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传统史学的顶峰——两宋时期：史学繁荣与新儒学运动影响 传统史学的顶峰——两宋时期：史学繁荣与新儒学运动影响 一 社会文化发展背景
二 宋代史学基本特征
三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四 《资治通鉴》的出现与影响
五 朱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
六 郑樵和马端临的史学
七 元修三史一、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一、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一）政治与经济形势（一）政治与经济形势（1）两次从割据到统一：（正史修撰）
五代至北宋，宋辽、宋金对立至元统一，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是又一次从封建割据到全国统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2）民族融合：（民族史、域外史著作）（2）民族融合：（民族史、域外史著作） 从割据到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广大边区封建化，汉族和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些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3）从门阀世族到品官士绅：（地主经济形式的租佃制）（3）从门阀世族到品官士绅：（地主经济形式的租佃制）在北宋和南宋的统治下，前一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有政治身份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很有限。品官地主外，有豪富地主和兼营商业的地主。寺院地主，在元代比较突出。（4）矛盾与改革（4）矛盾与改革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发展，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社会危机严重。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改革运动，以缓和社会矛盾。这些变法、改革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但对促进人们思考社会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这些政治上的形势，日益需要历史上寻找经验，尤其是对当代史的经验教训进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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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经济发展（5）社会经济发展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有长足的进步。火药、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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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印刷术是宋代的发现或进一步得到推广应用。中外交通联系密切，中外交往是秦汉以来最频繁的时期。东南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北方。到了南宋，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地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这些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济的发展支持了史学等文化事业的进步。null（二）印刷术的发展：（史学著作载体、史学流传）
1、雕版印刷的繁荣：
宋代
宋代印刷业中心：北为开封，南为杭州，西南为四川眉山，东南为福建建阳；
宋朝雕版印刷品丰富：刊刻《大藏经》（不下6版）、“十二经”、“十三经”、“十七史”、《万寿道藏》、《齐民要术》、《算经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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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本草》、《资治通鉴》、《营造法式》等；
私人书坊众多：福建建阳余家（至18世纪）、福建廖莹中“世彩堂”、南宋临安陈氏、尹家等。null 福建建阳余氏为古代著名的刻书世家，始自北宋，历宋、元、明，直到清初，父死子继，代代相传，经营六七百年之久，持续时间之长，刻书之多，影响之大，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所仅见。余氏堂号甚多，宋元时著名的有万卷堂、双桂堂、明经堂、励贤堂、勤有堂等，明代建阳余姓书坊多达50余家。null 辽朝
中国的经籍、史书及医药著作被译为契丹文字并付诸刊印，但不准携出境（《龙龛手鉴》、《大藏经》）。
西夏
20世纪发现西夏文《金刚经》及汉、西夏两种文字的难字汇解。
金朝
攻陷开封，掠走宋国子监印书及雕版；于平阳（今山西境内）设官方印书机构，后设弘文院，掌印书。官、私印有多种经、史、子、集及科学著作。null 元朝
设衙署编纂、印刷书籍（大都的国子监、编修所、山西平阳的经籍所、兴文署等）；
地方书院及学校联合刊印书籍；
商业性印书中心有北方的平阳、南方的建安（今福建建瓯，有48家书肆）。null 2、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沈括《梦溪笔谈》：“庆历（1041-1048）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技艺》）
毕升活字印刷发明后并未盛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一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明代弘治三年[1490]华燧所印铜活字本）
文献记载：元世祖忽必列时翰林学士姚枢劝其徒杨古用“沈括”活字；王祯（盛年期1290-1333）《农书》之末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谈到将陶制活字与陶土框及填充材料一起培烧，以制成整版。（三）理学的兴起：（史学观念）（三）理学的兴起：（史学观念）北宋中期，理学兴起。理学，又称道学，有的称之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宋学早期代表人物胡瑗、孙复、石介，摒汉唐注疏，不重章句训诂，而以讲论形式探索经书义理；
神宗前后宋学进入昌盛阶段，出现“濂学”（周敦颐）、“洛学” （二程）、 “关学”（张载）、王学”（王安石）、”蜀学”（苏轼）等分支。他们重抽象思维，探讨宇宙社会生成之源；
