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发展与消费启动(DOC5)(1)

保险发展与消费启动(DOC5)(1)保险发展与消费启动(DOC5)(1)保险发展与消费启动(DOC5)(1)保险发展与消费启动[朱劲松  2004年6月14日，]    摘要:福利改革对消费的抑制从长期看并非发生于改革的各个领域,住房与教育体制改革从动态上未必会抑制消费,医疗与养老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改革因为出现自保及过度自保效应因而会长期抑制消费。建议通过建立双轨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中国收入较高的群体能够通过获得一种比较充分的社会保障,使他们消除后顾之忧而放心大胆消费。在这方面,商业保险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启动国内消费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不论在存量上还是增量上都十分可观;但另一方面许多老百姓又将钱袋子捂得很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进行的福利体制改革改变了居民的支出结构,增大了支出的内容,从而在许多居民中形成一种危机意识,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欲望。　　福利改革对消费的抑制效果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笼统地说福利改革抑制了消费还是无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我们还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结构性的细致分析。为了便于这种分析的进行,我们不妨将福利改革后居民支出增加的内容分为几大类:第一类包括住房与教育支出,我们称为A类;第二类包括医疗支出,我们称为B类;第三类包括养老金支出,我们称为C类。　　先从A类看,目前居民为未来住房与教育的支出占了居民储蓄的极大比重。据北京市城市调查队1998年对居民储蓄意向的调查,居民储蓄中21%为购买住房储蓄,18%为教育储蓄。如果从静态看,这种储蓄确实影响了消费。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是从静态而是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说住房与医疗改革抑制了消费,这种说法未免就有失准确。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情况,我们这里不妨将住房与教育消费进行分别讨论。　　我们先看一下住房。假设某城市在10年内购买住房的人共有1万人。我们再假定一套住房10万元,则如果每人购买一套住房的话,城市居民总共花费10亿元购买住房。假设这1万人都需要进行储蓄并且储蓄时间都为10年的话,则该城市10年住房储蓄总共为10亿元,每年储蓄则为1亿元。如果仅从静态看每年这1亿元是不能转化为消费了,要等到10年以后才会集中消费。但若从动态看,问题则不是这样。一个城市中1万人不可能都集中到10年后购买住房,每个人的收入不一样,并且有人早储蓄,有人晚储蓄,因而有些人会早消费,有些人会晚消费。现在我们假设这1万人分为10年进行消费,即每年有1000人要买房,则这1000人每年的花费额也正好是1亿,10年是10亿,这样一算储蓄并没有影响消费。而实际情况是一边有人储蓄,一边有人消费。　　我们再来看教育消费。与住房消费一样,教育消费在居民中也有时间差,有的孩子上学早,有的孩子上学晚,因此必然是有人在攒钱有人在花钱,这样从动态、从较长时期看,一般来说不会出现储蓄影响消费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我国近几年大学扩招高中扩建,不仅有实行“门槛制”的公办院校,也有几乎不存在什幺门槛的民办学校,居民的教育储蓄向教育消费转化几乎不存在什幺困难,因而教育储蓄一般都可以实现定期转化。　　当然考虑到中国福利体制的转换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非一个渐进过程,这样很多人在体制转换之初不论为住房还是为教育都要进行储蓄积累然后才能进行大额消费,所以在前期在住房与教育这两项上,社会储蓄额会大于消费额,也就是会出现人们为住房与子女教育攒钱影响消费的情况。而到了后期,多数人完成了储蓄,就会出现相反趋势——消费额就会大于储蓄额。我国目前虽然说还处于这个“前期”,但从目前国内已出现的购房热与教育支出热来看,我认为在我国,居民从前期储蓄向后期消费转化的拐点的到来不会太远了。　　上面分析了A类消费,我们现在再来看B类消费。分析中我们注意到B类消费的一个特点,就是居民储蓄向消费的实际转化率远低于A类。其理由也十分简单:尽管人人都防病,但真实得病需要治疗的仅是一部分,于是这就形成了储蓄剩余。我们将这种储蓄剩余现象称为自保效应,也就是说老百姓自己花钱保险,形成的储蓄要大于国家掏钱为老百姓保险时所支出的货币,这种自保效应的结果显然严重抑制了消费。　　分析中我们进一发现,B类消费除了上面所说的自保效应外,还有一个过度自保效应。也就是居民所进行的储蓄,往往超过实际的需要。例如,医疗费用中尽管统计已经显示绝大多数的患者所需的医疗费用低于3万元,可现实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认为3万元远远满足不了医疗支出的需要,有人甚至认为不准备一二十万元不能说是无后顾之忧。　　过度自保效应在C类支出中也会出现。C类与B类不同,为养老进行的储蓄一般最后都要转化为消费。但这里有一个预期寿命问题,例如,目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是70岁左右,因而职工退休后一般余命为10年(男)15年(女),但现实中人们进行养老储蓄时很少有人以平均寿命来确定储蓄限额,而是普遍预想的要比平均寿命高得多,这样过度储蓄也会发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力求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福利体制改革对消费的抑制从较长时期看主要还是体现在上面所说的自保及过度自保效应上,即医疗与养老支出两类上。由于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较低,即使居民对医疗养老所需费用预期不高,其储蓄额也会占收入的很大比重,从而影响消费支出。当然这种自保及过度自保效应在一个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下不一定是坏事,但在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下,我们则应力图解决这一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当明确一个出发点,就是只要福利改革不倒退,那幺自保及过度自保效应作为居民的自我选择(基于个人理性的选择)就永远不会完全消除。