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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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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NO. 4, 1997 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 杜 勇 营建东都成周,是西周开国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不仅对当时周 王朝的政治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且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也 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尚书》周初八诰中,《召诰》、《洛诰》、《多士》等 篇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然书缺有间,致使后世学者在 很多问题上发生争论, 焦点主要集中在成周营建的时间和地点上, 前者有周公摄政五年说与七年说之分,后者有双城说与一城说之 别,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关于营建成周的时间, 我另有专文予以讨 论,这里只着重...

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NO. 4, 1997 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 杜 勇 营建东都成周,是西周开国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不仅对当时周 王朝的政治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且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也 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尚书》周初八诰中,《召诰》、《洛诰》、《多士》等 篇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然书缺有间,致使后世学者在 很多问题上发生争论, 焦点主要集中在成周营建的时间和地点上, 前者有周公摄政五年说与七年说之分,后者有双城说与一城说之 别,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关于营建成周的时间, 我另有专文予以讨 论,这里只着重探讨成周营建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作用问题。 一 双城说商兑 周初在今河南洛阳一带营建东都到底是一座还是两座城市? 自汉迄今,聚讼不息。大多数人信奉双城说,在学术界占压倒优势。 陈梦家就说: “西周时代东西两都并立, 而各有双城”� 。许倬云亦 谓:周初营建新邑大约有两个城,一为周王东都的王城, 一为殷遗 迁入的成周。王城在西, 成周在东,两地合称新邑� 。这种看法是否 可靠,需要对其持论的根据耐心作一番检讨。 ·41· � � 《西周史》(增订本) , 三联书店, 1994 年,第 124 页。 《西周铜器断代(二 )》, 《考古学报》第十册, 1955 年。 双城说的根据来源于班固与郑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 说:“河南, 故郏辱阝地, 周武王迁九鼎, 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 王城,至平王居之。”“雒阳, 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 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郑玄在《诗 ·王城谱》中则说:“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使召公先 相宅,既成,谓之王城, 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营成周,今雒阳是也。”班、郑二氏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主张双 城说的问题上见解却完成一致, 即王城为周营东都, 成周乃殷遗居 处。前此曾有《公羊传》以西周、东周解《春秋》中的王城、成周, 但这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战国史说春秋事,不能视为已开双城说之先 河。对于班固、郑玄的说法, 学者多以为他们去古未远,所述洛阳当 地城址变迁的事情,自应可信。其实这一传统的双城说, 在我看来 根本是经不起推敲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与先秦文献材料和出土金 文资料大相抵触。 在可信的西周文献中, 我们不曾看到“王城”一词,即使《尚书》 有多篇言及营洛事,“王城”也无一见。《春秋》、《左传》文涉王城处 甚多, 并无一例可以说明西周所营东都谓之王城。有言周初东都 者,却谓之成周, 与班固、郑玄说大相径庭。如《左传》昭公三十二 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此语出自周天 子敬王之口, 应该不是非可信据的讹传。又僖公二十四年云:“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以作诗”,杜注: “召穆公于东 都收会宗族,特此周公之乐,歌《常棣》。”召穆公纠合宗族以作《常 棣》之诗, 当不会跑到殷遗聚居的地方,只能在有宗族可以收会的 东都,故杜预以成周为东都亦应可信。《逸周书·作雒》:“周公⋯⋯ 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 郛方七十 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国语·郑语》记 史伯与郑桓公语云: “当成周者, 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 随、唐; 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 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薜、邹、营。