南宋正式衍生出以朱熹为关键人物的理学（承自程颐），其理论以”理”为哲学中心，”理”为绝对、永恒的存在，且运动不息、无处不在。null理学在元代取得统治地位，“非程朱学不式（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欧阳玄《圭斋集·赵忠简公祠堂记》）
元武帝至大元年（1308）诏加号孔子曰“大成至圣文宣王”；
仁宗皇庆二年（1313），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木式]、吕祖谦以及许衡一批著名理学家从祀孔庙；
仁宗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奏准实行科举，以经义取士（《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用朱熹章句集注。二、宋代史学基本特征二、宋代史学基本特征（一）史学空前发展：正史、民族史、地方史志、域外史著作的并存；形成完备的史学体例。
（二）修史机构更加完善：官修机构的细化和分工。
（三）史学受理学影响：史学认识、史学观念和史学编撰方面的变化。
（四）私修史书繁兴：私修、官修的结合null （一）史学空前发展，形成完备的体例。
1、史书数量大增：
《隋书·经籍志》： 817部，13264卷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书共929家，29201卷；
《宋史·艺文志》：史部书共2147部，43109卷（清卢文弨[chao]《宋史艺文志补》，另考出678部）
《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史部书564部，21950卷，宋人著作189部，5644卷。宋代史书（部）占清初以前三分之一，卷数占五分之一。null 2、史书体例发展：
（1）旧体裁的新发展：
（2）新史体的开创
（1）旧体载的新发展（1）旧体载的新发展编年体重新崛起：
《资治通鉴》出现，此后有人直称编年体为通鉴体；
章学诚指出：“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释通》）
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上，《通鉴》采取回顾、插叙等手法，注意事件的有始有终交待。null典制体充分发展：
宋初王溥撰《唐会要》、《五代会要》；秘书省“会要所”撰十种《国朝会要》（2000余卷）；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徐为做古代会要第一人；郑樵《通志·二十略》，将典制体向纵深发展，新设《图谱略》、《金石略》;
方志的盛行：
宋代方志内容不限于地理，乐史《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序》）；另有王存《元丰九域志》等志书一千余种（总志35种）。（2）开创新史体（2）开创新史体纪事本末体：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创立了中国史史上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史体，章学诚称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
梁启超认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纲目体：
朱熹与门人赵师渊对《通鉴》改造，成《通鉴纲目》，“纲”据时间顺序写出史事提纲，如《春秋》之“经”；“目”以分注形式小字书写，是对“纲”的具体叙述，似《春秋》之“传”。
null学案体：
朱熹《伊洛渊源录》，“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元修《宋史》，立“道学传”，即据此书；
金石学著作：
欧阳修是中国金石学的开创者，著有《集古录》千卷，所集金石碑帖“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欧阳修《文忠集·集古录目序》）以碑石校“正史”、入正史。《通志·金石略》null（二）更为完备的修史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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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更加完善的修史机构：
起居院：
宋太宗时于禁中设起居院，“（起居）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淳化五年[994]）周必大《起居注稿》三卷，记孝宗三天事
时政记房：
宋初设，吏额为7人左右，所记为大臣论事、“帝王言动”（《宋会要辑稿·职官》）。李纲《建炎时政记》三卷null日历所：
日历编修起于唐顺宗时，顺宗永贞元年（805，《唐会要》误为贞元元年）监修国史韦执谊奏曰：“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唐会要·修国史》）
至迟在北宋中期设日历所，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掌编修日历，“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宋史·职官志四》）null实录院：
神宗元丰以前，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修国史、实录、日历；元丰改制，每修前朝实录，别置实录院，以首相提举；自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始，基本是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见《宋史·职官志四》）
国史院：
宋哲宗时正式设置，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诏“置国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此后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馆。（《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null会要所：
隶秘书省，“以省官通任其事”（《宋史·职官志四》）。宋修《国朝会要》不下十种（《宋会要辑稿》500卷，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编修敕令所：
“掌裒集诏旨，纂类成书”（《宋史·职官志二》），由宰相兼提举。
玉牒所：
掌修皇帝家谱，十年一修，名《皇帝玉牒》。玉牒所由宰相执政为之，设提举一至二人。
宋代修史步骤：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国史、实录null 2、实录和国史的纂修：
宋代实录纂修始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终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纂成14帝实录（从太祖、太宗，至宁宗、理宗）。今存《太宗实录》残本20卷，为宋代唯一流传的实录。
