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的节目单和权威的混合本质_许慧文

□ 88 [文 /许慧文 ] 统治的节目单和权威的混合本质 在思考中国国家的特性时,不论是对其遥远 的过去还是其当下的现实,本刊五篇文章的作者 从各自互不相同的学术视角出发,在一些重要问 题的观察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至少在我看来如 此。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反复强调,中国国家 权威从形式上看,可能从最初建构的时候起,就一 直是一个单一的权威。即,权威的授受被看做是来 自于上面,并且归根结底出自于一个单一的,极端 集中的、至高无上的来源。但在其日常的统治实践 中,这些作者则主张在中国的体制中,国家的官员 就像任何优秀的大型剧团的演员一样,很少会死 守着一些单一的、统一的、事先规定的脚本来表 现。!"相反,他们通常会习惯性地准备好去扮演一 组不同的角色,并随时运用各种看似很不相同的 统治技巧,来满足不同的利益,变化的风习,和迫 切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国家权威的理念或许总 是单一的,超越的、和普遍的;但统治的现实,却总 是多样的,实在的,和特殊的。学术研究要把握这 些多样的声音的准确音色,要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国家权威可能 采取的多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微秒的相互关系,毫 不奇怪,就必须如本刊的文章那样从不同的角度 来进行。 康和韩论调节控制 康晓光和韩恒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提出问题, 使他们建立了一套“分类控制”的精致类型学,他 们认为这套办法是国家官员在统治社会的不同成 分时深思熟虑的产物。他们采用的语言和社会视 角把治理问题等同于对威胁的管理和社会控制, 并从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相同逻辑出 发,推测和阐明了国家控制“策略”的五个对应模 式及其对八“类”社会组织的应用。他们进而争论 说,做为特殊的统治技术,这种分类控制体系在中 国出现于 1990年代,当时“威权主义的”政府,由 于“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有能力根 据自己的意愿推动改革”。根据他们提出的这个认 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所有的能量和动力都 显然来自国家。社会团体对国家的不同程度的威 胁纯粹是不证自明的,或者是随定义而来的。而另 一方面,社会组织则显得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国家 施加于它们的各种控制方法。因此,康和韩所列举 的治理的多样形式,或统治的多种策略和技术, 完全出自于国家的议程,纯粹是国家自身的需 要,是其实现对社会俘获(socialcapture)和反对派 管理(opposition-management)的最经济和最有效 □ 89 专 题 一 的机制。 王绍光论互动过程和重合 与此不同,王绍光在讨论权威的多种形式和 国家社会关系的多种类型时,采用的视角是政治 参与、表达、政策制定,和议程设置的政治学。他的 分析的目的是要质疑在他看来被随意乱用的“威 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的有效性。他的分析同时意 在反驳他认为是“西方的流行看法”,即中国的经 济改革十分迅速,但真正的政治改革还没有发生。 王指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六种互动模 式,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可以采用来设置和治理社 会政策制定的议程。他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国 家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各自的例证。他特别 指出近年来浮现的“外压模式”在政府的议程设置 中的作用,并讨论了现代媒体在表达民意和聚焦 公众及政府对某些(而非其它)政策问题的关注时 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化。 在王的观念中,国家可使用的和实际上所采 用的统治技术,同样是多重的。但是这些技术所体 现的任何现存的均衡不是固定的和静止的,而是 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动的。虽然正式的国家权威在 中国无疑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并不认为政策变 化原因只在国家一边。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 众”并不仅仅是中立的或毫无反抗能力的,他们甚 至也并不必然是特别屈从的。要实现有效的统治, 就必须从早已贮存在任何国家的统治武库里的 (被历史和文化遗产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是有效的)全套统治节目 中精心地选择和应用特别的统治技术。