⋯⋯虢叔恃罪 ,郐 ·42· 仲恃险,⋯⋯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罚罪,无不克矣。”这两条件料 都反映了成周作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 照《召诰》称周公旦曰: “其 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 ”,说明大邑成周 即是西周东都无疑。《逸周书·王会》说:“成周之会, ⋯⋯天子南面 立”,诸侯前来觐见,亦见成周非东都不足以当其位。总之,先秦文 献但言成周为东都, 无以王城为东都者,这是班固、郑玄之双城说 首先遇到的一大障碍。问题还不止此,迄今所发现的大量西周金文 材料也无法对双城说形成支持。兹先将与成周有关的青铜铭文缕 述如下: 1.《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 ……惟王五年。 2.《德方鼎》: 惟三月,王才成周,延武福,自镐,咸。 3. 《令彝》:惟八月, 辰在甲申,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 事四方, 受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 明公朝至于成 周,出令……既咸令,甲申, 明公用牲于京宫, 乙酉,用牲 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4.《盂爵》:惟王初 于成周。 5.《 卣》: 惟明保殷成周年。 6.《小臣传簋》:王囗囗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囗。 7.《士上禾皿》: 惟王大 于宗周。出馆丰京年, 才五 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及史黄殷于成周。 8.《厚 方鼎》:惟王来各(格)于成周年。 9.《 鼎》:王初囗恒于成周。 10. 《 卣》:王 于成周。 11. 《史兽鼎》:王令史兽立工于成周。 12. 《丰尊》:王在成周, 令丰殷大矩。 13. 《录终卣》:王令终曰:“ !淮尸(夷)敢伐内国。汝 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师。 ·43· 14. 《朋生簋》:王在成周。 15. 《询簋》:王若曰:“询!……今余令女(汝)啻官:司 邑人、先虎臣后庸,……成周走亚”。 16. 《应侯见工钟》:惟正二月初吉,王归自成周, 应侯 见工遗(贻)王于周。 17. 《十三年 壶》: 惟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王在 成周司土 虎 宫。各大室,即立(位)。 18. 《 壶盖》: 王乎(呼)尹氏册令 , 曰: “更乃且 (祖)考乍(作)冢司土(徒)于成周八师。 19. 《小克鼎》:惟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令善 (膳)夫史克舍令于成周 正八师之年。 20. 《 簋》:惟王正月辰在甲午,王曰: “ , 命女(汝) 司成周里人及诸侯,大亚”。 21. 《郑季 》:惟王元年,王才成周。 22. 《吾攵簋》: 惟王十月, 王在成周。……惟王十又一 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 23. 《虢仲 盖》: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尸(夷) , 在成 周。 24. 《史颂鼎》:惟三年五月丁子(已) ,王在宗周省苏, ……百生(姓)帅(率)偶 于成周。 25. 《颂鼎》:王曰: “颂, 令女(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 司新造贾,用宫御。” 26. 《兮甲盘》:王令甲政(征)治成周四方积, 至于南 淮尸。 27. 《晋侯苏编钟》: 惟王三十又三年,……正月既生 霸戊午, 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 王入各(格)成周。 以上 27器从年代上来说,早自成王而晚至宣王, 几与西周一 世相始终,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分析铭文揭示的内容,有两个问题 ·44· 颇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其一, 王城既为东都, 何以周王不曾驻足反倒频频活动于成 周? 西周金文无王城一名, 本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有的学者不惜牵 强附会一定要找出王城的踪迹来。有《御正卫簋》铭云:“五月初吉 甲申,懋父赏御正马匹,自王”。上举《令彝》铭云:“咸既用牲于王, 明公归自王”。陈梦家认为此二器“自王”之王“同为王城地名”� , 唐兰亦持相同意见� 。我认为,在西周金文未见王城一名的情况 下,“自王”之王可否解为王城,不能令人无疑。即从《令彝》铭文本 身来看,此一解说也并不妥当。该铭显示, 明保到达成周的第一天 (癸未)先舍三事四方令, 第二天(甲申)在成周京宫举行 帝祭,第 三天(乙酉)又在康宫举行 帝祭,接着(很可能是第四天)“用牲于 王”,最后“归自王”,这个“王”应该也在成周,即命明保尹三事四方 的成王,待明保在王所举行旅祭完毕,便回到自己的官署,若把“自 王”之王解为王城,就很难说明前两次祭祀为什么在成周而后一次 却要在王城的理由。所以这两条金文材料不能证明西周有王城一 名,更不能证明王城为东都一事。换句话说,周王频频活动于成周 而与王城不相瓜葛,是成周乃东都,王城为子虚。 其二,成周既为殷遗迁居之地,何以变成周人镇抚东土的战略 重镇? 成周有中央政府机构由周王任命公尹所领, 管理三事(内 务)四方(诸侯) ,卿事僚中有司徒、作册、走亚、膳夫、里君诸职协理 政事,显为东方政治中心。故诸侯为之朝贡,以输四方之积;征伐由 此兴师,以拓东南之土。且成周有大庙、京宫、康宫等宗庙祭祀建 筑,以“神不歆其类,民不祀非族”� ,自应设在周人治事之地,而不 宜与殷遗聚居处相混一。上举《德方鼎》、《士上禾皿》、《应侯见工 钟》、《小克鼎》、《史颂鼎》、《晋侯苏编钟》每每以成周与宗周(或称 ·45· � � � 《左传》僖公十年。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 《西周铜器断代(二 )》, 《考古学报》第十册, 1955 年。 