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国际研讨会论文：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

中古汉语国际研讨会论文：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 马 莲 (华东师范大学2003级博士生 上海 200062) 要: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研究提 材料的不断开掘、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更新等方面。但还有很多踏实的工作要做，如加强理论研究、专书研究、语料库建设等。 关键词:两汉;词汇;语料;方法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词汇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汉语词汇研究开展得最早，传统训诂学主要致力于词汇的训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可供后人再研究的资料，但是传统训诂学缺乏对词语历时演变的系统研究。 1947年，王力先生(2000)提出对“旧训诂学的清算”，认为“等到训诂学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王力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相当于词汇史。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词汇研究从内容到材料、方法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进展。但是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词汇的研究却比不上语音、语法的研究，两汉词汇研?究亦不例外。笔者不揣浅陋，拟对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作一回顾和展望，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 两汉指的是从西汉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共四百多年的时间。“先秦、两汉这一段，是汉语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对汉语词汇有一个横断面的了解，先秦是什么样,两汉是什么样,有了时代断限的了解，才说得上承前启后的全面了解”(殷孟伦1981)。但是两汉在汉语史上所属的分期，语言学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王力、唐作藩、周祖谟、向熹、徐朝华等先生持上古说，潘允中先生持中古说，太田辰夫、赵振铎、王云路等先生持过渡说。 ?诸家意见之所以分歧，概括起来，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分期标准不一致。各人采用的标准不同，对同一标准把握程度的不同，各人对汉语事实的认识不同，都会影响到分期的结论。王力先生(1980:33-34)指出，“如果语言的发展是一种质变，就应该认为变换了一个历史时期”，他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综合考察，并“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王力先生提出的原则是好的，但贯彻得不够彻底，他概括的上古汉语的三个特点无一是词汇方面的。周祖谟、向熹、徐朝华三位先生都把两汉归入上古后期，但上古后期的范围有大有小，而且他们对当时词汇的关注点也不同。周祖谟先生(2001)注意到“从文字的材料来看，汉代的口语跟史传记载的书面语言已有不同。西汉的诏令和陆贾的《新语》以及《汉书•赵飞燕传》中一些直录的语句都表现出当时口语的某些特点。汉代的词汇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因为通使西域和佛教传入 ? 由于笔者所见有限，本文所述主要是大陆学者的研究，偶尔涉及港台及国外学者的研究。 ? 以下观点主要来自华学诚先生讲授的“汉语史研究专题”课，特此说明，以示不敢掠美。如有缺失，由本人负责。 1 了中国，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的词语”。向熹先生(1993:41)强调“以单音词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复音词”。徐朝华先生(2003:13，199-203)则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方言词进入通语的情况增多”，“复音词的比例进一步加大”等特点。唐作藩、潘允中先生把两汉归入不同时期， 317-322)但他们都注意到科学技术词汇和外来词的涌现。唐作藩先生(2001:主要从“行业语进入一般词汇和基本词汇”、“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外来词的吸引”等方面谈了两汉词汇的发展。潘允中先生(1989:6-8)也谈到“在这期间，书面语言中还涌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词”，“汉语中的外来成分大批出现，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又一特点。”同样持过渡说，且都重视词汇的口语化，太?田辰夫(1991:2)和赵振铎先生(1994)都把东汉作为过渡期，而王云路先生(2003)则把西汉作为过渡期。 二是两汉词汇研究不够深入，专书研究、定量研究做得还很不够。虽然我们一般认为词汇研究是重两头轻中间，但实际上，即使是先秦两汉“这一千多年时间里，词汇方面的变迁，无论是旧词、旧义的消亡，新词的产生以及词义的变化，都还研究得很不够”(赵振铎1994)，“东汉的语言和先秦、西汉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还有待于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蒋绍愚2002)。两汉时期的研究语料相当丰富，但是词汇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少数几种著名典籍，而对其他一些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研究不够。汉语词汇研究离不开定量研究，“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研究也必然只能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郭锡良1986)。定量研究要求尽可能地进行穷尽式的研究，正如鲁国尧先生(2003a)所言，“穷尽式自然比例举式高明”，“穷尽式的研究法得出的结论、观点，颠扑难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长期地存在”。