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清：文字的产生五

露清：文字的产生五 五、结绳纪事、数字及陶文 人类是从渔猎游牧的劳动创造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劳动工具的制造，为审美的发生与艺术的产生、人工制造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起源。3万年前的燧人弇兹氏在昆仑山(今甘肃祁连山)立挺木牙交，为地之中;上指天芎中宫天极星，为天之中。燧人氏发明了用大山榑木观天测星，定四时的太阳历，根据河图、洛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制定的以右枢(天龙座A星)为北极星，天极星即天北极，故又称北极星。北极星的首创者是燧人弇兹氏，故又称紫宫、紫微垣。紫是玄的代称，紫宫即玄宫，宫中女主为阴德星，是为弇兹圣母九天玄女。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一万三千年时，北极星因弇兹氏织女而命名为织女星。燧人氏在昆仑山立木观星象，发现了“天道、地道”。天地之德孕育万物，燧人氏始为山川百物命名，以风姓为人类命名，对人的婚姻交配，使人与兽有了严格的区分。这是由天道生地道，又生人道，这便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天、地、人始于无名，成于有名。有名则天地开明，人乃文明。河图洛书测天图由今凉山彝族(燧人氏遗裔)所继承，则(测)河图洛书，继承了燧人氏的榑木大山纪历(河图)和洛书星象纪历法。以织女星为北极星星象历，还发明了结绳记事，是第一位搓绳的织女弇兹圣母，初创八索准绳、圭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记历。弇兹氏的织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首领，后世人追尊她为女帝，又称玄女、玄帝、王素、素女、须女、帝弇兹等。她在三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的技术。她发明的绳有三种:单股的绳称作“玄”，两股合成的称作“兹”，三股合成的称作“索”(又作素)。 《易系辞》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即在上古时代曾存在结绳治事的史实，又把结绳与书契(文字)联系起来。《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明确记载了若干结绳而治的上古部族，认为这种记事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在我国原始时代曾广为流行。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是誓约双方各执结绳以备考覆。而结绳的方式则是“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即以绳结的多少，表示品物的数量。在中国古文字资料中，凡构形与结绳相关的，或为数字，或与数字相关联，亦可反证原始结绳之法，其功能在于记数。郭沫若先生以为数字起于手，认为十乃是掌的象形。《甲骨文字典》解为“以绳悬锤”。《诗?大雅?绵》“其绳则直”传云:“言不失绳直也。”近时有人把《绵》诗的这句话读作“其绳测直”，于诗义也很贴近。以直字本意，乃是以目视绳而测取直线，《说文》古文直字作，为上直、下木，则是视绳测度木材的直曲。今时木作目视绳墨在木材上测取直线即其遗制。由此亦可知甲骨文直字目上一竖为绳之形，可证甲、金文十字乃结绳的象形。我国著名的古文学学家、考古学家、古籍整理专家、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省吾先生说:“人类之进化，由结绳记事演进为数字记事，至今蛮夷犹有上古结绳之遗制。” 1、数字与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 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注:(2)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賣、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如果从这种角度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九千年文明历史，由此开始。结绳记事，为其最著之文化。但原始社会，绘画遗存中的网纹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的网坠等实物，均提示出先民结网，是当时渔猎的主要条件，因此，结绳记事，作为当时的记录方式，是具有客观基础的。自后洪荒渐辟，有巢氏作木器，绘轮圜螺旋，是或系一种绳墨。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画为八卦。卦者、挂也，其意原在图形，但未能即成，仅有此简单之线描，以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标记。由此配合生发，以象天地间种种事物之形及意，较之轮圜螺旋似稍富绘画意义，是殆我国绘画之胚胎。用数十根细绳子分几排几组整齐地挂起来，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并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依次打下来，这就是结绳记事。 在此基础上，燧人氏又用结绳的方式，把观察到的自然生象做成“?、- -、,,、??”等符号记下来。燧人氏部下的何诺耶劳、何约耶劳又将这些符号与记事打的结巴串起来，做成了后来称之为《河图》、《洛书》的图式而成为八卦的草图。可见，伏羲和女娲画八卦，是从燧人氏的结绳记事发展而来，故又称八卦为“八索”。以绳结形式，是反映原始人，大事活动及数量关系的记录方式，是被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如果从源头说起，中华文化结绳记事的观念，滥觞于早期原始巫术仪式的前期。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和结绳起源文化，一开始就盘旋在一起，与艺术存在着割舍不断地血脉关联。其结绳的方法，据古书记载为:“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随物众寡”知多少，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古人为了要记往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如果要记往两件事，他就打两个结。记三件事，他就打三个结……如此等等。如“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以形容失恋后的女孩家思念故人、心事纠结的状态。 在古典文学中，“结”、一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彩，“结”就有多么千变万化。“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被多愁善感的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托结寓意，在汉语中，许多具有向心性聚体的要事，几乎都用“结”字作喻，如:结义、结社、结拜、结盟、团结等等。并且对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也均以“结”表达，如:结婚、结亲、结发、结拜、结縁、结合、结火等等。结是事物的开始，有始就有终，于是便有了“结果、结局、结束”。如此像“同心结”、自古以来便为男女间，表示海誓山盟的爱情信物，又如“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等，结饰已被民间公认为，是表达情感的定情之物。而“结发夫妻”，也源于古人洞房花烛之夜。男女双方，各取一撮长发相结，以誓爱情之永恒。古有:“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霞，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就是生动的描写。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 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 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 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注:(3)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书) 2、以名物与物件的记事方法 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关于文字如何产生的普遍流行的说法，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又说:“文字本于图画”。