镐、周)对举, 说明二者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何尊》铭言“宅之中 或(国) ,自之×民”,更是成周作为都邑的铁证。成周拥有这样重要 的政治地位, 难道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殷遗迁居之地吗?合理的解 释只能是,唯有成周才是西周时期真正的东都。不过这里尚需补充 一点, 成周作为东都之名, 该是始于成王改元五年,即《何尊》所说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 盖与成王亲政志成周业有关。之前,周公“来 相宅, 其作周匹休”� , 即营建与镐京相匹偶的东都, 并无成周之 称。可考者是《康诰》称“新大邑”,《召诰》、《洛诰》称“新邑”,周初彝 铭《 士卿尊》、《卿尊》、《王来奠新邑鼎》亦称“新邑”,《多士》称“新 邑洛”。由于“新大邑”位于洛地,故以“洛邑”之称为较正式。待成 王更名洛邑为成周,二名犹并行不悖,同为后世所遵用。 以上根据先秦文献材料和西周金文资料对班固、郑玄所谓双 城说进行商榷,指出其有失偏颇,没有据以立论的价值。这一点,早 在 1937年童书业本吕祖谦说作《春秋王都辨疑》即有所辨析, 表现 出犀利的学术眼光。他说:“周初所谓新大邑实惟一无二”,“王城即 成周之内城, 成周乃东都之总名”� 。从表面是看,童氏好象是主张 一城说的,但就其实质论依然没有摆脱双城说束缚, 只不过将东西 并立的双城变为大小相包的双城,故可视为一种新双城说。此说也 不乏信从者, 如杨宽就说:“成周是东都的总称, 王城只是东都的宫 城,并非相距四十里的两个邑”� 。史为乐也认为“周公所营洛邑即 成周,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然而此说也有问题, 正如李学勤所 说:童书业“曾推想‘王城为成周内城’,经过长时间的实地发掘,现 已知道王城面积很大, 规制宏伟, 并不是‘内城’, 这一想法便不能 ·46· � � � � 《西周营建成周考辨》,《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及政治作用》, 《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4期。 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2 年。 《尚书·洛诰》。 成立了。”�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无论是旧双城说也 好,还是新双城说也好,都未真正弄清东都成周的地理位置及其名 称的变化, 以致出现种种误解, 使历史真相蒙上了一层又一层迷 障。此说来话长, 我将在后面分节展开论述。 二 东都成周的地理位置 关于周初营建东都成周(洛邑)的地理位置,最早是《尚书·洛 诰》提供了有关线索。其载周公曰: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 我乃卜涧水 东, 氵廛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氵廛水东,亦惟洛食。亻平来以图 及献卜。 这是说周公于其摄政七年三月乙卯这天早晨到达洛地, 随即开始 卜宅, 首先卜的是黄河北岸的黎水,大概没有得到吉兆, 于是卜涧 水、氵廛水之间而又靠近洛水的地方,兆顺食墨,得其吉兆。又卜氵廛 水东边的近洛处, 亦兆顺食墨,复得吉兆。嗣后谴使把城邑设计图 和卜兆送给远在镐京的成王,以为审查备案。从这段记载来看,周 公选择了三处地方予以卜宅,其中两处是吉地,那么,这两处吉地 是否都建有城市呢? 文中并未交待。郑玄无视这个事实, 便匆忙地 下了肯定的结论。他说:“我以乙卯至于洛邑之众,观召公所卜之 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氵廛水东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阳县 是也。召公所卜处名曰王城,今河南县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 于纣都,为其怀土重迁。故先卜近已悦之。”� 在这里,郑玄把召公 所卜与周公所营分为二地, 还有点含糊其辞,但前引《王城谱》则表 ·47· � � 《诗·王城谱》疏引。 《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 ,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第 19 页。 述得相当明确。观其依据明显是曲解《洛诰》书序, 以“召公既相 宅”为一事,以“周公往营成周”为另一事,然后再附会《洛诰》经文, 来建立他的双城说。这似乎是郑玄比班固更高明的地方, 好像言之 有据,可是把郑玄的说法与《召诰》一对照, 两相抵牾再也明显不过 了。《召诰》云: 惟二月既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 惟丙午月出。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 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氵内。越五日甲寅, 位成。若翼日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 殷丕作。 此言“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与《洛诰》周公称“予乃胤保大相东土” 正相印合,说明召公周公至洛相宅,只有时间上的先后, 没有地点 上的异同,否则不能说先后相继。召公先行至洛,卜宅攻位,周公后 至,卜宅亦吉,便通观新邑规划, 再举行郊祭社祭,最后命令前来服 役的众殷民, 开始大规模的兴作。足见周召二公同在一地卜宅,又 同在一地指挥殷民筑城,经有明文,岂可曲解? 这一点司马迁就看 得比较清楚, 他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 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 即以书序论,“召公既相宅,周公 往营成周”,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不过称洛邑为成周而已,而这个 称呼正如前文所说是一地之异名,并没有什么不妥。郑玄曲解书序 以附会经文, 认为周初洛地建有两城,明显是靠不住的。有的学者 不加详察,即奉郑说为圭臬, 认为“成周与王城实为二地”, “应是 ·48· � 《史记·周本纪》。 