但以上各家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式的定性研究层面，没有很好地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各家的结论大多是定性式的表述。究竟量变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叫“质变”,有多少种质变才能构成分期的质变,“一些”、“一定数量”、“一批”、“大批”到底是多少,回答得都比较含糊，没有解决具体指标。 三是宏观分期与专题史分期之间的矛盾。汉语史宏观分期需要综合考虑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的变化，而词汇史分期则主要依据词汇的变化，这必然造成汉语史宏观分期与词汇史分期的不一致。诚如蒋绍愚先生(1994:5)所指出的:“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变化不同步。因此在分期问题上，主要着眼于语音和主要着眼于语法词汇，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差异。”然而，由于目前词汇研究还非常薄弱，词汇史分期基本上是在汉语史宏观分期的基础上进行的推测。 在分期问题还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笔者比较倾向于赵振铎先生的意见，暂且把西汉归入上古，把东汉看作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关于分期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胡竹安先生(1983)的意见，以“词汇—词义”为主要标准，因为“词汇—词义”是语言的最活跃的要素，当一个历史时期中相当数量的基本词和常用词词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时，说它和语言的“质变”(分期的最终根据)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相信，随着两汉词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的开展，随着对汉语史事实的更加细致、充分的了解，分期问题将会逐渐获得一个清楚、合理的认识。 2 两汉词汇研究内容不断拓展 ? 按王力先生(1980:35)“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的说法，则王力先生也认为东汉末期处于过渡阶段。 2 20世纪以来，不少前辈时贤对两汉词汇给予了关注，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个别词语，特别是疑难词语的考释上。80年代以后，两汉词汇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对很多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2.1 词语考释 词语考释是两汉词汇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这类文章难以尽述，谨就管见所及择要略举如下。 旁及或专释两汉词语，如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一些词语考释专著常 释》(1997)、《义府续貂》(1981)、《怀任斋文集》(1986)，徐复先生《后读书杂志》(1996)、《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1990)、《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1995)，郭在贻先生(1985)《训诂丛稿》，徐仁甫先生《广释词》(1981)、《古诗别解》(1984)，董志翘先生(1999)《训诂类稿》，宋子然先生(2000)《古汉语词义丛考》，王云路、方一新先生(1992)《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方一新先生《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1997)，张家英先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1997)等，或广泛征引两汉书证，或专条、专篇考释两汉语词。此外，钱钟书先生(1979)《管锥编》、王云路先生(1997a)《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也诠释了一些两汉语词。 )、吴金华(1983，1988)、董志翘单篇论文不胜枚举，主要有裘锡圭(1978 )、张如元(1985)、张联荣(1988)、薛正兴(1988)、艾荫范(1989)、(1999 王继如(1991)、方一新(1992，2000)、王云路(1995a，1995b)、郭芹纳(1995)、余振波(1995)、刘百顺(1996)、连登岗(1998)、赵平安(1998)、朱茂汉(1999)、 1999)、汪少华(2000)、雷汉卿(2000)、管锡华(2002)、王华宝(1999)、张显成( 徐正考(2002a)、胡敕瑞(2002a)、徐山(2002)、张延成(2002)、王彦坤(2003)、曾昭聪(2003)、赵彩花(2003)、冯玉涛(2003)、范崇峰(2004)等先生的文章。 2.2 常用词演变研究 王力先生早在4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课题，后来又在《汉语史稿?词汇的发展》(1980)、《古代汉语?常用词》(1962)中，对包括若干两汉词语在内的常用词的演变作了垦荒式的研究。郑奠先生(1959-1961)陆续发表《汉语词汇史随笔》，考释了30多个词语，论述了这些词的语源、本义、意义的演变、词形更换等。二位先生从词汇史的角度考察词语在不同时代(包括两汉)的使用演变情况，无疑具有导先路、开风气之功。可惜嗣响乏人，探讨汉代常用词演变的只有严振洲先生(1985)《说“卿”》等少数文章，多数文章仅限于追溯始见年代，如张永言(1962，1982)、辰苏文(1984)、吴金华(1986，1989)、董志翘(1999)等先生关于“信”有“使者”义、“脚”有“足”义、“错”有“错误”义、“硬”有“坚、刚”义始于何时的讨论，都把始见例提前到汉代。 80年代后期，蒋绍愚先生(1989:255)指出，研究汉语词汇应当重视常用词演变的研究，重视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90年代中期，张永言、汪维辉先生(1995)提出词汇史有别于训诂学，二者不应混为一谈;将主要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须改变，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文章所强调的常用词演变研究，显然也是两汉词汇研究的重大课题。 此后，常用词演变研究的专著陆续问世。