但是,王似 乎争论说,治理的艺术,也常常要求国家的官员去 做一些灵活的即兴发挥,去抛弃一些旧的成规,并 开创国家与社会间新型的互动关系;或者对已经 开始、但被视为是具有危险倾向的交换和互动的 双向过程做路径重选。王指出,通过这种国家与社 会间互动的明显改变,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政策 结果才得以产生,这种政策结果或许会达成“公众 的优先议题”与“政府的优先议题”间或多或少的 重合。 政府的优先议题与公众的优先议题重合的程 度会随时间的展开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王绍光对 这一可能性的关心,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把政府和 公众间的这种重合做为一个目标来追求—这个目 标或许已经在进行,或已部分实现了—就是建议 某种可能性,即通过不断地扩大政治商讨和辩论, 就可以从荆棘丛中走出一条实现更完全、更有效 的民意代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中国道路来;这条道路将通过 国家与社会间无数重复的通融妥协来开辟;它与 其它的路径不同,因为其它的路线追求的不是更 为轻松舒适的重合,而是指向激烈竞争的多党政 治和扩大直接的人民主权。 孙立平论理论和实践 孙立平的方法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 中国国家的权威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它们 最近的变化。孙简单概述了以往的优秀社会科学 家为发展社会变迁一般理论所做的一些尝试,并 表达了他是不太满意这些理论的。为了批评的方 便,他把这些理论分类归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 理论”。他认为,这些理论及其方法对理解中国的 现实帮助不大,因此他倡导发展新的,更贴近后社 会主义“转型”时期的机会和困境的理论来取代它 们。孙强调,后社会主义社会向现代性转型,必然 与其它社会的转型,如早期工业化社会,和在后殖 民地时代为经济发展而斗争的发展中国家,非常 不同,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相同的转 型。孙评论说,在后两种情况下,“现代化”与“发 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停留在“不发达”状态的经 验)的经验,与民族形成和国家建构的社会经验同 □ 90 步发生并逐步会合。在我们称之为“第一世界”和 “第三世界”的社会里,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同步 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同时发生并做为这种发展 一部分的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展开。但是,孙认为, 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即今天的“后社会主义”社 会,包括中国,转型过程必然是大异其趣的。因为, 一方面经济需要扩展,但国家———对我们来说,似 乎已经发展得过分———却必须收缩。至于中国社 会,则必须并将完全“重建。” 孙接着评论了对后社会主义转型做理论概括 的一些尝试,这些理论尝试是学者们从俄罗斯和 东欧和中欧的实践中勾勒出来的。与先前的理论 一样,孙从这些晚近的理论建构努力中,同样看到 了缺陷。因为与前苏联东欧集团不同,在中国,共 产党国家在转型中保持了政权,而新的社会精英 是在“渐进的市场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中逐步 产生和崛起的。孙强调,共产党统治的维持和经济 改革的渐进节奏,使得中国转型的政治社会学与 发生在欧洲的转型大相径庭。 直到文章的结尾孙才讨论了他对后社会主义 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做理论概括的见解和建 议。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即“改革的推进者们”所采取的两个“策略”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是关于正式的思想, 或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实践, 即普通大众试图应对他们的处境所采取的日常技 巧和策略所构成的社会实践。 首先,在官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的层面,中 国的改革者努力避免了把“市场”及其价值观念与 “社会主义”及其价值相互对立,以及在两者之间 做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他们逐步地、并精心地 来模糊和混淆两者的界线,试图把与“市场”相关 的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纳入到官方的、依然是“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其次,中国的改革者对 民间机智的说法“打左灯向右转”所指的那一套十 分在行。