《洛诰》的真实记载”� ,无疑是上了郑玄的当,结论并不真实。 既然召公所卜与周公所营为一城即洛邑成周,那么这个城在 什么地方呢?《洛诰》不曾言明,《召诰》也只说了一句:“太保乃以庶 殷攻位于洛氵内 。”《说文》:“氵内, 水相入也”, “洛氵内”则为洛水入河 处,地在今河南巩县以东。此地向无营洛之说,故可排除。《小尔雅 ·广器》:“水之北谓之氵内”, 据此“洛氵内”当为洛水之北。在洛水之北 考虑洛邑成周的位置, 当然只能在周公所卜涧氵廛之间和氵廛水之东 两地抉择。《召诰》、《洛诰》本身没有得供答案,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 法只有从西周东都的沿革关系入手。众所周知, 周初所营东都在平 王东迁后成了东周的都城, 名曰王城, 如果找到了东周王城的城 址,西周东都成周的位置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了。所幸考古工作者以 《国语·周语》所载“谷(涧)洛斗,将毁王宫”为线索, 终于在五十年 代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为我们确定东都成周的地理位置提供了 依据。 《考古学报》1959年第 2期发表了《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 告》,披露东周王城城址位于涧水东岸,其北城垣保存完整,全长为 2890米,走向是北偏东 78°30′,北面有一条与之平行的东西向护 城河遗迹。西城垣迂回曲折,北端与北城垣西端相接,向南进入东 干沟一带,走向为北偏西 14°。沿着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处跨过涧 河向西,在七里河村北转南。靠近南段,城墙不做直线,向外稍有弧 度,在兴隆村的西北向东直拐,形成城址的西南角。南城垣从西南 城角向东,由兴隆村北跨涧河至瞿家屯东小路中止, 其走向为北 偏东 89°。与此相距不远处另发现一段往北稍拐的城墙, 长度不过 30米。再往东因地势低下, 城墙东段已湮没不见,因而其东南角没 有寻到。东城垣自北城垣转弯处直向南行,残存约一千米,走向为 南偏东 5°30′。这就是东周王城城址的大致轮廓。据发掘者推测,城 ·49· � 陈昌远《有关周公营雒邑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 从战国时代以至于秦汉之际均曾迭加 修补,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当是大城圈 里的小城圈(汉河南县城)。这与文献所载王城的兴废情况是相吻 合的。 这个东周王城城址与西周时期的成周城是什么关系? 是否就 是同一座城? 发掘者未做进一步推测。曲英杰经过研究认为,“此 地在西周时期只存有一座成周城”,“此一座城址即为周初所营筑 的成周城”� 。我以为这个意见值得重视。从地层关系上来说, 北城 垣和西城垣部分夯土下既压有晚殷的灰坑,则其最初的修筑年代 有可能早至周初。再从王城城址的面积来看,也与文献记载周初成 周城的规模基本相合。《逸周说·作雒》说成周“立城方千七百(当 以《艺文类聚》等引作六百为是)二十丈”, 又《考工记·匠人》云: “匠人营国,方九里”。清人焦循据此进行推算: “方九里, 以开方计 之,径九里,围三十六里,积八十一里也。”“今案《周书·作雒》篇云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步得三丈, 每百八十 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 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天子 之城九里者是也。”� 现在我们不妨据此再来一次折算,以便与王 城城址实际面积相比较。由于西周尺迄未发现, 我们可以暂时使用 吴大 根据“璧羡度尺”测出的周尺长度, 即一周尺为 0. 1977 米� 。准此,径九里亦即一千六百二十丈则可折合为约 3202米,此 与王城西城垣北段至南城垣东端北折处作直线计长约 3300米出 入不大, 比北城垣长约 2890 米要多 300余米。“方九里”于今约 10. 25平方公里, 比王城城址按长方形计算约 9. 53 平方公里略 大,但两者毕竟比较接近。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很可能东周王城城 址就是西周东都洛邑成周的所在地。这样说也许考古学上的证据 ·50· � � �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 42 页,商务印书馆, 1957 年。 《群经宫室图》卷一。 《周都成周考》, 《史学集刊》1990 年第 1 期。 单薄了些,但退一步讲, 即便不是如此, 西周东都洛邑成周也不会 与东周王城城址相距太远。《水经注》谷水条云:“谷(涧)水又经王 城西北,所谓成周矣。”《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条云:“河南, 周公 所城洛邑也, 春秋时谓之王城。”这一沿革关系是清楚的, 即便班 固、郑玄的双城说也有此合理内核。近年来,洛阳博物馆在洛阳东 火车站北边的台地上, 发现并试掘了西周前期的铸铜器作坊遗址, 遗址北边是庞家沟西周墓地,从出土青铜器可以看到“康伯”、“毛 伯”、“太保”等字样� 。上述这些重要发现, 无一不在氵廛河西岸。因 此,判断西周东都成周位于洛北的涧东氵廛西一带应该是不成问题 的。 现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是: 氵廛水以东既为周公所卜吉地,若不建 城,又用来做什么呢? 我认为周初洛地虽只建有一座成周城, 但它 的郊区范围却是很大的。这就是《作雒》篇说的“郛方七十里”。《说 文》: “郛,郭也”,此“郛”似不当理解为城郭之郭,因为当时营城并 非一定要有内外城这样的建制,洛邑成周更不可能建成滨河跨氵廛 郭方七十里的大城。所谓方七十里实指其郊。书序: “周公既没,命 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史记·周本纪》:“康王命作策毕 公分居里成周郊, 作《毕命》”,均可为证。又《左传》隐公三年载:周 郑交质,关系并未改善,“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 又取成周 之禾。周郑交恶。”这里的成周亦当指其郊区,否则郑师去成周城内 取禾便成为不可思议的事了。周公营洛以迁殷民,可能只有部分殷 遗贵族被迁往城内,其余大部分殷遗民当集中安置在成周郊区,后 来的汉魏洛阳故城一带应是殷遗民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此地营 洛前已有殷民居住,即三监之乱后,周公“俘殷献民, 迁于九毕”。