李宗江先生(1999)《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是第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对汉语常用词演变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汪维辉先生(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是第一部断代常用词 3 演变研究的专著。该书详细描写了41组常用词在东汉—隋时期的新旧更替过程，为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书中对常用词演变自身规律的探求、对常用词历史演变基本类型的归纳以及对判断新词替换旧词的标准的设定等，都很有见解，多所创获”(江蓝生2000)。 论文逐渐多起来，如方一新(1996，2003)、叶爱国(1997)、卢卓群(1997)、郭松柏，刘有志(1997)、王云路(1998)、汪维辉(1998)、周俊勋(1999a)、谢质彬(2000)、萧红(2001)、李茂康(2002)、牛太清(2003)、陈秀兰(2003)、顾满林(2004)、史光辉(2004)等先生的文章，都探讨了常用词的起源和演变等问题。 2.3 构词法研究 构词法问题是语法学研究和词汇学研究的交叉领域。许多语法学著作和词汇学著作都探讨了这方面问题。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第四十节专门谈“构词法的发展”。史存直(1989:79-101)、潘允中(1989:30-32)先生都认为汉代新词以复合式、附加式为主。 8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论文较少，如余冠英先生(1956)探讨了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郑奠先生(1964)和曹先擢先生(1979)对前代文献中所见到的同素异序词作了研究，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思考。 80年代以后发表了一批两汉复音词研究的论文，如祝敏彻先生(1981)通过对《史记》《汉书》《论衡》三部书中的复音实词进行全面的观察研究，探讨了汉代汉语复音词的构词法。程湘清先生(1983，1984，1985a)对《论衡》中9种结构形式的复音词，尤其是数量很多的联合式、偏正式复音词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分析，从语义、词性、字序各方面探讨了词汇演变的规律。韩陈其先生(1983，1992，2002)对《史记》复音词的确定标准、造词法、词形和特点等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应是两条线:一条是单音词，一条是复音词，而不是一条线”。 宋子然先生(1985)把目光投向汉人训诂，从 中考 中考数学全套课件中考心理辅导讲座中考语文病句辨析修改中考语文古诗文必背中考单选题精选 察了上古并列复合词的构成方式、意义关系及其特点。喻遂生、郭力先生(1987)从词性和构词方式的角度对《说文》复音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汉代复音词较先秦有了较大的发展。李智泽先生(1987)通过对《孟子》和《孟子章句》复音词构词法的比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到东汉汉语复音词构词法的演变情况。陈焕良、王君霞先生(1998)分析了《释名》中含声训字复音词的构成形式，论述了含声训字复音词的作用。白兆麟先生(1999)对《方言》里一些地道的“单纯双音词”和似是而非的“单纯双音词”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以揭示其不为人察觉的组合过程与组合方式。唐子恒先生(2000)指出汉大赋中的双音词在词义上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数量特别多，其中单纯词尤其多，在汉语词的双音化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张显成先生(2002a)从秦汉简帛中选取了十二则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材料，分别对每一则材料进行构词法分析。 此外，发表此类文章的还有杨冬梅(1986)、梁晓虹(1991)、沈荣森(1998)、郭作飞(1998)、朱舫(1999)、黄英(2000)、高育花(2001)、黄建宁(2001)、胡继明(2002，2003a，2003b)、王春玲(2002)、李小凤(2003)、王盛婷和刘盛举(2003)等。 2.4 专类词语研究 2.4.1 同义词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两汉同义词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向熹先生 4 (1993)《简明汉语史》中编有“上古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一节，但这种研究只是初步的、粗线条的。黄金贵先生(1995)《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以义位系统构组并多角度、多手段揭示一个义位“同中之异”，考释深入细密，资料非常丰富。汪维辉先生(2000)对东汉—隋41组常用词演变情况进行了研究，这41组常用词亦即41组同义词。管锡华先生(2000a)对《史记》中150多组单音同义词在上古的发展变化作了调查，并选择典型的21组进行了历时的描写分析。韩陈其先生(2002)对《史记》复音同义词进行了研究。池昌海先生(2002)按一个义位和共时视角对《史记》同义词的来源、构成、区别性特征、修辞功能等作了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并进而对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作了清理和探讨。 论文方面，有的重在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如徐正考先生(2002b，2003)以《论衡》为例，提出“系联法”与“参照法”相结合以确认同义关系的方法;有的是研究两汉专书的全部或部分同义词，如方文一(1993，2001)、罗正坚(1994)、管锡华(2000b，2000c)、徐正考(2001)等先生对《史记》、《论衡》同义词的研究。此外，前文提到的关于同素异序词的研究大多也是同义词的研究。 ?2.4.2 方言俗语词 关于两汉方言俗语词的研究，很多成果包含在对两汉方言的相关研究中。华学诚先生的专著《汉语方言学史研究》(2001a)和《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2003a)，不仅对前人成果有全面、客观的分析和总结，更有自己深入、谨严的研究和信而有徵的新见。《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是汉语方言学史的第一部断代研究专著，被鲁国尧先生誉为“后出转精”之作。