也就是说,他们给官方所不许可的、甚至 禁止的经济、文化、和其它活动留下了相当大的活 动空间,不对它们进行官方的干预,也不对它们的 存在做公开的报道。这样,“非正式的”———从技术 上来说通常是非法的,而且肯定是政治上不正确 的———实践,虽然人人心照不宣,但没有人公开地 承认它和评论它,就有机会去证明它可能有的社 会效用,使那些一开始可能敌视它的人变得更少 排斥更多容忍,这些改革实践最终就可能被官方 所接受并得到正式认可。!"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为市场改革所要求的许多 制度变迁和程序创新都是首先从私下开始的,如 流行的捷径,滥用规则,故意曲解规则,在边际上 长期作弊,或者如道德上有风险,但得到愿意承担 一定责任的党政官员的同情认可,而进行的社会 试验。如果这些宽容的官员日后因经济和政治形 势被迫放弃他们私下的一些试验和行动,他们总 是可以声称(如卡萨布兰卡中那段经常被人引用 的台词那样)“震惊!震惊!瑞克咖啡店里竟然有人 聚赌。”但是,如果(更经常的情况是如此)这些非 正式的做法一直未被叫停,那么它们就会(很可能 会)在转型的后来阶段受到赞扬并被官方正式接 受,认可,甚至在当地或全国广泛受到官方的促进 和推广。 最后,孙受布迪厄的启发,提倡对正在进行的 社会转型进行理论概括,认为应该从对实践的贴 近研究出发,并特别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技术和 策略。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理论上说 的和实践上做的之间距离非常之大。因此对孙立 平来说,在中国目前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可 供政府使用的统治手段和治理技术绝不是事先给 定的,而是有充分选择余地的。这些手段和技术绝 对是多重的和灵活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势者精 心造成这种状况的。这些手段和技术甚至包括政 府戏剧性的沉默,或蓄意地暗示政府“不管”,或做 2008/02 开 放 时 代 □ 91 出姿态表示政府赞成“无为而治”。但是,对孙来 说,承认和重视“实践者”,即普通民众的活动,和 他们为应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巨大变化而采取的 无数的、累积的、和机巧的做法所引起的连锁反 应,应该成为分析和叙述中国社会转型故事的核 心主题。从这个目标出发,通过区分正式的制度和 非正式的实践,正式的言辞和非正式的行动,等等 这样二元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对孙来说是很有希 望的。 黄宗智论矛盾和权力 和孙立平一样,黄宗智在他讨论近年来关于 清代地方治理的学术成果,以及他对清代地方治 理的遗产及其对后来可能的经验教训时,同样倡 导,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国家权威的实质的话, 就应对实践———行政实践———做切近的研究。!" 他说:“我们必须区别政府的正式结构和治理的运 作实际,政府制度和行政实践。”和孙一样,黄着重 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区分,来说明清代国家 “治理的基本进路———有了控诉才介入,并尽可能 依赖民间调解和半正式程序———不仅运用于民法 体系中,也广泛地运用于整个清代地方行政中。” 黄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本质上的农业帝国,这种 运用于政体底层的一般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不带薪 酬的“准官员”来维持地方平安和实施差强人意的 公正制度。无数这样的地方“半正式的”社会角色 遍布全国,他们对社区的人和事的详细了解使得 他们值得依赖,他们日积月累的贡献,使得长期实 现黄所说的清代既矛盾而又抱合的治理理想成为 可能,黄把这种治理理想称之为“集权的简约治 理。”黄教授对他所认为的矛盾结合很感兴趣,除 了这一个以外,他在本文中还讨论了另外几个:一 个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世袭君主制和官 僚制的矛盾结合;MichaelMann最先提出的高专 制权力与低基础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 的矛盾结合;儒家和法家的矛盾结合;村庄社区的 高度团结和国家对县以下行政的深入渗透(在晚 清和民国时期的某些乡村社区);甚至包括毛时代 的政党国家“全能主义”与半正式的乡村治理的矛 盾结合。 像这样的杆格不入的杂交,充满内在自我矛 盾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反复出 现,在黄看来,这对我们的分析和描述是一个富有 吸引力的挑战。因此,黄创造了一些概念和名词来 试图把握人们在这些制度底层参与治理活动时是 如何,甚至在哪里(从抽象的空间意义上)工作的。 他因此提出了“国家、社会之间”“重叠和合作的治 理领域”;“一个存在于以依法判决为主的官方法 庭体系和以妥协为主的民间社会调解机制之间” 的第三领域。这个领域的活动角色具有“半正式” 或“准官员”的身份。这是一个“灰色领域,”一个 “巨大的领域”在其中“国家”(譬如,正式的官僚机 构)和“社会”(譬如,自然村庄)二者相互重叠,协 力运作。”