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复习题

《中国水利史》复习题 长江是我国第一条大河，居世界第三位。干流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长江水量极为丰富，每年入海总水量约达一万亿立方米。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它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占宗列渠，干流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余平方公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      淮河发源于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山，历史上淮河下游经安徽、江苏注入黄海。至清代后期，淮河受黄河压迫，入海尾闾淤塞，由洪泽湖改道向南辗转入江。淮河干流南北的自然条件有比较显著的差别，是我国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以秦岭、淮河为界，以南的河流水量丰富，季节变化小，河流含沙量也小，冬季不结冰；以北的河流水量季节变化大，含沙量大，冬季水量小且有结冰现象。 海河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水系。它流经河南、山西，河北、天津等省市，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位于海河流域之内。海河流域支流繁多，南北方向较宽，而东西方向较窄，形成源短流急的特点。海河水系共有五大支流，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海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属半湿润地区，雨量集中，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所以常常造成洪涝灾害。海河流域虽然开发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 珠江流域包括东江、西江、北江，按长度为我国第五大河。三江之中以西江最大，为珠江干流，全长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发源于云南东部山地，经贵州、广西等省区，在广东注入南海。 我国淡水湖以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太湖和巢湖最著名，称为我国五大淡水湖。 我国古代的治河防洪工程技术，大体经历了从“障洪水”到“疏九河”，又从“疏九河”到筑堤防洪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我国人民的治水活动也对奴隶制国家政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代关于共工氏“壅防百川” 和“鲧障洪水” 的历史传说。相传在尧、舜、禹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连续出现特大洪水。传说在洪水威胁面前，当时有关部落的首领曾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会议最初决定由禹的父亲鲧负责主持这一艰巨工作，鲧在接受任务之后，就率领群众努力工作，他治水所采用的办法，据说仍然沿用共工氏筑土围子的传统。当然很难成功。但鲧的敢于斗争的精神，长久以来被人民所追念。接着，部落会议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禹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治河方法，比共工氏和鲧的“壅防百川”的治河办法前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消极的防洪进到积极的治河，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经过人工疏浚后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好多了。在禹之前，各氏族部落的领袖基本上是由选举产生，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如此。但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了，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开始传子世袭制，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堤防起源较早，至少在西周时就已出现，春秋时期堤防的系统修建。 春秋战国时期水灾记载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公元前602年黄河的大改道（第一次黄河大改道）。 西汉初年，黄河也还比较安定。到了汉武帝时期，河决便频繁出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汉武帝为表示虔诚，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壁祭祀河神，并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着柴草参加施工。由于黄河23年的泛滥横流，给堵口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当地防汛堵口材料极为缺乏。通过群众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成功地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著名的瓠子堵口。这次堵口也给司马迁以深刻的体会，在《河渠书》中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系统论述前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事。这篇《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这种专篇成为中国通史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黄河以含沙量特大著称于世，一个“黄”字反映出这条河流的特点。黄河的名字最早见于西汉初年,到唐代遂成为固定的称谓，据西汉张戎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 西汉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从今山东利津县入海，终于酿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道。 王景治河：公元11年（西汉）黄河在魏郡决口，初决时未筑堤约束，洪水泛滥横溢。对待黄河南摆，黄河南北地方官持不同态度，南方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北归，而北方则赞成维持南流现状。建武十年(公元34年)有人提议治河，因南北互相掣肘，未实行。此后河势更加恶化，民不聊生。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决定派王景治理黄河。王景，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在从事治黄之前，他已经积累了成功地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他对于治黄的利害得失有较深入地了解，所以当汉明帝接见并问及治河问题时，他能对答如流，遂被委派主持治河。这次治河规模相当大，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施工整整一年时间，所花经费以百亿计，工程终于顺利完成，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王景治河。王景治河所做工作：“筑堤”，即治河；“理渠”，即治汴两方面。即修筑系统的黄河大堤，从而固定了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线。这次施工中更发展了前代水门技术，总结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办法，发展了在多沙河流上采用多水口形式引水的技术。 • 贾让三策在治河史上颇负盛名，它是在西汉汉哀帝初年由贾让提出的。事情的经过大致是：那时，河道负责官员平当，鉴于黄河频繁决溢，曾上书说：现在大禹的九河已经淤塞不见了。不过古代经典上所说的治水，只有分泄疏导的办法，而无修筑堤防的记载，因此，要想治好黄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这时贾让上书应征，提出了有名的上、中、下三策，这是一篇被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系统的治河规划的历史文献。 • 贾让三策：上策：在上策中，贾让首先指出，古时候，河有河的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并无所谓洪水灾害。但是到了战国，黄河开始筑堤约束河水，不过当时两岸堤距尚宽。然而此后人们贪图黄河滩地的肥美，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以至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因此导致黄河为害。据此，贾让提出他的上策，他认为如果照他的上策去做，给黄河留一个宽广的区域，保证黄河“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则可以“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中策：贾让所说的中策，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渠，这些支渠除了有灌溉的作用之外，同时还可以分洪减水。他认为，这虽然不是古代圣人所提倡的方法，但也可以“兴利除害，支数百岁。”    下策：贾让视单纯依靠堤防来达到防洪的目的的作法为下策。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中，黄河大决溢后改道、改流和分流先后达七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现将北宋经行河道的变化情况综述如下：京东故道：京东故道，是宋人对北宋前期黄河故道的称呼。京东故道在北宋中行流时间前后为88年，时间最长。 横陇故道：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在今河南濮阳东约四十里)，干流流入赤河，经濮州东六十里，沿五代时后梁段凝自酸枣决河东注于郓所冲出的旧道经行。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向东北流；再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赤、金、游等支，经棣(今惠民县)、滨(治今滨县)二州北入海。这是宋代，黄河的一次较大改道，宋人称为横陇故道。旧横陇故道自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至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前后十四年即告完全淤塞。这样高速淤积，除了黄河含沙量极大之外，河势分流散漫则是重要原因。 商胡河道：庆历八年，河大决于澶州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决河流经大名、恩、冀，深、瀛、永静等府、州、军，东北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合御河入海。这是宋代黄河流入渤海的最北端，是历史上黄河又一次著名的大改道，这次改道对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很大，在北宋统治集团中引起回河之争，而三次回河的失败，造成朝廷国库空乏，劳动人民倍受灾难。商胡大河形成之后，宋人称为北流。 二股河：为人工开凿，其目的在于分减商胡大河使流入赤、金二河。大河入淮：北宋期间，大河先后有几次南流入淮的记录。北宋几次大河南流入淮，因朝廷着力修塞阻挡，未形成大河南行。直到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使黄河由东北入海改由东南入淮。此次决口，自今浚县滑县以上地带经延津、长垣、东明一带入梁山泊，然后由泗入淮。 北宋回河争论和回河失败：北宋期间，曾先后发生了三次回复故道的大争论以及强行回复故道的大失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回河之争”。这三次“回河之争”，充分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北宋朝廷在探索治黄方针上所走的曲折道路，以及治黄问题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复杂关系。 回河失败原因：统观上述治黄的结果，强用人力堵塞北流三次-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都失败了。宋代三次回河东流失败，除了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没有考虑地形条件和对泥沙的处理，而且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今开封市)的守将杜充人为扒开黄河大堤抵御金兵，使黄河改道由泗水入淮河、济水分流入海。公元1194年(金明昌十一年)，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占据那里的金统治者，希望以水代兵， 借黄河的洪水侵扰南宋，致使暴虐的黄河在无遮无挡的淮北大平原，一泻千里，抢去淮河入海的水道，自此，黄河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1194-1855)。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基本流势，河患频繁。元代最高统治者由于建都大都，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直到黄河威胁着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的整治措施，委任贾鲁组织治河。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决溢造成大河改道之后，拖了七个年头，直到至正十年冬十二月，才“以大司农秃鲁等兼领都水监，集河防正官议黄河便益事”。贾鲁，河东高平县(今山西高平)人。贾鲁在治河入役之前，曾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并制作地图，准备了两种比较方案，因此，贾鲁治河的设想绝不同于一般议论。当时，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亦曾到实地考查。贾鲁和成遵等虽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准备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贾鲁认为河必须治，且得“疏塞并举，使复故道” ，而成遵等则认为“河之故道，断不可复”。当时两派争论非常激烈。成遵所代表的是当时安于消极应付，害怕积极治河承担重大责任的大多数官员的见解，而贾鲁作为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治河专家，则具有献身精神，敢于负责，反映了当时社会提出的治河要求。朝廷在丞相脱脱大力主持下，采纳了贾鲁的建议，决意治河。于是，从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二十二日起动工，十一月决口合龙，大堤施工结束，全部工程完成。河复故道，汇淮入海。 明代前期对黄河的治理，始终以保证漕运安全畅通为中心，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防止黄河冲毁、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使运河水源枯竭。既要防黄害运，又要利黄行运。黄河治理服从漕运要求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确立以后，一直左右着明清二朝的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在此原则的束缚下，明代前期的治河方略以“分流杀势”为主，辅以疏浚和筑堤手段。在措施上，为了防止黄河向北冲毁运道，逐渐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方针。为了保证运道水源、维持正常的航深，又采取了“引黄济运”的办法。这一时期的治黄实践，多是围绕上述原则进行的。整个明代前期的180年中，较大的治黄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筑堤塞决约有35次，挑浚河道、分杀水势约有11次，引黄济运约有14次。其中以徐有贞、白昴、刘大夏、刘天和所主持的几次治河实践较为著名。徐有贞总结他治理沙湾决河的基本思想说：“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节，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兴“。明史河渠志对白昂的治河方针作了较中恳的概括，说他是“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 刘大夏治河，確立了北堵南分的方策，北岸系统堤防开始逐渐形成。这种单纯从保漕运出发的片面修防，不仅给黄河南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而且河道状况也更加恶化。刘天和治河时间不长，治河方针也无新颍之处。但是他的突出特点，在于比较注意总结经验，在施工技术、管理上有不少发明创造。他把前人的有用成果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写成《问水集》一书, 对后代治河起了积极的影响。 