孔 晁以为“九毕,成周之地, 近王化也”� ,只说到九毕在成周范围之 内。据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考辨说:“《书》、《传》皆言毕,无 ·51· � � 《逸周书·作雒》注。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277页, 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言九毕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据孔注以为成周之地近王化, 则作九里者是也。盖里、毕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于毕而误。”王念 孙认为《作雒》篇的九毕,应是成周的九里, 此说可从。《东观汉纪· 鲍永传》:“赐洛阳上商里宅”。《后汉书·鲍永传》作“赐永洛阳商里 宅”,李注引《洛阳记》云: “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人所居, 故曰 ‘上商里宅’也。”可见九里确是殷遗民居住的地方。在今洛阳东郊 塔湾曾发现一座西周墓,墓中出土的几件青铜器是均有 族的族 徽符号� ,此种族徽符号在安阳殷墟的商墓中也有发现,表明这是 商族的一个分支。此墓之主人当是由殷都迁往成周东郊的殷遗民。 《多士》记周公对所迁殷遗民说: “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 干有年于兹洛。”说明洛邑城郊也建有居邑以供安置殷遗民之用, 但 没有必要修筑城墙来加强殷遗民的自我防御能力, 这与营洛迁 殷的意图是相违背的。周公卜宅以氵廛水以东为吉地, 大概只是安抚 殷遗的一种策略吧。洛邑东郊有大量殷遗民居住,后来也逐渐发展 为城市,但当时并未筑城应是可以肯定的。考古工作者曾对洛阳东 郊的汉魏洛阳故城做过较为详细的勘测,并未发现西周城址, 与此 不无关系。要之, 周初营建东都洛邑,只有一座位于涧东氵廛西的成 周城,双城说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三 成周一名的历史演变 平王东迁,镐京败弃,原来仅为东都的成周城便真正成了平王 以下十二王定鼎治周的都城。在这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 东周都城 除继续使用成周(洛邑)这一名称外, 又有王城一名的出现,二者均 指一地,兼用无别。 王城在《春秋》经中仅有一见, 即昭公二十二年载: “秋,刘子、 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注: “王城, 郏辱阝, 今河南县”, 是正确的。 ·52· � 傅永魁《洛阳东郊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 4 期。 《左传》中王城一名的出现比《春秋》为早, 首见于庄公二十一年: “夏, 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囗幸 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 五大夫。”杜预于此王城无说,想必与经注无异, 故略去。此后,《左 传》僖公十一年、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定 公七年相继出现了有关王城的记载, 均指春秋王都无疑,此于《左 传》本身即有内证, 如僖公十一年载: “夏, 杨拒、泉皋、伊雒之戎同 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 侯平戎于王。”据此,周之京师,是为王城,确凿可信。至若春秋时, 成周何以又有王城之称呢? 这恐怕与当时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有 关。东迁以后,天子式微了,但还可以作为诸侯争霸竞相利用的一 面旗帜, 会盟谓之“尊王”, 周都名之“王城”, 无非是借助这面旗帜 以壮争霸的雄风罢了。 王城之称是兴,成周一名未废。在周敬王“城成周”(汉魏洛阳 故址)之前,《春秋》、《左传》中的成周与王城一样,都是春秋王都的 名称。这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 可惜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学者误 解,殊为憾事。下面即就经传有关成周的材料予以辨析。 《左传》隐公三年: “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这是成周一 名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杜注:“成周,洛阳县”,是不正确的,观 后面几条材料即知。 《左传》庄公二十年:“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 取其宝 器而还。“又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王圭 于河。”此成周城良多宝器,又是王室诸子歌舞不息, 争权夺位之 地,必是王都所在。《战国策·东周》: “西周(按指王城) ,故天之国, 多名器重宝。”可见成周若非天子之都王城,名器重宝从何而来? 《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灾。”同年《左传》云:“夏,成 周宣榭火。”此言成周有宣榭,也是考订成周究为何指的一条重要 线索。室榭一名在青铜铭文中今有两见: 惟二年正月初吉, 王在周邵宫。丁亥王各(格)于宣射 ·53· (榭) ,毛白(伯)内(入)门立中廷,右祝 , 王乎(呼) 内史册命 (《 簋》)。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白乍宝盘。不显子 白,壮武于戎工(功) ,经维四方, 搏伐犭严狁于洛之阳, 折首 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子白, 献首或于王。王孔加 (嘉)子白义。王各(格)周庙宣 ,爰飨(《虢季子白盘》)。 二器均西周晚期物,其载天子曾在宣榭册命班赏。宣榭是为周庙, 在周邵宫。据《颂鼎》, “王才(在)周康邵宫”,知邵宫与康宫一样同 在成周。则上二器所言“周”即指成周洛邑, 故有王室宗庙以供天子 锡命大臣。