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成书年代综述

《周礼》成书年代综述《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又位列“三礼”之首，历来为各代学者所重视，但同时又是一部争议很大的书。两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所得其书，后献之于汉王朝，随后收入秘府，世人基本没有见到，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著之于《别录》、《七略》，王莽时《周礼》立学官，王莽政权覆灭后，《周礼》博士被废，东汉时，由于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般大儒的提倡，《周礼》大行于世，特别是郑玄为“三礼”做注，并将《周礼》置于“三礼”之首，《周礼》的地位大为提高，此后研究《周礼》者，代有其人，可是此书的问题和纷争也很多，尤其是《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自汉代以来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各代学者对此问题都有论述，本文试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整理。一、周公作周礼说古文经学家大抵以为《周礼》一书为周公所作。这一说法始于刘歆。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周礼》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刘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是刘歆以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即周公致周所建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4225781577_3之实录。郑玄也持周公作《周礼》这一观点，郑玄在《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下注曰：“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周礼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隋书•经籍志》亦曰：“《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朱熹也坚持：《周礼》是周公遗典也。王安石对《周礼》也十分推崇，相信《周礼》为周公致太平者，王安石在其《周礼义序》中曰：“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管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中国封建时代的学者大多信用此说。清人孙诒让著《周礼正义》，在郑玄之说的基础上，考证周公摄政的年代与颁行《周礼》的时间，其结论为：“周公作《周礼》虽在居摄六年，其颁行则在致政时（案谓居摄七年，《周礼》‘惟王建国’下贾《疏》引《书传》云：‘七年致政成王’。）二、刘歆伪造说《周礼》一开始就遭到与刘歆同时的今文经学家的竭力反对，故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说：“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由此可想当时反对之激烈。到了东汉，与郑玄同时，林孝存、何休等竭力否定其书为周公之书，《序周礼废兴》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符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其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最早提出《周礼》为刘歆伪造说的是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子。朱熹说：“《周礼》，胡氏父子以为是王莽令刘歆撰。”胡宏认为，《周礼》是刘歆附会而成，误舛至极，是书颠倒人伦，颠倒鬼神，不可以为经，不可以于《易》、《诗》、《书》等经典相提并论。《皇天大纪论•极论周礼》中胡宏说：“夫歆不知天下有三纲，以亲则背父，以亲则背君，与周公所学正相反者也。其所列序之收，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王安石乃确信乱臣贼子伪妄之书，而废大圣垂死笔削之经，弃恭俭而崇汰侈，舍仁义而营货财。不数十年，金人内侵，首足易位，涂炭天下，未知终始。原祸乱之本，乃在于是。”另外司马光、苏辙、晁以道、洪迈、包恢等也确信《周礼》是刘歆伪造之作。洪迈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乎。”包恢是宋代刘歆伪造说的代表人物。包恢曾撰有《六官疑辨》一书，是该说的代表性著作，但是该书已经失传。但从有关材料中，我们仍可以略知一二。朱彝尊《经义考》引刘克庄曰：“宏斋包公（恢）著《六官疑辨》。盖先儒疑是书者非一人，至宏斋始确然以为国师之书。”又引吴澄曰：“毁《周礼》非圣经，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乡宏斋包恢之甚，毫分缕析，逐节诋排，如法吏定罪，卒难解释，观者必为所惑。近年科举不用《周礼》，亦由包说惑之也。”然后历代都有持《周礼》为刘歆伪造之者。清人姚际恒著有《周礼通论》十卷，其书虽已失传，但他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说：“《周礼》出西汉之末。予别有《通论》十卷，兹不更详。”他这里说的“西汉之末”，实指刘歆之时。方苞在《周官辨伪》中明确指出《周礼》一书为刘歆伪造，“是书就《周礼》中可疑者摘出数条，断以己说，分《别伪》、《辨惑》二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而具有代表性的为廖平《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廖平说：“此书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糅合而成者，非古书也。何以言之？此书如果古书，必系成典实，见行事者；即使为一人拟作私书，亦必首尾相贯，实能举行。今其书所言制度，惟其本之《王制》今礼者，尚有片段；至其专条，如封国、爵禄、职官之类，皆不完具，不能举行，又无不自相矛盾。且今学明说见之载籍者，每条无虑数千百见；至《周礼》专条则绝无一证佐。”他还说：“考刘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说，晚乃立异。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传》，乃知《周礼》之出在王莽居摄之后。……使《周礼》早出，抑刘歆早改《周礼》，则当时必本之为说，何以全无引用？