明后期至清前期黄河治理成就：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在明代后期出现并逐渐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早在西汉时，我国人民就已认识到，河道中流速越大、水的挟沙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运用堤防工程可以能动地改变水流流态。束水攻沙的主张，正是概括了前人关于水流本身的挟沙规律和堤防对水流的能动作用这样两方面的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产生的。首先对束水攻沙的思想进行明确阐述并主张运用于治河实践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的河臣万恭。万恭多方面总结了前人的治河经验和自己的治河实践，写成了《治水筌蹄》一书。这是明代的一部重要河工专著，它的许多重要成果都为潘季驯和后代河臣所吸收，为束水攻沙论形成奠定了基础。潘季驯在治河实践中推动了治黄方略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沙水并治的转变，系统总结了一整套堤防建设经验，使黄河下游两岸完全堤防化，堤制系统化，堤防修守制度化。于万历18年(1590年)写成《河防一览》一书。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总方略是：以河治河，以水攻沙。基本办法是“束水攻沙”，同时还有“蓄清刷浑”和‘淤滩固堤”。而实现这一切的主要实践措施就是坚筑堤防，固定河槽。1680年泗州城和明祖陵淹没。 潘季驯治河以后，明代后期在治河方略上一度出现过小反复。以杨一魁为代表的一些人批评筑堤束水方略，主张分黄导淮。接着，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道决口频繁，运道日趋梗阻。清初河道总督杨方兴、朱之锡特别是康熙年间的河官靳辅，承袭潘季驯筑堤束水的主张，大力加强堤防建设，增加泄洪建筑，使黄河河槽进一步固定，京杭运河得以维持通畅。靳辅之后，也有一定治绩，但基本仍是实行潘、靳的主张和措施。因此，在清一代，在治河防洪方面最有建树，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靳辅。靳辅在治河方略上继承了潘季驯“坚筑堤防”、“束水攻沙”的思想，同时还有发展。靳辅治河，得力于陈潢的辅佐。靳辅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治河方略和措施，实际多是陈潢的意见。陈潢的治河言论，由张霭生收集整理，编成《河防述言》，共12篇，附于靳辅《治河方略》一书后，是研究清代前期治河思想的重要史料。 清后期，黄河下游河槽淤高、清口梗阻、海口不畅，治河惟有堵口。清代后期黄河治理十分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政日益腐败：河督更迭频繁，河官贪污成风，河工经费激增。黄河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年)在铜瓦厢夺路北流入勃海，结束了南流入黄海的历史。清末以后，黄河下游几十年处于无大治的状况，民国的30多年中，黄河就有17年发生溃决，特别是人为造成的1938年花园口决口，更是黄河史上特大水灾，直到1947年，花园口决口才被堵上，黄河又复归北流。 民国时期，尽管河政腐败，但一批有志之土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对黄河的治理思想和工程措施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特别是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水利科学的先驱，把西方文化与中国丰富的传统经验相结合，提出了综合治理黄河的新主张，拟定了治理大纲，培养了治河人才，进行了测量、实验、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等基础工作。1933年才成立全河性流域机构，即旧黄河水利委员会。 在历代治江工程中，荆江段和太湖、洞庭湖地区历来是注意的重点。荆江大堤肇始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桓温命陈遵主持修建的金堤。经唐、五代的续修，到北宋中期时荆江北岸堤防已基本形成。除了荆江大堤历代兴筑、加固不断外，从明代前期起，长江中下游其它河段也逐步开始筑堤，经过明清二代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发动组织沿江群众大力整治加固长江堤防，才最后形成了目前的长江堤防系统：上起湖北江陵县枣林岗，下至长江三角洲一带，纵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全长3100多公里。其中，主要有荆江大堤，从湖北枣林岗起至监利县城南止，全长182公里，是长江堤防中最为险要的堤段；武汉市堤，总长300多公里，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大堤防系统；黄广大堤，长87公里；同马大堤，长175公里；无为大堤，长152公里。此外，还有汉江堤防共长约600公里。长江下游江苏沿江各县历代也修筑了不少江堤。长江与汉水的支流也修筑了许多堤防。 永定河冲出山峡，泥沙在平原段迅速沉淀，河流主槽左右摆动，迁徙不定，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两岸大修堤防，河道相对稳定，所以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永定河之称由此始。“永定”并不定，康熙赐名仅70年左右，河流又决口改道6次。 浮山堰: 浮山堰，南北朝时期淮河上修建的拦河大坝。位于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梁天监十三年(514)，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今安徽省寿县)，采取水攻。在浮山峡筑坝拦淮，壅高水位，回水淹寿阳。 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是春秋时修在当时的陈国和蔡国之间，陈国的国都在今河南淮阳县，而蔡国的国都则在今河南上蔡县，那时淮阳和上蔡又分别紧临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但陈蔡之间的水运却需要经过淮河，向东南绕上一个大圈子。于是他们在沙、汝水之间开挖一条人工运河，“通沟陈蔡之间”。 流域间运河的开凿，也首先是从水军强大的吴国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邗沟。邗沟的开凿是在吴王夫差打败楚越两国后，北上与齐晋争霸时候的事情。邗沟是第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公元前486年吴国动员人力，开挖邗沟。中渎水 鸿沟是战国中期魏国兴修的一条人工运河。那时正当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争霸的时候，为此，他在公元前362年(魏惠王九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次年即开挖鸿沟。鸿沟北接黄河。南面与淮河的北面几条支流相联。它的开凿，使黄河和淮河间构成了一个通航水系。 广通渠：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长安)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 黄河和淮河的水运，战国时已为鸿沟所沟通，秦汉之际，鸿沟仍是河淮间的水运要道。西汉时期，鸿沟(当时称作狼汤渠)虽仍然通航，可是联系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的水运作用，已逐渐为汴渠所取代。汴渠又称汳水，是济水向东南入泗的一个支流。 吴国的势力主要在今江苏一带，兴修太湖通江通海水道，是其切身急需。相传吴国曾在境内开凿了两条运河，一条是胥浦，它西连太湖，东通大海，大约主要是利用太湖泄水道疏浚而成。另一条运河北通长江。大致是从苏州经今运河往北到江阴以西常州以北入江。除了北通长江的一路以外，相传当时还在太湖开了一条胥溪，向西北通大江。 三国时，据有江东的东吴，最初建都在京口(今镇江)；而东吴的主要经济区在太湖流域，此时利用原有的运道，就能解决京口与东南诸郡的联系。东吴后来定都建业(今南京)。这时，如若照旧利用原有水道，就只有借长江江流联系建业与京口了。在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便派遣陈勋率屯田等兵士三万人开凿句容道，就是有名的破岗渎。这条运河起于小其(在今句容东南，有破岗埭)，向东穿过山岗，越镇江南境，到今丹阳境内的云阳西城(在今丹阳县延陵镇南)。与原有运道衔接。山岗开断后，河道纵坡仍很陡，只好沿途修建十四个用以蓄水的埭。 曹操统一北方后，曹操开白沟的目的，是自黄河到白沟，向东北通漕。 关东通往关中的航道必须通过黄河三门峡的险阻，才能和黄河下游、淮河流域以至长江下游相通。这个障碍所造成的航运的损耗十分巨大。于是又有人提出避开三门峡险阻绕道转运的方案，即将东方粮食改从南阳郡，溯汉水而上，一直到南郑(即汉中)的褒谷口，又逆褒水至褒水与斜水的分水岭，陆转一百余里到斜水，最后顺斜水入渭水，顺流而下抵长安。由于该工程连接汉水支流褒水与渭水支流斜水，故史称“褒斜道” 。