二书对前人论著搜罗甚全。 此外，朱正义先生(1993)对《史记》里的汉代关中方言词作了较详细的考究，揭示了它的演变情形。李恕豪先生(1991，1992a，1992b，1995a，1995b)研究了《方言》《说文》《释名》中所引的方言材料，指出这些材料不仅包括当时方言的部分词语，也记载了当时方言音读的某些特征。赵振铎、黄峰先生(1998a)对《方言》里的秦晋陇冀梁益方言词语作了分析，指出秦晋陇冀梁益方言在汉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俊勋先生(1999b)首次利用高诱注的方言材料来探索东汉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规律，多所创获。华学诚先生(2001b，2002，2003b，2003c)对《说文》、《通俗文》、《释名》、《春秋公羊传解诂》等书中的方言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这些材料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价值。 2.4.3 成语熟语 关于两汉成语熟语的研究，王力(1993)、潘允中(1989)、向熹(1993)等先生的专著中多有列举。论文方面，黄懋颐先生(1983)对《史记》中成语的来源和形成、作用、结构等作了说明。梁晓虹先生(1985，1993)指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对汉语词汇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用语是汉语成语的一个重要来源。俞理明先生(2001a)对《太平经》中的一些汉代熟语作了简释，指出这些熟语具有特定的意义，罕见于当时其他文献，但在《太平经》中有很高的使用率。 2.4.4 外来词 关于两汉外来词的研究，刘正埮先生(1983)对汉语外来词作了历史回顾和词源考证，指出汉代从西域引进一些外来词，还从佛教中吸收了很多外来词。李敬忠先生(1987)以《方言》中的楚语、南楚语作为研究对象，考订出外来词近三十个。赵振铎、黄峰先生(1998b)通过具体例子，对学者们关于《方言》外 ? 关于俗语词、口语词、方言词、熟语等术语，各家说法不一，故本文这里未作严格区分。 5 来词的模糊理解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评析，提出研究《方言》里面的外来词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读懂《方言》这部书提供的材料的含义，丝毫马虎不得。何亚南先生(2003)从佛经中“貝親”“塔”等梵语音译词逐渐汉化的过程，证明汉语在吸收外来音译词时明显受到汉字字形的制约，在音译外来词时应当注意字形的选择。 2.4.5 其他 对某一义类词语的研究，如李炜(1994)、张生汉(2000)、池昌海和杨云 )、刘敏和尤绍锋(2003)、王盛婷(2003)等。对某一词类的研究，如牛(2002 岛德次(1995)、张家英(1993)、黄盛璋(1961)、魏德胜(2000)、陈练军(2002a，2002b)、王贵元(2002)、漆权(1984)、李智泽(1986)、俞理明(1988，1989)、黄孔葵(1989)、高育花(1998，1999)、卢烈红(2003)、吕雅贤(1992)、李明(2002)等先生对数词、量词、代词、程度副词、助动词、虚词的研究。两汉虚词研究成果可参见《古代汉语虚词通释》(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等1985)、《古代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1992)、《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董志翘，蔡镜浩1994)、《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1999)等。 两汉词汇研究的内容不止上述这些，其他诸如关于语料价值及年代考察，关于词汇研究与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关系等问题，也有不少研究文章，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3 两汉词汇研究材料不断开掘 两汉时期的语料相当丰富，包括史乘、释藏、诸子、诗文、小说、辞书、注释、医籍、砖瓦碑刻、出土文书等等，都应在挖掘、利用之列。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历史的局限，学者们长期关注那些历来受重视的传世典籍，而对俗文献和出土文献研究不够。20世纪80年代，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倡导要全面掌握各种材料。此后，随着近代汉语、中古汉语研究的起步和兴盛，学者们逐渐注意到对各种研究材料的开拓和发掘，重新认识和评价各类语料的价值。方一新(1996)、张能甫(2000a)等先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东汉语料在词汇史研究中的价值，张显成先生(1998，2002b)特别强调了出土文献尤其是中医简帛文献的词汇研究价值。近十几年来，一些过去倍受冷落的语料开始受到重视，以下几类尤为突出: 3.1 汉译佛经 专著方面，朱庆之(1992)、李维琦(1993，1999)、俞理明(1993)、梁晓虹(1994)、颜洽茂(1997)等先生都强调了佛经的语料价值，并对佛经的词汇进行了诠释和研究，吴金华(1994)、汪维辉(2000)、胡敕瑞(2002b)等先生则广泛利用东汉佛经进行词汇研究。论文方面，主要有许理和(1987)、俞理明(1987，1988)、吴金华(1995)、张联荣(1988)、方一新(1992，2000)、辛岛静志(1997-1998)、何亚南(1998，2003)、张延成(2002)等先生的研究。 3.2 道藏典籍 出现于东汉时期的《太平经》，是我国道教史上的经典之作，逐渐成为语言学界关注的对象。俞理明(1997，2001b)、王云路(1995a，1995b)、连登岗(1998，2000)，高明(2000)、黄平之(2000)、王敏红(2001，2002)等先生的论文，都强调了《太平经》的语料价值并对《太平经》词语进行考释。另外，还先后出版了杨寄林(1994，2002)、罗炽(1996)、龙晦(2000)、俞理明(2001c)等先生 6 的译注，特别是俞理明先生的《〈太平经〉正读》，对《太平经》的口语词进行了全面而精到的训释，对《太平经》里所反映的新词新义、与近现代汉语不同的构词法等，都有深入的研究。 3.3 注释语料 注释语料在训诂学中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但从词汇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汉代?远远不够。论文方面，主要有宋子然(1985)、古敬恒(1988)、张能甫(1998，2000b，2001a，2001b)、周俊勋(1999b)、胡继明(2002，2003a，2003b)等先生对高诱注、郑玄注、应劭注等汉人注释语料进行的研究。