宋多称“国史”为“正史”，始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终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纂成十三朝国史，起太祖，止宁宗。null（三）理学对史学产生影响
1、对历史认识的影响：
理学家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运动都是天理流行，是阴阳消长的气化运行。
“往来屈伸只是理，盛则便有衰，昼则 便有 夜，往则便有来”、“时所以有古 今风气人 物之异者，何也？气有淳漓， 自然之 理，有盛则必有衰，……气亦盛 衰故 也。”（《二程遗书》卷十五）
理学家讨论天人问题，以“理”作为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最高概括，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总过程的组成部分。
null 2、对史观的影响：
理学家认为对历史起作用的是天理，“理”即封建纲常名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卷五）。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仿《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欧阳修全集·居士集·春秋论中》）
“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文忠集》附录卷五）null 3、对史书编纂的影响：
（1）史法：
重褒贬：用《春秋》笔法褒善贬恶，《新五代史》、《通鉴纲目》；
重正统之辨：欧阳修、章望之、司马光等；
null 重正统之辨：
欧阳修首撰正《统论》：论梁为伪
章望之撰《明统》：“余今分统为二名，曰正统，霸统。”（《东坡文集·正统论》注）
司马光著正闰之论（《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220]）“只是据事纪时，放弃正闰，不论道德及自上相授受等问题”（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null （2）史书编纂体裁：
纲目体：
“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朱熹《通鉴纲目序例》）
学案体：
《伊洛渊源录》“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
本末体：
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突出《通鉴》中的“治道”。null（四）私修史书繁兴
秦汉至唐史书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
（1）专职史官设置愈趋完备：
曹魏首设专官著史，专职史官出现：魏明帝太和年间，中书省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各一人，“专掌史任”；
北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 （《通典·职官三》）null（2）诏撰和启撰成为常例：
诏撰：始于东汉明帝命班固等撰光武本纪（《东观汉记》）；南齐武帝命沈约撰《宋书》、王智深撰《宋纪》、吴均撰《通史》；宋废帝命王珪之撰《齐职仪》；
启撰：萧子显向皇帝启撰《齐史》（《南齐书》）；
（3）北齐始开大臣统领制：
北齐平原王高隆之“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 （《北齐书·高隆之传》）null（4）隋禁私撰史著：
隋文帝初年，“制禁私撰史”；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再下禁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
（5）唐初完成史书由私撰向官修的过渡：
官修史书的标志是国家建立修史机构、宰相监修、为前朝和本朝编修正史制度的确立。null 宋时官修、私修并行：
修史机构完善、官修成果丰硕：
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国史、实录、会要等；
开文禁，允许私修：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东坡全集·奏议四首》）
宋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二程遗书·入关语录》）《旧五代史》的修撰： 《旧五代史》的修撰：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四月“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周五代史”，同修的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开宝七年（974）闰十月完成，历时一年半。
《旧五代史》多取材于历朝实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所以成书如此之速。其体例仿《三国志》，五代各朝独立成书。均设纪、传；志则通录五代典章制度。 《旧五代史》修成后约八十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新书一出，旧史遂渐散失，今本《旧五代史》，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 null 宋代私修史书的主要领域：
五代时期：
两宋时期多有五代十国纪事，以十国历史的纂修为主；
唐代：
钱易《南部新书》，吕夏卿《唐书直笔》，范祖禹《唐鉴》，吴缜《新唐书纠谬》，王谠《唐语林》；
null宋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十三朝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
辽、金、元：
《契丹国志》，《松漠纪闻》、《大金国志》，《蒙鞑备录》、《黑鞑事略》。
通史、古史：
章衡《编年通载》（自尧舜，至宋英宗），苏澈《古史》（自伏羲、神龙至秦始皇），邵雍《皇经极世》（自尧至五代），胡宏《皇王大纪》（自盘古至后周）null 宋代其他几部著名私修史著：
欧阳修《新五代史》：
“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于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金、南宋时取得五代史的“独尊”地位；
null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臣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缀葺穿联，逾一千卷。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几尽此书。”（《文献通考·经籍考》）
南宋学者张栻赞李焘“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宋史·李焘传》）
淳熙十年（1183）上宋孝宗，深得孝宗赞赏，诏藏秘阁。null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入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要录》卷首）