那么, 《春秋》、《左传》所言“成周宣榭”应与彝铭中的宣 榭一样,亦应是王都所在地。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 “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同年《左传》 云:“(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十二月癸 未,王入于庄宫。”此言成周有庄宫,而庄宫又在王城,《左传》昭公 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寻罗纳诸庄 宫”;又定公七年: “王入于王城, 馆于公族党氏, 而后朝于庄宫”,均 可为证。是知成周与王城并无区别,都是春秋王都的名称。最明显 的例证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王子带之乱, 曰“晋侯辞师而下, 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 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已, 王入于王 城。”而《国语·晋语四》同记此事则曰“左师逆王于郑, 王入于成 周。遂定于郏(王城)。”凡此说明在周敬王未曾徙都之前, 成周与王 城实一非二, 可以互代春秋王都之名。 成周一名内涵发生变化,以《春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记 “城成周”一事为分水岭。前此成周与王城可以互代合一, 兼用无 别,之后则析分为二,判然两地。此一变化,《左传》言之甚明, 不好 否定。昭公三十二年载: 秋, 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天子曰: ·54· “……昔成王合诸侯, 城成周,以为东都, 崇文德焉。 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戍人无勤, 诸侯用 宁,蝥贼远屏,晋之力也。……”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 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 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 已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 度厚薄,仞沟洫,物 土方,议远迩,量事期, 计徒庸,虑材用,书饣侯粮, 以令役于 诸侯。 又定公元年: 春, 王正月辛已, 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狄泉, 将以城 成周。……三月, 归诸京师,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从这两段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其一, 敬王“城成 周”的目的与前此襄公二十四年“齐人城郏(王城)”不同, 是要象成 王一样营建新邑成周以为东都。若这个成周还是王城,所谓东都则 无所对举,当不会与废弃已久的镐京相对为言。其二,在“城成周” 之前,敬王避王子朝之乱居于狄泉,晋从王命合诸侯之大夫商议筑 城计划亦在狄泉,此成周逼近狄泉不在汉魏洛阳故址是说不过去 的。《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杜注:“狄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 也, 时在城外。”正义引《土地名》云: “定元年城成周, 乃绕入城内 也。”今汉魏洛阳故城西墙外犹有翟泉镇,亦可相辅为证。其三,成 周未能营筑之前,恐怕并无象样的城垣,故有诸侯戍周, 护卫京师 之劳。这次筑城时间虽只三旬,但计划周密,施工规模很大,决不是 对原有城防的简单修复。《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徐彦疏云: “言城, 明其功重, 与始作城无异。”可谓道出了问题的真谛。由此看 来,成王与敬王虽然同有“城成周”之举,但成周所在的地理位置却 是各不相同的,前者位于汉代河南故址,后者位于汉代洛阳故址, ·55· 敬王“徼福假灵于成王”,复营东都成周,其实是玩了一个同名异实 的政治魔术, 确实欺骗了不少的人。敬王所城成周, 原为周初成周 东郊殷遗民的聚居地, 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与殷周民族的同化,这 里大概也成了相当繁华的城市, 只是没有象样的城垣,似乎无以名 城。现在,经过这一番大规模的筑城工程, 这里便成为名副其实的 都邑,可与四十里外的王城遥相抗衡了。 成周筑城峻工以后,敬王必当徙都于此,否则“城成周”便失去 应有的意义。《左传》不曾明言敬王徙都一事,相关的材料还是可以 说明这个问题的。《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五引《世本》云: 平王即位,徙居洛。敬王东居成周。赧王又徙居西周。 又《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杜注云: 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 周狭小, 故请城之。 这些记载应该是符合事实的。至于其后《左传》定公七年载“王入于 王城”,不见复还,亦不足怪,因为成周筑城,只把原来可能是行宫 的狄泉围进了城内作为王宫, 却并未另建周庙。敬王因事前往行 祭,祭毕必然复归成周,决不能据此否定敬王徙都成周一事。这有 如《洛诰》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亦未言及成王何时返回镐 京,却没有人怀疑镐京为西周都城一样。实际上,敬王徙都成周还 有不少旁证,第一, 《史记·周本纪》云:“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 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 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 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若无敬王徙都成周,考王怎 么可能把都城所在的王城封给弟揭, 号为西周惠公呢?第二,《战国 策·东周》云:“西周(王城)故天子之国也。”既称故天子之国, 说明 当时王都已不在此,而是东徙成周了。