专著当推张能甫先生(2000c)《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该书以郑玄的注释语言为研究对象，选取1642个单音词、3650个复音词作历史层次的考察，对可以认为是新词新义的100多个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3.4 诗赋 两汉诗赋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语言研究者关注不多，只是做了一些词语考释的工作，如蒋礼鸿(1997，1981)、徐仁甫(1981，1984)、郭在贻(1985)、顾学颉和王学奇(1983,1990)等先生的专著，余冠英(1956)、樊维纲(1988)、艾荫范(1989)等先生的论文考释了若干汉诗语词。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有所好转，不但重视研究传世诗赋的词 )、康金声(1986)、唐汇，如刘兆云(1993)、叶桂桐(1996)、王云路(1997b 子恒(1990，2000)、沈荣森(1998)、王华宝(1999)等先生对汉诗汉赋的研究;而且加强了对出土汉赋的整理和研究，如周宝宏先生(1997)《汉简〈神乌傅〉 )《中古汉语读本》，选录了若干汉诗，整理和研究》。方一新、王云路先生(1993 每篇都有详尽的注释，许多口语词和熟语条下，还辅以较多的例证。王云路先生(1997a)《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是国内第一部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汉魏六朝诗歌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它以扎实的考证为基础，对这一时期诗歌语汇的基本特点、源流演变、构成类型、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等作了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3.5 中医文献 两汉的医书很多，比如传世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语料，但是语言学界对中医文献研究得不够，未能对中医文献的语言文字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在汉代中医文献词汇研究方面，钱超尘先生是重要开拓者，他对《伤寒论》等有专门研究。王云路先生强调语言研究者应该对医书多加青睐，《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古代疾疫》(1992)是利用中医文献进行词汇研究的范例。吴金华(1994)、宋子然(2000)、汪维辉(2000)等先生的著作，广求《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汉代医籍进行词语考释和常用词演变研究，多发前人所未发。张显成先生(1996，2002c)认为目前应该十分重视对中医文献的研究，特别要加强对简帛医籍的研究，其专著《简帛药名研究》(1997)和《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2000)是这方面的研究硕果。 此外，对史书语料的认识更加深入，如方一新先生(1997)《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前言”部分提出史书语料断代的新见解，把史书中的材料分为“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两大类，并对每一类资料的性质和价值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法制文献语料也受到重视，如王启涛先生(2003)《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谈到契约的语言价值很高，汉代王褒的《僮约》即为一例，口 ? 孙良明先生主要从语法角度对汉人注释进行了研究。 7 语性质极强，产生了不少新词。 4 两汉词汇研究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古汉语词汇研究在继承传统训诂学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归纳汇证等方法的同时，还努力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的理论和义素分析法。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文献信息的载体日趋电子化、网络化，建立汉语语料库，利用中文检索系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先进手段。王力(1980:14-19)、向熹(1993:5-9)、程湘清(1985b、2003)、颜洽茂(1986)、蒋绍愚(1989:255-272，1994:270-288)、徐通锵(1991)、解海江和张志毅(1993)、何乐士(1999)、鲁国尧(2003b)、徐朝华(2003:5-11)等先生谈到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两汉词汇研究，都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 4.1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王力先生(1980:14)说:“静态的研究对汉语史来说是必经的阶段，但是单靠静态的研究并不能达到建立汉语史的目的。”蒋礼鸿先生(1997)《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认为，研究古代语言要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吕叔湘先生(1982)指出:“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前辈学者的这些意见，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词汇研究的任务是描述词汇发展的历史道路，揭示词汇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在进行词汇研究时，一方面要把共时静态描写作为基础，放在首位;另一方面要注意汉语的历史发展，不能满足于静态描写，要抓住某一现象上探源、下溯流，作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动态分析。只有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看清词汇继承和演变的脉络。同时，我们力求做到描写和解释相结合，不仅要忠实地描写事实，“知其然”，还要在描写的基础上探求规律，对变化的事实作出解释，“知其所以然”。 程湘清先生(1985a)《〈论衡〉复音词研究》，为两汉词汇研究提供了范例。