褒斜道开成之后，由于褒、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峻，水流很。急，同时，水中多礁石，根本无法行船。 东汉建都洛阳。洛阳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东汉王朝在其建立之后，便立即着手于解决洛阳的城市供水，和洛阳与洛水、黄河的水运联系问题。到了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南尹王梁亦曾穿渠引谷水，以注洛阳城，渠道挖成之后，“水不流” ，没有成功。十八年之后，张纯改引洛水以通漕，此渠称阳渠。阳渠经洛阳之后，再由洛水便可进入黄河，从而沟通了洛阳与中原的水运交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从春秋时期到南北朝，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兴建和维修，一个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的轮廓，初步形成，为隋朝(公元581-618年)兴建沟通全国主要地区的运河网奠定了基础。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总长五千多里，流经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五省，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等水系。这样，隋代的水上交通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经淮河，越长扛，南抵太湖、钱塘江流域，把华北、江南和京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联在一起，形成全国的运河网。  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与东汉的汴渠入泗不同，通济渠改行新道，撇开徐州以下的泗水迳直入淮。 为了加强北方的边防，隋炀帝把涿郡(今北京南郊)做为军事重镇，派重兵把守，并凿永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永济渠的前身基本上是利用曹魏旧渠。 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齐浣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刺史时于长江北岸凿伊娄河，使从扬子县到瓜洲的距离缩短了二十五里。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孟简又在常州重开孟渎故渠“长四十一里”，灌田四千余顷，并引江水通漕，使大运河在常州附近北通长江。 北宋定都汴京，在后周对汴河整治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使其运输能力大大超过其它运道，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水路运输动脉。与此同时，北宋王朝还大力整治、扩建了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使之与汴渠一同在汴京交会，构成著名的“汴京四渠”，对以汴京为中心的北宋政治与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以后，汴水实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自宋城县(今商丘)分流，经虞城县、砀山县、曹县至徐州入泗，沿泗入淮，即古汴水的路线，称之为北线；另一条则自宋城分流，经谷熟、下邑、酂县、永城、符离、蕲县(今宿县)、灵壁县、虹县、临淮、至盱眙县入淮，称之为南线。 北宋沟通江、淮的主要漕运干道是淮扬运河。淮扬运河南起瓜洲，北至楚州末口，其前身为春秋时期吴国(于公元前486年)所开凿的邗沟。宋初的淮扬运河经淮水入汴渠，须绕一个大圈子。为改善这段运道的通航条件，北宋朝廷曾先后自山阳末口至龟山开挖出一条避淮的漕渠。这条人工漕渠分如下三段开凿：第一段是沙河，自楚州山阳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入淮，长四十一里，由转运使刘蟠和乔维岳先后主持开凿。这段新运河的目的是避开山阳湾的险阻。第二段是洪泽运河，起自淮阴与沙河相接，至洪泽镇，长四十九里，目的是避开这段淮河风浪。洪泽运河最初由江淮发运使马仲甫创议，由后任发运使许元主持开凿，后来淤浅。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皮公弼又在许元所开新河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浚，历时两个多月。第三段是龟山运河，自龟山蛇浦(今江苏盱眙县东北)至洪泽镇与洪泽运河相接，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龟山运河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由江淮发运司建议开凿，朝廷遣都水监丞陈祐甫勘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动工，次年二月功成。 京杭大运河元代主要是完成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三段。对京杭大运河的会通河和通惠河两段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元代伟大科学家郭守敬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是，元世祖亲自命名为“会通河”。会通河工程除了凿通二百余里河身外，还建有一系列闸。通惠河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动工，至元三十年秋竣工。完工后，忽必烈赐名曰“通惠”。这条运河，对建都在今北京的元代来说，作用是很大的。 京杭运河全长近1800公里，沟通五大水系，经过了多种自然条件的地区，全河流向不一，为通航采用的工程措施也各有特点，所以分段也随划分标准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引出各自不同的段名。按漕运利用的水道分；“漕河之别，日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共分七段，与现代名字相对应分别是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 元代开会通河，把泗水和卫水连通，以汶水和附近诸泉为源。引水口在堽城，拦汶筑堰壅水入洸河，沿途汇宁阳诸泉水于济宁会源闸济运。明代重新开会通河仍以堽城枢纽引汶为主要水源。接着又修建了戴村坝枢纽。当时仍以堽城引水为主，戴村为辅。宋礼建南旺分水枢纽是采用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修的。弘治十六年(1503年)，南旺分水枢纽完全代替了堽城分水。 洪武元年(1368年)，在淮安新城东门外建仁字坝，以渡运河和淮河间的来往船只。因为当时过船数量不多，一座坝就可以维持。永乐二年(1404年)，向北方运输的任务大为增加，当时陈瑄督运，又建义、礼、智、信四坝，总称淮安五坝，以适应大量船只的来往。 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主持开通了清江浦河道。北宋运河入淮，为避淮河的逆流行船的劳费和风险，曾自淮安至磨盘口开凿了平行淮河的沙河，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陈瑄所开清江浦河道实际是宋代沙河的重开。 明代，长江北岸的运河口主要有三个：瓜洲运口、仪真运口和白塔河口。陈瑄治运时，对这三个运口都曾大力疏治过。瓜洲运口从唐开元年间开凿以来至明初，已历600余年［注：734年开凿伊娄河，即瓜洲运河］，一直是运河过江的主要通道，主要是江浙一带的粮食由江南运河口出，可以便捷地到此入运河。仪真运河口历史更久，晋永和年间(345-356年)就已经开通。尽管伊娄河(即瓜洲运河)开辟了一条自江南来船过江的捷径，但湖广、江西及上游其他地区的漕粮沿长江而下，入仪征运口要比瓜洲运口近得多，所以它一直被保留下来，而且多次改进，明初也是这个形势。白塔河是另一条过江通道，它渡江直入孟渎，在瓜洲运口不很通畅时，白塔河将是替代路线。明初，这三个运口都是运河过江的通道，经常加以疏浚和维修。宣德六年(1431年)，有人建议修德胜新河四十里，两年竣工，开辟了江南运河另一条通江水道。此河在常州之西的运河上开口向北入长江，入泰兴北新河，由泰州坝至扬子湾入淮扬运河，比入白塔河还要便利。江南运河常镇段与孟渎，德胜新河并通，使江南运河更为畅通。 扬州段运河水源困难，也是通航中一大问题。历代都以修建水塘蓄积有限的山区积水和坡面集水，用以在枯水时向运河补水。明代，这种水塘共有5座，叫扬州五塘；陈公塘最大，陈公塘相传为西汉时陈登所筑，后人又称爱敬陂，有灌溉之利。 明初建都南京，以太湖流域作为粮食和贡赋的主要供应基地贡物要集中于江南运河出镇江再沿长江到南京。古代，长江上的航运，安全条件得不到保证，路途也略显迥远。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命崇山侯李新开胭脂河。这条运河是把秦淮河和石臼湖沟通，太湖流域的船只可以经东坝到石臼湖，再由此河经秦淮河至南京，路途捷近，又避免了长江上的风涛之险。