第三,《周本纪》又云:“王赧 ·56· 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若周赧王不居成周, 亦不可能居东 周巩城, 徙都西周(王城)便成无根之谈。童书业作《春秋王都辨 疑》极力否定敬王迁都一事,曲英杰亦同此说,认为“整个周代作为 王都者一直是只有一座城, 即成周城”� ,都是有失偏颇的。 讨论至此,问题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周初营建东都,始称洛邑, 复称成周。地在洛北涧东氵廛西一带,亦即春秋时王城所在地。平王 东迁,成周渐有王城之称,然二者兼用无别,长达二百多年。及至敬 王“城成周”, 成周一名的内涵遂发生变化,开始与王城析分为二, 王城所指未变,后称河南,成周则专属东城,后称洛阳。后世学者失 察于此,制造了许多人为的混乱。或以后日方前, 谓周初洛地一开始 就建有双城; 或以静观动,谓周代自始至终只有一座成周城。这些 看法都与历史事实不符,故有加以厘清的必要。 四 营建成周的历史作用 周初营建东都成周,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作为近制殷遗远 治四方的东方政治中心,不仅有利于西周统一局面的形成与巩固, 而且促进了西周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一点,必须给予足够的 估计。 营建洛邑本是武王在世时的战略计划。《逸周书·度邑》记武 王说:“雒氵内居易勿固, 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土,我北望过于 岳鄙, 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这里指出了洛氵内 至伊 氵内一带具有河山拱戴的地理形势,是适宜建都的好地方。后 来周公正式营建洛邑, 在建都的具体位置是上有所调整, 略微向西 移至洛北涧东氵廛西的一带,犹为形胜之地。东汉张衡《东京赋》有 云: 或先王之经邑也, 掩观九阝奥 ,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 ·57· � 《周都成周考》, 《史学集刊》1990 年第 1 期。 缩不盈, 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曲审面势, 氵斥 洛背河, 左伊右氵廛,西阻九阿, 东门于旋, 盟津达其后,太 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轩辕,大室作镇, 揭以 熊耳,底柱辍流, 钅覃以大山丕 。 这种群山环抱,诸水汇流,关碍屏蔽, 交通四达的地理形势,使洛邑 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加之又位于天下之中,是西部山地 与东部平原的连接点,确实具有可以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特殊地 位。武王要“宅兹中国,自之×民”,决不是偶然的。 成周建成以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 形成周王朝君临天 下的腹心地带。《作雒》篇说成周“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方千 里”。《汉书·地理志》也说:“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 短长相覆为千里”。在这千里邦畿之内,周初又委以重臣采取“分陕 (郏)而治”的办法。《史记·燕召公世家》云:“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周虽是与宗周并立的新都, 但在具体的政 治作用上,却比宗周重要得多。洛邑建成伊始,即有“周工(官)往新 邑”, 供职于东都的中央政权机构。待改元大典结束,成王返回宗 周。犹让肱股大臣周公留守洛邑,“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 为四辅”� ,主持东都政务。到了成王改元五年,又迁居成周,与周 公一道坐镇中原, 继续拓展东进事业。后来周公年老致仕,其子明 保又接替他的职务,管理“卿事僚”,以处理“三事四方”的政务。整 个西周一代, 周天子频频活动于此,足见成周政治地位的重要,不 曾稍降。这对于加强西周时期全国的统一, 乃至于东周迁都以系江 山暂为不坠, 无疑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东都洛邑的营建,从最初的政治目的来说是为了大举西迁殷 遗民, 武王克殷, 营洛迁殷的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只好对殷遗民 采取就地监督的措施。随后三监之乱的发生,则宣告了这一措施的 彻底失败。周公经过艰苦的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 深感营洛迁殷 ·58· � 《尚书·洛诰》。 是刻不容缓了,所以当洛邑一建成,周公即于次年及时实施迁殷遗 民的计划,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 作《多 士》。”即言此事。所迁殷遗谓之顽民,表明这部分人在政治上与周 人处于相当敌对的状态。为了分化瓦解这部分敌对势力, 周公真是 煞费苦心,极有分寸地实行了安抚怀柔的政策。周公在《多士》中 说:“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 时惟天 命,无违”。“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 ⋯⋯尔乃尚有尔土, 尔乃尚干宁止。”可见殷遗族众被迁至成周东 郊,还可以享有田宅,定居从业, 职事于周。至于殷遗上层贵族,仍 可以分享一定的政治权利,即“迪简在王庭, 有服在大僚”。如《士 上禾皿》中的士上、史黄, 《令彝》中的矢令, 都是被遴选到成周中央 机构中担任作册职务的殷遗贵族。这些措施对于安定殷遗的反侧 势力,尤其是利用殷人的先进文化以发展新的周文化,都是具有积 极作用的。有了东都成周的建成,不仅迁居洛邑的大批殷遗被有效 地监控起来, 而且使卫、鲁、宋等国被分割迁徙的殷遗民, 也莫不感 受到来自成周的一种巨大的威慑力而诚顺于周。可以说, 殷遗民问 题的妥善解决,才真正使周人的江山基本稳定下来。 殷遗大批西迁成周, 另一间接的结果是周朝的统治力量得以 加强,有利于周人进一步拓展疆土,巩固统一。这方面最突出的表 现是,成周八师借助殷遗充实兵员,可以达到以殷制夷之一箭双雕 的目的。