在此，唐兰先生强调了原始文字与原始图画的联系与区别，认为:“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前述筹策，记事是物件记事的一种，但它所代表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作为替代物件帮助记忆其它品物。这类记事方法，替代物件与所记品物只有数量的关系，在意义上却没有关联。人类最早采用的记数手段，不可能一下子就脱离开所记品物的自身，采用与意义没有联系的替代物件。” 从考古资料分析，最早出现的记数方法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截取品物的一部分，代表品物自身，一是以仿像的泥塑物，代表各种品物。这两种助记物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意义上，与所记品物都是密切相关的。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中，曾多处发现仿像的陶质小器具、小禽兽，如尊、杯、鸡、犬等。最突出的地点，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这类泥塑制品为数甚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泥塑非用作随葬品，即不可能是冥器。其制作粗糙，大多仅具轮廊，说明又并非艺术品。这些小型泥塑品，极可能是用于记数的筹码。各种原始记事方法最普遍、最大量的是用于记数，如以牛头骨或以草茎、树枝、石子、种子以及用结绳、折竹、契木、图画等方法记事的，其中主要部分是有关物品的数量，另一部是有关历日与事项的数目。这些记事方法，一则可以帮助人们记数，一则可以用以计算。 另外，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里，多次发现象征财富的猪头，应当就是以品物一部分，助记该类品物的记事方法。甲骨文取象头部的牛羊( )二字，似乎并非是造字时，截取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形成的象形字，而应是留取头骨当作记事物件的一种遗痕。在殷墟甲骨文中，记录牛 的数目，除上述“牛，若干牛”的语例外，还有一种形式，是把数字与象征牛角的笔画，交迭在一起，一牛作一，二牛作二，把数字刻在用于记事的牛头的角上。这样就把数字与名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古文字中有聝字，是以人耳记忆杀敌数目的记事方法的遗痕。《说文》:“聝，军战割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聝。”《诗大雅》传曰:“聝，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诗鲁颂》有“在泮献聝”句，周钟鼎关乎战争的铭文亦多见“献聝”的记载。即以左耳代表杀敌的数目。其字《说文》以为“从耳或声”，是形声字。《虢季子白盘》作“ ”，从爪戈会意，义为以戈割手，与割耳者意义相同。这说明，以品物一部分助记品物自身的原始记事，确曾在我国古代流行过。 借助仿像物或以品物之一部分作为助记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会不断显露出自身的局限，如在助记大量品物的情况下，这些记事方法便会使人不胜其繁。从而，以随手可得的物件作替代物的助记手段便应运而生。在古代中国曾广为流行的结绳记事、筹策记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数字从长期使用的脱离记忆对象的替代物件，导引出来以后，一种脱离所记物名的量词也逐渐萌发出来。如数字直接脱胎于原始记事物件一样，量词也不可能是向壁虚构的，它也跟赖以记数的替代物件，息息相关。在先秦文献中，量词个、枚已广泛使用，枚、支已见于出土文字资料。《书?大禹谟》“枚卜功臣”“一一卜之也。”这里的枚字与个的意义相同。《仪礼?大射礼》“搢三个挟一个”，《乡射礼》“每一个释一算”，这里的个的意思与枚相同，一个指矢一“枚”。量词个、“枚”二字，皆起自竹、木筹策。《说文》:“ 个，半竹也。”竹，《说文》所谓半竹，应是指竹字的一半，而不是半根竹子。《周礼?秋官》有“衔枚氏掌司嚣”，这种“枚”是行军将士横街于口，以防喧嚣的一种小竹棍，其状如箸(筷子)。《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此筮占之“枚”，无疑就是筹策。《说文》把“枚”字解为“从木、会意”，字义又为干。又解 “从又卜声”，义为“小击也”。如此“枚为木，会意”则不可解。“支”，甲骨文作 “或”，本象以手执持枝条形，“小击”之义应由此引伸。因此，“枚”字“从木会意”，或是折取树木枝条之意。《仪礼》的《大射》、《乡射》《特性》诸篇郑注皆云:“个，犹枚也”。我以为个为竹枝之形，枚为手执树枝之形。故《释名》云:“竹为个，木为枚。”另外，支与个、枚的意义也十分接近。《说文》“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半竹即个字，支为以手执持之。支古文作，是以手折取竹枝之意，与“去竹之枝”相同。如此，则支、枚两字的本意也很贴近。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三个用途，广泛的量词，也是由竹木筹策记数、记事导引出来的。由此，联想到更为原始的以品物自身作助记物的记事方法，在后世文字中也留有痕迹。如隻隻字，在甲骨文中是“从又隹会意”的字，象以手持鸟，义为获。后世用为记录禽类数目的量词，一只为隻，二只为双，也应与原始记事方法有关。在字形结构上，隻字与支、及枚字所从的均出自相同的构字法，都象以手执持某种物件，以用作记数记事的手段。再有，后世记录牲畜数目称头，也应与以牛、羊、猪等畜类的头骨，做助记物的原始习俗有关。 原始文字起于原始记事方法;原始记事方法，首先用作助记品物的数目及名称。那么，原始的文字，必然由数字及某些品物名字开始。数字由替代的助记物件而起，量词则由所记品物的名称或助记物产生，初为品物自名，如甲骨文的牛、羊、犬、豕等，后因替代助记物件而起，如个、支、枚。而头字是牛羊等名物的变称，牛、羊字本是牛、羊的头。隻字是捕获之事的变称，抓获一只鸟称一隻。《周礼》中的《乡射礼》、《大射礼》有释获的仪节。射者释获，司射释算。射手每射获一只(即隻)鸟兽为一获(甲骨文作隻);司射则以一算(筹)记其数目。获(即隻)也称个，则以射中鸟兽的箭计数，一只箭称一个。在古代仪礼中，也隐含着若干原始记事的痕迹。数字，在学术界被看作是“指事字”，是“记号字”，然究其本原，仍然是出于象形。一个抽象的概念，寄寓在一个具象的事物之中。原始数字一经创立，“依 类象形”的基本法则便开始生成，孳乳而寖多” 的中国文字便是从数字的发明开始起步的。注:(1)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书。 3、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 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甲类符号绝大部分刻划或绘写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把原始记事方法归纳为物件记事、符号记事与图画记事三类，甲类符号绝大部分刻划或绘写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在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时间了，在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和接近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都已发现了这类符号。这类符号分布得很广，在仰韶、马家窑、龙山、良渚等文化的遗址中都有发现。注:(4)(参阅拙文《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 1978年3期。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和接近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都已发现了这类符号。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符号发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是用颜料绘写在陶钵形器内壁上的注:(5)(《文物》 1983年11期22—25页)。“贾湖”符号发现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是刻在龟甲等物上的。