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腿正义》读后感读《木腿正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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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由于老师的推举，其次是被这个书名所吸引，它不像其他法律著作的书名那样刻板严峻 。书名是取自十六世纪的公案小说《假马丹行传》（乐悉尔著），“木腿”指小说中的仆人公真马丹，“正义”则指小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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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法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这本书是以案例概括为名，实际内容是关于法律与文学，分上下两编，上编16篇争辩法律，下编15篇争辩语言文学、宗教神话等。书中从法与文化谈到神与文学，简约但不简洁，既透露着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又保持了法律理性的审慎。作者冯象先生早年为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后获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转而研习法律，获耶鲁法律博士。或许正是由于他丰富的学术背景和贯于中西的学问储备，才使得其能游仞于法律、文学、宗教之间，在学科的互见中取其优势。文中触及到很多有关西方特殊是美国的法律文化，以比照中国内地的法律，从而引发读者对内地法制化进程的诸多思考。以其中的两篇文章为例，在《木腿正义》这篇文章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其实法律有时存在很大的缺陷，法律的“跛足”现象时常发生。本文主要是通过叙述一个16世纪的冒名顶替案来探讨一个法理学问题，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间的冲突。其中提及“蟊贼再快，逃不脱跛足的惩处”，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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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正义的实现。由于将一条木腿作为假腿的真马丹最终揭穿了假马丹，但是这木腿的正义来的太偶然，太不行预料，太慢，假如没有它的到来，那么假马丹照旧能够连续哄骗下去，公正的审判不行能消灭。也就是说在程序审判中，一方面我们希求程序能够带来真善的正义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在程序审判过程中，某些必要的证据，譬如说跛足的正义---不充分的人证，物证，不能够满足追求正义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理智来把握---比如，法官的力量。简而言之，司法正义的实现单纯依靠程序或者没有程序都是不行行的，要在敬重程序的同时由理智把舵，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兼顾。在我国现实情形下，法官素养的普遍提高，才能真正实现实质正义。法官不仅要生疏程序，还要会用理智，才智办案。《秋菊的困惑和织女星的文明》一文源于张艺谋拍摄的《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宣扬陕北的风土人情，二是为了宣扬《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借这部片子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故事很简洁：秋菊的男人和村长吵架，骂了一句“断子绝孙”的话，由于村长只生了四个女儿，没儿子。村长大怒，踢了秋菊男人“要命的地方”。秋菊要村长认错，村长不愿，她就一级一级告状，讨她的“说法”。后来秋菊难产，村长领了人冒着大风雪，走了几十里山路把秋菊抬到了县医院，救了秋菊母子的命。没想到，正值秋菊感谢不尽，等着村长来吃儿子的满月酒的时候，上级查出了秋菊男人被村长打的伤处（但不在下身），派了一部警车把村长带走了。依据《治安管理惩罚条例》的规定，处以15天行政拘留的惩处。害得秋菊好不尴尬：她讨的是“说法”，政府却把人给抓了。文章提到苏力的一个观点：“任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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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实践的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也就是说中国法律过度强调与西方接轨，而没有重视中国国内的传统规范，人情事理，导致了秋菊的困惑---自己与村长已经事实上和解了，公安又为维法把村长抓走了，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同时作者引述学者苏力的话提问：国家制定、实施法律为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为什么反倒让秋菊输了理？以这样的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的”法治，能否在农村运行？其代价又是什么？问题提得尖锐，仅依靠加强农村的普法教育这样空泛的口号不免显得杯水车薪。法治的抱负，总是趋向于扮演“大写的真理”，主见普适的公民权利，为的是让秋菊们信任，在“理性化”的法律面前，非但有公平的身份，而且有公正的说法。面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中国需要怎样的一个法治环境呢？很明显，我们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治体系，历史阅历告知我们那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学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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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并依据具体国情进行转变，以适应我国状况。然而，经过这些年的进展，我们的成文法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法治却久久未能前进，这其中最大的缘由可能就是对“普适主义”的盲目认同与追求。何谓“普适主义”，就是说西方法治所宣扬的法律理念是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理念，这是正确的吗？我想秋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宽敞的乡村社会中，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适用，正如秋菊一样，她竭尽全力去讨说法，换来的却是包括他丈夫在内的全村人的冷眼相对，而最终的结果也并不是秋菊所想要的。这就消灭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即在农村社会，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法律的观念，缺乏法治的基础，还在依靠传统的业已形成的道德观念以及习惯法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因此，在推行法治进步的今日，我们确定不能盲目的大踏步前行而是要努力做到使现实中的法律成为我们需要的法律，与传统价值、风俗习惯相协调，并且要处理好法律的原则性与机敏性的关系，在肯定原则的指导下，使法律能够更机敏、更实际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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