心理 , 碑刻集中每有外地人迁移苏州 , 独无苏人迁离苏州的记载。有之 , 则为明初富民。本集 中有两例 : 《明故退省顾宗善墓志铭》载 : “君讳能 , 宗善其字 , 退省别号也。世为长洲旧族。 ⋯⋯洪武间以富民填任京师 , 今籍为应天人。”宗善死后 , 归葬苏州“武丘乡祖茔之北” (123 号 ·07·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同上书 , 48 —54 页。 王树槐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 1860 —1916》,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1985 年 , 17 —22 页。 顾炎武 :《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碑) 。另一例则为《故丘德润墓志铭》, 吴县人丘德润“永乐中 , 应富户实京师 , 以母老不能行 , 契妻子以往 , 敬慎服劳鲜有败事 , 惟不得奉母日夕怀思弗遑宁处”。母死 , 他“归治葬”; 自己 死后也归“葬吴县之胥台乡先茔” (113 号碑) 。又如 , 对妇女的期望也是传统的。我对本集墓志 铭中所出现的 108 名妇女的名字做了一个统计 , 其中出现最多的字排列如下 : 妙 (51 次) , 安 (15 次) 、清 (15 次) 、真 (14 次) , 淑 (12 次) , 宁 (11 次) , 素 (10 次) , 贞 (7 次) , 秀 (6 次) , 善 (6 次) 。名字中使用妙字者高达 51 人 , 占被统计妇女总数的 47122 %。有意思的是 , 母 女两代名字都用妙的有 6 家 , 三代同用妙的有 1 家 , 并不避讳。重名者也多 , 同叫妙安的有 10 人 , 妙真有 8 人 , 妙宁有 6 人 , 妙清有 5 人 , 妙静有 2 人。女少为妙 , 自然寄托着永葆青春美妙 的希望 ; 同时 , 妙还常被用作为僧尼道姑的法名 , 可见释道渗入民间家庭之深。与妙连用的字 以及出现最多的字 , 都体现了传统伦理对妇女的要求。再如 , 碑刻集中在在都能看到人们对祖 先的崇拜敬畏 , 诸如 ,“吾有子不教 , 何以亢厥祖”?“或生平无过 , 人第不敢为龊龊以辱先世 , 今已矣 , 在吾弟教吾孤、抚吾幼 , 得无忝吾宗祖者 , 志愿也”。由于千百年来深厚的文化积累 , 传统观念仍是苏人心态的主流。 但是 , 苏州人并不因袭守旧 , 而是求实变通 , 其心态伴随着社会转型也在变化之中。例如 《潘元卿室陈硕人墓志铭》在叙述弘治、正德年间的陈氏生平时论述了妇德 , 其中关于“顺、 贞、慈”的解说 , 与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并无异趣 , 惟有“俭”的解说则稍稍透露了商品经济发 展所造成的明代人观念的变化 : “惟俭则生财有道”, 这里的俭字还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节约 , 而是“善理财而阜厥家 , 斯可谓之慈俭矣。” (053 号碑) 善于理财乃至生财成为妇女四德之一 , 成为妇女贤能的标准之一 , 这不能不说是传统道德观的一大变化 , 显示了人们对妇女期望值的 巨大变化。价值观的变化也证实了商品经济发展是苏州人心态变迁的内在动力。清季 , 中西文 化交汇 , 苏州得风气之先 , 苏人心态更有一大变迁。如对妇女的期望 , 苏人似乎更青睐于受新 式教育的新女子。《清太仓女子俞庆和之墓志铭》引用了这个肄业于上海务本女塾而早夭的女学 生的话 : “妇子之废 , 己实竟之 , 非他人之能为竟也 , 然自竟必自一家始 , 一家必自一身始”。 称赞“其瑰琦而壮于志也” (063 号碑) 。《杏秀桥碑》讲的是美国博士来苏州省立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