注:(6)(《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这种符号不但直到原始社会末期还在使用，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汉字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仍然在某些领域延续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甲类符号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时代既比较早(距今约六七千年)，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在关于汉字起源的讨论中最受人注意。在半坡类型各遗址中，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这两个遗址发现的符号数量最多。下面是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的一些例子注:(7)(引自《西安半坡》197页图141，又图版167—171):临潼姜寨遗址 )发现的符号，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复杂的例子，注:(8如(引自《考古与文物》 1980年3期15页):半坡类型符号，一般是单个地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黑色倒三角纹上的，例外很少。如?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没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经知道用符号记数。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估计也不会没有这种用途。古汉字除了使用象实物之形的符号之外，也使用少量几何形符号。?、?、?、?(四)、?(五)、?(六)、?(七)、?(八)、?(十)等数字是最明显的例子(数字“九”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假借字)。 跟这些数字同形或形近的符号，在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里是常见的。过去云南的哈尼族，由于不会使用文字，在订立买卖契约的时候，用 ?、?、?、?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要表示五元就点五个点。由于构成甲类符号的要素一般比较简单，不同地区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号来。这种同形的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相同。所以虽然古汉字有些数字的外形跟半坡类型符号相同，我们仍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就源于半坡类型符号的结论。它们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近年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类符号。注:(9)(《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4、原始社会时期的乙类符号 考古中，乙类符号主要发现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一般都刻在一种大口的陶尊上。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作鸟立于山上之形”)晚期遗址中，一般都刻在一种大口的陶尊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前2800—前2500年。近年王树明在《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发表了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的资料(1)注:(文见《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这些墓葬大部分有丰 富的随葬品，墓主身分似比一般人高。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称为颈部的部位，少数刻在外壁近底处。 通常一个陶尊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两件陵阳河采集的陶尊刻有两个符号。在山东泰安、宁阳二县之间的大汶口墓地的发掘中，曾在一个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发现过一件背壶，器身上半有如下朱绘符号:这个符号跟晚期陶尊上的乙类符号是否属于一个系统。对这种符号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看法。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遗物上，可以看到跟上举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相类或相同的符号。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二号灰坑曾出土一个大口陶尊，颈部刻有如下符号。据发掘单位的文章，北阴阳营二号灰坑遗存“大体与张陵山类型相近……可能属于张陵山类型向良渚类型过渡阶段”(2)注:(《文物》1978年4期52页)。估计刻在陶尊上的乙类符号可能有两种用途，有的用作性质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记，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属之族的职务或地位的标记。在同一个陶尊上出现的两个符号也许是分属这两类的。(8)注:汪文说:“这些图形(引者按:指乙类符号)刻于陶器上，古代往往“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技为氏”，当是作为作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例如，石斧形标记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早在原始汉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它们当然还不是文字，是“图画记事”中的“大部分图形成(族徽)，为后来文字的前身”。 在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例如(9)注:(引自《考古》1965年5期222页):这些符号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它们大都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地层，属于二里头文化后期。这种符号跟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属于一个系统，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陕西商县紫荆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也发现过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个别的可能是象形符号。报导者认为可能是 )注:《考古与文物》1983夏代文字(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10 年4期1—2页)注:。由于资料太少，尚难肯定其性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里，也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号看作夏代文字(11)注:(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吗》，《文史知识》1985年7期51—52页)。由于已发表的资料太少，其性质也难以肯定。 六、象形文字的起源 露清的日记 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动物和人像绘画，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和文字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然而图画发挥转变成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前驱。”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自距今八千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起，在一件器物的特定部位上，刻画一个单字来表示八卦之象的文字。