胭脂河部分河段是在岩石上开凿的，工程十分艰巨。由于岩石多红色，胭脂由此得名。 江南运河常州至镇江段，“地势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仍是明代航运面临的主要问题。唐宋以来，一直把丹阳练湖作为济运水柜，作为解决此段水深的主要手段，有“湖水放一寸，河水长一尺”的作用。元代以来，湖区淤积和围垦都很严重，作用明显减小。明代，京杭运河地位日益重要，练湖的济运作用仍不能忽视。当时的练湖“周四十余里，分上下二湖，界以中埂，有石闸三座。” 有明显的济运作用。 所以水柜对运河是必要的了，运河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对此也十分重视，其中最主要的水柜工程有两个，即微山湖和骆马湖。 清口，原为泗水入淮河口，所以，古代又称泗口。泗水又称清水，入淮时分两支岔河，左名大清河，右名小清河。小清河口在今马头镇对岸，称小清口，下游十里左右称大清口。因明嘉靖以后，一直为小清河通流，所以通常所指清口为小清口。于是清口又成为黄、淮、运三河交汇之处 运河为保证蓄、引、泄的功能，修建了一系列的建筑物，可归纳为闸、涵、坝三类。坝则是非常时期减泄洪水用的建筑物，就是著名的归海五坝和归江十坝，在清口逐渐淤塞的过程中，这些坝成为淮水尾部的控制性建筑物 秦统一后，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是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北部边境要抵御匈奴的侵扰，在南方要统一岭南，因此在南方建成了著名的灵渠，以沟通岭南的运道。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在负责转运军粮任务的秦将史禄主持下，在兴安开凿的灵渠，从而沟通了湘、漓二水。近代的灵渠工程设施主要包括：分水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和船闸斗门四部分 自扬州茱萸湾接淮扬运河向东经泰州、如皋至南通的运河叫通扬运河。始建于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时，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运盐，所以也有运盐河之名。陈瑄进一步开浚白塔河，使江南粮船从孟渎河过扛入白塔河，再经通扬运河至湾头入淮扬运河。这样可以不经瓜洲，避免盘坝。后来江南又开德胜新河与江北的北新河相对，再经北新河入通扬运河，成为江南江北运输的第三条通道，大大减轻了京口、瓜洲运口的压力，这些运口都有引潮的作用，水源有保证。 相思埭运河，又名临桂陡河，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境内，是联系漓江的支流良丰江和柳江支流洛清江的支流相思江的人工运河。 至元17年(公元1280年)七月，元政府采纳了莱州人姚演的建议，着手开凿一条沟通莱州湾与胶州湾的运道。这条路线穿过胶东半岛，丈大缩短了海运路程，并可避免绕山东半岛的海上风险。胶莱新河寿命不长。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试航，次年就开始受到非议。到至元26年，便完全废弃不用了。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献重开胶莱河。为避免船入胶州湾口的礁石险阻，在胶莱河南口胶州湾西侧马家濠(今薛岛半岛上)的岩石上开渠十四里，宽六丈余，深三丈。竣工后，船不入胶州湾口，运河畅通。王献又继续疏浚全河河道，完善引水工程，建闸，使胶莱河的航运再度兴旺。后因倭寇侵扰和自然淤积，船运又终止，作用被京杭运河代替。 我国最早的渠系工程是淮河流域上的期思雩娄灌区，它是楚国孙叔敖主持在公元前605年前不久修建的。 公元前422年当地人民群众，在新派来的县官西门豹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土豪势力和迷信活动，并兴建了防洪和灌溉工程，“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 这就是著名的漳水十二渠。漳水十二渠是有坝取水，而且是多渠口取水。 昭襄王51年(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后以李冰为蜀守。李冰主持兴修了都江堰工程。堰的枢纽工程，其中三个主要部分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者之间配合紧密，组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就渠系取水型式分类：都江堰是无坝取水 智伯渠始于战国初年。它的拦河坝原来是为壅水攻城作战修筑的。战后若干年劳动人民“踵其遗迹”加固大坝，开渠引水灌田，变水害为水利，创造了原始的有坝取水枢纽。 孙叔敖曾在现在的安徽寿县修建芍陂，又名安丰塘。 我国华北多平原，灌溉工程多为引河水的渠系工程。南方多山区丘陵，多为陂塘蓄水工程，二者之间的中间形式是陂渠串联(长藤结瓜)，它出现在南北之中的淮河流域。战国末年，在湖北襄阳地区建成的白起渠，就是这种陂渠串联的水利形式。 古代水利工程中著名的郑国渠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动工兴建的。郑国渠之所以著称，除了它规模大、兴建时间早以外，还由于它对增强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完成统一大业有着直接的关系。郑国渠引泾水东注洛水。 白　渠:引泾灌溉的又一项重要工程是汉武帝时期兴建的白渠。白渠建于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因人而名，故名白渠。在唐代，白渠因有三条干渠故又称三白渠。此后白渠遂与郑国渠齐，名，并常把它们合称为郑白渠。 成国渠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它与现今渭惠渠经行基本一致，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田地。此渠大约开于汉武帝时期，后来逐渐失修淤废。三国时魏·卫臻又重新整修，并在汉代基础上向西扩展，自今宝鸡以东之千水开渠引水。这一工程的施工是在青龙元年(公元233年)进行的。从而把汉代的成国渠向西延伸了近百里地。延长的这一部分相当现今宝鸡峡引水工程的一部分。 龙首渠:龙首渠是一引洛渠道，在开发洛河水利的历史上是首创工程，它是今洛惠渠的前身。 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型式--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灌溉取水工程型式。 楚汉相争时，刘邦派肖何坐镇汉中，筹措后勤供应，有力地保证了刘邦的军事胜利。相传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水利工程山河堰，就是肖何、曹参当年所修。山河堰是引水灌溉工程。 汉水中游水利继战国宜城白起渠之后，汉代继有发展。见于记载的有太守王宠组织开凿的木里沟。 汝南地区位于淮河支流汝水流域。这一带的水利工程在两汉时期以鸿隙陂最著称。鸿隙陂在淮水和汝水之间，位于现在息县以北的一块地方。它下游与淮水支流慎水相通，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当地甚得其利。这里的鸿隙陂是大小陂塘与灌溉渠道相互串联。“长藤结瓜”的水利工程型式在南阳和汝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鉴湖又称镜湖，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位于今浙江绍兴县境。鉴湖形成之后的八百余年间，之所以能大大减轻这一带的水旱灾害，并获得灌溉之利，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人民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特有地形并采取了有效的工程措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了鉴湖，该工作就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了一道长围堤，形成了一个蓄水湖泊，即鉴湖。 早在东汉初平中(190年左右)陈登在今扬州、淮阴地区“尽凿溉之利” ，他在这里经营了十几年，后代流传不少有关陈登开发水利的事迹，最著名的如扬州陈公塘。 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成就，可以它山堰和钱塘湖为代表。它山堰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五十余里的鄞江桥镇的西南部，是唐代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郧县(今鄞县)县令王元暐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设计和施工都很先进。唐初，杭州一带居民稀疏，直到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李泌刺史在杭州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解决居民饮水以后，杭州城区才迅速扩大。以后，六井湮塞。