宁宗嘉定五年（1212）知泸州许奕、太常博士李道传奏进“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曰《系年要录》”，“奉圣旨降付国史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首）null徐梦莘《三朝北梦会编》：
《宋史·徐梦莘传》：“梦莘恬于荣进，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荟萃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宋史·袁枢传》：“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三、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三、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二） 开风气的历史文献学工作null（一）《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A、《新唐书》的编修
1、《旧唐书》200卷：
修撰：
后晋天福元年（941）二月诏修《唐书》，历4年，至开运二年（945）六月成。刘昫时为宰相领职监修，故题为刘昫撰，实成于众人（张昭远、贾纬，赵熙等）之手。
书名：
进书时称《李氏书》；南宋以后，因有欧阳修、宋祁《唐书》传世，乃有新、旧唐书之说。明嘉靖时人闻人铨定名为《旧唐书》，沿用至今。
内容：
起自高祖武德元年（618），止于哀帝天祐四年（907），共290年历史。null材料来源：
以唐修《国史》为底本，参以武宗前历朝实录及宣宗已来野史。文宗以前多直接抄自唐国史、实录，武宗至哀帝部分据征集之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牍及时人撰述纂成。
“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以下]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即哀宗）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五代会要·前代史》）
评价：
史料价值高，照抄国史、实录、唐末档案文书。
编纂粗糙，回护不改，一文复见，二传一人，轻重失调，繁简不当。null 2、《新唐书》225卷：
重修缘起：
后晋所修《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曾公亮《进〈唐书〉表》，《新唐书》卷末）
修书时间：
庆历四年（1044），宰相贾昌朝建议修《唐书》；
庆历五年，仁宗下诏开局重修；
嘉祐五年（1060）成书奏呈，历时17年。文省事增原则文省事增原则 “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曾公亮《进〈唐书〉表》）
事增于前事增于前（1）增表增事：
增《宰相表》、《方镇表》、《宰相世系表》；
（2）增传增事：
“《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陔余丛考》）公主传；
（3）增志增事：
增仪卫、选举、兵志；扩天文志、历志；
（4）增时增事：
“新志”囊括有唐一代史事（《旧唐书·地理志》断至天宝十一载，《经籍志》止于开元时期）
（5）增《旧唐书》所无材料：
“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廿二史札记·新书立传独详处》）文省于旧文省于旧“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陔余丛考》）
《新唐书》“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唐人小说类多虚诞。”（《新唐书纠谬·原序》）null B、《新五代史》的编修：
1、《旧五代史》150卷：
修撰缘起
（1）皇帝为取鉴：希望尽快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教训中找到解决办法。
（2）五代各朝实录保存完好。
（3）史局修撰官“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四库全书总目·旧五代史》）。
诏修：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下诏修五代史，“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宋大诏令集·修五代史诏》）原题“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同修史官7人；
修撰时间：
始撰于开宝六年（976）四月，成于开宝七年（977）闰十月，用时19月。null体例：
仿《三国志》，各朝独立为书；以五代各朝为正，以十国为伪；
特点：
本纪较详；“志”较完备（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
流传：
得到宋太祖重视，成后不久刊行；
司马光修《通鉴》，多采薛史；
南宋地位渐降；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章宗纪》）；
元代以后渐湮没；
清修四库，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又考宋人书之征引薛史者”（《四库全书总目·旧五代史》）。null 2、《新五代史》74卷：
成书：
欧阳修私修，前后18年。
体例：
仿《史记》之例，著为通史；分纪、传、考、世家年谱及四夷；列传以专仕一朝者归一朝，仕于数朝者归于杂传；
编纂特点：
只设天文（司天）、地理（职方）二志（考）；春秋笔法（一字褒贬；叙述上的自定规矩；发论述其褒贬）。3、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3、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1）新旧《唐书》的比较：
同为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但两者有较大差异：
A、本纪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十分之七，内容虽然简明，但删去了不少有用的史料；
B列传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60余传，却增加了300余传，内容显得丰富；
C、《旧唐书》无表，《新唐书》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等十五卷；
D《新唐书》创立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 null从史料价值上看：旧书比新书保存原始资料较多，但新书对旧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补。