它是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和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卦象文字。我国远古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类卦象文字。如果能通过判定陶器符号用途的方式的功能”。例如在距今8600年一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龟腹甲上刻有“目?字，龟甲是占卜的工具。《易?说卦传》:“离为龟。”这说明《离》可以研究与探索作为龟甲的象征。《说卦传》还说:“离为目。”故这里的“目”字当是《离》卦之象。在舞阳贾湖遗址陶坠的端面刻有“十”字。它与商周甲骨金文“甲”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甲字。陶坠是原始的网具。 坠、离的含义相通。《广雅?释话二》“坠，失也。”((国语?周语下》韦昭注:“离，失也。”这说明《离》卦可以作为陶坠的象征。《楚辞?哀郑》王逸注:“甲，日也。”《易?说卦传》:“离为日。”故这里的“甲”字当是《离》卦之象。是伏羲创造八卦以后，在一件器物的特定部位上，只刻画一个符号(单字或图形文字)的习俗。 1、图形复合型:图形复合型:是指两个以上的图形文字刻铸在一件器物(或铭文)的特定部位上，来表示八卦之象的形式。例如:在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缸的腹部绘有生动逼真的“双鸟戏龟图”。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易?说卦传》:“为龟。”《易?渐》虞翻注:“离为鸟。”故这里的“龟、鸟”都当是《离》卦之象。陶缸属瓶、瓮类容器。【注: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馀姚(今浙江余姚)人。日南太守虞歆之子。三国时期吴国学者、官员。他本是会稽太守王朗部下功曹，后投奔孙策，自此仕于东吴。他于经学颇有造诣，尤其精通《易》学】。《说文?击部》:“缸，饭也。”《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徐广曰:“长颈婴也。”【注:徐广(351年,425年，一说352年-425年)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今山东省莒县)，徐邈之弟。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年，年七十四岁。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兖州，辟从事。孝武帝时，除秘书郎，典校秘书。后为散骑常侍，领著作】。 《广雅?释器》:“瓮、婴、坂，瓶也。”《易?井》:“瓮敝漏。”虞翻注:“离为瓮。”这说明《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不、弗音近义通。《礼记?礼运》:“犹耕而不种也。”《经典释文》:“不，亦作弗。”《左传?桓公二年》:“使赖人追不及”，《汉书?五行志》中作“使赖人追之弗及”。可以为证。弗、离含义相通。《诗?生民》:“以弗无子。”毛传:“弗，去也。”《淮南子?淑真训》高诱注:“离，去也。”故这里的“不”字当是《离》卦之象。《易?说卦传》:“离也者，明也。”故这里的“明”字当是《离》卦之象。 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山东营县陵阳河大坟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刻有“名”字，此字从日、从山，像太阳从山头升起的样子，当是“旦”的象形文字。《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说文??日部》:“旦，明也。”《易?说卦传》:“离为明。”故这里的“旦”字当是《离》卦之象。在陵阳河采集的一件陶缸上刻有“戊”的象形字。戊同绒.属斧类兵器门《说文?戈部》:“戊，斧也。”《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钱。”郑玄注:“钱，大斧。”《易?旅》“得其资斧。”虞翻注:“离为资斧。”虞翻注:“离为斧。”因《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故这里的“戊”字当是《离》卦之象。 (1)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陶缸的沿下，刻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状”文字，它当是„旧?的象形字。《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易?说卦传》:“离为日。”故这里的„旧”字当是《离》卦之象。 (2)在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缸上，塑有一只爬行的晰蝎。它当是“晰”的象形字。《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晰蝎可名为晰，通作析。离、析的含义相通。《广雅?释话一》:“离、析，分也。”故这里的晰蝎当是《离》卦之象。在距今约6500年的陕西临撞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陶钵口沿上刻有“吊”字。它与甲骨金文“木?，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木字。因陶钵属击类器皿，《坤》卦可以作为它的象征。《说文?木部》:“木，冒也。”《汉书?翟书进传》集注:“冒，覆蔽也。”蔽，通作敝。《易?象传下》虞翻注:“坤为敝。”故这里的“木”字当是《坤》卦之象。 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缸的外壁上刻有“罕”字。《说文》解释“字”的时候撰述了形、音、义三个方面》。它的构形与甲骨金文“不”字相同，故当是不字。距今约6000年的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期遗址，出土陶碗的圈足底外部刻有“交”字。它与甲骨金文“大”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大字。《说苑?修文》:“大者，文也。”《易?说卦传》:“坤为文。”《荀子 ?性恶》:“大齐信焉而轻货财。”杨惊注:“大重也。”注:(唐代中期杨惊的<荀子注> 是随文释义的注释书,其注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杨惊的注文在解释各种名词时,主要采用了同义相训、增字足意、表明义界和描述比况等注疏方法)。 《易?系辞传下》:“引重致远。”虞翻注:“坤为重。”因《坤》卦可以作为陶碗的象征，故这里的“大”字当是《坤》卦之象。距今约六七千年的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陶碗的底部刻有“丛”字。它的构形与甲骨文„?丘”字相同，故当是丘字。丘，同邱。《释名?释州国》:“邱，聚也。”《易?萃》:“乃乱以萃。”虞翻注:“坤为聚。”《广雅?释话三》:“丘，众也。”《易?说卦传》:“坤为众。”因《坤》卦可以作为陶碗的象征，故这里的“丘”字当是《坤》卦之象。在距今5000年一4300年的浙江余杭镇瓶窑北湖良诸文化遗址的陶罐，口沿外侧刻有“守”字。它的构形与甲骨文“中”字相同，故当是中字。陶罐本名为罄，通作雷。《易?说卦传》:“震为雷。”这说明《震》卦可以作为陶罐的象征。中，乃古文草字。《易?同人》:“伏戎于莽。”虞翻注:“震为草莽。”故这里的“中”字当是《震》卦之象。 浙江余杭瓶窑北湖良清文化遗址出土陶罐的口沿内刻有“尸”字。此字与舀鼎。„卜?，字及《说文?卜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卜字。《白虎通德论?著龟》:“卜，赴也。”《周礼?春官?序官》贾公彦《疏》:“卜，赴也，赴来者之心，故曰卜。”《仪礼?士丧礼》:“乃赴于君。”郑玄注:“赴，告也。”注:(郑玄，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礼记?檀弓上》:“赴于孔子。”郑玄注:“赴，告也。”《易?益》:“用圭。”虞翻注:“震为告。”《易?央》虞翻注:“震为告。”因《震》卦可作为陶罐的象征，故这里的“卜”字当是《震》卦之象。 (3)复合卦象文字。它是指中国古代在一件器物(或铭文)的特定部位上，刻铸以单字和图形文字相组合来表示八卦之象的文字。这些单字或图形文字之间不相连属，各自独立存在。它们的种类众多，富于变化，使卦象文字呈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这种复合卦象文字大体可分为三种亚型: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河姆渡文钵”的两侧，各刻有一只站立状猪的形象。。类器皿。《方言》卷五说:“孟谓之柯。”《尔研究与探索传?宣公十年》杜预注:“坎主法象。”这说明《易?说卦传》“坎为泵。”故这里的“猪”字。 (4)《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一当是“牛”的象形字。《说文?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经典释文?易?鼎》:“鼎，器也。”《易?象传上》虞翻注:“坤为器。”这说明《坤》卦可以作为铜鼎的象征。《易?说卦传》:“坤为牛。”故这里的“牛”字当是《坤》卦之象。 2、单字复合型:单字复合型: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单字(符号)刻铸在一件器物的特定部位上，来表示八卦之象的形式。这些单字不相连属，彼此间常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在舞阳贾湖遗址龟甲的腹甲上，刻有“乙、背甲上刻有„只?字。《离》卦可以作为龟甲的特征，乙、《离》含义相通。《释名?释天》:“乙，车也，自抽轧而出也。”《文选?文赋》李善注:“乙，抽也。”《仪礼?丧服传》郑玄注:“抽，犹去也。”《淮南子?椒真》高诱注:“《离》，去也。”故这里的“乙”字当是《离》卦之象。八、《离》含义亦相通。《说文?八部》:“八，别也。”《吕氏春秋?巫徒》高诱注:“《离》，别也。”故这里的“八”字也当是《离》卦之象。“头”字不识，但从其载体推测，也可能是《离》卦之象。例如:在洛阳西周初年墓，出土一件陶罐的肩部有五个“中”字，底部刻一“木”字。如前所述，《震》卦可以作为陶罄的象征。“中”乃古文草字。《易?同人》虞翻注:“震为草莽。”《易?系辞传下》荀爽注:“震为木。”故这里的“中”和“木”字当都是《震》卦之象。 3、单字、图形复合型:单字、图形复合型: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单字和图形文字相组合，刻铸在一件器物(或铭文)的特定部位上，来表示八卦之象的形式。例如:在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彩绘有著名的„?鹤鱼石斧图?，《离》卦可以作为陶缸的象征。石斧是原始先民的伐木工具，《易?翼》虞翻注:“离为斧。”石斧的柄上绘有“x”字，当是古文五字。五， 通作伍。伍、离含义相通，《汉书?外戚传上》集注:“伍，犹列也。”《楚辞?招魂》王逸注:“离，列也。”故这件“石斧”及斧柄上的“五”字都当是《离》卦之象。《吕氏春氏?大乐》高诱注:“离，散也。”《释名?释天》:“翼，散也。”这说明《翼》卦也可作为陶缸的象征。鹤是以鱼、虾为食的水鸟。《易?剥》虞翻注:为鱼。”故这里的“鹤”、“鱼”都当是有“亚、鸡、鱼”的复合图形。 伏羲的汉族诸部落，沿黄河流域而益东，与先据有中原之苗族，多相接触，时起冲突，杀伐相仍，文化似无显著之进步。伏羲创造的以类万物之情”的八卦之象，卦象是指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它是《周易》哲学的理论基础。《易?系辞传》载:古者危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还说:“易者，象也。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是说八卦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模拟，来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易?说卦传》就是汇集八卦之象的专论。 八卦之象产生于画卦之初的伏羲氏时代。《文心雕龙?原道》说:“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厄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清末易学大师杭辛斋说:“八卦之象，始于羲、农、黄帝，而后代有擎乳。”尚秉和说:“《易》之为书，以象为本。故《说卦》专言象以揭其纲，九家逸象，孟氏逸象，一再引其绪。”这些远古时代的八卦之象，多用单字来表述，目前已知的共有800余种。它们的内涵丰富，五彩缤纷，构成一幅将天文、地理和人事盖其间的宇宙图式。及黄帝戮蚩尤而君中原，于是武功成而文教以昌。其臣苍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禽兽蹄之迹，体类象形而制文字。先民发明文字之动机，传说不一。如何发明文字,与发明文字者是否为苍颉,世多滋疑。然始创之文字，实为画之雏形，则似可信。 所谓发明文字之动机有三种传说:“曰观天象，曰观鸟兽迹，曰河洛出图书”。《孝经?援 ”则苍颉实由观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效彖。”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奎星之形，始得文字之体。上古人智幼稚，其发明一事物，常不能无所凭借，而天象为人所常见者，因依其形而画为字。谓为象形之字可，谓为雏形之画不亦可乎。许氏《说文自序》云:“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之迹，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汉桓帝时，所建之苍颉庙碑云:“写彼鸟迹以纪时。”岑参题苍颉造字台云:“空阶有鸟迹，犹似造字时。”是皆以苍颉之发明文字，其动机在观于鸟兽之迹。《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河图在东序。”《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论语》: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皆以图书之由来，为天地间自然发生之物，特假道于河洛以出于世也。关于河洛出现图书之点，又有三传说焉: 一以为灵龟贡之于世者。《河图?玉版》云:“苍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孝经?援神契》: “洛龟曜书。垂萌画字。”《河图?挺佐辅》:“天老告黄帝曰:„洛有龟书?。” 《春秋说题辞》云:“洛龟书感。”是皆以为洛书之出，由龟背呈之以出也。夫谓洛水自能产书，而龟负之以出，其说近于荒诞，殆不足信。然古籍所以常记及之者，意必上世圣人，观龟背之文，有所悟而作文字，而其龟适自洛水出。后世传闻失实，遂以为洛水有书，灵龟负之以出耳。《路史》云:“苍颉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是足为龟书说之定论矣。 二以为由河鱼贡之于世者。《挺佐辅》云:“黄帝游翠妫之川，有大鱼出，鱼没而图见。”《尚书?中候》云:“伯禹观于河，有长人鱼身出，曰河精也，授禹河图，带入渊。”此则以为河图之出，借鱼身以贡于世也。夫谓巨鱼有灵，能挈河中之图以贡献于世，其说亦近于荒诞。意必上古圣人因观河鱼而有所悟，乃作种种图形，于是有河鱼授图之说。观鱼字古文为?，则知先圣之发明图书，与鱼类固不无关系。若不悟圣人之睹鱼形以作图，因误以为河伯之借鱼身以出图，则陋矣。 三以为由河龙贡之于世者。《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挺佐辅》云:“天老告黄帝曰:„河有龙图。?”此河龙出图之说也。龙之为物，近 依动物学家言，指为上古较早之爬虫类，则吾人不妨信其为有。至谓图由龙出，其说即属无稽。 若谓古圣观河龙蜿蜒之形，因以作图，则其说或亦可信。要之，以上三说，谓古圣如苍颉者。因睹龟鱼河龙等物之形态，而作图书则可。谓天地间自有图书，借龟鱼河龙等以贡于世，则不可也。夫睹龟鱼河龙之形态而作图书，非即画也耶。《吕氏春秋》云: “苍颉作书。”又曰:“史皇作图。”高诱注:“史皇即苍颉。”可知作图与书者，实惟苍颉。而所谓图若书者，其著作大率为象形体。刘宋时，王撰《文字志》:“谓古书有三十六种，中列科斗篆、虫篆、鸟书、凤书、鱼书、龙书、龟书、蛇书、云书、麒麟书、仙人书、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等。”又唐韦续着五十六种书法，谓“伏羲作龙书，神农作八穗书，少昊作鸾凤书，颛顼作科斗书，帝喾作仙人形书。”某种书法，究为何人所作姑勿论，第审其名而推其义，固皆以物名书，不啻后世之以物名画也。 《殷契》古文，其创始何时，固不可一一考;要皆在苍颉以后，至殷而极通用者。然观其体制间架，则犹多若雏形画，未尽脱胎而成书。于以追证创始文字之为画，益可显见。夫由结绳进而为略具画意之八卦，被号象形文字之雏形画，仅有此简单之线描，以为天、地、风、雷、雨、山、水、火、泽等等之标记。由此配合生发，象天地之间种种事物之形意，较轮圜螺旋似稍富绘画之意义，是绘画之胚胎。实无书画显着之分别，但其实是，直透华夏文化萌发的心性与本源，流溢出来进入他们的心灵。它不仅仅是刚刚欲触动的心智，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感觉，已不仅仅是情感，它是精神的永恒的完善，获得的解脱、自由而无畏，达到了宇宙的绝对完善。是可谓书画混合时代的雏形线条，混沌绘画文化理念的逻辑延伸，也成为其它艺术类型存在的依据。 而发明象形文字，则因形结体，已成简单绘画之雏形。至后创造象形文字的诞生，留存下难以数计的文化遗迹。从原始的绘画演变而成的古代象形文字，兽类的有马、牛、羊、豕、鹿、犬、象、兔、熊、虎等。绘画既具雏形，日渐进化，由简就繁，由质而文，已有所谓绘画者，无从考见。先民对文字之发明，是或为仓颉,世多濨疑。然始创文字，实为画之雏形，则似可信。