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是时《周礼》始出，中多迎合莽意而作。”康有为当是刘歆伪造说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撰有《周官证伪》一书，又在他的《新学伪经考》中力辨《周礼》为刘歆伪作。康有为说：“《周官》六篇，自西汉前未见之，《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无之；其说与《公》、《榖》、《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也。”徐复观先生在其《<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在宋人提出的刘歆伪造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周官》是“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的看法，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用官制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之书”。徐先生从思想线索和文献线索两个方面做了考证。徐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用官制表达政治思想，是政治思想史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式。但这种思想出现较晚，“以官制表达政治思想，是战国中期前后才逐渐发展出来的”。这种思想形式从《荀子》的《王制》、《管子》的《立政》等篇开始，在汉代还在继续发展，如《淮南子》、《春秋繁露》以及《礼记》，但是从这些材料来看，“官制的数字、名称及与天道配合的方式，可以说是参差错杂，虽有发展的线索可寻，但无划一直规模可准。这正是此种思想线索，在摸索中前进的应有现象。此种摸索的结果，便是《周官》的出现。《周官》可以说是集这一方面思想的大成，规模既甚宏，条理亦教密。”另外徐先生指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所说的《周官》和《史记•封禅书》中所引的《周官》，其实指的都是已经亡佚的《尚书》中的《周官》篇，和今本《周官》不是一本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家首《礼》古经五十六卷，其次为《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又其次为《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既然称《周官》为“经”，则不应著录于《礼》古经的传记之后。由此可以推荐，这是在改名《周礼》之前所补录。最后，根据王莽“发得《周礼》”一语，从文献上考证了《周礼》与王莽的关系。王莽、刘歆伪造《周礼》，虽然他们托之于周公，但是在很多不经意处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如“《周官》在文字结构中所反应出的时代背景”一节，徐先生特别指出，在《周官》的夏官大司马的分职上，典型地体现出歆莽时代的特征。西汉自霍光专政以后，大司马便成为实质的宰相，而宰相则徒有虚名。王莽以大司马秉政，因此王莽刘歆巧妙的在《周礼》中把拥有最高权力的王架空，使王成为虚位，而完全由大司马控制。《周礼》中王与大司马的关系，反应的就是现实的政治关系。三、调停周公作《周礼》说与刘歆伪造《周礼》说周公作《周礼》说与刘歆伪造《周礼》说争论不休，各有各的原因，同时也有主张调停之说：或以为周公作《周礼》而未实行，或以为周公作而间有后儒之增窜。张载《语录》说：“《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类，必非周公之意。”程颐说：“《周礼》不全是周公之旧注，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添入者。”朱熹亦曰：“《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确实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又曰：“恐是当时作成此书，见设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时院不曾用。”这种调停说以纪昀最具代表性。他在《四库提要》之《周礼注疏》下说：“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世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验证，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陈克明在其所著《群经要义》一书中，亦坚持这种调停说，认为周公摄政六年制定了《周礼》，至七年还政成王后始颁行，其后经过多次修改，“已非周公原订面貌”，“《周礼》不是伪书，但非原著。”然而经过近现代许多学者的研究，周公作《周礼》说以及刘歆伪造说，大体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调停说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自然不可信。但是《周礼》究竟成书于何时，至今仍然没有定论，除以上说法外，还有几种说法。一、西周说蒙文通先生《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中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朱谦之先生在其《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中说：“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陈汉平在其所著《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一书中说：“笔者倾向于《周官》成书在西周之说。”日本学者林泰辅在《周公と其时代》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周礼》中所见天神、地示、人鬼以及伦理思想、政治制度等，认为此书作于西周厉王、宣王、幽王时代。二、春秋说刘起釪先生在其《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中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又在其《古史续辨》一书中有《周礼真伪之争及其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一篇，其结论说：“《周礼》成书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步只是一部分官职汇编，至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他依据的是自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四国的姬周系统的官制，初步还记录了一些官职的职掌。