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锺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 。 长渠和木渠是我国古代两座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湖北省襄阳和宜城两县的交界处，它经过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的不断维修和扩建，到两宋时，已发展成渠网化的河流。长渠，又称白起渠，始建于秦国的秦昭襄王时期。起初用于战争攻城的目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灌溉渠系。木渠，又称木里沟，始建比长渠晚。木渠兴建于后汉。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北宋农田水利紧接着出现了建设高潮。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颁布同年11月13日在全国生效。 木兰陂是我国北宋人民在东南沿海地区修建的一座溉“民田万顷” 的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布局巧妙，因地制宜，是我国延用至今八百多年未废的少数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木兰陂位于今福建省莆田县西南的木兰溪上。 北宋时期的太湖，“吴江日淤月淀，下流浅狭，迨元符初，遽涨潮沙，半为平陆” 。这种状况引起朝野的严重不安，一些关心水利的人士和水利工作者，纷纷提出各种治理太湖的方略。比较有影响的有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和苏轼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注意发展农田水利，在全国推行劝农政策，这是有其认识和实践基础的，作为一向以游牧为主的蒙古统治者，能有这样的眼光，是难能可贵的。 明清间对太湖的治理仍旧十分频繁，其方略大致不出宋人疏浚、筑圩和河口建闸的范畴。而其施工则以疏浚为重点。规模较大者有永乐元年的夏原吉、天顺中的崔恭、弘治中的徐贯、正德中的李充嗣、万历中的林应训等人。 明永乐元年(1403年)因“浙西大水”，遂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主持治理。主要工程是由夏驾浦引吴淞江上游水自刘家港入江；开范家浜（黄浦江），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南跄口入海，从而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道的基本格局。黄浦江则从夏元吉开浚的三十丈(约100米)宽度，主要依靠自身的冲刷，河身逐渐加宽，成为太湖泄水的主干河道。 沿海河流受海潮顶托，下泄困难。咸潮内侵，也恶化灌溉水质。因此，浙闽两省沿海河口，自唐代已有修建闸门和堰埭的记载。不过当年挡潮闸中以三江应宿闸规模最大。三江闸位于绍兴县东北三江口，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修建。 引河水的渠系灌溉工程在浙闽一带也不少见，其中以建于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的浙江丽水县的通济堰最为著称。大堰在丽水城西五十里，引取瓯江支流松阳溪水，灌溉碧湖平原耕地二十余万亩。渠首为有坝取水枢纽。 元明清三代建都今北京。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为了改善首都地区的供应条件，每年主要通过京杭运河由南方漕运数百万石粮食和其他物资到北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改善南粮北运的困难状况，元明清三代作过多次努力。首先提出这种意见的是元代翰林学士虞集。30年后，元末丞相脱脱采纳了这一建议。明代提倡海河农田水利比较著名的有弘治初年的丘濬。实际施行并有所成就的则是万历年间的徐贞明。 陕甘青三省绝大部份位于干旱的黄土高原，平均年降雨量一般在200-500毫米，灌溉成为农业发展的命脉。汉唐时代本区水利曾有光辉的成就，这是和政治中心位于关中相联系的。明清时期，本区灌溉工程并无引人注目的成绩，只是小型灌溉工程兴建较多。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引泾灌溉的郑白渠，明清时期急剧没落，至清代前期竟不再引泾，而改用泉水，是一大退步。 而自1930年以后，陕西水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不独在西北地区来说成就最大，在全国也属佼佼者。其中泾惠、渭惠、洛惠等灌区，以其规模大，设计先进，管理科学，效益显著而著称。陕西水利的进步是和民国年间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努力分不开的。1934年5月兴建洛惠渠。洛惠渠的前身是西汉时期的龙首渠。引泾灌溉肇始于郑国渠，下至清代前期，引水愈益困难，清后期龙洞渠仅灌溉2万亩。引泾也名存实亡，泾惠渠是我国第一座应用近代技术建设的大型灌溉工程。引渭水的大灌区汉唐时期有成国渠和升原渠，其后渐废。民国年间，继泾惠和洛惠之后，1935年开始兴建渭惠渠。渭惠渠也采用类似泾惠和洛惠的有坝取水型式。 崔兴沽灌溉试验场是我国早期的农田灌溉科研基地之一，由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办，建于河北宁河县，引蓟运河进行灌溉。1935年开始建设。民国年间除华北水利委员会设立崔兴沽灌溉试验场外，1931年4月成立武锡区办事处于武进，实行电力灌溉实验；同年五月在吴江县成立模型灌溉庞山实验场；1934年12月又在安徽临淮关成立模范灌溉凤怀区实验场，进行农田灌溉实验，是现代农田水利科学实验的开端。 江苏北部最著名的防海潮工程是北宋时期的范公堤。 泗州城的位置在今江苏省盱眙县城的北面，未沉没之前曾与盱眙城隔淮河相望。通济渠，也叫汴渠或汴河，在今泗州城注入淮河，泗州因此而成为一座兴旺繁荣的著名城市，城一直维持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洲城终于被滔滔的湖水吞没。泗州城因水利而兴，因水利而消失，的确是城市与水利关系的一个生动例证。 元代，明州港改称庆元港，与泉州、广州一起成为三大贸易港。是对日本、朝鲜的主要口岸。明代以后，由于政府实行‘海禁”而衰落。 随大运河开通之后，扬州成为国内漕运及盐铁转运中心，东南第一商埠，并联系着海外市场。长安、洛阳是大运河的终点。由于京杭运河是明清两代交通的主动脉，所似在沿岸兴起和发展了一批重要的港口城市。主要有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清江浦（淮阴）。济宁、张秋、临清等。 问答题： 禹治水的社会影响 奴隶制度的形成和对氏族制度的摆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奴隶主国家政权的建立，常与某种外界因素相联系。在中国，大禹治水大约就是这样的因素。在奴隶制国家政权形成过程中，治水本身可能起着某种触媒或催化剂的作用。 治理洪水是牵涉范围很广的事情。当时洪水为害如此严重，成为各氏族部落共同的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问题。因此，每一个部落不仅要通力合作，而且也需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需要组成固定的领导机构，这时各部落公推的领袖人物因而也比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首领有更大的权力。在禹之前，各氏族部落的领袖基本上是由选举产生，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如此。但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了，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开始传子世袭制，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以传说中的禹治水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治水事业，记载在我国历史的第一页，这说明远古以来巨大的自然灾害—滔天洪水，毁灭不了中国人民，而是为中国人民所征服。 禹治水的传说在我国水利史上始终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它使水利工作者坚信水灾必可克服，水利一定能搞好。问题是具体办法是否恰当。 黄河八百年相对安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相对安流成因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除以上认识之外，对相对安流原因的分析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种意见主要归功于王景治河；另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这一时期中黄河中游植被状况良好，黄河泥沙较少的缘故。 王景治河的成绩，明清以来备受推崇。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徐有贞修沙湾决口时，用王景治水门法以平水道，而山东河患息，最先提出王景治河有术，水门法是王景成功的关键的看法。