或曰观天象，或曰观鸟兽迹，或曰河图出洛书，传说不一。 《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效纂。”:宋均注:“奎星屈曲沟，似文字之画。”许氏《说文自序》云:“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汉桓帝时，所建之仓颉庙碑云:“写彼鸟迹以纪时。”岑参提仓颉造字台云:“空阶有鸟迹，犹似造字时。是皆以仓颉之发明文字，其动机在关于鸟兽之迹……”《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河图在东序。”《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论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皆是图书之由来，为天地间自然发生之物，特假到于河洛以出于世也。《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蔰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孝经?授神契》:“洛龟曜书。垂萌画字。”《河图?挺佐铺》:“天老告皇帝曰:„洛有龟书。?”《春秋说题辞》云:“洛龟书感。”是皆以为洛书之出，由龟背呈之以出也。《路史》云:“仓颉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是足为龟书说之定论矣。《吕氏春秋》云:“仓颉作书。”又曰:“史皇作图。”高诱注:“史皇即仓颉。”可知作图与书者，实惟仓颉。 而所谓图若书者，其著作大率为象形体。刘宋时，王愔撰《文字志》:“谓古书有三十六种，中列科斗篆，虫篆，鸟书，凤书，鱼书，龙书，龟书，蛇书，云书，麒麟书，仙人书，倒薤书，堰波书，蚊脚书。”又唐韦续书五十六种书法，谓“伏羲作龙书，神农作八穗书，少昊作鸾凤书，颛顼作科斗书，帝甞作仙人形书”等。则犹多若雏形画，未尽脱胎而成书。于以追证创始文字之为画，益可显见。夫由结绳进而为略具画意之八卦，由八卦进而为此被号象形文字之雏形画，在形式上似大进步，但其实用，亦不过作一种较为有组织而明显之记事 符号而已，实无书画显着之分别，是可谓书画混合，彩陶艺术的诞生的时代。何诺耶劳、何约耶劳。何诺，是倒装语，倒过来就是诺何，是雒河的异写或记音。雒河，也称雒水，发源于陕西雒南华山，在崤山、熊耳山之间广纳百川，流经河南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到巩义市洛口以北入黄河，全长453千米，流经面积1.88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 古人以发明创造为名，两个雒越人的女性部落首领，一个叫何诺耶劳，一个叫何约耶劳(也许是一个人)，侗语称女性为“耶”，称老人为“劳”，也称有众望的人为“劳”，有如汉语的元老、老练之意，“耶老”是对女性部落首领的尊称。《洛书》出于雒河，《竹书纪年》曰:“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雒河的这位女性部落首领是洛书的创造者，故称何诺耶劳。何约，就是河图，何约耶劳，就是发明《河图》的女性部落首领。可见，两个女性部落首领的名字只一字之差，是以区别一个创造河图，一个创造洛书。其臣仓颉，仰观魁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掌指禽兽蹄迒之迹，体类象形而制文字。伏羲女娲代表的是探索宇宙发展规律，创立阴阳八卦的哲学文化时代;炎帝神农氏代表的是农耕文化时代。它们之间是一个血缘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关系。 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 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徵，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汉字是我们古人的一大创造，汉字是我们古人的一大创造，对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对东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维系和国家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七、古文字与卦象 露清的日记 1、商周纪卦象类篮数易卦，商周器物上常见由数字组成的盆数易卦，是中国古代盆占的产物。我们在整理这些易卦时，发现其中许多都是用来表示八卦之象的注:([7]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例如，洛阳北窑西周初年墓M203, M210出土的3件铜戈内上所铸的盆数“一六一。注:([8]高明.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均可译成《周易》的《离》卦三。铜戈属兵器。《易?说卦传》:“离为戈兵。”故这里的盆数《离》卦当是其载体铜戈的象征。《殷文存》卷下?七四著录的一件商代晚期铜盘内所铸盆数“八一六”，可译成《周易》的《坎》卦三。铜盘是盛水的器皿。《仪礼?士虞礼》郑玄注:“盘以盛弃水。”《易?说卦传》:“坎为水。”故这里的盆数《坎》卦当是铜盘的象征。《易?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其中“以制器者尚其象”是说古人在制作器具时，常用八卦之象所蕴涵的哲理，来作为各种器具的象征。商周器物上常见的纪卦象类笠数易卦，就是中华先民“制象”习俗的反映。 2、商周篮数易卦与单字商周器物上常见的单字，多孤立存在，但也有与盆数易卦并署的现象。例如:陕西扶风周初建筑遗址出土编号为QFFIT5 (3E):26的陶盆口沿上刻有“田，六十一”4字注:?(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里的盆数“六十一”可译为《周易》的《震》卦三，而“田”字则是《震》卦之象。陶盆属击类器皿，《易?坎》:“贰用击。”虞翻注:“坤为击。”它说明《坤》卦可以作为陶盆的象征。《坤》、《震》两卦的含义相通。《左传?阂公元年》:“震为土。”《国语?晋语四》:“坤，土也。”《广雅?释地》:“土，田也。”故这里的“田”字当是《震》、《坤》两卦之象。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件陶盆口沿同时出土的器物中，还有的陶盆口沿残片上，也都刻有一个“田”字，而却没有并署盆数易卦。这里出土同时代的5个“田”字，都刻在陶盆口沿上，说明它们“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单独出现的“田”字，也应是《坤》或《震》卦之象。由此推测，中国远古器物上独立存在的单字和“刻画符号”，也可能大都是反映八卦之象的卦象文字。 3、商周览数易卦与图形文字。商周器物上的图形文字，有的单独存在，有的与盆数易卦并署，它们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例如，《商周金文录遗》的父戊卤铭:六六六，父戊。”同书祖辛爵铭:“六六六，嫩，祖辛。”这里的图形文字“嫩”当是盾的象形字。，乃《坤》卦之象。盆数“六六六”可译为《周易》的《坤》卦三，父戊卤是为名叫戊的父辈铸作的祭器，祖辛爵是为名叫辛的祖辈铸作的祭器。因铜卤、铜爵都是盛酒的礼器，可统名为尊。《礼仪?士冠礼》郑玄注:“置酒曰尊。”《说文?酉部》:“尊，酒器也”，是其佐证。《吕氏春秋?为》高诱注:“尊，重也。”《左传?昭公五年》杜预注:“尊，重也。”《易?系辞传下》虞翻注:“坤为重。”这说明《坤》卦可以作为铜卤、铜爵的象征。“盾”，通作遁。《淮南子?缪称》高诱注:“遁，隐也。”《国语?》 (1)洛阳周初铜戈盆数“一六一“扶风周初陶盆口沿“田，商代晚期祖辛爵铭文戊瓶铭文“盾”。(2)商代晚期铜盘盆数勺、一六。(3)扶风周初陶盆Q沿铭文“田，父戊”《商代晚期父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语》 韦昭注:“隐，藏也。”《易?说卦传》:“坤以藏之。”故这里的“盾”字应是《坤》卦之象。因 《坤》卦可以象征击，故亦可作为铜瓶的象征。上述的父戊卤和父戊瓶应为同一人铸作的礼器，故这些器铭中的“盾”字应“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两件父戊卤、瓶铭中的图形文字“盾”也应是《坤》卦之象。由此推测，刻铸在我国远古器物(或铭文)特殊部位上的图形文字也可能大都属于卦象文字的范畴。 4、陶寺朱书陶文与卦象文字。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灰坑出土的双耳残扁壶，腹部鼓凸的一面有朱书“文”字。扁平的一侧上面用左右两弧笔画成的一个圆圈，当是日字;下面是由“一六一”三个数字组成的盆数易卦，可译成《周易》的《离》卦三。从这件扁壶的形制和用途来看，它的名字应称为陶瓶。因陶瓶鼓凸一面的朱书“文”字，与扁平一面的„旧，一六一”之间有较大的间隔距离，故它们不可能是连读成句的铭文。这里的„旧”字署于盆数《离》卦之上，当与上述陕西扶风周初建筑遗址出土陶盆口沿上“田，六十一”的铭文体例相同。“文”字署于陶瓶腹部的另一侧，当与四川理番秦代陶瓶右耳外侧所刻盆数《离》卦及左耳外侧刻篆书“李”字的款式类同。 