对《论衡》中流传至今的1275个复音词从词义、词性、词形各方面进行了追踪调查，探讨了词义方面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词性方面从动词到名词，词形方面从不稳定到比较稳定的历史演变规律，同时阐明了两汉时期复音词对丰富、发展汉语词汇的重要作用和在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地位。管锡华先生(2000a)《〈史记〉单音词研究》，就历时对比调查所得，对《史记》里面700多个单音新词新义作了共时描写，深入分析了20多组单音同义词的发展演变，探讨了从先秦到《史记》成书时代汉语单音词和词义的发展趋势与规律。这些研究，都较好地运用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 4.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传统的汉语词汇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定性式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主要凭借的是研究者个人对材料的主观感受与判断。研究中个人的识断起着主要作用，所依据的主要是典型性、富于个性的语料。这种以识断选例、从个案窥全局的特点，必不可免地会带来个别结论与普遍规律、个人见解与普遍材料之间的矛盾(苏新 ? 程湘清先生在两汉词汇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他主编的《两汉汉语研究》首次以“两汉汉语”作为书名，旗帜鲜明地对两汉进行断代专书研究。他撰写的《〈论衡〉复音词研究》，对断代专书词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专书词汇研究特别是复音词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文章采用的方法和模式，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效法。 8 春2000)。因此，统计方法被引进并推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成为必然趋势。 定量研究要求语料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封闭性。语料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才能使科学结论的得出有可靠的前提;语料具有封闭性，才能进行穷尽性的统计分析，做到客观、准确。汉语史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专书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因此，陆志韦、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一直不间断地倡导专书研究，强调那种任意选取例句的作法不能科学地总结规律，应对专书进行穷尽的调查研究(何乐士1999)。80年代以来，陆续有人对两汉时期的专书词汇进行了研究，大都采用了穷尽式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如程湘清、胡敕瑞、徐正考等先生对《论衡》的研究，韩陈其、管锡华、池昌海等先生对《史记》的研究，张能甫、胡继明、谭书旺等先生对汉代注释书的研究。 定量分析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很有价值。无论是研究共时的现象，还是研究历时的现象，都离不开定量分析。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词汇，都可以与同一或不同历史阶段的词汇作全面综合比较，进而为把握词汇发展全过程提供数量依据。程湘清先生(1985a)《〈论衡〉复音词研究》同样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对《论衡》中9种结构形式的复音词，按照数量统计来观察和分析其发展趋势，通过与前后时代的词汇进行对比，清楚地显示了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轨迹。胡敕瑞先生(2002b)《〈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选择了两种重要的文献资料加以比较，在进行共时比较的同时也结合历时的比较，在定性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定量的统计说明，在大量描写异同事实的基础上，也对一些变化的事实作出了解释。 4.3 方言佐证法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都会出现古今的差别和地域的歧异。方言和共同语的差异，不仅属于共时的范畴，也有历时范畴的属性，因为方言也有历史发展的过程。共同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共属汉语词汇体系，二者本无不可逾越的界限，总是经常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在古代汉语中曾经是很普通的词语，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后世在共同语中消失，但却可能活生生地保存在方言里。因此，方言材料大有用武之地。但事实上，由于重通语轻方言之风长期盛行，方言材料中蕴藏的宝藏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朱德熙先生(1985)曾批评指出:“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古汉语研究也存在这类问题，诚如刘又辛先生(2000)所言:“清代人考据字词所应用的材料多限于古籍中的书证，他们还不懂得现代方言材料之可贵。章太炎做过《新方言》，但在考证字词时，却很少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罗常培先生曾多次强调研究方言词汇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调查方言的人未必热心古汉语，研究古汉语的人又或不谙于调查方言;因而在这一领域有意识地应用方言材料者实属罕见。”令人鼓舞的是，仍有不少论著充分运用了“方言佐证法”，征引各地方言作为印证的资料，从某些方言中去追溯词语的渊源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胡竹安(1981)、李行健(1981)等先生强调了方言词汇在训诂中的重要作用。翁显良(1982)、毛玉玲(1985)、聂振欧(1993)、关会民(1996)等先生利用本地方言词语理解古语词、《说文》本义，用现代汉语方言印证古语，很有新意。朱正义先生(1993)将见于《史记》的汉代关中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 9 现代关中方言进行比较，阐明了汉代关中方言词在后世演变的几个类型。