从编写体例上看：新书体例有创新，文字叙述较为简明，但由于新书作者文辞刻意求简，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来标榜，以致记载中出现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作者凭个人爱好，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文改写成散文，有损原意及史料价值。 null （2）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内容上：《新五代史》虽然在史实上对旧书有所增补，但删削更多，如旧史”本纪”61卷，而新书仅留12卷。 指导思想上：欧氏刻意仿效《春秋》重书法，讲褒贬，忽视甚至歪曲史实。如他大搞”一字褒贬”，确定某些字的特殊含义，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亲往曰征。然后用”字”去记述史事，从中表现出褒贬之意。而褒谁贬谁，完全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null体例上：《旧五代史》是一朝一史，各成体系（仿《三国志》），而新史则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 《新五代史》仿《史记》立”世家”的办法，以记十国之事。改”志”曰”考”，如《司天考》（《天文志》）、《职方考》（《郡县志》）。喜用类传，欧氏按自己观点，把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分别列入各朝的《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等之中。把后妃和宗室列入《家人传》，专在一朝做官的，列入这一代的《臣传》；历仕数代的人，列入《杂传》。 两者相比，旧史较好，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新书在资料上也有所补充，如《四夷附录》中，记叙了许多有关契丹等民族历史的资料，这是旧史所没有的。 3、《新唐书》、《新五代史》优点3、《新唐书》、《新五代史》优点在史书编纂上，恢复表谱的传统
《史》、《汉》以后，纪传体史书中立志谱的传统中断
《新五代史》有《十国世家年谱》
《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
《新唐书》中增加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
《新五代史》合五代十国为一书，很有章法
《新五代史》中的《四夷附录》 ，重视民族史（二） 开风气的历史文献学工作（二） 开风气的历史文献学工作(一)疑古辨伪
(二)金石学
(三)目录校勘 (一)疑古辨伪(一)疑古辨伪1、关于《易传》
《易传》共７种１０篇，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彖传》上下篇、
《象传》上下篇、
《文言传》、
《系辞传》上下篇、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彖：tuàn，指“彖辞”，就是古经六十四卦中每一卦开头的卦辞。）
欧阳修认为，《系辞》的解说“繁衍丛脞（cuǒ，丛脞，细碎、琐碎）而乖戾（乖悖违戾,抵触而不一致）”， (二)金石学 (二)金石学 欧阳修对三代以后的金石铭刻的收集与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首先网罗广泛，兼收并蓄。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和诡怪所传，都在搜集之列。
其次，搜集、整理与研究结合为一个整体。搜集金石，随得而录，撮其大要别为录目。 (三)目录校勘 (三)目录校勘 宋仁宗 时期，《崇文总目》
《崇文总目叙释》
叙学术源渊流变
《易》［田何之《易》、焦赣之《易》、费直之《易》］、《论语》分为三［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而《齐论》增《问王》、《知道》二篇，今文无之。出于孔子壁中者，则曰《古论》，有两《子张》。］，《诗》分为四，《礼》分为二，《春秋》分为五家，各派学术兴衰变动、至宋尤有影响者的来龙去脉，缕述清晰。论述各家之说，较其短长，尤有所见，如论《周易》之作，论《诗》学四家， 论诸子，儒家 ，论道家，论名、墨、纵横、农、小说、兵，各有见解。
《崇文总目叙释》继承《汉志》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得《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精义四、《资治通鉴》的出现及其影响四、《资治通鉴》的出现及其影响（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甲科，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哲宗时，拜相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哲宗元祐元年（1086）逝世，死后封温国公。null司马光更注重史料的考证工作，强调无征不信。凡是引用材料有异同的，他经过反复研究考证，选择比较可靠的修入《通鉴》。他曾撰《通鉴考异》三十卷，把史实取舍的经过告诉大家。《通鉴》的做法，引用史料不注出处，有了《考异》，可以看出司马光采用每条史料都是认真负责的。因此说，《通鉴》史料的真实性比起十七史更为可靠。 （二）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叙事法： （二）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叙事法： 《通鉴》用编年方法，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一个系统的明晰的印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根据各种分散的史料，集中加以描述，把当时复杂的史事、多样的人物、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写得条理清楚，生动具体。比如赤壁之战，其相关材料，见于《后汉书·刘表传》、《三国志·魏武帝纪》、《蜀先主传》、《吴主传》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人传记中，还有一些杂见于其他著作。《通鉴》于卷65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把所有涉及此次战争的材料全部集中在一起，加以剪裁、整理、穿插，写出了它的全过程，并且首尾相续，叙事简洁，情节生动、文字优美。《通鉴》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弊病，完善了编年叙事法，并为编年体史书的编写闯出了新路子。 （三）通过史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三）通过史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通鉴》共有186篇论，其中有以“臣光曰”三字发端，共102篇。有引用原史家论赞的。有84篇。（据聂崇歧《资治通鉴与胡注》）如《通鉴》开头于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下，用“臣光曰”的方式作了1000多字的文章，对周威烈王任命陪臣为诸侯，大事抨击，认为是自坏纲维。“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 其中一些议论，大多是为他保守的政治思想辩解服务的。