多年来,黄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做出了 艰苦的努力,来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个特别的“空 间”,和辨析在这个领域的治理活动,以一种持续 的学术努力来扩展我们概念化的能力,以“超越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建构,”即,国家与社会对立,正 式与非正式对立。 然而,我要在这里建议,这些似乎相悖的社会 现象之所以看上去是悖论和自相矛盾的,一般说 来,是因为它们产生于过于简单的理想类型或两 极化的公式,这些公式至今仍在极大地支配和影 响我们的思想。用正式和非正式来重构问题,以便 为“半正式”腾出活动空间,似乎只是在二元之间 做割裂,而不是去跨越和消弭这种二元对立。用 “第三领域”来思考处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准官 员”的活动,好像只会在原有的概念分隔之间再加 上一个空间,而这种概念分隔是我们都同意应该 专 题 一 □ 92 消除的。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或许没有人像杜赞奇 那样,在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精心讨论 中,对我们在中国的治理经验中经常观察到的,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做过更雄辩的表述。杜赞 奇认为(1988:25,及各处),网络不是一个地方,而 是一个制度、实践、和信仰等互动的框架,国家和 社会的因素在其中互相混合,各自从这种相互联 结中获取机会和权力;在这个框架中,通过结交在 不同领域活动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而得到的权威, 可以在这里产生或得到强化,而国家与社会的力 量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象征性的和实际的结合。 如果杜赞奇所说的,通过交际而造成的权威 的颇为神秘的转换和创造仍旧太艰涩难懂的话, 我愿意建议我的更简单的解释,对在中国场景中 权威产生模式的本质可以这样来更好地把握,如 果我们选择一个更为灵活的比喻来表达它。我觉 得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看做是一 个舞台,一个空间,甚至一个框架,或一个联结,而 最好把它看做是一个混合体,一个把互不相干的 元素调和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物,在其中原先独立 的成分丧失了它们的特点。为了让人对这个国家 与社会因素混合的过程有更直观的理解,我有时 用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法艺术来做比喻。在磨墨时我们要在砚台里 加水,这样两种不同的元素相互混合,各自融入了 对方,而在这个新的混合物中,两种元素各自原有 的潜质都得到了强化。有了这个新的混合物——— 这个具有活力的湿和干、无色和有色的混合 物———技巧圆熟的手就能创造出美妙的书画,艺 术家和书法家的创造力就能得到发挥,他们就取 得了对于对象的支配。与书法艺术一样,成功统治 的艺术也是,如许多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相 信的那样,首先在于完善其技术,来混合正式与非 正式,国家与社会的,就像磨墨一样。 汪晖论政体的多元性 汪晖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非常不同,他几乎没 有涉及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他所挑战的主要是一 些同样凶猛的双头概念怪物,如二元对立的“帝 国—国家。”因此,根据本评论至此为止的我所选 择的主题,我将强调汪文提出的许多重要论点中 的一个,即他所强调的清代统治制度的多疆域,多 民族,多语言,多宗教性质。在清代实施统治就是 包容“帝国体制内的多元认同、多元政治/法律体 制。”就是皇帝本人也是多重身份的“综合”,统治 着汉人、蒙古人、满人、藏人、和回部,西南的土司, 和边缘地区的不同藩属。!"汪评论说,“清代政治 的复杂性,”“与皇权本身的综合与演化有着密切 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清代国家的地方官员即 使能够把他们的努力与地方实权人物很理想地结 合起来,如我所建议的墨汁的比喻那样把他们的 能力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在帝国的疆域内具 体的统治技术仍然会有巨大的差异。清统治者就 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脚本、道具、和演员来变魔术 般地反复演练。 如果帝国统治的语言、姿态、和实际的统治技 术必然是多重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在清代国家被 统治的经验决不会是同一的,甚至决不是统一的。 清代的原则是在“从俗从宜”的同时,追求把官僚 国家的权力与千差万别的地方宗教和文化精英的 权力混合在一起,这只能在它的臣民中产生对国 家性质及统治特点的极其多样的理解和评价。 