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小故事

红色经典小故事黄显声虎入笼中威不倒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此时，一位将军拍案而起，率部投入对日军的抵抗。可是18年后，这位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下的将军，却在重庆歌乐山下倒在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枪声中。这位将军就是黄显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无理扣押，黄显声对蒋介石假抗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l937年在武汉，他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将军；还主动与周恩来同志联系，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送往延安。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不幸在武汉被捕。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极度忧愤“报国欲死无战场”！他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而自励，在一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现在虽然坐牢，但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1946年，黄显声将军被转囚到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黄显声被关在二楼二室，一个人住在里面，有一张写字桌，可以看报纸。近10年的囚禁，使他已不习惯多讲话。在白公馆看守所，黄显声将军有时可以在特务的看管下走出去转转，难友曾经劝他找机会跑掉，但是将军表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做事情要光明磊落!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后，黄显声第一个被带了出去，在步云桥刑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后背，鲜血浸透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黄显声将军在白公馆牢房的那张小桌上的台历，永远地停留在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七颗豆子宋绮云、徐林侠是小萝卜头的父母，“西安事变”后，他们三人都被关进了杀人魔窟“白公馆”。小萝卜头自称是“老政治犯”，经常为难友们传书信，大家都称赞他是“聪明可爱的小交通员”。这天中午，他从高墙院坝回到牢房，见爸爸妈妈都满面喜色地看着他。他坐下一看，哇，桌子上除了牢饭以外，还有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七颗豆子，加上盐煮熟后好大一颗一颗的。一闻，好香好香呵！小萝卜头哪里吃过，连见也是第一次。爸爸笑着问他：“小家伙，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七岁。”“这几天，因为白公馆监狱的围墙垮了一个垛，特务偷懒，叫犯人去修，又怕男犯人逃跑，只准女犯人去干活，而且打一块石头就奖励一颗这个豆子。你的妈妈为了给你办生日，就去打石头，打了七大块石头，换来了这七颗豆子，不信你去看你妈的手上现在都还有血泡呢……”小萝卜头听得心酸，急忙把妈妈的手拉过来一看：哇，血!妈妈的手还在流血啊，“妈妈，妈妈，你不要去打石头，我不吃豆豆。”妈妈心疼地亲着小萝卜头的脸，忍着泪水：“儿呀，妈妈的乖孩子，你真是天下最苦的娃娃。你生下来还不到八个月就和我与爸爸一道被无辜地抓进了铁牢，你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妈妈对不起你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累死累活也心甘，只要你觉得好吃，爸爸妈妈就满足了……”“爸爸，妈妈!”小萝卜头哭得伤心极了，抱住爸爸妈妈：“爸爸吃，妈妈吃，我们全家一起吃!”最后，在小萝卜头的坚持之下，爸爸吃了两颗，妈妈吃了两颗，小萝卜头多吃了一颗，就这样，一家人七颗豆子就过了一个生日。盛超群智斗特务头子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的审讯室里，侦防科课长陆坚如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打手，正在拷问一个叫盛超群的青年。据报，盛超群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正为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一案忙得不可开交，忽听特务报告抓获共产党要犯盛超群，真是欣喜若狂。可是，经过两天的酷刑，盛超群却什么也不承认，徐远举命令陆坚如加重刑罚。到第三天，盛超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还写出了一份“地下党组织”的名单。一看名单，徐远举吃惊不小：原来名单上的人物全是云阳县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等l2人。事不宜迟！徐远举立即派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率特务，会同万县专署专员李鸿焘一起行动。一到云阳就将云阳县政府机关团团包围，只准进不准出，按图索骥，将盛超群名单上的12人一网打尽，全部押往万县专署连夜审讯。折腾了一个多月，徐远举才发现上了当，被抓来的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不得不将他们全部释放。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专家就这样被一个进步青年狠狠地耍弄了一回，徐远举为此也受到上司的训斥，并被同行暗中讥讽。1949年11月l4日，盛超群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难友一起被枪杀于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电台岚垭，但他智斗大特务头子的英勇故事一直广为流传。　　韦德福：十指抠开地牢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馆藏档案保存的l950年重庆各界追悼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制的被难烈士登记表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韦德福：刘湘时代在万县当宪兵，后来自学，极有进步，不知有没有组织关系。学习力强，毅力大，在白公馆是最优秀人物。脱逃，不果，l948年7月29日半夜被害，临死十分镇定，遗物全赠友。”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的韦德福，16岁到重庆，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勤务兵。18岁通过宪兵的招募考试，参加了国民党宪兵部队，搞“邮检”工作。在日常邮检中，韦德福阅读了大量的《新华日报》，接触到进步的思想、主张、理论，1947年1月，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韦德福积极参加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游行示威抗暴活动。