陶瓶是汲水的容器。《仪礼?士丧礼》郑玄注:“瓶以汲水也。”《易?井》:“赢其瓶。”虞翻注:“离为瓶。”这说明《离》卦可以作为陶瓶的象征。《易?说卦传》:“离为日。”故这里的„旧”字当是《离》卦之象。文、离的含义相通。《庄子?应帝王》:“乡吾示之以地文。”《经典释文》引崔注:“文，犹理义。”贾谊《新书?道德说》:“理，离状也。”可以为证。((易?困》:“困于赤级。”虞翻注:“离为文明。”故这里的“文”字也当是《离》卦之象。以往我们见到的盆数易卦与卦象文字并署的例子，都在商代晚期到秦汉之际的千余年间。陶寺遗址发现的这件朱书陶 文，把盆数易卦与卦象文字并署的年代，提前到距今4001余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盆占习和卦象文字等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的“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粪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良为山，兑为泽”，则是八卦的基本卦象。八卦之象产生于画卦之初的伏羲氏时代。刘舰由上所述，我国古代自裴李岗文化至魏晋时期器物上常见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分布广泛，一脉相承，共100余种。它们不但与八卦之象多用单字来表述的特征相符合，而且有的还与纪卦象类盆数易卦相并署。因此，它们可能大都是反映八卦之象的卦象文字。一般地讲，每件器物本身及其上面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大都应是同一易卦的卦象。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 (一)单独卦象文字 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陶壶铭文“日，贾湖裴李岗文化龟甲目“字氏伙字，(姜寨仰韶文化陶钵“木”字，陵阳河大议口文化陶缸。陵阳河大议口文化陶缸“戊”字)。余杭良诸文化陶罐“中”字，柳湾马家窑文化陶壶“七”字.杨家湾大溪文化陶碗“二余杭良清文化陶罐“卜”字，台西商代前期陶瓮“止.”“字旦”字，“大”字，贾湖裴李岗文化陶洪山庙仰韶文化陶缸，蚌埠新石器时期陶碗，王城岗龙山文化陶豆“一”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遗址，出土陶豆盘的口沿上刻有“一”字。陶豆属击类器皿。《广雅?释器》:“豆，杯落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执筋瓤杯豆而不醉。”卢辩注:“杯，盘、盎、盆、盏之总名也。”注:(卢辩:西魏北周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字景宣。魏孝武帝到关中，西魏太子、诸王都从他学习。宇文泰为相，使他依《周礼》改定官制。北周世宗时死，官至大将军。)《尔雅?释器》:“盎谓之击。”《易?坎》虞翻注:“坤为击。”这说明《坤》卦可以作为陶豆的象征。 《庄子?徐无鬼》:“上之质若亡其一。”《经典释文》:“一，身也。”《易?良》:“不获其身。”虞翻注:“坤为身。”一，同壹。《国语?晋语七》:“镇静者修之则壹。”韦昭注:“壹，均一也。”注:(韦昭(204年,273年)，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三国时期吴国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曾作《博弈论》，与华覈、薛莹等同撰《吴书》，注《孝经》、《论语》及《国语》。)《易?说卦传》:“坤为均。”故这里的“一”字当是《坤》卦之象。 在距今约4000年的青海乐都县，柳湾马家窑文化中出土的2件陶壶上，均书写有“十”字。它与甲骨金文“七”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七字。陶壶是盛酒的礼器。《周礼?掌客》郑玄注:“壶，酒器。”《周礼?秋官?序官》:“壶琢氏。”郑玄注:“壶谓瓦鼓，琢，击之也。”《诗?宛丘》:“坎其击鼓。”毛传:“坎坎，击鼓声。”《淮南子?天文》高诱注:“坎卦之风也，为鼓也。”这说明《坎》卦可以作为陶壶的象征。《大戴礼记?易本命》:“七主星。”《淮南子?说山》:„旧出星不见。”高诱注:“星，阴也。”《太玄经?玄图》:“则星质北斗。”范望注:“星为夜。”注:(《太玄经》，汉扬雄撰，也称《扬子太玄经》，简称《太玄》、《玄经》。《四库全书》为避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改为《太元经》。)《易?中孚》:“鸣鹤在阴。”虞翻注:“坎为阴夜。”故这里的“七”字当为《坎》卦之象。 在距今约3900年一3600年的洛阳堰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尊口沿上刻有“寺?，它与甲骨金文“矢”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矢字。陶尊属大腹瓦击类容器。《易?离》:“不鼓击而歌。”《集解》引《九家易》曰:“离为大腹瓦击之象。”故《离》卦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矢是一种远射兵器。《易?晋》:“矢得勿恤。”《经典释文》马融、王肃注:“离为矢。”故这里的“矢”字当是《离》卦之象。 河北奠城县台西商代前期遗址出土的2件陶瓮的肩部均刻有„止”字。因《离》卦可以作为陶瓮的象征。止、离含义相通。《尔雅 ?释话》:“止，待也。”故这里的“止”字当是《离》卦之象。《易?象传下》:“鼎，象也。”《易?系辞传下》:“观象于天。”《国语?周语下》韦昭注:“象， 天象也。”《易?说卦传》:“乾为天。”这说明《乾》卦可以作为铜鼎的象征。故这里的“天”字当是《乾》卦之象。 春秋战国时期燕、齐诸国铸行的刀币面文常铸有“明”字(钱币学界称之为“明刀”。但“明”字的含义，长期争论不休。其实，它就是《离》卦之象。《说文?刀部》:“刀，兵也。”《易?说卦传》:“离为戈兵。”《易?归妹》虞翻注:“离为刀。”这说明离》卦可以作为刀币的象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陶瓶下部有墨书“王”字。《离》卦可以作为陶瓶的象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者，黄也。”《易?鼎》虞翻注:“离为黄。”故这里的“王”字当是《离》卦之象。卦象文是指中国古代在一件器物或(铭文)的特定部位上，刻铸一个图形文字，来表示八卦之象的文字。 (二)结绳与文字起源 1、“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表现尤为突出。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 “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关于文字的定义，饶宗颐先生已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字是不追随语言的、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8]。一个单独的符号，也可能是所记事项的主干词语，具有特定的记事功能。 2、对原初文字的性质不明确。谈文字源头的原初是怎样产生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初的文字有哪些，二是萌发与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指原生文字是如何创制而成的，以及为其后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哪些可以仿效的法则。研究文字的起源，是探索远古先民在何种社会需求之下，其思维或意识受到怎样的冲动，才创制了最初用于记事达意的文字符号。当前，我们讨论文字的起源，往往是站在已经具有成千上万的成熟文字之上，泛泛地谈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忽略了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探求为数不多的原初文字是哪些，是在怎样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正因为如此，才对“结绳、八卦、观龟”与文字之间有无关联不屑一顾。我认为，克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求原初文字的性质与社会成因，才能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找到出路。 3、“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尚待完善。