当然,即使在今天,中国国家的存在及其它的 权威在全国的不同的地区和地点也是通过显著不 同的形式和方法来体现和贯彻的。在某些地方某 些环境下看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健康有效的结 合,并没有(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平均地遍布所有 的地区和角落,就像奶油平均地涂满一片面包的 四角一样。当然,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独有的困境。 2008/02 开 放 时 代 □ 93 任何现代国家权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 分布不均的,必然会被一些民众所讨厌,而被另一 些民众所喜欢。即使如此,中国国家实践中的被黄 称之为“集权的简约主义”强烈倾向,以及故意取 消国家—社会隔离的传统理想,以便通过地方权 势人物的支持使国家权威深入到地方社区,这些 做法使中国治理的地方特色甚于其它的统治体 系。而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当有些人固执地希望 社会和谐,希望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观点与关切一 致,从而使中国领导人更贴近他们的“公众”时,总 会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和嘲笑,他们倡导的毋宁 是监督和制衡。 参考文献: DUARA,PRASENJIT(1988)Culture,Power,andthe State.Stanford,CA:StanfordUniv.Press. KELLIHER,DANIEL(1992)PeasantPowerinChina: TheEraofRuralReform,1979-1989.NewHaven,CT: YaleUniv.Press. RAWSKI,EVELYNS.andJESSICARAWSON(2005) China:TheThreeEmperors,1662-1795.London:Royal AcademyofArts. REMICK,ELIZABETHR.(2004)BuildingLocalStates: ChinaduringtheRepublicanandPost-MaoEras.Cam- bridge,MA:HarvardUniv.AsiaCenter. THORNTON,PATRICIAM.(2007) Discipliningthe State:Virtue,ViolenceandState-Makingin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Univ.AsiaCenter. TILLY,CHARLES (1986) TheContentiousFrench. Cambridge,MA:HarvardUniv.Press. TSAI,KELLEES.(2002)Back-AlleyBanking:Private EntrepreneursinChina.Ithaca,NY:CornellUniv.Press. 注释: !"事先免责声明:在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国家在某些方面 可以有效地比做一个备有多种剧目的大型剧团,但我并 不希望被误解为在建议政府等同于剧场(当然,它有时 确是如此)。同样,我也没有暗示国家官员就是演员(虽 然他们有时候确实是)。我的比喻只是说中国的统治者, 如任何复杂政治组织的统治者一样,手头有一套在历史 上反复排演过的统治脚本和相似的统治技术,他们可以 从中选择任何一种来应对永远变化的治理挑战。新的剧 目会不断添加进来,而过时的剧目会被这个节目单淘 汰。当然,国家官员表现他的角色时的演技会因境况不 同而大相径庭。关于丰富和不断变化的统治的节目单以 及在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会获得不同的特点,这 样的观点是从 CharlesTilly的“抗议的节目单(reper- toiresofprotest)”的概念借用过来的。参见Tilly(1986)。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社会中的这个过程。对于讨 论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的政策的例子,可参考 Kelliher (1992)和Tsai(2002)。这一通常的政治实践的应用在 中国不限于“市场改革者”。毛时代的“左倾激进主义者” 和“右倾修正主义者”都试图这样来推行他们的政策议 程。 $"在最近出于同样动机并勇于对不同时代中国国家实 践做研究和分析的其他学者中,我们或许应特别关注 Thornton(2007)和Remick(2004)所做的出色工作。 %"皇帝多重身份综合的体现,表现在各种各样艺术的、 语言的、和宗教的美学作品中,在 2005年伦敦皇家艺术 研究院的一份展览目录中有最生动地描述。参见 Raws- ki和Rawson(2005)。 (译/刘 昶) 许慧文(VivienneShue):牛津大学Lever- hulme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吴莆田 专 题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