如在他记叙“三家分晋”之后的第一个议论中指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往往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醒君主要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实际上是在责骂王安石等是一批“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其中有些议论是迂腐的。null总之，《通鉴》是一部简赅的著作。它所依据的材料。仅正史一项十九种合计起来就有1500万字，若连杂书算起来，要超过3000万字。而《通鉴》仅300万字，不过原材料的十分之一。可以使读者以较少的时间了解1362年的历史。此外，该书对历史上的符瑞、灾变和荒诞无稽的传说，几乎不加以记载。 由于司马光政治上保守，所以他写《通鉴》是想通过著述历史来影响当时最高统治者，以达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因此在书中强调维护纲纪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 null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第一、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
他强调作《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通鉴》卷69） 从这个认识出发，《通鉴》不但对历代开明统治者歌功颂德，也毫不留情地披露一些荒淫之君的各种丑行。使历史的记载，尽可能符合客观史实。他一再强调”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同上）。
null 第二、突出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通鉴》周显王十年[前359]“臣光曰”）
唐贞元二年（787）十二月唐德宗畋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苦乐：“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通鉴》唐贞元二年[787]十二月条）null 第三、“礼之为物大矣”（强调封建礼教）
对“三家分晋”的评论：“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
就汉初叔孙通制礼作评论：“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通鉴》汉高帝七年［前200］冬十月）
唐肃宗时平卢军自推节度使：“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末）null 第四、“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借鉴和总结 ）
《通鉴》记牛李党争：“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通鉴》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四月）
“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实难！’”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
胡三省注曰：“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通鉴》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十一月）null第五，反对神鬼怪异之说
《通鉴》编修之初，司马光就与助手商量，除了可以起到警戒作用的妖异外，其他有关神鬼怪诞记载，一概不加采录。 《通鉴》卷208记唐中宗时，李邕谏用术士郑普恩等为官说：”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这是对神仙鬼佛的驳斥。 null （二）《资治通鉴》的影响
《通鉴》问世后，史家群起效法，作了大量模仿续补的工作。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1115-1184），号仁甫、巽岩，眉州（今属四川）人。绍兴进士，历任内外官职，曾任秘阁修撰、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官，官至敷文阁学士，“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宋史·李焘传》），著作颇丰。
980卷，记载北宋九朝168年史事，起于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作者自称不敢言续《通鉴》，故名之曰《续资治通鉴长编》。null 2、《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1126－1207），临江（今江西清江县）人。绍兴十四年（1154），登进士科，历任教授、州县官，“耽嗜经史”，“恬于荣进”（《宋史·徐梦莘传》），一生著述颇丰。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的交涉及和战始末。
null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
李心传（1164－1243），进研（今四川乐山）人。应乡试落第，专事著述。晚岁受人举荐，被召入京，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后官至礼部侍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叙高宗一朝36年的历史，仿《通鉴》体例，编年系月，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续。
“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四库全书总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null 4、朱熹《资治通鉴纲目》59卷
撰著原因：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朱文公文集·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
“晚病本书（《通鉴》）太详，《目录》太简。”（《资治通鉴纲目序》）null 体例：纲目体
纲：据时间先后写出史事提纲，用大字书之；
目：对史事的具体记述，用小字分注。
朱熹曰：“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为烦冗耳。”（《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朱熹与赵师渊书》）null 5、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
袁枢（1131－1205），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官至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