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这已为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典籍记载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知的时代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殷墟甲骨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起码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迄至今日，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以甲骨文、金文论证远古陶器符号，这种方法是否可靠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种在时间上间隔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文字形体的比附，由于相当长时间中的资料缺环，研究者本身对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认为，鉴于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只要我们在论证时摒弃单个文字的简单比附，借助古代典籍、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把文字的产生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早晚文字形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会令人信服。 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原初文字与原初文字的产生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筭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筭数以命百事，即创制筭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 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 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但已经能运用筭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数字的产生是适应了人物、庶物蕃盛的需要，但管理诸事、诸物则不仅关涉它们的数量，而且必然还涉及到它们的名称。只有如此，所记的各类经济文书才不会发生混淆。表达诸事、诸物的字就是名物字。这类名物字，首先是与人类维持生计密切相关的衣食品物，当然也会包括人类自身的五体、五官之类以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如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这就是《易?系辞》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是上古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创制出来的。名物字是图案、图形，就如同花纹一样，原始名物字所以就叫作文。这应该就是所谓书画同源的书。所以，我们认为，处在起源阶段的原初文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名物字。 (1)筹策记数与数字产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的言论，说:“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物象，物象即物名。滋为滋益蕃盛，品物繁多。是说数字是在品物滋蕃日盛的状况下产生的。《后汉书?律历志》也就这个问题说:“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所谓筭数，不同于今天的算术一词。筭指算筹，数指数字。《说文》云:“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说筭是用来记、计历日、数目的工具。《说文》竹部段注:“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筹策原是人们随手可得的竹木细枝或草茎。《方言》一书有杪字，指树木的枝梢，杪在古燕国的北疆称作策，说明其时其地曾以树木枝梢为策，用作记、计数目的工具。《后汉志》把筭与数并称，正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彪在该《志》篇末赞语中，提出了“数本杪曶”的看法，认为数字是本于记、计数目的筹策创制而成的。基于此，我们曾提出，中国数字的一至八都由直线组成，一至四是直线的累积，五至八是直线的错置，都是由记、计数目的筹策异引出来的。[10] 字产生。汉代以来，不少阐释易经的人提出八卦成文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称之为卦象文字，认为文字是由八卦演生的各种卦象生成的。但是，借以画成卦象并推断刚柔、阴阳、虚实寓义的卦爻，全都依据了筮数的奇偶，本与物象全无关联，认为文字由卦象而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2)筹策演卦与数八卦:最早见于《易?系辞》，是伏牺氏王天下创制的。武梁祠题记:“伏牺苍精……画卦结绳，以理海内。”《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筮，数也。”《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颜师古反其道，注云:“万物之数，由八卦而起”。但八卦筮法、卦象都表明了筹策与数字之间的客观联系。从这样的角度上谈文字源于八卦，应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3)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商周金文中写作的十、(二十)、(三十)，“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的结绳之法，。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与筹策记数一样，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筹策记数，先民长期使用的记事、记数的方 法。正是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使先民产生了创制文字的最初的冲动。当世代使用的记事方法，在功用与操作方式上，与管理日渐澎胀的公共事物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在管理手段上另谋出路。于是，一种源于原始记事方法的新管理手段产生了，这种手段就是数字。数字是由万事万物抽绎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数字本身却是记数工具的具象表达。在此后中国文字的发展中，成为最基本的造字手段。 (4)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见于典籍，关于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远不如有关数字生成那样具体，我们只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少量笼统描述。《说文解字》叙云:“文者，物象之本”，认为文字是本于物象创制出来的。将中国原始陶器装饰图案的鸟兽鱼虫等线条艺术，就绘画艺术远比文字的产生早得多的证明。绘画艺术为图形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基本的手段。所以，远古陶器的装饰图形，应是中国文字的远祖。苏秉琦先生对殷墟甲骨文酉、龙两个字的考证是典型例子。他说:“甲骨文中有小口尖底瓶的形象”，“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这个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 “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妇好墓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注(1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字源头的数字，是由原始记数工具直接导引出来的。出土所见的早在公元前八千纪，一种仿象不同物品的小泥具、已经成为记数的工具。由记号约定俗成的数字，也是通过仿象实物的途径造成的。数字的创制正是通过筹策记数，八卦筮占与结绳记事实现的。文字源于八卦，文字始于结绳正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