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完全消除自保及过度自保现象,而是力图减轻它的影响。由于居民的消费是离散性的,因此居民对未来支出担忧的每一个百分比的下降都会意味着消费一定百分比的增长。　　理论上讲,保险方式(包括社会保险)是解决自保及过度自保效应的理想方法。人们只要交纳少量或一部分费用,就可将未来的风险转嫁到保险人身上,从而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但从实践看,在中国社会保险以及商业保险虽然都已开展多年,但这问题依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究其原因无非有二:在社保方面,国家的基本方针是立足于国情为劳动者提供低水平的基本保障,这本身就意味着仅靠社会保险,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后顾之忧。而在商业保险方面,虽然理论上它可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并且实践中它增长速度也很快,但相对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商业保险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首先应该考虑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种双轨制的保障体系,这里所说的“双轨制”指的是充分社会保障与基本社会保障并行的一种体制。没有疑问,前者指的是对收入较高的群体(中等收入以上)实行保障;而后者是指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保障。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因为考虑到这种事实:中国经济还将维持较长一段稳定高速增长的时期,居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地不断增加,从而中等收以上的居民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例会不断增大,这些较高收入群体理所当然地会对社会保障提出较高的要求,并且也有较高支付能力。我们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仅是刺激消费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根本目的所涵盖的内容。　　也许有人说,我们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本身就是在建立这种体系。这种说法从一般性看并无什幺过错。既然社会保障中保障基本生活水准方针已定,其它的任务也只能由商业保险来承担。但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国商业保险发展实际上并不很顺利,与社会保障比较起来,商业保险发展中还存在着一种投保人的“观念差”。这种“观念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与许多人将拥有社会保障视为命根子相比,人们对参与商业保险的意义认识还普遍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险意识还很弱。第二,由于社会上某些经济与道德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上充斥的非诚信现象)以及商业保险人自身经营方面的问题,造成人们对商业保险人的诚信度的怀疑,甚至怀疑商业保险公司生存能力,从而出现一部分人想参保而不敢参保的现象。　　应该承认,中国目前情况下这种“观念差”在短时间还难以消除,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上巨大的保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许多潜在的投保人游离于保险市场之外的情况。考虑到作为一种保障体系,它要以大多数相关的人都能参与进来为前提,所以参保人数不足,建立充分保障体系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本文以为,中国目前情况下以商业保险为主建立一种覆盖中等收入以上群体的充分保障体系是一种对社会各方面都有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我们不应该因为西方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病”而阻碍了我们的创新,而应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保障的路子。鉴于目前的情况,笔者以为,作为近期目标,我们可以采取由国家委托商业保险人开办某些社会保障型的险种的办法(例如年金保险与健康保险)。其具体做法是:(1)要由政府对这些险种实行独立监管;(2)政府应提供一定的补贴。　　我们之所以提出上述两项建议是因为:(1)政府独立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商业保险的社会信誉,打消一些潜在投保者的忧虑,使社会出现一种如同参与社会保险一样参与商业保险的渴求。(2)之所以需要近期政府进行补贴,主要是考虑下述事实:建立充分保障的体系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刺激消费(当然也完全可能成为中期甚至长期的目标)。而刺激消费是宏观调控的任务,商业保险人不属于宏观调控的主体,因此没有义务必须参加这种宏观调控活动。如果没有国家的投入,商业保险人只好以利润原则来从事保险经营,那幺其结果就不会比现在的状况有很大的改进。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充分保障的体系中来,国家必须多花一些钱。这如同为刺激消费国家给公务员增资及发放低收入补贴一样是一种“投入”,并且从刺激消费的效果看这可能是一种投入最少效果最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如果我们能做到上述的近期目标,达到将大多数收入较高的群体吸收到充分保障体系中来的目的,我们以后的工作就会好得多。因为加入的人多,实现了刺激消费的目标,会获得政府更大的支持,或者即使政府不再介入,但由于大多数投保人已形成了保险习惯,保险公司依然比较容易让人们继续参与到保险中来,从而实现广泛保障的目的。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