对于王景治河，特别对其水门法，清道光间的魏源和近人李仪祉均有相当的研究。他们强调指出，东汉以后黄河相对安流局面的形成是王景治河的结果。李仪祉认为“王景治河必有其切中肯要之处。 以十里水门之法固堤访而深河槽，以疏导之法减下游盛涨，下游减则上游溃决之患自弛。奉此法也，故能使河一大治，历晋、宋、魏、齐、隋、唐八百余年，其间仅河溢十六次，而从无决徙之患。”.“千年无患”或“无决徒之患”，显然是过誉了。其实就在王景治河之后的几十年里，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永兴元年(公元153年)，都有河溢的记载。受灾各数十万户,可见灾情之重。而且这样大范围的水灾，仅限于“河溢”而不出现“河决”，在技术上也是难以想象的。 对黄河中游植被状况与黄河下游决溢改道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解放后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个成果。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因此，他们指出，黄河下游水灾与中游水土保持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汉以后黄河相对平静时期的出现，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具体地说，战国以前，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地区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植被未被破坏，而到了秦和西汉(特别是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的一段时间)，这两个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总数已达二百四十万，垦用面积增加，这正好和西汉，特别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不断决徙相对应。西汉末年以后，中游变农为牧，北魏至安史之乱期间，中游农业发展速度也不快，而安史之乱后，垦田面积迅速扩大，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此后黄河水灾的严重局面。 黄河的事情是复杂的，对于黄河的洪水灾害，我们要从多方面加以分析，力求从中找出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黄河和别的一些河流不同，具有善淤善徙的特点，善淤善徙显然是它惊人的含沙量所使然，这是公认的。但是，在分析某一历史时段内黄河或安流或为灾的原因时，只考虑当时的含沙量多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了解黄河的河道自然状况和工程状况。 贾让三策 贾让三策在治河史上颇负盛名，它是在汉哀帝初年由贾让提出的。事情的经过大致是：那时，河道负责官员平当，鉴于黄河频繁决溢，曾上书说：现在大禹的九河已经淤塞不见了。不过古代经典上所说的治水，只有分泄疏导的办法，而无修筑堤防的记载，因此，要想治好黄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这时贾让上书应征，提出了有名的上、中、下三策，这是一篇被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系统的治河规划的历史文献。 上策：在上策中，贾让首先指出，古时候，河有河的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并无所谓洪水灾害。但是到了战国，黄河开始筑堤约束河水，这是为了“各以自利” 。不过当时两岸堤距尚宽，筑堤“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 。然而此后人们贪图黄河滩地的肥美，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以至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因此导致黄河为害。据此，贾让提出他的上策，他认为如果照他的上策去做，给黄河留一个宽广的区域，保证黄河“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则可以“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中策：贾让所说的中策，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渠，这些支渠除了有灌溉的作用之外，同时还可以分洪减水。他认为，这虽然不是古代圣人所提倡的方法，但也可以“兴利除害，支数百岁。”    下策：贾让视单纯依靠堤防来达到防洪的目的的作法为下策 贾让上、中、下三策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治河主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策是统一的一个整体。三策之中，尤以上策为其立论的重点，中策是上策的修正，而下策则是上策的反对。  所以，只要将上策弄清楚，就不难明白贾让的主张是否合理。 统观三策，贾让在其中客观地总结了堤防发展的历史，批评汉代无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围垦滩地所造成的堤防的不合理状况，以及提出发展引黄淤灌，兴利除害，变害为利的建议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合理部分。此外，他还提出了补偿时间的概念，“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 ，这在水利经营管理方面是个创见。不过在他看出西汉黄河堤防不合理的情况之后，不是对不合理堤防加以改造，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堤防在防洪中的积极作用，而是离开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设想采取消极退让的办法，企图回避矛盾，因而，从整体来看，贾让三策是倒退的。清代龚自珍曾将贾让与明代潘季驯的治河方略进行了对比，他评价贾让说：“汉自瓠子后，贾让三策，上策至欲弃数州之地以予水，而指堤防为下策，未免高论难行。明代潘季驯反之曰：大禹导川，亦不过相水之上下流，束之以堤已耳。故潘氏平生所用。皆贾让之下策，迄今犹可师守。” 龚自珍的批评是中肯的。 北宋时期对治河方针的探索 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之说：显然，北宋这种宽河缓流之说，仅仅着眼于救一时之水患，而没有从长计议，特别是只看到黄河的水，而忽视黄河的沙，没有抓住黄河河患的根本所在。因此，这种措施非旦不能减轻河灾，且使河患进一步加重，事实已经作了回答 全河分流之说 ：分流减水之说于北宋最为盛行，出发点也和遥堤缓流一样，着眼点只在于水，而忽视沙，只为救眼前之急而缺乏从长远之计。这种全河分流的作法，不仅未能减轻河患，反而使大河越分越缓，越缓越淤，为害更甚。 局部减水之说 ：北宋主张用局部减水的办法作为减缓河患策略的人不少，情况也较复杂。大体说来，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 放任行流之说：这种放任大河行流的主张，当然是十分消极的，但是，这种主张的产生却不是偶然的。当时，北宋诸人不吸取回河的教训，企图逆河之性以行其事，致使一败再败，徒耗财力，所以，宋神宗以为应“以道治水”，即要按水性就下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来治水，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疏河减淤之说 ：持这种方针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显然，疏河清淤，是稳定下游河床，减少决溢之患的很好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况且，当日欧阳修也未能提出更具体可行的清浚办法。 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 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挽河南流，以复故道和避开河患对会通河的威胁。这个措施是符合朝廷确保漕运的根本要求的。若不如此，恐怕此役难以实施。 二、是疏、浚、塞并举。贾鲁当时提出的两个比较方案是：“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 。朝廷之所以不惜工费，决意采取后一方案，也同挽河南行的根本出发点一致。而要挽河回故道，必须将已经淤塞的故道疏浚，即使决口堵复，河水无法宣泄，也只能旋塞旋决。且当时南岸比北岸的地势要高，则再决仍旧向北蔓延，达不到朝廷所希望的目的。 三、是必须先疏后塞。贾鲁认为：“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 。可见他非常明白堵决是此役中最难的。若入役之初，汛期未到，首先堵口，则难度要大大减少。