2月中旬，韦德福作为军统违纪分子被秘密逮捕，关进白公馆监狱。审讯中，韦德福斥骂特务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义正词严地申明学生爱国无罪。特务们万分恼怒，将其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地牢。一次偶然的机会，韦德福发现地牢的墙是用石块垒成的，于是他顺着老鼠洞向外抠，抠得十指血肉模糊，终于抠松动了一块石头。一个漆黑的夜晚，韦德福掀开了那块抠松动了的石头，双脚从洞口伸出，身体慢慢地往外移动，当身体大部分伸出洞口时，他双手一松，整个身体连同脚镣、手铐“咣当”一声摔在一块硬石上。他试着站起来，双腿却都已折断。韦德福用双手向前爬，鲜血染红了他身边的野草地。特务查房时发现地牢有了一个大黑洞，大惊失色，口哨声、犬吠声响成一片。几个小时之后，带着狼犬的搜捕队将韦德福拖回了监狱……1948年7月29日夜里，韦德福在白公馆旁的松林坡被秘密杀害。　“小萝卜头”学文化“小萝卜头”，真名叫宋振中。由于长年的狱中生活，缺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牢房的叔叔阿姨们都叫他“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中一天一天长大了，他的爸爸宋绮云、妈妈徐林侠向狱方提出要求，希望能让宋振中出去读书，经过一番努力后，特务最终同意让宋振中每天上楼去，由被关在楼上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教宋振中学习。爸爸宋绮云把树枝磨尖了送给“小萝卜头”当笔，妈妈徐林侠把破布和棉花烧焦了放在小碗里，然后兑上水当墨水。白公馆的叔叔、阿姨每天省出一张草纸，为“小萝卜头”做了几个练习本。从此，每天早上，在白公馆看守所二楼的过道上，在特务的监视下，宋振中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一天，振中看着黄显声将军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就问：“你的笔为什么不蘸棉花水就可以画出颜色来？我的笔要蘸一下写一下，我们两个能不能换着用？”黄将军笑着回答说：“可以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能用俄语同我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可以送给你。”为了能得到红蓝铅笔，从此，“小萝卜头”更加认真努力地完成黄伯伯布置的作业，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总是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诵俄语，每天早上早早地起来站在铁窗下呀呀地学说俄语。当“小萝卜头”能够用简单的俄语与黄将军对话的时候，黄将军就把那支振中渴望已久的红蓝铅笔送给了他。“小萝卜头”十分珍惜这支短短的红蓝铅笔，他只是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才用这支笔书写。解放后，从松林坡特务警卫室的地下挖出“小萝卜头”的遗体时，人们发现他的小手还握着一支已经开始腐烂的小铅笔头。狱中传单一天，“白公馆”里警钟大响。不多时，地坝的人站了大半圈。成岗一看，墙上岗哨的机枪架满了，一群特务提着手枪站在坝子周围，监视着所有“犯人”。看守所所长陆青说道：“昨天在胡皓手里抓到张纸条，是哪个写的，站出来说清楚……”成岗一听，纸条，莫非是我写的传单出了问题？不多时，只见几个特务拖着受过重刑的胡皓过来了，只见胡皓的鼻孔、眼睛出血，人已昏迷了。成岗正欲站出来，忽听一洪亮的声音“是我写的!”。原来是齐晓轩站了出来。老齐是江苏人，共产党员，抗战时期来重庆大渡口工厂工作，公开身份是技术员，主要领导工人运动，因被叛徒出卖，10年前被捕，是狱中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就是他叫成岗以仿宋字体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写出来让狱中同志们传阅，鼓舞斗志。陆青右手一摆，眼睛眯了一下，忽然心中一惊，眼睛一转，便问：“据我所知，你哪里都没有去过，这是你们共产党最近的大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告诉你，那天放风的时候，我看你们办公室没有锁，就顺便走进办公室。从你们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所以说是你们告诉我的。”齐晓轩说。陆青说：“我们的报纸？绝不会登载你们共产党的消息，来呀，去把报纸抱来，让他找。”齐晓轩看了这张看那张，看了大报看小报，终于看到一家民办小报上不显眼的地方登载了这则消息。“你们看，这是你们的报纸吗？”陆青一看顿时呆了。原来，这张民办小报是成岗隔壁牢房关的黄显声将军给成岗看的。齐晓轩走向牢房，楼上楼下的同志们、难友都站在铁窗前，看见他回来都很高兴。齐晓轩满脸笑容，向同志们点头致意：“同志们，难友们!我们胜利了，重庆快解放了，五星红旗将在歌乐山上高高飘扬!”长清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1941年5月下旬，800余日伪军在长清县黄河以西地区扫荡，长清县抗日武装击毙日军少将土屋兵驻，这是山东抗日战场上击毙的4名日军将级军官之一，也是最早击毙的一个将级军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特通电嘉奖。6月29日上午，山东抗日战争纪念地寻访团来到了位于济南市长清区的大峰山齐长城风景名胜区。当年战火纷飞的抗日根据地，如今已成为景色宜人的国家森林公园。大峰山位于长清区西南部，距离济南市区47公里，景区内海拔最高点为446.9米，总面积12800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比城市高2-3倍，夏日里的漫山滴翠、潺潺流水让人感受到“天然氧吧”中的心旷神怡。大峰山景区内保存有始建于2500年前的齐长城和阵容庞大的齐国屯兵营，还有道教圣地峰云观、青云瀑、天麻峪等，无声的美丽景色共同见证了当年抗战岁月中，长清军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红军长征小故事第一个：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第二个：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红岩》小故事：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乘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毛泽东为何把聂荣臻喻做鲁智深　　说起红色特工，人们自然会想起开国上将李克农，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开国元帅中竟然也有一位当特工出身的，他先是在香港从事敌后工作，后又到了中央特科跟着周恩来一起潜伏敌后铲奸除恶。　　他就是潜伏元帅聂荣臻，1930年5月，他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聂荣臻妻子张瑞华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不过这位神秘的潜伏元帅本该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却被毛泽东喻作鲁智深，这又是为何呢？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着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邓小平是如何扶植“黑马”朱镕基的？