宋子然先生(2000)在考证字词的源流时，多处应用了四川方言的材料。周俊勋先生(2003)以四川方言中的“起”和“展”为例，说明方言词可以为汉语词汇史研究，尤其是为汉语词义演变和探源研究的提供有力的佐证。这在研究方法上是值得提倡的。 ?4.4 二重证据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地下发掘出了大量的简牍帛书文献。这些文献长期埋在地下，未经后人传抄、刊刻、校改，如实地保留着原貌，文献真实性很强，很多是失传已久的佚书，很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研究材料。“二重证据法”，即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这一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出土的汉代简帛很多，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尹湾汉简、虎溪山汉简等。这些简帛都是两汉词汇研究的对象，可与传世典籍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张显成先生的简帛研究是成功的范例。其专著《简帛药名研究》(1997)，是简帛药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所记药名逐一进行考证，考名辨物，追根溯源，有不少新发现。《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2000)，是一部综合研究传世医籍和出土医籍词汇的佳作。该书的研究材料不仅包括先秦两汉的传世医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还包括并尤其重视20世纪以来出土的先秦两汉医籍，如居延医简、敦煌医简、马王堆医书、武威医简、江陵 二重证据法”，使证据确医简等。既尽可能地占有了研究材料，又充分运用了“ 凿可信，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5 两汉词汇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我们也看到，相对于语音、语法的研究来说，两汉词汇的研究依然落在后面。目前，两汉词汇研究还有很多踏实的工作要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5.1 努力加强词汇理论研究 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我国传统语言学则重事实轻理论。长期以来，古汉语词汇研究在宏观上缺乏现代词汇理论的指导，使研究工作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广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引进现代语义学、统计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蒋绍愚先生(1989)《古汉语词汇纲要》和高守纲先生(1994)《古代汉语词义通论》，在引进现代语义学的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蒋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现代语义学在词义研究方面比传统词汇学有较大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它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在两汉词汇研究方面，程湘清、管锡华、张显成、胡敕瑞、池昌海等先生积极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词汇扩散、词义感染、语言的吸收功能等理论和方法，体现出很强的理论语言学素养。 然而，比较起词语考释来，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仍是 ?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首次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21世纪初，鲁国尧先生(2003b)提出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会的新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这是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本文这里只谈前一种“二重证据法”。 10 一个薄弱环节。在讨论某一现象时，往往停留于细致的描写，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缺乏语言系统的意识和历史发展的观念。只有加强汉语词汇学理论研究，将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同现代语义学结合起来，从词汇学理论的高度出发驾驭材料，加强对词汇和词义发展演变规律的探求，才能使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 5.2 做好资料整理工作，继续重视断代、专书研究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以扎实的专书研究和断代研究为基础的。要把断代研究做好，必须积极开展专书研究、专类词语研究和特定作家、特定体裁作品的词汇研究，大力提倡穷尽、定量研究。而资料整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首先需要对语料进行标点、校勘、注释、考订年代等工作。两汉时期的很多有代表性的专书都得到了精确的点校或考释，还有很多索引、引得或通检可资利用，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纂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等，这些为专书词汇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两汉文献非常丰富，《淮南子》、《韩诗外传》、《新语》、《春秋繁露》、《史记》、《新序》、《说苑》、《盐铁论》、《易林》、《氾胜之书》、《太玄》、《法言》、《潜夫论》、 《新论》、《汉纪》、《汉书》、《后汉纪》、《东观汉纪》、《昌言》、《白虎通德论》、《论衡》、《风俗通义》、《汉旧仪补遗》、《吴越春秋》、《越绝书》、《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异闻记》、《申鉴》、《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全汉文》、 《全后汉文》以及注释、佛典、个人作品集、简牍碑刻等，都应纳入研究范围。