周初拓疆于东夷、淮夷、荆楚,多有战事,而成周八师则是 每被调遣出征的重要武装力量。《小臣速簋》铭:“白懋父以殷八师 征东夷”。《禹鼎》铭:“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 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伐鄂 侯驭方⋯⋯’。”此西六师大概是以周族为骨干的宿卫军, 主要执行 镇守宗周的任务。殷八师既冠以殷号,殆为殷人组成部队,曾驻师 牧野,后移防成周,故又有成周八师之称。在成周八师之中,当有相 当数量的殷遗奉命服役。《师 鼎》铭:“唯三月丁卯, 师 众仆不从 王征于方。雷事(使)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 才(在) 。白懋父乃罚 古三百 , 今弗克厥罚。”白懋父是成王时的大将, 师 大约是征 ·59· 于方时白懋父麾下的将领。另有一鼎铭末称“用作文父日乙宝尊 彝”,并有“析子孙”形族徽, 此庙号与族徽均为殷器常见, 可以证明 师 必为殷遗, 师 众仆规避出征任务, 因而受到处罚, 此“众仆” 应是师 所属殷遗族众。又《中方鼎》铭:“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此“中”为族名, 屡见于殷墟青铜器,盖中氏家族有分支西迁成周, 故后裔有出任昭王南征之将领者。周人骁勇善战,锐意进取, 可惜 生齿不繁,族嗣不众,若无殷遗补充兵员,实难打开东进、南征的局 面。而殷人加入周族的部队对夷戎部族作战,对周殷两族减少摩擦 促进交融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南而加速了华夏国家形成的步 伐。 周朝以成周八师不断进行军事征服,拓展疆土, 封藩建国,逐 渐建立起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强大国家。成周也因此成为殷见四 方诸侯的主要地点。自从洛邑建成, 成王“肇称殷礼”以后,这种政 治活动便在成周延续下来 , 《士上禾皿》所说“殷于成周”,《小臣传 卣》所云“殷成周年”即此例证。这种殷礼就是集合四方诸侯以及群 臣百官大会见并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礼仪。它对群臣具有督促考 核的作用,对诸侯则是检查其是否尽忠述职的重要手段。《洛诰》记 周公对成王说:“女(汝)其敬百辟享, 亦识其不享。享多仪不及物, 惟曰不享。”这是说周王通过认真考查四方诸侯前来献祭的礼仪, 察看他们对周王室效忠臣服的程度, 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楚国 “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受到昭王的征伐,大概就是对“惟曰不享” 的对策之一。这也是成周是作为统治天下的枢纽,所起维护统一作 用的又一体现。 洛邑成为政治和军事重镇以后,也渐次形成了自身独立的经 济体系。洛邑城郊有大量的田宅授予殷遗民,他们则必须为王室助 耕“藉田”,以提供力役地租。藉田上的粮食收入成为周王室的一大 经济来源。同时,成周的王室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伊簋》铭云: “惟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周康宫,王各(格)穆大室, 即立 (位)。⋯⋯ 季内(入)右伊,立中迁,北卿(向)。王乎(呼)命尹封 命伊 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此“周”有康宫,知为成周, 伊所管辖 ·60· 于方时白懋父麾下的将领。另有一鼎铭末称“用作文父日乙宝尊 彝”,并有“析子孙”形族徽, 此庙号与族徽均为殷器常见, 可以证明 师 必为殷遗, 师 众仆规避出征任务, 因而受到处罚, 此“众仆” 应是师 所属殷遗族众。又《中方鼎》铭:“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此“中”为族名, 屡见于殷墟青铜器,盖中氏家族有分支西迁成周, 故后裔有出任昭王南征之将领者。周人骁勇善战,锐意进取, 可惜 生齿不繁,族嗣不众,若无殷遗补充兵员,实难打开东进、南征的局 面。而殷人加入周族的部队对夷戎部族作战,对周殷两族减少摩擦 促进交融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南而加速了华夏国家形成的步 伐。 周朝以成周八师不断进行军事征服,拓展疆土, 封藩建国,逐 渐建立起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强大国家。成周也因此成为殷见四 方诸侯的主要地点。自从洛邑建成, 成王“肇称殷礼”以后,这种政 治活动便在成周延续下来 , 《士上禾皿》所说“殷于成周”,《小臣传 卣》所云“殷成周年”即此例证。这种殷礼就是集合四方诸侯以及群 臣百官大会见并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礼仪。它对群臣具有督促考 核的作用,对诸侯则是检查其是否尽忠述职的重要手段。《洛诰》记 周公对成王说:“女(汝)其敬百辟享, 亦识其不享。享多仪不及物, 惟曰不享。”这是说周王通过认真考查四方诸侯前来献祭的礼仪, 察看他们对周王室效忠臣服的程度, 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楚国 “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受到昭王的征伐,大概就是对“惟曰不享” 的对策之一。这也是成周是作为统治天下的枢纽,所起维护统一作 用的又一体现。 洛邑成为政治和军事重镇以后,也渐次形成了自身独立的经 济体系。洛邑城郊有大量的田宅授予殷遗民,他们则必须为王室助 耕“藉田”,以提供力役地租。藉田上的粮食收入成为周王室的一大 经济来源。同时,成周的王室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伊簋》铭云: “惟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周康宫,王各(格)穆大室, 即立 (位)。⋯⋯ 季内(入)右伊,立中迁,北卿(向)。王乎(呼)命尹封 命伊 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此“周”有康宫,知为成周, 伊所管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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