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邓小平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邓小平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关于真理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问题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包括对邓小平的错误结论等都以毛主席有过批示为由而加以维护，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１９７７年２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７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一、二、四方面军，而无三方面军，是由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的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造成的。1930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成四个方面军。根据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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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二、三军团相继成立。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组成后，按原定计划，本应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然后分别编为第一和第三方面军。但是，1930年８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第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活动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组建于1933年６月的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长征之前，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唇枪舌剑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从苏共中央为中央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欢迎宴会上就拉开了序幕。几次敬酒过后，赫鲁晓夫开始了他的挑战。他一张口就从阿尔巴尼亚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表态才对。”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接下来，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像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但仍在狡辩：“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在案。”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而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外交场合上的雄辩，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历史上有哪几位代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在出国访问或离任等情况下出现过代行总理职务（代总理）情况。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先后有9位领导同志担任过国务院（政务院）代总理，他们分别是董必武、陈云、陈毅、邓小平、华国锋、万里、李鹏、姚依林、朱镕基。新中国第一位代总理是董必武。1950年1月2日下午11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提议中共中央“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携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的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才发表”。3月4日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一行访问苏联后回到北京，董必武代行总理职务结束。在副总理任上，陈云4次代行总理职务。1954年10月31日，在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自11月1日起请假，集中精力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11月24日，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乘火车离开广州北返，于28日抵达北京，陈云第一次代理总理职务结束。此后1955年、1956年和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出访期间，陈云先后3次担任代总理。1959年1月22日至2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沃访问中国，中德两国政府将举行多次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和领事条约。因周恩来将于1月24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无法全程主持两国谈判。1月2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3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建议，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事条约的全权代表。29日，奥托·格罗提沃结束对我国访问，在离开我国国境时从专机上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抬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代总理陈毅同志”相称。“文革”前，邓小平于1952年、1963年、1965年曾3次任代总理。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到京上任的邓小平谈政务院工作，随后在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1963年12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39次全体会议时宣布，在他出访苏联、阿尔及利亚等十几国期间，由邓小平副总理代理总理。1965年3月21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苏联等国。周恩来出访期间，总理职务由邓小平代行。3月22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邓小平在副总理中排序第一位。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此外，1975年5月中旬，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期间，邓小平多次以代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并没有使用“代总理”这一称谓。