但是，由于“人们有普遍的从众心理”，加之“越是无人研究的典籍可以参考借鉴的成果越少，研究难度也就越大”(王云路2003)，因此，词汇研究者往往只盯着《史记》、《汉书》、《论衡》等少数几种著名典籍，以《论衡》为例，就有孙人和(1990)、吴承仕(1986)、黄晖(1990)、刘盼遂(1957)、裘锡圭(1978)、蒋礼鸿(1986)、郭在贻(1985)、陈霞村(1993)、郑文(1999)、杨宝忠(1999)、徐正考(2001，2002a)、胡敕瑞(2002a，2002b)、程湘清(1985a)诸先生的校释、研治。近些年来，又大多关注佛经、《太平经》。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传世文献的词汇研究则不够深入或尚未起步，出土文献的词汇研究更是亟待加强。 5.3 某些课题有待深入研究 鲁国尧先生(1994)指出:“现在对汉语史的研究确实较以前深入多了，各个时期皆有学人在奋力攻关，但是有些论著，冠以‘近代’或‘魏晋南北朝’，所引材料上下数百年，地域遍全国，而书中却没有或较少言及时空的差异，则有压时线成时点，聚平面为一点之嫌，仍然有欠于精深。”蒋绍愚先生(1994:251)说:“词汇系统又比语音、语法的系统复杂得多，直到现在，人们也感觉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所以，在词汇研究方面，显得系统性不够。”就两汉词汇研究而言，也存在这类问题，历史性、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不够深入，有些课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比如，过去的词汇研究往往热衷于词语考释，忽略了对词汇史的全面研究，对常用词的演变、构词法的演变等课题都较少涉及，关于汉语词汇词义系统的研究，更显薄弱。现在我们要树立历史的、系统的观念，加强汉语词汇体系的考察研究，加强两汉常用词的研究;常用词演变研究不能只集中在单音词上，还要加强双音常用词的研究。再如，过去有些研究停留在泛泛的随意例举的层面，而且取材狭窄，方法单一。现在我们要充分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努力穷尽传世文献，尽量利用出土资料，多作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唐钰明先生(1991)曾说:“在存疑的词汇问题中，有些只要采用定量方法，本来是不难解决的。”这话是很有 11 道理的。又如，过去的研究重雅言轻方言，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方言的价值，不但要对汉代各地方言词汇进行研究，还要利用现代汉语方言作为历史词汇研究的印证资料。再如，过去忽视语言的系统性和各部门的联系，现在我们要注意词汇研究与语音、语法研究相结合。此外，一些“老大难”问题，诸如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同义关系的确定、词和词组的划分、常用词和基本词的区别等，都值得继续研究。 5.4 加强语料库建设，加强交流与合作 计算机技术给词汇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建立汉语语料库，对语料进行检索、统计、分类、比较、分析，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研究者从繁重的摘录、排比卡片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对语言事实本身进行穷尽性的研究，对词汇的发展变化进行详细描写和定量分析。迄今为止，不少单位已研制出一系列专业、专书或专题数据检索系统，如《国学宝典》、《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香港中文大学《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和《两汉及六朝佛经资料库》、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等。这些资源对推动词汇研究大有好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并继续加强建设。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因为“信息不灵，各自为战。其结果是或重 )。我们要加强与港台、复别人的劳动，或研究不深入，结论偏颇”(郭锡良1997 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要加强各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尽量避免选题重复，造成人力的浪费;要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语言学界应与中文信息处理界、与中医药界等相关学界携手，共同推进词汇研究的深入发展。 总之，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相对比较零散，缺乏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是全面整理归纳现有成果，进行专书和断代的研究、一词一义一个个问题的研究，以历史的观念考察词义的发展演变，以系统的观念探讨词汇构成、变化的规律和内部机制，撰写《两汉汉语词汇史》，编纂专书词典和《两汉汉语词典》。我们相信，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两汉词汇研究会有美好的前景。 Review on the lexicology research th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since 20Century MA Lian (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 the lexicology research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 since 20Century,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search contents,materials and methods.But it still has many questions to settle,such as lexical theory research ,works research,databa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vocabulary;language materials; research methods 联系方式: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生信箱 邮政编码:200062 Tel:021,62225244 E,mail:lmcb@sina.com或julysky999@sina.com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