后来逐渐详细补充，写成了各官职的职文，除主要保存了春秋以上资料外，还录进了不少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到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少数汉代资料掺进去了，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周代的旧籍。”又金景芳先生在《经书浅谈•周礼》中说：“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细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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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张禹、包咸等从其说。明儒季本《读礼疑图》中也持此说。清儒崔述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然后，其举书中所论方里、建国大小、税制等，得出结论：“盖此书撰于战国之时。”毛奇龄在其《经问•周礼问》中说：“《周礼》为周末之书，不特非周公所作，即战国孔孟以前皆未曾有。……《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际、吕秦之前。”他依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窦献公鲜乐章和河间献王据《周官》撰《乐记》及林孝存言武帝评此书语，得出结论：“《周礼》一书出自战国。”《周礼》成书于战国说的代表作是郭沫若先生《周官质疑》。郭沫若先生考证《周礼》成书年代，除了运用传统的文献考证，另外结合金文，利用金文研究成果来判定《周礼》成书年代。郭先生从金文中选取卿事案、大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氏、善夫、小辅、鼓钟、又死等职官，并与《周礼》做了比较，结论是：这些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由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据此，郭沫若先生否定了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礼》出于周公的看法。郭沫若先生还指出，春秋末期以来有私人著述之事，此前的古书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周官》则有异于是。今考其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个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何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必，仅此以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在这指出《周礼》不可能出于春秋以前。郭沫若先生否定了《周礼》是西周时期的典籍，认为《周礼》成书的时代为战国后期。“《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其遗闻佚志，参以几见而成一家之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得传于世。知此，则其书自身之矛盾，及与旧说之龃龉，均可无庸置疑。”钱穆先生的《周官制作时代考》及《刘向歆父子年谱》提出《周礼》成书年代于战国。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以历史实证的方法，批判了今文经学家所谓的刘歆伪造诸经的观点。《周官制作时代考》以详细的考证，批驳了《周礼》为周公所作，或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具体来说，《周官》书出战国晚世，当在代价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之后，而或尚在吕不韦宾客著书之前。杨向奎先生《<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从整体上研究《周礼》的思想内容，然后由此判定《周礼》的成书年代。杨先生研究了《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与法律制度。学术思想（如历法、宗教、阴阳五行思想等），根据《周礼》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杨先生判定《周礼》“是战国中叶前后的作品，可能出于齐国。”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肯定了“周公制礼这件事”，而且还认为《周礼》出现于战国后期，与刘歆和王莽无关。顾先生把《周礼》放在先秦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讨论，文章从战国时代的统一希望及其实现帝制的准备工作开始，分析了孟子的周代“王政”说、荀子的“法后王”说及其论设官分职的大纲，并比较了《管子》书中的六官说和组织人民的思想与《周官》之间的关系，在亲统一以前，设计统一天下的制度已经准备了一百多年。《周官》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它和《管子》相似，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出于齐国或者别的国家的法家而托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另外，范文澜先生《经学讲演录》、齐思和先生《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钱玄先生《三礼通论•周礼论著时代》、杨天宇先生《略述<周礼>成书年代与真伪》中都持《周礼》成书于战国说。《周礼》成书于战国说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说法。四、周秦之际说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说：“这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魏了翁《鹤山文钞•师友雅言》疑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港台学者史景成先生《周礼成书年代考》一文认为，此书作于《吕氏春秋》之后，秦统一天下之前。