将《通鉴》全书内容区分门类，综括1362年史迹，分隶339目，别有附录66事，总计大小305件重要事情，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本末”。“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null创纪事本末新体裁：作者不著一字而成新书，别开生成地创造了纪事本末体裁。
我国史书，宋以前，不外以编年、纪传二体为主。编年以年月为主，纪传以人物为主。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四库全书总目·纪事本末类》）特别是编年体记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很难弄清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本末始终。如唐牛李党争，前后延续40年之久，安史之乱持续八年。要想了解它的首尾很不容易。如宋·杨万里所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通鉴纪事本末序》）这说明，纪事本末体是在史学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之下而产生的。
null在袁枢的影响下，后人纷纷仿效这种体例著书。著名的有宋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逐步形成史书的另一个系统。 null五、典制体的发展
（一）典制体断代史的创立和发展
1、《唐会要》100卷
今本题宋王溥撰。王溥（922-982），历仕后汉、后周、宋，后周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宋进位司空。
《唐会要》创立了典制体断代史体。null 《唐会要》的成书：据唐人所撰《会要》、《续会要》增修而成。
“（贞元）十九年[803]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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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书。”（《唐会要·修撰》）“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郡斋读书志·类书类》）
null 《唐会要》的内容：
《唐会要》记一代“礼乐刑政”。
在形式上未分门类，仅标事目，分514目，大体按帝系、礼制、舆服、音乐、学校、刑法、历数、灾异、封建、宗教、职官、选举、食货、民政、四裔外国等15个门类顺序排列，不便立目者，归入“杂录”，附于各条之后。
较《通典》多帝系、历象（灾异），少兵、州郡。
卷7、8、9（上、下）、10（上、下）佚，后补。null 《唐会要》的史料价值：
苏冕、苏弁兄弟及杨绍复为本朝人记本朝事；
以当时的诏令、敕令、律、令、格、式、国史为基本素材；
作者的议论低格（“苏氏议曰”、“杨氏议曰”、“议曰”）
“唐实录除顺宗一朝外，均已亡佚，此书（《唐会要》）可取实录地位而代之。（柴德赓《史籍举要》）
“《唐会要》虽然在史识方面不可与《通典》相提并论，但就‘礼乐刑政沿革’方面的史料价值而言，唐天宝以前自然以《通典》为最早、最系统，天宝以后则以《唐会要》为最早、最系统，然后才是《旧唐书》。”（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二）null 2、《五代会要》30卷
作者王溥，“采梁开平至周显德事迹，为《五代会要》三十卷。乾德元年（建隆四年,963）七月甲寅上之。缀君臣事迹，以类诠次，诏付史馆。”（《玉海·五代会要》）
史料价值极高：
据五代实录写成；
为记述五代典章制度的唯一史籍（《旧五代史》为辑本，《新五代史》仅有“司天”、“职方”二考）。null 3、宋修会要：
宋设会要所，隶秘书省；
宋官修实录14部（另有2部私修实录--张从祖《国朝会要》[又作《嘉定国朝会要》]、李心传《国朝会要总类》）；
两宋统治者重视会要的原因：“若夫国有大典，朝有大疑，于是稽以为决，操以为验，使损益废置之序，离合因革之原，不待广询博考，一开卷而尽见，此会要之书所以不可废也。会要之书，典故尽在，所以弥逢律令之阙，相为表里。”（《玉海·典故》）
除李心传“会要”外，均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500卷，经后人整理，为今本《宋会要辑稿》。null 4、《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作者徐天麟，南宋人，为编纂前代会要的第一人。
《西汉会要》70卷，内容取自《汉书》，分15门，依卷、目分编；
《东汉会要》40卷，取材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取他书，“（《后汉书》）八志已详者，今特撮其纲要；志所未备者，则详著本末。”（《东汉会要·自序》）未备者指食货、兵、刑法、学校、选举等。分15门。null宋以后，政府不再编修本朝会要，代之以经世大典、典章、会典之类的断代典制史，如《元经世大典》、《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等。内容大致以六部职官为纲，叙其职掌及历年事例，专重法令制度而不详叙史事沿革。
仿会要体例私修的前代会要迭出，尤以清朝为多。
null（二）马端临《文献通考》
1、马端临的生平：
马端临（约1254-约1324），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史》、《元史》无传，《宋元学案》、《新元史》立有简传。父廷鸾，宋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马端临“宋亡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以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后成书。”（《新元史·马端临传》）元时曾短期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诏刻《通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刊印完成。null 2、《文献通考》的体例和内容：
典制体通史，内容自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方法：将原始材料按门类排列，然后依时代顺序一条一条的记载，它不象《通典》那样融汇在一起，查阅比《通典》更为方便。 全书有总序一篇，每一门类又各有小序，阐明设立这一门类的意图，并简略叙述该门所载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
《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通典》“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但“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文献通考·自序》）null 全书348卷，分24门：
田赋考（7）、钱币考（2）、户口考（2）、职役考（2）、征榷考（6）、市籴考（2）、土贡考（1）、国用考（5）、选举考（12）、学校考（7）、职官考（21）、郊社考（23）、宗庙考（15）、王礼考（22）、乐考（21）、兵考（13）、刑考（12）、经籍考（76）、帝系考（10）、封建考（18）、象纬考（17）、物异考（20）、舆地考（9）、四裔考（25）。