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76]1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任代总理共两个月左右，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1980年4月至1988年3月，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于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曾先后8次担任代总理。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以前，由李鹏副总理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1988年4月9日，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布主席令第一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李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行总理职务结束。在副总理任上，姚依林先后11次担任代总理。1988年、1989年、1990年、1991年和1992年，李鹏先后对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俄罗斯等29国进行访问，并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和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在李鹏出国访问期间，由姚依林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93年3月29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布主席令第二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副总理任上，朱镕基先后3次担任代总理。1994年、1995年，李鹏先后3次出访，分别对乌兹别克斯坦等13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李鹏出访期间，朱镕基担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交锋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情怀，严正驳斥了撒切尔夫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宣布中国领导人决不当李鸿章，表明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维护中国主权与统一的坚定立场。以后，邓小平又驳回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使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朝着1997年顺利回归、一国两制的方向稳步发展……　　老记们差点上演“全武打”1982年9月24日上午9点，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首先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邓颖超已经在门口伫立恭迎。撒切尔夫人与邓颖超亲切握手，同时又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5年前作为保守党领袖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曾经与邓颖超相见。此次重逢，两人谈得十分高兴。从新疆厅告别邓颖超后，撒切尔夫人就向福建厅走来。到首相快走到门口时，福建厅大门缓缓打开。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中外记者们为了抓拍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佳镜头，还演出了一幕小小的“闹剧”：记者们为了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拍照，你挤我拥地一次又一次骚动，某外国电视台一名记者，被北京的一位电视台摄影师的镜头不小心撞了一下，竟然回身一脚踢在那位同行腰部。被踢者怒不可遏，还以一拳，眼看一出“全武打”即将上演。就在这个当口，福建厅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了，邓小平步出大厅迎接铁娘子，一场风波自动平息。当邓小平满面笑容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时，镁光灯“咔嚓”、“咔嚓”闪个不停，记者纷纷抓住时机抢拍镜头。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一见面后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邓小平答：“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您来呀!”接着，宾主双方步入福建厅就坐。此时，记者们尚未退场，两人仍是相互寒暄。撒切尔夫人说：“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邓小平答：“我是陪同北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不错，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着名。”二人聊到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毫不退让几分钟后，记者被请离场，会谈闭门进行。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谈转入正式话题。就撒切尔夫人而言，在香港问题上始终抱定“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并在来华前就早有声明，大造舆论。因此正式会谈一开始她就提出了这一问题。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波动。简单地讲，实际上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问题、1997后问题和1997前问题。这些才是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完整议题。说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此，邓小平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说，在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舆论面前会得到好评。”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现状。”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习仲勋：口号再漂亮，抵不过人民用脚投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邓小平自述一生最紧张的时刻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