金春峰先生著《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提出：《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金春峰先生将《周礼》中所记得各种制度，如授田制、军制、分封制、乡遂制、度量衡、货币制以及社会行政组织、商业、教育、祭祀、法律、风俗等，放在战国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发现把它们放在秦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之下是相符合的。金春峰先生将《周礼》与《吕氏春秋》进行了对比，《周官》的主要思想史儒法兼综，企图以儒家思想调和与修正法家的现实制度。《吕氏春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秦统一后，政治思想应以儒家为主。《周官》亦是如此，故其官职设置和制度设计的蓝图与指导思想，亦是为新的统一王朝服务的。因为反映相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故《周官》与《吕氏春秋》类似，有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有齐文化，如《管子》等的影响，并反映战国末期特别是秦的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风习，同时也继承了周文化的许多典礼、制度与风习。五、汉人所作说胡适在《论秦畤及周官书》中提到：因《周礼》屡屡有“祀五帝”之语，故说“其为汉人所作之书似可无疑”。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中说：“《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周礼》为汉人所作说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是彭林先生及其著作《周礼主题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彭林先生从研究《周礼》思想入手，系统地研究了《周礼》当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治民思想、治官思想、理财思想和《周礼》所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认为《周礼》主题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一体”。“多元”指它的思想构成具有复合性，《周礼》的主题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思想复合而成。“一体”是指《周礼》中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并非彼此独立、各成系统的三部分，而是彼此交融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五行思想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外在装潢，全书的主干是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是从属于礼制教化的手段，是儒家的补充。彭林先生从总体上把握《周礼》的主体思想和时代特征，然后由此推断它的成书时代。彭林先生认为《周礼》不可能成书于西周、春秋时代，因为《周礼》书中的阴阳五行、儒、法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不像初始阶段上的阴阳五行、儒、法思想。另一方面，《周礼》也不能成书于战国时期。因为从总的思想特征来看，《周礼》与战国时代的思想主流不相符合。彭林先生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汉初思想学术表现为兼收并蓄，融百家为一炉的时代特色。儒法结合，儒家与阴阳五行结合，是这个时代思想发展的必然。《周礼》的主题思想符合这样的时代思潮，因此，《周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在产生的。另一方面，《周礼》中没有到家思想，也少有谶纬、灾异之说，由此可以推断《周礼》成书下限，即道家思想尚未成为主流之前，也就是说，《周礼》成书年代的下限不得晚于文景之世。《周礼》成书年代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但又不能尽释读者之疑。持西周说者，就很难解释《周礼》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材料，所谓后世增入说，也只是推测，很难有切实的证据。持春秋、战国诸说者，又很难解释《周礼》中为什么没有铁器和牛耕这种只有西周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才有的情形。持汉人所作说者，则对于《周礼》中的畿服之制和王权分封制与大一统的汉代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且《周礼》所设计的职官系统与汉代的官制也根本不类，如果《周礼》是汉人以汉代的情况为背景来设计的建国计划，怎么可能搞出这样一套同现实制度如此大相径庭的东西来呢？且汉代天下统一，制度已定，哪里还需要什么人出来另外设计一套建国纲领或规划呢？总之，不论哪一说，都不是无懈可击，都可以指出许多疑点而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看来，要解决《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待学者们共同努力，继续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周礼成书年代综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系别：2010级专门史姓名：余建伟学号：Y101640334�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六册卷八十六《礼三•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86�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四《周礼义序》�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六册卷八十六《周礼•总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胡宏：《皇天大纪论•极论周礼》�洪迈：《容斋续笔•周礼非周公书》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方苞：《方望溪全集•周官辨伪》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廖平：《古学考》，北京：景山书社，1935�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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