可是，此役工程量最大的不是堵口，而是疏浚故道，如果先堵决再疏浚，则从堵口的局部来说是减轻难度，但从全局来说，占工程最大的疏浚，就可能要变成水下作业，把土工变为水工，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实施。所以，他对堵口，采取舍易就难，对疏浚，则舍难就易。从全局来说，是有道理的。 四、是必须一举成功，因为当时反对派的势力很大，同时聚集二十万之众进行艰苦的劳役，拖延时间，政治上不利。另外决河势大，“水多故河十之八”，若不即行堵决，“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 。可见，这是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特殊措施，等水退后再堵口不行，拖到第二年再组织堵口更不行，贾鲁之所以要冒极大的风险在汛期施工，正是基于以上的历史背景，不得已而为之。 铜瓦厢改道的影响 黄河这一次大改道给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给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一些州县造成巨大灾难。其中，山东受灾最重。第二，大溜三股最后合于一股，直冲张秋运道，堤毁岸崩，漕运梗阻，直接危及统治者的利益。第三，铜瓦厢决口以下原有河道迅速干涸，700多公里河道两岸的城市、村庄、田地原来都与黄河水息息相关。现在水源完全被中断，生态平衡被打乱。这一影响是难以估算的。 隋代大运河的兴建为什么？ 隋代大运河的兴建，正是这样，决不是什么单纯的隋炀帝杨广想要游山玩水的个人意志的产物。如前所述，从春秋到南北朝，我国人工运河系统已具雏形。隋代初期，关中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 的现象。当时的供应主要仰仗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但运输十分困难。改善交通，是迫使隋朝统治者下决心开凿运河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江南已是“地广野丰”，物产日增。为了进一步扩大关中的供应来源，把江南富裕的物产源源运进长安，开凿运河势在必行。 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灭南陈，实现全国大统一后，江南的割据势力仍霸地为王，继续对抗中央，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为了有效地防范和镇压南方的反抗，隋朝统治者亦有必要兴建运河。这是大运河开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隋代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以上这种需要成，为可能。隋文帝晚年时，全国已呈现出盛世景象。如前所述，当时也逐渐形成了一批有才能的技术队伍，如宇文恺、苏孝慈和元寿等人。隋炀帝就是凭借着这些条件，经过精心的筹划和组织，终于使可能变成现实，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沟通全国的运河网。 综上所述，大运河兴建于隋代，主要是我国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需要。 为什么唐代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和百顷以下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发展如此之快，又如此之多呢？ 第一、人口重心的南移： 这么多的人来到南方，不仅需要就地提供衣食住行，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农业和农田水利的发展。当时南方比之战乱的北方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就为农业和农田水利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土地所有制的变革： 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全国，特别是北方又出现了大量无主的荒地，这就使唐朝在建国之初有条件恢复“均田制”，客观上多少解决了某些土地问题，使社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封建制度下生产发展的结果，加剧了农村里的贫富分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寒门中小地主；此外，凭军功成为“勋官”，以及凭科举进入仕途的文官，又都形成一大批中小官僚地主。这些新兴的中小地主的出现，标志着“均田制”和部曲客制的瓦解，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  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土地国有的“均田制”，既直接控制了土地，也控制了水利，从而也就控制了从事土地耕种的劳动者。“均田制”破坏之后，代之而起的既然主要是地主私有的庄园所有制，那么他们所关心的只能是占有土地范围之内的灌溉，根本不考虑来水以及水源的整体，甚至不惜破坏已有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化人为小，化整为零，为我所用。破坏的直接原因，就是豪强大地主沿郑白渠霸地围园，占用耕地建造庄园。 显而易见，封建帝国的中央政府既然管不了这种统一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那么各霸一方的庄园地主，为了巩固自己对土地的占有和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就自成体系地各搞一套适应本庄园特点的小型农田水利。随着租佃地主所有制的地主庄园的兴起，灌溉几十乃至上百顷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就大量的发展起来了。 第三、自然因素和提水工具的进步 南方多是湖汊五陵，地形起伏不平，很难兴修象北方平原那样的大中型自流灌溉渠道。而且南方的气候也不同于北方，北方干燥少雨，南方湿润多雨，到处都是湖泊沼泽，只要有相应的提水工具，稍修农田水利，排灌问题就可解决。唐代后期出现和推广的高转筒车和龙骨水车，为南方兴修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创造了条件。 小型农田水利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唐代农业的兴旺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中唐以后，当黄河流域遭受割据战争破坏时，江南日益成为李唐王朝财赋收入所仰赖的粮仓。 以东钱湖和广德湖为例说明由于水利管理的不同，造成水利的兴废而形成产生的巨大差异。 东钱湖在今宁波市东南15公里，东南傍山，72条溪流汇聚其中，原名西湖。唐代天宝二年(743年)鄮县(今鄞县南)令路南金将湖西北几处山间缺口筑坝封闭，形成了周围八十余里的人工湖泊。宋代已经具备了今天东钱湖的规模。东钱湖上主要工程设施是堰和闸：七堰包括钱堰、莫枝堰等七座，为航船进出湖泊的堰坝，洪水期间也用以宣泄洪水。堰旁设闸4座，即钱堰碶、莫枝堰碶、大堰碶和梅湖碶。主要用以控制灌溉水量下泄，下泄水量经三条塘河入灌区，余水排入甬江、奉化江。通江口上建有排水闸。排水闸也具有拒咸蓄淡的作用。东钱湖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是防止湖泊老化淤废的努力。东钱湖在南宋曾出现葑草陡长的现象，如不及时处理，葑草残株滞留泥沙，将使湖泊迅速淤积以至荒废。最早提出这一认识的是乾道五年(1169年)任地方官的张津。他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并获批准。这时还只限于沿湖浅水地带人为种植菱藕的问题。宝庆年间(1225-1227年)葑草繁殖很快，郡守胡榘请求政府拨款除草。并放养以葑草为食的鱼种收到较好效果。明代发现葑草发酵后可作肥料，农民除草更加主动。历代清淤除草不断进行，东钱湖才保留至今。建国后在东钱湖又修建几座小型水库，水量调蓄能力进一步提高。 兴建于唐大历八年(773年)的广德湖，则是湖泊早衰的例子。今鄞县南有广德湖，系县令储仙舟在原罂脰湖基础上建成的灌溉水库。贞元九年(793年)刺史任侗增修，灌田四百顷，和东钱湖最初的灌溉规模相近。和东钱湖类似，广德湖也有水草滋生和豪强围垦的问题，宋元祐中有人提出废湖的主张，被当地县令处罚。可是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奢侈无度，于是下令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有功者赏。明州人楼异投其所好，建议废湖。认为可因而得田八百顷，每年收租米二万石。于是政和八年(1118年)任楼异为明州(今宁波)知府。他一上任就着手废湖。由于失去了广德湖的调蓄，此后半个世纪，虽有它山堰水源可以有所补益，鄞西平原几乎每二三年就要发一次严重的水灾或旱灾。由于东钱湖的发展和广德湖的废弃，鄞东和鄞西生产和生活面貌大不相同。 类似东钱湖的例子还有著名的杭州西湖，类似广德湖的例子还有宁波的小江湖、肖山县的湘湖。它们的地理环境都大致相同，主要是由于水利管理的不同，造成水利的兴废形成产生的巨大差异是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