较《通典》，新增5门；兵考叙兵制；食货分8门，由12卷曾至27卷；选举分2门，由6卷增至19卷；礼分3门，由100卷减至60卷。
null 《文献通考》内容分“文”、“献”、“注”三类：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自序》） null《通考》是在《通典》基础上扩大和补充而成的。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来得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如《通典》叙述经济只《食货》一门12卷，而《通考》则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共八个门。再如学校，《通典》仅在《选举典》中讲到它，正史中从未立过学校志。《通考》专立《学校考》这个新门类，实际是一部系统教育史。 《通考》所保存的材料，远远胜过《通典》，尤其是中唐以后的部分。 null 3、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会通”思想。 《通鉴》的”贯穿古今”，《通志》的”会通之义”，对马氏均产生深刻影响。马氏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而”典章制度实相因者也”（自序）。他和杜佑、郑樵均以”通”名书，表明他是继承前人”会通”的观点的。 他说”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自序）说明他不仅要研究历代典制的因革更张，更要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null（2）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门类： 《通典》共分九个门类：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通考》扩大为24个门类，分类更加缜密。其中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 （3）重视社会经济： 《通典·食货》共七卷，不足全书1/20，而《通考》将”食货”分为八考，占全书类目的1/3，共27卷。而《通典·礼》为100卷，《通考》为60卷。《通考》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大为增加，而礼的份量减少很多。这表明马端临认识到社会经济对国家统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null 4、《文献通考》的史料价值：
《文献通考》“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
记《宋志》所未记；
较《通典》详实：续杜佑所记至宋嘉定年间；补《通典》无记之5典。null（三）郑樵《通志》200卷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曾深居县城郊外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30年中，对各门学问做了系统研究，“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夹漈遗稿·上皇帝书》，）并以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撰成专著。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进京表献《通志》。null 内容：
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
起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下限据其自称：“《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迄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止于隋，《二十略》至唐。null 氏族略6卷，六书略5卷，七音略2卷，
天文略2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
礼略4卷，谥略1卷，器服略2卷，乐略2卷，
职官略7卷，选举略2卷，刑法略1卷，
食货略2卷，艺文略8卷，校讎略1卷，
图谱略1卷，金石略1卷，灾祥略1卷
昆虫草木略2卷。前有总序。
“汉唐诸儒所得闻”5略取材于杜佑《通典》相关之门；
“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15略取自郑樵旧作。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为旧史所无。刘知几认为：“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书志》）null 郑樵的史学思想：
“会通”思想：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通志·总序》）null崇尚实学：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谈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通志·总序》）
《灾祥略》“削去五行相应之说”（《通志·灾祥略·灾序》），只记天象及地震、水、旱、火、风灾害。null批判神权主义的“欺天之学”
郑樵把阴阳五行的灾异说斥之为”妖学”、”欺天之学”。历代史书的《五行志》，往往把人为的事件与一些自然现象附会起来。他认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灾祥略序》），为此，他作《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并明确指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 六、朱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六、朱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一）历史哲学
“理”支配天下事，支配人事历史
认识理，需要格物。
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是研究古今。察古今是穷理的途径之一，求理是求支配历史变化的“理”。
理学家是要把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中去。集大成的理学历史观集大成的理学历史观第一，他综合二程和张载的见解，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的盛衰的变动。
第二，历史盛衰的变化是一种治与乱的循环。
从理的角度看，是“理限于秦”，天理流行的下限在秦，他的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是由这个总体看法引而申之。
第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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